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尼采一方面贬低病人，将其视为屈从于他人论断的寄生虫；另一方面却赞扬疾病，认为疾病证明了身体的在场和生命的存在，体现了生命的权力意志。然而在这种对待病的看似自相矛盾的态度背后有一种更为宏观的健康概念。它所描述的并非疾病的对立面，而是一种包含疾病、不断与之斗争，最后甚至战胜病痛的更强的状态。借助健康与疾病的新视角不难发现，尼采哲学中的两种道德和一种意志紧密围绕身体展开。通过对安恙对立关系的罢黜，尼采提出了“大健康”的概念。随着病被纳入正常的范畴，哲学开始重估身体的价值。
关键词：尼采 身体 主奴道德 权力意志 健康与疾病
不论是“主奴道德”还是“权力意志”，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的哲学地图都围绕身体展开。谈及身体，我们无法绕开健康与疾病这两种通常被认为是截然相反的身体状况。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和疾病对立起来，认为前者不仅是后者的缺席，更是“身体、精神和社会关系层面的完满状态(“Verfassung der Weltgesundheitsorganisation”)。诚然，疾病并非只是个体的身体事件或医学的目视对象，它更化身为隐喻，招惹上道德欠佳的指责。病人在求医问药时要回答医者“您哪儿不舒服？”的提问。这句话的德语表达“Was fehlt Ihnen?”将安恙的高下对立体现得淋漓尽致：病人对健康的缺失（动词fehlen）成为一种亟需改善的“错误”（名词Fehler）。当我们祝福患者“早日康复”（Gute Besserung）时，健康被默认为一种“更好的”（besser）状态，“康复”被视为一种“好转”（Besserung）。这种由恙转安的变化是如此之“好”（gut），以至于我们用“好上加好”（用形容词gut来修饰名词Besserung）的赘述来称赞健康的凯旋。顺应文化研究中“身体转向”（body-turn）的热潮，国内的尼采研究普遍将“身体”等同于英语的body。然而德语中却有两个易被混淆的“身体”，即Körper和Leib。尼采的“身体”强调了什么？他如何看待疾病和健康这两种状态？又是怎样借此来展开身体的哲学，到达道德的彼岸？下文将从对德语中“身体”词源的考古开始，分析尼采哲学中的身体问题及其颠覆性的健康观。
一、对身体的贬低——尼采前的身体哲学
在尼采的母语德语中，两个“身体”有何区别？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Körper同英语中的body、法语中的corps和意大利语中的corpo同源，都来自拉丁语的corpus（身体）；而Leib作为本土词可追溯到古高地德语的leiba，意为“生命”。因此Leib多指有生命的身体，强调“生”和“身”；而Körper则可指无生命的身体，强调“体”（Gestalt），比如天体（der geometrische Körper）、空心体（der Hohlkörper）和几何体（der geometrische Körper）；或是由个体组成的整体，如全体教职工（der Lehrkörper）。自然存在的肉身是Leib；被社会调教的是Körper。Leib是自我，它有机、被感知，是经历事件的主体，是存在的基石；Körper是机器，它机械、被使用，是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被规训的客体。身体的两个概念分歧解释了人类学意义上人之所以分裂的主要原因：我既是这具身体（Leib），我又要管理好这个身体（Körper）。从概念搭配的层面讲，Leib和Seele（心灵、灵魂）构成“身心”组合，如尼采所言：“我们的身体为灵魂提供空间”；而Körper则和Geist（精神）相对，让人不禁联想到笛卡尔的经典二元论。不论是作为灵魂还是精神的对立面，对身体的贬低自古有之。