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注：三篇文章角度各異，立場也有不同，雖然博主個人更傾向於后兩篇的觀點，但如果就此略過第一篇，閲讀時可能會有無的放矢之感。三篇一起完整閲讀才能真正瞭解到宏觀敘事的缺陷，而這也是本博客一直以來的目的之一。
阿富汗的国家建构何以失败？
（编者按：本文为刘瑜“看理想”音频节目“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第21讲的文字稿。出于页面简洁的考虑，删除了原文的注脚。）
你好，我是刘瑜，欢迎来到比较政治学节目，今天是第21讲。
前面我们花了好几集的节目谈论国家能力的来源，我们谈到了战争、文官制、社会运动等等因素的作用，不过，谈论这些因素的时候，我们都是在谈论国家建构比较成功的案例，欧洲、中国、美国。今天，我却想谈论一个“失败国家”：阿富汗。在我们这个节目的开头，我就说过，比较政治学要避免“优胜者偏见”，要把失败者也带入比较的视野，才能做出平衡的分析。在国家能力方面，阿富汗正是这样一个反面案例。
一
说到阿富汗，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恐怕是战火、恐怖袭击、贫困、落后。没错，这确实是个非常悲剧的国家。阅读阿富汗史的时候，我发现一个有趣的对比。对于我们中国人，整个20世纪，1978年之前，生活是颇为动荡的，但是1978年之后，过去四十多年，生活大体而言不断改善。而阿富汗的经历刚好相反，在整个20世纪，1978年之前，他们的生活是大体平静的，连一战、二战都没有卷入。很多人可能在网上看到过一些6、70年代喀布尔的照片，比如我们文稿里这两张图片（图1和图2），那时候的喀布尔街道秩序井然，女性时尚现代，整个国家朝气蓬勃，但是1978年之后，一切都急转直下，40年来，阿富汗再也没有目睹过真正的和平
1978年，阿富汗发生了什么？一场政变。在这场被称为“沙尔革命”的政变中，极左的人民民主党推翻了达伍德政府，建立了一个激进左翼政权，从此开启了阿富汗的噩梦模式。这里需要交代一下，达伍德1973年也是通过政变上台的，当时，他认为王室过于保守，而他希望推动更加左翼的社会变革，所以推翻了阿富汗王室，建立了阿富汗共和国。结果5年之后，他本人又被更左翼的人民民主党推翻，结局可以说非常反讽。
1978年沙尔革命后，人民民主党上台，开始推行更激进的改革，但是，没想到阿富汗人民并不领情，进行了激烈的反抗。新政权很快挺不住了，于是向苏联求援。1979年，苏军开着坦克就进来了，战争由此开始：一边是政府及其后台苏军，一边则是武装民众。本来，根本没有什么军事训练的民众，怎么可能打得过苏联的飞机大炮？但是，适逢冷战高峰，阿富汗的武装民众背后涌现出一批热情的大哥：美国、巴基斯坦和沙特。也正是在这时候，本拉登毅然抛弃了他在沙特的富豪生活，作为一个国际主义战士，来到了阿富汗。所以，在他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之前，他确实曾是美国的亲密战友。于是，在所有这些力量的搅和下，一场本来可能短平快的军事行动演变成了一场长达十年的噩梦。
1989年苏东巨变，苏联撤军。事实证明，苏联的入侵是一个悲剧，苏联的撤退则是一个更大的悲剧。苏军撤离后，苏联支持的纳吉布拉政府勉强挣扎了3年，于1992年垮台。本来，这是阿富汗结束战争、回归常态的机会。事实上，苏联倒台、冷战结束后，有一批陷入左右内战的国家都陆陆续续结束了内战，毕竟，老大哥都不在了，小弟们也不用再打了。但是，阿富汗却回不去了。1992到1996年，当初共同抵抗苏联的武装组织开始相互厮杀。如果和苏联的战斗只是摧毁了半个阿富汗，苏联撤离后的内战，则摧毁了另外半个阿富汗。也是在这个阶段，喀布尔被打回了石器时代。
混乱的内战，最后的确产生了一个最终的胜利者，只不过，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胜利者，而是奇葩的塔利班。本来，凶残如塔利班，即使不能构建一个美好的国家，也能构建一个有效的国家，但是，因为塔利班太奇葩了，各种倒行逆施，导致原先相互厮杀的小伙伴们纷纷团结起来与它对抗，这就是著名的“北方联军”。因此，即使塔利班上台，阿富汗内战还在继续，直到2001年塔利班被美军推翻。据估算，1978年到2001年，阿富汗大约有100-200万人战死，有400万人逃亡到巴基斯坦和伊朗，还有数百人在国内流离失所。对于一个总人口3000万左右的国家，这是难以想象的人间惨剧。
