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y PTT
我來先小結一下，文革其實不是單一事件，而是中共長期以來搞內部運動政治鬥爭逐步上升的一個結果．並且因為長期政治鬥爭加上施政不當，所以民間已經有長期累積的反政府聲浪以及情緒．而毛澤東巧妙的利用這種民怨，以及長期的政治鬥爭傳統，發動基層民眾打倒了整個自己一手創建的黨國體系．但是他的目的只是讓自己重新掌握實權．所以他發動的革命其實是受他一手控制，也就是雖然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體制的革命，卻還要服從 於毛澤東以及中央文革．
而文革帶來非常劇烈的破壞，因為初期的武鬥導致無政府狀態，後期雖然武鬥消失，但是大量的政治運動使得工業產值降低，知青下鄉也使得年輕勞動力被大量浪費在農村．現代化國家的發展是農業效率提升，所以農業人口可以轉移到工業或是服務業．而因為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經濟失敗，結果導致大量應該投入工業或是服務業的年輕人口被轉移到農業上 面．也算是一個人類經濟學上的奇特案例．
同時，文革期間中國的高等教育中斷．大學招生停止，雖然期間有用工農兵大學生的方式部分恢復大學教育（入學不考試，而是用各個政府機構，農村或是軍隊推薦入學）．但是素質實在差的可憐．這導致整個中國的學術／高等研究中斷倒退２０年以上． 舉例來說，筆者認識一位曾經在中國大陸某醫學院當過副教授的前輩為例．該人是中國文革後第一批大學生，入學醫學系以後．該年班畢業生竟然有超過１／５畢業後沒有去當醫生執業，而因為就學期間成績良好所以被醫學院留下來任教．他們當時只有２０歲出頭， 醫學系剛剛畢業，甚至還沒做住院醫師訓練，就被安排留校當講師（助理教授）．之後留在系上補了一個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就轉為公衛系副教授．大家可以想像一下，一個２０ 出頭的年輕人，大學剛剛畢業就當了講師(助理教授)然後同時也成為碩士班學生，然後碩士畢業後不久就從講師(助理教授)變成副教授．當然我們今天會覺得不可思議，但是當時 中國就是這樣，因為高等教育已經幾乎瓦解了，所以必須用至種速成班的方式快速恢復高等教育．這也導致整個中國的大學教育一直到２０００年以前根本就難以做頂尖科學研究 ．因為大多數教授其實只有學士學位，好一點只有碩士學位．到了２０００年前後有大量只有碩士學位的教授去補修博士取得博士學位．所以這幾乎是把中國的高教科研打掉重新開始．
而文革期間, 也導致中國社會徹底的失去信任, 尤其是對於秩序/規則的信任. 同時在信任失去的同時, 整個國家的經濟, 文化, 教育等等都大規模的退步. 整個國家成為一個鬧劇. 但是鬧劇背後, 卻是一個”偉大的烏托邦實驗”. 因為原來可以全體民眾都充滿熱情的參與一個社會大運動. 運動的過程中, 政府可以被廢除, 由民眾發起的革命委員會取代. 這某種程度上實踐了無政府主義. 而這種全民熱情的運動雖然在中國造成嚴重的災難, 但與此同時其他國家只看到運動和激情的一面, 所以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者也拿起毛語錄, 走向了街頭. 在其他國家也引發了1960年代的社運風起雲湧年代.
同時，中國社會也進入一個非常特殊的時代，在文革後的頭十年．中國社會開始追逐金錢和嘗試資本主義．文革後也使得社會風氣相對自由．畢竟在文革時代，你可以寫大字報罵政府罵黨，只要你不批評共產黨共產主義以及偉大領袖毛澤東．你也以寫大字報批評敵對派系的紅衛兵，找對方辯論政治／馬列主義．而文革時代甚至學生鼓勵發動學生運動並且甚至還要求學生要參與政治運動批判．這也導致那一輩的年輕人普遍思想比較願意挑戰權威以及對政治感興趣．這埋下６４天安門事件的種子．
我個人的想法, 沒有證據去支持. 我認為文革導致六四天安門的悲劇性結局. 因為其實到了1980年代, 全世界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或多或少都已經感受到社會主義經濟走不下去 了. 經濟上物質上完全不能跟西方市場經濟國家比. 並且社會主義經濟下也限縮了民眾的政治自由. 在蘇聯老一輩的革命者凋零也讓民眾更敢於上街頭爭取改變. 蘇聯戈巴契夫從 1987年起開始市場經濟的改革. 這誘發了民眾爭取更進一步改革的呼聲. 波蘭在1988年起 發生大規模的工人運動爭取政治改革, 從一黨專政走向議會民主制度. 然後誘發一連串東歐政治和社會的劇變, 尤其是東德以及羅馬尼亞. 所以由此來看, 中國大陸會在1989年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也是可以理解的.
