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边的西塞罗｜为什么“谷爱凌”们在哪儿都能赢，而我们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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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中国选手谷爱凌夺得金牌，为奥运中国军团摘得了北京冬奥会上的第3金。
自从2019年宣布入籍代表中国征战2022年北京冬奥会后，这位以“北京姑娘”自居的少女，在短短几年中，就迅速蹿红成为了一名现象级的运动员。这次奥运会上的夺冠毫无疑问将给她未来的星途增加新一波助力——事实上，我今天从高铁一路坐回来的公交车上，已经看到沿街的站牌都换成有关她的广告了。
美丽、阳光、帅气、开朗、聪慧，若说谷爱凌身上还有什么可能翻车的争议点，那大概是现在有人质疑她到底有没有真的放弃美国国籍这个事情……
但信息未明的情况下，我们就权且放下这件事不谈吧。即便国籍问题有争议，她的成绩摆在那里，这个女孩作为一个优秀运动员的事实是不容抹杀的。
但我更感兴趣的，是谷爱凌为什么能做得这么完美。据公开资料报道，谷爱凌的爱好十分广泛，除了滑雪，她的爱好清单上还有钢琴、芭蕾、攀岩、骑马、射箭、越野跑、篮球、足球、作词作曲……而且每一样的成绩都很不俗。此外，谷爱凌还已经被美国顶级名校斯坦福录取，还是时尚杂志的签约模特。
很多人在看到这份成绩单时可能已经被晃花了眼，觉得这女孩简直“能者无所不能”。但在我看来，这个成绩单本身，恐怕就是谷爱凌之所以能成功的秘诀所在——她的身上体现了一种非常典型的、我们这个时代精英阶层总能“赢得比赛”的秘诀。
这个秘诀是什么呢？那就是：多头下注，分散风险，一点开花，赢者通吃。
谷爱凌的母亲谷燕北大毕业后留学斯坦福，后来在华尔街搞风险投资，还曾在雷曼兄弟公司任职。多头下注、对冲风险这个风投的基本常识她肯定知道。
而事实上，在对女儿的培养上，她用了非常典型的风投理念：据她自己介绍经验说，在谷爱凌小时候，她并没有确定对谷爱凌的培养方向，只是想让她尽量多地尝试各种各样的爱好，钢琴芭蕾、骑马射箭、越野足球，啥都尝试一点。直到谷爱凌在滑雪上展露出了天赋之后，她下决心把孩子往这个方向上加力培养。
这种育儿方式其实就非常像风投，因为这位母亲几乎是用了穷举的方式让女儿尝试了所有她有可能出成绩的项目，而我们知道人生而为人，总是会有一两项天赋超于常人，区别只在于他有没有机会发掘自己的这个天赋，并注入资金和精力及时培养起来。
前两天我写足球，有读者留言说得好：“中国一定有梅西那样的足球天才，只不过现在不知道在哪里搬砖。”谷爱凌如果生在一个中国普通家庭，没有她那样一位既有投资头脑、又有投资实力的母亲在其身后“多头下注”，她充其量可能也就是在某个学校里做一届学霸女神罢了。
捎带说一句，在体育赛事上拿冠军，虽然很难，但也没有很多人想象中那么遥不可及。比如去年刚刚在东京奥运会上折桂的新科奥运跳水冠军全红婵，她2007年生人，2014年7岁的时候才被教练挑中练跳水，此后仅仅又用了七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跳水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普通农家女孩到奥运冠军的转变。
体育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拳怕少壮”，一个奥运冠军的天赋和自身的努力固然重要，但最为关键的，还是在他身上花下去的那些金钱、培养。
而互联网时代，讲究的是赢者通吃，一旦谷妈妈的“多头下注”中有一注“中签”，她的回报就是相当丰厚的。据公开报道，2021年谷爱凌的代言费已从100万美元涨到150万美元，再到180万美元，目前已经飙升到税后250万美元，相当于人民币1500多万元。按照平均180万美元来计算，谷爱凌手握24个代言，商业收入高达4320万美元（约2.75亿人民币）。可以说，谷爱凌这个女儿，应该就是她妈妈这辈子做的最成功的一次风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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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也不必把谷妈妈的投资术想象得过于高明，“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其实是谁都懂的道理，区别在于，在我们这个时代，精英阶层们有资本玩得起这种风投，而普通人则玩不起——我联想到前两天丰县铁链拴“妻”生八孩的那个董某，这个人的行为虽然令人发指，但他的做法其实是有自己的一番道理的：有人问他为什么一定要生那么多孩子，他的回答是：“这么多儿子，将来总会有一两个有点出息的吧？”
