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y 无法摆脱书的
你好啊，你甭想摆脱书了，嗯，即是别想摆脱穷——啊呸，这乌鸦嘴。不过实际情况，爱书人大多不富裕，有点闲钱买买书，就容易知足了。
如果你是爱书人，闲余翻翻艾柯＆卡里埃尔的“密室对谈录”《别想摆脱书》，一定会有很多共鸣。暌违许久，插图新版《别想摆脱书》出来了。
一个对谈，要好看，不是容易事。对谈双方需要同一个等量级，并且有诸多相似的兴趣爱好点，才可能补充、碰撞。在这点上，艾柯＆卡里埃尔，可谓双壁。
一位是百科全书式学者、作家，另一位是杰出的编剧，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得主。他们都是爱书人、藏书家，海阔天空聊谈由书延伸的种种话题，自然好看。偷偷说一句，理想君看完这本书后，偏爱卡里埃尔。
诗人海涅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在他们开始烧书的地方，他们最终会烧人。曾经（或者还在继续），如果你是异端分子，“胡言乱语”，触碰禁忌，等待你的是悲剧命运（此处顺插一个硬广：理想国最近出版的金茨堡《奶酪与蛆虫》《夜间的战斗》便是这方面很好的例子讲述）。
对谈者，安贝托·艾柯（Umberto Eco），享誉世界的哲学家、符号学家、文艺批评家和小说家，二十世纪最后一位百科全书式学者，少有的将精深学术与玄奥著作变成畅销书的作家，作品被翻译成三十五种文字之多。
对谈者，让-克洛德·卡里埃尔（Jean-Claude Carrière），法国电影泰斗、国家电影学院创始人、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得主、著名作家，《布拉格之恋》、《铁皮鼓》、《大鼻子情圣》等八十多部经典电影剧本的创作者，电影大师布努埃尔最青睐的编剧，龚古尔文学奖得主。
艾柯：比如古罗马人想出来的“除名毁忆”（damnatio memoria）之刑。“除名毁忆”由元老院投票表决，判处某人在死后处于默默无闻和彻底遗忘之中，也就是将他从官方名录中删除，或销毁他在公共场所的雕像，或将他的出生日宣布为凶日。话说回来，在斯大林时代，人们也干过类似的事，把某个被放逐或遭暗杀的领导人从照片里抹掉。今天要想让某个人从某张照片上消失可就困难多了，人们很快就能在网上找到原本的老照片。消失者不可能消失很久。
卡里埃尔：还有“自发的”（spontané）集体遗忘，在我看来，这比集体荣誉更强大。这不像古罗马元老院那样是有意识的决定，而是无意识的选择，一种间接的修正主义、平和的驱逐除名。集体记忆存在着，正如集体无意识和集体遗忘也存在着一样。某个“辉煌一时”的人物被我们不知不觉地淡忘，没有人故意驱逐，没有人使用暴力。他自行消失，毫不引人注意，去了黑暗王国。某个人走出我们的记忆，被缓缓驱逐出我们的历史书，我们的谈话，我们的纪念，就好像他从来不曾存在过一样。
艾柯：我认识一个意大利评论家，据说他会给人带来厄运。人们流传着关于他的传说，很可能他本人最终也演绎起了这个传说。直到今天，人们讨论很多作品时始终不提他的名字，尽管他在这些作品中占有绝对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某种形式的“除名毁忆”。至于我嘛，我从来都不忌讳提到他。这不仅因为我是全世界最不迷信的人，还因为我非常欣赏他，到了不能掩饰的地步。有一次，我甚至决心坐飞机去拜访他。由于我没有因此而遭到什么厄运，人们又传说我受到他的保护。总之，除了包括我在内的“少数幸存者”（happy few）还在继续提到他以外，他的荣誉确实已经失去了光彩。
