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按：
人类的“团结感”真的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虽然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区分敌我就意味着区分“我们”和“他们”，但历史上的很多时候，“我们”和“他们”并非是一直泾渭分明的，比如今天文章中二战期间人们对于维希政府的态度。我想起多年前看作家韩少功《完美的假定》中的话：“……我忘不了尼采遥远的哭泣。也许，理解他的疯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理解人的宿命。理解他写下来但最终没有做下去的话，更是不容易的——那是理解人的全部可能性。在《创造者的路》一文中，他说： ‘他们扔给隐士的是不义和秽物，但是，我的兄弟，如果你想做一颗星星，你还得不念旧恶地照耀他们。’”
的确，个体在面临极端社会环境的时候，所做出的道德选择不尽相同。也许在回顾还原诸多历史细节的时候，不论你采用“亨佩尔模型”（演绎模型）还是“德雷模型”（合理性模型）
，都将有自己的视角来理解那段历史中具体之人的行为。不过，在今天文章的主题讨论中，我个人更倾向于“
直觉先行，事后推论（解释）”的模式，即，在不同境况下，我们的抉择充满了变数和偶然。
一次爆胎就可以改变你的生活。
在路易·马勒（Louis Malle）导演的电影《拉孔布·吕西安》（Lacombe，Lucien，1974）中，年轻人吕西安申请加入学校老师领导的当地反抗组织，但遭到拒绝。他在骑车回家的时候，自行车不巧爆了胎，只好到附近的一座农舍中寻求帮助，结果却发现了一群立誓要消灭抵抗组织、同纳粹合作的法国民兵。
就这样，吕西安加入了投降派阵营，站到了老师的对立面，后来更是成了当地国民自卫队的头目，但最后被反抗军捉住并处死。
一次小小的自行车爆胎事件把吕西安从反抗纳粹推向了投靠纳粹，这个巧合因为其戏剧性而广受引用，同时也是文学教授、心理分析学家皮埃尔·巴雅尔（Pierre Bayard）的作品《我会成为抵抗者还是合作者？》（Aurais-je été resistant ou bourreau?2013）一书的出发点。
站在现在的视角，作为历史学家以及社会公民，鉴于我们已经了解了纳粹的恐怖，很多人都会假定自己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出正确的决定。戴高乐将军在1944年创造的神话——法国人在他的领导下展现了无与伦比的爱国热情，团结在一起，解放了祖国——成功地让我们觉得，如果身处当时的环境下，自己应该大概率会选择抵抗纳粹德国。
然而，神话的创造目的是为了团结整个民族，是为了给统治者提供执政合法性，而不是阐述事实。35年前，我在牛津大学担任讲师，我还记得当时我环顾学院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持保守立场的中年男性——想着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被纳粹占领了，他们会怎么选。当时，我的结论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选择同纳粹合作。
现在，在经历了英国脱欧选举和川普选举的冲击后，再看看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仍旧被晾在一边，我开始理解法国人在1940年时候的感受。当时的他们经历了双重集体创伤。首先，他们的祖国，这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奋战四年最终夺取了胜利的国家，面对德国的闪击战，在6周之内就举了白旗。原来的政府垮台了，取而代之的是由1916年凡尔登战役中的英雄菲利佩·贝当元帅（Marshal Philippe Pétain）组建的新政府。新政府上台后立刻要求停战，并且投降。
于是，法国北部被德国军队占领，150万法国士兵被送往德国集中营，法国军队数量削减至10万人——这也是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方协约国对德国的要求——此外还有巨额战争赔款。其次，惊慌失措的法国政客们在位于所谓“自由区”的温泉小镇维希再次召开国会，将所有权力都交给了贝当政府。与此同时，国会在实质上解散，建立于1870年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灭亡，贝当作为元首，独揽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