2001年美军入侵，一度被视为阿富汗的转机。然而，正如20年前的苏联，美军也逐渐发现，自己踏入了一个难以醒来的噩梦。2001年，全世界都认为美军已经赶跑了塔利班，但是很快，塔利班卷土重来，到2019年，政府只控制着35%的领土，塔利班占领了阿富汗13%的土地，而另外一半的领土上双方展开拉锯战。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参考文稿中的图片（图3）。
与此同时，因为安全局势的恶化，其它所有的治理维度都不可能真正改善。到2020年，阿富汗的贫困率高达人口的一半，鸦片成为阿富汗的支柱性产业，10%的人口吸毒，80%的阿富汗人表示害怕在境内旅行，2/3的人表示害怕投票。为什么害怕投票？因为塔利班屡次袭击投票站。阿富汗政府软弱无力的一个几乎是羞辱性的证明，是特朗普规划美军完全撤离的方案时，其谈判对象是塔利班，而不是阿富汗政府。事实上，塔利班和美国谈判的条件之一，就是不许阿富汗政府参加谈判。一个连“上桌吃饭”的权利都被剥夺的政府，谈何国家能力。
所以，回顾阿富汗的当代简史，我们发现，阿富汗过去40年的灾难延绵不绝，在所有可能逃离灾难的出口，阿富汗都错过了。注意，在我刚才描述的简史中，不是某一个政府、或者某一个政体难以建构暴力垄断的国家，而是任何政府、任何政体都难以建构国家。大家想想，过去40余年，阿富汗尝试过君主立宪、威权共和、极左政权、神权政治、美式民主以及无政府，可以说神农尝百草一样尝试了所有可能的政体，但是，在所有这些政体实验中，国家建构全都失败了。我们可能都听说过一个说法，把阿富汗叫做“帝国的坟场”，其实，阿富汗岂止是“帝国的坟场”，也是“制度的坟场”。二
但也正是因为阿富汗的国家建构如此失败，也给了我们一个理论窗口，去观察国家建构的各种阻碍性因素。为什么阿富汗的国家建构如此之难？在我看来，至少有四个因素。对这四个因素的分析，或许也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其它“失败国家”的失败原因。
首先是地理条件。大家不要觉得，自然和政治没有什么关系，关系非常之大。在比较政治学的内战研究中，许多研究都会把“多山与否”作为一个变量来分析。为什么？因为多山意味着政府触角的限度，也意味着叛军容易找到藏身之所。阿富汗就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大家可以看看解说词中的阿富汗地势图（图4图5）。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几乎完全被山地覆盖的国家，人类只是聚居在山间的峡谷地带而已。可以想象，在这种地形地势中，在交通通讯不发达的时代，不同社区之间交往是非常困难的，建立大一统的中央政府更是困难重重，因为这种地貌，出门买个菜看上去都像是去西天取经一样困难。
所以，自古以来，阿富汗的政治传统就是部落长老式的自治。直到1747年，阿富汗才建立了以当地人认同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式国家，这也就是延续了200多年、1973年被达伍德推翻的杜兰尼王朝。大家注意，1747年，这在中国已经是乾隆年间了，是中华王朝帝国的尾声了。但是，对于阿富汗，这时候它的国家建构才刚刚开始。即使是杜兰尼王朝，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间接统治，王室所真正控制的，仅仅是几个大城市而已，其它地方，主要还是各部落长老说了算。
