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身份，一个不断在王朝更替和民族融合中产生新的内涵的身份，从未如此具有封闭性。」
贾素之
根据微博网民“是影子不是本人”8月14日的自述，8月10日，她在苏州淮海街穿著日式浴衣cosplay拍照，被警察以“寻衅滋事”的理由带走。在当事人放出的视频中，警察大声呵斥她：“如果你是穿汉服，我绝对不会这样说。但是你穿和服，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你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人吗？”
当事人问警察有什么理由带走自己，警察回答：“涉嫌寻衅滋事。”之后动手拉扯，把她带走五个小时，包括做笔录、查手机内容、删除照片、没收Cosplay服装与鞋袜、靠墙拍摄人身照，并通报给当事人的学校。
“哈日”有罪这个事件的加速和极端程度，令一向把“反日”作为动员议题的民粹意见领袖也没反应过来。
警察明显越界的执法，让此事的舆论一开始就指向批评警权滥用。媒体人宋志标指出，人们同情穿和服拍照的女孩，是因为对警察的执法不在法律层面而在道德规训（作为中国人应该如何）感到不安和恐惧。这件事情让许多人联想到10年前的U型锁事件，2012年，在西安的一场保钓反日游行中，21岁的青年蔡洋用U型锁击穿了一位驾驶日系车车主的头骨致其死亡。蔡洋被以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判刑10年，今年4月刚好出狱。
有如一个苏联笑话，寻衅滋事罪10年前被用于审判越轨的“爱国者”，10年后又被警察用在穿和服的不够“爱国”的人身上。作为一项口袋罪（指适用范围极广的刑事指控），寻衅滋事罪常被用于维稳和政治指控，尽管臭名昭著，但其逻辑是用法律工具解决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而警察对和服女孩脱口而出的定性，则是以法律之名（实际上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这个警察也涉嫌滥用职权和非法拘禁）把公民的私人生活政治化——继而，所有人都是潜在的政治犯。比起一个打工者用U型锁杀日系车主，警察对和服的定性更有力坐实了政治罪的逻辑已经扩大到普通人身上。
这个事件的加速和极端程度，令一向把“反日”作为动员议题的民粹意见领袖也没反应过来，他们中几乎没有人表态坚定支持警察提出“穿和服涉嫌寻衅滋事”的定性。比如新晋猎巫博主“拆台CT”就说，“警察的处理方式就是简单粗暴且有问题的”。而其他以举报普通人为业的博主，也大多表示“尊重其他人在非特殊时间特殊地点穿和服的权利”、不针对8月10日穿和服的当事人，或者直接把矛头指向苏州地方政府，认为当地打造了一条日式风情街，才是首要责任人。这些一向精于政治构陷的民粹领袖的发言，甚至比当事警察理性得多。
只有多次被官方加冕的老牌猎巫博主“孤烟暮蝉”明确地表示被警察带走的当事女生有问题，她绕了一大圈说：“和服女孩想拥有挑衅中国社会的自由，那我们中国老百姓也拥有批评反对她的自由。”
苏州的事情，更像是一个浸淫在反日情绪中的警察失去了专业判断，但这个时刻迟早会来临，如宋志标所说，和服、日漫等日本文化符号的政治象征意义“正在从民间反对者那里移交给权力系统，而后者的克制似乎在破防”。在微博、抖音、小红书等当红社交平台翻看“和服”相关的普通人发言，压倒性的意见是支持警察的。
以小红书的网民为例，反对穿和服的理由大致有：1. 和服是日本的民族服饰，有政治属性，中国人不应该穿（因此没有民族含义的西装是可以的）；2. 中国人如果要穿民族服饰，应该穿属于自己的汉服、苗服等等；3. 和服、日漫都是日本人文化入侵中国、颠覆中国的阴谋的一环；4. 侵华日军强征中国慰安妇时会逼她们穿上和服，和服代表这段血泪史。
理由4把抵制和服诉诸国恨家仇，是一贯都有的论述，而理由1、2、3强调的是“华夷之辨”。前者是如何清算战争历史的问题，后者则表示战争从未结束，“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还在继续。各种有关日本的阴谋论串起了这一叙事。以动漫节为主的“夏日祭”被认为是要在中国的土地上画出日本地图来施展妖术，为在华日本人子弟开设的日本学校被认为是一项渗透计划，甚至淘宝上各种“日式”商品（一度代表著好的设计和质量，因此比较好卖）也被认为是一种文化入侵。