卡里埃尔：当然，有好些办法可以判处一个人、一部作品或一种文明处于沉默和遗忘之中。我们提到了其中几种办法。有条不紊地摧毁一种语言—正如西班牙人在美洲所做的那样—显然是最佳办法，让这种语言所表述的文明彻底不可接近，并且接下来对这种文明为所欲为。然而，我们看到，这些文明、这些语言还是抵制住了。让一种声音彻底消停，把一种语言彻底抹去，这并不容易；几世纪的时光始终在一边低吟。你说得对，拉什迪事件给人希望；这无疑是全球化社会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成果之一。唯一的风险在于，传播中的信息变得无法证实，所有人都可能成为提供信息的人。我们刚才也谈到这一点。自愿提供信息的人，或多或少有点能力，或多或少带着偏见，很有可能突然就成为信息的杜撰者、臆造者，每天对着世界幻想。我们很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描绘世界，接着又把我们描绘的样子当成事实。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倘若有必要解决的话，毕竟想象的新闻也不乏魅力—就意味着没完没了的核实。而这令人厌烦。单单一个证人不足以证明一个事实（对于一桩犯罪也是如此），必须汇集各种观点和证词。但在大多数时候，如此庞大的工程所需要的信息核实工作并不值得去做。人们任其传播。
艾柯：回到用减法实现审查的问题，一个独裁者想要遏止网络的信息来源，很可以传播一种病毒，破坏每台电脑上的所有个人资料，从而实现规模巨大的信息封锁。如果我们把个别信息存入U 盘，那就不可能彻底破坏了。也许这位网络独裁者至少可以破坏我们百分之八十的私人信息？
卡里埃尔：也许没有必要彻底破坏。我可以在文档里利用“搜索”功能，标出和某个关键词有关的全部信息，然后只需轻轻“点击”，就能全部删除，那么为什么不能想象某种形式的信息审查，只删除某个关键词或词组，但却涉及全球的所有电脑？如果是这样，我们的独裁者将会选择哪些关键词呢？在这种情况下，只好仰仗网民们的还击了—就像每次发生的那样。这是攻击和还击的老故事，只不过发生在一个新的领域。我们还可以想象一个新的巴别塔，各种语言、代码和解密线索突然消失。怎样的混乱状态！
托纳克：正如你们刚才所言，悖论在于，被判沉默的作品或人往往能把这沉默转化成某种回音室，并最终回到我们的记忆中来占有一席之地。你们能不能回来谈谈这种命运的逆转？
艾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从另一层含义来理解“除名毁忆”。比如说，出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过滤、事故、火灾—一件艺术作品没有流传后世。严格来说它的佚失不能归咎于任何人。它就是消失了。但一部得到众人注释和赞美的作品，它已经消失这一事实更会引来关注。这就是古希腊的格泽西斯的情况。除了画家的同代人以外，谁也没有见过他的画作，但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在传说他的故事。
托纳克：让我们回到火的审查这个话题。焚烧古代图书馆的人也许相信他们销毁了图书馆收藏的手抄本的全部痕迹。然而，在印刷术产生以后，这就变得不再可能了。烧掉一本书的一册、两册，乃至一百册，并不意味着销毁了这本书。还有许多私人或公共图书馆想必藏有同一本书。那么，诸如纳粹所升起的现代焚书火堆又有什么意义？
艾柯：审查者很清楚，他不可能销毁每一册被禁的书籍。但这种特定的方式可以让他以造物主自居，有能力在火中销毁整个世界，以及关于世界的全部观念。借口就是促使一种被某些著述败坏了的文明得到新生和净化。纳粹讲“堕落的艺术”不是偶然。宗教裁判所的火刑就如某种治疗措施。
