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刘亚光
前不久（8月16日），年仅32岁的投资人魏萌意外去世。据多家媒体报道，魏萌倒下时正在参加一家叫里程LEGACY飞跃力的工作坊学习课程。一时间，有关类似的企业训练方式涉及“精神PUA”的讨论开始发酵。8月19日，北京市通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告诉媒体，已组织对涉事公司进行调查。魏萌的去世是否与课程有关，其死因的真相目前仍在调查之中。不过从许多人的发声中我们也能看到，打着“企业训练”的旗号对学员进行精神控制，并非一个罕见的现象。例如前媒体人、编剧李亚玲就在微博上发布了万字长文，描述了她多年前卧底某培训课程的经历。
在过去这些年，我们也时不时会注意到类似的新闻报道。而每当有此类事件被曝光，人们发出的普遍疑问莫不是：为什么会有人相信这些五花八门的训练课程？为什么还有人会因此上当受骗，搭上财物甚至性命？
当精神控制受害者被报道拥有高学历、高收入时，人们可能更困惑了，最终转向指责受害者的欲望。比如在关于魏萌意外去世的报道中，浏览有关评论，不难看到类似的话——“重点是太多人想拥有捷径，注重个人修养才能避免被骗”“说明职场精英都精神空虚，要克制心中的欲望”。与其关注受害者为何不完美，不如将注意力转移到“精神控制术”的违法行为上。
这些控制术似乎有某种奇怪的魔力，能让学员放弃理性、放弃思考，转而接受一切不可思议的操控。实际上，控制术没有什么玄乎的，不过是使用了诸如身体控制、权力依附等策略，而这确实直抵现代人某些难解的生存困境。
精神控制不仅出现在以“企业训练”“教练技术课程”为名义的集体训练中，同样也出现在我们的日常交往如职场、亲密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本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联结。然而，当我们出于爱（亲密关系）、寻找答案（培训课程）或职业（职场）的需求去信任某一个人，其实对方也就掌握了控制的可能性，这需要我们发展自己的判断能力，了解精神控制的所谓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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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的身体规训
从这几年的新闻报道中，我们经常不难发现这样一些类似的描写，比如原本性格开朗的学员参加过某课程后，会在课程中突然嚎啕大哭，甚至会出现一些异样的反应。比如前媒体人李亚玲回忆，与她一同参加课程的许多学员都在课程结束后对生活产生了怀疑，甚至有学员去寻了短见，撞火车自杀身亡。
这种个体观念的彻底改变，会让人联想到“洗脑”（brainwashing）这个词。多米尼克·斯垂特菲尔德在《洗脑术：思想控制的荒唐史》一书中曾经追溯了形形色色的“洗脑术”发展的历史。从巴甫洛夫的狗，到克格勃的审讯模式，我们能从种种彻底颠覆和改造人的精神、思想的技术中看出某些共同点——例如，对身体控制的强调和对潜意识的调动。
斯垂特菲尔德引述许多研究指出，与我们的一些刻板印象不同，对人的精神进行操控常常并非是直接作用于人的大脑，或是利用哈利·波特中所谓的“吐真剂”之类的神秘药物，而是借由高压的身体规训达成。这点从许多媒体的采访中我们也不难发现，类似在封闭式的空间中“互骂”、高强度的体力活动是许多课程的常规环节。《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更是提到，一个训练营的学员需要结成对子相互“声嘶力竭”地询问对方“你要什么？”而回答者则需要边回答边振臂，并将双臂往前摇。而负责训练的教练则表示，在这个过程里，人的“潜意识会浮现，学员会痛哭流涕”。斯垂特菲尔德也曾在书中提到，潜意识的力量往往能“绕过人类的理性防线”，对人的思想观念改变起到直接的作用。这也许能解释为何无论学历收入，人们无一例外难以抵抗此类训练的强大力量。
从本质上，这种“精神控制”的核心也是形成一种牢固的“权力”关系，借以全面影响学员的身心。美国学者格林菲尔德在今年出版中译本的《权力》一书中刚好提到，在形成权力关系的过程里，“身体”也是其中关键的部分。“在文明世界形成权力关系，肢体语言极为重要”。通过高声讲话、手势、强行打断等策略，人们可以有效地“弄权”，构造出能够给人施加影响的权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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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使学员服从“导师”权力，产生依附关系
成功地构建权力关系，往往能够实现学员对“导师”以及这个团队的依附关系。而创造依附也是各类精神控制的关键。李亚玲就在博文中写道，自己参加过的一个课程中有一个类似“荒岛求生”的游戏，遭遇生死困境的小组成员需要决定谁上一艘救生船，而船上的座位远少于组员人数。如果放弃挑选某个成员，则需要去到那个人面前说一句“我不关心你！”学员在这个过程中体验到极其强烈的被抛弃感，并因此渴望寻求依靠。而在强调亲缘关系的中国，“被亲缘网络抛弃”更是几乎所有人心中的软肋。据《界面新闻》等媒体的报道，一些类似的课程让学员“互以家人相称”，更是强化了这种对“被抛弃”的恐惧和寻求归属的渴望。
精神控制术构建类似的权力关系，往往也需要通过对人内心焦虑和脆弱面的利用，让人形成强烈的依附心理。学者凯瑟琳·泰勒就在《洗脑心理学》中以广告为类比形容各类“洗脑术”的特点，广告商很多时候做的正是挖掘和刺激人们内心深处的欲望，使得人们将产品和某种基础欲望绑定。从某种程度上，此类课程也在有意识地捕捉“精英人士”群体内在情绪中的焦虑和脆弱面。
