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帝国的坟墓”？“民主的坟墓”？
秦晖：阿富汗的治理，是个外部地缘政治和内部政治的双重困局。“多民族”的阿富汗有几个少有人知的特点。
惊天剧变
这几天阿富汗局势的惊天剧变，令世人错愕。阿人如遭晴天霹雳，美国及其盟友遭遇奇耻而不知所措。而在我们这里则引起了截然不同的热议：有人基于近一个月来主旋律对塔利班的态度激变：从外长接见“塔老二”起，塔利班从“恐怖杀手”、女性克星、新疆动乱的外因之一、在阿同胞遇害的主要疑凶，短短几天中忽然就变成了“阿富汗解放军”，甚至说塔利班的成功就是学习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农村包围城市”，全不顾我国官方与塔利班的接触远在美、俄之后，规格也不更高；塔利班的对外“统战”示好也不止对我国，并无特别青睐，更不顾当年塔利班掌权时首先虐杀的就是阿富汗的共产党人。有人则对美国这20年在阿富汗的“民主实验”惨遭失败痛心疾首，惊呼阿富汗从过去“帝国的坟墓”变成了“民主的坟墓”，认为阿富汗的经验足以证明“文化决定论”。还有人认同“大秦赋”对民主反感，但从地缘政治角度也并不乐观阿局，认为塔利班本性难改，统战话语不可信，其获胜对我国穆斯林地区必有负面影响；而美国本来就是要收缩战线以便全力反华，尽管以这种丢脸方式撤退绝非其愿，但未尝不是塞翁失马；而我国边外添一乱源，长远看恐怕是“美国丢了面子，中国损了里子”……
这些说法可能都有部分依据。我们不妨以“密那发的猫头鹰黄昏时才飞”的心态再观其变。但就已知的信息而言，我们还是可以从以往关注不够的角度出发，进行一些新的分析。
首先，无论“帝国的坟墓”还是“民主的坟墓”——苏联好像既非传统帝国也非民主，其失败或许可称“社会主义的坟墓”？——其实都是指外部“列强”，如大英帝国、帝俄-苏联和美国染指阿富汗所遭遇的败局。但其实，对远方“列强”的干涉特别重视，固然是现代“反殖”潮流中一种常见视角，无论东西方，这种现代宏大叙事都比较盛行。但实际上从传统时代的“远交近攻”直到当代的地缘政治，真正“干涉内政”最厉害的，大概率还是在邻国之间，哪怕它们相对于远方“列强”都可能是列弱，而且“都受过帝国主义的欺负”。
这一是因为邻国之间更可能发生利害冲突，二是因为“主权国家”、“不干涉内政”这些近代国际关系概念本来就是今所谓的列强创造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形成的。传统时代并没有这种概念。弱肉强食的现象固然在这个体系出现后直到当代也并未消失，但肯定是传统时代更加常见和突出。这两个常识是不应该被现代宏大叙事所遮蔽的。
国家认同和“普什图斯坦”认同问题
而阿富汗这个国家的治理，是个外部地缘政治和内部政治的双重困局。后者我们以后再说，这篇先论前者。
阿富汗是个多民族国家，这很多人都知道。但阿富汗的“多民族”有几个特点，可能知道的就不是太多：该国不但缺少一个占人口多数的“主体民族”，而且主要的四大民族都是跨境的。跨境不要紧，我国的壮族、景颇族等也是。但阿富汗的四大跨境民族中，有“两个半”在境外有本民族明确的“祖国”，而且这些国家与阿国强弱大小还并不十分悬殊。同时，还有两个民族大部分同胞在境外，而他们在阿国内却又是最大的两个民族。更罕见的是这几个特点又重合在一起。这意味着什么？
不妨与中国做对比：中国也有跨境民族，其中如哈萨克族、朝鲜族等在境外有以同族为主体的国家（哈萨克、朝鲜等），而且大部分同族也住在那边。但是，中国与哈朝等国体量相差太远，中国本身人口中汉族又占90%以上的绝对多数，相对而言上述几个民族人口都很少。假如哈、朝之类邻国与中国体量相当，这些民族在中国境内又不是“少数民族”，而是人口与汉族差不多乃至更多，那么以汉族为主体的国家该如何治理？假如历史上各族不幸又有很大积怨，治理之难可以设想吗？
阿富汗的普什图人、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和哈扎拉人就处在这种状况。这四大民族分别占阿国人口的42%、27%、9%、9%。我们现在所说的“阿富汗人”，如果不是说的阿富汗这个国家的全体国民，而是就族称而言，其实是指普什图人，在南亚次大陆又变音称为“帕坦人”。
普什图人的内部斗争非常残酷复杂。这种斗争可以说是从传统到当前阿富汗政治的主角，从传统王朝、苏联支持的“人民民主党”（共产党人在阿国的名号）政权、多数反苏的“圣战者”、苏联傀儡垮台后挑起内战的军阀希克马蒂亚尔等、内战的赢家塔利班、美国推翻塔利班后民选阿富汗政府领导人卡尔扎伊、加尼，直到最近卷土重来的“阿塔”，乃至与阿塔关系微妙的“巴塔”，这些人不管宗教的、世俗的、左的、右的、境内的、境外的，也不论从保王派、大酋长、共和派直到马克思主义者，全都是普什图人。如果说阿富汗这个国家有所谓的主体民族，那肯定就非普什图人莫属了。
但普什图人虽然在多民族阿富汗国民中人数最多，仍只占人口的42%，并未拥有多数。更有趣的是普什图人中的阿富汗国民在本族中也是少数——在内亚各国共计约近七千万普什图人中，住在阿富汗的只有一千五百万，在巴基斯坦的却达4344万之多。尽管在三千多万人口的阿富汗，42%的普什图人口已是第一大民族，但在两亿人口的巴基斯坦，普什图人的数量虽然近三倍于他们在阿富汗的同族，却仅占巴国人口的16%，只是第二大民族。
而阿富汗的第二大民族，主要居住在阿国北部的塔吉克人，也有与普什图人类似的分布特征：在内亚各国总计两千多万塔吉克人中，居住在“本民族国家”塔吉克斯坦的只有678万——但在这个小国已是占绝对多数的最大民族。而在阿富汗居住的塔吉克人多达945-1155万之间，却只是阿富汗的第二大民族。
当然，不仅阿富汗如此。世界上有类似分布的民族还有：老挝人（寮族），在老挝本国的只有四百万，在邻邦泰国的却多达两千两百万人。爱尔兰人，今天在爱尔兰国的只有450万，在美国却有四千万之多，甚至英国、澳大利亚的爱尔兰裔也比爱尔兰本国的爱尔兰人多。
而这方面本来更典型的应该是“英国人（英格兰人）”和犹太人：如今北美的英裔或讲英语者远比英国为多。但是这两个民族都已在发达的“国族认同”和普世价值基础上淡化了种族问题，北美英裔如今都会说自己是美国人（美利坚人）而不是英国人（英格兰人），同时英美又有“自由世界”的价值观纽带结成的“特殊关系”，无论国家治理还是国家间治理，这就够了。至于犹太人本来就是“世界民族”，以色列这个“祖国”的出现不过是几十年的事，只要所居国不死命排斥他们（如当年纳粹的屠犹），尤其是所居国已经实现普世价值制度化的情况下，他们认同所居国并同时具有世界眼光，都没有多大问题。
“主体民族”与“内政”
但在政治极度落后、“民族国家”尚在形成中、“普世价值”又远未制度化的阿富汗，情况就截然不同。人口只占42%的阿富汗普什图人既要维护他们在阿国政治中的主流地位，同时“大普什图民族主义”的兴起又使他们不能把本族多数人居住的巴基斯坦置之度外。而巴基斯坦普什图人更不会把阿富汗的事看成“别国内政”。加之普什图人聚居的阿巴边境线（所谓杜兰线）一带崇山峻岭，地形复杂，边界管控困难，很多普什图势力经常游走于边界两边，阿国来袭则逃入巴国，巴国来剿又逃到阿国，或者相反，在阿国得势则染指巴国，在巴国得势则染指阿国。两国当局都很伤脑筋。
反过来讲，很多巴基斯坦普什图人对巴国缺乏认同，其分离、动乱和割据倾向长期成为巴基斯坦当局头疼的问题。巴基斯坦主要的四大省，其实基本就是四大民族（旁遮普、普什图、信德和俾路支）聚居地。但从建国直到2018年前，其他三省都以族得名，唯有普什图一直没有用作省名，显然就是要避免助长普什图民族意识和“普什图斯坦”情结的滋长。在这四个省中，以普什图人口为主的西北边境省长期动乱不安，设置也不断变动。联邦政府先是从该省划出一个“联邦直辖部落地区”进行特别治理，后来又改设“开伯尔-普什图省”实行军事化管理。这种情况下，巴基斯坦对阿富汗塔利班同情巴基斯坦塔利班并支持其抗衡巴政府自然深怀戒心。
然而另一方面，普什图人作为巴基斯坦的第二大民族，也有不少人认同巴基斯坦。而且这种认同不同于“少数民族认同所居国”，在一定程度上，它其实也带有“主体民族认同”的特征。我们前面说阿富汗四大民族中有“两个半”“祖国”在外，这两个显然是指塔吉克和乌兹别克，那“半个”就是指普什图人。
原来，巴基斯坦也是个“主体民族”不明确的国家。尽管与阿富汗不同，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分离前的“西巴基斯坦”）本来有个超过人口半数（53.2%）的多数民族——旁遮普人。但是当年推动巴基斯坦立国最力的，却是所谓“穆哈吉尔”人。这原是个跨族群体，指原居今印度境内、在印巴分治时因宗教仇杀而逃离印度、移民巴基斯坦的各族穆斯林。他们多讲分治前的族际通用语，即传统印度的“普通话”或“官话”，只是印度教徒用梵文天城体字母拼写，称“印地语”，穆斯林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称“乌尔都语”；其实是一种语言、两种文字。如今巴基斯坦以乌尔都语为国语，却并无“乌尔都族”，就是因为这些说“普通话”的移民地位强势，近来有人又把他们称为“乌尔都人”，作为巴国第五大“民族”，但他们只占巴国人口的7.6%，显然很难说是“主体民族”。
同为最大族群，阿富汗以普什图语为国语，巴基斯坦却不能以旁遮普语为国语，而且与南斯拉夫的铁托时期极力弱化塞尔维亚类似，巴基斯坦也是极力缩小“旁遮普族”。1970年代后官方的统计就以方言为据，从此前认为的旁遮普人中划出了一个“萨拉基族”，最近还酝酿要从旁遮普省分离出一个“萨拉基斯坦省”。如今萨拉基族被认为占巴基斯坦全国人口的8.4%，于是旁遮普人的比例就降到了44.7%。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一样，成了没有一个民族占人口多数的国家。
旁遮普人既被打压，穆哈吉尔人又太少。人口第二多且性格强悍的普什图人对巴基斯坦的影响就相对增加，甚至超过其在巴国的人口比例。巴基斯坦建国至今的13任总统中，就有三任是普什图人，仅次于从印度移民来的穆哈吉尔人，而超过巴基斯坦所有其他土著民族，包括最大民族、一度占巴国人口大多数的旁遮普人。3任普什图出身的巴国总统也都是专制强人。其中阿尤布汗和叶海亚汗都是通过政变推翻前任而上台的军人总统，伊萨克汗虽然不是军官出身、政变上台，却也当过国防部长，并以非常手段连续强行解散两届文官政府而著名。
不仅如此，普什图人由于强悍，在军界的影响比在文官中更大。巴基斯坦建国至今最高军职（原为陆军总司令，后改为参谋长）共16任，除最初从英印军过渡为“国军”的两任是英国军官外，巴基斯坦籍的14人中，就有5人为普什图人，加上一名哈扎拉人，阿富汗土著民族出身者共6人之多，已超过穆哈吉尔人占了首位。无怪乎著名的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ISI）对阿富汗渗透如此之深。
巴基斯坦的“外向性”和塔利班的“奇迹”
由于巴基斯坦四大民族中的其他三个政治上都不太强势，在国家军政两届最活跃的首推穆哈吉尔人，其次就是普什图人。于是在穆哈吉尔人和普什图人影响下，巴基斯坦成了个“外向性”很强的国家：穆哈吉尔人特别仇印，而普什图人特别关注阿富汗。尽管这样的结构对巴国本身的治理也造成问题：普什图人与更强势的穆哈吉尔人、人口更多的旁遮普人都有不少矛盾，巴国普什图地区也成为“维稳”的难区。尤其是从巴国普什图人中成长起来的塔利班，在祸害阿富汗的同时也给巴基斯坦造成很大危害。但“外向性”政治毕竟也能转移矛盾，所以统治者仍然喜欢。
在这南北二邻中，印度国力远比巴基斯坦强大，巴基斯坦总的来说不能不取守势。而阿富汗却远比巴基斯坦弱小。所以巴基斯坦干涉阿富汗，在逻辑上十分顺理成章。而且既然本国有如此大量普什图人，甚至比阿富汗本国的普什图人还多很多，其中又不乏巴基斯坦的认同者，于是“普什图斯坦”意识也成了双刃剑：它既可以被认同那边的普什图人用来搞乱这边，甚至试图把这边的“西北边境省”“统一”到阿富汗，也可以被认同这边的普什图人用来搞乱那边，甚至试图把那边的“南阿富汗”弄到巴基斯坦去。那么对巴基斯坦而言，利用这些人的影响去干涉阿富汗的“内政”，使之服务于巴国当局的利益，甚至如果有可能，把整个阿富汗（或者至少其中的普什图人地区）都变成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的扩大版，变成巴基斯坦属下的“普什图斯坦”（西北边境省过去的俗称），也不是不可想象的。
尤其是自1970年代后，阿富汗战祸连绵已近半个世纪，贫弱愈甚，民不聊生。尤其是普什图人从阿富汗境内逃亡到巴基斯坦的难民，累计据说已达500万。如果说苏联占领时期还对巴基斯坦构成威胁，那么在苏联败退后的乱局中，阿富汗官方干涉巴基斯坦的可能几近于无。
而巴基斯坦却依仗巴美结盟，先是与美国联手反苏，支持阿富汗“圣战者”推翻了亲苏的阿富汗共产党政权。接着在美国冷战胜利后志得意满对内亚放任不管的情况下，巴国自己再支持希克马蒂亚尔等普什图亲巴军阀挑起内战，推翻了各族各派的临时联合政府。又接着在希克马蒂亚尔与各路“群雄”打得难分难解之际，在巴基斯坦境内出现的普什图伊斯兰原教旨“神学士”即塔利班又从不为人知到突然崛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扫平内战中的各派军阀与武装，在ISI乃至巴基斯坦陆军的支持下，建立了只有巴基斯坦等三国宣布承认的第一次塔利班政权。
塔利班进入阿富汗首都第一时间就先虐杀了前共产党政权末代首领纳吉布拉——鲜为人提的是，这个时期巴国官方也对已是非法的巴基斯坦共产党斩尽杀绝，甚至连非共左派、真正因社会主义倾向而把与中国关系从睦邻推向了亲密的前总理阿里.布托，在被政变推翻多年后，也于苏联侵阿和美巴中联盟的背景下被巴国军政府杀害（同一时期的印度，共产党却在三个“红邦”长期执政）。当时世界各国，尤其是穆斯林国家和苏联阵营国家对政变和杀人同声谴责，只有中美两国对政变保持沉默，只为布托的命表示了无济于事的低调求情。
直到2001年，美国因911事件勃然大怒，巴基斯坦才与塔利班断交，再与美国联手“反恐”。但美巴始终同床异梦，巴基斯坦一方面借助美国对不听话的塔利班在“西北边境省”闹事进行镇压，另一方面在阿富汗普什图人、甚至阿富汗塔利班中培养代理人，以至于观察者提出了巴基斯坦“拥恐还是反恐”的疑问。但无可置疑的是，在利用普什图人方面巴基斯坦成了最大的得利者。这种情况下，“普什图斯坦”这把双刃剑似乎也变成了巴方手中的单刃刀。2018年巴基斯坦取消了“联邦直辖部落地区”，并把西北边境省更名为“开伯尔-普什图省”，就是这种局势的体现。
在这种情况下，塔利班两次迅雷不及掩耳的胜利“奇迹”，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当然，阿富汗内部与普什图人内部的问题，以及“巴铁”和中国各自的得失，我们后面再说吧。
2.塔利班与“巴铁”
秦晖：讲阿富汗乱局的“内因”与“外因”，都绕不开巴基斯坦。美国要介入万里之外又无海岸线的阿富汗，更是只能与巴基斯坦合作。
阿富汗乱局的“内因”与“外因”
阿富汗系列“之一”上网后就有人说，你怎么扯上巴基斯坦了？阿富汗的事，阿国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扯不到咱们的“巴铁”哥们吧？外因是变化的条件，那不就美帝苏修么，有巴基斯坦什么事啊？
其实这就是如今大多数评论家的误区。
要讲塔利班，还真得从巴基斯坦讲起。不是要讲“内因”吗？其实阿富汗的“内因”首先要看普什图人，但正如上一篇文章提到的：普什图人不是一大半都居住在巴基斯坦吗？“普什图尼斯坦”也有大半面积在巴国。普什图市民人口最多的城市，不是喀布尔（这个城市传统上塔吉克居民居多，乱世中避难者涌入导致人口构成变化，但直到现在也远谈不上“普什图化”）、不是坎大哈，甚至都不是巴国开伯尔-普什图省的首府白沙瓦，而就是巴国最大城市卡拉奇（2017年有普什图人240万）（注1）。而普什图“贫下中农”最密集的地区，也是巴基斯坦的瓦济里斯坦——就是塔利班的诞生地。要讲“内因”，能绕过这些地方？
