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安娜·德尔维（Anna Delvey），25岁，硕大的Celine墨镜衬得一张桃心脸更加小巧，口音浓重的英语极有辨识度。安娜挥金如土，随手给的小费总是簇新的100美元现金，让高级酒店的服务生争先恐后地为她提包。不过，围绕在她身边的人也要习惯她的盛气凌人，“‘拜托’和’谢谢’难得能从她口中听到”，她讲起话来虽然没有“种族歧视”（racist），但非常“阶级歧视”（classist），言辞做派仿佛是一个“刚从某座欧洲古堡出来骤然被放进现代世界的老派公主”。人们盛传她是一个手握信托基金的德国女继承人，父亲做太阳能板生意。她长袖善舞，总是能出现在最高端的局里，与富豪名流谈笑风生。不过最让人佩服的，是这个“含着银汤勺出生的”年轻女孩立志要自力更生，在纽约建立安娜·德尔维艺术基金会，一个前所未有的高端会员制艺术俱乐部。
如果你在2014年前往硅谷拜访伊丽莎白·霍姆斯（Elizabeth Holmes），一定会被她的魅力与成就折服。她那双硕大的蓝眼睛在你说话时能一眨不眨地盯着你，当她开口说话，那低沉的、类似男性般的声音几乎总是能让人吓一跳。但当你习惯了她的声音以后，她的激情、积极向上和宏大愿景如阳光般熨帖迷人，让你不由自主想要追随。据2014年6月12日《财富》杂志刊登的一篇题为《为血液而生的CEO》的报道，伊丽莎白创办的血液检测公司希拉洛斯（Theranos）已募集了超过4000万美元投资，估值达90亿美元，是硅谷最具价值的创业公司。她的公司据称发明了一种行业颠覆性的技术，能够只用一滴血完成近70种血液检测，希拉洛斯便捷的血液检测仪入驻了美国最大的连锁超市之一西夫韦（Safeway）和连锁药店沃尔格林（Walgreens），且有可能被美国军方采用，乃至走进千家万户。
尽管一时风光无限，但她们都是骗子。2016年底，纽约多家高级酒店发现安娜没有支付账单，而这只是她的骗局的冰山一角——实际上，在2013-2017年期间，她不断利用纽约上流社会人士和身边的朋友为她奢侈的生活埋单。她的真实身份是安娜·索罗金（Anna Sorokin），一个在俄罗斯出生后移民到德国的卡车司机之女。随后她被告上法庭，面临六项重窃案（grand larceny）和未遂重窃案（attempted grand larceny）指控。至于伊丽莎白，2015年10月15日，《华尔街日报》头版报道《一家被看好的创业公司的挣扎》揭下了“女王的新衣”：希拉洛斯其实将大部分血液检测放在传统厂商生产的仪器上进行，其自创的指尖针刺取血技术非常不成熟且准确性堪忧。2018年，霍姆斯和她的前男友兼希拉洛斯高管桑尼·巴尔瓦尼因两项串谋诈骗罪名和九项诈骗罪名受到起诉。
日前，根据这两人的事迹改编的美剧《虚构安娜》（Inventing Anna）和《辍学生》（The Dropout）正式上线。《虚构安娜》的剧本基于《纽约》杂志记者杰西卡·普莱斯勒（Jessica Pressler）的报道改编，每一集片头的免责声明耐人寻味：“整个故事确保完全真实，那些完全是编造的部分除外。”作为局外人和怀着事后复盘心态观剧的观众，我们不免震惊于如此多声名显赫的精明之士轻易地落入骗局。与此同时，这两位女主角的某种共通性——安娜和伊丽莎白既可谓是充满远见的商业奇才，但也毫无疑问是恬不知耻、操弄人心的骗子——也让人既着迷又迷惑。事实上，这两个面向之间的差异与张力让“反社会人格”或“千禧一代时代病”都不足以描述安娜与伊丽莎白这两个人物的复杂性与深度。如任何时代的骗子一样，她们善于利用人性弱点，但从另一方面而言，她们也的确折射出某些重要的时代特征和隐秘的社会心态。
/1/高超骗术：价值背书、“自己人”与人性弱点