六四天安門其實也很有文革末期的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的風格. 起因是改革派共產黨官僚胡耀邦過世. 文革時是周恩來過世. 北京市民自發的走上街頭弔念. 然後群眾聚集後, 就開始爭取更多的目標而非僅僅只是弔念胡耀邦/周恩來. 而文革自此也不過十年, 文革雖然破壞性極大但是也讓當時的中國人願意去挑戰當權者. 也讓當時中國的大學生以及中學生願意去參與社會運動以及社會改造. 所以六四天安門事件其實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狀況. 但是文革也帶來一系列嚴重的後果導致六四天安門最後走向暴力流血收場.
一來, 當時中國太窮太落後. 所以其實很難去喚起民眾走向議會民主或是自由民主制度. 原因很簡單, 因為自由民主制度其實一言以蔽之就是”安全”. 更具體一點, 官員有人身安全, 人民有財產安全.
官員有人身安全在於民主自由制度限制了政治鬥爭. 官員就算政治鬥爭失勢, 還是受到法律保護不用像是劉少奇那樣被批鬥最後被迫害而死. 對一般老百姓來說, 其實被政治迫害的可能性不高, 所以主要是財產的安全. 也就是我不用擔心政府輕易的剝奪走我的錢, 房子, 土地以及其他的身命財產安全. 在東歐國家, 尤其是東德, 當時物資上已經相對富裕許多. 老百姓已經不用擔心飢餓而開始擔心自己的財產和更進一步的物質生活. 但是中國當時還停留在老百姓還能不能溫飽. 所以這導致基層民眾缺乏對於自由民主制度的渴望. 而只停留在少數理想主義學生的口號中.
二來, 文革導致官員的集體恐懼. 因為六四期間的大小官員幾乎都經歷過文革時代的清洗和迫害. 他們在不久之前才被紅衛兵抓起來批鬥, 打入五七幹校或是其他學習班. 一直到文革中後期, 才又隨著三結合或是毛澤東透過一打三反清洗造反派頭子, 才又慢慢地回到政府體系. 這些共產黨的黨政官員, 他們不像蘇聯或是東歐國家的官員那樣願意接受自由民主制度. 因為對於蘇聯或是東歐的官員來說, 他們可能把民主化改革當作一種安全保證. 代表之後我不用繼續擔心哪一天被政敵迫害或是莫名其妙被抓起來整肅.
而中共的大小官員看到天安門上的學生群眾, 感到的可能不是安全, 而是紅衛兵又要來抓他們批鬥的恐懼. 所以黨政官員缺乏想要支持民主自由的動機.
三來, 文革給老百姓帶來的恐懼. 這主要有兩個層面, 一個層面是失序的恐懼. 第二個層面是秋後算帳的恐懼. 因為文革的失序給民眾帶來很大的陰影, 所以大多數民眾第一反應就是不能亂. 所以不會全力支持示威學生推翻共產黨一黨專政. 同時也不會輕易向政府妥協尋找一個下台階的機會. 因為當年文革時代, 紅衛兵領袖在一打三反以及文革之後被政府秋後算帳整肅. 所以變成參與六四的民眾學生陷入兩難, 一來怕失序, 二來怕如果有秩序的退場政府會秋後算帳整肅. 所以這導致最後六四天安門事件民眾和共產黨政府最後無法和平解決, 最後只能用武裝流血收場.
四來, 文革後期的四五天安門事件可能讓共產黨下定決心要流血收場. 因為當時四人幫用相對溫和的手段驅趕了天安門廣場上的民眾. 雖然一時間鎮壓了人民起事. 但是半年內四人幫瓦解. 並且十多年又來一次六四天安門. 所以, 可能共產黨高層決心認為要用流血才能嚇阻民眾以及改革派. 一來嚇阻共產黨內改革派不發動懷仁堂事變讓掌權者成為第二個被打倒的四人幫. 二來可以嚇阻民眾不再發生第三次天安門事件.
所以, 我的結論是, 文革不是一個偶發事件. 而是整個中國共產長期革命的一個十年高峰. 文革之前已經有一系列的狂熱政治運動. 文革爆發前一兩年還有個龐大的社教運動. 而這將近20年的共產運動下造成的大量恩怨在文革被一次性爆發. 之後雖然文革結束, 中國擺脫長期革命走向市場經濟正常社會. 但是文革造成的陰影仍然在. 導致天安門事件的血腥收場, 以及至今還沒有結束的社會創傷.
簡而言之, 關鍵是”恐懼”, 黨國官員會被打倒推翻, 然後去跟江青同志當鄰居, 人民恐懼文革的失序重演, 學生群眾恐懼運動結束後政府會對他(她)們秋後算帳. 所以最後只 能流血收場.
如果沒有發生文化大革命, 例如說毛澤東早死, 導致中國轉型成赫魯雪夫式的共產主義國家. 或許, 在1980年代中國會更富裕, 並且黨政高層和民眾也不會有這麼強烈的”缺乏安全感問題“. 在一個官員和老百姓都相對富裕且充滿安全感的狀況下, 天安門事件或許會用和平的方式落幕, 而中國在1980/90年代發生自由民主轉型. 所以某種程度上, 文革讓天安門事件流血結束, 也讓中共黨政權續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