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丨宗祁
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前，都有一些作家被认为非常有获奖的希望，但一年年地被证明只是“陪跑”。这其中包括村上春树，米兰.昆德拉等，但其实，他们获奖并非看起来那么有希望。一方面，他们在西方都因性别问题而受争议，另一方面，语言被翻译后会失去原本的诗意，一个议题被拿到别国也会水土不服。昆德拉曾说他不想“成为东西方关系的一个玩偶”，西方只想把他呈现为一个东方的“异见者”，而这恰恰与昆德拉在作品中呈现的理念背道而驰。逃离审查制度，能让一个伟大的头脑中的思想得到新生吗？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描写阶级以及女性的困境，她在自传体小说Cleaned Out中描写了一个女大学生堕胎时的心理活动，以及整个过程对她的生活和身体的影响。而米兰.昆德拉和村上春树的作品在当代西方都遭受性别视角的批判：他们把女性的身体作为一个（欲望）对象，女性成为欲望的客体、推进情节的物。
村上春树在国内最受欢迎的作品是《挪威的森林》。但可以说，在每一部村上的作品中，都有一对“直子”和“绿子”。绿子是那个活生生的、有现实互动性的女友或恋爱对象，而直子则是虚无缥缈的、幻想性质的欲望对象。绿子拥有直率、活泼等美好的性格特质，有许多让她更具人格魅力的兴趣爱好，而直子则沉静、神秘、无欲无求，如梦似幻，似乎并非尘世中人，当然也十分缺少“行动之人”的主观能动性。周作人曾说，在男性的世界中有两种女人，一种是圣女，是无暇的、温柔的、体贴的、圣洁的，被动的。一种是魔女，是主动的、诱惑的、事故老成的。村上也展现了这样一种男性心理：一方面，他们知道一个世俗意义上的优秀的女孩是什么样子的，并希望和这样的女孩恋爱，另一方面，他们在幻想中渴望一个被动的、供人仰慕的、非欲的完全的客体对象。
在《海边的卡夫卡》中，主人公所欲求的女性真的以“幽灵”的形态出现了：“我知道这少女是‘幽灵’。首先她过于完美，美的不只是容貌本身，整个形体都比现实物完美得多，俨然从某人的梦境中直接走出的少女。那种纯粹的美唤起我心中类似悲哀的感情。”她是少女时代的佐伯（一位作者在现实中有好感的女子）。而这样美好的、无法捕捉的、虚无缥缈的女子，在某天晚上与现实中的佐伯融合，“时间恐怕在我不知晓的地方发生着某种变异”，她“以非常自然流畅的动作一个个解开衬衫纽扣，脱去裙子，拔掉内衣裤”，将主人公的精液“吸去另一世界”。 在村上春树的著作中，在男性人物的欲望和想象下，现实中的女性切实地受到幻想中发生的事情的影响。虽然它们往往有情节或意义上的安排，但同样也在过于细节地呈现一种欲望，呈现一种男性视角：男性在他们所欲求的女性身上拥有的“权力”或“力量”的一厢情愿。 而米兰.昆德拉对女性的客体化则更加隐性、更不易被辨认。
Joan Smith在她的著作Misogynies中写道：昆德拉的小说中无一例外地对女性表现出了不友善。她举了《笑忘书》中的一个例子，男主人公与一个曾为他拿生命冒险的女编辑私下见面，但他脑海中想的却是：“我有一种强烈的想强奸她的冲动。” 说昆德拉仇恨女性是不公正的，但反之，如果说昆德拉爱女性，那这种爱也只是一种全然的男性中心、男性凝视的爱。在他的小说中，每一个女性，无论其多么有才华、多么有魅力，都逃不过在某处被“性化”。Jonathan Coe指出，在《无知》中，女主Irena这个角色被塑造得有血有肉，十分饱满，但昆德拉仍写道“她在睡觉时两腿无意识地敞开”，而她的情人就盯着她的“可悲的”私处看。 昆德拉的妻子薇拉是捷克的一位十分成功的广播员，曾在餐馆打工。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主人公也与一个在餐馆工作的女孩结了婚，但这个女孩渴望通过婚姻拯救她的生活，并且通过托马斯及其情人萨宾娜的帮助才发现她的摄影才华、成为摄影师。这个女孩看起来天真无邪，但实际上从小就练习在睡觉时抓住假想的未来丈夫的手：“打从八岁开始，她入睡时就用一只手抓着另一只手，想象自己就这样握着所爱的男人，她生命中的那个男人。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她在熟睡中这样死死地抓住托马斯的手，因为从孩提时代起，她就这样去准备，去练习了。”