伪装名媛，奋力攀爬社会阶梯——早在安娜·德尔维之前，文学史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这方面登峰造极的例子：萨克雷名著《名利场》的女主角利蓓加·夏泼。早逝的父母一个是贫穷浪荡的画师，一个是法国歌剧院舞女，作为一介孤女，利蓓加发誓要出人头地。在从男爵毕脱·克劳莱家担任家庭教师期间，利蓓加成功吸引毕脱爵士之子罗登·克劳莱上尉的注意并嫁他为妻。以婚姻为跳板，利蓓加一路坑蒙拐骗，打入上流社会交际圈。与安娜相比，利蓓加在欠钱不还、躲避账单上的灵活身段和厚脸皮有过之而无不及，更重要的是，这个文学作品中的虚构人物实际上揭示了超越时代的骗术诀窍。
骗术成功的第一个关键是，如果你本人缺乏信誉，就找到有名望的人为你的价值背书。仗着富有姑妈的影响力——与利蓓加结婚前，罗登曾是克劳莱小姐最疼爱、最有望继承她财产的侄子——利蓓加与罗登夫妇“慷慨”地表示要照顾以前和克劳莱小姐交易的商人和买办的生意，后者自然巴不得接下生意，对他们频频赊账毫不怀疑。在巴黎期间，利蓓加也利用姑妈的名头混进巴黎上流社会的交际圈招摇撞骗，回到英国后又与罗登的兄嫂交好、攀上斯丹恩勋爵，凭借后者的名望与影响力叩开英国上流社会的大门。
安娜行骗过程中最不可思议之处是，这个其实毫无背景与财力的年轻女孩说服了许多纽约精英为她建立艺术基金会提供帮助，最后差一点从城市国家银行和峰堡集团分别获得2200万美元和不少于2500万美元的贷款。在《虚构安娜》中我们看到，安娜的计划并非一开始就一帆风顺，许多潜在投资人在第一次与她见面时并不看好这个项目。但随着安娜逐渐盘活社交资源，将纽约顶级建筑师、设计师和大厨拉入她的“梦之队”，她的项目一下子变得可信和可行起来。金融圈资深人士于是越来越认真地听取她的计划，帮助她牵线搭桥。
伊丽莎白的成功也有赖于这一点。撰写《财富》杂志报道，让伊丽莎白一举成为明星人物的法律记者罗杰·帕洛夫（Roger Parloff）其实并不具备专业知识判断希拉洛斯的技术，于是他转向采访她的董事会成员，“把他们当成品格信誉见证人。”这个阵容豪华的董事会包括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前国防部部长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前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山姆·纳恩（Sam Nunn）、富国银行前CEO理查德·科瓦塞维奇（Richard Kovacevich）和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比尔·傅利斯（Bill Frist）。
美国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指出，美国主要的国家权力集中在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上流社会亦由经济、政治和军事精英组成。在这个权力三角之中，“任意一个领域得到扩张、实现集中化，其活动造成的结果都会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与另外两个领域的交往也会日趋频繁。”随着权力精英们不断加深联结，他们的名望、财富和权力也不断得到累积与强化。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当这些政商军界大佬全部肯定地为伊丽莎白做出保证时，记者全盘接受了关于希拉洛斯的说辞，而主流媒体的正面报道又进一步强化了她的声誉与可信度。对希拉洛斯持续跟踪报道的《华尔街日报》记者、普利策新闻奖得主约翰·卡雷鲁（John Carreyrou）在《坏血》一书中指出，因此落入希拉洛斯骗局的精英人士还有很多。
