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徐鲁青
编辑 | 黄月
填鸭式教学、高度一体化竞争、过度规训……这些问题在上世纪70年代经济繁荣时期的日本社会都并不鲜见。
从1975年起，日本调查记者斋藤茂男与同事奔走在教育一线采访，并将采访报告汇集成98篇稿件，以“何谓教育”为题连载发布。彼时，日本学校正沦为以分数取人的“学历发行所”，“内卷”而残酷的学业竞赛折磨着学生与家长，拒绝上学成为社会问题，青少年自杀率逐年攀升。
记录下日本教育现场图景的斋藤茂男感叹道，从明治时期以来，日本社会一直将竞争看作理所当然，而今应为这样一个时代画上句号，并从根源上改变它——“将其转换为一个每个人都能像人一样生存下去的时代。”而对于这样一种蜕变，教育将是决定前路的一把极其重要的钥匙。
从明治时期以来，日本社会一直将竞争看作理所当然，而今应为这样一个时代画上句号
教育应当发挥何种作用？我们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从斋藤茂男描绘的近半个世纪前的日本教育图景中，我们或许能从中找到些许参考。
01 青少年自杀的背后——单一绩优标准与低容错空间
1975年，高速发展的日本势头正猛，经济泡沫尚未露出先兆。记者斋藤注意到，学生自杀的新闻越来越频繁地见诸报端，他考察了一至三月发生的学生自杀案，发现大部分与学习有关。原因包括“不去上学，被父亲训斥”、“疲于升学备考”或“入学考试失败”，甚至有孩子因“弄丢了寒假作业”而自杀。
在他跟进报道的一起涉及一家三口的命案中，父母在将读初中的独子勒死之后，一同上吊自杀。案件发生前，孩子因纵火被学校惩罚、被媒体报道，人们推测是母亲因此感到羞耻难当，最终走上绝路。而孩子的纵火又与长期的学习压力有关。这位初中生在纵火检讨书中写：“因为学习成绩不好，我才这样做的。妈妈非让我学到半夜十二点，我头痛心烦。如果在学校或者家附近放火的话，大家就会乱作一团，我觉得那样就可以不用学习，所以才这样做的。”
在五十年前的日本社会，流传着“教育妈妈”一词。在青少年自杀问题中，“教育妈妈”常常是第一个被舆论责怪的对象。斋藤茂男在调查这一命案时发现，母亲对孩子施加压力，并非简单出于攀比心，而是迫于残酷的社会现实。她曾多次对亲人说，孩子的身体很虚弱，只有学习好，未来生活才能有保障。斋藤在书中发问：
“我们应该责怪这样的母亲吗？还是应该责怪这种将母亲们都束缚住的，名为‘幸福信仰’的现代诅咒呢？ ”
上世纪70年代，几乎所有日本人的“幸福信仰”高度统一，即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在《日本新中产阶级》中提出的观察：人人都推崇学业成就和公司白领工作，几乎不鼓励其他类型的才能；日本的考试制度已延展为社会各阶层的标准，考不到高分，即使孩子有其他才能也会沦为他人眼中的失败者。
然而，单一化的绩优评价并不能充实孩子的心灵。在斋藤茂男调查的另一个自杀案例中，喜欢小号的男孩即便能顺利进入志愿高中，也意识到未来生活会离小号越来越远，堕入虚无之中，在期末考试的那一天刺死了自己。
学生的学业一但落后——无论是因被其他兴趣吸引，还是遭遇疾病、生活意外——都难以再有翻盘机会。傅高义观察到，日本学生没有任何犯错空间：
“除了高中毕业后的‘浪人’期间，日本的教育制度不容许中断学业。高中毕业生上不了大学，紧接着可以去高考补习学校一年或几年再参加高考，如果直接就业，日后将失去接受普通大学教育的机会。”
在一个案例里，成绩优异的女生B分班考试失利，在次日补考当天上吊自杀。“虽然还有一次机会，但是她却没有信心。这种不安将她卷入死亡之中……”正如斋藤采访的一位老师所言：“哪怕是好学生们，只要走错一步，也有可能被卷入悲剧中去。这就是现代社会的可怖之处。”
02 异化的学校教育——唯命是从的孩子如何被制造
搬学校供餐的时候，要整齐流畅，干净地运送。吃饭的时候，面前摆放面包，左前方摆牛奶，右前方摆小菜……要严格按照这个三角形流程吃，要练习全班同学一起开始吃，二十五分钟之后一起吃完，吃饭期间禁止说话。