而要讲“外因”，巴基斯坦更是绕不开的。且不说塔利班就诞生在巴基斯坦境内，塔利班两次崛起，不都是从巴基斯坦境内打进阿富汗，再长驱进入喀布尔的吗？2007年后塔利班出现阿富汗塔利班（阿塔）和巴基斯坦塔利班（巴塔）两个派别，但这是政治划分而不是地理划分。且不说巴塔一直就在巴国活动，但也出没于阿富汗，就是阿塔，直到这次最后攻势之前，它的最高机构也一直就是设在巴基斯坦境内的“奎达舒拉”。
前苏联与阿富汗边界漫长，1979年十万苏军大举侵阿，是从塔吉克、乌兹别克和空中三路直接越境，并不需要任何中介。而美国要介入万里之外又无海岸线的内陆国家阿富汗，只能与巴基斯坦合作。在2001年因911事件与塔利班开战前，除通过巴基斯坦提供抗苏资金武器以及中央情报局与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ISI）进行特工合作外，美国在阿富汗尚无一兵一卒。而巴基斯坦已经是大规模进入了阿富汗。
“喀布尔屠夫”的兴衰
早在1990年，ISI就企图改变广泛支持抗苏各派的做法，集中支持1974年就逃亡巴基斯坦的普什图人、极端伊斯兰活动家古尔布丁•希克马蒂亚尔，希望他“为巴基斯坦的利益而征服和统治阿富汗”，但因美国的反对而被推迟。1992年春，失去苏联靠山的纳吉布拉同意交权，就在几支抵抗组织达成“白沙瓦协定”协商组建联合政府之际，得到巴基斯坦明确支持的希克马蒂亚尔却拒绝协商、独自进军喀布尔并进攻其他各派，导致了全面内战。
当时各派都有祸及平民的战争行动，也有军纪不良烧杀淫掠的问题。但只有希克马蒂亚尔是专门以优势火力对首都市中心的平民区狂轰滥炸，据说仅此一役就造成5万平民死亡。希克马蒂亚尔本人也获得了“喀布尔屠夫”的绰号。大劫难后的大逃亡，导致喀布尔人口从200万剧降为50万，80%的城区被毁。去过前南和阿富汗的战地记者报道称，当时的喀布尔废墟状态比被包围轰炸了几年的萨拉热窝还要更严重。
希氏为什么要“故意以平民为目标”？有两种解释：其一是出于“信仰”，他要报复曾“与苏联合作的喀布尔居民”。他曾告诉《纽约时报》记者，阿富汗“已经有 150 万烈士。我们准备提供尽可能多的生命来建立一个真正的伊斯兰共和国。”其二是“以恐怖换服从”，“通过证明拉巴尼和马苏德无法保护民众来破坏拉巴尼政府”。的确，如果大屠杀无法停止，耐不住恐怖折磨的人们会认为与其让一伙人互相杀个没完，无休止地祸及黎民，还不如一个最狠的屠夫杀完对手，或许就能安生了！这也是一种“人民的选择”吧。说句很没有理论深度的大实话：其实后来塔利班能够两次出人意外地获胜，这样的“选择”都是重要原因。
而希氏当时的做法也是得到巴军方认可的。有学者认为：“如果没有三军情报局的后勤支持和大量火箭的供应，希克马蒂亚尔的部队不可能瞄准和摧毁半个喀布尔城。”
但是当时希克马蒂亚尔的实力却做不到“一个最狠的屠夫杀完对手”；而他的滥杀反而加深了自己的危机。本来巴基斯坦希望他能够消灭、或至少打服乌兹别克斯坦支持的乌兹别克人杜斯塔姆和塔吉克斯坦支持的塔吉克人马苏德、拉巴尼，以及伊朗支持的什叶派哈扎拉人，从而在阿富汗建立一个普什图人独掌的亲巴政权。但是，在没有美国撑腰的情况下（赢得冷战后直到911前，美国对内亚的兴趣大减，对“巴铁”也不像抗苏时那么支持），同样得到邻国支持的“北方联盟”背靠乌、塔两国，胜则威胁喀布尔，败则退守北境，是根本消灭不了的。相反，不分青红皂白的滥杀反而使普什图人也痛恨希克马蒂亚尔。这种情况下善变的希氏只能与对手、国际承认的拉巴尼政府讲和，组建了以拉巴尼为总统、希氏为总理的昙花一现的联合政府。
然而这样的联合没能使任何一方得利：巴基斯坦不想要这个普什图人仅当配角的政权，普什图人因希氏的滥杀已经极讨厌他，而拉巴尼本来是慑于希氏的军事优势，同时也想借助与希氏的联盟赢得普什图人的支持。不料ISI撤回支持后，希氏军事优势已经不再，被希氏滥杀激怒的普什图人也没有因拉巴尼对希氏妥协，而增加对该政府的好感，反而导致马苏德等人对拉巴尼离心离德。
“我们创建了塔利班”？
这时巴军方的新选择——塔利班就登场了。
上一篇我们谈到观察者提出了巴基斯坦“拥恐还是反恐”的疑问。其实在911事件令美国决心消灭塔利班之前，巴基斯坦，至少巴军方和ISI的一些人也并不讳言他们对塔利班的扶植。1998年任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后来成为总统）的穆沙拉夫曾在回忆录中声称，当时 “我方与塔利班一起拼命击败了反塔利班部队”（注2）。1993-1996年间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希卢拉. 巴巴尔甚至曾自诩“我们创建了塔利班”（注3）。有研究称，1994—1999 年间约有 80,000 至 100,000 名巴基斯坦人经巴军方和三军情报局训练后与塔利班一起在阿富汗作战（注4）。所谓塔利班的“突然崛起”，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难以解释的呢？
平心而论，笔者倒不认为巴基斯坦会“拥恐”，也不认为那些警方军方人士的自夸就那么可信。后面我们就会提到，塔利班当初作为一种反叛力量有它的社会土壤，不可能是官方“创建”的。而作为一个正常国家，无论民主政府、专制政府，乃至本身就很恐怖的政府如纳粹，都不可能希望看到无政府、非政府（且不说反政府）的“民间”恐怖行为在自己辖区坐大。即便在国际政治中可能出现利用敌国境内恐怖组织为己国谋利的情形，像塔利班这样在巴基斯坦本国也大肆作恶的恐怖组织也不可能在整体上为该国统治者和人民所接受。但是，在“反恐”中另有所图以致对反恐造成不利影响，却是完全可能。巴军方未必“创建”了塔利班，但就像《水浒传》中朝廷利用梁山好汉去“征辽”那样力促祸水外引，则是合乎逻辑的。
巴军方支持希克马蒂亚尔单方夺权失败，苏联解体后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也分别支持乌兹别克人杜斯塔姆和塔吉克人马苏德等进行抵抗。经过两年的群雄混战后仍未见分晓。ISI又开始物色新的代理人。
当时在巴基斯坦的普什图山区久已存在民间的伊斯兰“神学校”，培养出一大批狂热的“神学生”，普什图语就是塔利班。用国人不难理解的比喻，这些人就如清末的“义和团”或文革中的“红卫兵”，狂热起来既可能“反清灭洋”抗官“造反”，也可能“扶清灭洋”为官府火中取栗。1994 年9月，ISI把他们组织起来予以军事训练。到了10月，这支名不见经传的武装便脱颖而出，如猛虎下山般从巴基斯坦的“西北边境省”扑向阿富汗，一路攻城夺地，直捣希克马蒂亚尔的后方。希克马蒂亚尔过去曾经同他们一起在巴基斯坦受训，都要为巴基斯坦-普什图而战，也都很狂热。希氏想不到他会被老板抛弃，更想不到“战友们”会从背后捅来致命一刀。他的军队前有马苏德，后有塔利班，一战而大败亏输，塔吉克人要报仇，普什图人不待见，他众叛亲离，不得不亡命他乡。接着拉巴尼-马苏德的塔吉克人为主的政府军也被塔利班打败而撤离喀布尔，退往北方。塔利班占领首都和全国大部分地区，1996年9月27日建立了“阿富汗伊斯兰埃米尔国”（按：如今通译“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是不准确的，后详）。
1. Pakistan Bureau of Statistics. “TABLE 11 – POPULATION BY MOTHER TONGUE, SEX AND RURAL/ URBAN” (PDF). Retrieved 28 July 2021.
2. Musharraf, Pervez (2006). In the Line of Fire: A Memoir. Simon and Schuster. p. 209.
3. https://thediplomat.com/2014/06/the-isis-great-game-in-afghanistan/
4. Maley, William (2009). The Afghanistan Wars: Second Edition. Palgrave Macmillan. p. 288
3.谁是塔利班？
秦晖：塔利班利用穷人的命去打仗，未必就是为了穷人，正如他们利用富人的钱去打仗未必就是为了富人一样。为了自己掌权，他们既利用穷人也利用富人。
神秘的“圣战大学”
塔利班，现在很多人都说它起源于阿富汗西南部的坎大哈，也有些人说它起源于巴基斯坦的普什图部落地区。其实这是不太好确定的。因为这两个地方实际上挨在一起。说是坎大哈，那是因为在今天的阿富汗四大城市中，只有第二大城市坎大哈是典型的普什图城市，而首都喀布尔、第三大城市赫拉特和第四大城市马扎里沙里夫传统上都不是普什图城市，其中后两城甚至不在“普什图尼斯坦”地区，喀布尔位于通常所说的普什图与非普什图地区边缘处，市民中最多的其实是塔吉克人。因此在阿富汗，说某人是坎大哈人，实际上也有指其来自普什图地区之意。
1994年才突然崛起为人所知的“塔利班”，其早期历史和领袖人物至今仍笼罩在“信息迷雾”之中。以其最著名的创始领袖奥马尔而言，其生年就有1950、1953、1955、1960、1961、1962、1966等六种说法。出生地也是众说纷纭，其中有指他出生在nodeh村的，但这个村在哪省哪区，也有多种说词。2011年开始有他的死讯传出，媒体和阿富汗政府先后放话，详情不一，塔利班方面均曾予否定。后来塔利班也宣布他已死，并公布了新的领导人曼苏尔。但奥马尔的死地、死时、尤其是死因，至今仍无确信。
因此塔利班的早期历史现在是无法详论的。但可以确定的是，塔利班的所有领导人在1994年前都籍籍无名。从现在公布的奥马尔、曼苏尔等人的信息看，他们都出身贫寒，没有受过世俗教育，但都是“神学校”的杰出学生。
所谓神学校（有时也被中译为神学院）即madrassa，在阿拉伯语中指任何学校，但在非阿拉伯地区则专指学习古兰经的民间学校。在普什图地区，这种学校据说多达一万多所，绝大部分在巴基斯坦境内。其中有的很简陋，有的却很阔气。
达卢乌鲁姆哈卡尼亚神学校是其中一所名校。现在公布的材料表明，塔利班的两代领袖、创始领袖奥马尔和继承他的二代领袖曼苏尔，都曾就读于该校，而且还是同学。塔利班内最极端也最神秘的派系“哈卡尼网络”，据说既是塔利班“国际主义”大本营、基地组织和本拉登的引入者，又是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的合作者。而它的两代领袖贾拉鲁丁•哈卡尼和西拉贾丁•哈卡尼，也都出自这所学校。而且据说，“哈卡尼网络”的命名，就是得自这两代头头的共同母校的“哈卡尼亚”之名。
除了以上几位，这所学校的杰出毕业生还包括穆罕默德.尤努斯.哈利斯，此人是圣战者的长辈，他与我前面讲过的希克马蒂亚尔共同创立了巴基斯坦ISI支持的“伊斯兰党”，在自立门户前，奥马尔就是作为该组织的成员参加抗苏战争的。据说在自立门户建立塔利班后，哈利斯仍然对他有“很大影响”。
达卢乌鲁姆哈卡尼亚神学校培养了如此之多的塔利班领袖和大腕，称其为塔利班的摇篮绝不过分。事实上，该校在巴基斯坦就有“圣战大学”的名声。
塔利班是否恐怖组织如果还有疑问，它在最近“胜者为王”修成正果之前无论在阿富汗还是巴基斯坦都是官方宣布为声名狼藉的非法武装或“反政府武装”。培养这种人的学校，是不是应该很神秘呢？
“塔利班之父”
才不呢。从有关资料我们看到，这所学校设在巴基斯坦开伯尔普什图省阿克拉哈塔克镇的中心。该镇也并非偏远山区，而就在省会白沙瓦通往首都的公路铁路通道上。从谷歌地图可见，这所“圣战大学”校门前就是巴基斯坦最重要的N5国道，校园占地不小，建筑十分堂皇，学生多达八千，而且全部住校。在阿克拉哈塔克，该校无疑是最醒目的地标建筑了。
那么，这所学校是不是隐藏教学目的，学生毕业后干什么，学校并不负责。就像我们的清华大学，1949年前校园氛围就以“左”著称，出了那么多中共高官，号称“国统区里的小解放区”，但当时它并没张扬这些，国民党也不能把它怎么样？巴基斯坦与印度一样，毕竟都有英印一脉的学校自治，官方不能随便关了它吧？
也不！资料显示，这所学校的校方不但公然张扬“圣战大学”的名声，以此招徕生源，而且三代校长都是当地政界闻人，他们公开宣传伊斯兰“圣战”主张，力倡“普什图巴基斯坦主义”（即主张普什图人都应该认同巴基斯坦并为此干預阿富汗事务），还著书立说为塔利班立言，在政界为塔利班游说，以至于江湖人称“塔利班之父”。
这所学校的创办者叫阿卜杜勒.哈克。与他培养的奥马尔等塔利班头头大都出身“贫下中农”相反，阿卜杜勒.哈克是当地富甲一方的大地主、大商人——因此才有钱于1947年创办该校。1985年他作为激进伊斯兰活动家成为巴基斯坦国会议员，还曾当过西北边境省首席部长。
1988年阿卜杜勒.哈克去世后，其子萨米尔.哈克接掌该校。这个萨米尔更了得，他不仅是国会议员，还是个极端伊斯兰神学家，写了大量鼓吹圣战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塔利班高层伊斯兰教“理论素养”贫乏的缺陷。他联合一批极端宗教小党成立“联合宗教阵线”为塔利班呐喊，要求塔利班重新掌控阿富汗。更“原教旨”的是，这个阵线还发动抵制打疫苗的运动，宣布接种疫苗（当时巴国正在推广小儿麻痹症疫苗）不符合伊斯兰教义。他们还要求立法定艾哈迈迪耶教派（一个小民族信奉的伊斯兰少数教派）为邪教，俨然以宗教裁判者自许。
萨米尔不仅自诩“塔利班之父”，他还直接参与前述塔利班内“哈卡尼网络”的运作。而在政界，他牵头组织了36个极右翼组织（包括一些被禁的恐怖组织）成立“巴基斯坦国防会议”，自任主席。“国防会议”鼓吹反印吞阿镇压左派，主张停止与印度的互惠贸易、切断北约的补给线以帮助塔利班夺取阿富汗，镇压妨碍“圣战”的左派。2007年，巴最大左派政党领袖、阿里.布托之女、伊斯兰世界第一位女总理贝娜齐尔.布托遭自杀式袭击身亡，警方的侦查就说是这所“塔利班学校”的学生干的。考虑到塔利班第一次掌权时对纳吉布拉的虐杀，这倒也符合他们对左派的仇恨。
当然，萨米尔的言行并不代表政府，但巴政府也确实没有阻止他上述远超宪政下言论自由范围的“塔利班之父”行为，没有妨碍他运作“圣战大学”。甚至他死后时任总统还高调悼念，表彰他对发展“伊斯兰教育”的重要贡献。显然，这个时期巴政府主流派对这一切至少是借力打力、乐见其成的。
有些人基于某种“先见”，塔利班之流似乎怎么样都是对的。奥马尔等人出身贫苦，他们因此证明其“农民起义”的正义；本拉登出身豪富，他们因此钦佩其“仗义疏财”的奉献。萨米尔大概也可以被归入后一类。但其实此人在巴基斯坦名声并不好。这个道貌岸然整天骂别人不自律不虔诚的神学家，曾被爆出违反教规多次嫖妓等丑闻。2018年他被不明身份的刺客暗杀。是左派复仇？是黑黑相克？至今扑朔迷离——就像他培养出来的塔利班一样。
塔利班是“农民起义”？
关于塔利班，现在一般都强调他们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有人还指出信仰的是起源于英属印度时期的穆斯林教派德奧班迪的学说。但其实，19世纪的德奧班迪提倡以和平方式与基督教和印度教学者进行宗教辩论，据说其初期的经费还部分来自印度教徒，因为当时德奥班迪哲学家喜欢谈论印度教徒、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的统一、多元文化和反对分裂印度（注1）。但二战后德奧班迪派在内亚地区的发展主要受沙特阿拉伯的资助，沙特瓦哈比派激进倾向影响渐大。在巴基斯坦普什图地区的“神学校”中，据说65%属于德奧班迪派，包括萨米尔.塔克那所“塔利班学校”在内。
但萨米尔.塔克的神学著作其实主要讲的是瓦哈比主义，而渗透到阿富汗的那些塔利班包括奥马尔那样的领袖人物大多近乎“大老粗”，对神学并无实际兴趣。已经有不少采访表明塔利班人员厌烦与别人谈论教义，对他们而言，我说什么符合伊斯兰什么就符合，我说违背伊斯兰那就是违背，根本无需引经据典。相比教义，许多塔利班对“教法”更感兴趣。在塔控区遍地都是严刑峻法的“宗教警察”和“宗教法官”，但什么符合沙里亚（伊斯兰教法）什么不符合，其实也就是谁有枪谁说了算，和某些独裁的“西化”国家什么符合“西方法”也由独裁者说了算，并无本质区别。