这指向的是一个本应异常陈旧却又突然被唤醒的问题：如何定义中国人？
“中国人”的身份焦虑
各种光怪陆离的说法，究其根本，是塑造出一个和当前政权高度捆绑的、排他性的、纯净的“中国人”身份。
今年7月份，时尚品牌迪奥（Dior）推出了一件形容为“标志性的Dior廓形”的衣服，被一些中国网民认为抄袭了传统中国服饰马面裙。事件引起在法国、加拿大的中国人上街抗议，也在中国国内的互联网上引发声量不小的声讨，一位杭州的女士穿著马面裙到迪奥店内抗议。抗议网民的诉求是，迪奥应该标明这件衣服的灵感来源是中国马面裙，否则就是“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通常在殖民主义的语境中使用，指强势群体从少数群体的文化中获利，或过度简化地使用少数群体的文化。）
事实上，汉服在中国被认为是一种鲜活的民族服饰或中国文化的符号，也只是这几年的事情。在2010年成都的一场反日游行中，一个身穿汉服的女生被认为是穿了和服，她被游行的大学生要求脱下衣服才能离开。把汉服误认为和服的事情后来时有发生。直到2018年，共青团发起“中国华服日”前后（而非汉服日，因此在汉服爱好者的社群内引发了许多不满，更多时候，他们的敌人是少数民族的服装），汉服穿戴才迅速被主流社会接纳，并成为为执政者统治合法性背书的文化遗产。
一个小红书网民引用国师张维为在电视节目《这就是中国》中的发言，评论迪奥马面裙事件，张维为在节目中说：“话语渗透和文化渗透最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通过各种交流、通过各种奖项，把某种‘审美标准’灌输给中国这些被西化的知识精英，来垄断中国的审美标准，乃至中国人文、艺术、社会科学方面的标准，从而实现西方对中国的某种，我们叫‘文化规训’和‘意识形态霸权’。”这个网民补充自己的观后感，“放著自己五千年的文明不骄傲，去哈韩哈日没必要。”
张维为的论述回应了这几年出现的关于“中国人”的身份焦虑。这种焦虑尝试过在政治优越性（抗疫唯一成功国）和经济奇迹（高铁等新四大发明）中寻求解法，但成效有限。2021年的献礼电视剧《觉醒年代》中辜鸿铭讲的“中国人骨子里的温良”从文化/文明的角度尝试缓解这种身份焦虑，而张维为的中西二元论指出，“中国人”首先不是“西化”的，要摆脱西方的文化渗透和规训，摆脱西方的审美标准和意识形态霸权，才能找到什么是“中国人”。在这个语境中，作为“民族服饰”的汉服也成为重要的身份符号。
这类从后殖民理论中生搬硬套的“文化渗透”论述，把中国当局自阿拉伯之春后对“颜色革命”的警惕延伸到日常生活尤其是文化娱乐领域，为前述各种阴谋论提供理论基础。各种光怪陆离的说法，究其根本，是塑造出一个和当前政权高度捆绑的、排他性的、纯净的“中国人”身份。
于是，这两年的大小辱华事件，从摄影师陈漫为Dior的展览拍摄的照片《傲慢的矜持》被指模特“咪咪眼”、“阴间审美”辱华，到漫威电影《尚气》（虽然这是一部显然为讨好中国而费尽心思的电影）的主角也因长相普通而被指辱华，再到广东本土动漫电影《雄狮少年》也因“咪咪眼”而被指控辱华，都不难被理解了。西方文化工业生产的“中国人”形象，当然是其心可诛的，即便是本土文化创作者的作品，也要审视他们是不是在向西方献媚。张维为等人也承认，中国的文化还不够强大，一个可以对外输出的“中国人”形象还没出现（汉服影响力还没有和服大），但至少已经可以抵抗“西方人”、“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渗透和污染了。
当然，文化上的“中国人”身份的建构，也离不开当局的推波助澜。比如温文尔雅的外交部部长王毅就曾公开怒斥“精日”（精神日本人）分子是“中国人的败类”。
后绩效合法性时代的保守怪圈
自2020年初关闭边境抗疫以来，接近三年的封闭试验，画出一个保守的怪圈。