随后，维希法国启动了一场旨在复兴的全国革命，为他日恢复独立做准备。维希法国宣称，共济会成员、共产主义者以及犹太人统治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并且在背后捅了刀子。为此，维希法国给他们戴上了“反法国”的帽子，并且大肆搜捕、处决相关人员。
为了解决所谓的“颓废”现象——维希法国称，这是这种现象削弱了法国国力——政府将大量年轻男子送去了童子军营地。同时，政府禁止已婚女性在公共部门工作，把她们送回了厨房和卧室。时年20岁的作家博努瓦特·格鲁（Benoîte Groult）在日记中写道：“政府对待我们的方式同对待犹太人没什么两样，原因只是我们的性别。”
在这种全国上上下下都惊慌失措的环境下，法国人陷入了迷茫。毫无疑问，绝大多数法国人仍旧爱国，但爱国主义要在哪里体现？大多数人认为，那些事实上非法国的势力已经破坏并背弃了法国。为了让法国重获健康与活力，就应该清除这些破坏势力。并且，国家的命运应该交给真正的战争英雄贝当元帅的手上。
1940年10月，贝当元帅与希特勒会面并握手，他宣称要实行合作策略。这也并非一无是处。贝当这么做的目的，一是让战俘尽快回国，二是模糊被占领区与非占领区之间的边界，三是尽可能减少德国向法国施加的巨大财政和经济压力。只不过，纳粹德国实际上几乎没有做什么让步。很多人都觉得，贝当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觉得他表面上同德国合作，暗地里其实与英国保持联系，目的当然是为了让法国最终能重新奋起抗击德国。
起初，只有一小部分法国人对这样的爱国主义持不同观点。他们反对停战，并且认为，虽然本土的战斗已经失败，但法国人仍旧可以在北非的殖民地上继续抗击德国。1940年6月8日，军衔比贝当低得多的戴高乐将军通过BBC发表广播，邀请身处世界各地的法国士兵、水手、飞行员和技术员前往伦敦，加入自由法国，继续同纳粹德国作战。结果是，只有几千名在战败后逃离法国本土的法国人响应了他的号召。维希政权谴责这些人为投靠敌人的叛徒，并且宣称这个敌人比德国更加可恨，因为他们为了避免舰队落入德国人手中在1940年7月3日击沉了停泊在奥兰的法国舰队，造成1300人死亡。戴高乐本人则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法国本土也有一小部分民众反对维希政权，因为这个独裁政权实行严格审查制度以及迫害与排斥政策，不准法国犹太人担任任何公共部门或私人机构的职务，并且拘留外国犹太人。很多反对德国以及合作政策的人可能总体上支持维希政府，认为这个政府能够最好地捍卫法国的利益。出生于军人家庭的职业军人亨利·弗雷奈上尉（Captain Henri Frenay）——他的父亲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很欣赏贝当元帅，并且为维希政府的军事智囊部门工作到1941年。直到那时，他才看明白了维希政府的真面目，果断离开军队，并且建立了一个名为“战斗”的抵抗组织。
据计算，在当时的法国，只有2%的公民参与了抵抗运动，但也只有1%的公民积极同德国人合作，绝大多数人只是埋头做自己的事，被动地等待自由的到来。就像电影《拉孔布·吕西安》描述的那样，这两派极少数群体完全对立，并且在1944年爆发了内战。
不过，他们也有一些共同之处。
他们在意识形态上都是勇敢地面对新世界。在抵抗者看来，新世界意味着自由、平等、博爱将孕育一个全新的共和国，这个共和国是维希法国的镜像，但也和孱弱、腐败、分裂的第三共和国大为不同。在合作者看来，新世界意味着加入德国主导的欧洲新秩序，这个新秩序将消灭国际共产主义、国际犹太主义以及盎格鲁-撒克逊式民主政体。
许多抵抗者其实也反对共产主义，抵抗运动内部也因此分裂为两派，一派将共产主义视为唯一能摧毁纳粹主义的力量，另一派则担心共产主义会由此接管整个欧洲。部分抵抗者其实也是反犹主义者，他们和维希法国的唯一区别就在于不接受停战。