除了伊斯兰教，不少人指出塔利班还有浓厚的普什图特征，力图维护传统普什图部落的习惯法即“普什图瓦里”。很多人还认为他们得到部落长老、支尔格（传统部落会议）和“封建主”等传统势力的支持。但也有人指出塔利班非常“反传统”的一面。尤其在巴基斯坦境内，多年前一位托派朋友曾提示我注意《纽约时报》2009年发表的一篇调查文章，其中指出“塔利班通过策划一场阶级叛乱，利用一小群富有的地主和他们的无地租户之间的巨大裂痕”来控制巴基斯坦的一些地区（注2）。
文章指出：与1947年独立后搞过土地改革的印度不同，“巴基斯坦仍然主要是封建的”，该国“维持着一个狭隘的地主阶级，保留着庞大的财产，历届巴基斯坦政府都未能进行土改”，也不能提供甚至最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保障。绝大多数农村贫困人口没有上升途径
这种状况为塔利班在斯瓦特河谷夺权扫清了道路。他们“将农民组织成武装团伙，成为他们的突击部队”，通过赶跑那些“掌握最大权力的地主们”来夺取地方控制权。有人指出：塔利班“承诺的不仅仅是禁止音乐和教育，他们还承诺伊斯兰正义、有效的政府和经济再分配。”而这也摧毁了当地的民选政治。因为“地主和民选领导人——他们通常是同一个人”。
2006 年当地出现了“由塔利班武装的无地农民组成的部队”，他们列出当地富人的名单，要求他们“向塔利班捐款”，否则将受到“伊斯兰法”的制裁。塔利班还鼓励佃户告发自己的地主，被告发者将被恐吓而逃亡，于是佃户过去交给地主的租金就被指令转交给塔利班。这种状况持续两年后，当地主要的富人和斯瓦特市市长都被赶走。当地左（人民党）右（穆斯林联盟）两党的竞选政治家都受到了暗杀威胁，也被迫离开。选举无法进行，世俗法律成为废纸，斯瓦特河谷已陷入无政府状态。到了2009年，上级政府被迫同意当地实行“伊斯兰法”治理。4月10日，塔利班在当地召开数千人大会庆祝这一胜利。
“伊斯兰法治理”的主要执行者是该地区的塔利班指挥官伊本-阿明。据说这位阿明先生曾于2004年涉嫌与基地组织有联系而被捕，但不久就被放出。他经常去基地组织的大本营——北瓦济里斯坦部落地区的神学校，并在那里接受指导。
对塔利班作为的“阶级分析”
这似乎是个完整的“土地革命”夺权的故事。我这位朋友说：可见塔利班是打着宗教旗号的“农民起义军”，类似中国古代的白莲教和太平天国“拜上帝教”武装。我觉得这个类比并非没有一点道理。但是我问他：你不是曾说1979-1992年间苏联扶植的阿富汗斯大林式政权也是因为要推行“土地革命”而遭到“封建地主”马苏德等人的仇恨，结果被“封建地主”推翻的吗？怎么“反动派”马苏德对“土地革命家”纳吉布拉还相当宽容，而同样搞“土地革命”的阶级兄弟塔利班同志，却对纳吉布拉同志如此仇恨，用阉割后折磨致死的残酷手段来侮辱他的人格和剥夺他的生命？
布托父女的人民党作为巴基斯坦宪政下的左派，其纲领之一就是要在该国搞土改（当然是印度式的而不是苏联式的），老布托被右派军头杀害也就罢了，为什么女儿布托也被塔利班学生暗杀、人民党斯瓦特地区领导人也被“土改同志”的暗杀威胁赶走？
文章说得很清楚：地主赶走后塔利班既没有把土地交给农民也没有减免地租，只是命令农民把原来给地主的地租交给塔利班——以及“指导”他们的萨米尔.哈格式的“神学校”老板。甚至“每个家庭必须放弃一个儿子”作为人质交给塔利班去为遥远的基地组织打仗。这种情况真的比原来好吗？
熟人社会中的在乡“地主”也许难保不为富不仁，但他们当权毕竟还要靠竞选。那天高皇帝远的基地组织和不在乡的神学校指导者，又是不容选择的“马上得天下”，他们会对乡亲们更仁义？反过来讲，“地主和民选领导人通常是同一个人”为什么？是用枪逼的吗？如果是，那同样用枪夺权的阿明先生不是一回事？如果不是，为什么据说体现了“伊斯兰正义”的阿明先生就得不到、或不可能得到农民的信任和选票，不可能通过他们的授权来“代表”他们呢？
奥马尔和曼苏尔都出身贫苦，而本拉登和萨米尔.哈格都是富豪之家。但是正如本拉登和哈格并不代表“富豪阶级”一样，奥马尔和曼苏尔也并不代表“贫苦阶级”。因为富豪阶级并没有授权本拉登代表他们，正如贫苦阶级并没有授权奥马尔代表他们一样。塔利班“抢劫”了富人，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会不“抢劫”穷人——事实上斯瓦特河谷的农民对地主对塔利班都是同样交租的。
我们看到过英雄奥马尔从军阀的魔爪下抢回两个少女的浪漫报道，也看到过塔利班掠取妇女强配给“圣战者”为妻的恐怖新闻。不同立场的人都说这两者肯定一真一假。其实在我看来，只要所谓“伊斯兰法”下女性地位不变，这两者未必就不能同时为真。因为这两种情况下女性都如同战利品，战利品在两个强权之下被你争我抢，不都是残酷的真实吗？
塔利班利用穷人的命去打仗，未必就是为了穷人，正如他们利用富人的钱去打仗未必就是为了富人一样。为了自己掌权，他们既利用穷人也利用富人，富豪本拉登是如此，穷人奥马尔也如此。真正你死我活的区别，只不过是在“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规则下，江山归你还是归我而已，而这也就是据说同样要搞“土地革命”的纳吉布拉同志与奥马尔同志之间那么大的仇恨的由来。
笔者其实认为“阶级分析”是挺有用的。代议制下不同“阶级”通过各自授权的“代表”进行“阶级政治”，无论是“阶级斗争”还是阶级妥协、阶级合作，都是政治文明的体现。但是用“阶级分析”来解读“马上得天下”，就往往可笑了。
1. Ali, Asghar (9 April 2011). “Islamic identity in secular India”. https://www.milligazette.com/news/900-islamic-identity-in-secular-india-part-i/
2. https://www.nytimes.com/2009/04/17/world/asia/17pstan.html?_r=1&pagewanted=all
4.平心而论看“巴铁”
秦晖：除了阿里•布托这一例外，中巴友好基本都属于利害权衡之交，与文化、制度、信仰等等方面的一切相似无关，当然更与感情无关。
“清真之国”的由来
写到这里，我们应该认真看一看中国人往往自以为熟悉的巴基斯坦，这个号称“巴铁”的“永远不变的铁哥们”了。
首先应该肯定，国际地缘政治中的敌友是不能以道德、文化或其内政的优劣为唯一标准来选择的。在很多情况下它甚至不是首要标准。即便喜欢搞“价值观外交”的美国，对我们所说“巴铁”的以上情况心知肚明，但起初为反共，后来为制印，接着为抗苏，至今为反恐，仍不能不长期与巴基斯坦维持盟友关系。中巴两国在国际舞台上互相需要，关系密切，完全可以理解。笔者不希望客观的学术研究与主观的外交选择在此发生矛盾。
但是关系越密切，越需要互相深入了解。据说，婚前越是浪漫冲昏头脑的夫妇，婚后离异率和互相伤害率越高。个人尚且如此，何况国家？由于舆论环境影响，这些年宣传“巴铁”确实已经到了莫名其妙的程度。典型的就是几年前一位央视女主持居然在荧屏上大讲她访巴时一位“一米九高个的硬汉”士兵持枪陪她购物，“端起他那AK47（步枪）跟老板说”：对中国人必须卖一送一！而台下观众居然热烈鼓掌。我的天！
其实只要考察一下巴国的治理和国际关系史，就会发现这个国家确实有很多长处。除了勤劳勇敢、山川奇秀、文明悠久、资源丰富这类场面上常讲的好话外，巴基斯坦还是少有的基本维持了民主制度、牢固坚持了世俗政府的穆斯林人口大国。虽然军队时有干政，三军情报局被批评为“国中之国”，还有过几度军人政变和独裁，但最终都和平地实现了还政于民。即使在军政府治下，巴基斯坦也还是凯末尔式的世俗威权，不搞政教合一，不搞全方位的极权。在穆斯林国家中，这算是很不错的了。
这里要指出：我国工具书常把“巴基斯坦”之名直接意解为“清真之国”，这其实不对。巴基斯坦之名实际上源出穆斯林独立建国思想的奠基人乔杜里•阿里（1897-1951）。早在“国父”真纳之前，1933年阿里就在英国写出了“巴基斯坦宣言”（原文题为《现在干，或永远不：永生与灭亡之选》）。其中创造的 “Pak(i)stan”一词是旁遮普（Punjab）、阿富汗（Afghan Province，西北边境省当时也被称为阿富汗省）、克什米尔（Kashmir）、信德（Sindh）和俾路支（Baluchistan）这五个当时英属印度的穆斯林民族区域称谓缩写而成。巧的是波斯语和乌尔都语中，该词都与“纯洁之地”同音。但这“纯洁”并非宗教含义，与中文“清真”专指伊斯兰是不同的。
不过，该国的全称是“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宪法定伊斯兰教为国教，后来出现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等也确实是政教合一体制，而巴基斯坦则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伊斯兰共和国”，所以把她看成“清真之国”其实也没大错。
准世俗国家，发展中的民主
当然，严格意义上政教分离的国家不应该有“国教”之说，不过公认是政教分离的一些西方国家，宪法里也偶有称基督教为国教的提法。但只要宗教领袖没有世俗权力，信仰自由得到确实尊重，公职人员不必专信特定宗教，这种提法并不影响其政教分离的实质。在这种意义上，巴基斯坦与伊朗虽然都号称“伊斯兰共和国”，实际还是很不一样的。巴基斯坦并无伊朗式的兼有政教两权的“最高领袖”，虽然人口构成决定了其高官基本都是穆斯林，却都没有神职。这个绝大多数国民为逊尼派的国家，却曾有过什叶派的军队统帅，其最重要的民选总统阿里.布托也是一位什叶派。巴基斯坦的政党结构也是世俗性的左（人民党）、中（正义运动）、右（穆斯林联盟）为主的格局，身份性的教派党和族裔党都很边缘化。这一点甚至比前南斯拉夫地区的“一族一党”和北爱尔兰的“一教一党”还更接近于经典的现代格局。显然，巴基斯坦基本上还是个世俗国家，与印度一样，这应该是英印留下的制度遗产。
但在以穆斯林居民为主的世俗国家中，巴基斯坦又可以说是宗教气氛最浓厚的一个。这个国家本身就是在1947年次大陆最严重的宗教冲突中建立的，推动建国的主力穆哈吉尔人（原意即“移民”）就是因坚持宗教信仰，才背井离乡建立了“清真之国”。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比一般世俗国家更密切。而在产生穆哈吉尔人的那场灾难中，同时也有更多的印度教徒和其他非穆斯林在今天的巴基斯坦境内受威胁遭迫害而逃到今天的印度——按通常的说法，当时有700万印度教徒和非穆斯林由巴逃印，而由印逃巴的“穆哈吉尔”则有400万。而且这些由双方宗教仇恨产生的移民在巴国政治中的影响比印度要大。
巴基斯坦虽然没有官方发动的宗教狂热，但民间的宗教偏见和宗教迫害并不少。今天巴境内的印度教徒已经很少，印度境内的穆斯林则要多得多。当初印巴分治时，国父真纳希望巴基斯坦成为次大陆穆斯林的单一祖国。现在巴基斯坦国民也的确几乎都是穆斯林（96%）。但由于留印穆斯林的存在和孟加拉国的分离，今天次大陆穆斯林在印、巴、孟的数量其实相差不大。而印度的印度教色彩要比巴基斯坦的穆斯林色彩淡得多。
因此可以说，尽管英印世俗政治的影响使独立后的印巴两国都继承了这种现代政治文明，但印巴分治时的宗教冲突遗产，使得巴基斯坦政治的世俗性又不如印度——虽然在穆斯林世界她的政治世俗性是最高之一。
与印度类似，多民族的巴基斯坦历史上民族冲突严重，近代土邦林立，缺乏统一国家认同。分治后两国都是靠追求宪政民主的“共同底线”超越族群凝聚了国民，靠“左右分野”淡化了族群对立，从而得以从无到有地形成了现代国族认同。对于历史上并无“秦制”传统的次大陆而言，这是比经济发展更困难的“政治奇迹”——对此比较一下前南斯拉夫和北爱尔兰就很清楚。当然，在这方面也是宗教更为多元的印度更为典型。在基本由穆斯林构成的巴基斯坦，伊斯兰认同对“伊斯兰共和国”自然不是可有可无。不过看看单一穆斯林化比巴国更典型的阿富汗就知道，仅有这种宗教一致，是远不足以凝聚国民的。
与宪政民主从未中断、军人政变与暴力革命均未发生的印度相比，巴基斯坦的民主进程与军人专政曾多次反复。但总的来说每次专政的时间都比上次短，力度也比上次弱，而且每次最终都是和平地还政于民，从没出现暴力革命。1958-1971年的阿尤布汗-叶海亚汗军人专政为时13年，1977-1988年的齐亚哈克军政府持续11年，而1999-2008年的最近一次穆沙拉夫军政府维持了9年。此后民主恢复至今已13年。总体而言，自1947年独立至今的74年里，巴基斯坦有33年在军人威权下，41年在宪政体制中，而且宪政的持续性和军政府的不可持续性都在增长。
另一点很明显的是：巴基斯坦三次军人威权都是在反苏或“反恐”时期：叶海亚汗执政时对抗苏印联盟，齐亚哈克对抗苏军侵阿，而穆沙拉夫则与美国联合“反恐”，有趣的是三次都不仅迎合了美国，而且迎合了中国。不仅成了中国的“巴铁”，而且其实更是美国的“巴铁”——追求宪政的巴基斯坦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外交”，而威权的巴基斯坦符合美国的“功利外交”。这比仅符合功利外交的中巴关系似乎更“铁”。
基于上述，虽然巴基斯坦的民主进程仍是“发展中的”状态，进两步，退一步，不仅与成熟民主国家乃至东亚民主地区大有差距，比印度也落后不少。按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发布的政治指标，巴基斯坦的“脆弱国家指数”为92.1，在178个表列国中“不稳定”程度排名第25，属于“警报”级。“民主指数”4.31，在167国中排名第105，属于“（民主与威权的）混合政体”。“自由指数”为38（最高为100），属于“部分自由”。其中“新闻自由”指数46.86，在180国中“不自由”程度排第145，表示“新闻自由但面临困境”。“腐败感知指数”为31，在180国中排第124，属于比较腐败（注1）。这些指标并不理想，且多数都比印度差，但在穆斯林国家中仍是上乘。
就经济发展而言，独立以来巴基斯坦起起伏伏，总体增长率高于世界平均值，在除石油输出国之外的穆斯林国家中也算好的，但这个增长率仍低于印度。直到最近几年，由于巴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进展和中国在“中巴经济走廊”的大量投资，巴基斯坦经济增长有所加快。
总之，巴基斯坦虽有种种问题，但在穆斯林国家中，她与土耳其（在埃尔多安第二任期前）可以说是“向西方学习”的两大亮点，符合美国外交的价值取向。而她的战略地位和外交政策也大体符合美国利益。所以在很长时间里，巴基斯坦也是美国的“巴铁”。直到最近美巴裂痕因阿富汗剧变而加大之前——同时也是中国巨额投资“中巴经济走廊”之前，美国对巴的援助长期以来都远远高于中国，美巴的合作也远比中巴密切。中巴如果说是“友好”关系，美巴则其实长期都是同盟。
中国的“巴铁”，从布托开始
实际上，在冷战后期中美联合反苏期间，巴基斯坦同时对中美友好并不矛盾。但在此前的中苏同盟时期，美巴联盟则是与此对立的。因此巴基斯坦做美国“巴铁”的时间其实更长。冷战前期的1950年代，主要是1959年西藏事件之前，中印关系曾十分亲密。巴基斯坦则极度亲美。美国和西方国家搞的两个“亚洲北约”、模仿北约模式的反共反中苏冷战同盟，即“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巴基斯坦都是积极的成员国。尽管巴基斯坦与中国建交较早，也不主动得罪中国，但在当时的冷战氛围中如此站队，与中国的关系就不会好。
当时反倒是印度不仅拒绝参加这些冷战同盟，还经常与中国一起批评这两个亲美“朋友圈”。而巴基斯坦与印度是天生的对头，中印交好，中巴就容易交恶。印巴只是国家利益冲突，两国从英印脱胎而来的社会和政治体制还是相仿的。而中国却是与印巴的体制都截然不同的“共产国家”。在那个冷战时代，巴国不少人对中国的戒心甚至大于对印度。直到1962年中印战争时，建国以来就与印度为敌的巴基斯坦阿尤布汗军政府还因“恐华”而企图与印度化敌为友，建立共同对付中国的“联合防务联盟”。但当时任外交部长的阿里.布托阻止了他（注2）。
