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伯玛斯们的历史经验与反思不应变成僵化的教条，以及“我们吃过的盐比你们吃过的饭要多”的优越感。」
朱易
鉴于德国最著名的哲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今年已93岁高龄， 本文的标题容易引起误会。实际上，老人家生活在德国最著名的富人区施塔恩贝格湖畔，4月29日还在《南德意志报》上发了一篇长文“战争与愤慨”，引发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德国公共讨论的一个新的高潮。
就在文章发表的前一天，德国议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要求联邦政府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的决议， 执政的三党（社民党， 绿党和自民党）以及最大的反对党联盟党共同提出了该动议。只有分别为议会政治光谱两极的左翼党和极右的德国选择党表示反对。两党的观点高度一致，认为这样做将会把德国拖入核战争。而德国总理朔尔茨此前一直也以此为由，拒绝向乌克兰输送重型武器，因此他不仅在德国国内被批评不作为，也令乌克兰和很多北约国家不满。
另一方面，以德国老一代女权运动家施瓦策尔 （Alice Schwarzer）和电影导演克鲁格（Alexander Kluge）为代表的二十多位公共知识分子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总理继续坚持不提供重型武器，并致力让“双方达成妥协”。克鲁格甚至在一个采访中说：“如果投降能让战争停止，那就不是坏事”。截至5月2日，公开信已获得20万人签名支持。
被俄罗斯宣传术愚弄的哈贝马斯？在俄乌战争的上下文中，哈贝马斯仅将“算计出来的宣传效力”扣在泽连斯基头上，避而不谈俄罗斯多年来在德国社交媒体上散布假新闻。
以哈贝马斯的国际地位，自然不会跟风签名，他的文章也巧妙回避了对具体行动表明立场（德国是否应该提供武器），但称赞了老友克鲁格。“两难”（Dilemma）是哈贝马斯在讨论中常用的概念之一，而他的句法又一向以繁复冗长闻名，以至于推特上的挺哈派和反哈派互相指责对方没有好好看他的原文。其实，文章的副标题已经流露了他的态度：“刺耳的腔调，道德勒索：关于曾经的和平主义者们之间的舆论斗争，一个受到震惊的公共领域和一位仔细斟酌的总理”。
如果替他把话说直白一些：那些要求德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声音（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刺耳的，是道德勒索； 而年轻一代（主要是绿党）则在情感冲动之下背弃了和平主义（Pazifismus）， 主张给乌克兰更多的军事支持；相反，仔细斟酌（拒绝行动）的总理朔尔茨则是理性的代表。
这篇文章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与哈氏本人半个多世纪以来建构的很多关键理念相矛盾：公共领域、商谈性政治、道德的普适意义、法律的规范性等等。同时，文章反映出了德国左派知识分子面对新的国际危机时的无力，因此值得好好分析。
哈贝马斯开篇就以长者口吻，将泽连斯基标签为“一个深谙影像威力的乌克兰总统”，通过 “娴熟的表演，每天推出新的关于毁灭的场景，在西方社交媒体上获得自我放大的回响”。这种新式的“算计出来的宣传效力”令“我们这些老一辈人印象深刻”。
从他的成名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起，哈贝马斯就对以市场消费为导向的大众媒体（报纸 杂志，私人电台等）进行批判。而对于新媒体，他最近两年发表的文章都表示了对其碎片化和商业化的批评。在数字时代，报纸和杂志的消费比例下降令他不安，因为互联网上的舆论缺少了记者和编辑这样的专业把关人， 以致假新闻兴起，这里让哈氏震惊的是“后事实民主”在美国特朗普时期成为常态。
