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阶级战？国际金融观点的独特性与未竟之处｜端传媒 Initium Media
简言之，作者们最核心的论点就是，“贸易出超”意味著一个国家的消费力不足，无法消费完自身的产能所以才必须将产能出口。而当一个国家无法消费完自身的产能，其中最大原因就是受薪阶级的收入不足所以缺乏消费能力。这也是书名《贸易战就是阶级战》的意义。
时间拉回二○一八年一月。时任美国总统的川普签发了数则与关税有关的总统命令，标志著川普政府开始执行川普在竞选期间大力推销的“美国优先”贸易政策。川普口中的“美国优先”当然是选举时期的口号，诉求主要针对的是美国中西部的锈带（Rust Belt）选民。在川普的选举语言当中，美国中西部制造业的没落，是美国政客与大企业联手将生产线悉数外移到中国的后果。在这则叙事当中，中国借由国际贸易体系的漏洞与美国制造业进行不公平的竞争，而美国制造业就在这不公平的环境下，一步步的外移，并导致美国的衰败与中国的强盛。对川普而言，会造成今天的局面，完全可怪罪于华盛顿的建制派与纽约大老板们，而只有由自己发动贸易战才可以扭转局势。
撇除选举语言，具体落实到政策上就是美国政府拉高对中国商品的关税。这种提高关税的做法，在美国学界与政策研究者之间引起巨大的争议，绝大多数的研究者都强调高关税这种保护主义措施并无法达到预期的成效，也就是让制造业回流。因为公司是依据比较利益原则安排跨国的生产链，也就是说，美国制造业的衰落，根本原因即在于这些商品在外国生产比较便宜而已。更重要的是，增加的关税最后可能只是被转嫁到美国的消费者身上。
在《贸易战就是阶级战》这本书中，两位作者克兰恩与佩提斯也不例外的反对美国所开启的贸易战，但与其他研究者不同的是，他们有一个从国际金融观点出发的理由。
国内生产力、贸易与金融收支帐
关于贸易，主流的经济学的说法，大多是认为两个国家间的贸易是建立在比较利益的基础之上。最基本的模型是假设有甲、乙两国以及A、B两种货品，而甲乙两国都有生产A、B货品的能力。举例来说，甲国的生产力可以生产十个A货品以及二十个B货品，而乙国只能生产六个A货品以及十八个B货品。此时，比较利益下的贸易模型会显示，即便甲国在生产力上相较乙国有绝对优势（因为不论是A或是B货品，甲国的生产力都比较高）。但对甲国来说，生产一个B的机会成本是○．五个A，而对乙国来说，生产一个B的成本是三分之一个A。对甲乙两国来说，在自由贸易的前提下，甲国专注生产A而乙国专注生产B，才能让两国达到低成本、高收获的结果。在这个理论下，任何对自由贸易的攻击都是徒劳无功的，因为若不进行自由贸易，明显不利于效益与经济繁荣。
然而本书作者们认为这种看法完全与现实的贸易状况脱节，原因在于推动贸易的不单单是国与国之间生产力的差别，更重要的是消费力的差异。而作者们的观点可以从国内生产毛额的计算，以及国际收支帐平衡式与国民所得会计恒等式推导出来。
简单来说，从国民所得会计的观点来看，国内生产毛额（GDP）从支出面可以写成以下：
【算式一】 GDP＝民间消费（C）＋民间投资（I）＋政府支出（G）＋出口（X）—进口（M）
这等式的意思代表了整个国家生产出的价值，包括了被消费掉、成为投资（注意，把钱存在银行也算是投资）或是出口到其他国家。
而从简化的国际收支帐平衡的观点来看，我们可以写出下面这个【算式二】:
出口顺差＋对外投资收益＝净对外投资＋准备资产（reserve asset）增加