要在名利场打开局面，还要有合适的衣装与谈吐。萨克雷形容利蓓加“很能适应上流社会的环境，竟仿佛她祖上几百年来一向是有地位的人物”。一口流利的法语让许多上流社会人士对她另眼相看，而到了巴黎后，她的时髦打扮与高调做派又让她大出风头，不止光复后的法国王亲国戚愿意与她来往，住在巴黎的英国时髦人也去奉承她。安娜同样深谙“人靠衣装”的道理，接受《纽约》杂志采访的一位人士称她的穿着非常光鲜（比如Balenciaga和Alaïa），在剧中，由茱莉亚·盖尔纳（Julia Garner）扮演的安娜比现实生活中的Anna更美更体面，Hermes、Chanel、Dior、LV、Celine、Burberry、Valentino、Etro等大牌相继出现在她身上。
如果只是打扮光鲜还不足以让安娜伪装名媛，她对精英人士谈吐措辞的高超模仿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虚构安娜》中安娜与律师艾伦·里德（其人物原型是吉布森·顿恩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Andy Lance）的交往很好地展示了这一点。安娜第一次拜访里德，在一楼大厅等待电梯的一幕非常有趣：安娜周围的专业人士在交谈中不断蹦出诸如“尽职调查”“债务保证书”“受托人”“基本面”一类的术语，镜头的移动暗示观众，安娜在不断偷听这些人说话，并飞速地消化吸收这些信息。里德对安娜的第一印象不佳，他一边翻阅安娜的商业计划书，一边质疑为何计划书中没有衡量指标、关键业绩指标、营业利润率预测和市场调研信息。安娜悻悻而去，但当再次与里德会面时，她完全改头换面了——她染深了头发，穿得更像商务人士，且能头头是道地运用商业和金融术语。
在建立了社交关系和基本信任之后，“自己人”的预期让精英人士不断无视可疑的蛛丝马迹。米尔斯说过，“精英或多或少意识到他们是一个社会阶层，他们对待同一阶层人士的方式与对待其他阶层人士的方式截然不同。他们相互包容、相互理解、通婚联姻，即使不聚在一起，也以相似的方式工作和思考。”当安娜被认作是上流社会的一员——特别是看在她认识那么多名利场核心人员的份上——她就算在金钱问题上总是麻烦他人（比如让别人用他们的信用卡订机票酒店去看威尼斯双年展），又怎么样呢？也许她只是太过大大咧咧，不拘小节。“当你超级有钱的时候，你就是有可能比较健忘。”《纽约》杂志报道如此评论道。
在名流身份完全包装好之后，想质疑和揭穿一个骗子的人不得不再三思量，甚至怀疑是否自己有问题，被财富符号夺走全部注意力的人则不再会有丝毫怀疑。去年，中央美术学院一名叫邹雅琦的女生做了一场“扮演名媛在北京不花一分钱生活21天”的行为艺术实验，与纽约的安娜有异曲同工之妙。凭借一只假铂金包、一件貂、精致的妆容、假钻戒项链、Gucci购物袋和“富人”的气场与常识，邹雅琦自由出入于各种消费场所蹭吃蹭喝蹭睡——仅仅因为她所营造的形象让接待她的人认为她有这个消费水平。
正如《纽约》杂志报道结尾所说，“这一切都太容易了。”或许是因为这一洞见太为深刻，报道结尾的那段话也被放入了《虚构安娜》的台词中：
“她看到了一些别人没看到的东西。安娜看到了纽约的灵魂并且意识到，如果你能够用一些闪亮的物件、大笔的钞票和财富的标记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如果你让人们看到你有很多钱，他们就几乎不会看到任何其他东西。”
/2/“演久成真”：美国梦与创业精神的阴暗面
像利蓓加这样的19世纪英国平民女子，实现阶级跃升的唯一渠道是嫁对人，以“XX之妻”的身份和它带来的好处为筹码力争上游。但对身处21世纪美国的年轻女孩而言，创业才是实现野心的最佳手段。即使锒铛入狱，安娜也坚称自己是一个有天赋才华的女商人，为外界仅仅把自己当作一个“伪装名媛”（wannabe socialite）感到无比愤怒。伊丽莎白早在9岁就立志要成为亿万富翁。她选择入读斯坦福大学——一所位于硅谷心脏、培养了许多创业者的大学——多少也是出于此地创业氛围的感召。而且她最崇拜的人是史蒂夫·乔布斯，创办希拉洛斯之后，从人生哲学到穿着打扮，她无一不在努力模仿那位传奇创业者。