这样的观察和批评本身当然是正确的，但在俄乌战争的上下文中，哈贝马斯仅将“算计出来的宣传效力”扣在泽连斯基头上，避而不谈俄罗斯多年来在德国社交媒体上散布假新闻，这就有拉偏架之嫌了。事实上，已有很多传播学研究和调查报道分析了俄罗斯的宣传战术对德国公共领域的侵蚀。甚至哈氏自己，虽然批评了普京的非人道战争，却也不自觉写下了这么一句：“普京的攻击性可以理解成他对西方拒绝就地缘政治与他谈判的一种绝望的回应”。“要理解普京心里的苦”正是俄罗斯在西方公共讨论中散播的非常有效的一个话术。
相反的，乌克兰人长期以来在西方的视野中其实处于非常边缘的地位。在俄罗斯入侵后影响公共意见的，的确是泽连斯基对新媒体的娴熟运用：在俄罗斯散播他已逃离乌克兰的假新闻时，那一段用手机自拍的视频和“我们都在这里保卫我们的独立”的宣告震惊了世界，也为乌克兰赢得了国际支持。这种支持，究竟是源于影像的力量，还是勇气的力量？换句话说，如果泽连斯基躲在西欧某处的豪华游艇上拍摄视频，无论“场景”有多么震撼，能否获得这么大的宣传效力？
按照哈贝马斯的协商性政治理论，权力中心（政府和议会）的决策合法性来自权力边缘（公民社会，利益团体等）的意见和意志，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大众媒介起到关键的作用。而当他自己对新的媒介运作方式不熟悉的时候，就将不同的意见贬低为“道德绑架”，显露了他自己身处（传统）话语权中央而不自知的傲慢。
谁天真？谁不理性？
如果面对一个“弱小”的独裁者米洛舍维奇就可以讲“道义”，面对一个坐在核弹头上的独裁者普京就得讲“理智”， 那么这种道义就不是普适主义的。
将道德诉求视为“勒索”是他的文章里很让人大跌眼镜的地方。哈贝马斯对道德和规范性（Normativität）的论述贯穿几十年的学术生涯和公共讨论。 70年代他发起了著名的“哈贝马斯-卢曼之争”，批评德国社会学家卢曼从中立的、功能主义的视角，忽视了社会学研究应有道德评判和规范性讨论。卢曼则在一篇回应文章中讥讽了哈贝马斯的天真， 提出应该理性地讨论规范性问题。
然而时过境迁，现在是哈贝马斯用一种不耐烦的语气批评德国 “年轻一代”的天真和不理性：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的教育令年轻人“对规范性问题很是敏感”。以“成了偶像”的绿党女外长贝尔伯克（Annalena Baerbock）为例， 她在战争伊始就通过“忏悔的言辞”站了队，站在了“浮躁的道德感冲动下铁了心要打赢的乌克兰领导人”一边。而哈贝马斯作为“经历了冷战的过来人”，不惜一遍又一遍在文中重复，“一场与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进行的战争是不可能胜利的”。
“到了我这个年纪”，哈老允许自己不掩饰对“我们的孩子辈和孙子辈”的不解：“他们生活在怎样一种文化的自以为是里，以至于连保守派媒体都呼吁通过国际法庭（对普京）进行公诉。” 对这样的诉求，哈贝马斯自己是不屑一顾的：因为“无论俄罗斯、中国还是美国都没有承认国际刑事法院的有效性”。他倒不是觉得普京不该受审，但是“俄罗斯反正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否决权”，再说普京会“以核战威胁他的反对者”。
哈贝马斯曾以长篇巨幅论述法的规范性，法律与道德的同源和互补关系。可是在面对核弹威胁的时候，他对国际法规的态度如此轻慢 （就在文章发表当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访问基辅，并声明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对俄罗斯战争罪行的调查）。讽刺的是，在1999年，哈贝马斯发表了著名的文章“兽性与人性——在法律和道德边界间的战争”，力挺当时的绿党外长菲舍尔出兵科索沃的决定。哈贝马斯从人权的角度论述德国参战的正义性，因而被很多人批评放弃了和平主义；他则用“法律和平主义”的概念为自己辩护，认为从国际法的框架看，这样做是一种“合法的紧急救助”。