所以，把阿富汗叫做“帝国的坟场”，听上去似乎阿富汗人多么厉害，仔细想想，其实阿富汗最厉害的不是他们的人，而是他们的山。我们都知道，1842年，英国在中国打赢了鸦片战争，但是同一年，大英帝国在阿富汗却遭遇了惨败。为什么？因为海战是英国的长项，而在山上打游击，英国人不会啊。最后，在阿富汗冬天的群山之中，上万英国人冻死的冻死，饿死的饿死。后来1979年苏军入侵、2001年美军入侵，也是发现，他们的武器再先进，面对这种延绵不绝的山脉难以发挥威力。道理很简单：你根本找不到敌人。这些游击队员在山里钻来钻去，出则为战士，退则为农民，没什么军人和平民的分野，你炸来炸去就是炸石头而已。问题在于，这种让帝国征服变得很困难的地理因素，同样也让国家建构变得很困难。它是“帝国的坟场”，也是“国家的坟场”。
好，说完了地形地貌，我们再来说阿富汗国家建构的第二个障碍。这个障碍还是与地理有关，就是它的地缘位置。自古以来，阿富汗地区都被大国强国包围，北边是俄罗斯及其势力范围，西边是伊朗和阿拉伯帝国，东北方向时不时出现蒙古帝国这样的游牧帝国，东南方向则是印度以及一度占领印度的大英帝国。因为地处这些大国的交界地带，所以很自然地，它就成为大国征战的通道。这就像张三和李四打架，可怜的小明偏偏住在他们两家中间，谁也不招惹，家里却总是被砸得稀巴烂。我们之前说，战争缔造国家，但问题在于，在阿富汗的背景下，战争往往是大国的代理战争，每一股势力本质上都是靠外力支撑，这种战争是无法真正完成构建国家的。为什么？这就有点像骑车。骑车是锻炼身体的，但是如果你骑的是电动车，不是自主发力，而是靠电池发力，那么骑的再远也锻炼不了身体。
更糟的是，因为是代理战争，所以战争怎么打也打不完，打不到暴力垄断的格局。本来阿富汗这样一个小国，内战很容易打完，决出胜负之后就实现暴力垄断了。但问题是，身处大国的包围圈，这些外国势力不让你打完。这边阿富汗人民民主党1979年快倒了，苏联开着坦克进来了，帮它续命。在苏联的帮助下，人民民主党本来可以搞定阿富汗，但是美国、沙特和巴基斯坦又进来了，帮圣战战士续命。1996年，塔利班已经建立政权了，但是美军又开着飞机过来了，赶跑了塔利班。2001年塔利班已经被赶跑了，一个准民主政体建立了，巴基斯坦那边的极端分子又打开了怀抱，又开始给塔利班续命。所以，本来可能三、五年能打完的内战，因为这些外部势力的干预，就变得没完没了，怎么也打不到句号。大家想想，如果当年秦统一六国的时候，刚要打赢，一会儿罗马帝国突然跑出来扶持韩魏赵，一会儿波斯帝国跑来扶持吴楚越，秦国的建国大业是不是就变得遥遥无期？幸亏罗马帝国、波斯帝国离得太远了，所以战争能打上句号。所以，地缘因素，是阿富汗国家建构的第二个障碍。
第三个障碍，是宗教。确切地说，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其实，历史上，阿富汗并不是一个宗教极端主义的国家。但是，两股力量的对撞，在阿富汗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第一股力量，是苏军入侵。苏军入侵后，本来一盘散沙的阿富汗立刻爆发出空前的宗教热情，因为宗教是唯一能把不同族群团结起来的力量。所有反抗组织都自称为Mujihadeen，“圣战战士”。可以说，阿富汗的宗教热情真的是被苏联捅马蜂窝捅出来的。
但是，如果没有另一股势力，这些圣战组织虽然有宗教名目，但本质上也只是军事力量，它们只是想赶跑苏军，未必想用“宗教理想国”来改造阿富汗社会。另一股力量是什么？是萨拉菲主义。什么是萨拉菲主义？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极端保守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它本来只是在沙特阿拉伯比较活跃，但是从1960年代开始，发了石油财的沙特开始向全世界推广这种原教旨主义，到1970年代末期，萨拉菲主义开始在巴基斯坦形成势力。