20世纪之前的西方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身体的惩戒史。在《斐多篇》中，柏拉图描绘了苏格拉底从容赴死时的英勇无畏。苏格拉底认为，死不过是身体之死，而身体之死终会让灵魂的飞升变得更为轻盈，灵魂终能摆脱了身体的沉重羁绊，因此他非但不惧怕死亡，更鼓励真正的哲学家多练习死亡，并以此追求灵魂的腾飞。在柏拉图的笔下，身体和灵魂对立了起来：不死的灵魂高高在上，终有一死的身体是负重的累赘；灵魂神秘而不可见，而身体司空见惯、稀松平常；灵魂的永垂不朽值得赞美，身体的局限易逝使其毫无价值。身体不仅在古代哲学的视域下不足挂齿，在中世纪到宗教改革之前，身体还受到道德伦理的压制。身体的贪欲引发个体的痛苦和烦恼，导致集体的动荡不安。人拥有有形的身体，是身体产生的欲求让人犯了罪，欠下了神的债。身体是冲动的存在，成为了罪恶的源泉。中世纪对身体的压制史无前例。17世纪之后，众神的黄昏迎来了理性的日出。在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中，身体是科学观察的对象，是知识研究的客体。在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公式中，标记主体实质的是复杂的思考，而非身体。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强调了人的三部分组成，在感性、智性和理性（der Verstand，或曰知性）的认识三阶中，身体性的认知最不可靠。康德注重理性，黑格尔看重精神，海德格尔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信仰的存在：哲学的中心都没有身体的位置。汪民安在其专著《尼采与身体》中总结道，西方历史“存在着一个漫长的主体哲学，这种哲学或者将人看成是智慧的存在（柏拉图），或者将人看成信仰的存在（基督教），或者将人看成理性的存在（启蒙哲学），这一切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人的定义：人是理性的动物。这是形而上学对人的定义”。身体是人和动物所共有的。学会借助理性来控制自己的身体，这让人有别于并优于动物。人类的动物性不足挂齿，甚至是令人鄙夷的劣根性。若想摆脱自身的兽性，人首先要摆脱身体。因为身体求欢，只为一时之需，这会打破理性的长远计划。因此神学鞭笞身体，科学监控身体，哲学唾弃身体——人类只能支配、奴役这具低贱的躯壳（Körper）。
尼采的“身体”特指Leib。他将人定义为身体（Leib）的存在。在他看来，身体是人之为人的本质。人是通过身体，而非理性去认识世界。身体状况决定了人的精神状况。在尼采看来，在其之前的哲学都“误解了身体”。被附加在身体之上的种种罪行实则都是生命活力的体现。尼采的身体哲学之所以在世界哲学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正是因为他不仅反对唯心的形而上学，还反对规训身体的基督教以及贬低感官享受的道德观。而这一切都是以对正视身体的存在为基础。通过对身体价值的重估，尼采颠覆了哲学，抵达了道德的彼岸。
二、强与弱，主与奴，好与坏——区分两种身体姿态的生命力
以身体为准绳，尼采区分了两类人群及其所代表的两种利益。这两种价值涉及了两大段历史时期。这两类人是主人和奴隶。尼采认为，主人是自我判定为好的人，自为的好是真正的好，主人是真正的好人。与之相对的奴隶是为他的坏人。在《道德谱系学》（“Zur Genealogie der Moral”）中，尼采对“坏”进行了词源学的考证，发现了“坏”（schlecht）与“朴素、平庸”（schlicht）之间的联系。在尼采那里，好代表强壮有力和自为的幸福；坏是无能和卑鄙。好是突出、异常的小众；坏是普遍、寻常的众生。主人无需他人的认同，他肯定自身，是价值的创造者，并任性地认为，凡是对自己好的就是善，就要大力发扬。因此主人，即好人，是先肯定自己，再否定他人。