反抗者和合作者的另一个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是敢于行动的实干家，愿意为了信仰承担失去自由乃至生命的代价。约瑟夫·达南（Joseph Darnand），这个身穿党卫军制服、领导国民自卫队同德国人一道打击抵抗组织的暴徒，在1945年被判处并执行死刑。“我并不害怕对那些参与抵抗运动并被我杀死的人负责，不害怕对那些真正战斗的人负责，”他宣称，“相比之下，那些什么也不做却假装自己是抵抗者的人，才让我恐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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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法国人确实“什么也没做”，因为这的确是最安全的选项。
1997年，我在卢瓦尔河畔索米尔附近的一处酒窖采访了一位酿酒师。“贝当救了我的命，”他开场就这么说道，随后热忱地告诉我，对他来说，1940年的停战协定意味着他不会死于战争。停战后，他回到了家乡，并且在德占期间赚了一大笔钱。当时，缺少食物的城镇居民坐火车、骑自行车来乡下直接从农民手上购买食品，后者则会索取各种想要的东西作为交换。
这位酿酒师并不是孤例。停战意味着人们（但不包括送往战俘营的那150万士兵）可以回归家园、回归家庭，重拾学业、重拾工作。他们可以重新回到传统而正常的思维，等待战争结束。其中的关键在于，只要他们不再拿起武器，德国人会听之任之。可如果他们再度武装起来，德国人绝不会善罢甘休。
1941年，一名共产主义抵抗者枪杀了南特的德国军师长官，希特勒亲自下令立刻处决50名法国人质，并且如果48小时内找不到凶手，还要再处决50名。南特的市长、省长、主教费尽心力说服德国当局相信当地居民的忠诚，才保下了第二批50名法国人质的性命。
相比之下，抵抗就意味着“做了什么”，至于具体做什么就大有不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抵抗其实并不包含暴力活动。第一个将抵抗诉诸暴力的是那些共产主义抵抗者，他们在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后认为自己在敌后开辟了“第二战场”。戴高乐下达过明确的指令：他麾下的抵抗者应当静静等待，直到他下令，才能以武力反击。抵抗运动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以是零星的、自发的且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比如在公共建筑上绘制“V”的标志、在巴士底日或者停战日游行，以此表明民众的爱国热情并没有消失。这些都可以视为和平抗议活动，但如果这些举动违反了德国人的命令，相关民众就会受到惩罚。
1940年停战日，那些沿着香榭丽舍大街游行的法国学生发现德国人对他们在1918年的战败另有说辞：他们逮捕了大量参加游行的学生，并且威胁要处死他们。即便是收听BBC广播也会受到处罚。其他形式的抵抗活动则需要更大规模的组织，比如为战俘或被击落的盟军飞行员筹划逃跑路线，通过无线电台向盟军传递有关德军的情报，发表并散发宣传理想和目标（抵抗维希法国和德军）的传单和报纸。
这些行动当然更是充满危险。1941年初，主要行动形式为筹划逃跑路线、传递情报以及宣传理想的抵抗组织“人类博物馆”被叛徒渗透，成员惨遭围捕。1942年2月，7名组织领导人被枪决。
抵抗并不总是等于正面打击维希法国和德军，也可以是挫败他们的计划，比如拯救那些受到迫害的个人或者团体，尤其是犹太人。1940年为照料拘留在集中营中的犹太人而设立的慈善组织后来演变成了帮助犹太人——尤其是犹太儿童——逃跑的中转站，他们把犹太小孩藏在公民家里或者修道院里。1942年夏天，法国和德国当局开始围捕犹太人——先是外国犹太人，再是法国犹太人——并把他们驱逐到灭绝营里，愈发紧急的事态更是凸显了这类组织的重要性。犹太人和基督徒各自的社交网络有时会团结合作，在可以跨越边境去往西班牙或者瑞士时尽可能地拯救更多人。
“我不想给孩子留下这样的记忆：父亲只是穿着拖鞋舒适地在家里生活，等待国家的苦难过去。”
抵抗者有那些特征？电影《悲哀与怜悯》（Le Chagrin et la Pitié，1971）在拍摄时采访的一位抵抗运动领袖称，他们都是“独行侠”。这并不完全准确，但他们确实需要有自己的看法，才会在维希法国生活时感到不安，并且鼓起勇气冒巨大的风险参与抵抗活动。
有些人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信仰而加入抵抗组织。历史学家让-皮埃尔·维南（Jean-Pierre Vernant）当年是个聪明的学生，也是个年轻的共产主义者，他称，“看到法国在1940年的溃败，唤起了一种埋藏在内心深处的古老民族主义情绪。一想到那些人在我们的家园作威作福，我就深感羞愧和愤怒。同时泛起的还有一种非常深刻的反法西斯情绪，以及对这一切的憎恨。”
