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y weixin
日本战后形成的“日本新中产阶级”在经济不景气的现状里逐渐分化，宏观层面上的“下流社会”催生了微观层面的“低欲望社会”，“低欲望社会”又反过来加强了经济不景气和“下流社会”的现状，最终形成一个阶级固化且向下流动易、向上流动难的“新型日本阶级社会”。
二战时，日本很多重要城市被夷为平地；战后的第一个10年，日本经济很快恢复；50年代末，东京已恢复战前的城市风貌；60年代中期，日本建成高速铁路；70年代，日本经济空前繁荣，音乐、电影、动画等文化输出了港台，之后再经由港台影响了中国内地；80年代日本开始“吹泡沫”，直至90年代主动把泡沫刺破，从此进入“失落的n年”。
日本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走完了恢复-增长-过剩-衰退的完整周期。在这种高速发展背后，新的与旧的观念、东方的与西方的文化，进步的与保守的政策，在日本这片土地上频繁“交锋”。
2010年之后，国内最近引进、翻译了很多研究日本社会的书，有日本人写的，也有造访日本的外国学者写的。它们往往切中了某一个时期的日本社会的某一些方面，但是要把问题讲清楚，还是得看“合订本”。
比如，译文君对日本的阶层问题很感兴趣，于是找来了4本书阅读，发现它们彼此联络，勾连出一幅战后日本阶层变动的历史图景。
PS：下文引用的“新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中间阶层”意义相近，是不同作者对大致相同的一个群体的不同表述。
傅高义50年代来东京做人类学研究，住在日本东京郊区M町某居民家中。透过M町居民们的生活方式，傅高义看到了一个庞大的“新中产阶级”形成的过程。
“新中产阶级”实际上就是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工薪族群体。他们每天挤电车上班，拥有一份稳定增长的收入。根据这份收入预期，工薪族家庭可以制定出一个明确的物质生活水平持续增长的“路线图”：这个月买电视，下个月买洗衣机，再过多少个月可以买冰箱，再过多少年可以购买更好的房屋……
日本大企业实行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为这份“路线图”上了一份“保险”，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又让高档耐用品的价格不断走低。多重因素叠加在一起，日本人对未来有信心，也敢于消费，这进一步刺激了经济繁荣。
日本“新中产阶级”也是“鸡娃”的鼻祖。傅高义详细记录了东京M町出身的孩子如何一步步“闯关”考学，最终入读知名大学——这几乎就意味着进入大公司工作，成为“新中产阶级”的一员。
出生、考学、进入大公司工作、结婚、积累物质财富、晋升、抚育子女、退休——这就是“日本新中产阶级”的人生路线图。
《日本新中产阶级》这本书所呈现出来的日本，恰如“战后一代”的精神风貌：虽然问题多多，但是充满信心与希望，干劲十足！
和傅高义注重观察、描述与分析的写作风格相比，《新型日本阶级社会》的作者桥本健二更偏重对数据的分析，在这本书里，你可以看到大量的数据和图表。
桥本健二认为，在日本被视为常识的所谓“一亿总中产”，并非一亿日本人真实地拥有中产阶级的物质生活水平，它只是反映了经济高速增长时代日本人的阶层归属意识：有一亿日本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
只要经济还在增长，人们就有过上好生活的预期，预期影响到了人们的判断，出现了“超过半数的人认为自己比别人过得更好”的奇怪现象。不管如何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一定是：大部分人认为自己属于中间阶层。一旦经济增长受阻，人们对生活水平的认知就会更加实际，也更能认识到差距的存在。
在这里，作者引入了“决定系数”的概念。“决定系数”越高，说明人们判断自己的阶层归属时，需要考虑的因素越多。
在经济形势好、发展趋势向上的1970年代，“决定系数”达到最低点，这恰恰是所谓“一亿总中产”成为常识的时期——任何一个有工作、有少许资产的人，都会轻率地将自己划为“中”，只有极富有和极贫穷的人才认为自己属于“上”或者“下”。
随着经济泡沫破灭，原本彼此相像的、庞大的中产阶级开始分化，人们也开始引入更多因素来判定一个人是否属于所谓的“中产”，比如出身、财富、学历、职业、未来晋升空间，等等。