这等式的意思是，当一个国家从出口货物或是对外投资赚了钱之后，这些钱若非变成对外投资，不然就是成为外汇准备。读者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当一个公司出口货物赚到钱之后，可能会选择在原国国内投资扩大营业，这个变化怎么没有被放到国际收支帐等式当中？这点是因为，当公司出口货物赚到外国货币后，如果要在原国发薪水、扩大营业等，必须要先跟中央银行换成本国货币，而中央银行拿到的外国货币最后还是会变成对外投资（通常是各国国债）或是准备资产（也就是外汇存底）。
从【算式一】出发，本书作者们认为贸易顺差其实代表著国家的生产力（GDP）没有办法被自己消费掉，才会产生出口顺差；而再从【算式二】得出，这些顺差最后一定会以某种形式成为对外投资。而有时，整个故事是先从对外投资（或是投机）大量成长开始，要支撑这种投资，不管是要举债（所以净对外投资不会增长），抑或是想办法让国家有出口顺差。而要让国家产生出口顺差，一则是增长国内生产力，但如果生产力增加不够快速，那就只能减少国内投资、消费与政府支出了。而长远来看，这类操作通常是短期的，长期下来会因为汇率变动与通货膨胀等原因而无法一直维持贸易出超（或是赤字）。但在政府刻意的政策操作下，长期贸易出超是可能的。作者们认为，这个动力才是理解国际贸易的关键。
中国与德国的故事
接下来，作者们以德、中两个贸易出超大国以及美国这个贸易赤字大国为例，论证国内分配的不平等才是造成中、德两国长期贸易出超的最大原因。
首先是中国。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长期压低工资让国内消费变低以拉高国内投资，希望借此增加中国的生产力。但中国的生产力（GDP）是在每年年初被政治所决定，在此脉络之下，中国地方政府大量仰赖高政府支出、举债来增加政府投资以提高生产力；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一方面高度管控资本外流，另一方面又运用低汇率与低税率来吸引外资（而这些外资又可能是购买债务，而非直接投资资产）。这样下来，除了造成中国的外汇存底不断扩张之外，也同时让中国的债务不断变高。借由举债来投资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这些投资是否能有相应的回报、并推动实质的生产力成长。从各种迹象看来，在中国的投资的回报率愈来愈低，而且更常有公司债务违约的现象发生。
另一方面，作者们认为德国其实也是类似的状况。东、西德在一九九○年代合并之后，由于双边的生产力差别过于巨大，而造成原西德的社福与财政负担。面对这样的挑战，德国政府不愿意提高债务上限，而是以消减社福保障以及降低对劳动条件的保障，以确保企业的竞争力，造成的结果就是德国民间的购买力普遍下降。当劳动产出维持差不多，但购买力下降的时候，德国就会有过剩的产能／产品得以出口，这也是作者们认为德国近年来大量出超的主因。
台湾是相似的案例，还是例外？
作者们在书中提到，台湾因为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员，所以长期以来都将准备资产的水准拉得很高。并在结论列举与美国形成贸易顺差的经济体中，将台湾列入中国、德国、日本、荷兰、韩国、瑞士、新加坡等地之列──意涵著台湾也在政策上压低了本地的受薪水准，让本地消费力跟不上生产力，进而有大量的出超。这可能跟一般受薪阶层的感受一致：什么都涨就是薪水没有涨。台湾的情况似乎与本书的主要论述相吻合──本地的不平等最后会导致贸易的失衡。