还有些抵抗者则是受到了家族传统的影响。1939年的时候，4个孩子的父亲、近视的外交官雅克·勒孔普特-博内（Jacques Lecompte-Boinet）36岁，他没有被军队征召，而是受命去圣拉扎尔火车站指挥疏散人员。1941年秋天，在歌剧院附近，一位神秘的美丽女性接近了他，并且询问他是否有意加入抵抗组织“战斗”。雅克答应了，因为他想起了父亲，后者在1914年应征上前线作战，而且没能回家。雅克在日记中写道：“我不想给孩子留下这样的记忆：父亲只是穿着拖鞋舒适地在家里生活，等待国家的苦难过去。”
当然，许多意外也是推动法国公民加入抵抗组织的原因。1940年，当时只有15岁的作家玛德琳·里福德（Madeleine Riffaud）被一名德国士兵踹了后背。这样的羞辱让她很是愤怒，并且发誓要参加抵抗行动。1944年7月，她在塞纳河畔射杀了一名德国士兵，希望以此号召法国人民奋起反抗。德国人逮捕了她，并判了她死刑，但玛德琳侥幸逃过了驱逐并且在1944年8月的巴黎暴动期间被释放。
很多对维希法国不满的人，也正是这个政权迫害的人，主要是：共产主义者、犹太人和外国人。波兰人、匈牙利人、南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甚至还有反对纳粹的德国人（大都具有犹太血统），为了逃离祖国对他们的迫害，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加入了国际纵队。佛朗哥打赢内战后，他们逃入法国，与之前并肩作战的西班牙共和军一道被羁押。“一半人认为他们是英雄、圣徒，”当时同他们羁押在一起的匈牙利犹太裔记者亚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写道，“另一半人认为他们是疯子、冒险家。”
1942年后，这些人凭借自己的军事经验，很好地领导了法国抵抗运动。青年犹太人——通常是波兰或俄罗斯移民，他们的家人要么被逮捕，要么被驱逐出境——为了打赢这场反抗种族灭绝的“战争中的战争”，也加入了抵抗组织。1943年下半年，德国人逮捕了一个由亚美尼亚诗人米萨克·马努奇安（Missak Manouchian）领导的抵抗组织。他们还分布了所谓的“Affiche Rouge”宣传海报，抹黑抵抗组织为一伙群由共产主义者、犹太人和外国人组成的“犯罪团伙”。
实际上，用这三类人代表整个抵抗组织并不正确。之所以出现这个现象，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最多、最严重的迫害，同时也因为他们构建了藏匿、支持、训练抵抗者的网络。
随着战争的深入，维希政府捍卫法国利益的口号越发无力。在某些重要节点上，环境的重大变化动摇了法国民众的日常生活，激起了更大规模的抵抗运动。第一个节点是德国在1941年6月入侵苏联。德国撕毁与苏联的和平条约，使得共产主义者调整了革命目标、爱国目标，得以放开手脚投身于抵抗运动中。第二个节点是德国在1942年夏天围捕犹太人，许多犹太青年为了活命加入了地下抵抗组织。第三个节点则是美国和英国部队在1942年11月8日登陆北非。
随后，德国人在11月11日入侵法国自由区，彻底粉碎了维希政府通过合作获取利益的幻想。停战部队和童子军也随之解散。许多年轻人决定借道西班牙加入在北非的法国军队。1943年11月，其中的一支远征军登陆意大利。第四个时间节点则是德国在1943年春天发布所谓的“义务劳动服务法”，也就是强制征用令（不从者驱逐出境）。
当时，德国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征用大量劳动力，为他们的战时经济服务，同时，越来越多的德国人被送往东线战场。所有达到服兵役年龄的法国年轻人都在义务劳动服务法的征用范围内。很多年轻人拒绝应征并藏匿了起来，变成了德国人所谓的“逃避工作者”。其中有大约5%—25%（具体比例与地域有关）的年轻人加入了在山区和森林中组建的抵抗组织“马奎斯”。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马奎斯组织成员倾巢而出，与盟军共同反击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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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回到巴雅尔提出的那个问题：你会选择抵抗，还是合作？为了深入探究这个问题，巴雅尔引入了一个叫作“潜在人格”的概念，具体定义是：“人有一部分性格只有在特殊环境中才会出现并发展，哪怕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环境中感知到这种人格的存在。”巴雅尔回顾了他父亲（生于1922年）的一生，彼时的一系列战争危机要求他父亲在抵抗与不抵抗之间作出抉择。