主人代表强者价值，他们是具有挑战性的掠夺者，他们横冲直撞、自私自利。身为弱者的奴隶无能反抗，却把这种无能宣称为是一种自主的选择，并把他们的弱解释为对世界的善。主人的世界只有强和弱，奴隶的世界才有善和恶。他强，他趋恶；我弱，我向善，这便是“奴隶道德”的宣言。奴隶在披上了道德的纱衣后，摇身一变成了为外部世界的美好而牺牲自己的“好人”。因此奴隶是先否定他人再来肯定自己。他们带着怨愤看待世界，恶成了他们评判万物的起点，后而才有了善。主人是主动进攻和自我弘扬的强者，奴隶是被动防守和反抗失效的弱者；主人自信而无辜，奴隶东躲西藏、背地盘算；主人追逐着快乐，释放着强大的生命力，奴隶饱受痛苦，压抑自身。
在《善恶的彼岸》（“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中，尼采分析了好与坏、主与奴的对立与更迭。古希腊盛行主人道德，这是强者的价值观，这时的身体在火堆旁自由起舞，在酒精的作用下超脱现实的恐惧，身体规定了个体的健康与否，它自为地大胆追求惬意。而这之后，欧洲的历史经历了从强变弱的衰败之路，主人道德被奴隶道德所取代。“好”原本来自随时主动定义“好”的“好人”，他们是强人，是主人。这里的“好”不是墨守成规，而是可以被主人随时随意改变的。“好”带来力的竞争和公平的结果。而基督教的“好”则变成了一成不变的标签。它是朴素的平庸，是安全的稳定，是受苦和受难，是对力的罢黜。基督教的“好人”是委屈自己、自我折磨、内疚痛苦的人，他们是“好”的奴隶。道德作用在身体之上，展开了生命的政治。所谓的奴隶道德就是服从性道德，即人们不得不像奴隶一样去被动顺从道德，不反抗，也没有自己的权利。奴隶道德源自中世纪以降的基督教价值。这时的身体被关了禁闭，苦行、斋戒、克己、守规等条约让身体垂头丧气、萎靡不振、畏首畏尾。健康的标准是为他的，身体自己说了不算。强壮而有力的身体若对集体可能产生危害就会被驱逐出安康和安全的领地。
基督教不仅对身体欲望进行禁锢，更对自我进行蔑视和贬低。文明进程的代价是对生命力的耗损。尼采将现代人最重要的疾病诊断为负罪感和内疚感，这两者同是认同他人判处的罪名后的自我惩罚机制。这两种人都是认定自己有错，却无能改变现状，于是就活在自我谴责的痛苦当中，除此之外，自责还体现在身体上的禁欲主义，即我不配享受好物，我只配痛苦，如果别人不施加痛苦于我，我就自找苦吃、自我折磨。自责是将外在的债权人内化为自己良知天平上的高尚小人儿，对自己的另一部分进行严肃批斗。尼采认为，真正的强者不应自责，因为他就是法本身，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正义之举。
自责是自我贬低、自我消耗的无用之力，因此受到了尼采的大力抨击。除此之外，他认为的另一种“坏”情感是“同情”。“同情”一词的本意是“共苦”（mit + Leid），即人会倾向于关心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弱者。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认为，同情是伦理的根基，是“被他人的痛苦而直接激发出来的能动性”，因为同情可以战胜自私，在共苦的世界可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认同，而这正是道德产生的前提。很明显，这种对弱者的呵护会遏制强者的进攻和征服。尼采对达尔文的进化论进行了扬弃：达尔文打破了人优于动物的等级制，认为森林古猿是人类的祖先，动物和人之间要通过公平的力的竞争进行强弱角逐。强者胜、弱者败，适者生存——强壮的体魄、坚强的求生意志和较强的适应力才能让生物更好地存活下去。尼采认为，以基督教为首的奴隶道德就是凭借着这种对弱者的袒护而否定了主人道德的强者立场。对弱者的手下留情阻碍了生命之力的释放，原本应该向外的力转而向内，转化成了自责和内疚。对弱者的宣判现在变为了对强者的诘问：一往无前的勇者不再所向披靡，他变得犹豫不决、怀疑自己；而弱者变得安于现状、心安理得。达尔文的进化论也随之发生了改变，物竞天择的强者现在遭受到了道德的打压，弱者开始大规模地繁衍壮大，整个种族的基因就这样改变了。原本的高贵变成了邪恶，因为强壮之力的碰撞十分危险、会引起恐惧；原本的虚弱者变成了善人，只因他们安全。尼采认为，是奴隶的怨愤打造了道德的大厦，弱者借助道德发起了对强者的反击。原本强调的生机论、雄心勃勃和为自己着想现在一一被良心的谴责所替换。