为什么巴基斯坦的萨拉菲主义会煽动起阿富汗的宗教极端主义？因为苏军入侵后，数百万的阿富汗难民涌向巴基斯坦，无数在巴基斯坦难民营长大的阿富汗男孩，被父母送到当地宗教学校上学。为什么上宗教学校？因为免费，不但教育免费教育，还经常提供免费吃住。而这些宗教学校教什么？教的往往就是萨拉菲主义。于是，在巴基斯坦的难民营中，整整一代宗教极端主义阿富汗少年成长起来了。苏军撤退后，他们回到阿富汗，成为塔利班的中流砥柱。塔利班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学生”。为什么叫“学生”？因为他们真的就是宗教学校的学生。所以，当塔利班征服阿富汗，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他们学过的教科书，实施一种极端保守的伊斯兰法。当时，感到震惊的不仅仅是全世界，也包括阿富汗社会自身——因为对阿富汗人来说，塔利班并不代表阿富汗本土的文化，它也是一种陌生的“外来势力”，一种由沙特、巴基斯坦传入的“进口文化”。
塔利班上台后，其所作所为大家可能多少都听说过：把已经进入职场和学校的女性重新赶回家门、强迫所有的女性蒙面、禁止音乐、电影和娱乐，炸毁了巴米扬大佛，恢复了很多伊斯兰教中古老的刑罚，比如用砍手来惩罚盗窃，用石头砸同性恋，公开虐待和处决罪犯。听众朋友中可能有人读过《追风筝的人》，里面就说到，塔利班连风筝都给禁了。如果不是这种“进口的”宗教极端主义，90年代的阿富汗本有可能回归1978年之前的样子，但是，阿富汗再也回不去了。
尽管塔利班2001年被推翻，但是塑造了它、以及它所塑造的极端主义文化，却开始浸润阿富汗的土壤，有可能在几代人之间，都不会完全消失。2013年皮尤中心有个民意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询问穆斯林对自杀袭击的看法，阿富汗人中表示“自杀袭击常常或有时是正当的”的比例高达39%，几乎是所有被调查国家中最高的。另一项民调中，当问及政治和宗教是否应该分离时，57%的阿富汗人表示不应该，宗教领袖应当介入政治。此类数字不仅仅是数字，它会转化为真实的悲剧。2010年《时代》杂志封面登出过一个阿富汗女性的照片，大家从文稿中也能看到这个照片（图6）。这个女性叫Bibi Aisha，生活在塔利班占领区，丈夫也是一个塔利班。因为数次从虐待她的丈夫家里逃跑，被丈夫亲手割掉了鼻子和耳朵，被扔到山上去等死，死里逃生后，才有了这个照片。所以，极端主义不仅仅是纸上的条文，它背后是无数悲惨的人生。
2001年后，这种宗教极端主义的力量，成为阿富汗国家建构最大的障碍。我们可能会觉得，为什么塔利班一定要和政府打？他们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谈谈、就像南非当年一样，实现权力分享吗？答案是：不能。至少，如果现在的塔利班还是过去的塔利班，答案就是“不能”。为什么？因为宗教原教旨主义带来的意识形态刚性。在他们的观念体系中，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法必须成为国土上唯一的和最高的法，而人类所能制定的法——不管是国王制定的、还是所谓民主议会制定的，只能臣服于伊斯兰法。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接受与政治世俗派分享权力？纯粹的权力之争可以讨价还价，但是你死我活的观念之争却没有商量余地。
妨碍阿富汗国家建构的第四个障碍，则是民族主义。对于国家建构而言，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它曾经是许多单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动力，但是，对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主义又往往是国家建构的离心力。比如，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造就了克罗地亚这个国家，但是对其原先的母国南斯拉夫来说，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就是一种离心力。希腊的民族主义使其摆脱了奥斯曼帝国，成就了现代希腊，但是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希腊的民族主义显然是国家建构的绊脚石。