那么，日本人是如何理解这种差距扩大的现状的呢？超过半数的日本人认可“自我责任论”，即所谓“因竞争而产生贫富差距也是没办法的事”、“只要努力，谁都能富裕”。而且，越是富有的人，越是认可这些说法。
作者却认为，把贫困等同于不努力，这缺乏因果关系的支持，有的时候，导致贫穷的选择是迫于社会强制（比如非正规就业）。另外，过分强调“自我责任论”，也有为不合理、不完善的制度开脱之嫌。
中产阶级彼此拉开了差距，有的人生活水平更高，有的人生活水平则下降。所以，日本学者三浦展在《下流社会》里将中间阶层进一步划分为“上流”、“中流”和“下流”。
他指出，在日本经济不景气的这些年，由“中流”上升为“上流”的实属凤毛麟角，但是由“中流”跌入“下流”却大有人在；除此以外，更显著的现象是年轻人满足于小富即安的生活，不愿意努力向上流动——日本的年轻人，早早就躺平了。
真的是年轻人不愿意奋斗了吗？让我们再打开《新型日本阶级社会》这本书，作者研究统计数据后发现：
从事第一份职业时成为下层阶级的大学毕业生中，来自新中产阶级的学生占14.8%，新中产阶级出身者以外的人占22.0%，反而是新中产阶级出身者成为下层阶级的人的比率更高些。在从事第一份职业时成为下层阶级的年轻人很难再流动到新中产阶级，许多人后来就一直停留在下层阶级，或者向正规工人、旧中产阶级流动。由此可见，就业冰河期对新中产阶级出身的年轻人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影响。
经济不景气及其导致的“就业冰河期”，阻碍了出身中产阶级的年轻人执行“出生、考学、工作、结婚、积累物质财富、晋升、抚育子女、退休”的人生路线，如果他们第一份不属于典型的中产阶级式工作，就很难再向上流动；而能够跻身中产阶级里的“下流”，已经是比较细幸运的了。换言之，不是年轻人甘愿沦为“下流”，而是光成为、维持“下流”就已经花光日本年轻人的全部力气。
财富缩水的人、没有野心向上流动的人、从更底层的社会勉强上升到中产阶级的人……都“淤积”在“下流社会”，日本的社会体制与商业模式，也逐渐变得围绕“下流社会”来运转：百元店、便利店、廉价商品……每天只要1000日元就可以过得很好。
企业无法获得高利润的情况下，日本想要恢复当年经济繁荣的境况，希望渺茫。
如果说“下流社会”描述的是宏观上人口向“下流”集中的现象，那么与之匹配的，就是微观层面上个人缺少斗志、没有物质欲望的状态，也就是大前研一所说的“低欲望社会”。
前面提到过，傅高义笔下的日本“新中产阶级”充满信心与希望，干劲十足。战后二十年，日本处于一个由物质匮乏转向物质丰饶的转型期，人们竞相购买象征着高水平生活的房产、家电、汽车，换句话说，那时候的人有强烈的物质欲望。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至少从经济上看，这是一件好事，意味着不断增长的需求和扩大生产的空间。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7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仍然保持着经济增长时期的物质欲望。
但是，在他们的下一代眼中，父辈们为了满足物质欲望拼命干活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虽然表面看，父母们过着富裕的生活，但实际上被房贷压得难以透气，现实生活并不轻松。夫妇之间也几无情趣可言。只顾埋头工作的父亲，为了在公司出人头地，早出晚归，难以顾及家庭。
正是因为不想成为父辈那样的人，年轻人才选择过一种“穷充”的生活，即“穷且充实”。当然，这里的“穷”不是吃不饱饭的贫穷，而是物质条件刚刚好满足自己欲望、不购买资产也不负债、没有晋升空间但也完全无所谓的状态。
大前研一对这样的状态痛心疾首，他从日本本国的状况分析，引用其他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视图向日本国民说明这一现状不可持续，最终会导致日本经济的全面破产。
以上四本书的内容，可以用一段话来总结：日本战后形成的“日本新中产阶级”在经济不景气的现状里逐渐分化，宏观层面上的“下流社会”催生了微观层面的“低欲望社会”，“低欲望社会”又反过来加强了经济不景气的现状和“下流社会”的现象，最终形成一个阶级固化且向下流动易、向上流动难的“新型日本阶级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