可能没有哪里比美国更适合野心勃勃的创业者了，自立国之初，工商业的发展就是美国的历史动力。米尔斯指出，与旧大陆不同的是，美国从未有过与资产阶级立场相反的贵族阶层，资产阶级独占财富、名望和权力，在与之相配的意识形态驱使下，美国开启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反对限制重商主义者，继承自由放任政策；反对南方种植园主，强制推行工业化。同样重要的是，自力更生在美国文化中被拔到了近乎崇高的位置，甚至有文化批评者认为，这为美国的反智主义埋下了伏笔。在《美国四百年》作者布·斯里尼瓦桑（Bhu Srinivasan）看来，不顾一切追逐创新与财富的实干家在美国是最深得人心的形象，
“公开追求财富已经成为一个生机与活力的显著标志。即使在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国家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寻找下一个重大新生事物的动力仍旧激励美国人放下一切，追逐财富；无论他们是刚刚发迹的新贵还是早已功成名就的人。”
硅谷是美国梦中的创业精神最被得到颂扬且最有可能快速变现的地方。斯里尼瓦桑指出，英特尔公司在形塑当今的硅谷融资生态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1971年，这家营业收入仅900万美元、创立不到三年的科技公司公司上市，让大型投资者看到了抢先投资科技类初创企业的潜力。这完全改变了投资的逻辑，特别是催生了风险投资基金的诞生：直到1960年代后期，如果投资者要投资一家公司，必须等到这家公司提供富有希望的现实经营业绩，以实现利润回报。但1970年代之后，在一家公司处于萌芽阶段就进行风险投资的投资者能在公司达到财务成熟甚至盈利之前就获得经济回报。值得一提的是，大名鼎鼎的风投机构凯鹏华盈和红杉资本都成立于1972年，即英特尔公开上市的第二年。
风投机构有分散风险的措施。第一，一家公司一旦上市（英特尔证明了一家初创企业与上市公司的距离可以压缩到三年），最初买入这家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就可以向公众大量出售股票以降低风险；第二，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资者往往同时投资若干家初创企业，只要有一笔投资获得巨大收益，就有可能完全弥补其他失败投资的损失。斯里尼瓦桑认为，这是美国投资者往往有较强意愿承担高风险的原因。“相较于提升获得普通回报率的可能性，初创企业的股东对获得一个辉煌的结果更感兴趣。因此，金融生态系统愿意接受资金损失的高风险，这使得异常者和怪人也可以获得风险资本。”
斯里尼瓦桑注意到，和欧洲与亚洲市场相比，美国的公开证券市场愿意更早吸收风险，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为何欧洲人发明了万维网，但美国人让互联网发扬光大：“美国有能力为处于早期阶段的创意融资，硅谷的生态系统允许新兴市场中的初创公司获得迅速发展。只要那里的风险投资者认为初创公司最终的市场支配地位可以带来丰厚的利润回报，他们就会容忍，甚至鼓励公司多年经历亏损。”
经历21世纪初的互联网泡沫后——那一波互联网热让人们第一次看到创造财富的速度可以快到令人咋舌的程度——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见证了又一波硅谷创业投资热潮。2013年11月2日，风险投资人艾琳·李（Aileen Lee）在TechCrunch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估值10亿美元以上的创业公司激增，她将这些公司称为“独角兽”。卡雷鲁指出，与1990年代末的那批互联网公司不同，这些独角兽公司没有急于上市变现，而是通过私下筹集数额惊人的资金规避公开上市后带来的严格监管。