阿富汗是个地地道道的多民族国家。文稿中可以看到阿富汗大致的族群分布（图7）：普什图族是最大的族群，占人口大约40%；第二大族群是塔吉克人，占大约25%；哈扎拉人，10%左右，乌兹别克人，10%。此外还有俾路支人、土库曼人，等等。这种碎片化的族群格局，显然是大一统政治的障碍。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则是这些民族周边，都有其族群的大本营国家。比如，阿富汗虽然只有1500万普什图人，但是在国界线的南边，巴基斯坦有3500万左右普什图人，相当于一个势力强大的娘家就住在隔壁。以此类推，塔吉克人受到塔吉克斯坦的支持，什叶派的哈扎拉人受到伊朗的支持。这种情况下，任何族群想要吃掉其它族群，都往往望而却步。
其实，现代史上，阿富汗的民族主义并不算严重，没有显著的分离主义运动。部分原因在于，多山地形以及由此形成的部落主义传统，不但消解了帝国、消解了国家、甚至消解了民族。我就是某某村的，“民族”是什么？还是太抽象了、太宏大了。但是，1979苏军入侵，不但动员出了阿富汗人的宗教热情，也动员出了他们的民族热情。原因很简单，以民族为基础进行军事动员，最有效率。
所以，我们看到，在苏军占领期间，虽然阿富汗几乎全民抵抗，但是抵抗的力量却是分片包干的。塔吉克人由著名的“北方雄狮”马苏德领导；乌兹别克人靠Dostam领导；普什图人最后大体聚集到了Hekmatyar手下；哈扎拉人也在自己的领地上抗战。这种“包干区”式的抵抗有其严重后果，那就是苏联被赶跑后，他们内部就开始为“胜利果实如何分配”的问题而大打出手。这就有点像国共合作打日本，日本一跑，国共自己就打起来了。只不过，在40年代的中国，内战是两军对垒，但是1989年之后的阿富汗，可不止两股势力，而是四、五股势力。这种情况下，要达成和平协议太难了，因为否决点太多，只要一方不合作，其它三、四方好不容易达成的协议就会被作废。也正是这种碎片化的状态，给了塔利班可乘之机。
今天，塔利班能够卷土重来，也和普什图人的民族主义相关。塔利班从普什图地区起家、其成员主要是普什图族，其藏身之处也主要在普什图地区。有民调显示，尽管在整个阿富汗，塔利班的同情者到2019年只有15%左右，但是在部分普什图省份，这个比例可以高达50%左右。正是普什图族提供的这种人员、物资、安全乃至心理支持系统，使得塔利班能够在最艰难的时刻存活下来并东山再起。
所以，回顾阿富汗的国家建构进程为何如此困难重重，我们发现至少四重因素：第一，多山的地形使得中央集权式政府难以形成，造就了部落主义的政治传统；第二，大国对冲的地缘位置则使得内战往往成为大国代理战争，战争难以打出胜负，任何暴力垄断格局难以形成；第三，苏联入侵激起的宗教狂热主义毒化了阿富汗的文化土壤，使得世俗政治力量难以建立；第四，多民族国家的结构，又使得各方政治力量难以就权力分配的方案达成共识。
三
阿富汗的困境也帮助我们分析其它国家的国家建构瓶颈。无论是特定的地形地势、地缘环境，还是宗教极端主义以及民族主义，都广泛存在于许多其它国家，阿富汗的不幸在于，它把这些因素合而为一，也因此沦落为当今世界上最顽固的“失败国家”之一。
不过，阿富汗的国家建构真的完全无可救药吗？也未必。阿富汗自己1978年之前长达半个世纪的相对和平稳定，就是这种可能性的证明。特定的地理因素虽然使中央集权式国家难以形成，但是部落自治式的治理结构也未必不可行。仔细分析，让阿富汗跌入今天这个漩涡的，主要不是静态的地理因素，而是两种极端主义的对撞：苏联式的极左主义，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这两种极端主义看似南辕北辙，在一点上却彼此相似，那就是它们“改造世界”的狂热，那种用理性主义、用纯净的道德理想、用原教旨去重新书写历史的热情。这种冲动摧毁了阿富汗原有的政治秩序，却发现在人心面前，暴力会抵达它的限度。很多国家都经历过极左主义或者宗教原教旨主义，但是把这两者在短时间内都经历一遍的国家，却似乎只有阿富汗，简直相当于一个人被两辆卡车分别碾压了一遍。更糟的是，这两种力量在阿富汗发生了遭遇战。关于这场遭遇战，有个学者的比喻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苏军入侵后，宗教极端主义的兴起，就像是阿富汗面对病毒入侵时的免疫风暴——它的确杀死了病毒，但是同时也杀死了自己。