布托基于他的左派倾向，同情中国的社会主义。适逢当时中国与美结仇后又与苏闹翻，希望打破孤立而对巴示好。1963年布托代表巴基斯坦与中国签订边界条约，解决了两国的争端。同时印度1962年败于中国，也使巴基斯坦看轻印度，乃至1965年向印度挑战，要“解放”克什米尔，结果大败。1971年又遭到更大的打击：不堪忍受军政府暴政的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在印度支持下独立，巴军主力在孟战败投降，实际上是被印军歼灭。巴基斯坦失去半壁山河。外强中干不得民心的“战狼”叶海亚汗随即垮台。左翼民主派阿里.布托上台后，大幅改变政策，一方面主动出访孟加拉，承认该国独立，并为巴军政府的暴行道歉，另一方面面对强印，巴基斯坦更加靠拢事实证明能够打败印度的中国，在不损害与美关系的前提下向中国“一面倒”。应该说，巴基斯坦对中国就是从这时起，才从一般性的“睦邻”逐渐变成“巴铁”的。
阿里.布托是巴历史上著名的理想主义者，他成为中国的“巴铁”可能不仅出于利害考虑。但后来他被齐亚哈克军政府杀害，军政府继续对华友好就完全出于以中-巴-美“连横”对付苏-印-阿“合纵”的战略考虑了。这一时期，巴基斯坦不仅同时成为中美的“巴铁”，而且对中美化敌为友起了重要的牵线作用。基辛格的“破冰之旅”就是巴基斯坦精心安排的。显然，这时完全谈不上什么中巴联手制美的问题。中巴美联手制苏印，才是这一切的出发点。
中巴差异大于中印差异
实际上，在除了国际博弈利害的几乎所有方面，中巴间的差异都大于中印。
儒家、马克思主义、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当然区别很大。但中国至少宪法规定是个“信仰自由”的世俗国家，印度当然也是。而巴基斯坦正如上面所说，虽然也继承了英印的世俗政治，但作为“伊斯兰共和国”，信仰的排他性还是比印度明显一些。
在社会制度方面，我国长期流行的一种说法指印度不如中国，是因为印度不搞中国式的激进土改，所以还是“半封建”的旧社会。其实国际上流行的说法却是：巴基斯坦没像印度那样搞了（虽然不那么激进的）土改，所以“封建地主”更为强大。上文关于塔利班社会土壤的分析，表明此说有一定道理。
印度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是苏联的说法，印度自己叫马哈拉诺比斯社会主义）的左翼改良党、尼赫鲁父女的国大党长期执政自不待言，甚至共产党——还是比老印共更左的、在中苏争论中一度亲华的印共（马），也靠着民选，在印度的特里普拉、喀拉拉乃至很重要的西孟加拉等三个“红邦”长期执政30年之久。印度没有国家层面的“暴力革命”，但极端的印共毛派武装在局部基层乡村的暴力活动也是众所周知。根据宪政国家国防军不用于内斗的原则，他们面对的只是警察的镇压。同情他们的话语根据言论自由原则也可以发表。
而巴基斯坦呢？类似国大党那样的左翼改良派阿里.布托都被军政府杀害。他的女儿也是政治继承人贝娜齐尔前几年也被暗杀（一种说法就是达鲁•乌鲁姆•哈卡尼亚神学校，即培养塔利班的那所学校的学生干的）。共产党更是被打压得根本出不了头。至于“毛派”文人也有几个，除了写点文字在国外发，其实什么也做不了。
而巴基斯坦的激进伊斯兰势力对共产党的仇恨，从20年前塔利班虐杀纳吉布拉之骇人听闻可见一斑：当时在阿富汗抗苏十余年的各派武装，尤其是马苏德等非普什图武装推翻亲苏的共产党政权后，该党末任首领纳吉布拉还可以在联合国阿富汗机构受庇护4年之久，甚至马苏德不敌塔利班而准备撤出首都时，还想救他一命，两次劝他同行。纳吉布拉可能以为他从未与以前闻所未闻的塔利班为敌，没有听从马苏德劝告。结果来自巴基斯坦的塔利班打进喀布尔后，立即将纳吉布拉从联合国机构拖出，首先以酷刑阉割了他，切掉他的十指，把他拖在汽车后面，在大街上当众折磨致死，还把尸体吊起来示众……如今这些人被美军赶跑20年后，“胡汉三又回来了”，我们这里却有人称赞他们是学习毛主席“农村包围城市”的“阿富汗解放军”，官媒更是频频报道他们的“仁义之师”形象，说不能只看过去，他们可能已经改恶从善。……当然，“凡事皆有可能”，我们就等着看吧。
总之，除了阿里.布托这一例外，中巴友好基本都属于利害权衡之交，与文化、制度、信仰等等方面的一切相似无关，当然更与感情无关。话说回来，即便就是当年布托那样的真诚左派，最擅长的（与我们这里的“左派”恰恰相反）就是为弱者向官府或开发商维权、组织工会、支持农民抵制圈地、都市贫民抵制强拆等等。而这正是如今海外中资最害怕的事，没了也罢。其实在很多人看来，外交也就这样，合纵连横，借力打力而已。美国人与苏联作对，两强争霸各自谋私也就是了。他却要帮阿富汗人搞什么民主——不是美国替阿国的民做主，而是让阿国的民自己做主，哪怕他们做主把本国资源都交给美国的对手中国人去开发，美国人还得出钱出命替他们当保安防盗驱匪让他们安心赚钱。在伊拉克这么傻还不够，还傻到阿富汗来了。……如今巴基斯坦可把美国坑了个惨，美国与当年他们的“巴铁”也渐行渐远，而中国开始接替美国给巴基斯坦（将来或许还给阿富汗）更大规模地砸钱。中巴关系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相应的外交辞令也不妨再高调些。只是我们别把这种关系真想象得那么浪漫、像那位央视女主持那样把AK47枪口下的一笔生意都解读成兄弟情义就行了。
1. https://de.wikipedia.org/wiki/Pakistan#Politische_Parteien
2. Suraiya, Jug. “Dealing with a Superpower by Zulfiqar Ali Bhutto”. Bombay Times. 14 May 2011.
5.如何走出“文明坟场”？
秦晖：阿富汗与其说是“帝国坟场”，“民主坟场”，不如说是文明的坟场。这次美国的失败与其说是美国失败，民主失败，毋宁说是文明的失败。
阿富汗：征服者“成功”之地？
阿富汗最近的事态，使得“帝国坟场”之说又一次引起了热议。
不过，过去已经有人从历史角度对流行的“帝国坟场”之说做过事实和逻辑上的有力纠正：正如阿富汗裔作家安萨里指出的：“介入阿富汗事态的大国势力似乎总会一败涂地。这里地形复杂、⼈民善战，这对征服者而言确实是特殊的挑战。如此想法看似智慧超然，实则大错特错。历史上，阿富汗沦于外敌铁蹄之下的情况实在不知凡几。”
安萨里列举了雅利安⼈，他们给这里带来“雅利安那”之名（阿富汗国家航空公司一直就叫“雅利安那航空”）和印欧语言。后来波斯帝国征服此地，印欧语系中的伊朗语支延续至今（普什图语、达里语和塔吉克语均属该语支）。马其顿亚历山大的征服，带来延续200多年的“希腊化”诸王朝。南亚印度人的孔雀帝国和此后大月氏人的贵霜帝国先后征服此地，使阿富汗出现了数百年的佛教化，并与此前的希腊化文明融合，产生出了犍陀罗艺术，本来没有塑像的早期佛教正是在阿富汗，学会了这种源自希腊的造像艺术。没有这些征服，印度不会有阿旃陀，中国不会有敦煌，阿富汗本地也不会有巴米扬大佛——塔利班之祸使它从人类遗产沦为人类遗憾。
而如果阿拉伯人没有征服并长期统治阿富汗，今天这里几乎全民信奉的伊斯兰教，包括塔利班的“埃米尔”又从何而来？
到了近古，用安萨里的话说：“突厥人更是隔三岔五就会吞并此地。横扫而过的蒙古大军，把阿富汗化为了一片鬼域。”（注1）阿富汗是“帝国坟场”？至少它不是蒙古帝国的坟场。15世纪的突厥化蒙古人，帖木儿及其子孙巴布尔不仅征服了阿富汗，还以阿富汗为基地进一步征服了印度，在那里建立了持续300多年的莫卧儿帝国。
总体而言，如果把阿富汗当作普什图人（即古代所说的阿富汗人，自公元3-4世纪即见于史籍）的土地，那么这里两千年来绝大部分时期都是阿富汗人臣服于外部征服者的历史，这里与其说是“帝国坟场”，不如说是“帝国乐园”。
本地民族的“帝国坟场”？
而普什图或“阿富汗人”建立的国家，应该从1451-1526年的洛迪王朝算起。但它却不是建在今天的阿富汗，而是建在今天的印度。13世纪初从今阿富汗南下征服了印度的突厥人，曾建立历时3个多世纪的德里苏丹国，它包括五个短暂王朝，其中最后一个洛迪王朝，就是随突厥人南下的普什图将领巴鲁洛迪所建。笔者访印时就住在当年洛迪王陵区、今天德里市中心的“洛迪花园”附近，我曾徜徉在这里的古迹之中，很惊叹这些阿富汗人王陵和寺庙的典型印度风格。
除此以外，彪悍的普什图将领随主征战在外、又篡主夺权建立的短暂王权还有几个，如印度莫卧儿时期一度篡权16年的“苏里王朝”、割据孟加拉12年的“卡拉尼王朝”和1752-1757年割据伊朗西北部的阿扎德汗政权等。以上这些政权都远离今阿富汗，甚至远离“普什图斯坦”地区，而且都是昙花一现。给人的感觉，那时的普什图人似乎只善为将，不善为君。与其说阿富汗本土是“帝国坟场”，不如说阿富汗以外的地方是这些普什图皇帝梦者的“帝国坟场”。
而在今天阿富汗版图上，由普什图人建立的王国其实应该从18世纪初的霍塔克王国（1709-1738）开始，此后有杜兰尼王朝（1747-1823）、巴拉克宰王朝（1823–1926）和阿富汗王国（1926–1973）。有趣的是这些王朝都较短暂，除巴拉克宰王朝勉强维持一个世纪外，其余的国祚都只有几十年，比多数外来征服者建立的王朝寿命要更短。而且王朝存续期内的秩序也不稳定，政变、割据与军事冲突频繁。它反映了近代这个地区的长期政治动荡。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本土王朝的倏兴倏灭倒也可以说是“帝国坟场”，只是与外来征服者无关了。
反倒是今阿富汗的几个主要少数民族，建立国家的能力似乎比普什图人还要强些。塔吉克人历史上曾经建立过强大的萨曼王朝（819-999），国土一度囊括内亚大部分地区，国祚延续180年。古尔王朝（879-1215）曾据有中亚与北印度，有国长达三个世纪。卡尔提王朝（1244-1381）在今阿富汗、伊朗与土库曼的部分地区，立国137年。而作为中亚主要“政治民族”的乌兹别克人就更不用说了。但这两个民族今天的政治实体都在阿富汗境外，所谓的“帝国坟场”也包括他们吗？
显然，尽管阿富汗确实地形复杂、民风剽悍，但是，这其实并未妨碍外来征服者入主本地。反倒是崎岖的地形、复杂的族群、极端的教派政治和桀骜难驯的部落社会，更便于本土军阀割据。于是领主林立、群雄并起、民族国家整合困难，形成本土意义上的“帝国坟场”。
换言之，阿富汗的这些“特点”与其说利于“攘外”，不如说难于“安内”。在这种情况下，本土军阀要扫平群雄，手段往往比对付外部入侵者更加残暴，甚至比外部入侵者镇压本地人更残暴（犹如希克马蒂亚尔比苏军更残暴、塔利班比美军更残暴一样）。而外部入侵者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根本不是本地人团结御侮如何坚持抵抗、本土军勇敢善战斗志多么坚强，而是在（往往是轻而易举的）成功征服之后，要“捏合”这个国家并不容易——但只要足够野蛮，却也不比本土力量自力更生扫平群雄更难——这就是古代外部征服者在阿富汗建立的统治往往比本地人、尤其是普什图人的统治更稳定的原因。
文明与野蛮的悖论
所以，完成征服后的外部势力，其实后来都难免两个选择之一：要么撇开本地人，征服者直接“弱肉强食”，以主人姿态来治土临民，通过暴力镇压以克服土著的分散自主乃至离心割据状态，甚至实行种族清洗和文化灭绝（如雅利安征服后印度河流域古文明连同其土著都不复存在，波斯征服后雅利安-印度语支居民也不复存在，蒙古征服后“把阿富汗化为一片鬼域”，以及穆斯林征服后佛教文化惨遭灭绝——今天塔利班炸毁大佛，只不过是其“扫尾”工作而已），要么，如果想保持文明而心慈手软，那无论是直接治理还是扶持本地代理人治理，大概率的结果都是难以支付极端高昂的治理成本，最后不得不退出。
迄今为止，唯一逻辑上可能、但实际并未出现的例外就是：如果外部势力以完全不对称的超强武力为后盾来进行文明化的直接治理，如同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盟国对德国的那种占领式治理那样，经过一定时期的“强制文明化”改造后再退出，是可能整合出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但这对本土居民的民族自尊心损害很大，而且也为现代国际关系原则所不容。除非是在如二战德日战败那种特殊情况下，很少有这种机会。
而外部势力如果不想退出，又不想弄脏自己的手直接进行野蛮治理，而是想扶植某个本地势力来治理，那还是难逃上述的两难选择：如果完全把被扶植者当傀儡，自己进行高强度的全面干预（如同日本当年用汪精卫），那与自己直接治理其实差不多，还是要面临“无毒不丈夫”的问题。
当年苏联扶持阿富汗的“红色政权”就是这么干的：没有任何选举，苏联人就自己作“主”，不满意阿明，就直接出兵把他抓住满门抄斩；不满卡尔迈勒，就直接把他叫到莫斯科流放并指令纳吉布拉取而代之。在苏联决定抛弃该政权前，大量苏联专家运作各权力部门，尤其情治部门由1500名克格勃军官指挥2.5万阿富汗雇员，阿党无法过问。（注2）这样的手段确实有效：现有研究证明：如果不是苏联改革派金盆洗手，他们继续用这样的“脏手”控制阿富汗，“圣战者”是无法奈何他们的。（注3）而这样调教出来的阿富汗“党卫军”也确有两下子，直到苏联撤军后的1989年贾拉拉巴德战役，他们尚能大败圣战者。
而如果文明起见，让自己扶植的本地势力完全自治，外部势力除了作为盟友在军事、经济上提供帮助，并不作为主子直接指挥，那就有个选择扶植谁的问题。如果这个本地势力是个不择手段、无法预料的“铁腕”，扶植它的成本会很高（不仅是人力物力的付出，还可能包括名誉损失）而且还有被反噬的风险（如当年越南扶植红色高棉，今天巴基斯坦扶植塔利班也有同样的风险）。但如果它温和、自限而软弱，外部势力只作为盟友予以扶植，很可能无济于事，结果是为“扶不起的阿斗”陷入无底洞式的投入，最终仍不得不放弃。这就是美国在阿富汗的困境。
为什么军事更强的“文明征服者”会失败，而军事更弱的“野蛮征服者”反而成功？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所谓阿富汗“帝国的坟场”是怎么回事：如果说它的意思是阿富汗的山川人文条件使当地人抵抗侵略的力量坚强，那就无法理解这样的悖论：何以在漫长的传统冷兵器时代，外部势力与本土势力同样是刀枪弓箭，武力相差并不悬殊，而那时“阿富汗沦于外敌铁蹄之下的情况实在不知凡几”。到了近代，英俄的成熟热兵器军队与阿富汗冷热兵器过渡的传统武装，已经是质的差距，英俄反倒没能吞并了阿富汗。
——但是英国好歹对阿富汗的侵略还持续了80年，经历了三次英阿战争，几次维持了代理人政权，取得了相当的利益回报（划定了对英有利的杜兰线，在英俄“大博弈”中使阿富汗相对偏向英国，屏障了英属印度，堵住了俄国的扩张等等）。而当代，经历过几次军事革命的苏美两强与当年英军相比又要强大得多，阿富汗的圣战者和塔利班却基本上仍是传统的部族、教派武装，并不比当年的巴拉克宰王朝军队强大多少。武力的差异应该说又比英阿战争更大。可是苏美的介入都比当年英国更难持续，也更加得不偿失。为什么？
仅就苏美两家而论也是如此。
1980年代的苏军实力应不及21世纪刚赢得冷战、装备也更加先进的美军。而苏军要对付的“圣战者”是各族各派联手抗苏，其外援也包括公开支持的美、巴、中、沙（沙特等伊斯兰石油国）。而美军要对付的塔利班，却只是一支孤军奋战的普什图武装，其外援只有巴基斯坦，还是半明半暗。就装备而言，塔利班也不比此前的圣战者更好，至少美国提供给圣战者的“毒刺”导弹，塔利班就没用过。显然，塔利班的实力并不比此前的各支圣战者总和更大。但是，苏联不讲什么民主，它与阿富汗傀儡政权就是赤裸裸的“主仆”关系，不听话就杀你全家（如对阿明），这样野蛮的主仆配合却可以弄得十分紧密。而美国与其“民主”的阿富汗盟友则关系松散，几乎谈不上配合——后者只知要这要那，自己却什么都不做，美国也无法对之发号施令。其结果是：苏军对纳吉布拉军队的扶持显然比美军对阿富汗共和军的扶持有效得多。以至于苏军撤走后纳吉布拉军队还能坚持3年，而美军甚至来不及撤完，共和军就完全放弃了抵抗！
显然，就武力强大而言，美胜于苏，苏胜于英，英胜于阿富汗的传统外部征服者（从雅利安人到蒙古、突厥等），但就野蛮和不择手段而言，美不如苏，英不如传统征服者。仅就击败本土抵抗者而言，上述武力最差的征服者对付阿富汗落后的本土势力已经足够，无论传统征服者还是英苏美，都顺利地占领过阿富汗。但在征服后要整合这个国家，进行有效治理，则似乎是越野蛮越有效。雅利安人、蒙古、突厥等成功了，英国不成功但有所得，苏联和美国则几乎血本无归。