你看，其实严格意义上说，这个董某在育儿问题上，似乎也想做某种“风投”。他和谷妈妈的区别在于一个想靠多养几个儿子来“分散风险”，另一个则是在一个女儿的身上穷举所有可能性来“分散风险”。两种育儿理念，前者“古典”，后者“洋范儿”；前者成本低，后者成本高；前者像董某这样硬来，有违道德和法律，而后者像谷妈妈这样顺势而为，则收获了一片惊叹和赞誉。但从本质上来讲，两者的思路其实是高度相似的——细想一下，其实也蛮讽刺的。所以，如果说董某前几天的千夫所指，敲响的是“古典式”多子育儿风投的丧钟，那么谷爱凌时下的众星捧月，则验证了精英式全能育儿风投的成功——只不过这种风投，注定只有少数精英才能玩得起。其实在美国现如今的顶层家庭中，不知有多少孩子都在被父母以这样的理念培养，谷爱凌只不过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罢了——美国精英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在完成他们阶层的代际传承。
特朗普女儿伊万卡一家，其实也是这种“模范培养”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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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深想一步，精英们靠着这种只有他们玩得起的风投战胜普通人，难道只有在体育赛场和育儿上吗？并不，“分散投资”这是他们成功的一贯秘诀。谷爱凌的妈妈谷燕曾经供职于美国的雷曼兄弟公司，而说到雷曼这家风投公司，我就想起十年前“占领华尔街”那档子事儿。2008年，由于雷曼公司的投资失利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让大量美国工薪阶层失业。到了2011年开始有大量美国平民百姓喊着口号举着条幅冲进华尔街。初看起来，这些老百姓闹得非常无厘头——他们其实也说不出这些搞风投的华尔街精英们做的有什么缺德的地方，但就是觉得这帮精英们很缺德，所以就跑到“墙街”的地上去一躺，也不说啥，就是不让你们上班了。
但是在这场说不出理由的抗议中，有一个一闪而过的横幅，却给我印象极深：“为什么总是他们赢？”是的，为什么精英们总在赢？我们说，冷战结束、全球化进程开启以来，世界若说有什么最大的变化，那就是全球的精英阶层都在竞相将自己的力量资本化，并利用华尔街这种枢纽进行全球投送：精英们今天投资美国的工厂，明天购买中国的房产，后天购买俄罗斯的原油期货。他们用多头下注的理念把自己变得无处不在，从而变得抗风险能力极强。无论油价怎么涨跌，大国如何争衡，甚至经济是好是坏，其实都伤不到这些精英。因为这些风险，都早已被他们计算在了可对冲的范围内。多头下注的好处就是这个。哪怕金融危机来了，甚至一个国家垮掉了，这些精英们无非把这个项目砍掉就是了，甚至可以从做空中赚钱。可是，这种事情，对于那些普通人来说却是致命的，因为他们本小利薄，在一个行业、一个国度里，压着他们全部的身家。一场风波之后，精英们可能因为多头下注而毫发无伤甚至还赚了，普通人却输得血本无归。你让这些人怎么能平衡呢？百余年前，马克思曾经号召“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但百余年后，我们发现，在完成全球大联合的不是无产者，而是精英们。他们用“多头下注”的方式把自己搞得无处不在，所以他们总是稳赚不赔。这样的“谷爱凌”们，怎么可能不赢呢？