所以，检视阿富汗沦为“失败国家”的过程，我们发现，最大的教训，其实是以极权追求乌托邦的危险——因为乌托邦过于乌托邦，所以要实现它，只能诉诸于高度极权。在这个过程中，极端助长极端，最终，它们在相互厮杀中完成了对彼此的哺育。其实，极端的并不是阿富汗的主流社会。2019年一项民调显示，只有15%的阿富汗人表示同情塔利班；80%的人表示支持女性权利、社会平等和自由表达。所以，阿富汗缺的不是温和的力量，缺的只是愿意为温和而战的力量。其实，岂止阿富汗面临这样的危险，在一个日渐极化的世界中，哪个国家不是如此？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刘瑜的阿富汗建国论错了
编者按：该文就《刘瑜：阿富汗的国家建构何以失败？》提出了不同观点，供读者参考。
作者： 朱海就
昨天看到一篇政治学者刘瑜写的文章《阿富汗的国家建构何以失败》，该文有超过十万的阅读量。但我认为这篇文章的逻辑是错的，这个错误所传达的信息也是有害的。
笔者认为，“建构国家”一个伪问题，如目标是建立国家的话，塔利班现在既然已经建立了国家，那就应该欢欣鼓舞了。所以，关键问题不是“构建国家”，而是“构建什么样的国家”，我们需要的是保障个体财产权的国家，不限制个体发挥才能的国家。即建立国家本身不是追求的目标，因为我们需要的不是国家本身，而是自由与繁荣，国家只是手段。
所以，在谈“国家建构”时，一定要区分不同类型的国家。她隐含地把建立集权国家也看作是成功的例子。根据这种逻辑，波尔布特建立国家，也是可以接受的了。如建构出来的国家是侵犯财产权，压制个体自由的国家，那么这样的国家就不是我们需要的。而且，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有国家一定比没有国家好，比如对柬埔寨人民来说，波尔布特建立的国家不如没有。可见，国家和自由繁荣是不能划等号的。
刘瑜把暴力视为构建国家的条件，根据这种逻辑，如构建国家是值得追求的目标，那么产生国家的暴力就具有了正当性，这其实正是塔利班的思维，因为他们做的正是用暴力来建立国家，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但是，很显然，暴力的合法性与是否构建国家无关，而是和是否保护个体的财产权有关。我们不能认为国家必然发挥保护个体财产权的作用，实际上，我们所担心恰恰是塔利班建立的国家限制人的自由，对个体施加制度性强制，也就是侵犯个体财产权。阿富汗人民需要的不是国家，而是一个保护私有财产权的国家。
事实上，侵犯财产权最严重的暴力恰恰来自构建国家的过程和国家的统治本身，如战争和强制。这种暴力的来源，是一些人试图把自己的认为的理想状态，如自由、公正和平等施加于人，或某种统治他人的欲望。他们采取暴力来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就是侵犯财产权的过程。阿富汗的暴力来源，恰恰是各方，如塔利班、苏联、美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都想把自己的意志或自己认为的理想状态或自己的权力欲望等等施加于阿富汗人民，这种强制必然会引起阿富汗人民的抗争，这导致了连绵不断的冲突。
正是一些人认为，需要构建出他们认为的理想国家才能有自由、秩序和平等等等，所以才产生了严重的暴力和冲突。而刘瑜倒置因果，她把由于错误观念所导致的结果（暴力），看作是构建国家的原因。自由首先要解决的不是暴力问题，而是认识问题或观念问题。正是普遍的错误观念，才导致了普遍性的暴力强制。
刘瑜之所以如此强调建国，我认为是因为她把国家看作是产生秩序的条件。但我想说的是，国家不应该被视为秩序的提供者，而应该被产权的保护者。如认为国家是秩序的提供者，那就等于认为，只要是国家提供的秩序都具有合理性，而这样的秩序往往是少数统治者建构出来的，他们借助于暴力把自己的秩序施加于社会。我们不能认为，这些由少数人建构出来的秩序，如塔利班的秩序，波尔布特的秩序必然需要被其他人接受，实际上这是对产权的侵犯。