以上内容，是70年代日本爱媛县某所小学的供餐标准流程。斋藤茂男由此联想到了流水线生产工厂的《标准工作纲要》，为使生产更有效率，管理者会用秒表测量每一名工人的操作。“将人看作与物质资本相同的人力资本……这与教育层面所持有的人生观念本应不是同质的东西，但在以‘正常化’为傲的学校里，我们随处可见这些。”在考察日本多所学校后，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斋藤所说的“将人看作与物质资本相同的人力资本”并非凭空判断。二战后，教育在日本被全然视为经济发展的工具。1955年起，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辖管教育的文部省与财界、经济企划厅等联合，共同推出了“适合经济发展的人才开发政策”。政府认为，金字塔类型的人才市场——少数的知识精英和大量的下层劳动力——最有利于推动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划分与筛选劳动力成为学校的重要任务，老师们很早就对学生进行分类，找到他们“合适的位置”，将不适应的孩子剔除出竞争游戏，保留懂得遵守规则，顺从权威的学生。
荷兰记者卡瑞尔·沃尔夫伦发现，纵使所有国家的教育都有筛选功能，但日本教育的划分标准比任何国家都要无情与严格。他在《日本权力结构之谜》一书中指出，日本教育系统中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目的，是为了筛选出一代有纪律的精英劳动者，“这个系统要求的是高度社会化的个人，他可以在一个严格的、等级化的、经过精密调整的组织环境中可靠地履行职责。”
学校通过事无巨细的校纪校规塑造学生的顺从度。在斋藤茂男调查的多所学校中，玄关处的鞋子总是摆放得就像尺子量过一样；老师要求每次提问时，学生都要向前方以四十五度角仰起头；每一节课之间的“准备时间”，孩子们需要迅速上好厕所回来，把教材、笔记本之类的东西摆在桌子上，等待上课铃声。校长为斋藤茂男骄傲地描绘了学生们晨会退场的情形：年级委员走在最前列，安静地举起右手，全班同学都会集中注意力看向这只手——手放下的瞬间，所有人都踏出左脚……如果没有跟上队伍，学生们会觉得是自己笨，很丢脸。校纪校规覆盖一言一行，孩子们努力遵守着要求，不服从的孩子被看作出格者，甚至在学生内部被排斥。
斋藤记录了一名老师的经历。有一次，他为小学五年级的学生读一个儿童故事，同伴老鼠马上要被杀害，十六只性格各异的老鼠迟迟无法做出一致的决定，最终它们以侠客之义团结在一起。老师问孩子们：“你们心中也有很有个性的人吧？”孩子回答：“这样的人就是出格的人，出格的人会被老师和朋友们讨厌的。”
与严苛的纪律准则配套的是无处不在的监视之眼。在老师与班委严苛的监视下，孩子们也开始了自我监控。一次，斋藤在走廊上看到一个奔跑的小男孩突然停下，一问才知道，是因为老师要求课堂铃响后，要花几秒钟思考接下来需要做的事情。即便在无人的走廊中，小男孩也自觉遵守着老师的要求，在日本学校中这是受到鼓励的行为。
孩子们努力遵守着要求，不服从的孩子被看作出格者，甚至在学生内部被排斥。
斋藤茂男认为，这一切“正常化教育”的目的，是要让孩子们能够好好适应现行体制，而不是培养他们成为社会主人，赋予力量与能力共同推进社会变革。美国学者布莱恩·麦克维（Brain J. McVeigh）也曾提出过类似的看法。在《日本高等教育的神话》（Japanese higher education as myth）一书中，他指出，二战后日本的经济与民族的国家主义，让基础教育以缔造勤奋守纪的劳动力为目标。这主要由两条教育路径实现，一是学校极度注重考试与分数，强调封闭性知识学习，压制批判性思考能力；二是通过对规则、惩戒、监控的运用，令学生生成“不要生事”（fitting in）的性格取向，甚至将自我监控内化为惯习。学生毕业后，可以顺利地适应社会要求，成为国家需要的驯服劳动力。他总结日本基础教育造成的“自我监控”式社会心理学人格特征，即害怕集体压力、缺乏个性、忠诚、顺从等。
斋藤茂男描绘的一幅幅日本教育图景，对我们而言或许也并不陌生。他认为，当时教育黑暗的根源所在，是没有在知识灌输与社会规训之外，鼓励孩子思索更重要的问题：“对人而言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怎样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如今我们回望中国社会，“双减”政策出台已经一年有余，在减轻孩子们课业负担后，教育是否引导他们思考了这些问题？社会能不能为孩子提供更宽容的空间，供他们有底气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斋藤面对日本社会发出的“何谓教育”之问，也应被我们一次次提起，并激起更长久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