但如果我们再看更多的研究，例如纽约市立大学的米拉诺夫奇（Branko Milanovic）与伦敦大学学院的蓝纳迪（Marco Ranaldi）根据世界各国的财税资料指出，台湾与斯洛伐克是少数在收入与收入结构不平等系数都非常低的国家。这数据也代表了台湾的受薪阶级工资没有被过分压抑。从资料上来看，二○○○年之后，台湾劳动报酬的份额大致维持在百分之四十而没有更多的变化。在这样的脉络下，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台湾长期以来过分压低汇率，造成各种需要进口的原物料价格变高，进而压低了台湾民众的消费力。也就是说，从国际收支帐与国民所得会计的观点来看，台湾也是因为国内消费力的成长跟不上生产力的成长而造成了大量出超，然而在台湾的案例中，消费力不足并不单单像是本书所述的阶级问题，而是有其他国际政治经济的原因。
这也是本书没有处理的一个问题──即便从国际收支帐、国民所得会计看起来类似的国家，却很可能是由于不同的历史机遇与制度安排才造成这样的结果。例如台湾与韩国政府在一九七○年代都与后来的中国一样，尝试动员家户储蓄来扩大国内投资。但由于面对的政治情势不一致，台韩两国走向了不一样的信贷融资模式。韩国除了动员储蓄外也开始对外举债，这让韩国能够以不压低国内消费、没有贸易出超的情况下，达到生产力增长与外汇储备增长。而相对的，台湾则是因为失去联合国会籍后无法获得外国资金，所以台湾只能以低汇率、贸易出超的模式来增加外汇储备与国内投资。由于国际收支帐与国民所得会计只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过程的结果，看起来一样的结果，并不代表这个过程是类似的。这些差异还需要更多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补足。
贸易战≠阶级战？
若要完整解释“贸易战”的面貌，本书则是在贸易战的国际安全面向留下了空白。作者们将“贸易战”理解为“因为贸易收支不平衡而起的国际纷争”。但从后见之明看来，美国在乎的不只是大量的对中贸易逆差而已。在贸易上，美国早就对行之有年的国际贸易法有所不满；主要针对中国的，则是忌惮中国在所有领域带来的威胁，比如大量的商业间谍活动、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主张以及近年来愈来愈严重的人权侵害等等，这些都是造成贸易战不可忽略的因素。单单解决各国内的不平等问题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
持平而论，这本书厘清了许多重要问题以及常见的迷思。例如贸易出超不见得是好事，可能代表的只是本地的消费能力被压缩了；或是借由外债来发展也不见得是坏事，只要这些投资是有潜力的投资就好。加上本书也强调了公司避税、三角贸易、货运集装箱技术等变化，如何造就了真实的国际贸易模样。这些变项由于不容易取得资料，长期被学院经济学与政策舆论所忽略，而让经济学的贸易模型无法掌握到真正的贸易动态。本书没有用华丽的数学模型与统计方法，而是用简单的国民所得会计与国际收支平衡算式，将复杂的国际贸易问题用易懂的方式呈现给读者。对于想要更了解国际贸易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读者来说，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黎班，国际法与国际政治学者，《端传媒》特约评论）
凱因斯的信徒能維護世界和平嗎？讀《貿易戰就是階級戰》
嚴格來說，這不是一本關於「貿易戰」的作品，而是嘗試解釋，因為貿易收支失衡所引起的國際紛爭，背後所存在的階級與不平等因素。它關注不平等對於總體經濟的破壞性效應，表面上看似純屬一國國內事務的事件，最終卻因為國際收支的變化，而影響到世界其他經濟體的人民。