因此，重要的不是“建构国家”，而是一种保护私有财产权的过程能不能展开。“建构国家”的目标，不等于这个过程的出现。如朝鲜确实构建了国家，但这个过程没有展开。所以“构建国家”其实是静态的理性建构思维。
那么这个过程怎么才能展开？我认为很重要的是，这个国家是不是允许文化、信仰和宗教朝着不断靠近自由社会的一般原理的方向演化。所以，阿富汗塔利班现在虽然已经建立了国家，但是如果它不开启这个过程，那么对阿富汗人民来说，也不能被视为成功建立了国家。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是阿富汗是否建立了国家，而是能否开启这个过程，也即走向文明。国家的构建并不必然意味着会开启这个过程。有时建立国家会使这个过程变得更困难。
Philosophia 哲学社｜塔利班是“阿富汗人民的选择”吗？
作者 / 星原
编辑 / 晖洁，Joe
排版 / 阿笙
摘要
「塔利班是阿富汗人民的选择。」这句话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通过对「人民」和「选择」两个关键概念进行探讨，本文试图揭露这句话的逻辑矛盾之处，并且阐述「人民选择」是如何被篡改，变成一种变相的「成王败寇主义」的。
前言
在过去「震撼世界的十天」中，激进组织「塔利班」迅速攻城略地，在8月15日进入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在2001年的美军入侵二十年后再次掌握全国政权。政府军纷纷投降，而前总统加尼逃亡出境。一个曾经以炸毁巴米扬大佛、鸦片和人口交易、摧残妇女和少数群体权益、甚至禁止唱歌看电影而著名的武装群体的凯旋，在国内外舆论界激起了轩然大波。
同时，我们不难发现在国内互联网中出现了许多给塔利班辩护、甚至支持塔利班的声音。一个著名典型如下：
在展开论述前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明白，现实政治的需求使得中国和国际社会必须和塔利班进行接触、谈判，甚至在未来承认其为合法政权。同时，国际法中的「不干涉原则」也必须纳入道德顾虑中。此刻也很难预见塔利班在2021年夺得政权后，在施政上是否会和二十年前有所不同。同时，可以想见，许多阿富汗平民也希望看见秩序和和平的回归，无论在谁治下。但是，即使考虑到此类因素与顾虑，许多支持塔利班的论点在逻辑和论据上仍是有着重大错误和漏洞的。
「人民的选择」
一个经常出现的论点是：「塔利班是阿富汗人民的选择。」他们的提出的一个理由是，阿富汗政府完全不得民心、并且贪污腐败、没有真正改善阿富汗人民生活的能力。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属实——阿富汗政府收受贿赂、任人唯亲现象非常严重，许多国际机构、包括联合国都明确指出了这一点。[1]根据Global Risk Profile 2020年的腐败指数报告，阿富汗位列世界最腐败国家之列[2]：
相比之下，美国人类学家Scott Atran则论证道，在塔利班所控制的许多乡村地区，塔利班能够提供旧政府所无法提供的基本的治安和稳定，并且「阻止了广泛的强奸和掠夺行为」。[3]同时，另一个较少有人提及的「获得群众欢迎」的因素是，塔利班自从九十年代以来就支持、保护许多普什图农民的鸦片种植和贸易——这比起种植粮食来说盈利的多，并且对很多灌溉系统被战火摧毁的社区来说，这是唯一的选择（罂粟交易因此也成了塔利班最大的盈利来源）。[4] 因此，「塔利班在许多地区比政府有着更好的群众基础」这一点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但是，这能够说明塔利班真正代表了「人民」的选择吗？我们来看如下这一个论点：
首先，网民批评、控诉塔利班显然不属于「干涉他国内政」——如果是的话，中国网民早已将美国内政干涉了个干净彻底。「干涉内政」一定是主权国家之间的行为，和个人无关。