二十多年后，哈贝马斯却指责那些执念于国际法的德国左翼（主要是绿党）放弃了和平主义。虽然将两场战争相比，德国当年面对的道德和法律难题要比现在大得多：当年是直接参与军事行动，现在的争论在于是否向一方提供更多武器； 北约出兵科索沃是对主权国家的干预，现在俄乌之战则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双方对立。然而，和撰写公开信的其他公共知识分子一样，哈贝马斯也强调现在“德国绝不能变成战争中的一方”，按照信中的说法，一旦提供了重型武器，德国就会被拖下水 —— 当然，这种判断不是基于国际法规，而是要看普京的脾气。
如果面对一个“弱小”的独裁者米洛舍维奇就可以讲“道义”，面对一个坐在核弹头上的独裁者普京就得讲“理智”， 那么这种道义就不是普适主义的。与其指责别人自以为是，感情冲动，更真诚的做法是承认自己的恐慌与怯懦：害怕战火烧到自己家来。恐惧也是一种情感，德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折腾，几十年来犹厌言兵， 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畏惧深深影响了德国二战后的外交政策。哈贝马斯在文中表示了对“前和平主义者们”倒戈的不满，认为他们的转变让右翼力量欢欣鼓舞——后者一直诟病德国社民党的“东方政策”（Ostpolitik）， 甚至有意“结束德国几十年来的和平与对话政策”。
“认罪文化”与“东方政策”
六十年代西伯利亚发现了大量的油气资源，在德国工业界和银行界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下，苏联的能源开采和出口量迅速增长，收入一度达到其外汇总量的80%。
“东方政策”是德国自六十年代末开始寻求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外交原则。 最具有宣传效应的当然是那副载入史册的照片：1970年12月7日，德国当时的总理勃兰特（Willy Brandt）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的惊世一跪。这个画面成为德国深刻悔过的符号，为德国带来几十年的赞誉， 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德国这样发展出一种“认罪文化”。
然而整个东方政策的出台与演变有着复杂的德国国内背景。五十和六十年代年代西德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但在冷战政治下，右翼的联盟党关心的是反共产主义。最近的档案揭示，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曾长期秘密监听反对党社民党的党魁。同时不少过去的纳粹成员仍占据政府、大学、法院等机构的职位，历史似乎就此翻过。六十年代后期，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兴起，作为西方学运的一部分，德国年轻人反对越战，反对殖民主义，追求个性的解放；除此之外，德国学运有其独特之处：战后出生的一代质问父辈师长在纳粹时期的角色，要求对历史深刻反思，再也不能卷入战争，获得知识界和文化界的广泛支持。在这样的时代变化中，勃兰特领导左翼的社民党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并在1969年大选后成为执政党。
