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出局了吗？
节选自弗朗索瓦·辛克（François Hincker）对布迪厄的采访，发表于《新批评》（La Nouvelle critique），第111-112期，1978年2-3月。
之前研究教育系统时，您对文化领域的社会关系的分析参考了对文化制度的分析。如今您在分析话语时，似乎忽略了制度；但您又明确表达了对政治话语和政治文化的兴趣。
虽然这纯属传记性的兴趣，但我想提醒大家，我最早的作品是关于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首要讨论的是政治意识的形式和政治斗争的基础的问题。如果说后来我忙于研究文化，那么这并不是因为我赋予了文化某种“本体论”的优先权，当然也不是因为我把它当作了一个理解社会世界的特殊解释因素。事实上，这个领域已经被抛弃了。那些的确涉足过这个领域的人在经济还原论和理念论或唯灵论之间摇摆不定，而这是作为一对完美的认识论来运作的。我认为我并不会不加批判地把经济概念移植到文化领域，但我想——这并不是比喻的说法——建立一套象征现象的经济体系，研究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流通的具体逻辑。存在一种分裂的思维，它意味着在许多人的头脑中，适用于物质产品的流动的唯物论与适用于文化产品的流动的唯心论可以共存。人们满足于一套贫乏的公式：“主流文化是支配阶级的文化”，等等。
这使得许多知识分子能够在没有太多不便的情况下与矛盾共处。一旦有人认为文化现象服从经济逻辑，认为文化为特定的（不可化约为狭义的经济利益的）利益——也因此为对特定的利益的追求——所决定，以这种态度研究文化，那么甚至连知识分子也会被迫认为自己同样由这些（可能决定了他们所采取的立场的）利益所决定，而不把自己置于一个纯粹无关利益的、自由“奉献”的世界。而诸如此类事情的原因也就变得一清二楚了：为什么比起在文化政治领域——或者更准确地说，大学政治等领域——知识分子大体更容易在广义的政治领域采取进步立场。
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会把已经出局的东西带回游戏中：知识分子总是一致把与他们自己的游戏和赌注排除在外。
所以，基于这样一个观察，即实际上知识分子垄断了社会世界的表征的生产（政治斗争的一个基本维度），我回到了政治上。社会分类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维度，它是象征生产介入政治斗争的途径。阶级有两次存在，一次是客观存在，另一次存在于或多或少明确的、由能动者所塑造的社会表征中，第二次存在是斗争的要害。你对某人说“你身上发生的事情，是因为你和你父亲的关系不好”，或者“你身上发生的事情，是因为你是一个无产阶级，被窃取了剩余价值”，二者完全不是一回事。
人们争取适当的、公正的、合法的言说社会世界的方式的领域，不能永远被排除在分析之外——即使对合法话语的主张默认或明示了对那种对象化的拒绝。那些宣称垄断了对社会世界的思考的人，并不希望人们对他们进行社会学的思考。
然而，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是提出这个游戏的利益所在的问题，因为那些能从提出此问题中获益的人，也就是那些把维护自身利益这件事委托给知识分子、发言人的人，没有提出这个问题的途径，而那些从这种委托中获益的人又没有兴趣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认真看待这一事实：知识分子是一个事实上的委托——一个全方面的、默示的委托——的对象，在政党领导人那里，这是一种有意识的、明确的，但同样是全方面的委托，我们必须分析这种委托被接受、得到使用的社会条件。
但是，可以这样说吗：这一在某种程度上不可否认的委托同一个与共产党关系密切的工人的情况如出一辙，或者说同一个把自己委托给反动政党或政治家的工人的情况如出一辙？
委托往往是在人们想象不到的指标的基础上达成的。比起某位共产主义活动家的话语（这些话语有时候似乎有意引起工人的反感），工人可能会更“认同”他的“风格”、口音、举止、与语言的关系。工人对自己说：“不要在老板面前退缩。”这种基本的“阶级意识”并非绝对正确。所以，就此而言，哪怕委托仅仅基于一种“阶级亲和力”，差别也是存在的。事实仍是，就对委托合同的控制——控制代表的言行的权力——而言，差别并不像人们设想的那样大。人们遭受了这种剥夺，变得冷漠或转向保守派的立场，这往往是因为——无论对错——他们觉得自己被移出了代表们的世界：“他们都是一样的”，“都是一路货色”。
与此同时，尽管您观察到的现象正在迅速消失，但共产主义者——即使沉默不语——会采取行动；他与政治的关系不是语言的关系。