但有一个硅谷特色一直被保留了下来，那就是“演久成真”（fake-it-until-you-make-it）。1980年代初，人们发明了“雾件”（vaporware）一词来描述轰轰烈烈地公之于众却花了很多年才实现的计算机硬件或软件。卡雷鲁认为，这反映了科技行业过度许诺的营销倾向，微软、苹果和甲骨文都曾被谴责在某些时候采取过类似做法。以甲骨文为例，该司在初创早期夸大了其数据库软件的功能，发布的各个版本都充满了漏洞。但这并没有妨碍甲骨文在1980年代中期成功上市，并成长为硅谷最举足轻重的科技公司之一。顺便一提，甲骨文创始人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也投资了希拉洛斯。
安娜的男友蔡斯可以说是一个硅谷创业者的典型代表。《纽约》杂志报道称他是“一个活跃在TED演讲圈的未来主义者”，在《虚构安娜》中，他口若悬河，精力充沛，随时随地寻找机会兜售一款叫作“WAKE”的手机软件，号称能够收集用户的梦境供大数据分析——一个听上去异想天开但放在硅谷语境内又似乎非常合理的概念。虽然蔡斯（在安娜的帮助下）拉到了上百万美元的投资，但等这笔钱烧完了，这款软件也没有做出来。安娜与蔡斯分道扬镳时，后者怒气冲冲地表示安娜掌握的所有商业技巧都是他传授的，安娜冷冷地回应，但我是一个比你更好、更有头脑的商人。某种程度上来说，安娜的确也复制了硅谷文化中的“演久成真”精神。当观众看到她自信满满地向合作伙伴和投资人介绍她对艺术基金会的构想的时候，或许很多观众的脑海中都划过一个念头，如果她真的拿到了4000多万的贷款，她是不是真的有可能“演久成真”？
如果仅仅只是一款消费者软件，未能“演久成真”的后果顶多是投资人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的失望，但伊丽莎白创立的希拉洛斯不同——它是一家医疗健康公司，造假会带来伤及人命的严重后果。希拉洛斯在加州和亚利桑那州废弃或纠正的血液检测结果累积达100万件，对病人造成的伤害难以估计。有10位病人发起诉讼，其中一人声称希拉洛斯未能查出他的心脏病，导致他遭受了本可以避免的心脏病发作。当卡雷鲁开始调查希拉洛斯时，其血液检测服务即将扩展到沃尔格林在全美的8134家门店，一旦实现，希拉洛斯因错误诊断和错误医疗措施造成的病人伤害规模将更加难以想象。当然，希拉洛斯也让投资人损失惨重。该司于2018年9月资金耗尽遭到解散时，投资者大约损失了10亿美元。
安娜和伊丽莎白或许是天赋异禀的骗子/商人，但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时代精神将她们推到了她们所处的位置，她们则暴露了美国创业精神的阴暗面。正如斯里尼瓦桑所说，“所有人都能看到作为资本主义内在特点的不断尝试是一种多么巨大的浪费，必须通过大规模的试错来发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3/打性别牌：谁才是真正的“女性赋权”榜样？
必须承认，安娜有种难以言喻的动人之处。一些人或许会认为她是一个平民英雄或当代罗宾汉——被她耍得团团转的上流社会一众名流精英，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美国社会中攫取了不成比例的财富，安娜的所作所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劫富济贫”。剧中的一个细节掀开了阶级不公的冰山一角：陷入安娜骗局的富人们没有谁付出了代价，被安娜盗刷了几十万美元信用卡的诺拉不必报警或申诉就要回了这笔钱，因为银行CEO是她的好友；里德对安娜失察险些给他所在的机构造成巨大损失，但他不仅没有遭到惩罚反而还升了职。
