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沐杨
1月10日，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公开谴责该国近期发生的骚乱，称之为一场“未遂的政变”，并将骚乱背后的主导人员称为武装分子团伙，煽动的是一群暴徒、极端分子和犯罪分子。哈国的国务秘书也在同一天将骚乱定性为一场以政变为目的的恐怖袭击。从抗议者到恐怖分子，从示威活动到恐怖袭击与政变未遂，托卡耶夫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集安组织”），一个由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六个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军事组织的武装援助下，用强硬的手段试图平息一切乱局，并宣布自己会取代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接任哈萨克斯坦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会议”）主席一职，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马西莫夫则以叛国罪遭到逮捕。
在1月7日，托卡耶夫下令哈国武装部队可以“无预警开枪”，“集安组织”派出的援兵也随之到位。但截至1月10日，哈萨克斯坦全国各地的局势并未完全平息，当天托卡耶夫还在录音讲话中称自己已经成为“恐怖袭击”的主要目标。另一方面，托卡耶夫因应此次骚乱导致的国民死伤，宣布今年1月10日为哈萨克斯坦的全国哀悼日，随着一场由油价上涨引发的抗议活动变成本国和外国武装联手镇压的流血“政变”，哈国民众也在这个日子为死伤者祈祷。目前，哈萨克斯坦官方媒体给出的数字是有164人在骚乱中死亡，超过5000人被逮捕。
哈萨克斯坦的骚乱一举成为近一个多星期以来的全球媒体关注焦点，不仅在于其规模与激烈程度，也在于它牵动了该国长年来的政局走向，以及地缘政治的微妙变化。执掌该国大权横跨两个世纪的纳扎尔巴耶夫，其雕像在骚乱中被推倒，本人的政治职务也被一抹到底，有力的党羽也被翦除。俄罗斯和“集安组织”迅速出兵哈萨克，也被认为关系到近期看似一触即发的俄乌边境武装冲突。除此之外，中亚各国政坛虽然素来看似波澜不惊，甚至带有冷战以及苏联遗留下的政治层累，但近年来除去“神秘”的土库曼斯坦，其他传统四国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政局转轨，哈萨克斯坦的现状是否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也是值得观察的问题。
纳扎尔巴耶夫时代的终结2019年3月19日，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出乎意料地宣布自己将辞去哈萨克斯坦总统一职。之所以出乎意料，是因为在1991年哈萨克斯坦独立之后，除了纳扎尔巴耶夫，没有其他人有机会坐上该国的总统宝座。放眼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各国，最高领导人职务长期由同一人或者同一家族把持的现象并不罕见。加上纳扎尔巴耶夫本人作为哈萨克斯坦“开国总统”的光环，他的个人崇拜的建立以及强硬的统治手段，外界一度对哈萨克斯坦政局变天短期内并没抱太大希望。像阿塞拜疆的阿利耶夫家族一样，纳扎尔巴耶夫也有意栽培自己的子女，其女达利佳·纳扎尔巴耶娃也长期活跃在哈国政坛，大有接班乃父之势。
纳扎尔巴耶夫的辞职对哈萨克乃至中亚政局都足够震撼，但似乎一切又在朝着纳氏安排好的剧本走。3月20日，哈国议会通过议案，决定将首都阿斯塔纳更名为“努尔苏丹”，也就是纳扎尔巴耶夫的名字；三天后，纳扎尔巴耶夫指定的继任总统托卡耶夫批准了首都更名方案。除了延续形式上的个人崇拜，纳扎尔巴耶夫也并未完全退隐，他出任了哈国安全委员会主席一职，继续保有权力。同年6月9日，托卡耶夫顺利当选哈国新一任总统，达利佳·纳扎尔巴耶娃则是参议院议长。
哈萨克斯坦政局看似变了，但又好像没有太大改变。在2019年10月公布的行政命令中，纳扎尔巴耶夫担任的是终身的安全会议主席，这个职务的权力之大，能影响哈国重要官职的任免。一般而言，除了国防、外交以及内务部长之外，一切内阁部长职务都需要征求纳扎尔巴耶夫的批准，地方首长和司法系统的官员任免同样需要由纳氏本人点头。虽然纳扎尔巴耶夫在采访中表明自己对卸任总统之后的休闲生活很满意，但他对外依然可以代表哈萨克斯坦官方出席活动，包括日本现任天皇的即位典礼，并在东京与当时履新的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会晤。种种迹象使得当时的多数人都认为托卡耶夫无非是前总统的傀儡，哈萨克斯坦依然是纳氏的国家。在《外交家》（The Diplomat）的一篇文章中，作者就援引相关观察人士的论点，称托卡耶夫或许在某些关键问题上能够提供有别于纳扎尔巴耶夫的主张，为哈萨克斯坦提供变革的动能，但在纳氏卸任总统后的一段时间内，托卡耶夫鲜少发出自己的声音，事实是，纳扎尔巴耶夫-托卡耶夫新政权依然在抓捕抗议大选不公的抗议者，使得当权者的变革说辞变得苍白无力。