根据主奴道德的此消彼长，尼采梳理了整个西方文明史：古希腊时期推崇主人道德，中世纪时奴隶道德登上舞台，文艺复兴带来主人道德的短暂归复，之后的宗教改革又一次为群氓辩护，法国大革命宣扬人人平等，拿破仑体现了个人魅力，现代民主又斥责了爱出风头的个人……尼采研究道德的谱系，就是想通过梳理道德的历史来揭露这一后天强加于世界现象之上的“皇帝的新衣”。尼采哲学的重要议题围绕身体而展开，其研究关键词更是身体所代表的生命活力。按照力的产生目的和作用方向，力可分为两种：主人的力是强者的力，是怒放的生命力，它向外施加，是主动的力；奴隶的力是弱者的力，抑制并损耗生命之力，它自我否定、折磨内心。主人的力在释放过程中带来快感，因为生命力在无拘地扩张；奴隶的力伴随着痛苦，因为生命力在受限中萎缩。主人的力体现了权力意志和生命意志；奴隶的力产生内疚的自责、对良心的拷问和出于畏惧的逃避。尼采以权力意志为标准来对道德进行划分：有权必有力，有力才能定夺、分配。主人道德实现权力意志，让强力更强，让弱力被自然淘汰；而奴隶道德诋毁权力意志，是大放厥词而莫衷一是。在尼采看来，奴隶道德是一种不道德的道德。而主人道德意味着自愿地节制、自发的善意、自为的舒适，是一种自主、自律的道德，因此“去道德化”“超道德”。尼采批判了这种压制了主人道德的奴隶道德，他用身体性、动物性、感知和欲望等关键词宣告了价值的颠覆。久病初愈者的超人重回大众视野。这种康复带有永恒轮回般浪漫返乡的情愫。
尼采之后的20世纪哲学有一条明显的身体哲学的脉络。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情色”和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欲望机器”都是受尼采的身体转向的影响，也都是在讨论人的动物性和冲动的问题，因为情色和欲望都体现了身体的兽性。巴特（Roland Barthes）更是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等同于身体的差异。不是思想或精神定义了人的存在，而是身体所体现的生命之力。
三、包含疾病的“健康”——尼采的安恙观
尼采对生命力强劲的人大加赞赏，对生命意志力孱弱的人嗤之以鼻。他称“病人是社会的寄生虫”，并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病人的厌恶和鄙夷：
在某些状况下，继续存活并不体面。如果是胆怯地依赖医生或治疗，当生命失去了意义，生命的权利消失殆尽时，残喘苟活应受到社会的深深轻蔑。医者有责任成为这种轻蔑的传播者——每天给病人的与其是处方药，不如是一剂恶心……在以生命的、步步登高的生命的最高利益为重的任何情况下，医生要有新的责任感，这需要对变质的生命进行最无情地向下和靠边儿的排挤——例如在涉及到造人、出生、存活的权利时……选择以一种骄傲的姿态死亡，当以一种骄傲的姿态去生活变得不再可能时。
尼采认为，卑贱而变质的生命失去了意义，只有充满力量、勇气和信心的生命才值得继续。在19世纪末对安乐死的讨论语境下，尼采的安恙观和对医患角色理解被奥地利心理学家约斯特（Adolf Jost）解读为“站在自私的立场支持谋杀”。这未免是过度解读。尼采对弱者的憎恨主要来自对强者的共情。尼采的共情不同于约斯特的“同情”：后者是叔本华意义上的“共苦”，是对弱者的保护和声援；尼采不希望强者受到弱者的束缚和捆绑，他只愿力能所向披靡地不断变强。
