—— by telegram 在无尽长河的尽头

现代国家的执政合法性构建基本上分为两个范式：民族叙事与帝国叙事。

民族叙事的意思是“只有本民族的统治者才可以合法统治本民族”，其中民族也可以置换成其他共同体比如宗教。，这种叙事强调历史和传统，多见于单一或者主体民族占压倒性多数的国家。按照民族叙事的逻辑，本民族内部的统治更迭是合法的，但外族统治，或是接受外族援助的统治则缺乏合法性。其优势在于可以确保主体民族的凝聚力，拉高革命阈值（大部分革命多少都会沾一些境外势力，在民族叙事下这是缺乏合法性的）。但对于少数民族的自治或是分离主义诉求则缺乏反对的充分理由。
而帝国叙事的核心在于“能让人民得到幸福生活的统治者就是合法的统治者”，这是大英帝国为了让自己对殖民地的统治合法性自洽而发明的，多见于民族复杂的国家。按照帝国叙事的逻辑，如果统治者不能带来幸福生活，那么民众就可以理直气壮把它赶下台换个人上。这种叙事的优点在于承平时期可以提供更好的内部稳定性，但革命阈值也更低。各个共产主义国家的革命叙事，也可以认为是一种变相的帝国叙事。

这种叙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在不同时期切换，但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例如苏联建立之初是帝国叙事，到二战时期为了提高凝聚力又换成民族叙事。但民族叙事又会带来少数民族的分离倾向，于是之后长期在两种叙事之间反复横跳，最终搞得两种叙事都说不圆而丧失了统治合法性。

中国也是一样，建国之初是”赶英超美“、”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帝国叙事，三面红旗破产导致帝国叙事无法自洽后，转换成以”美帝苏修亡我之心不死“为基调的变相民族叙事，甚至还混杂了前现代的神权叙事。之后林彪外逃和尼克松访华两个事件对这种变相的民族叙事产生了巨大冲击，令民间开始对共产党甚至毛本人的权威性产生了怀疑（虽然一般不敢说出口）。随着毛泽东死亡导致神权叙事的部分归零，这套统治叙事也就彻底崩盘了。1978年之后，共产党通过改革开放重拾帝国叙事，凭借90年代以来经济高增长的东风，让”党领导全国人民闷头搞钱“成了基本常识，也巩固了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用宣传口自己的说法，这叫”绩效合法性“。到了习近平时代，由于经济增长开始放慢，社会矛盾逐渐浮出水面，以及习的个人好恶，你共又重新转向基于“伟大复兴”之类宏大叙事和暴发户沙文主义的民族叙事。

但问题在于，中国的民族构建是个半成品，所谓的中华民族是个漏洞百出的概念，不足以完美支撑民族叙事。文革时期通过对毛泽东的现人神式崇拜，也就是神权叙事来弥补这部分的不足，但习近平显然拿不出这个克里斯马性，只能靠仇恨周的方式强行煽动凝聚力。而对民众来说，既然你都替我设定仇恨对象了，那你共的统治合法性就收束到了一个字”赢“。因此随着你共对外（特别是对美对台）忽软忽硬、干打雷不下雨的合订本越来越多，2020年从谷爱凌的国籍，到佩洛西事件，再到年末的摆烂式放开，赢不起来的半吊子民族叙事越来越站不住脚。

帝国叙事需要繁荣，民族叙事需要胜利，神权叙事需要克里斯马。当三者都拿不出来的时候，这个政权的统治基础就只剩下”不怕，有兵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