苏联外交官出身的托卡耶夫在1992年出任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副部长，一度出任总理和参议院议长。但即便在他接班纳扎尔巴耶夫之后，不少观察人士都不认为他会是一个长期选项；相比之下，纳扎尔巴耶夫的女儿达利佳，以及在今年骚乱中被逮捕的马西莫夫，看上去才是真正的纳氏接班人。于是，托卡耶夫至少在舆论和社会观感层面巧妙地利用了他和纳扎尔巴耶夫的绑定关系：一方面，哈萨克斯坦依然是纳扎尔巴耶夫的国家，托卡耶夫只是他的棋子；另一方面，因为这种绑定关系，托卡耶夫似乎可以免于哈国民众的不满与攻击，因为他所做的无非是在传达纳扎尔巴耶夫（及其集团）的意志。
至少在政坛，托卡耶夫处在一种看似不温不火的局面中。2020年，达利佳·纳扎尔巴耶娃被免去参议院议长一职，但这更多像是纳扎尔巴耶夫家族的内部丑闻导致的，而且此前纳扎尔巴耶夫和其女的关系也已经存在裂痕。不过在社会民生层面，纳扎尔巴耶夫的威信却在一点点降低——此前这位开国总统除了靠个人崇拜与权谋来维护名望，还利用不错的经济发展形势稳定了自己的执政优势，他利用该国丰富的能源资源与西方各国达成利益往来，同时又在地缘格局上长袖善舞，维持与俄罗斯和中国的良好关系，使得哈萨克斯坦得以在中亚五国之中成为“龙头”国家。但自2015年开始，哈萨克斯坦的民生问题变得越发明显，而纳扎尔巴耶夫的个人形象和家族腐败也成为反对声浪的最主要目标。今年这场骚乱的导火索，就是该国取消了液化石油气的价格上限，物价的飙涨最终让民众走向街头，事情走向也变得超出各方预料。按照《卫报》的说法，贫困、不公与腐败的长年累积，最终使得纳扎尔巴耶夫不再是“碰不得的”目标。
而在骚乱发生至今，马西莫夫等人的狼狈下场，以及托卡耶夫逼退纳扎尔巴耶夫、正式走向台前，都预示着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时代走向终结。《莫斯科时报》的评论就吹风称哈国民众对于该国的纳扎尔巴耶夫模式已经受够了，因为他们在纳氏掌权时代分不到蛋糕。如今各界更加期待的是托卡耶夫会怎样处理前总统的政治遗产，又会做出怎样的改变。Eurasianet的评论文章就指出，托卡耶夫会大刀阔斧地铲除纳扎尔巴耶夫的遗产，走一条民粹主义的路线，根据民众对过去政权的厌恶点，承诺不会继续前任任人唯亲的举动，并督促藏在暗处的富人们为国家的改革做出自己的贡献；托卡耶夫还表示将成立一个哈萨克斯坦人民基金。但另一方面，托卡耶夫也在加强自己的统治，他倚重的力量不再是传统的安全部门，而是国民警卫队；哈国在骚乱之中也明显加强了信息管控，加大了对互联网和媒体的打压。的确，纳扎尔巴耶夫时代已经结束，哈萨克斯坦人民很快也将迎来一个托卡耶夫时代。
“集安组织”的非常态出兵
哈萨克斯坦此次骚乱让外界关注的另一个因素是，当托卡耶夫发现局势濒临失控后，他迅速向俄罗斯求援，此后“集安组织”派出2500名维和士兵入驻哈国，控制阿拉木图机场，并且参与镇压示威。过去几十年间，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一向依靠纳扎尔巴耶夫的强人政治处理国内事务，而“集安组织”也往往显得颇为低调，这些使得此次出兵看起来并不寻常。
1992年，随着前苏联解体，当时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六个独联体签署了《集体安全条约》，一些成员国在2002年同意成立“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如今共有六个成员国，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亚美尼亚和白俄罗斯。集安组织奉行集体防御原则，但在过去几年中，该组织都鲜少在其他地区安全事务中出手——无论是过去一年白俄罗斯民众反对卢卡申科的全国示威，还是2020年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在纳卡地区打响的战争，反倒是果决地响应了哈萨克斯坦总统的求助。“集安组织”的现任轮值主席是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他在宣布出兵的声明中称哈萨克斯坦面临着外部威胁，也因此足以促发“集安组织”干预的条件。但是，所谓的“外部威胁论”如同托卡耶夫的“恐怖袭击论”，目前仍然缺乏足够的理据。尽管只有2500名集安组织的士兵进驻哈萨克斯坦，但是当地民众对于邀请外国武装来镇压本国民众的行为不无反感，并且也质疑“集安”的军力，尤其是俄罗斯武装人员是否会像他们之前的惯例那样，执行完任务之后就在该国扎根。