1940年，巴雅尔的父亲正在为培养优秀教师的高等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做准备。当时，他想申请的学校已经疏散到了位于加龙河口的鲁瓦扬。他应该选择做一个战斗英雄，踏上前往北非（那里的战火可能还要继续燃烧）的船只，还是加入戴高乐在伦敦建立的自由法国？
巴雅尔父亲的选择和大多数法国人民一样。虽然他并不赞同维希政府的意识形态，但他还是留了下来，继续准备入学考试。战争暂时停歇令他感到安慰。1942年，他入学里昂高等师范学院。虽然学校管理层非常支持维希政府，但他没有做任何可能导致被开除的事，更不用说被逮捕了。1943年德国发布“义务劳动服务法”时，他因为健康原因豁免，但在诺曼底登陆之前，他决定抵抗，并且加入了法国南部的一个马奎斯组织。可惜他运气不好，在去组织报道的路上被德国人捉住，并被送往德国劳动，在吕贝克的一个火车站工作到1944年8月。考虑到从诺曼底登陆到法国解放这一段时间中的反抗组织伤亡激增——德国人在此期间加大了打击报复抵抗活动的力度——他被迫在德国工作反而可能更安全。
巴雅尔父亲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么我自己呢？是时候对我自己开展“潜在人格”测试了。相比那些我在20世纪80年代怀疑可能会选择合作的伦敦教授，我的表现又会有多么不同呢？
巧合的是，我的叔祖父、伦敦法语学院院长丹尼·索拉（Denis Saurat）在1940年6月19日——也就是戴高乐在BBC发表著名演说的第二天——同戴高乐见了面，并且为他提供了许多与英国当局的关系。1940年7月17日，他同戴高乐一道出现在女王大厅，并且代表后者在3000人面前发表讲话——因为那个时候，这位将军本人不愿意讲话。然而，索拉与戴高乐同岁（两人都生于1890年），而且这位叔祖父与我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只是姻亲关系。因此，我绝不可能用他的选择来代表我年轻时的选择。
父亲曾幻想身穿白色制服，去往新加坡，将他的父亲从樟宜监狱中解救出来。
我自己的父亲生于1923年，比巴雅尔的父亲小一岁。由于英国没有被德国人占领，他当然也就谈不上选择抵抗，但他确实有在军队中出力。我父亲是一位爱国者，但并不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人。他的儿童时期在战壕的恐怖中度过，后来又作为家中独子在征召入伍前加入了海军，这令祖母和他本人都感到很高兴。此外，他和巴雅尔父亲一样没有因为战争而荒废学业。我父亲在1942年12月参加了牛津大学的入学考试，在前往海军报道之前申请了这所他口中的“最糟糕的大学”——以最大化成功入学的概率。1946年初，他复员并重拾学业。他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是以公务员的身份参与英国加入欧盟的谈判。如今，英国脱欧让他毕生的心血付之东流。
如果我身处1940年的法国，我想我的选择应该会与父亲和巴雅尔的父亲非常相似。我会参与一些抵抗活动，但绝不会让它影响学业，更不会冒被逮捕的风险。1968年，当时15岁的我参加了反对越南战争的游行。由于游行人群实在太过庞大，我们无法进入格罗夫纳广场——在那里，反战活动的组织者们正在美国大使馆外面同警方激烈冲突——老实说，这个结果让我松了一口气。1974年，支持成立中央学生会的学生们占领了学校大楼，其中有18人后来被开除。我没有参与这次活动，因为期末考试就要来了，我不想做任何有可能影响学业的事。因此，如果我身处1940年的法国，大概率仍会继续学业，但一定会对维希政权和德占军感到恼火。
在上面提到的所有抵抗者中，我感觉我的选择很可能与勒孔普特-博内差不多。和他一样，我大概率会被他在1941年歌剧院外遇到的那位美丽女性伊丽莎白·杜索兹（Elizabeth Dussauze）说服。不过，如果我当时站在父亲的立场上，那么我会在1942年11月德国占领自由区后同维希政权决裂。我应该会加入那些穿越比利牛斯山脉逃跑的人，会在布尔戈斯附近的埃罗河畔米兰达弗朗哥集中营被羁押一段时间。最终，我将抵达直布罗陀，但并不会跨越海峡去北非，而是像父亲一样加入英国海军。