在现代社会，判别一个人属于精英阶层还是普通人的标准是什么？我觉得不是看他有多少金钱，月入多少万，更不是看他有多少知识和能力，而是看他的生存方式是怎样的。如果他是一个多头下注，什么样的波澜都能保证稳赢不亏的人，那他就是顶层精英。如果他的身家性命，全部只压在一件事上，那他挣再多的钱，有再强的能力，也跟我们一样，是个普通人。这就像在奥运赛场上一样。同样是奥运冠军。谷爱凌和全红婵是一种冠军吗？不是。区别在哪里？区别在谷爱凌即便输了跳台滑雪，她依然是斯坦福学霸、时尚模特。而全红婵如果输了跳水，她就是个普通的农家女孩。这就是普通人和精英的区别——一个多头下注，永不会输，一个孤注一掷，没有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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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顶层精英们多头下注的对象除了育儿与资产，还可以是别的吗？当然可以。在谷爱凌的采访中，我觉得有一段特别有意思：在介绍自己的故乡时，谷爱凌特别强调：“我的故乡是北京和洛杉矶”。这个介绍其实细想起来是很怪的——一般人介绍自己老家的时候只会说一个，那个她生她长的地方，以谷爱凌而论，虽然她应该是放弃了美国籍，代表中国队参赛，还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但举手投足间你能很轻易地看出这就是个美国姑娘——她与北京最大的交集，可能仅限于她妈妈给她报的那个“来中国上十天课，能顶在美国一年”的海淀补习班（还是为考斯坦福报的）。那照此说来，她报故乡的时候，直接说自己“老家是洛杉矶”——或者如果怕中国人听了不舒服，干脆不提就算了。可是谷爱凌依然说了，说自己有两个故乡，还说得那么自然而毫无违和……很显然，这位刚刚成年的姑娘所展现的这种高情商，是她善于风投的母亲的遗传和言传身教。一个残酷而略带讽刺的事实是，就连奥运会这种体育赛事，对顶层精英与普通人意义也是不一样的：对顶层精英来说，它无非一场展现自我的游戏；但对普通人，尤其是底层民众来说，它却是一针乏味生活中的安慰剂。正如前文说的，普通人与精英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没有资本，只能“单头下注”，生活的重压，把他们牢牢摁在了自己所从事的行业、所属的阶层和所在的国家中。所以他们会有一种需求，想要短暂脱离枯燥的工作，观赏新奇的运动，并为自己的国籍而感到骄傲。但在谷爱凌这个个案当中，满足普通大众这三项需求的却是一个与大众完全相反的人——这可能就是这件事情当中最让很多人感到别扭的地方吧。当然，如果形势需要，精英们并不在乎作出一种姿态，让大众认为他与他们是同一种人。就像谷爱凌的高情商表态一样：她的故乡可以在北京。这样说其实也算是一种多头下注，至少可以帮助她在中国聚拢很多人气，实属高情商行为——这也是精明的他们为什么总能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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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精英们老这样多头下注、搞风险对冲，会不会也隐藏着无可对冲的风险呢？其实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虽然双方在东西线战场上打得血流漂杵，但几个主要参战国的王室，其实说起来都是很近的亲戚：德皇威廉二世的母亲是英国的维多利亚公主，所以他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亲外孙，是当朝英王乔治五世的表兄弟。而英王乔治五世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又同时都是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的外孙，两人的母亲是亲姐妹，所以他俩也是表兄弟。而沙皇尼古拉二世与德皇威廉二世，又有同一个曾（外）祖父——沙皇保罗一世，所以这两个人还是远房表兄弟。于是如果从欧洲王室看去，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三个表哥表弟，拉上一堆舅舅、大爷打一场家族内战。很显然，欧洲王室这种长期的彼此联姻，也可以看作那个时代顶层精英们的一种“多头下注”，只不过下注的赌本不再是金钱而是血缘——即便某个国家打输了，战败的国王依然可以跑到亲戚家去继续当王爷，“不失封侯之位”。比如德皇威廉退位后就去了亲戚荷兰女王威廉明娜那里。这个算盘看起来打得是很精的。但到最后，还是出了问题。因为一战实在太惨烈了，无数普通人的生活甚至生命在这场惨烈的战争中灰飞烟灭。