当然，没有人会否认俄罗斯在此番“集安组织”出兵之中扮演的主导角色。在纳扎尔巴耶夫当政期间，俄哈双方，或者说普京与纳氏之间，往往处在一种友好的关系之中。在去年12月28日，普京还公开称赞了纳扎尔巴耶夫在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评论今年这场骚乱时，普京也直言莫斯科方面不允许哈国出现“颜色革命”，但目前看来他也没有保留老朋友纳扎尔巴耶夫的意图。尽管有着莫大的象征意义，但“集安组织”的部队据称只会在哈萨克斯坦短暂停留，托卡耶夫方面也如前文提到的，先是允许本国武装部队无预警开枪，并将在武力镇压过后利用民粹主义推动骚乱的和平解决。不过如一些媒体放出的风声显示，克里姆林宫方面对于过往纳扎尔巴耶夫家族与西方的经贸往来与黑箱操作多有不满，一篇爆料纳氏一家海外资产的文章此前也在俄媒传播。换句话说，俄罗斯此次似乎也有意利用托卡耶夫和纳扎尔巴耶夫的微妙关系，放任民众把怒火发泄到纳扎尔巴耶夫身上，但却又控制事态不至于走向彻底的革命，而是维持了现总统的权威。
另外，也有一些观点认为俄罗斯方面是在测试自身地缘实力。无论是在乌克兰还是在哈萨克斯坦，莫斯科方面都没有采取进一步激化事态的举动。俄军在乌克兰边境枕戈待旦，加上军方的强硬言论，使得外界都在担忧俄乌之间免不了一战，但直到现在，普京依然按兵不动，并且将注意力又短暂转向了哈萨克斯坦；而在哈萨克斯坦，俄方也并不是单独出兵，而是以罕见的集安组织集体行动来干预哈国事态。
这种压力测试也关系到俄罗斯对于后苏联政治空间的重构。尽管不像乌克兰那样处在与俄罗斯的战争边缘，也没有过于强烈的民族仇恨，但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依然有着微妙的不和谐音：该国也游走在俄罗斯和西方各国之间，境内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更是一大不稳定因素。此前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的边境一直处在不甚太平的局面之中，因为哈国北部的俄罗斯族人口较多，俄罗斯方面一直有意操纵当地的民族主义情绪来制衡哈萨克领导人。无论是乌克兰还是哈萨克斯坦，它们并非像其他前苏联成员国一样与莫斯科方面保持稳定的从属关系，纳扎尔巴耶夫此前就不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一部分；此次骚乱中，也有来自乌克兰的喊话，让哈国民众“对普京说不”。虽然这种境外声援会让俄方和托卡耶夫找到落实境外势力的借口，但却也暗示了哈乌两国在面临俄罗斯时的某种联结：他们紧邻俄罗斯，又屡屡试图背向俄罗斯，乌克兰担心自己变成俄罗斯的一部分，哈萨克斯坦则担心自己变成下一个乌克兰。也正是这种担忧，给后苏联时代的地缘政治空间建构带来了变数。
不满与担忧：骚乱的地缘外溢
在总理帕什尼扬宣布“集安组织”将出兵援助哈萨克斯坦当局解决骚乱之后，亚美尼亚迅速出现了不满的声音。亚美尼亚民间的反对浪潮使得总理帕什尼扬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局面，在声明中他宣称“集安组织”的出兵会主要保护哈国政府大楼免遭示威民众冲击——2018年帕什尼扬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反对派成功坐上总理宝座，就是在当时国内的街头抗议中率领民众冲击议会等政府建筑。另外就是与阿塞拜疆的战争中，亚美尼亚曾经请求“集安组织”出动，因为阿塞拜疆并非“集安组织”成员国，按照集体防御原则，亚美尼亚认为盟国理应出兵干预。但显然最终只有亚美尼亚军队在与阿塞拜疆方面作战，他们也最终吃下了一场颇为耻辱的败仗；战后俄罗斯的斡旋也更多的是以实际利益出发。这些都使得战败后的亚美尼亚充斥着沮丧但又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延续到此次对政府的批评中，因为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疆都是突厥国家，一些亚美尼亚民众认为哈萨克斯坦实际上更加同情他们的宿敌阿塞拜疆。