在这个意义上，阿富汗与其说是“帝国坟场”，“民主坟场”，“社会主义坟场”，不如说是文明的坟场。而最近这次美国的失败，与其说是美国失败，民主失败，毋宁说是文明的失败。这不仅对美国是个悲剧，对阿富汗又何尝不是悲剧？正如朱永彪先生读安萨里的书后感言：阿富汗历史的主题其实不是阿富汗反抗外来侵略者的历史，而是阿富汗改革力量与保守力量对决的历史，其结果往往以改革发起者和推动者的流血失败而告终，这最终造就了今天的阿富汗。
但历史只能如此吗？我们虽然不能代替阿富汗人做出选择，一国历史的教训和反思却不仅是该国的事，它应该成为人类的思想成果。阿富汗如何才能走出这种六道轮回呢？我想可以谈几点看法。
1. 塔米姆•安萨利：《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前言。
2. HASSAN KAKAR, M. (1995). Afghanistan: The Soviet Invasion and the Afghan Response, 1979-198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153-168
3.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1/sep/27/10-myths-about-afghanistan
6.塔利班与阿富汗的“人民选择”
秦晖：把作为中国外交辞令的“人民的选择”在道义上正当化，逻辑上必然化，似乎抢到天下就是王，抢不到的就是贼，那就太糟糕了。
多年以来，对于外国发生的任何变化，中国官媒事前当然会有好恶，但一旦既成事实，总是会称我们尊重他们“人民的选择”。作为外交辞令这无可非议：既然要承认人家，总不能承认的同时还骂人家是“魔鬼的选择”吧？
但有时基于“政治正确”，有人就把外交辞令当成事实判断甚至价值判断。就如今天塔利班在阿富汗复辟，有人就真的来论证阿富汗的人心向背：共和政府与美国如何可恨，塔利班如何深得民心，是仁义之师。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选择也是一种选择。我在“之二”中提到：对于阿富汗百姓来说，“如果大屠杀无法停止，耐不住恐怖折磨的人们会认为与其让一伙人互相杀个没完，无休止地祸及黎民，还不如一个最狠的屠夫杀完对手，或许就能安生了！”这也是一种“人民的选择”吧。但是，把它在道义上正当化，逻辑上必然化，似乎“最狠的屠夫”才是正人君子，抢到天下就是王，抢不到的就是贼，那就太糟糕了。前一篇提到“文明的坟场”现象：阿富汗历史上往往是“蛮族征服”成功率极高，而越文明的干预者越容易失败——当然文明也是相对的，美国人自有可骂之处，但真以为把阿富汗变成了“鬼域”的蒙古军比美国更成功，是因为他们“得人心者得天下”，那思维就不正常了。
因此我们有必要看一下几十年来阿富汗的“人心向背”，看看历史是如何“选择”塔利班的。
“埃米尔国”1.0版
关于1996年塔利班第一次“突然”崛起之谜，我在“之二”中已经提到。现在有人说什么奥马尔带领几十个（有的说是几百个）穷弟兄一下山，就天下景从，一呼百应，星星之火瞬间燎原。其实这完全是神话。即便中共，当年从星星之火到燎原成功，在有苏联帮助的情况下也耗时28年之久。何物塔利班，比中共还能？即便在中国的语境下，这种神话也不能说是“政治正确”吧。其实塔利班此前虽蛰伏不显，但哪里是什么星星之火，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不仅提供了大量的训练与后勤，也出动了几万人充作“塔利班战士”参与战斗，自然很快就扫平群雄，建立了“阿富汗伊斯兰埃米尔国”。
如今这国名常被译为“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笔者以为是不对的。因为“埃米尔”原意为统帅，在伊斯兰世界中与哈里发、苏丹都是对政教专制首领的称谓。尽管历史上也有哈里发之下封埃米尔为诸侯之例，但后来的埃米尔多是独立的最高专制者，其实就是国王。如科威特、卡塔尔和过去的巴林。阿富汗以前的传统王朝（如杜兰尼王朝）国王也称为埃米尔。今天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七个小邦组成的联邦，小邦统治者（埃米尔）并非联邦的国王，译为酋长可以。阿富汗过去的埃米尔可是一直译为国王的。今天的塔利班追求中央集权（能否做到另说），对传统部落酋长是要打击的，怎么能自称酋长国？
当时塔利班首领奥马尔一直神龙见首不见尾，也没有正式登基称王，所以叫王国也不太合适。据报道，在第一次“建国”的五年间他只到过喀布尔两次，通常只是在坎大哈的保密地点与他的亲信在一起。他在坎大哈的塔利班集会上出现时，属下（据说都是“普什图族毛拉”）会向他欢呼“埃米拉穆米宁（Amir al-Mu’minin）”，穆米宁就是“虔信者”，他是“虔信者的统帅（埃米尔）”。这应该是一种塔利班独有的称谓，指他这个埃米尔与通常的埃米尔不一样，他只统治“虔信者”。换言之，他的治下容不得不信者，也容不得虽信而不够虔诚者（忠诚不绝对等于绝对不忠诚？）。这或许就是他不像历史上的埃米尔那样在首都接受一般臣民的朝拜，而只在内部场合接受亲信崇拜的原因。这个含义难以用一个名词表达，我想其实就以我们过去对卡塔尔等国的音译法，叫埃米尔国得了。
当然塔利班的“埃米尔国”与卡塔尔不一样。“虔信者的统帅”不仅容不得选举，甚至不需要“咨询”。在攻占喀布尔之前，塔利班方面曾有人说现在这种方式只是临时的，一旦“好穆斯林”政府掌权，法律和秩序得到恢复，“虔信者统帅”就会下台。
结果却是“正常化”后人们才见识了他的厉害：9•11事件后，据说塔利班的支尔格（普什图语，传统部落会议）曾做出驱逐奥萨马•本•拉登的决定，却被奥马尔断然拒绝。塔利班发言人毛拉瓦基勒解释说：“我们的决定是根据虔信者埃米尔的想法做出。咨询是没有必要的。我们认为这符合伊斯兰教法。我们服从埃米尔的观点，即使只有他一个人持这种观点。我们不会有国家元首。取而代之的是虔信者埃米尔。奥马尔毛拉就是最高权力机构，政府不会执行他不同意的任何决定。”（注1）
塔利班有“舒拉”（阿拉伯语“常委会”）和支尔格，但这些机构内不允许有不同意见，所有“虔信者”都必须达成共识。领导人的合法性不是来自选举，更不是讨论，而是来自效忠宣誓（“Bay’ah”），据说这是模仿先知和前四位哈里发。换言之，甚至历史上穆斯林全盛时代的阿拉伯帝国，在塔利班看来也是堕落，他们只效法传说中与先知同时代（7世纪前期）的那些“正统哈里发”。而那个时代据说是连货币也没有的。所以“我们不给官员或士兵工资，只给食物、衣服、鞋子和武器。我们想过上先知在1400年前过的生活，而圣战是我们的权利。我们想重新创造先知的时代。”（注2）
“被抹黑”的五年
从1996年到2001年被美军支持的“北方联盟”推翻，第一次塔利班“埃米尔国”为期五年。这期间它在国内始终没能结束内战，尤其是搞不定得到“后苏联”中亚诸国支持的“北方联盟”。而在国际上则除了起兵时的后台巴基斯坦外，只有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总共三个国家承认这个政权。
五年中人们几乎没有听说这个政权做过一件正经事，只看到它残害妇女、炸毁大佛、酷刑滥杀、难民成潮、经济崩溃、社会倒退。唯一似乎是正事的，就是塔利班垮台前夕那一年（2001）曾力禁鸦片，而且成效显著——但其统治的前四年鸦片却是大量增产的。而且据说2001年禁种罂粟只是因为当时鸦片供应过剩导致价格剧跌，塔利班需要暂停供给以便消化库存和提高价格。在塔利班政权垮台前，已经下令恢复了罂粟种植。
塔利班政权垮台后鸦片种植迅速反弹，2004年后已超过塔利班时期的峰值且继续攀升，至2017年已经占世界鸦片产量的80%之多。这通常被认为是美国扶持的共和政府的失败，事实也正是如此。但另一方面，共和时期鸦片生产的暴长仍“集中在塔利班控制的地区”，鸦片税“占塔利班年收入的60%。”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共和政府禁毒失败其实也就是反塔战争失败的结果，而塔利班产毒仍然“功”不可没。
这个时期内战仍在持续，但烈度降低。尤其是喀布尔相对于前些年几派争夺、炮战激烈、伤亡惨重的状况相比要安全不少。但五年间塔利班没有复建一座楼，市民仍在满城废墟中偷生，学校关门，商业萧条，人们的贫困远甚于苏占时期。
如今有人说，那时的塔利班被“西方舆论”抹黑。其实2001年塔利班禁毒的成效恰恰是“西方”媒体上的新闻之一。但除此以外，那时不但西方媒体，包括前苏联各国、中国、反西方的伊朗等各方面对塔利班都无好话，甚至塔利班上台的推手和仅有的三个承认国之一巴基斯坦，由于塔利班上台导致西北边境省不稳定的增加，舆论对塔利班的评价也非常负面。对挺塔的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国中之国”的指责很盛。考虑到当年连纳粹、斯大林乃至红色高棉都曾经有一个“朋友圈”为其说话，塔利班却连这样的朋友圈都没有，可以说塔利班这时在国际上被“千夫所指”的程度，在近代世界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事实上，即便当时的“埃米尔国”严密封禁很少产生新闻画面，但至少巴米扬大佛遭惨毁，喀布尔有女皆罩黑，纳吉布拉残尸示众，当街枪毙“不贞之妇”，这类塔利班在众目睽睽之下的炫耀，就已经把自己弄的乌黑，还用谁来抹？无怪乎美国出兵推翻塔利班时，连中国《参考消息》都以头版通栏标题欢呼：《塔利班时代结束了》。
当然，无论塔利班如何倒行逆施，在以当代技术武装到牙齿的暴政下，仅凭国内“人民的选择”来求改变仍是希望渺茫的。在这五年内，处于苏联解体初期混乱中的俄罗斯无暇旁顾。冷战胜利后目空一切的美国那时只盯着海湾和前南。中国当时面临以伊宁二五事件为代表的新疆“三股势力”的挑战，对西部境外的关注仅限于别影响境内。印度当时正值“南亚的邓小平”拉奥开启市场经济改革、政治上国大党时代向人民党时代过渡的“大转变”关头，外交上也最为“内敛”。可以说，这是几十年来远方列强对阿富汗关心最少的五年。
但阿富汗的近邻对该国“内政”的干预却有增无减。尽管面临国内舆论的批评，巴基斯坦军方仍然支持塔利班为普什图人争取全胜，而“后苏联”的中亚国家则支持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为主的“北方联盟”对抗塔利班。于是阿富汗也并未因列强的撒手不管而得到内部的安定，当然也谈不上对外的自主。
“得道多助”的“反恐战争”
而这一切都因塔利班的“原教旨国际主义”支持本拉登对美国发动9•11袭击而改变。美国两党和绝大多数选民冲冠一怒，表现出众声喧哗的民主社会非常罕见的同仇敌忾。世界各国也被9•11这种前所未见、专对平民、防不胜防、残暴超限的大规模无疆界远程恐怖袭击惊得目瞪口呆，人人自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反击在国际上俨然“得道多助”。“到2002年联军已经扩大到68个国家，其中27个国家向美国中央司令部派驻了代表。”（注3）
不仅西方盟友纷纷加入“联军”，中亚各国也在俄罗斯许可之下，纷纷向北约“开放领空”、出借机场。前苏联在中亚的不少重要的空军基地，包括乌兹别克斯坦的汉纳巴德机场、浩罕机场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玛纳斯机场，都一度可供美军用于阿富汗作战。
敌视西方的伊朗，作为阿富汗的邻国此前与塔利班交恶最甚，塔利班不仅残害与伊朗同宗的什叶派哈扎尔人，甚至在马扎里沙里夫杀害了一批伊朗外交官。如今美国问罪，伊朗乐见其成，除个别极端媒体外，官方未对美军推翻塔利班表示异议。
在内亚方向唯恐瓦哈比主义祸水西来的中国官方，尽管自1989年以后与西方不睦，此时也认为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是直接威胁，虽不希望美国长驻阿富汗，但也乐见美军能够成功“反恐”。那几年内中国官媒从未出现“美军侵略阿富汗”的说法，而是与国际社会一样，把美军在阿行动称为“反恐战争”。国内自由派舆论更是不乏论证美国此次出兵如何不同于过去的英俄，不会陷入“帝国坟场”云云。
就连此前力挺塔利班的巴基斯坦，也很快继沙特和阿联酋之后对塔利班翻脸，成为最后一个与“埃米尔国”断交的国家，并且立即以美国“巴铁”的姿态，成为美国最为依赖（后来证明也最不可靠）的“反恐盟友”。
阿富汗国内战局也一夜翻转，北方联盟立即转守为攻；协助美军长驱直入，普什图人的军阀和部落也纷纷选边倒戈。“埃米尔国”灰飞烟灭。塔利班不仅很快丢掉喀布尔，而且放弃了所有省会，逃入“杜兰线”附近穷山恶水的部落地区，主要在巴基斯坦境内苟延残喘。而美军穷追“911罪魁”直到杜兰线上的托拉波拉，打了一场“犁庭扫穴”的洞穴战。此后美军突击队甚至深入巴基斯坦境内，历经近十年的努力，终于在2011年5月把本拉登击毙在巴基斯坦腹地的阿伯达巴德。
虽然耗时十年代价巨大，击毙本拉登也不等于消灭了恐怖主义，但如果美国就此收手，也不失为一大胜利，至少出了9•11那口恶气，对于振奋美国士气，延续自冷战胜利以来的美国自信，作用会很明显。今天美国从阿富汗狼狈撤退，举国对这场战争如此结局懊悔不迭，但对当初开打直到击毙本拉登，美国官方和主流舆论还是肯定的。按拜登的说法，美国开战的目的不是“重建阿国”，而是反恐追凶。这个目的在本拉登被击毙后已经达到，让战争延续到2021年无疑是一大失策。
实际上，美国涉足阿富汗不久就深感该国难治，奥巴马在击毙本拉登后就宣布美国要撤军。但是，阿富汗这个地方，美军想进去随时可进，想出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美国在阿富汗到底追求什么？
美国为什么会“陷入阿富汗这个泥潭”呢？特别是在自己吃过越南之亏，苏联在阿富汗又有前车之鉴的情况下？
因为当时无论美国、阿富汗还是其他国家（包括中、俄）都认为美国这次出兵，与当年美国在越南、苏联在阿富汗是完全不同的。那两次是冷战时代的“局部战争”。在越南打败美国和南越的，其实不是北越，而是北越背后的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在阿富汗打败苏联和亲苏政权的也不是“圣战者”，而是圣战者背后的美国、中国和反苏的伊斯兰世界。
但这一次，塔利班背后没有任何大国，只有一个美国认为是离不开自己、因而也能够被自己说服的“巴铁”，美国认为搞定塔利班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中国人把美国称为“美帝”，其实美国若真在阿富汗搞“帝国主义”，就根本不会这么狼狈。上文已经说过，阿富汗并不是什么“帝国的坟场”，历史上的传统“帝国”在这片土地上弱肉强食、纵横捭阖、开疆拓土、据地驭民，很少有不成功的。当然，近代所说的“帝国主义”不是指的这种帝国。按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列强的扩张是市场经济（马克思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市场经济或“商品经济”在他那里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需要，列强搞的并不是传统的开疆拓土，而是要争夺资本循环所必须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尤其是希法亭、卢森堡和列宁定义的“帝国主义阶段”，金融化垄断化导致资本已经严重过剩，在列强国内已经找不到出路，向外争夺“投资场所”就尤为重要。