比如，媒体报道里提到的一些课程会让学员进行自我评分，有学员打出8分后，“导师”介入，经过一番“训导”，学员的自我评分会陡降到3-4分。类似的“羞辱”课程常常声称是为了让学员真正发现自己的不足，并重新定位自身。学者Brotherton曾在研究“阴谋论思维”的专著中指出，容易相信等看似毫无逻辑的“阴谋论”的人们，其实可能拥有比常人更复杂的思考习惯，他们不满足于单一的解释世界的模式，同时相比于一般人有更强烈的对“解释”的渴求。对于高智商、高学历的人群来说，对解释生存意义的焦虑或许来得更为强烈，也可能反而更容易在这类课程中遭受冲击。
《三联生活周刊》采访到的反传销专家易铁还曾提到，在这类训练课程里，“领导力”是一个高频出现的词汇。除此之外，“超越”等词汇也频繁出现在类似课程中——而它们可能都直指学员们的某些共性的生存困境。令人痛心的是，对特定群体焦虑的捕捉原本应该用于构建积极抵抗焦虑的策略，但它们如今却用于许多摧残自信、激化焦虑的活动。一些受访的心理学者也表示，很多类似的课程的导师并不真正懂得心理学，在“打破”学员的自我认同后，缺乏一个科学的“重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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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控制”与现代人的焦虑
这次企业训练中潜藏的“精神PUA”引发的热议，可以算是人类对“洗脑技术”恐惧史最新的篇章。人类对身而为人最为高贵的标识——对“理性”的执着坚守，使得我们对一切有可能侵犯自主性的事物或做法都抱以高度的警惕与怀疑。《1984》《美丽新世界》等经典作品，也充当了承载这种怀疑的载体。值得警惕的当然不只是这类集体性质的“PUA”。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精神控制”的形式堪称五花八门。亲密关系中的“爹味发言”，频见报端的职场酒文化恶习，都是可能与我们朝夕相伴的“精神控制”。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精神控制”非常符合美国心理学者罗宾·斯特恩论述的“煤气灯效应”。斯特恩借这个词汇形容一种生活中广泛存在的“隐秘操纵”：操纵者利用被操纵者的依赖，不断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并强化被操纵者的自我怀疑，让其认定自身拥有诸多不足。唯一修正的方法，是获得操纵者的认可。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被操纵者往往会经历三个阶段：不相信、辩解和压抑。被操纵者会从抵抗这种自我否定的倾向，逐步走向深深的自我怀疑——这种利用焦虑，构建依赖，并强化权力的模式，与前述的许多课程中的训练内容如出一辙。在斯特恩看来，“煤气灯效应”的大面积产生，恰与现代社会中人们由于人际关系原子化而导致的不安全感紧密相关。人们迫切地希望得到来自他人的稳固认同，以寻求归属感，以至于忽略了对这种依赖中隐藏的操控的识别。
如斯特恩在自序中所讲述，“煤气灯效应”伴随着这本书的出版成为了一个被媒体高频使用的热词。不仅在美国，这本书的中译本推出后，围绕这一词汇的讨论也屡屡进入我们的视野。与这个词汇常常相伴出现的是另一个热词“PUA”。这一词汇本是“Pick-up artist”（搭讪艺术家）一词的缩写，原是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人用于形容为了发展恋情而去学习的一些亲密关系互动技巧。在这个词跨文化传播入中国后，它逐渐演变成用于形容亲密关系里的一种“控制术”，尤其是在北大女生包丽令人心痛的遭遇等案例后，公众基本上也将这个词与许多恶性的精神控制行为等同。
书评人维舟曾在本刊组织的年度活动中指出，“PUA”在中国作为流行语的走红，在某种意义上表征了一种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重视“关系”网络、拥有较强集体意识的人们开始意识到，许多善意的“劝诫”、“引导”、“要求”，可能是某种变相的对个体施加的控制。亲密关系和职场中许多看似“自愿”的行为，也绝非真正“自愿”。斯特恩同样在《煤气灯效应》中提到，对个体意志的坚守、对个体权利的强调，将成为人们摆脱各类隐性精神控制的重要基础。
然而，这其中其实就隐藏着对待精神控制受害者时，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难题。如前所述，各类“精神控制”现象在当代的流行，恰恰反应出原子化的现代人所面临的归属感焦虑。人们固然需要树立足够强大的个体意识，但又无比渴望寻找依托。对于深陷于任何一种“煤气灯”中的个体，“强调自主性”甚至更多时候并非可行的方法，而是一种负担。正如斯特恩自己在书中所写，试图从这种操纵关系中摆脱出来的个体常常会经历一些复杂的感受，本就惯于自我否定的他们会想到，既然自己是一个“强大而独立的个体”，又为何会经历如此糟糕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斯特恩给出的建议——“做一个坚强的、自给自足、高效而头脑清醒的人”，越强调个体拥有的摆脱控制的“能力”，则实质上也是越强调他们摆脱控制的“责任”，这反而成为摆脱控制失败时受害者们自我嫌恶的来源。
这也是为什么在面对精神控制受害者时，“完美受害者”的苛求显得极为不合时宜。尤其是在人们普遍更加重视集体归属的语境下，呼吁人们学会“靠自己”摆脱可能遭遇的各类隐秘“精神控制”——从以“企业训练”“教练技术课程”为名义的集体训练，到职场、亲密关系中的“精神控制”——更是会遇到这些复杂的悖论。面对这类现象，或许除了我们加强自我的理性建设，更需要的也是转移视点，将其从个体问题转移到社会支持的问题上，从法律、企业文化等各个角度，制约“精神控制”发生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