作为中亚地区最为强大的国家，同时也是后苏联时代相对而言政局较为稳定的国家之一，哈萨克斯坦的骚乱很快出现了外溢效应的苗头。相隔较远的“集安组织”盟友亚美尼亚更多地还处在对政治明星的持续祛魅之中——从街头运动走出的帕什尼扬不再是2018年那个亚美尼亚救星，而成了民众不满的出气口。不过相比之下，亚美尼亚虽然也有着内政外交的困顿，但权力也并非一直攥在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手中。除了民众的情绪宣泄之外，外高加索和中亚多国政府对于哈萨克斯坦骚乱的反应也有所不同。在亚美尼亚的邻国阿塞拜疆，舆论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在过去几十年间，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疆有很多可比性：同样的突厥民族构成，同样依靠丰沛的能源资源游走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并且也有着漫长的家族或个人统治。亲阿利耶夫当局的阿塞拜疆媒体对于骚乱持明显的否定态度，因为过去他们一直都在鼓吹稳定至上的宣传策略。不过，阿塞拜疆方面对于“集安组织”出兵干预哈萨克局势却十分不满——该组织的轮值主席交到帕什尼扬手上后，阿利耶夫与普京的关系就出现了一些嫌隙。因此，阿塞拜疆在官方声明中坚持让哈国民众自行解决事务，并且认定“集安组织”在哈国的驻扎是非法的。
在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同样参与“集安组织”的行动，但他们国内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在2010年，该国出现大规模的动乱，当时的吉尔吉斯斯坦和此前的亚美尼亚一样，请求“集安组织”介入，但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援助。虽然此次参与出兵的议案在吉尔吉斯议会得到通过，但政界反对派和该国民间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批评声，一些政客和民众都认为出兵干预可能会恶化哈国局势，因为如果“集安组织”的部队不是参与维稳，而是出手挑衅，那么演变成战争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另外，一些反对派主张“集安组织”对成员国提供人道主义救援，而非军事干预。除了政治上的不同意见之外，出人意料的是一些吉尔吉斯公民也参与到了哈萨克斯坦的骚乱之中，并被指控为“国际恐怖分子”。一些吉尔吉斯抗议人士如今依然被关押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方面的外交斡旋也尚未取得回应。但作为区域强国，哈萨克斯坦的骚乱无疑为中亚经济发展带去不稳定因素。吉尔吉斯斯坦方面首先表达出了类似的担忧，尤其是考虑到该国需要借道哈萨克斯坦来同俄罗斯展开贸易，如今的边境关闭让吉尔吉斯方面颇感焦虑，他们急需哈国边境重开，以顺利获取从俄罗斯进口的能源，否则他们将继续探求穿越中国和蒙古的国境来维持与俄罗斯的经贸往来。
在过去一年同样遭遇大规模示威活动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也在哈萨克骚乱发生之后对外发声，表示如果各国不吸取哈萨克斯坦的教训，那么类似的事情很有可能发生在其他各国，尤其是乌兹别克斯坦。塔斯社援引卢卡申科在“集安组织”会议上的讲话，称恐怖主义势力正在中亚各国蔓延，其中阿富汗将会是一个新兴的威胁。虽然乌兹别克斯坦在卡里莫夫——另一个纳扎尔巴耶夫式的政治强人——逝世后，走上了改革之路，但这场骚乱带来的焦虑感也是相当明显的。类似的焦虑感甚至可以在最为封闭的中亚国家土库曼斯坦那里看出端倪，尽管有着强力的信息封锁，但土库曼斯坦对于哈萨克斯坦骚乱的模糊表态表明，该国的政治精英多少也担心哈国民众对腐败、专制以及个人崇拜的不满有可能蔓延到本国。所有哈国民众不满的该国政治弊病和社会问题，在土库曼都是常态，因此土方的官方表态避免对哈萨克骚乱的事态描述，转而以模糊的字眼，例如“悲惨事件”等来指代托卡耶夫口中的这场“未遂政变”。
哈萨克斯坦的骚乱一改该国往日稳定繁荣的面貌，也迫使一个强人时代就此终结，并走向托卡耶夫时代。这种变化的印迹可能会深深烙在接下来哈国民众的心中，让这个国家自此走上与独立之后数十年来迥异的道路。同样的，哈萨克骚乱预示着这个国家不再是往日的中亚龙头，而讽刺的是，由于过去的哈萨克斯坦实在是太过“稳定”，外界是否还能像往日一样与该国展开不同程度的军事、政治与经济往来，或许也要看托卡耶夫是否强力到可以延续这种稳定状态。换言之，纳扎尔巴耶夫留下的真空自然是托卡耶夫来填补，而他一方面要像纳扎尔巴耶夫一样去施展权力，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像纳扎尔巴耶夫，否则难免刺激到已经愤怒的本国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