美國人抱怨中國搶走了他們的工作，賺走了他們的錢，但是，國家之間的貿易衝突，不過是遮掩「各國內部不同經濟階級之間整體衝突」的假象，歐洲的債務危機以及當前的美中貿易衝突，在兩位作者看來，本質上都並非「貿易戰」，主要經濟體的所得集中現象，才是導致生活水降低、貿易失衡惡化乃至於全球金融危機的禍首。
帝國主義的舊事重演
而這些都不過是「舊事重演」（Everything old is new again）。全書的觀點立基於20世紀初英國經濟學家霍布森（John A. Hobson）對於帝國主義的觀察與研究。霍布森認為帝國主義的經濟根源來自於殖民母國的生產與資本過剩，受薪階級沒有足夠的消費力消費本國的生產，將過剩的生產產出向海外輸出成了當時歐洲資本家續命的手段，當「越來越多的經濟資源投入現有政治版圖以外地區」時，「為了將新國度納入勢力範圍」的帝國主義政治擴張，就成為輸出剩餘資本與生產的政治搭配方案。
今天所謂的貿易戰也是如此。表面上是國家間之於市場的衝突，但本質上是國家內經濟分配的反映。所得分配被不平等地從勞工轉移到資本，衍生了製造品供給過剩、就業機會流失與債務增加等後果。霍布森當年的建議是通過徹底解決生產過剩問題，來避免帝國主義的政治惡果，具體方法是提高受薪階級的消費能力。
本書的觀點基本上立基於霍布森的診斷，作者認為，經濟上的不平等，造成受薪階級消費能力被壓抑的結果，這導致了兩個問題：（1）勞動階級消費能力出於各種原因而導致的貧弱，造成過多的產出無法消化；（2）勞工的財富被系統性地移轉到權貴階級，不僅扼殺了普羅大眾的購買力，形同犧牲消費來補貼生產，其金融資本的巨大積累，也導致了過度的投機行為。
這些都會讓本地國家尋求透過海外市場來消化過剩產出與資本，導致了投機性泡沫，例如美國在1994年到2000年間的資本支出泡沫，被葛林斯潘稱之為「不理性繁榮」的結局是金融危機。過去，企業部門花費在擴大生產產能上的開銷，理應超過它產生的現金流量，之間的差額則由家計部門的儲蓄來填補，但在金融危機之後，從2000年到2003間美國的淨商業投資大幅縮減，如今，企業部門的支出經常少於其所產生的現金流量，因此而產生的企業結餘不是被分配給股東（例如美國的狀況），就是被企業保留下來（例如德國、日本與南韓的狀況），但未做他用，這同時也是生產性投資萎縮的象徵。
貿易戰的美國因素與中國因素
對於美元全球準備通貨地位的評價，也是本書頗具啟發之處。一般認為準備通貨的發行者具有優勢地位，但就如兩位作者所說，這是一個「以心理學而非經濟學為出發點的錯誤觀念」，如果準備資產的發行國並沒有掌握支配全球經濟的絕對壓倒力量，否則它必然面對國內需求與全球對準備資產需求之間的張力。尼克森當年在國際霸權與自由貿易的抉擇之間，選擇了妥協，就是一例。廢除布列敦森林體系的結果，短期來看，貨幣貶值恢復了美國出口商的競爭力，長期來看，美元與黃金脫鉤使得美國在經濟事務上獲得前所未有的自由度。
本書認為因為美元的準備貨幣地位，及美國金融部門因此被迫成為全球超額儲蓄的巨大貯存槽，反而造成了美國的負擔。全球對於美元資產的額外需求，讓美國金融部門必須藉由額外的供給來加以滿足，超額的金融債務埋下了金融危機的種子。美元的優勢地位，讓美國人被迫吸收了全球湧入的超額資本流入與製造品，結果是房市債務泡沫與製造基地被迫外移等後果。
在兩位作者看來，美國朝野兩黨對於「控制聯邦赤字」之財政手段的政策共識，從來都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因為「任何個別部門的支出與儲蓄決策，鮮少足以解釋整個國家的整體經常帳收支為何出現順差或逆差」，關鍵是「家庭、企業與政府等部門的支出及儲蓄決策的綜合影響」，以及「促成這些整體綜合影響發生的系統性扭曲」，控制預算赤字並不必然能防止貿易逆差持續成長。