成为总理后，勃兰特任命他最信任的助手埃贡·巴尔（Egon Bahr）负责东方政策。巴尔提出了“通过接近而改变”的口号，被此后各届德国政府奉为外交政策的圭臬。从字面上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意识形态不同的东欧国家，可以通过与他们多接触，促进其经济的发展从而帮助他们转变。但实际上，德国这样做从未以改变他国为目的，就像巴尔自己说的：“国际政治从不关乎民主或人权。它只关注国家利益，无论历史课上是怎么说的”。当年巴尔就前瞻性地将德国的重新统一看作国家利益，要达到这个目的当然需要欧洲邻国的支持。而在东部阵营，特别是波兰眼中，德国仍然是纳粹魔鬼，取得波兰的谅解至关重要。在下跪的同一天， 勃兰特签署了《华沙协定》，承认以奥德-尼斯河为德波国界，放弃河东领土。此前他还与苏联签署了《莫斯科协定》，约定双方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并承认了东西德的边界。 这些协定在德国国内被保守党抨击为出卖国家利益，但有意思的是，不管哪个党派上台，德国实际上都延续了东方政策。
在对苏关系上，东方政策主要表现在积极进口苏联的石油和天然气。六十年代西伯利亚发现了大量的油气资源，在德国工业界和银行界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下，苏联的能源开采和出口量迅速增长，收入一度达到其外汇总量的80%。 即便苏军入侵阿富汗时期，无论是左派的施密特政府，还是右派科尔政府，都继续扩大与苏联的能源生意。在很多人看来，能源出口无疑延迟了苏联的垮台。同样在对东德的关系上，也有批评者认为“接近政策”实质上起到了为东德专制政权“续命”的效果。历史学家温克勒尔（他本人是社民党员）批评八十年代的社民党一心寄希望于东部阵营政要的理智，试图与他们结成伙伴，而从未关心过那里的公民运动。
在苏东阵营解体后，德国的“通过接近而改变”政策更直接变成了“通过生意而改变”。然而改变是双向的：社民党的施罗德任总理时期与普京关系密切，2005年在他政治生涯结束前，德国与俄罗斯签署了天然气输送管道合作意向书，即后来的北溪项目。不久施罗德成为俄罗斯石油公司的监事会成员， 同时也是北溪公司股东委员会的主席。拿着百万美元的高薪，他成为普京在德国的利益代言人，俄乌战争爆发后也拒绝放弃俄企的职位，给社民党以及德国的声望带来很大损害。
北溪一号于2011年完工。施罗德当年的副手，现任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延续了与克里姆林宫的特殊关系。2015年他在默克尔主政时期担任外交部长，积极推动北溪二号出台，此举受到绿党反对，认为会进一步加大德国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乌克兰、波兰等国家也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反对该项目，乌克兰更将施泰因迈尔视为普京密友。上个月当他计划与其它欧洲国家首脑共同访问基辅，却被泽连斯基拒绝，引起国际哗然。
如何面对“新”未来？
哈贝马斯和同龄的其他左派知识分子一样，坚定地信奉和平主义以及通过对话解决冲突的外交政策。然而这种历史的经验不应变成僵化的教条，以及“我们吃过的盐比你们吃过的饭要多”的优越感。
当然不少德国人觉得乌克兰拒绝总统出访太出格，不符合外交礼仪。不过如果国际政治只关乎国家利益，乌方这样的算计也可以理解：不给没有实权的德国总统面子，可以对同为社民党的德国总理朔尔茨施加更多压力。哈贝马斯所言的道德勒索也包括这一点。而施泰因迈尔本人则身段灵活，很快就道歉表示要反思对俄政策的错误，并声明战争结束后也不会再寻求回到对俄关系的老路。5月5日，德乌两国总统通了电话，泽连斯基正式邀请施泰因迈尔访问，外交僵局告一段落。
回到哈贝马斯身上：他在希特勒统治下度过了少年时期，战后对纳粹的罪行深感震惊。他的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青年教书时期同情并支持学生运动。总而言之，他和同龄的其他左派知识分子一样，坚定地信奉和平主义以及通过对话解决冲突的外交政策。然而这种历史的经验不应变成僵化的教条，以及“我们吃过的盐比你们吃过的饭要多”的优越感。