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说出的言辞。例如，“第一代”工厂工人、农民的儿子与自父辈起就在工厂的工人，三者斗争的差异植根于传统，与政治意识的差异有关，因而也与语言的差异有关。发言人要解决的问题是：提供一种语言，这种语言使相关个体能够将自身经验普遍化，同时又不会将相关个体实际排除在其自身经验的表达之外——这相当于对他们的剥夺。正如我试图表明的那样，活动家的工作则恰恰在于将个人的、个体的不幸（“我被裁员了”）转化为更普遍的社会关系的一个特例（“你被裁了，是因为……”）。这种普遍化必然要通过概念来实现；因此，它有着落入现成公式的危险，这种现成公式是自动的、自主的语言，是仪式性的词语，在这种语言中，说话之人的对象、说话之人所代表的人都不“认识自己”了。这种死语言（我想到了所有政治语言中的宏大短语，它使人们可以不假思索地说话）阻碍了思想，既阻碍了发言者的思想，也阻碍了听者和它本该——首先在智识上——动员的人的思想；阻碍了那些本该做好批判（包括自我批判），而不仅是遵从的准备的人的思想。
诚然，每个活动家身上都有知识分子的影子，但活动家不是一般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在其文化继承并非来自知识分子的时候。
为了不做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所需条件之一是他要有以此等名义实施自我监督的能力（或能够接受他的竞争者的监督，这甚至更可靠），即以对成为“知识分子”意味着什么、垄断有关社会世界的话语生产意味着什么、卷入有着自身逻辑的游戏场域和政治空间（人们往里面投入了某种特定类型的利益）意味着什么等问题的分析为名义。在我们一般依赖的一切事物——诸如“群众监督”（我们还得提出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行使这种监督等问题）——之外，抛开其他不谈，必须补充上这个条件。知识分子社会学是对知识分子的社会性分析。它的作用是使知识分子和领导人之间那往往一帆风顺的关系变得更加困难；指出在我们的思维范畴中、在所有能让我们思考和说话的事物中，我们都是被操纵的。它还必须指出，人们在社会世界中采取的立场可能归因于产生这些立场的条件、政治机器和政治“游戏”的特定逻辑、合作的特定逻辑、观念的流通，等等。
我担心的是，您对政治活动家和知识分子身份的假设，阻碍了人们对行动与理论、意识与实践、“基础”与“上层”，特别是工人阶级出身的活动家和知识阶层出身的活动家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充分探讨，更别说阻碍了对工人阶级和知识阶层的关系的充分探讨。
事实上，社会世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话语形式。这一点在预测方面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做出了错误的预测，那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他只对自己负责，他只是把自己引向了歧途。而政治领袖则是一个有权力将他说出的话变成现实的人；这就是“口号”的标志。政治领袖的语言是一种授权的语言，它行使权力，那种权力可以将它所表达的内容变成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小失误就可酿成大错。这可能就是政治语言经常沉溺于诅咒、驱逐等内容（“卖国贼”、“叛徒”，等等）的原因，而在我看来，这并不能证明其合理性。那些犯了错误的“坚定的”的知识分子，会把追随者引入歧途，因为只要人们相信他的话，他的话就是有力量的。可能会发生这些事情：某些可能发生的、对他为其说话的人（“为了”具有“赞成”和“代替”的双重含义）有好处的事情，没有发生；或者某些可能不会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他的话有助于创造历史，改变历史。
存在几种相互竞争的产生真理的方式，它们各有其偏差和局限。“坚定的”知识分子很容易以“政治责任”为名义，将其思想简化为激进之思，而且可能会发生——屡屡发生——的情况是，先前的临时策略变成了一种惯习、一种永久的存在方式。“自由的”知识分子则有一种恐怖主义的倾向：他乐于将知识领域中的那种争夺真理的殊死搏斗（“如果我是对的，你就是错的”）带入政治领域，但当所争夺之物不仅仅是象征性的生死时，这些战斗就会采取完全不同的形式。
在我看来，无论是对政治还是对科学来说，社会世界的这两种竞争性的表征生产模式应有平等的生存权利，而且无论如何，第二种生产模式不应该在第一种生产模式之前退位，在简化主义的基础上增加恐怖主义，就像某些时期，在知识分子和共产党的关系中经常发生的那样。你们会告诉我，这是不言而喻的，原则上没有人不同意，但与此同时，我也知道，从社会学上来说，它并不是不言而喻的。
用我的术语来说，重要的是，社会世界的话语生产空间要持续地作为一个斗争场域发挥作用，在这个场域中，支配的一极，即正统，不会压垮被支配的异端一极——因为在这个场域中，只要有斗争，就有历史，因而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