当然，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传统帝国和现代列强之间并不是那么界限分明，传统帝国追求的东西，现代列强并非一点不想。当年马克思、列宁认为是空前罪恶的那些东西——追求“商品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现在搞得最厉害的是谁，还不清楚吗？如果列强只追求这些，岂不是太“高尚”了？其实近代某些列强（如日、德）流行的一些扩张理论，如“生存空间”之类，与传统帝国区别并不大，并不是只追求“商品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的。
但大概而言，19世纪的英国还真是那么回事。所谓“日不落帝国”其实主要就因为英国人想要在全球做生意，在中国它并不想推翻清王朝取而代之，最多夺取沿海的一些贸易据点（香港和租界之类），只要你门户开放他能来赚钱你不拦着就行。在印度他也是让东印度公司在沿海经营，要求莫卧儿帝国保证它的商业利益。后来发生1857年大起义，英国人觉得莫卧儿帝国搞不定，才废了皇帝由自己干。
他们对阿富汗也是这样，英阿战争英国人是付出了代价，现在都说他们在“帝国坟场”失败了。其实英阿战争那点损失与英国人在南非打的英布战争相比要小多了，阿富汗要是像南非那样有黄金（现在据说真有，但那时完全不知），或者像直布罗陀那样有咽喉港，当时的英国岂有拿不下来之理？但当时的阿富汗只是穷山恶水，仗打到那个份上，英国控制了阿富汗的外交，签订了一系列有利于己、而且战后仍然生效的条约，划定了“杜兰线”，大半个“普什图斯坦”已经收入囊中，那巴拉克宰王朝差不多也就是英国的代理人政权，在英俄“大博弈”中这片缓冲地带里英国的影响已经是绝对优势。当时要论“商品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那主要是英属印度。英国已经为它打下了宽阔的屏障，这就够了。其实与今天流行的“英国失败论”不同，不少研究者都认为当时英国虽然没有持久占据阿富汗，但英国利益是取得了“战略胜利”的。
所以英国人在阿富汗要争取的东西，与当年突厥人、蒙古人是不同的。突厥人、蒙古人占有了阿富汗而英国人浅尝辄止，不是近代的阿富汗人比古代更能打，而是英国的追求和突厥蒙古不一样。
话说回来，今天的美国如果只追求当年英国人要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那他不但不会输，甚至根本不用打什么仗。胡锡进先生不是自鸣得意地声称中国一枪未放，阿富汗这“商品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就全归我有，“知道中国外交的厉害了吧”。其实美国人怎么会傻到连这都不知道？远的不说，就说伊拉克，美国人千辛万苦打下来，现在那里的石油开发合同还不是一大半都给中国了吗？开发不如预期，也不是美国阻止，而是恐怖主义如“伊斯兰国”威胁，而那不也是靠美军在挡着的吗？对此抱怨的声音在美国早已有之，现在在阿富汗又这样，你以为美国就这么弱智？
1. 阿拉伯杂志Al-Majallah1996年10月23日对塔利班发言人Mullah Wakil的采访。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Islamic_Emirate_of_Afghanistan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2. Rashid, Ahmed., Taliban: Militant Islam, Oil and Fundamentalism in Central Asia.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p.43,95,98
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C%81%E4%B9%85%E8%87%AA%E7%94%B1%E5%86%9B%E4%BA%8B%E8%A1%8C%E5%8A%A8
7.阿富汗与美国陷入“囚徒困境”
秦晖：阿富汗政府与美国双方当然都有具体失误，但从外交方面讲，阿、美对塔利班政策真正的致命缺陷，就是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
欲罢不能的阿国重建
美军在阿20年，扶植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搞民主，最后是彻底失败。其原因和教训，必须反省。
但是，有人说这20年的阿富汗还不如“埃米尔国”1.0版那五年，还替阿富汗人编了段子，说是“塔利班时代我们没有选票，但其他什么都有。而美军来了我们有了选票，却失去了其他一切”。这当然也是违反常识。
从统计数据看，塔利班倒台后阿富汗经济立即出现恢复性高增长，2002/2003财政年度增长30%，2003/2004财政年度又增长了20%。此后转入常规增长: 7.5%（2004年）, 15.1%（2009年），7.6%（2010年），即使在塔利班反扑、战争行为加剧、政府控制区缩小的最近几年，GDP通常也仍能维持正增长：1.8%（2018年）、2.9% （2019年）、-5.5% （2020年），甚至共和政府倒台前，有关方面还预测今年会有1.0%的经济增长。（注1）
总的看来，由于国际援助和干旱的结束，共和政府在其整个存续期间的经济增长数字还是可以的：2020年阿富汗的GDP为2002年的将近5倍，人均GDP也达到了2002年的2.8倍。在未被战火波及的大城市及政府控制地区，“几乎所有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都稳步上升。生活水平，国际化和现代化程度、受教育水平、基础设施、性别平等等方面无一例外。”即便是抨击美国的中国作者也说：“西方扶持的阿政府至少在其实际控制区内逐步摆脱了贫困落后，甚至时而景气繁荣。”（注2）
在社会进步方面，女性地位的提升当然无可怀疑。塔利班时期女孩能上中学的比例为0，塔利班垮台两年后的2003年，6%女孩成为中学生，2017年又上升到39%。共和后期的女性大学升学率达到5%，就业率达到22%，公务员中女性为20%。在全世界比上不足，在阿富汗史无前例。而2017年议会中27%的议员为女性，这个数字已是世界前列。在2019年，阿富汗经济中已经出现1000名以上的女性老板。而这些数字在塔利班时代都是零。塔利班时代对阿富汗百姓而言实际上根本没有网络可言，但共和末期阿富汗人22%是网民，69%有手机，440万人使用社交媒体，这些数据与巴基斯坦的差距已经不大。如今阿富汗23%的男性有银行账户，这个比例已高于巴基斯坦的21%——但阿富汗女性开立银行账户的仅有7%，男女合计的银行开户率只有15%，仍低于巴基斯坦，更无法与印度的80%还低得很多。（注3）
比这些数字更可信的是人们的直观见闻：与第一次塔利班掌权时期满城废墟、无一新楼、人口只剩50万的喀布尔相比，2020年前的阿富汗首都已经是新楼布满天际线，小汽车到处堵塞街道，市面熙熙攘攘，人群衣着得体。女性仍然流行穆斯林头巾，但色彩缤纷，黑罩袍并未被禁，但已很难看到。到处可见行人举着手机边走边通话，人口从50多万暴增至400多万，名为“喀布尔新城”的一大片开发区正大兴土木……有当地中国商家朋友称：现在的喀布尔看建筑就像中国的八九十年代，看汽车和手机也就是中国的十年前吧。
当然，与八九十年代乃至十年前中国城市不同的，是今天喀布尔除主要城区的大片楼房外，在城市周边与市内三座山的坡上还有大面积的贫民简易住所。在发展中国家城市里这是常见景观，与印度、菲律宾大城市的“贫民窟”相比，喀布尔的贫民区条件应该算是好的。而且考虑到：在第一次塔利班掌权时期的严厉“户口”管制废除后，喀布尔一旦“解放”，人口很快急剧膨胀到400多万。在这种条件下，这些贫民区事实上也见证了阿富汗人权的进步——这里不会有驱逐“低端人口”的事情发生。
共和时期的“民心向背”
但这一切不能掩盖背后的严重危机。阿富汗仍是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官场腐败、农村贫困、城市失业率高企，经济对外部援助的高度依赖，都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民主法治建设的失败，更是导致上述一切成就毁于一旦的致命伤。值得专门分析，这是后话。而这里先要辨析的是：有人特别指出了“阿富汗国家失败的经济逻辑：虚假繁荣的城市，停滞不前的农村”，这自然也没错。但要说这就是共和国“丧失民心”甚至导致崩溃、塔利班东山再起成功复辟的主要原因，那肯定说不过去。
阿富汗现状再烂，那也是横向比较而言。要论与第一次塔利班统治的纵向对比，没有人会认为那时更好。一位朋友写文章骂美国，说是他在喀布尔沦陷前夕听到一位哈扎尔（什叶派少数民族）市民说塔利班进来是塌天大祸，人们要拼死反抗，但一个普什图市民却说：“塔利班其实也没传说的那么可怕。”这后者算是对塔利班的“好评”了。但他也没说塔利班可爱吧？更何况，喀布尔市区居民中普什图人只占25%，多数居民是与普什图人有民族宿怨的塔吉克人和哈扎尔人，他们对塔利班恐怕连“没传说的那么可怕”的评价都难有。阿富汗人对当局的腐败无能感到失望和不满应该相当普遍，但这不等于他们就会支持塔利班。
阿富汗的经济很畸形，高度依赖外国尤其是美国援助。没有人会对此满意。但对此最不满的难道不该是美国纳税人吗？而这会导致阿富汗人指望塔利班？他们指望塔利班更会搞经济，还是能得到更多的美援？
至于农村“停滞不前”就更不能成为民心接受塔利班的理由了。与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阿富汗的城乡差别和不公平的“城市优先”其来已久，它对民心的近期变化有何相关是值得怀疑的。阿富汗作为“最不发达”类型国家，农业在经济中占比畸高，前文提到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只靠工商业。事实上资料也表明，近20年来由于气候好转及苏式经济和塔利班管制在2001年的结束，商品性农业（尤其是石榴等水果和鸦片——后者固然糟糕透顶，但不会是种植者农民不满的理由）有所发展，对该国的经济增长是有推动的。因此农村的“停滞”在这期间是否更严重，恐怕需要论证。
更何况即便“停滞”，塔利班统治时期的农村经济也不会比现在好，而这些年政府控制区逐渐缩小，农村越来越多地重新成为塔控区。塔控区农村的凋敝难道会反而增加塔利班的民心？
“纳吉布拉现象”
其实，对于长期战乱的阿富汗而言，安全问题远比经济乃至廉政问题更影响“民心”。而共和政府在这方面的无能，以及美国又打算撒手，这两者才真正是百姓最失望的。但资料表明，这种失望导致的“民心”并不是转向塔利班，而是转向当年的亲苏政府及其后继者。尤其在都市地区更是如此。
这是容易理解的：苏占时期喀布尔并未被战火波及，当时“自杀式爆炸”之类的城市恐怖袭击也尚未流行。因此大城市相对安全。但亲苏政府倒台后，喀布尔却陷入各派“圣战者”争夺首都的战火中，留下了恐怖的记忆。塔利班掌权的五年尽管没有发生城市战争，但塔利班本身的“国家恐怖主义”又太过严厉，恶劣记忆难消。因此人们开始怀念1992年前的苏占时代，尤其是惨遭塔利班虐杀的末代亲苏领导人纳吉布拉，更成为人们同情的对象。
自塔利班政权垮台以来，共和政府虽然禁止前亲苏政党重新注册，但言论自由是有的，纳吉布的演讲和肖像那时就开始在小范围流行，尤其在首都喀布尔和纳吉布拉家乡、阿富汗东南的帕克蒂亚省一带。随着塔利班重新活跃，阿富汗安全形势恶化，“纳吉布拉现象”也越发明显。2004年后，一些餐厅开始把纳吉布拉的像与时任总统卡尔扎伊并排挂出以招徕顾客。带有纳吉布拉肖像的海报经常出现在喀布尔的街角，甚至在喀布尔国际机场外大街上。而他的演讲则在集市上以DVD出售。（注4）2008年，喀布尔一家广播电台进行了民意调查：“过去和现在的体制，您认为哪个最适合你的利益？”据说竟有93.2%的人选择了纳吉布拉体制。（注5）也就是这一年纳吉布拉被虐杀12周年之际，当年的阿富汗共产党人第一次公开在首都集会纪念他，而从未参加红色运动的年轻人也来了不少。会议组织者、瓦坦党主席西卢拉.贾巴尔赫声称：当年虐杀纳吉布拉是“阿富汗人民的敌人（塔利班）在外国主人的命令下”干的。与会者都知道这指的就是巴基斯坦，有人还明确点出了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注6）
纳吉布拉在苏占时代从秘密警察头子起家，在克格勃指挥下杀人如麻，后来也是因为其强硬、铁腕做派被苏联看中，成为末代傀儡。但他曾在被苏联抛弃后的一年多内与苏联表示切割，取消一切意识形态符号，更改国名党名，把阿共即“人民民主党”重组为“瓦坦党”，瓦坦即“祖国”、“家园”之意。他到这时才放弃“阶级斗争”与“专政”，改打和平、和解、民族认同和伊斯兰牌，已经没法取信于人。
然而他毕竟是主动辞职，开城让“圣战者”进入，使喀布尔免于兵燹。这点就比进城后就开打派别仗，乃至“争城而战，杀人盈城”的希克马蒂亚尔等更顺应民情。而他在塔利班手里又死得那么惨，难免令人同情。随着战争阴云重现，人们逐渐遗忘当年苏联挑起几十年战祸开端，而怀念当年喀布尔的“和平岁月”。
1997年，海外流亡的前阿共人士在德国再建瓦坦党，塔利班垮台后他们回国活动，这些年来曾三次向共和政府申请政党注册，未获同意。但不让注册只是没法参加选举而已，共和政府并不禁止其作为民间团体活动。他们成立了纳吉博士基金会，自2008年后每年的9月27日（纳吉布拉被虐杀之日）都公开举行纪念活动。（注7）2017年，据说有“数千人”参加了他们的活动，并宣布他们要第四次申请合法注册瓦坦党。（注8）
瓦坦党并不是唯一的前亲苏政府“遗民”党。以前阿共人士为主的小党在共和政府时期有好几个，其中最大的是前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努尔•哈克•乌鲁米于2003年创立的“阿富汗民族团结党”。乌鲁米是前亲苏军队中将，傀儡政权垮台前夕曾与圣战者谈和，塔利班“埃米尔国”时期流亡荷兰，共和政府成立后回国创立该党，并公开声明要作为世俗左派党，联系前亲苏左派的成员，以合法继承阿富汗的左派传统。与瓦坦党的不同在于由于乌鲁米在亲苏政权末期与纳吉布拉不睦，他不打纳氏被虐杀的悲情牌，而是直接为苏联辩护，宣传亲苏政府的和平努力。
当然，无论瓦坦党还是民族团结党，如今都一再表示他们放弃了苏联当年那种制度诉求，表示他们追求的是社会民主主义，是和平、改良、在议会民主下为劳动者维权。尤其与当年在圣战者威逼下，末期的纳吉布拉曾让瓦坦党尽量凸显伊斯兰色彩。但如今塔利班的宗教极端已经令人生厌，现在的“纳吉布拉派”凸显的是世俗色彩。他们一再强调自己追求的是世俗民主，世俗社会主义，不反对任何宗教。
在苏联已不复存在、纳吉布拉个人比较敏感而民情又渴望和平的背景下，民族团结党的活动比瓦坦党更为顺利，不仅一建党就合法注册成功，而且通过政党联盟很早就取得了议会席位，积极参与议会政治。乌鲁米曾任共和政府的内政部长，持强硬的反塔利班立场。在瓦坦党不能合法参选前，该党成为包括瓦坦党在内的前亲苏左派在议会中的发言人。
随着塔利班重新发动攻势，阿富汗重燃战火，政府与民众对过去为“和平”而死的人、作为极端暴力受害者的人不分党派都给与了越来越多的尊重，而把过去的恩怨放在一边。2020年开斋节，在祭拜马苏德之墓后，阿富汗国家安全顾问莫希布成为第一位拜祭纳吉布拉墓地的共和政府高官。（注9）祭拜马苏德理所当然，因为他是阿富汗共和政府建立以来就树立的第一号阿富汗民族英雄。喀布尔市中心有著名的马苏德广场，国内到处可见马苏德的塑像和画像。
而祭拜纳吉布拉就非同寻常：他恰恰是马苏德曾经的死敌，而且作为冷战时阿富汗的苏联代理人曾有“卖国贼”的恶名。
但政府高官同时祭拜的这两位人物的共同点就在于，两人都死于塔利班之手：1996年塔利班一上台就虐杀了纳吉布拉，2001年塔利班在垮台前以自杀式爆炸方式暗杀了当时坚决抵抗塔利班的“北方联盟”军事领导人、塔吉克人英雄马苏德。这两个人一前一后，象征了塔利班以虐杀上台、以暗杀下台的整个血腥执政史。