更关键的是，像温克勒尔批评的那样，德国所谓的东方政策有被神话和美化的地方。它并不是和平主义理想的具体体现，倒更像是“闷声大发财”。实际上，过去几十年，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没有提出什么见解去应对全球化下新的风险：威权力量与民主国家里不同势力盘根错节的利益关联。如何面对这样充满不确定的未来？ 可以肯定的是，正如卢曼当年对哈贝马斯的忠告：“有些问题如此重要，相形之下，试图通过商谈加以解决可能是个笑话”。
因此，德国的年轻一代可以和哈贝马斯们说再见了。就像德国荒诞喜剧片《再见，列宁》结尾的著名镜头：柏林墙倒塌后，一个被拆除的列宁雕像吊在直升机上缓缓穿行在柏林上空，显得那么僵硬，滑稽和不合时宜。而剧中的年轻人终于在去掉包袱后寻找自己的道路。
附：
哈贝马斯：兽性与人性——一场法律与道德边界上的战争
随着德国联邦军首次出兵参战，长期忍让克制的时代结束了。这种克制决定性地影响了战后德国民族非武力的特征。现在是战争。当然，盟军的“空中打击”不想成为一场传统的战争。空袭“外科手术般精确”、有计划地保护平民，确实具有高度的合法意义。这意味着摈弃全面战争——它曾经决定过这个行将结’束的世纪之面貌。然而，我们作为半参与者——电视每天晚上将科索沃的冲突端给大家看——深知屈身躲避空袭的南斯拉夫民众所经历的，不是别的，乃是战争。
所幸德国公众没有发出非理性的声音。没有对命运的渴求，知识界没有出现对好样的战友的鼓噪呐喊。海湾战争时还振振有词地大讲生死存亡的道理，唤起对国家的激情、唤起尊严、悲壮和男子汉的成熟来对抗喧闹的和平主义运动。现在，双方什么动静也没有了。偶尔有人吴落几句不吱声了的和平主义运动；有人喊几声“我们从道德高度下滑”的谴责口号。但这些调子并不起作用：支持和反对出兵的人都使用着玻璃般透明的规范语言。
和平主义的反战者提醒人们，动手与不动手有着道德区别，并把人们的目光引向平民伤亡的苦难：目标再准确的军事行动也不得不“忍受”平民的伤亡。这一次，他们呼唤的并非那些标举国家利益的铁杆现实主义者的良心，而是针对红绿党联合政府的法律和平主义。
菲舍尔和沙尔平两位部长站在民主历史悠久、比我们更多地受理性法律传统影响的国家一边，援引下述观念作为行动依据，即必须以人权驯化国与国之间的自然状态。这样，把国际法转化为世界公民法，已摆在议事日程上了。
法律和平主义者不仅要以国际法限制主权国家之间潜在的战争危险，而且要在一个彻底法律化的世界公民秩序中把这种危险消解于无形。从康德到克尔森我们也有这一传统。然而，它现在首次为德国政府所重视。世界公民团体所有的直接成员也要保护那些受自己政府欺凌的公民。超越国家主权的法律最重要的后果是——正如皮诺切特案件所显示的那样——让那些官员对他们在政府和军队任职时犯下的罪行承担个人责任。
在联邦德国公开争论的主要有两派：一派是基于理念的和平主义者，一派是基于法律的和平主义者。连“现实主义者”也使用现成的规范修辞。支持和反对的表白中各自包含着甚至相反的动机。那些从强权角度考虑问题的人，原则上怀疑对主权国家权力进行规范约束的可行性，现在，他们与和平主义者携手并肩站在一起；而那些“大西洋主义者”纯粹出于对盟友的忠诚，暂且按下对于执政者人权狂热的怀疑不提一一不久前，现任执政者还上街游行反对部署潘兴二号呢!德雷格尔和巴尔与施特勒贝勒站在一起，朔伊卜勒和吕尔与埃普勒站在一起。一句话，左派主政和规范论优先，两者不仅解释了独特的战争秩序，也解释了这一令人心安的状况，即德国的公共讨论和公众情绪并不异于其他西欧国家。没有特殊道路，没有特殊意识。显现的分歧更多是在欧洲大陆人和盎格鲁一萨克逊人之间，至少是这两派的分歧：一摄意欲邀请联合国秘书长共同协商并寻求与俄国达成谅解，一派则更相信自己武器的威力。
自然，美国和欧盟中负有政治责任的成员国都认为，他们应有一个共同的立场。朗布伊埃谈判失败后，这些国家对南斯拉夫进行事先警告过的军事惩罚行动，其明确的目的是实现塞尔维亚境内科索沃自治的宽松方案；在古典国际法框架下，这意味着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即违反不干预禁令。但在人权政治的前提下，这一国际社会许可的(虽无联合目授权却也是默认的)干预应该理解为用武力实现和平的使命。按照这一西方的阐释，科索沃战争将意味着从国家间的古典国际法向世界公民社会的世界公民法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飞跃。