兩位作者開給美國的政策處方是藉由消除不平等來緩解低消費的壓力以及整體需求不足的問題，擴大社會安全網與公共支出，有助於矯正不平等的所得分配地位，例如降低薪資稅、提高所得稅標準扣除額以及醫療補助等等；而也因為美元的準備貨幣地位無法撼動，美國應該尋求更好的方法消化全球的資本流，例如發行足夠的國債來應對海外資本的湧入。伴隨這些項目而來的預算赤字都是必要成本。更重要的是，能促使出口剩餘國家降低出口的機制，例如貨幣升值。
就中國來說，產生所得不平等分配的結構性因素，最重要的中國壓抑消費的金融機制。極低的存款利率，以及因為政治因素對貸款方的偏袒，將中國普羅民眾的財富大規模轉移給大型製造商、基礎建設開發商、房地產開發商以及省級地方政府。另一個結構性因素是中國的戶口制度，中國的社會安全系統無差別地要求全國勞工捐輸，但只有居住在正式戶籍登記地的人，才能領取津貼，這樣的規劃設計讓社會安全部門成功縮減對以億計貧窮中國人的支出給付。犧牲勞工與儲蓄者利益的結構，必然產生了壓抑消費的結果。從1998年到2010年底，中國家計消費的GDP佔比降低了15個百分點，到2018年，家計消費依據低於總產出的40%，這明顯低於世界上任何一個主要經濟體。
此外，中國累退型的租稅系統，也加劇了所得的不平等分配。在這個租稅系統中，在個人所得稅項目所徵到的稅金僅相當於於GDP的1%，但消費稅與社會安全稅的項目卻約當GDP的14%，在中國，低所得者甚至必須應付比富豪更高的稅率。
根據本書的解釋，中國儲蓄率的上升並不是家計部門儲蓄上升的結果，兩位作者並強調，「任何一個國家的儲蓄率並非取決於文化因素或節約習性，而是取決於國內的所得分配狀況」，以中國來說，高儲蓄率是財富移轉到消費占比較低富人的結果，他們是中國限制家計所得與消費成長，因而不成正比受惠的既得利益者。高國內儲蓄如果能挹注到生產性的投資活動，就能促成經濟成長，若是虛耗在類似在偏遠的沼澤地興建地鐵這種浪費性項目，就可能反而阻礙經濟成長，拉低生活水平。
與中國的情況類似，德國因為降低租稅與福利支出所導致的所得集中，已經足以壓抑德國家計的支出。新自由主義化的政策讓一般的家庭對於公共社會安全的縮減越來越敏感，導致儲蓄率上升最直接的現實因素就是意識到未來的退休津貼將會縮減。
凱因斯的信徒
本書的寓意是，如果中國與美國能有更平等的經濟分配體系，就能有效緩解國內的整體需求與就業問題，各國的貿易衝突將隨著內部階級衝突的舒緩，而得到解決，或許，也就能避免地緣政治上的衝突。
本書的立論也為中國「一帶一路」的帝國主義戰略提出了相當有說服力的政治經濟解釋，一帶一路能創造中國製成品、建設服務出口以及金融資本的新需求，但兩位作者也指出，一帶一路國家的整體潛在市場遠比北美與歐洲來得小，「中國妄想利用一帶一路來取代它失去的傳統出口市場」的如意算盤，或許短期可以續命，卻不是根本之道。
已經不只一位評論者指出本書對於貿易戰國際政治面向上的空白，畢竟「貿易戰」與「貿易衝突」本質上還是有所區隔，美中之間的貿易衝突也不僅僅只在於貿易的順逆差而已。本書對於國際貿易、全球金融、經濟發展以及社會政策上的討論，都頗具啟發，其規範性的關懷極具凱因斯主義風格：「繁榮不是一種稀缺的資源。各個社會的成就不是靠犧牲其他社會而來。由於每個人都經由貿易與金融而息息相關，所以，更多生產與更多消費最終必定對每一個人有利」。
然而，因襲凱因斯倡議而生的布列敦森林體系，當年正毀於國際政治的現實算計，階級之間的剝削戰爭或許是加劇貿易戰的催化劑，但或許，貿易戰本質上終究是霸權權力競逐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