回到苏州和服事件。对打造了日本商业街的苏州地方政府来说，这个失控的警察的行为必然不是他们所期盼的。从苏州市政府的官方网站上看，2020年淮海街升级，市长出席剪彩活动，活动中有日本青少年表演日本民歌，并用AR同时渲染出苏州园林和日本枯山水。同年的一篇新华社报导指出，“苏州高新区已成为国内知名的‘日资高地’，拥有近600家日企，投资额达200亿美元，有4000多名日籍友人在此创新立业”。这篇报导评价淮海街是“日中两国文化融合的象征”。
但事件发酵至今，没有任何官方通告对此进行拨乱反正，警察也没有受到任何官方公开批评。这是可以预见的，虽然一个基层民警固然不值得维护，但一方面，在强烈依赖暴力机器维持社会秩序的年代，不让警察群体“寒心”已经是铁律——从雷洋案到安徽望江投河事件再到今天，莫不如是；另一方面，在民粹潮流中，官僚系统本身已经失去了向理性公众声音退让的余地，官方可以激烈压制民意，妥协变成了政治错误。实际上，此事并非孤例，早在2021年的厦门，一个在日料店工作的女孩穿著工作服（和服）去排队做核酸，就被社区志愿者要求“换了衣服再来”。
官方媒体《北青深一度》8月18日发出的报导披露了事件中警察更恶劣的细节，当事警察以“没收作案工具”为名没收了女孩的和服，甚至要求她脱掉袜子和鞋子。这已经不仅是滥用职权，而应该被严肃地当成一起性骚扰案来看待。
可以想见，苏州政府处在非常尴尬的境地，他们最安全的策略是保持沉默，但沉默的后果当然是打击当地日企的信心。2020年仍被当地政府看作合资产业润滑剂的日本文化街，也变成一种政治负资产，是吸引“和服”的罪魁祸首，是“文化入侵”的同谋者。在近两个月共同经历这一风波的，还有被取消的“夏日祭”相关的动漫产业（这是许多地方政府积极补贴，希望大力发展的产业）。就在8月18日，中国杂货品牌名创优品也发声明为自己曾自居“日本设计师品牌”而道歉，并承诺2023年3月前完成“去日化”整改。
至此，过去中国的市场经济捍卫者用来反驳抵制日货的论述——这是在砸烂同胞饭碗、无异于抵制同胞——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已经完全失效。和日本文化有关的产业，不再被看成一种经济活动，而是一场“文化渗透”的阴谋，算经济账是短视的，要算政治账。
苏州和服女孩在自述中用“穿衣自由”为自己辩护，“穿衣自由”是近年流行的一个词语，它对抗的是世俗目光（尤其是带有强烈色情意味的男性目光）的凝视，但它不是“言论自由”意义上的自由，而更接近“财富自由”或“车厘子自由”意义上的自由。换言之，“穿衣自由”概念的提出，本身意味著它不是以政治权利为基础的“自由”，而只是一种“富足”，在有关“穿衣自由”的讨论中，最常见的话反而是“穿衣自由的前提是穿衣得体”。在公民政治权利的讨论早已皮之不存的情况下，对普通人的道德审视和强力干预是始终如一的，穿得太暴露不可以，穿得太日本也不可以。
一些乐观的评论者曾经认为，经济下行会让狂热的民粹主义情绪降温。实情可能恰恰相反，随著中国当局坚持清零政策并几乎放弃经济增长预期，绩效合法性的包袱反而更有机会卸下。
合法性越来越转轨到文化层面上的论述，无论是反“文化渗透”还是反“西方意识形态霸权”，都指向一项建构纯净的“中国人”身分的事业。这是已经无处不提的“国家安全”在文化领域的版本，也是一个更容易和普通人勾连的版本。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赵磊发在《北京日报》的一篇文章中强调了迫在眉睫的危险：“历史上，彻底消灭一个国家无非两种方法，第一种是肉体上的消灭，第二种是文化上的同化。”文章指出，很多国家都在防范外来文化的“负面”影响。政权的存亡或许无法感召所有国民，但“中国人”文化身份的失落的动员能力是具有超越性的。
自2020年初关闭边境抗疫以来，接近三年的封闭试验，画出一个保守的怪圈。内和外的互斥，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互斥，进口食品和本地食品的互斥，跨境旅行和全城静默的互斥，境内网络ip和境外ip的互斥……无处不在。“中国人”的身份，一个不断在王朝更替和民族融合中产生新的内涵的身份，从未如此具有封闭性。这个狭隘身份既然被创造出来，那么穿和服有罪是迟早的事情，更多匪夷所思的冲突也终将基于这个身份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