可是这些苦难中的普通人打着打着突然抬头一看，发现那些号称和自己同属一国、同仇敌忾的精英贵族们，原来与敌国之间都连着什么曲里拐弯亲。打赢了他们当然得最大的便宜，打输了他们依然“不失封侯之位”。合着唯一有风险的，就是我们这些被迫上战场、无可选择自己国籍和生活的普通人啊！？原来你们压根跟我们不是一帮的。娘的，不干了！所以一战打到最后，各国的民族主义口号都成了反噬本国顶层精英的双刃剑。闹得最凶的沙俄，在十月革命之后居然把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给枪毙了。其实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被捕后，他表哥英王乔治五世本来还是很想救一下的，英国外交部门给新生的苏俄政府开了非常优厚的交换条件，比如承诺尼古拉二世的家族永远不会再试图复辟，提供相当可观的黄金作为赎金，甚至还搭送马克思撰写的资本论原稿——这可是苏俄极为看重的原典。可是苏俄政府在反复考虑之后，还是把沙皇一家给毙了。后世很多史学家批评这种做法不明智——残不残忍另说，有什么实际意义呢？但我在读过相关史料之后，发现苏俄的这个决定，恐怕真的代表了那个国家当时的那种民间情绪。就像十年前占领华尔街的那些美国老百姓一样，沙俄老百姓真的恨透了那帮“跳来跳去”的精英——当初用民族主义大旗忽悠着我们上战场的是你们，如今打得民穷财尽，想“国破家不亡”，想拍拍屁股直接走人的又是你们。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赢的凭什么总是你们？苏卡不列！就是不许你们走！枪毙了算了。这，就是多头下注的精英阶层与无可选择的底层民众碰撞在一起时，一定会出现的悲剧。在这里，我不想指责谁。人性是自由的。普通人被固定在自己生活中是他们的被逼无奈，精英们多头下注、对冲风险，则是他们的自由与权利。但我觉得，精英们也有一种责任，应该在某些事情上，把有些话说得更明确一些——比如，明确告诉普通人，我们其实不一样。这对他们有好处——至少能帮他们对冲被误解反噬的风险。
全球猎身的自由与责罚：中国归化运动员的认同政治学 – 端传媒 –
「评价标尺在成绩与国籍身份之间任性游走，这本身已是一种混乱的认同体系。」
余湜
2月8日，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大跳台比赛完赛。这项运动此前在中国毫无知名度，但这一切都因金牌得主而改变：领奖台上的谷爱凌面容精致靓丽，有明显的混血特征，她身穿绣有金龙的战袍，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只有一个小细节：镜头特写，谷爱凌在《义勇军进行曲》的音乐中微笑，她显然并不会唱国歌。
在整体气氛较平静的本届冬奥会中，谷爱凌可谓是最热的话题人物，她在美国训练，选择效力中国，这吸引了中西方媒体的注意，也让一个词“归化运动员”成为热点。人们发现，在本届冬奥会上，越来越多明显陌生的面孔身披中国国家队的战袍。以中国冰球队为例，男队25人有19人来自加拿大、美国、俄罗斯等国，女队也有13名归化运动员。
出于何种目的，他们选择为中国而战？他们如何处理原属国与归化国的身份摩擦？他们的加入对中国体育意味著什么？
尽管有难民代表团、俄罗斯奥委会代表团等新现象，但奥运会仍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基本参赛单位，代表队队员须拥有本国国籍身份，也要以国家之名争取荣誉，在国家的旗帜下高唱国歌。也正因此，这些“异乡异客”的精英运动员才更引发关注：出于何种目的，他们选择为中国而战？他们如何处理原属国与归化国的身份摩擦？他们的加入对中国体育意味著什么，会改变饱受诟病的国家专业训练体制（“举国体制”）吗？
全球猎身：自由流动，抑或奥运任务？无视现有状况，全项目参赛是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最终中国代表团参加了109个小项中的104个，基本上完成了这一任务。而要完成第二个目标，则至少需要获得7枚金牌，在奖牌榜上挤进前六名。中国冰雪运动存在许多弱项和零项，归化运动员很大程度上就要填补这一需求。
归化（naturalization）指的是在出生国之外主动获得另一国家的国籍身份，入籍国往往会给入籍者设定门槛，包括直系亲属血缘、在本国居住时长、是否为本国做出贡献等。近年来，高水平运动员在全球市场上自由流动成为一种趋势，有研究者将其视为服务于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人力资源外包形式，这从欧洲顶级足球联赛上越发多的外籍军团中可见一斑。