卡里埃尔：印度教的湿婆神很好地表现了这一发表、传播、保存和销毁的意象。湿婆在火圈中起舞，他有四只手臂，其中一只手举着一面手鼓，鼓的节奏是宇宙的心跳，另一只手则放出火焰，在瞬间毁灭整个宇宙。这两只手处于水平的位置。
湿婆神
艾柯：这与赫拉克利特或廊下派哲人们的想象相去不远。一切从火中诞生，一切在火中毁灭，并从头来过。正因为此，人们总是焚烧异端分子，而不是砍下他们的脑袋，尽管砍头更简单，也不至于那么令人难以忍受。焚烧是一个启示，传达给所有那些拥有同一观念或同样书籍的人们。
卡里埃尔：以戈培尔（纳粹时期德国宣传部长）为例。他大概是唯一收藏珍本的纳粹知识分子。你刚才说得很对，那些焚书的人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想要焚烧一本书，必然是充分认识到它的危害性。与此同时，审查者并没有发疯。烧几册禁书目录中的书，并不等于彻底销毁这本书。他十分清楚这一点。但他想告诉别人：你们有权利焚烧这本书，不要犹豫，这是一个良好的行为。
托纳克：这就好像在德黑兰或别的地方烧美国国旗……
卡里埃尔：当然是这样。烧一面国旗就足以向世人宣告一场运动或一个民族的决心。然而，正如我们多次看到的那样，火从来不可能把一切掩埋在沉默之中。即便在肆意根除多种文明遗迹的西班牙人中间，也有某些修士尽力挽救了一些样本。伯纳狄诺·迪·萨哈冈，我们已经提到过了—我们再怎么提也不会嫌多—他暗中让阿兹特克人重抄那些被丢进火堆的书。他还让异教画家为这些书作插画。只是，这个不幸的人在有生之年没能看见自己的书出版，因为有一天政府下令让他交出自己的作品。他是个天真的人，甚至主动提出要上交自己的草稿。幸亏没有。两个世纪以后出版的著作大都以这些草稿为基础，而这几乎就是我们所了解的阿兹特克人的全部文献。
艾柯：西班牙人用了漫长的时间来摧毁一种文明的遗迹。但纳粹却只用了十二年。在纳粹征服书籍的运动中，有些东西颇为有趣。制订纳粹文化政策的人是戈培尔，他完美无缺地掌握着当时最新的信息工具，知道收音机即将成为主要的通讯媒介。以媒体传播来反抗书籍传播，真有预见性呵！
托纳克：我们提及把书神圣化的“书的宗教”。大写的至高无上的书传达出某种价值，凡是背离这些价值的书都会丧失资格并遭到摒弃。我想，在这些讨论之后，我们应该谈一谈藏书中的“地狱”，也就是这样一些书，尽管没有被焚毁，却被搁在一边，远离一切可能的读者。
卡里埃尔：谈论这个话题有好几种方式。比如，我曾吃惊地发现，直到20 世纪下半叶，西班牙文学里不存在任何情色作品。这是某种形式的“地狱”，不过里面空无一物。
艾柯：但西班牙人却说出了世界上最可怕的亵渎神明的话，我都不敢复述。
卡里埃尔：是的，但连一部情色作品也没有。有个西班牙朋友告诉我，六十年代他还是孩子的时候，有个伙伴告诉他，《堂吉诃德》里居然提到tetas，也就是女人的奶子。在当时，一个西班牙男孩因为在塞万提斯的作品里看到tetas这个词而感到吃惊甚至兴奋。除此之外他一无所知。甚至连骑士颂歌都没有。从拉伯雷到阿波里奈尔，所有法国大文豪们都至少写过一部情色作品。西班牙作家却没有。在西班牙，审查真正做到了净化词汇，扼杀文字，如果没能扼杀事物本身的话。奥维德的《爱的艺术》也长期被禁。奇怪的是，有些专写这类文学的拉丁语作家都来自西班牙。我想到了马尔蒂亚里斯，他是卡尔塔尤德人。
艾柯：有些文明在性方面开放得多。庞贝壁画或印度雕像就让人有这种印象。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比较开放，但到了反宗教改革时代，人们开始给米开朗基罗的裸体穿衣。中世纪的情况最奇特。官方艺术极为一本正经，极为虔诚；然而，在民间创作和吟游诗人诗里却有大量的猥亵之作……