她因为丈夫托马斯的“多情”而备受折磨。 昆德拉著作中的主人公在看向女性角色时，往往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的视角，包括对女性的种种不完美之处表示“理解”或“可以容忍”。在《玩笑》中，主人公这样谈论露西：“她天真无邪，缺乏教育，但丝毫不影响她对我的理解。”女性就好像水果摊上摆着的任其挑选的水果，男主人公可以根据他的心境去选择相应的、合适性格的女主。在昆德拉谈论小说的著作中，只提到过一位女性作家。很难说昆德拉是否认为女性值得男性们认真对待、当作平等的谈话对象而不只是欲望的客体。 诺贝尔文学奖希望与现实问题关联。在性别问题上备受批判的作者，又怎么能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呢？不过，我认为，如果社会达成共识：不应该浪漫化这种对女性的物化式想象、明白这并非是对女性的公正的对待，也并非大多数女性渴求的，那么，袒露男性的这种欲望和心理，进行男性视角的私人化写作，本身是无可厚非的。毕竟，在自己脑海中的世界，每个人都并非圣人，都有一些奇怪的、未必正确的臆想。这样的小缺陷并不能掩盖他们作品的伟大之处。 而米兰.昆德拉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将政治影响下的小人物的命运、以及其流散的处境书写得淋漓尽致。在昆德拉笔下，个体的人永远被历史碾压，被“时代精神”（zeitgeist）碾压，但，他们仍在爱，在行动，在政治中寻找立足之处，他们仍在努力地做着一个个体的人、一个有意识地去努力生活的人。 “流散”（diaspora）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十分关注的一个话题。此前曾获奖的奈保尔、石黑一雄都是“流散文学”的代表作家。但昆德拉的流散却不同于西方关注的流散。昆德拉和村上的故事都发生在同质化的社会或情境中。村上的故事发生在日本人之间，而昆德拉的故事主角都是欧洲白人。 昆德拉怀有一个“欧洲统一体”的理想，他曾在采访中说，他不觉得在法国的生活是一种流放，因为他的家乡是西方文明。1985年，当接受耶路撒冷奖的时候，他在获奖词中欣慰地说，他很开心这个奖项颁给了他这样的外国作家，“在这里，欧洲没有被看作是一个领地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 但Jonathan Rosen在the Atlantic中指出，昆德拉也十分明白他的欧洲统一体理想早已失败、破碎了。他所在的捷克，先是在二战中被德国占领，而被英法等国的绥靖政策抛弃，继而被俄国占领，被欧洲文明抛弃，被强制成为东方阵营的一部分。
▌东欧之殇，以及一个“异见者”的流散
Jonathan Coe这样描述昆德拉带给我们的财富：“昆德拉是真实经历过秘密警察的人。”他笔下的人物并非直接与政治相关，但都被政治所裹挟。没人能够逃离政治。 我们今日的世界，与昆德拉背井离乡时的社会又是多么相似。 1948年后，捷克斯洛伐克加入苏联阵营。《玩笑》中的主人公。因为与女友通信中一句开玩笑的“乐观主义是人民的鸦片”而被污蔑为“托洛茨基分子”。他给女友写的每一封信都被警察拆开阅读过，在私人的浓情蜜语中寻找反动的因素。这听起来荒诞，但在现实中也被作家和他的妻子经历着。《寻找米兰.昆德拉》一书中写道：昆德拉被记为“精英主义者一号”，他的妻子薇拉作为“精英主义者二号”，他们的狗被取名为“邦沙女士”，被警察24小时监视着。监视记录被记载在档案中，装订起来的文件达两千三百七十四页。虽然其中大多数是关于薇拉在咖啡店与店员聊母犬受孕这样的小事。
捷克人在苏联的坦克旁抗议游行。布拉格之春是1968年1月5日开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治民主化运动。这场运动以苏联与其他华约成员国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画上休止符。 布拉格之春后的一段时间，昆德拉虽然受到监视，但其生活不受太多的影响，“甚至”可以到巴黎出席活动。但很快，昆德拉被指责“严重影响了一九六九年关于审查制度辩论的走向，质疑文化方面的措施”。他被电影学院（FAMU）解聘，随后被开除党籍，“成为情报机构眼中的‘二类敌人’。” 1969年，薇拉同样也受到牵连，被电视台解聘。《寻找米兰·昆德拉》記者薇拉在接受《主宾》杂志采访时说：“我一只手拿着鳄鱼奖，这是国家电视台的崇高奖励，另一只手拿着电视台的解聘书。” 昆德拉作为秘密警察的亲历者，并非先选择阵营，继而思考。他在对事件的体验中修改他自己的思考。昆德拉理解那种革命主义狂热。对更多的人来说，在这样的群众运动中，最使人迷恋的，不是某个抽象的理想，而是在运动中获得的权力感。在《玩笑》中，昆德拉借原本的党员、但因一个玩笑而变成“反动分子”的主人公之口说：“在当时的运动中，真正能吸引我的，甚至使我迷恋的，是‘历史的方向盘’，我在掌握着它……我们陶醉于骑在历史的马背上，陶醉于感受着屁股底下它的身躯。在大多数情况下，最后必定会转化为一种对权欲的嗜好……我们，要亲手开创一个这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不再是游离于历史之外的人，也不再是追随在历史后面的人，因为他要引导历史，造就历史。”昆德拉看清了其中的荒诞之处，他反思感动、狂热的激烈的情绪，反思“革命乐观主义”，终其一生，他都与这样的绝对性保持距离。