然而，归化运动员却是这种全球人才流动中非常特殊的一种：它不仅意味著运动员签下一份劳动合同，更与其公民身份紧密相关。一定程度上，入籍者将割裂自己原有的国族与文化脐带，重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在现有的国际体育法中，归化运动员不仅可以参与职业比赛，还能代表本国参与国际间的高水平竞技，不失为快速提高国际成绩的捷径。
正因此，尽管归化运动员受到严格限制（如奥组委规定必须在入籍三年后才能代表新的国家参加奥运会，国际足联也对归化球员的年龄、参与比赛级别、居住时长等有细致规定），但这仍是财力雄厚的国家的上上之选。以2019年亚洲杯足球赛为例，24支参赛队伍有17支拥有归化球员，夺冠的卡塔尔队更是购买归化球员的大手笔。在冬奥会的赛场上，归化也并不罕见：2018平昌冬奥会，东道主韩国男子冰球队靠归化球员提升成绩；中国短道速滑队技术教练安贤洙曾是俄罗斯的归化运动员；匈牙利运动员刘氏兄弟原籍中国……也正是在本届冬奥会上，中国归化运动员第一次引发了国际注意。
在中国，尽管自90年代以来就持续有强项目运动员出走海外，接收归化运动员却是非常晚近的新现象，这与中国严格的入籍政策相关。中国的国籍法规定，被批准加入中国国籍后，不得再保留外国国籍。归化运动员无法再保留双国籍，这使得许多顶级运动员陷入犹豫。在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的运作下，最早一批归化运动员出现在2019年，包括九名男子足球归化运动员、出现在冬奥会上的谷爱凌、朱易和参加2021东京奥运会的田径运动员郑妮娜力。
归化运动员选择入籍国，自然是因为该国该项目实力较弱，自己才能获得在原属国得不到的报酬、训练资源和比赛机会。中国向外输出的运动员多从事乒乓球、艺术体操、女子排球等“内卷”严重的项目，曾经为卢森堡赢得世乒赛铜牌的倪夏莲在采访中感慨，国家队的竞争太激烈了，明明都有拿冠军的实力，队内排名低的人连参加比赛的机会都没有。运动员向外流动是摆脱竞争困境的方法，也能促进国家之间该项目的均衡发展。而从2019年的归化名单上看，引入归化运动员的项目几乎都是中国在国际赛事上的弱项，也是新的奖牌增长点。归化运动员将在国内竞争者较少、管理部门重视度高的情况下，获得超过本土选手的环境。
职业化程度高且改革愿望迫切的男子足球成为引入归化运动员的试验田。早在2015年，前国家队主教练里皮就大力倡导归化球员，官员们在犹豫和考察后，率先在商业性联赛中试水，广州恒大、北京国安、山东鲁能等财力雄厚的强队开始签下归化球员，目前已有侯永永、艾克森、费南多、高拉特、阿兰、蒋光太、洛国富等人。2019年3月，中国足协还发布了《中国足球协会入籍球员管理暂行规定》，规定了“俱乐部应对入籍球员进行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了解中国历史和现实国情，制定中文学习计划，培养爱国主义情怀”，可谓用心良苦。
如果说，归化足球运动员还仅仅是商业联赛的利益驱动，那么大量引入冰雪运动员，则是北京冬奥会奖牌任务下的紧急措施。
然而，在俱乐部表现抢眼的归化球员，在国际比赛中却似乎并没有明显提振中国足球。前不久的世界杯预选赛，在场均三名归化球员的情况下，中国队依旧只赢一场，完成冬奥年的开年第一输。原籍巴西的归化球员洛国富还在与日本比赛之前在社交网站上炮轰足协，称“你们一点都不尊重我们”。尽管手握千万年薪，但归化球员非但没成为拯救中国足球的海外灵丹，反而摩擦不断，这使得不少球迷和媒体指责他们是只爱钱、不爱国的雇佣兵。
如果说，归化足球运动员还仅仅是商业联赛的利益驱动，那么大量引入冰雪运动员，则是北京冬奥会奖牌任务下的紧急措施。自2015年获得冬奥会举办权后，中国的体育最高管理机构——国家体育总局制定了两大目标：全项目参赛；获得冬奥会金牌数和国家排名的最好成绩。局长苟仲文对此态度坚决：“全项目参赛就是办赛要精彩、要出彩的一个关键的环节。美国两次做冬奥会东道主都是全项目参赛，我们同样能够做到。”无视现有状况，全项目参赛是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最终中国代表团参加了109个小项中的104个，基本上完成了这一任务。