而女性观众或许对她身上强烈的“女性赋权”意味更加印象深刻。诚然，安娜是一个恬不知耻的骗子，但她在为艺术基金会游说过程中展现出的强势、镇定、不依不饶和超强自信也着实让人佩服。在以他人为中心、温柔和顺的性别规训下，“缺乏自信”可以说是许多女性面临的职场困扰。《女孩们的地下战争》作者蕾切尔·西蒙斯（Rachel Simmons）发现，女孩在讨论“领导力”时有着强烈的对个人冲突的恐惧。由于担心被认为“自负”，她们不会想着做好工作，而是琢磨如何表现得谦虚，避免冒进和竞争。“有头脑”“固执己见”“争强好胜”“刻薄”“专业”“严肃”“坚强”“独立”“以自我为中心”“无所节制”等强大领导者的特质被许多女孩内化为“坏女孩”的特质——因为社会规范告诉她们女性“不当如此”。而安娜，恰恰是一个对冲突和反对力量视若无睹的年轻女性；她是冒名顶替综合症（imposter syndrome）患者的极端反面。
在一个越来越多人呼吁正视职场性别歧视和女性赋权的时代，伊丽莎白可谓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女性创业者榜样。硅谷是一个几乎完全由男性主宰的世界，风险投资人都是男性，著名科技公司的创始人也都是男性。硅谷虽然有像雅虎的玛丽莎·梅耶尔（Marissa Mayer）和脸书的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这样的知名女性高管，但她们都不是公司创始人而只是职业经理人。“（伊丽莎白）的出现迎合了公众想要看到一个女性创业家在一个历来由男性统治的科技世界取得突破的渴望，”卡雷鲁写道，“有了伊丽莎白·霍姆斯，硅谷拥有了它第一个身为技术创始人的女性亿万富翁。”
在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刊发的《讲故事游戏、工作狂伦理与性别壁垒：“坏血”为何必然流入硅谷？》一文中，作者傅适野指出，在男性掌握一切话语权、制定一切规则的职场环境中，作为少数派的女性必须有更强大的意志力和行动力来面对充斥着性别歧视和性骚扰的工作环境。虽然希拉洛斯被证明是一个惊天骗局，但伊丽莎白仍然具有某种积极意义，她巧妙地斡旋于男性制定的规则之中（比如将自己的声音伪装成低沉的男声、穿着去性别化的黑色套装和高领毛衣），完成了一次女性的硅谷突围，“第一次，一位女性将硅谷男性大佬们玩得团团转，也是第一次，一位女性凭借自己的能力、人脉以及铁腕般的管理模式建立了一家独角兽公司。”
《华尔街日报》的负面报道刊发后，伊丽莎白尝试通过“打性别牌”来公关翻盘。为了赢得同情，她公开承认在斯坦福读书时曾遭遇过性侵，在接受《彭博商业周刊》采访时抱怨自己是性别歧视的受害者，称是“年轻女性”的身份剥夺了她的可信度。此外，在接受《魅力》杂志颁发的年度女性奖时，伊丽莎白在获奖词中将自己拔高到年轻女性的行为榜样，鼓励她们“尽你所能，去做科学、数学和工程领域最优秀的人”。然而虚假的人设和空洞的承诺终将被戳破，在走捷径的诱惑中误入歧途的女人无法给予其他女性更多值得借鉴的东西。
《虚构安娜》的另外一位女主角、记者薇薇安（她的原型是《纽约》杂志记者杰西卡·普莱斯勒）虽然被一些观众批评为抢风头，实际上却是一个更值得注意的女性角色。在表情夸张、风风火火、有些执拗的外表下，薇薇安是一位脚踏实地、认准目标绝不动摇的职场女性。在发现安娜的报道价值之初，薇薇安的男性领导一致反对这一选题——据普莱斯勒本人透露，虽然她现实中的领导和剧中的形象完全不同，但在剧中他们的确代表了某种父权制职场的具象化。薇薇安认为，安娜的故事远比“华尔街反性骚扰运动”的故事有报道价值，在她锲而不舍的劲头面前，领导不得不让步。整部剧于是从薇薇安做调查报道的视角展开，我们看到这位怀着孕的女记者如何挣扎于母职和自己视为毕生追求的事业之间，坚持完成这一艰巨的报道任务，工作到生产前的最后一刻——她在办公室飞快地敲打键盘的时候，为了防止羊水破裂在身下垫了一块毯子。事实证明她赌对了，这篇调查报道一炮而红。
薇薇安向我们展示了一位职场女性在拥有一定社会支持后能够迸发出怎样惊人的能量。她证明了一个女性无需光鲜的华服、奢华的住所、大把的钞票或镁光灯的环绕，她的能力、热忱与激情足以令人钦佩。谁说这样的女性不是“女性赋权”的榜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