这两人从各个角度看都是象征性的两极：一个是普什图族，另一个是塔吉克族；一个是激进的共产党，另一个是传统的部落领袖。两人当年学生时代就是同窗并熟识，亲苏政权垮台后，纳吉布拉在喀布尔联合国机构避难四年，圣战者政府并未为难，据说就有马苏德的作用。塔利班进城时马苏德曾要纳吉布拉随他撤退，纳吉布拉却选择留下，据说就是因为他顾虑政治与民族的宿怨，觉得与塔吉克人同撤会让普什图同族反感，又对同为普什图人、以前并未为敌的塔利班心存幻想，结果惨遭毒手。
莫希布痛骂哈利勒扎德：阿美的“囚徒困境”
而祭拜两人的莫希布，恰恰是共和政府中最坚决地主张团结各方共抗塔利班、希望前者放弃宿怨，但不对后者抱幻想的人。他在美国特使刚与塔利班达成“多哈协议”不久就有此举，可谓意味深长。他在网上声明：
“在开斋节期间，我参拜了我国两位历史人物的陵墓，我的家人过去对他们有不同的看法。然而，带来真正的和平取决于宽容、包容和克服预定的身份成见，”“今天的阿富汗由过去相互敌对的不同信仰组成，但今天都在一个系统、一面旗帜和一个阿富汗下运作。”
为什么专门提到“我的家人”对两人的看法变化？原来，与共和政府中各方“背景人士”和部落、宗教大佬不同，莫希布1983年才出生于阿富汗东部小山村，父亲只是个法院书记员，没有任何强势利益集团背景。他出生不久，全家就因苏军攻入当地而沦为难民。因全家的苦撑、本人的努力和国际难民机构提供的机遇，得以到西方求学。作为一个平民出身，难民营长大而成为英国博士的“海归”少壮派，他受到总统器重，在出任国家安全顾问前，他是驻美大使。我们无从判断他的想法有多少民意基础，但在那些具有底层经历平民情结、却能摆脱传统愚昧、思想新锐倾慕西方，却又人格独立热爱祖国的阿富汗“新爱国者”中，他应该是个典型。
2019年3月，莫希布以国家安全顾问衔作为总统特使出访美国，以此前他曾任驻美大使三年的资历和年轻、新锐、“西化”的形象，他本是美国政客容易打交道的人。而且这个时期阿美双方都已明白与塔利班谈判难以避免，莫希布就是为此来与美国协调的。
但是，当莫希布在华盛顿得知特朗普政府改变长期以来拒绝与塔利班谈判的态度，不但与塔利班直接和谈，而且将阿富汗政府排除在外时，顿时表示了极度的失望和愤怒。他在会上不但激烈批评美国，而且特别对美国阿富汗问题特使，也是首席谈判代表哈利勒扎德进行个人攻击，指责这位阿富汗裔美国外交官想当阿富汗的“总督”，受到个人政治野心的驱使与塔利班勾兑。莫希布的“无礼”惹怒了美方，第二天美国主管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戴维•黑尔便电话通知阿富汗总统，美国政府将与莫希布断绝关系，不再正式接待他。尽管阿富汗共和政府后来改换了人继续与美国打交道，但双方对塔利班政策的协调已经大受影响。后来，双方基本上是各自与塔利班寻求最有利于自己的妥协。这种情况下塔利班自然就会漫天要价，坐等两个对手互相“出卖”，而根本不可能妥协了。
莫希布年轻气盛缺少外交经验固然严重影响了阿美关系，哈利勒扎德在阿富汗问题上也严重失职——直到喀布尔陷落不到3个月前他还断言政府军与塔利班将打成僵局，“关于政府军将瓦解，塔利班将在短期内接管的说法是错误的。阿富汗人将面临的真正选择是在长期战争和谈判解决之间。”
但其实，莫希布固然对塔利班是“鹰派”，哈利勒扎德其实更是美国对塔利班的“鹰派”典型。早在9•11事件前3个月，他就建议“美国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削弱塔利班并阻止塔利班主义的蔓延”。9•11事件不久美国就出兵推翻塔利班，哈利勒扎德正是最早的策划者之一。
是什么原因使这两个反塔鹰派后来居然事实上变成向塔利班“互相出卖”对方？阿美双方当然都有具体失误。但从外交方面讲，阿、美对塔利班政策真正的致命缺陷，就是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
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conomy_of_Afghanistan
2. 刘羽丰：《阿富汗国家失败的经济逻辑：虚假繁荣的城市，停滞不前的农村》，澎湃思想市场,https://mp.weixin.qq.com/s/0LPorcaS5TQb9hbqoz-4nA
3.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58305992
4. https://www.afghanistan-analysts.org/en/reports/political-landscape/the-ghost-of-najibullah-hezb-e-watan-announces-another-relaunch/
5. https://afghanistan.ru/doc/12110.html
6. https://wp-fr.wikideck.com/Mohammad_Najibullah；https://afghanistan.ru/doc/13013.html
7. http://ariananews.af/regional/dr-najib’s-15th-death-anniversary-marked-in-kabul/
8. https://www.afghanistan-analysts.org/en/reports/political-landscape/the-ghost-of-najibullah-hezb-e-watan-announces-another-relaunch/
9.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explained/najibullah-grave-death-afghanistan-hamdullah-mohib-6433076/
8.“威尔逊主义”外交的大失败
秦晖：美国在阿富汗推动民主，不仅与冷战胜利有关，与美国在伊拉克搞的“民主实验”有关，更与美国在阿富汗轻易推翻塔利班有关。
美国在阿富汗到底想要什么？
传统帝国在阿富汗开疆拓土进行“蛮族征服”可以成功，英国式的“帝国主义”追求“商品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也可以成功。美国以如此强大的国力，至少在“反恐战争”开始时又“得道多助”，对付孤立的小小塔利班不啻狮子搏兔，怎么竟然一败涂地如斯？
问题就在于如今的美国既不是传统帝国，也不是19世纪所谓的“帝国主义”国家——至少在阿富汗，没人认为美国是要在这里开疆拓土，甚至也没法说美国是冲着阿富汗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来的。正如胡锡进先生所说，追求这些东西如今中国比美国拿手得多。共和政府时期阿富汗的项目招标，中资不仅投标最积极，中标也最多，倒也不是因为美国支持的阿富汗政府多么亲华，而是因为很多项目根本就没有美国公司来投标。
那么美国在阿富汗图的什么呢？最初说是反恐报仇消灭本•拉登。但报仇之后何以善后？既然不想在这里开疆拓土，美国早晚肯定是要撤军的。但撤了之后阿富汗交给谁？不可能交给被自己推翻的仇敌塔利班。但难道能够交给哪个军阀、哪个部族、哪个教派？在美国看来，正是由于军阀、部族和教派作祟，阿富汗才会滋长出塔利班这种怪物。显然，无论按美国人的价值观还是世俗利害考量，都只能交给一个“民主的阿富汗”。
于是，美国在阿富汗的任务就变成了“建设民主”。
有人说，建设民主的目的还是为了在这里扶植一个亲美政府，满足美国的世俗利益。这样说自然也没错。美国人又不是圣人（或者用某些华人抨击美国道德癖的骂人话说：“圣母婊”），从美国选民到他们选出的政府，自然都有利益方面、包括国际地缘政治利益的考虑。
但是，如果不想据土驭民，而又要新政权亲美，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扶植一个亲美的独裁者，以威胁利诱让他作为傀儡替美国管好阿富汗。历史上成功的征服者，如果不想直接并吞的话都是这么做的。不仅要被征服者纳粮当差进行直接奴役的传统帝国这么做，苏联、二战前的日本、德国等本身非民选的征服者这么做，就是本身实行民主制的征服者，如追求“商品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的不少近代列强，大都也是如此。
英国当年就不是通过“民主派”，而是通过传统的大小王公乃至“柴明达尔”（传统印度的“乡绅”）来治理英属印度的——如果不是1857年的天下大乱莫卧儿皇帝收拾不了，没法维持英国人需要的“营商环境”，英国本来连皇帝和他的朝廷也是要保留的。如此居然也成功统治了两百年不是？胡锡进先生说中国才不管你民主不民主，只要给我“商品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我谁都支持，“知道中国外交的厉害了吧”，其实这算什么“中国外交”？当年大英帝国这一套早都玩了几百年啦。
能不能通过民主，产生一位本地民选的“外国代理人”呢？逻辑上当然有这种可能。如果本地多数选民认同美国所追求的目标也符合自己的利益，他们选出的“代议士”也就在客观上同时“代议”了美国的利益。但这与征服者直接安排代理人相比，是太难、太难了。因为代议制的基本逻辑就是谁给你投票，就是授权你代表他。即便你和美国人一样赞同民主制，但你当选不是靠美国人投票，而是靠阿富汗人投票，阿富汗多数人凭什么会选出一个“美国代理人”？如果是占领军直接任命，就像下文提到的伊拉克头一年的IGC那样，那还差不多。
推行民主，是为了扶植“美国代理人”？
有人会说：那选举是可以操控的呀，比如贿选什么的？
世界上的确有非常多的选举是被操控的。但可以说99%以上是被“抢”操控的、无竞争的假选举——这并不是指用枪维持治安，有人说阿富汗选举靠美国兵防御恐袭保障安全，那就是“美国枪口下的选举”即美国操控选举。这当然不成立。选举的公正性需要“选务中立”——不能只由一方自行指定候选人和选民、一方控制票箱、自行监票、开票、宣布结果，而必须由中立的选务机构如选举委员会来主持这些事。
但选务机构通常不负责、也没有强制手段来负责治安。世上绝大多数选举的治安维护责任都是选前当局（通常就是竞选中的一方）承担的，这不等于这些选举都被选前当局所操控。更何况并非竞选一方的“外部”治安力量，我们知道尽管通常选举期间治安是现政府的事，但在战乱地区或现政府控制力公信力不足的地区由外部力量维持治安也并不少见，中国也做过这种事（如1945年华军驻越期间）或参与这种事（如参加国际维和部队在柬埔寨等地），这与“操控选举”是两回事。
所谓被“抢”操控的、无竞争的假选举，只能指以强力逼迫人们投指定的票而别无选择——通常这往往表现为“投票率”极高的“一致拥戴”，就像萨达姆或金正日的选举那样。但是，无论是伊拉克还是阿富汗，美军保护下的选举显然都不是这样的。
余下的，就是程序非法的“假竞争”选举，即虽有竞争但被“舞弊”左右，如大规模伪造选票等。这种操作要比前述的无竞争假选举困难，其实如果没有高度强权的干预也是极难操作的。2020年特朗普声称美国发生了这种事，结果就是查无实据。以阿富汗军阀、部族的能量，他们在各地选举中舞弊是很有可能的。但除了如今以武力攻占全国而且也不搞什么选举的塔利班，近20年来阿富汗并没有能够左右全国的军阀或部族势力。从阿富汗历次选举都票数接近、竞争激烈、往往都要选满两轮的情况看，总体上用舞弊来操控全国选举非常困难。
当然，局部或地方上的舞弊如果太多，如此选举就不可能达到民主公信，这固然是一种“民主失败”。但它的后果却不是出现专制，而是形成一种“军阀共和”。无论这种状态对民主而言，甚至对一般性国家治理而言是多么不理想，说它可以产生一个全国性的“美国代理人”也无异缘木求鱼。
这里还要讲一下经常被渲染的“贿选”现象。有人说，程序合法的竞争性选举也可以被“钱”操控，即“贿选”。其实这只有在“真民主”的初期有些可能（如果是假民主，选票根本没用，或者别人可以直接“代表”你投票，还有谁会花钱买票呢？），但这其实也很难，因为真正的“贿选”有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贿选不像专制时代贿上得官，在无记名投票中，你给谁送礼你知道，谁投没投你的票你不知道——如果你直接控制票箱，那也就不用买票了。因此假如选民“素质低（不是高度诚信）”，贿选很可能失败。2009年我在台湾客座时就曾亲耳听到一位落选里长抱怨台湾人素质低：他给里人发了红包，里人收了钱却“背信弃义”没投他的票！这样看来，“素质低”反倒有利于防止贿选了！
当然，选民的素质也不会高到“大公无私”的程度。世界上成功的民主都不是靠“大公无私的选民”成功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竞争性选举就是每个选民都可以用手中选票谋取自己的利益。弱势者投票支持“福利国家”，有竞争实力者投票支持“自由放任”，这都不是大公无私而是“以票谋私”。区别仅在于自身利益的当下与长远。如果今天有选票但不知明天还有没有，或觉得当选者只是“花瓶”，什么也做不了，总之，如果觉得选票与自己的长远利益无关，那么把现有选票立即变现成当下利益，几十块钱甚至一包烟，也是一种“理性选择”。
换言之，如果不是“真选举”就无需买票，选民没有“高度诚信”就买不了票，选民对民主有信心就不会卖票。当然再加上贿选一般都有的法律风险。这四条只要有其一，贿选就很难（其中只要有第一条，贿选就绝不可能，但那肯定比贿选更糟）。而其中的三条都符合一般现实，只有“选民对民主的信心”需要培养。但这也是人性使然，任何民族如果只是即兴玩一次选举游戏，都无法培养出大众对民主的信心，只有长期实践的民主能够形成这种信心。所以“贿选”当然很糟糕，但也表明民主确实取得了进展：百姓手中的票“值钱”了，不是废纸一张了，坏蛋们不是讨好、贿赂权贵得官，也想到要讨好、“贿赂”老百姓了。而且贿民得官比贿上得官也难多了。由此得出的结论第一当然是要严肃查处贿选者，第二更重要的是把民选坚持下去，以培养选民信心。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以可能出现贿选为理由而取消选举，那大概率就是那些平时垄断受贿权的权贵的反民主借口。
当然，以上分析绝不是说搞民主很容易，更不是说美国在伊斯兰世界推行民主很成功。“真民主”必须有真选举，但绝不是只要有真选举就算民主。言论自由、政教分离、尊重人权，尤其是严守群己权界，都是民主的必须要素，其难度远比组织一次、几次“真选举”大得多。我们看到过无数的“民主失败”，包括建立民主的失败和已建成民主的衰败，前者是阿富汗的现实，后者是美国面临的风险，后文还会详论。
但是，假如美国人搞民主只是为了培养“美国利益的代理人”，那么不仅真民主下产生的只能是本国民众利益的“代理人”，只有在本国民众利益恰好和美国利益吻合（这绝不是双方都“赞成民主”就可以的）的情况下才会兼顾美国利益。即便是被操控的“假选举”，例如前述的贿选，要产生“美国代理人”也难乎其难。假如美国真是“学雷锋”，不择手段造个美国代理人只是为了让他“为阿富汗人民服务”也就罢了。如果美国是为了损阿利美剥削阿富汗人民，在美军驻阿的条件下直接利诱一个独裁者为美国办事不是太容易了吗？假如反过来要美国掏钱利诱（而不是损害）全体阿富汗选民，那得要多少钱，又何谈损阿，何谈利美呀？
美国外交的四个象限：美国在伊拉克的“威尔逊主义”实验
所以真要扶植“美国代理人”，那还是大英帝国治理印度的那一套（也就是胡锡进先生所谓的“厉害外交”那一套）管用。其实，美国也不是没有这么做过。尤其是冷战时代面对苏联这个“极权超霸”搞“世界革命”的威胁，美国人懂得“两害相权取其轻”，只要能够抗苏，哪怕是独裁者也不妨捏着鼻子支持，不仅支持过皮诺切特、索摩查、吴庭艳、李承晚，当年美国支持阿富汗圣战者也并非因为后者赞成什么民主。甚至尼克松-里根时期美国大力支持中国毛泽东抗苏，也是基于这种逻辑。
然而，美国毕竟又是一个具有“价值观（或曰理想主义）外交”传统的国家。“价值观”和“现实利益”，外向进取和内向孤立，成为美国外交思维的两个维度，并以此构成了四个象限。我以为，这可以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所说的美国外交史上四种“主义”相对应，即“汉密尔顿主义”（为利益而进取）、“杰佛逊主义”（为价值观而孤立）、“杰克逊主义”（为利益而孤立）和“威尔逊主义”（为价值观而进取）（注：沃尔特・拉塞尔・米德：《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中信出版社，2003. 曹化银译）——括号里的短句是我的解读，米德自己对四种“主义”有别的观察角度。但笔者认为用“四象限”来分析更合乎逻辑，也更容易理解。