而要完成第二个目标，则至少需要获得7枚金牌，在奖牌榜上挤进前六名。中国冰雪运动存在许多弱项和零项，归化运动员很大程度上就要填补这一需求。引入归化球员之前的中国男子冰球，实力从未入围奥运比赛；谷爱凌弥补了中国自由式滑雪的大短板，朱易所在的花滑虽是中国传统强项，近年来女子单人赛却成绩堪忧。几乎每一个归化运动员都有重任在身，他们被寄予厚望，要让国旗在赛场上升起。
目前，冬奥会赛程已过半，归化运动员表现颇能令人满意，但在冬奥会后，体育总局是否会尝到甜头，进一步地大规模引入归化运动员，尚有待观察。
“菜是原罪”：归化运动员的资格大考
奥威尔就曾在一篇名为《体育精神》短文里精辟指出国际间运动会的本质：“国际比赛中，体育简直就是模拟战争。其中最要命的还不是参赛选手的行为，而是观众的态度，以及观众背后的国家。”
归化顶级运动员，往往意味著重大国际赛事中奖牌易主，这也使得他们身上的火药味极为浓厚。早在1945年，奥威尔就曾在一篇名为《体育精神》短文里精辟指出国际间运动会的本质：“国际比赛中，体育简直就是模拟战争。其中最要命的还不是参赛选手的行为，而是观众的态度，以及观众背后的国家：面对荒唐的比赛，各个国家无法自制地沈浸在狂暴的情绪中，并且煞有其事地坚信——至少短时间内——跑个步、跳一跳、踢踢球都是在检验本国的品德。”胜负输赢同运动员个人相关，更同运动员所背负的国族身份相关。在这样的背景下，归化运动员所承载的厚重期望亦成为一种苛刻的审视。
紧张的中美关系让谷爱凌、朱易两位弃美投中的运动员深陷舆论焦点。对获得金牌的谷爱凌来说，压力来自记者会上对中美国籍的提问；而对表现不佳的朱易来说，中国网民铺天盖地的质疑更凸显了民族身份的残酷。花样滑冰运动员朱易在2月6号、7号的比赛中接连出现重大失误，直接泪洒赛场，网民却并不买账，纷纷嘲讽“摆烂到奥运赛场了”“内定”“让你爸爸替你黑进系统去啊”“抢了别人梦想还有脸哭”。2019年人们有多期待这位“花滑天才少女”入籍成功，现在就有多痛恨她的跳空和摔倒。赛前她曾坦言，网络评论给自己压力很大，赛后她清空了自己的微博账号。
作为某种官方声音，胡锡进号召网民们友善发言，“我们大家应比福克斯开放豁达，也要比他们更文明”，朱易有归化身份，网民更应做出欢迎姿态。然而，与官方的友善姿态正相反，归化身份才是朱易遭到网民苛待的直接原因。网民往往会引用一句来自电子游戏竞技的口号“菜是原罪”来为自己的泄愤言论辩解，即在竞技体育中，“菜”（成绩不好）没有任何辩解余地，不应以任何同理心去原谅。对归化运动员来说，网民期待她有远超出本土运动员的表现，一是对得起引进成本，二是非此不足以证明她有资格代表“我们”。
Storey和Holmes曾研究过爱尔兰归化球员的身份认同问题，他们发现，“对本国做出贡献”和“真诚的文化认同”成为国民接受归化运动员的关键指标，民族或种族反而并不那么重要。与本土运动员不同，归化运动员的身份资格要靠自己来挣得，不是所有归化球员都有资格穿上爱尔兰队的绿衫，也不是所有人能为五星红旗歌唱。朱易力压本土选手获得参赛资格，就应当比她更好地完成比赛，否则便必定有黑幕。
网民、运动员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非常明确：网民和运动员都是分有同一种国家身份的个体；作为精英代表，运动员的成绩代表著国家实力，运动员形象塑造了国家形象；网民只能分享而无权创造国家身份。失败的运动员打断了网民对国家的慕强认同投射，于是他们必须承担一切后果。
比起讲求和谐的官方态度，网民的情绪更极端，也更赤裸表露为强权崇拜，对强者的喜爱、追随和崇拜反过来成为对弱者的憎恨、厌弃和嘲笑，而这个弱者仅仅是没有在顶尖水平的竞赛中成绩欠佳。在此，网民、运动员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非常明确：网民和运动员都是分有同一种国家身份的个体；作为精英代表，运动员的成绩代表著国家实力，运动员形象塑造了国家形象；网民只能分享而无权创造国家身份。失败的运动员打断了网民对国家的慕强认同投射，于是他们必须承担一切后果。
运动员的失败让她代表的国家蒙羞，于是，归化行为也被网民反推为动机可疑的谋利。在朱易失败后，无数阴谋论产生：朱易靠拼爹——著名科学家朱松纯——才不公正地获得了参赛资格；父女回国只为捞钱；甚至有人认为，朱易参加奥运会是为了申请常春藤大学攒简历。实际上，按照知情者科学家饶毅的说法，朱松纯是在朱易归化后才被清北二所高校注意到的，体育总局接触朱易时，她的父亲尚无归国计划。但，比起一个失利痛哭的爱国者，一个居心不纯、骗取荣誉的反派叙事更容易为人接受，它过滤了归化身份的不纯性，让国旗上蒙受的羞辱找到了外部原因。
慕强心理同国民对举国体育的认知有关。