昆德拉提出的最著名的一个概念，莫过于刻奇（或媚俗）。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昆德拉这样描写刻奇：在捷克，观看阅兵的人热泪盈眶，即使内心并没有真实受到感动的人，在周围人落泪时，他会觉得“我也需要有这样的感受，我也需要去感动。”以及，看到一只小狗，很多人会说：“看它多么可爱呀”，这时，不表现出陶醉状爱这只狗，就会被当成冷血的人。人们有一种不得不和周围的事物保持一致的压力。
昆德拉在极致的集体主义：群众运动、洗脑教育和秘密警察中领悟到“刻奇”对个体性的侵害。但刻奇并不仅仅存在于当时的捷克的社会中，它在世界各国、各种政治和场合中都普遍存在，它在人失去自我的时刻存在。 《阿伦特：政治的本原》一书写道，群众运动让个体性被践踏至泯灭。昆德拉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玩笑》中的主人公被划为反动分子后，接受劳动改造：“在最初的几天里，人们强迫我们忘掉每个人个性的做法，使我们如同生活在一团漆黑之中；毫无人性特色，都是硬性规定，干活便是我们一切人性的表现。” 在集体主义中，性和爱可能是唯一的拥有合法“个体性”的行为了。《玩笑》中的女主“对历史一无所知……她只是为自己那些琐碎的、无穷无尽的忧虑而生活。”她与沉浸在历史主义、进步叙事和集体主义中的，面庞消失的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如今的欧洲，当然不会大肆宣传刻奇概念。昆德拉曾做过一个著名的声明：他逃离布拉格，是为了不被政党强迫发表支持该党派的言论；他来到法国，亦不想被法国强迫说批判捷克祖国的话。他“不想成为东西方关系的一个玩偶”。
当我们身处于自己的国家当中，我们是批判本国的政治的主体，本国的读者期待着、回应着批判的声音，而一旦失去国籍，流散到其他国家，原有的批判的声音就戛然而止。声音好像被夺走了，但不是像在本国，被权力和暴力夺走，而是好像被真空夺走：没有人再去听了。你需要先对人解释一个议题为何重要，再解释你的批判，但谁又有耐心去听呢？ 在《笑忘书》中，捷克流亡者Tamina想从捷克拿回她的11本笔记，但她没法向西方人解释这对她有何意义：“想让这里的人理解她生命中的任何事，都必须要进行简化的表达”，所以她对西方人说这些笔记是政治性的，虽然它们只是记载了她的回忆。只有这样，西方人才会觉得它们重要。 在现实中，昆德拉的妻子薇拉面对西方世界对铁幕另一边的批评时，也说道：“任何事情都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非黑即白，一切都是灰色的。”昆德拉“对当代人解读过去东方阵营生活的套路不以为然”，他说：“在极权主义国家，警察毁灭隐私，在民主国家，记者威胁隐私。”昆德拉去法国进行《玩笑》一书的推广活动时，“媒体的书评标题是‘过去时代捷克斯洛伐克的见证’”，《寻找米兰.昆德拉》一书中这样写道：“
昆德拉想作为作家被认可，然而报纸却在欢迎一位介入的知识分子。”在西欧，昆德拉作为对东方的批判者的身份，比他作家的身份可能更要珍贵。然而，这正是对昆德拉作品中的理念的背叛。 流散者不得不将一门新的语言融入自己的生命。选择一门语言，与选择一个国家，选择一种生活同时进行。昆德拉在捷克本国教授文学课时，从不备讲稿，在课上可以从容地、滔滔不绝地演讲。而在法国，因为要使用法语授课，昆德拉不得不每天工作到深夜。薇拉曾说：“第一代移民仿佛天涯游子，漂泊无根。他们失去了真正的家，而新的国家又永远不是自己的归处。” 流散可能是欧美以外的世界，在当代最主要的议题之一。但逃离审查制度，能让一个伟大的头脑中的思想得到新生吗？在接纳流散者的社会，与被迫选择流散的人那里，关注的议题是不同的。 皮埃尔.诺拉评价昆德拉道：“一个需要被倾听的作家却无法用母语发表作品，这也许是世上最糟糕的事情。当年，昆德拉本人还没到法国的时候，在捷克他就已经不存在了，他知道捷克曾经抛弃了他，诺贝尔奖忘记了他，后来，曾经对他赞誉有加的法国也与他渐行渐远。”
诺贝尔文学奖终究是一个“西方”的奖项。我们时常说，当一种语言被翻译成英文，它原有的许多诗意就失去了。但同时，也很重要的是，当一个议题去到另一个社会，它原有的重量可能也失去了。欧洲的阶级问题，与我们的一样吗？欧洲的性别问题，与中东地区的一样吗？ 说到底，自己的某些问题，只能自己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