这一演变始于联合国成立之时，在东西方冲突时代陷入停滞，之后经由海湾战争和其他的军事干预加快了进程。诚然，一九四五年以来的人道主义军事干预都只是以联合国名义、并在有关政府(如果还有正常运转的国家权力的话)的正式同意下才进行的。海湾战争时，安理会在伊拉克领空辟出“飞行禁区”并在伊拉克北部为库尔德难民设置“保护区”，虽然事实上已干涉了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但这并不是明确地以保护受到自己政府迫害的少数族群为理由的。在一九九一年四月第六八八号决议中联合国援引的是：当“国际安全受到威胁”时，它拥有干颈权。今天的情况不同。北大西洋军事同盟未经安理会授权采取行动，其辩护理由则是：这次干预乃是对受迫害的少数民族(与宗教)族群采取的紧急救援措施。
空袭前几个月，科索沃的杀戮、恐饰和驱逐已使大约三十万人受害。其间，成千上万的人被赶出家园，逃往马其顿、黑山和阿尔巴尼亚，这一幅幅令人震惊的图景确凿无疑地证明，种族清洗是蓄谋已久的。至于后来又把难民作为人质扣押不放，同样可恶。虽然米洛舍维奇在利用北约的空战，变本加厉地将其可卑的行径推向极致，但难民营里令人压抑的场景并不能使因果关系颠倒过来。多次谈判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中止嗜血的种族国家主义。一九四八年通过的反种族层杀的国际公约的准则，是否适用于今天空袭笼罩下的地面所发生的一切，颇有争议。但这些事实显然已构成源自纽伦堡和东京战犯审判法庭总则、且已纳入国际法的“危害人类的罪行”。近来，安理会也把这些事实构成视为“对和平的威胁”，在一定情况下是可以对其采取强制措施的。不过，在没有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出兵的国家这一次只能从国际法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准则中引出对救援行动的授权。
不管怎么说，科索沃人对平等共存的诉求，以及人们对残暴驱逐平民的不法行为的愤慨，使得军事干预在西方受到普遍的、虽则程度不同的赞同。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外交发言人卡尔·拉默斯恰当地表达了与这一赞同相随的矛盾心理：“那么我们可以心安理得了。理智如是说，可我们的情感却听不太进去。我们心里不踏实，静不下来……”
静不下来有诸多原因。近几个星期人们越来越怀疑，除武装打击外别无选择余地的谈判策略是否明智。因为人们怀疑军事打击是否合乎本来的目的。从南斯拉夫民众到反对党，越来越多的人支持米洛舍维奇的强硬路线，与此同时，战争可怕的附带后果在四处增加。周边国家马其顿、阿尔巴尼亚以及南联盟的黑山共和国因各种原因卷进不稳定的漩涡。核大国俄罗斯各界人土广泛声援支持“兄弟民族”，给政府造成了压力。尤其是人们越发怀疑军事手段是否比例适当。在每一“附带损失”背后，在每一列随着炸毁的多瑙河大桥意外坠落的火车背后，在每个本非愿以导弹击毁的非军事目标背后——每个载着阿尔巴尼亚难民的拖拉机，每个塞尔维亚人的住宅区——发生的并不是偶然事故，而是“我们的”军事干预一手造成的苦难。
如何才比例适当，很难断定。北约难道不该在摧毁国家电台前半个小时预告轰炸吗?即使是设定的轰炸目标—起火的烟草厂，烈焰升空的煤气厂，炸毁的高楼、街道、桥梁，彻底破坏一个因联合国禁运令已元气大伤的国家的经济基础设施—一越来越令人不安。每个死于逃亡途中的孩子都牵着我们的神经。虽然因果关系一目了然，但责任的头绪已开始纷乱。在驱逐平民的灾难中，一个国家恐怖主义分子肆无忌掸的政策所造成的后果，与一场非但没有制止暴行、反而为其提供了借口的军事打击的副作用，两者搅成了很难理清的一团乱麻。