慕强心理同国民对举国体育的认知有关。在举国体制下，运动员同国家具有紧密的依附关系。他们从小在官方举办的体育学校中训练，经历严格的“一条龙”选拔制度，优秀者得以进入国家队，享受最集中的资源倾斜。国家系统完全为运动员的训练资金、教练配置、营养和康复负责，同时运动员也必须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完成国家规定的任务。在这种身份关系下，赢者举世加之，输者举世毁之。被官媒封为“体操王子”的李宁曾因1988年汉城奥运会发挥失误，收到舆论铺天盖地指责，由“王子”变为“亡子”，更收到刀片、绳子等死亡威胁。更不要提刘翔在18年北京奥运会退赛之后遭到的恶评，让他从此远离公共视线。从举世加之到举世毁之，运动员是汇聚公众期待的对象，唯独不是他自己。
完美人设：运动明星的形象必修课
顶级运动员是明星的一种，在奖牌外，公众还期待著运动员的个人形象能满足大众期许。正如明星研究（star study）所指出的，明星的形象是社会心理的理想化集成，他们既是活生生的个体，也是一种虚构的形象，是媒介营造的神话。归化运动员除了获得奖牌外，还需要在文化上表现出认同，成为有魅力的明星。
在国籍所代表的国家认同外，文化认同成为官方之外的普通民众的考验标准，尤其是语言能力，成为考验归化运动员文化认同感的关键指标。谷爱凌一口流利而带有北京口音的汉语让她极易获得大陆网民的好感，而朱易并不流利的汉语，成为她遭到网络谣言的关键点：比赛失败后，新浪微博上立即流传她拒绝央视采访、只愿接受西方媒体英文采访的消息。尽管很快就被央视亲自辟谣，采访录像也被放出，其个人形象也大打折扣。
朱易并没有著力营造自己在运动员之外的形象。除了家庭背景外，人们能从她身上知道的甚少。而谷爱凌的策略则更加去政治化，早在官方媒体将其定义为国家运动员之前，她就靠社交媒体形成了一套更个性化的人设形象，借此回避了一切直接的政治表态。
或许是性格内敛，或许是抵制商业化运营，朱易并没有著力营造自己在运动员之外的形象。除了家庭背景外，人们能从她身上知道的甚少。这在举国体制下没有问题，但显然不能满足人们对归化运动员的好奇心。人们质疑，并非世界级冠军运动员的她如何能被体育总局征召归化；人们还质疑，反复申述自己热爱祖国的她如果连汉语都说不流利，又如何能代表中国。所有这一切疑问，在朱易失误后化为对她的攻击。
而谷爱凌的策略则更加去政治化，早在官方媒体将其定义为国家运动员之前，她就靠社交媒体形成了一套更个性化的人设形象，借此回避了一切直接的政治表态。谷爱凌很早就有意识地经营个人形象，她的团队深谙社交媒体的喜好侧重，从2019年开始，ins上除了谷爱凌的赛事外，还有精美的个人自拍、时装、奢侈品和名车；而面向国内的新浪微博则充满了做作业、猫咪、美食、家人、过生日等生活细节，评论区里，她以幽默娴熟的中文同网友们唠嗑儿。
这些人设塑造都有了回响⋯⋯这种变现速度对于传统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似乎是难以想象的，但归化的身份却能让她游走在官方、商业和新媒体多重之间，迅速积累身份资本。
新科奥运会冠军展现出一个亲民的完美形象：爱好中国美食，念念不忘奥运村的饺子，符合官方对归化者的身份期待；频发训练状态，符合大众对运动员的期待；青春靓丽，倡导女性价值，符合新一代都市年轻女性期待；家教良好，最崇拜的人是外婆和母亲，满足中年一代的家庭观；奥运冠军仍需担心作业和课业，更同青年人迅速拉进距离……谷爱凌的媒体形象就像一颗每个切面都雕琢完美的水晶，能满足所有人的期待，即使她从未直接宣誓效忠，也从未遭到反感。
这些人设塑造都有了回响，时至今日，你已很难不被谷爱凌的身影刷屏：除了赛事转播外，她的身影出现在朋友圈、营销号爆款文章、移动应用开屏广告，甚至是中国银行借记卡上。她目前已有包括安踏、红牛、凯迪拉克、雅诗兰黛在内的二十余项代言，代言收益高达两亿人民币，短时间内迅速成为中国最具商业价值的运动员。这种变现速度对于传统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似乎是难以想象的，但归化的身份却能让她游走在官方、商业和新媒体多重之间，迅速积累身份资本。
“更高、更快、更强”：从国家荣誉流向阶层专属
谷爱凌之所以能有如此商业价值，更在于她是中国中产阶级想象限度内的完美偶像：高颜值独立女性，名校学霸，体育天才，贯通中西，性格开朗成熟，举动大方，言谈精致，整个世界尽在掌握之中。营销号更是想中产之所想，将她外公外婆是高级工程师、母亲是顶级投资人的家庭背景也尽数挖出，无数人感慨“三代积累才能成就一个天才”，“培养下一个谷爱凌”成为阶层流动趋缓时代的一剂强心针，成为中国中产阶级的新神话、新魔咒。