尼采对“病”的态度乍看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一方面贬低病患弱者，另一方面又宣扬疾病彰显的生命意志。但事实上，以上两方面并不冲突。尼采肯定了疾病的状态，否定了病人的弱者认同感；自诩为病人的人是思想上的软弱者，而相信自己终能康复的人才是生命力旺盛的强者。下文将围绕尼采的安恙观和医患关系来展开，并回答“尼采是如何在鄙视病人的同时又对疾病进行礼赞”这个问题。
尼采是生机活力论的信徒。他的安恙观、对医患关系的阐述均和道德的谱系紧密相连。尼采反对基督教和市民社会的安恙观。基督教所宣扬的安康是对集体的安全无害，疾病被解读成不安的危险。市民的美德要求个体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要辛苦劳作、生产价值、为他人服务。而病人不但对社会无用，还需要社会他人的劳心照顾。根据宗教的未来导向和文明社会的进步论，疾病代表着后退，它体现了身体的衰弱和道德的堕落。基督教和市民社会的安恙观都大肆宣传“健康是福”的观点，但这里的“福”要首先有益于集体。个体因此失去了对自身舒适与否的定夺权。在两方的医患关系理解中，医生比患者更了解患者的身体状况，并拥有定夺患者安恙的权力；个人的身体不是服务于集体，就是要听从他者的指挥。与之相对，尼采所弘扬的是如下的安恙观和医患关系：安或恙都是生命的表现，个体要肯定自己的生命力，不要让痛苦战胜自己的生命意志。尼采笔下的医生是能掌控生命、决定生死的主人；病人是依赖于他人、自我折磨的奴隶。当正常的疾病来袭时，如果当事人可以积极面对、顽强斗争，那他就是强劲的主人，反之就是懦弱的奴隶。尼采反对他人对自身的诟病，提倡每个人都要做自己的主人，正视自身的特点。他不认为疾病是一种苦难——这乃是宗教和市民道德的圈套——他将病看作是一种收益的机会和可能。
在《人性的，太人性的》（“Menschliches, Allzumenschliches”）中，尼采认为，比“生病”更为可怕的是“疲乏”，是“怀疑自己”和“反对自己”，是“站在让我疼痛、使我为难的事物一边”，甘做疾病的奴隶。疾病的来袭可以增加人的免疫力。免疫力在当时刚刚进入医学研究领域。尼采呼吁人们要做战胜疾病他者的勇士，不应臣服于他者，而要接纳他者，强壮自己：“正是在这个受伤且虚弱的位置，某些新的东西会接种到整体上；整体的力量必须要足够强壮，才能容纳新事物流入血液、同化成一体。蜕变的特质在进步来临之前随处可见且意义非凡……这对单个人来说同样适用；不论是退化、残疾、即使是一个恶习，甚至是对身体或习俗的伤害都很少百害无一利”。
疾病带来巨大的挑衅和压力，但“疾病本身可以成为刺激生命的兴奋剂：但大家至少要足够健康才能经受起这种刺激”。面对他人的质疑，弱者会自我折磨、轻言放弃；强者会接受挑战，迎难向前——简言之，疾病的经历会引发在尼采看来最美妙不过的力的竞争，其结果是淘汰弱者，强者生存。这里的强者不是一直保持健康的人；那些经历疾病、战胜病痛的人才是掌控自己生命的真正强者。战胜疾病同时也符合巴塔耶的“僭越”（Transgression）概念，即通过不断跨越界限来增加生命的强度。
尼采看不起病人的角色认同，认为病人的称谓等同于弱者，他们接受了健康人的判决，是内疚、负罪、自我折磨的奴隶。但尼采不认为“病”是个贬义词。一方面，“病”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状态，证明了身体的在场和生命的存在。另一方面，尼采赞扬“病”本身，认为病体现了生命意志，是力的释放和力的搏斗。在尼采看来，“世上不存在单一、普世的健康概念。将一物定义为健康的所有努力都是可悲的坏事。是你的目标、你的地平线、你的力气、你的动力、你的错误，还有特别是你的灵魂的完满和幻想，来决定什么是对你身体而言的健康。这样一来，就有了无数的健康概念”。尼采否定了普世的健康观，提倡价值的个体化，即个人有权决定自身的价值。“我掌控我自己，我让我自己重新健康”。价值标榜的是权力。价值的个体化意味着身体自主权的回归。尼采揭露了集体道德的伪善，提倡放大自我，为自身个性正名，不断自我肯定、自我强化。