最后还有对变得模糊了的政治目的的怀疑。诚然，向米洛舍维奇提出的五项要求所依循的原则是无懈可击的。旨在建立一个拥有自由宪法的多民族的波斯尼亚的代顿协议，就是按照这些原则形成的。只要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自治的要求得以满足，他们就没有分离的权利。分离将为大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火上加油，而大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并不比武装干预所要遏制的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好一丝半毫。随着种族清洗的伤口一天天扩大，民族间平等共处的宗旨愈加不可避免地面临修正；但分割科索沃更是在搞分离，这是谁也不会愿意的。另外，建立保护国就要改变战略，即进行地面战争并在今后几十年间驻扎维和部队。假若出现这种始料未及的局面，那么就得回过头来完全以另一种方式提出这次行动的合法性问题。
在我们政府的文告中，有一种尖利的声调，一种对于比附历史的过度压制：仿佛菲舍尔和沙尔平不得不以声色俱厉的言辞来盖过他们内心的另一个声音。是害怕军事行动在政治上的失败破坏这次干预的形象?甚而至于使国际关系彻底法律化的大业倒退几十年?如果这样，北约慨然为国际社会采取的“警察行动”不就只剽下一场普普通通的战争了吗?甚至是一场肮脏的战争，它只是将巴尔干半岛推向更深重的灾难。这不正是为卡尔·施密特提供佐证吗?自以为是的卡尔·施密特声称“谁讲人类，是想行骗”。他把他的反人道思想归结为“人性即兽性”的著名公式。到头来，法律和平主义本身是不是一个错误的方案，这一锥心的疑虑是员令人不安的。
科索沃战争涉及到一个在政治学和哲学中也颇有争议的原则问题。
国际法认可的主体有自己的主权，在这个基础上，民主宪政国家取得了以法律制约政治权力的巨大文明成就，而”世界公民” 形态却使民族国家的独立性隐退。在此，启蒙的普通主义是不是撞上了政治权力——它带有某一群体殊难消解的集体自保冲动——的冥顽固执?这是人权政治肌体中的一根现实之刺。
当然，现实主义思想流派也认识到，随着一六四八年威斯特法利亚和平协定而形成的独立国家体系发生了结构转变——日趋复杂的世界社会许多方面相互依赖；出现的问题已达到一定的程度，只有多国联手才能解决；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的机构、政体和程序不断增多，并更具权威性，这不仅限于集体安全方面；外交经济化，内政和外交的传统界限已然消失。可是，对人性的悲观看法加上政治的概念所特有的暖昧，两者为教条地死守互不干预的国际法原则提供了土壤。这样，独立的民族国家可以在国际猎场上根据自己的利益权衡得失，尽其可能不受约束地自由行动，因为群体的安全和生存对当事者来说具有不容争辩的价值，在旁观者限里，以符合目的理性的自我保存为最高准则，仍不失为调节集体之间关系的最佳方式。
照此看来，人权干预政策犯了一个范畴性的错误。它低估并蔑视在某种程度上“自然”的自我保存倾向。它想把规范准则加在游离规范的暴力潜势之上。卡尔·施密特将这一论证尖锐化，以其独特的风格称之为政治的“本质规定”。他认为，人权政治试图将国家利益至上这一本来中性的原则道德化，才使民族之间自然的争斗蜕变为不可救药的“反对恶势力之战”。
对这一论点可以提出充足的理由加以驳斥。在后民族格局中，并非强大的民族国家受到国际社会规则的束缚；更多的是由于国家权威的消解。由于仅以权威维系的国家或解体中的国家发生内战和种族冲突，才招致干预——不仅索马里、卢旺达是这样，波斯尼亚和现在的科索沃也如此。意识形态批判式的怀疑也是缺乏证据的。上述事件表明，普遍主义的辩护并不总是为了掩饰不便坦承的一己之利益。对进攻南斯拉夫表示怀疑的种种解释；并无多少道理可言。对那些因全球化的经济在内政上没有多少施展空间的政治家来说，外交上逞强诚然是一个机会。然而，指称美国旨在维护和扩大其影响范围，北约旨在为自己寻找角色定位，甚至指称“欧洲堡垒”旨在预防移民潮的涌入，都无法解释何以决定进行这样一场后果严重、风险大而代价昂贵的军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