谷爱凌像是横空出世，其实这种“别人家的孩子”也早有脉络，她可被视为新一代的“哈佛女孩”。在2000年前后，一本名为《哈佛女孩刘亦婷》的畅销书在中国大卖，家长几乎人手一本。一位母亲记录下自己如何周密地将自己女儿从一个二线城市普通的单亲家庭后代培养成为被美国四所名校全奖录取的精英。时逢中国赴美留学热潮，家庭教育也开始成为新兴中产阶级关心的话题，“哈佛女孩”成为全国效仿的榜样。
刘亦婷与谷爱凌颇有相似之处：都是相貌姣好的年轻女性，都有母亲的精心规划人生，性格独立勇敢，学习能力强，热爱家庭，多才多艺，与谷爱凌跨界时尚圈相似，刘亦婷也从小在母亲的安排下不断出席社会活动，还曾参演电视剧。谷爱凌成就更卓越，人生可能性更多，但也更像是同一逻辑下的升级版本刘亦婷。一个有趣的细节是，从哈佛毕业后的刘亦婷入籍美国，嫁了美国校友，目前是职业投资人，这同谷爱凌母亲的人生选择颇为相似。
不应将谷爱凌视为一个无比独特的体育偶像，她是二十年来中国中产崛起、并在全球人才范围内优化流动的结构性产物，她的卓越不仅仅是个人的成功，更是民族和阶层财富累积的成功。在这种逻辑下，我们才能理解以谷爱凌为代表的新一代对国籍问题的暧昧。
因此，不应将谷爱凌视为一个无比独特的体育偶像，她是二十年来中国中产崛起、并在全球人才范围内优化流动的结构性产物，她的卓越不仅仅是个人的成功，更是民族和阶层财富累积的成功。在谷爱凌、朱易、男子冰球队员和三位美籍华裔花滑运动员身上，尽管文化归属各异，他们之间的共性却远大于差异：父母是精英留学生第一代，倾整个中产家庭之财力心力培育后代，投资精细化的体育教育，让孩子成为藤校精英中的精英，奥运赛场上的新星，再经营完美的个人形象，进入上流社会。
当底层网民还在为归化运动员万邦来朝而欢欣鼓舞，在观赏奥运比赛中宣泄慕强逻辑时，中产早已发现“寄生上流”的新指向标，这条向上之阶艰难狭窄但却充满诱惑力。
在这种逻辑下，我们才能理解以谷爱凌为代表的新一代对国籍问题的暧昧。朱易和谷爱凌都没出现在放弃美国国籍的公示名单中，这成为西方媒体追问的重点，谷爱凌则坚决不做选择：”我是完全的美国人，外形和说话的方式都是美国人。没有人可以否认我是美国人。当我去中国时，没有人能否认我是中国人，因为我的语言和文化都很流利，而且完全认同这种身份。”
这个回答在坦率中透露出某种残酷：对于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地缘冲突而言，这种和稀泥的论调难以接受；但对于依托自由经济、在世界范围内拥有经济实力的全球新中产而言，搁置意识形态的逐利不过是寻常的游戏运行规则。这一点，即使在中美新冷战的背景下也难以改变。
整个20世纪的奥运历史被书写为民族国家彼此竞争的历史，1936年，柏林奥运会成为纳粹德国赤裸裸展示国力、宣扬种族论调的工具；在美苏冷战期间，更是1980年莫斯科、1984年洛杉矶连续两届遭到敌对阵营的集体抵制。奥运会的世界图景建立在民族国家相互分立的基础上，因而也成为民族主义情绪各占胜场的舞台，运动员的国族身份成为竞逐更高、更快、更强的基础。
正如网友调侃所称，“归化回来成绩好叫弃暗投明，归化回来成绩差叫丢人现眼，归化出去成绩好叫背主求荣，归化出去成绩差叫自食恶果”，评价标尺在成绩与国籍身份之间任性游走，这本身已是一种混乱的认同体系。
然而在今天，当民族国家的边界本身在被侵蚀，推动人类挑战身体极限的动力也在悄然改变。无论是单国籍还是多国籍的归化运动员，他们在国际赛场上日益增多，都以灵活的身姿宣告了固守国族身份的无效。顶尖运动员的实力，也越来越多地同耗资甚大的科学训练方案、庞大精密的负责团队，甚至是对赛事细则的掌握相关，而鲜少纯粹的为国争光神话。正如网友调侃所称，“归化回来成绩好叫弃暗投明，归化回来成绩差叫丢人现眼，归化出去成绩好叫背主求荣，归化出去成绩差叫自食恶果”，评价标尺在成绩与国籍身份之间任性游走，这本身已是一种混乱的认同体系。纠结归化运动员的民族身份乃至文化归属，都已并无必要。
在冬奥会的一场采访中，谷爱凌轻松应对网络上的批评者：“他们和我有著不同的价值观，所以我也不打算浪费时间在没有受过足够教育的人身上，他们可能也永远不会体验到我有幸每天感受到的喜悦、感激和爱。”云顶之上风景独好，挑战运动极限的喜悦同个体的成功交织成激昂乐曲，这的确是底层网民永远也无法体验的人生。在现在和未来，谷爱凌们将继续他们的向上曲线，将“更高、更快、更强”这一神话从老旧的国家荣誉中解放出来，变成阶层世界里理所当然的专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