卡里埃尔：据说印度是情色的发祥地。这也许是因为印度拥有迄今最古老的性爱指南《爱经》。这本书和克久拉霍神庙正面雕饰一样展示了性交的各种可能的位置和方式。然而，自从这看似淫逸的时代以来，印度一直在朝着某种越来越严苛的清教主义演变。印度当代电影里甚至没有接吻的镜头。这无疑一方面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风俗的影响。但我相信这里面同时存在着某种纯属印度的清教主义。说到我们自己，我记得五十年代做学生的时候，要想找色情小说，只能到巴黎克里希大道和日耳曼–皮隆拐角处的一家书店的地下室去。我们也没什么好自我吹嘘的！
艾柯：巴黎国家图书馆的“地狱”藏书，恰恰就是这个原则。书没有被禁，但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
卡里埃尔：国家图书馆的“地狱”藏书基本带有淫色意味，与传统风俗相悖，这批藏书创建于法国大革命以后，均从修道院、城堡和个人藏书（包括王室图书馆）充公而来。这个“地狱”等待着复辟时代的到来，各式各样的保守主义将重新取得胜利。我很喜欢一种说法：必须有特殊许可才能阅览“地狱”里的书。人们以为下地狱很容易，其实并非如此。地狱被锁着，不是任何人想去就去。另外，弗朗索瓦·密特朗图书馆曾经组织过一次展览，展出这些“地狱”之书，反响极佳。
托纳克：你们去参观这座地狱了吗？
艾柯：这批藏书如今都已再版，再去参观又有什么必要？
卡里埃尔：我没去参观，只了解一部分，里面肯定有一些书是我们读过的，并且是收藏者们多方求索的珍本。这批藏书并不仅限于法文书。阿拉伯文学在这一领域取得了非常丰富的成果。阿拉伯语和波斯语都有类似于《爱经》的典籍。只不过，相比我们提及的印度，阿拉伯–穆斯林世界似乎早已遗忘了它热情似火的源头，而陷入某种与这些民族的传统格格不入的意想不到的清教主义。
回到18 世纪的法国。毋庸置疑，正是在这个世纪里，带插图的色情文学（发源于两个世纪以前的意大利）开始出现并大受欢迎，虽然往往以非法形式出版。萨德、米拉波和雷斯蒂夫的书都是暗中出售。这些作者写的情色小说大同小异，讲的都是某个年轻的外省女子面临巴黎的各种荒淫陷阱。
这其实是一种伪装之下的前法国大革命文学。在那个年代，色情文学确实扰乱了好风俗和好思想。它是对社交礼俗的正面攻击。在狂欢的酒宴背后，我们几乎听见了大炮的声响。米拉波就是这样一位情色作家；对他而言，性是一场社会大地震。这种性的兴奋、色情文学与革命前夜的社会环境之间的联系，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显然就不再以相同的面貌呈现。别忘了，在恐怖时代，一些真正的爱好者租一辆马车，前往协和广场观看死刑现场，并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利用这个机会在车里或干脆在广场上读一段方块文章。
萨德侯爵在这方面是个无与伦比的非凡人物。他是一位革命者。被关进牢狱是因为革命，而不是因为他的著作。我们必须强调一点：他的书确实刺激人心。阅读这些滚烫的字句与创作这些作品一样，是颠覆性的行为。
大革命以后，色情文学依然存在这种颠覆性的维度，不过是在社会范畴，而非政治范畴。当然，这些书也照旧被禁。为此，某些作者始终否认他们曾经写过色情小说，即便在我们今天。阿拉贡始终否认自己是《伊莲娜的阴户》的作者。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不是为了赚钱而写。
这些注定下地狱的书遭遇查禁，因而卖出的数量极为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写作的欲望大大超过了赚钱的欲望。缪塞在和乔治·桑写《伽米亚妮》 时，也许感到有必要摆脱自己通常的矫揉造作。他直截了当。这成了“过度的两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