尼采的疾病哲学离不开他自身的疾病体验。其父于1849年死于脑瘤，早年丧父的创伤记忆和从父亲那儿继承的孱弱且易怒的体质伴随了尼采的一生，直到36岁他仍会间或做关于亡父的噩梦。自幼敏感、忧郁的尼采从小就患有眼疾，常年饱受高度近视、斜视、虹膜炎、慢性葡萄膜炎的困扰，晚年几乎失明。除此以外，尼采还患有偏头痛和若干消化系统疾病，受天气影响很大，出门在外常头痛、恶心。身体层面的眼疾和头痛严重扰乱了尼采的工作和生活。他在1879年这一年的发病天数长达118天，这使他不得不放弃了瑞士巴塞尔大学的教席。而在精神层面，他的忧郁、易怒以及多年饱受的病痛之苦终于汇聚爆发为1888年底的都灵事件。论及尼采实证层面的病痛对其哲学的影响，不得不提的是他的性病。耶拿医院的诊疗结果证明尼采患有淋病，性病一直是备受诟病的病，它源自力的冲动，体现了活力和欲望。尼采对生命意志的浓墨重彩，对“病人”这一称谓的不满，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从实证的角度得以解释的。赞美力和生机也是在为自己辩护，这或多或少可以帮助尼采摆脱他人的厉声指控。尼采抗拒经院医学的诊疗流程，他要做自己的大夫。他不愿由他人决定自己的状态和价值，这也是他推翻市民道德的原因之一。
尼采对“大健康”（Große Gesundheit）概念的宣扬和其自身体弱多病的实情无法分开解释。“大健康”不是医学领域中所有疾病的对立面。正相反，“大健康”包含了疾病的状态，为认识提供方式方法，体现了精神的自由、心灵的自我掌控和约束，打开了众多异质的思维模式。“大健康”拥有足够的力去塑造、治疗、复制、重塑；它能给予自由的精神以尝试和冒险的特权。“身体的病征，精神的活力、勇气和愉悦”是“大健康”的状态。一个人能承受的疾病越多，能战胜的病痛越多，就说明他越“健康”。尼采将自己的病解读成“大健康”的初级状态，并以此表现其对康复的信心和渴望，刺激自身的身心更为强壮。在查拉图斯特拉的形象中，尼采注入了自己的另我，二者均精神分裂、顾影自怜、自诩为王。不论是高山上的凛冽寒风，还是银装素裹的丛林漫步都能磨砺人的心性。这些品质通过战争和胜利得到强化。为成就它们，“征服、冒险、危难、病痛都是必要前提”，因为只有经历过这些磨难，查拉图斯特拉才能成为超人。尼采用“大健康”的概念来对抗恶心和同情。他认为被弱者的怨恨所困住只是一种初级状态，真正的强者终将得以摆脱。尼采着力批判的依赖医生（即强者、主人）的病人（即弱者、奴隶），一定程度上是他担心自己未来会成为的样子。他在用一种自我恐吓来帮助未来的自己进行价值取舍。他担心有一天，自己的身体会不受控，会变成令自己厌恶的、强于自己的他者。是疾病激发了他的求生意志，是恐惧催生了他的生命活力。
四、结语
尼采哲学中存在两种健康，分别是染病前的初级健康和康复后的高级健康；也存在两种病人，分别是不会康复的病人，即弱者、奴隶、怨念深重的记仇之人，和可以康复的病人，即暂时受制于前者的强者、主人、骄傲而自我强大之人。第一种病人通过弱者道德使得第二种人染疾，产生负罪感和内疚感。但疾病同时也是刺激初级健康到高级健康的必经过程，彰显了顽强生命力的康复意志。真正的强者在经历了弱者的怨念折磨之后成为超人。健康和疾病均为生命和身体的存在状态，其概念作为历史文化发展的产物在不同时空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刘冬瑶 55）。尼采将不完美的身体视为正常的存在，肯定生命活力与其阻力相斗争的积极意义，并通过打破安与恙之间对立的壁垒，重构了一种包含疾病的健康概念。由此，健康不再是易逝的韶华或僵死的静态，健康的人无需如履薄冰，或因疾病的到来而自我否定；健康变为一种需要通过力的角逐而赢得的嘉奖，健康的人是不会屈服的斗士，他在当下饱含激情，对未来充满信心与勇气。与此同时，随着健康概念的扩容，正常的标准变得宽泛，对价值的定夺也更为个性化。曾经的他者现在获得了热烈的关照，哲学的目视中出现了会染疾、不受控、有欲望且时刻处在变化中的身体。而这样的身体无疑更为真实，也更为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