父亲曾幻想身穿白色制服，去往新加坡，将他几乎完全不了解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从樟宜监狱中解救出来——日本人把祖父关在那里。遗憾的是，祖父在1945年8月在樟宜监狱去世，但无论如何，敢于将幻想付诸实践，总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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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你现在在思考如果你身处当时的环境下是否会选择抵抗，或者在后续环境发生变化之后再选择抵抗。下面这几个问题可能有助于你找到答案：
•假设你的公司换了个新老板，而且他开始破坏公司原有的运作方式。你会怎么做？
A.积极响应新老板的行动，希望借此得到升迁；
B.在董事会上正面质疑、挑战他的行动；
C.辞职
•你参与经营的海外业务突然陷入危机，亟需你的帮助。你会怎么做？
A.表示自己实在太忙了，实在顾不过来；
B.直接给他们寄支票；
C.订机票飞去现场，看看自己能帮上什么忙
•你发现政府把那些政治难民无限期地扣留在距你居所20英里处的高安全性收容所。你会怎么做？
A.认为这些人是非法移民，应当把他们驱逐出境；
B.对这种情况感到不安，并且做研究调查这个问题；
C.设法到收容所去，并且想办法帮其中一部分人脱离收容所
这些问题都不难回答。如果你对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C，那么你就很有可能成为一名抵抗者。如果不是，那你就是顺应现状的大多数人之一。
如今，我们生活的世界再一次催生了抵抗的可能。我们虽然没有被侵略，也没有被占领，但民粹主义政治风潮兴起，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情绪抬头，政客、精英、专家受到打压，移民和外国人遭到敌视。
最有可能以抵抗形式反对政府的往往是那些受到歧视、迫害、监禁乃至驱逐的群体。
有些形式的反对会被称作抗议，而非抵抗，毕竟抗议才是自由社会中最常见的反对形式：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游行，1968年的学生运动，1984年的矿工罢工，2003年的反伊拉克战争游行，2010年的反学费上涨游行，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游行，2017年的反川普游行，等等。
抵抗发生的条件则是，和平抗议失效或者遭到镇压——议会民主被削弱甚至废除，政治党派尸位素餐，批评者被打为“人民的敌人”，示威者被斥责为“野蛮”，异见者被打上“恐怖主义”的标签，合法移民被抹黑成非法、惨遭扣留乃至驱逐，少数民族因被视为无英美血统而被排斥在外，甚至被迫害。
最有可能以抵抗形式反对政府的往往是那些受到歧视、迫害、监禁乃至驱逐的群体，比如英国黑人、非洲裔美国人、墨西哥裔美国人和穆斯林。2016年11月，非洲裔美国演员布兰登·维克托·迪克森（Brandon Victor Dixon）对当时竞选副总统的麦克·彭斯（Mike Pence）说：“先生，我们也是美国人，但我们担心、忧虑你的新政府不会保护我们，不会保护我们的家园、孩子、父母，也不会捍卫我们不可剥夺的权利。”
未来可能有一天，政府大规模驱逐那些被视为非法的移民。其中有些人可能会经由在奴隶制时期被称为“地下铁路”的逃跑线路去往安全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些护送犹太人去瑞士的新教救援者再次使用了“地下铁路”这个词。如今，在美国，来自移民社区的救援者和普通大众中被动员起来的少数同情者，也会使用这个词。这是一种自然且显而易见的抵抗形式。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人们认为，反抗专制政府的暴动是合法的。我们或许也可以用1793年宪法中的条目思索抵抗运动的正当性：“如果政府侵犯了人民的权利，那么抵抗就是所有人民最为神圣的权利，也是所有人民最责无旁贷的义务。”
文/Robert Gildea
译/莎椤双树
校对/芝麻塞牙缝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