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y douban Weltschmerz
事实上，巴黎人的社会阶层，从其居住地点就可以看出来了。资产阶级住在巴黎西边延伸到拉德芳斯和 Neuilly，阿拉伯人住在东北部十八十九区，黑人住在十区的火车北站一带，广东裔东南亚人住十三区，温州人在美丽城。犹太人住在玛黑区，波波族喜欢混迹在东边穷人区，但实际上跟穷人从不来往。至于普通的白人中产阶级，则基本都在郊区买个小独栋。
生活方式也区别很大：资产阶级不坐地铁，喜欢欣赏和购买当代艺术，虽然看不懂但一定要评价，评价一定会用“热情”（passion）一词；阿拉伯人男的抽水烟，女的不出门，不然就牵着孩子拖着购物车上公交去超市买菜；黑人就在地铁口干站着，或者去理发店社交；阿拉伯人和黑人都穿羽绒服和紧身运动裤，袜子套在裤子外面，跟穿秋裤就出门似的，喜欢戴毛线帽，鸭舌帽在法国很少见；广东移民开中餐馆，温州移民开日餐馆，发达了转型开烟草店，第二代的标配是加拿大鹅，总体上华人不少但是存在感极低；波波族其实是左派资产阶级，喜欢穿彩色的宽松的衣服，出门身上得披十几件东西，还喜欢骑自行车逛集市，他们一半是素食主义者，一半是无性恋者，每年可能会去亚洲或非洲旅游一趟，淘一些异域风情的二手货堆家里。如果你开车，那么你一定住郊区，顶多中产阶级，标配活动是每年圣诞去滑雪，钱不够就去东欧滑，哪一年不能去滑雪你会觉得天塌下来了羞耻到不敢见邻居；如果你骑自行车，那你不是学生就是资产阶级（当然，资产阶级还是更喜欢打的或者有私人司机）；如果你下午6点就急匆匆赶火车往郊区走，那不好意思你都没有城市生活，像你这样的人从中世纪开始就被人鄙视了。至于戴贝雷帽的，那百分之百是亚洲人。
郊区人民喝速溶咖啡或者只在烟草店买彩票喝咖啡，坚决不会去咖啡厅；游客和本地中学生才会去星巴克喝袜子汁；资产阶级哪里的咖啡贵去哪喝，这样就看不到穷人了。
尽管法国人可以通过高等教育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例如成为教师（文化胜利）、进入银行或读工科（财富积累），来实现阶级跨越，但是，一个人的家庭、出身的影响却是难以摆脱的。百分之三十的失业率，百分之九十的年轻人不投票，足以说明这个国家的内卷和内卷之后的躺平程度其实领先我国至少五十年，并且从经济内卷转型成了文化内卷。换句话说，不是你的工作，而是你的生活方式和业余活动决定了你是谁。不是你买得起钢琴请得起老师就可以学钢琴，而是，如果你不是出身资产阶级，有钱你也不会想到要让孩子学钢琴。如果中产阶级还逼迫孩子学钢琴小提琴，估计家里住着个包法利夫人。你没上亨利四世中学，没上大学校（grande école)的本科，怎么打进他们的圈子？唯一的办法是去拉丁区当居民楼的门房，这样你的孩子也许可以就近入读好的小学。这就是为什么富人中小学里总会有个低头走路的黑人孩子。即使你历尽艰辛最终成为了资产阶级的同事，文化上你也不可能进入他们的世界。一个真实的例子：一个出身工人阶级的法国朋友，非常聪明的索邦大学学生，通过努力在第一次尝试便考过了哲学教师资格会考（agrégation)，期间克服了重重困难（转专业、学习德语等）。国家把她分配到外省一个小镇的普通高中当老师，她到那边发现她的同事几乎都出身资产阶级（甚至包括其他哲学老师）但都水平不够，甚至无法和他们进行任何有趣的对话。一次，放长假归来后，同事们问她假期干什么了，她说去了阿斯特克公园（Astérix)，当场遭到同事们的鄙视，大家都一样拿两千欧工资，同事却当面对她说：主题公园，是给平民去的地方。
而不同阶级之间的思维方式也难以沟通，特别是资产阶级，有着自己非常特殊且固化的思维方式。他们一边非常鄙视比自己低层次的阶级，几百年来一直在努力把自己与他们区分开来，但同时又有非常自相矛盾的“政治正确”：讨厌穷人的同时，却又盲目地赞赏黑人文化、外国文化等，因为这样可以彰显他们的宽容。例如，法国流行乐摇滚乐歌手 Johnny Hallyday 去世后法国政府决定将他葬入先贤祠，引起大批知识分子与媒体反对，因为 Hallyday 是最为大众喜欢的歌手，因而必定是最为资产阶级讨厌的歌手。可是，一旦涉及到外国的流行歌手（必须是外国的）如 Beatles, Bob Dylon 等，或者黑人说唱等，态度又180度转变：他们的音乐肯定特别好，尽管这些都是大众得不能再大众的音乐了。他们之所以没被纳入其鄙视链体系，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外国的或者少数族裔的。如果你和他们说说唱音乐没有旋律性，他们肯定大发雷霆：这是黑人的音乐，你怎么可以说他们没有旋律？你是法西斯吗？！
资产阶级和Gay群体有时候很难区分，因为他们都喜欢亮色的衣服，喜欢把毛衣披在肩膀上，说话都十分温柔。不知道是谁在模仿谁，可能是因为他们住的街区很接近。当然他们之间重合度估计也挺高，例如法国第一深柜马克龙。
知识分子的研究领域，也是分阶层的。一个工人阶层的孩子，如果做古典学，大谈德性与智识，实在不太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左派，那是值得称道的屈尊降贵，工人阶层知识分子想做右派学问，那就是僭越了。你不去做乡村经济，学人家谈莎士比亚笔下的爱与友谊？所以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是最痛苦的，他的家人和旧时玩伴由于文化水平低已经不再能和他对话，可单位里的资产阶级同事永远不会跟他成为朋友。
名字也能看出个门道来。复合名字，中间带横杠的自然不必说，但如果太老派了就很可能是新贵阶层的拙劣模仿；宗教名字是最保险最正常的，如果是英语名字如 Kevin 等，必定会遭遇鄙夷——工人阶级才老看美剧。
白人平民多为右派。因为穷，他们把怒气归到移民身上：他们入侵了我们的国家，还把我们的地盘当作自己家了。现实往往充满了反讽：为平民呐喊的多是资产阶级来的“叛徒”——法国68运动走在最前头的往往是部长们的孩子，因此警察不敢太暴力——而平民却变得越来越右翼，因为他们看不见头顶的权力，只看到周围移民越来越多，侵占他们的生存空间——至于移民呢？不好意思移民不会投票。
只有游客和留学生不会被纳入这个体系。他们大半不会留下来，留下来的也不过最终嫁给情感受挫的郊区中产阶级。他们后半生将会一直在微信上发朋友圈展现法国的精彩生活，同时一直忍受着法国人的三种反应：“在法国，不可以这么做！”“你是外国人，随便你吧。”“你为什么不喜欢谈政治？”
留学生或者那些没啥事干的人我们姑且叫做旅法文艺青年，基本模仿的都是法国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也是我们以为的唯一的法国生活方式：毛呢大衣，靴子，红酒，香烟，解构主义，当代艺术，和巴黎的忧郁——只可惜你身上那件香奈儿出卖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