历史上，这四个倾向会随着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的变化而改变其权重。面对苏联强大威胁时，“汉密尔顿主义”是主流，支持皮诺切特、索摩查、阿富汗圣战者和毛泽东反苏，都是基于“为利益而进取”的考虑。但苏联威胁消失，美国就放弃了皮诺切特和索摩查，转而在智利和尼加拉瓜支持民主，后冷战时代与中国也渐行渐远。这时的美国外交主流就逐渐转向“威尔逊主义”，倾向“为理想主义而进取”，喜欢在国际上扮演“民主灯塔”角色。
而在阿富汗推动民主，不仅与冷战胜利有关，与美国在伊拉克搞的“民主实验”有关，更与美国在阿富汗轻易推翻塔利班有关。
原来，美国对在穆斯林神权传统浓厚的地方推进民主的难度，并不是没有考虑的。一位在我国驻美使馆工作过的朋友当年曾提到美国同行与他的一次私聊。此公解释美国在伊拉克推翻萨达姆不是为了石油（后来证明，战后伊拉克石油开发的份额，中国、欧洲都高于美国）而是为了在阿拉伯世界开创一个“民主榜样”。
那么为何先对萨达姆下手呢？据说是分析了伊拉克有“四合一”的独特条件：
第一，萨达姆由于两伊战争和吞并科威特，在全球、包括在穆斯林世界中都极为孤立，国际上无人帮。
第二，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占人口绝对多数，他们都与萨达姆有深仇。即使在占人口少数的逊尼派和“复兴社会党”（萨达姆为首的执政党）中，萨达姆因为血腥残忍的“党内斗争”、“族内斗争”乃至“家内斗争”也是杀人如麻，连他的两个女婿、妻弟都被他杀掉，长妻和两女被软禁，因此萨达姆被认为在伊拉克国内也是极其孤立的，推翻他会得到普遍支持。
第三，美国虽然基本不需要伊拉克的石油，但伊拉克的石油富藏仍然很重要：它可以使转型后的伊拉克成为一个富裕的民主国家，而且石油财富的效益分配在民主体制下会比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国家更公平，从而增加这个“阿拉伯民主灯塔”的亮度。
第四，伊拉克还是中东地区水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在遍地沙漠的阿拉伯地区这甚至比石油都重要。整个西亚-内亚地区最大的“两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域绝大部分在伊拉克境内，这片“肥沃新月”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也是今天阿拉伯地区唯一可能成为农业大国的地方。照这位外交官的分析，即便转轨过程中出现经济问题，工业搞不成，石油被封锁，伊拉克仅靠农业也可以保证其经济自给有余，不会像某些转轨失败国家那样依赖美国“输血”、成为美国的负担。
我听那位朋友转述的这个说法后目瞪口呆：这个“威尔逊主义”的“民主外交”如意算盘简直打得不要太满。不过这也说明，即便是如此典型的“理想主义外交”，也还是要计算“投入产出”的。何况美国外交的四大主义不可能单用，即便威尔逊主义权重较高，也不可能仅为推行民主就无限付出美国的资源。后来的事实证明，即便有上述四大条件，美国在伊拉克的民主实验仍然不算成功。而条件远不如伊拉克的阿富汗就更困难了。
9.伊拉克与阿富汗“民主实验”中的共产党叙事
秦晖：人们对美国支持的伊拉克、阿富汗两国民选共和政府有许多批评，但至少有一种指责是这20年没有出现的，那就是专制独裁。
民主政治：“这也是伊拉克人想要的”——伊拉克共产党的故事
新世纪以来20年，美国以军事行动先后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在两国推行了两场民主实验。阿富汗的实验如今已告失败，伊拉克的实验也远比预想的艰难。人们对美国支持的两国民选共和政府有许多批评：争权夺利、腐败无能、忙于党争、少干实事。尤其是阿富汗失败后，美国巨量的投入不仅血本无归，而且事实上大量美国武器经溃败的政府军“运输大队长”落入塔利班之手，壮大了塔利班的武力，使反塔运动更难生存。美国焦头烂额之余尚不知如何善后。
但是，至少有一种指责是这20年没有出现的，那就是专制独裁。对于两国从传统时代至今的上千年历史中，这是仅有的没有专制独裁的时期。对此我们不必听执政者的，甚至不必听反对派自由主义者的，我们先来听听两国共产党的故事吧。
在伊拉克由于本系列“之八”提到的四大条件，2003年战后最初的情况的确是：美国及其盟友不仅神速地打败了萨达姆，而且战后第一时间也得到了除萨达姆死党外伊拉克各方几乎一致的欢迎。美军落地后最早成立的临时权力机构“布雷默六人委员会”和稍后的25人伊拉克管理委员会（IGC）中包括了各部族、教派、党派人士。美国人领导下的这6个和25个“傀儡”中都有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即哈米德•马吉德•穆萨，1993-2016年间任伊拉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成立于1924年的伊共，曾是阿拉伯世界最强大的共产党，1950-60年代也曾是伊拉克本国第一大政党。它在合法时期进过内阁，非法时期搞过“大起义”，至少两届领袖被当局杀害。苏东剧变后，它是世界上当时很少见的一直不改名、否认自己已转变为社会民主党的正统共产主义政党之一。萨达姆时代厉行反共（当然反的不仅仅是共）暴政，该党成员几乎被杀光。穆萨总书记逃到库尔德人地区幸存下来。美军一来，他（以及伊共）就出来做了“带路党”。
穆萨同志为何给美军“带路”？因为美国支持共产主义？当然不是。因为民族主义，要捍卫伊拉克主权？显然也不是。萨达姆时代伊拉克没有人权，“主权”却强硬得不得了——都扩张到科威特去了。而美军初到这一年的伊拉克处于联军“临管”状态，犹如麦克阿瑟治下的日本，谈不上什么主权。直到2004年伊拉克临时政府成立、IGC向其移交“主权”后自行解散，伊拉克才恢复了国家主权。所以，说穆萨参加的这两个“临管”机构是“傀儡”，虽难听，却是实情。
但这一年伊拉克也如1945年的日本，虽无主权，却有了人权。多年在暴君屠刀下东躲西藏九死一生的共产党人不但安全地回到社会，有了言论结社等自由，能够放言宣传共产主义。谈论“人权与主权孰大”这种话题，他们应该最有资格了吧。共产主义和国家主权都是好东西，但没有人权两者都是假的。而在“暂无主权却保障了人权”和“‘主权’强大却没有人权”这两种状态下应该如何“两害相权取其轻”，伊拉克共产党人的回答是很明确的。
我不由得想到1945年盟军占领德国，劫后余生的德共带领盟军抓捕纳粹，他们是反法西斯抵抗英雄，还是“德奸”？东德时期的领导人很多都炫耀过这种经历，因为占领军中有“苏联同志”。而在麦克阿瑟治下的日本，由于后来的冷战，似乎没有听说1945年重回人间的日共炫耀自己的带路行为。但日共在二战时期帮助盟军（包括中国和美苏）对抗本国当局也是众所周知。我们又该如何评价他们？
推翻暴政十周年后穆萨（当时是国会议员）代表伊共发表讲话，指责美国推行民主不力。他说，与伊共为反抗萨达姆暴政所流的血相比，过去十年取得的进步太小：“每一个理性的人都真正期待暴政的垮台，期待它将被社会和经济生活各个领域的正义、平等和普遍福利所取代。然而，伊拉克人民在过去几十年里努力实现的目标只有一小部分取得了成果。”（注1）他没点明的是那一小部分成果是怎么来的。
如今在新伊拉克，伊共仍是一个活跃的合法小党，虽然该党本身选民不多，但通过加入政党联盟“塞伦”（“争取改革”），它在国会中有13个议席。现任总书记法赫米曾任马利基政府（2006-2010年，据说是新伊拉克最“亲美”的一届政府）的科技部长。作为共产党它虽然也批评美国，但由于在世俗主义、女权、政教分离、社会平等诸方面持有与美国类似的“普世”立场（共产党人所说的“国际主义”立场），该党仍被宗教保守势力骂为“美国代理人”。但2018年大选却爆出一个奇迹：伊共女党员苏哈达•哈提卜从以宗教保守派基地著名的“圣城”纳杰夫脱颖而出，当选为国会议员。她在胜选宣言中声称：“我们不是外国代理人。但我们想要社会正义、公民身份，反对教派主义，这也是伊拉克人想要的。”（注2）
“阿富汗人民这次没有抱有幻想”——阿富汗毛派共产党的故事
而与伊共领袖因美军而获救相反的，是阿富汗共产党领袖（纳吉布拉）被塔利班极尽凌辱的酷刑残杀。但某处的一批号称共产党者，却站在塔利班立场痛骂美国是魔鬼……。
其实，塔利班镇压的共产党或疑似共产党人多去了。不仅有众所周知的亲苏共产党如纳吉布拉者，还有人数很少但确实存在的“毛派”共产党。在1963-1973年查希尔国王的“皇冠民主”时期，阿富汗的大学生中出现共产主义的学生运动，包括亲苏派“人民民主党”和“毛派”“进步青年组织”。中苏对立也导致了两派的敌对。亲苏派在苏军扶植下掌权后，镇压毛派比前国王厉害得多——考虑到亲苏派内部的“人民派”和“旗帜派”也是你死我活，他们以毛派为敌并不奇怪。
当时毛派曾在中国支持下与美国、巴基斯坦支持的圣战者一起武装抗苏。但是，圣战者中巴基斯坦集中支持的希克马蒂亚尔却非常仇视毛派，据说他曾声称“中国比俄国更危险”，早年他与毛派领袖赛义达•索坎丹是喀布尔大学同学，在学生运动中各自带领极右与极左的两极。最后希克马蒂亚尔派人暗杀了索坎丹。希氏后来成为圣战者中融入塔利班的一派。同为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扶植的极右势力，塔利班虽然后起，仇共仇毛派却绝不亚于希氏。塔利班第一次夺权后，在虐杀纳吉布拉、屠杀亲苏共产党的同时，对毛派的镇压也更加残酷。
而共和政府时期毛派虽被排斥，也没有瓦坦党、民族团结党等所谓“世俗左派”那么活跃，却也并非到处躲藏。从阿富汗毛派一向弱小的历史而言，共和时期绝对是其活动的高峰。与亲苏的伊拉克共产党和阿富汗亲苏共产党的后继者都表示支持共和政府不同，阿富汗毛派共产党坚持极左立场，对“美帝国主义及其扶植的傀儡政权”仍然批评不断。但也就是“口炮党”而已，20年来没有听到他们有什么针对“美帝及其傀儡”的革命行动。而他们非常清楚：不久前共和政府垮台、塔利班二次掌权，对他们与对阿富汗民众都是沉重灾难。阿富汗共产党（毛主义）在塔利班获胜的两周内即两度发表声明，对塔利班进行谴责。其严厉程度甚至比在潘杰希尔举兵反塔的小马苏德等人更甚。声明呼吁阿国各派和国际社会都不要心存幻想，不要相信塔利班的“开明”表态。声明中说：
“塔利班迅速而出人意料的胜利震惊了人民。人们涌向机场、逃往伊朗、巴基斯坦和中亚国家的令人震惊的一幕，无不显示出人们对塔利班的恐惧。阿富汗人民这次没有抱有幻想，因为他们知道塔利班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塔利班试图表现出和解以获得人民的同意并减少他们的恐惧。塔利班的‘大赦’和组建‘包容性’政府的承诺并没有消除前政权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雇员的恐惧。妇女和少数民族被排除在政治舞台之外，媒体自由进一步受到限制。百分之八十的媒体已被关闭。妇女被禁止在户外工作……。塔利班不仅要吸引前政权的官员，还要争取美帝国主义及其盟友的支持，把自己装成可以接受的样子，但任何魅力攻势都难掩他们丑陋的面目。一些以前属于傀儡政权的技术官僚已表示愿意与塔利班政权合作。普什图沙文主义分子更热衷于支持塔利班。在他们看来，塔利班的伊斯兰埃米尔国将支持普什图沙文主义和他们对国家的统治。
……塔利班谈到组建一个‘包容性’政府，……但正如塔利班发言人扎比胡拉•穆贾希德所说，塔利班的意识形态和基本信仰没有改变。……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塔利班的主要口号是结束外国占领并建立一个基于伊斯兰教法的政府。现在他们有机会，他们将建立一个沙文主义神权政治，基于对伊斯兰教的封闭和极端主义解读，制定宗教法律，极大地限制个人、社会、政治和文化自由。妇女、工人、社会政治活动家、政党和团体以及共产党人将受到压制。塔利班试图对社会施加政治和文化瘫痪。他们寻求完全服从他们的统治。毛拉们将作为社会的知识、道德和政治指南，引导抱怨人群。世俗政党将不被允许运作，甚至其他伊斯兰和圣战政党也将不被允许运作。对权利和自由的压迫和压制会导致对塔利班的抵抗。……
民族沙文主义将是塔利班政权的另一个基本特征。塔利班打着伊斯兰团结的幌子，拒绝被压迫民族的要求，称其反对伊斯兰教。虽然这次塔利班的队伍中有一些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和逊尼派哈扎拉人，但这并不妨碍塔利班将政治权力集中在普什图统治阶级手中，从而导致更多的社会对立和种族分裂。
塔利班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各派别之间的内部分歧，……塔利班内部有几个派系，两个主要派系是海巴图拉毛拉领导的奎达舒拉和希拉贾丁哈卡尼领导的白沙瓦舒拉。然而，也提到了由毛拉曼苏尔和毛拉雅库布领导的派系。因此，塔利班面临的最直接的挑战，一方面是塔利班各组织之间的分歧，另一方面是官僚和领导层之间的分歧。海巴图拉毛拉领导的主要派系是杜兰尼氏族，他们与希拉贾丁•哈卡尼和哈利勒•哈卡尼领导的哈卡尼派有分歧——后者是加尔杰氏族。显然，‘包容性’政府的含义首先是塔利班不同派系之间的权力划分。因为塔利班领导的主体来自坎大哈、赫尔曼德和乌鲁兹甘三个省。”（注3）
西亚民主之难
总之，无论伊拉克还是阿富汗，无论是亲苏共产党还是“毛派”，他们对美国人和共和政府当然不可能满意，甚至有不客气的批判，但是对于两国所谓的反美、反共和的伊斯兰极端势力，他们的仇视是不能与批评美国同日而语的。其实道理很简单：美国人来了他们至少还能反对，萨达姆、塔利班来了他们活下来都很困难。对照我们这边那些为塔利班辩护、甚至把塔利班描绘成仁义之师的人，真是令人感叹。
然而，两国的民主都屡经挫折。即便是前述条件更好的伊拉克，在短暂的“欢呼解放”过去后，后来民主转型的难度也是出乎预料。多年来伊拉克一直冲突不断，教派斗争加上跨国恐怖组织（“基地”、“伊斯兰国”等）祸害，2004-2007年间几乎处于内战中。而“发展中的”民主宪政一直维持至今，驻伊美军也在2007-2011年间分步骤完成了有序撤军。与阿富汗相比，这已经是很不错的成就了。
但伊拉克几年前其实也遭遇了一次与今天阿富汗堪可比较的严重危机：美国撤军没几年，2014年此前闻所未闻的“伊拉克黎凡特伊斯兰国”就突然崛起——堪与今天塔利班的突然崛起相比，而且同样显示出“新生民主政府”军事上的无能。短短数月，伊拉克包括第二大城市摩苏尔在内的大片国土沦亡，“伊斯兰国”打到距首都仅60公里的重要城市费卢杰并占据两年之久，兵锋一度逼近巴格达机场，几乎导致新伊拉克的覆亡。但当时美国没有像今天的拜登那样撒手，而是重新恢复干预。在美国大规模空中力量和小股地面人员的支援下，伊拉克共和军经三年苦战才基本光复了国土。
而阿富汗的运气就更差了。
1. http://www.majalla.com/eng/2013/03/article55239710
2.https://www.middleeasteye.net/news/first-female-communist-mp-iraqs-holiest-city-calls-social-justice
3.https://cmpa.io/en/2021/08/26/declaration-of-the-communist-maoist-party-of-afghanistan-about-the-fall-and-collapse-of-the-puppet-regime-and-our-urgent-campaign-tas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