比上述纠结更为重要的是对「人民的选择」的讨论。塔利班的胜利似乎很符合许多人关于「人民战争」的印象：来自农村的草根游击队员打倒了盘踞城市的由外国支持的政府，取得了最终胜利。但是，经过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人民选择」这个说法或许有隐藏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分别思考「人民」、「选择」两个词中暗含的意义，并在文章最后探讨其中矛盾之处。
1.关于「人民」
那么，什么是「阿富汗人民」中的这个「人民」？
我们可以从常见的用语中区分出三种关于「人民」的理解：
- 第一种是主权国家之中的公民全体，他们制定并遵从宪法的制度；
- 第二种则是在「民族叙事」之下，人民指代一个民族共同体中的（忠诚的）成员的总体。「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等口号之中，「人民」便属于此类用法；
- 第三种用法则带有强烈的近代中国特色——具体划分方法较为模糊，但是在一般的意象中指代在社会中从事生产工作的成员的总体。[5]一个例子是：「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
第二三种解释共通的隐含意义须在一种「反抗叙事」中加以阐述，这两种「人民」的概念设定了某个与「人民」对立的群体，比如「统治阶级」或者「民族叛徒」，是既定秩序的维护者，而人民作为具有创造性的挑战性力量和打破既定秩序的潜力，势必清扫这些「人民的敌人」。
我们发现，第二种和第三种用法的混合产物，是（在对塔利班的讨论中）最为常见的，我们在本文中也会以此为基础。首先，阿富汗很难说有一个「宪法之下的共同体」存在，因此第一种理解无法契合实际情况；其次，在一般讨论中我们也确实看到了许多言论将一些阿富汗群体「开除出人民行列」：比如试图在喀布尔机场逃离的群众，就被污蔑为「走狗」——他们既被看作统治阶级和社会精英、又看作和美国合作的「民族叛徒」，因此许多网民不再视之为「阿富汗人民」的一分子。
当然，这种（伪）阶级分类法有着很大的问题——因为「开除出人民行列」的评判标准是非常模糊的。因此，它往往变成以政治态度为准绳、强烈主观的判断，因此实际上和「阶级」的关系并没有声称的那么紧密。比如，许多人将旧政府的支持者、或从旧政权之下受到保护的人，统统称为「阿奸」、「叛徒」或者其他种类的「非人民」。当然，这些人确实会比塔利班的支持者更加「世俗化」、「亲美」，更有可能住在城市、收入更高；但是，他们具体的行业或收入并非许多是他们被网民「除人民籍」的必要因素。对他们对指责和控告基本只是在预设其政治立场。因此，塔利班自然就变成了「人民的选择」——不选择他们的人都已经不再是「人民」了。
这种「除籍」过程不仅是个逻辑循环，而且在实证上也站不住脚，更消解了和难民的共情。如下言论完美地体现了上述的两种「除人民籍」是如何融合的：
图中言论的问题在于，想要逃离喀布尔、想要逃离塔利班统治的人，就一定是这类「上层阶级精英」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首先，有很多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害怕塔利班的统治——塔利班是一个逊尼派、由普什图人主导的组织，而普什图人在阿富汗所有人口里也仅占45%左右。比如，生活在巴米扬地区附近的什叶派的哈扎拉人（Hazara），就一直和塔利班有着极为紧张的关系。而其他的民族，比如塔吉克人或者乌兹别克人之中，也有许多人非常恐惧塔利班（尽管塔利班近年来越来越多地招募这些群体的成员）。[6]这些人并非大富大贵——在塔利班攻占喀布尔之前，喀布尔早已挤满了来自各个省份的难民，许多人不得不留宿在街头和公园里。[7]而喀布尔市民中，许多人对当年塔利班在喀布尔施加严酷禁令、随意处决、撤销基本公共服务的行为也记忆犹新。这些人中能算得上精英的人屈指可数，甚至有些已是一贫如洗。下图是几天前许多阿富汗民众穿越巴基斯坦陆路边境时的景象
至于真正的精英，他们确实也跑了，但完全不至于如此狼狈。当许多人衣不蔽体地徒步逃离或把自己绑在飞机上时，阿富汗总统加尼的侄子采取了一种更为「优雅」的方式——乘坐私人飞机离开。[8]
这也表明了，同一的、带有主体性质的「阿富汗人民」（对立于「阿富汗精英」）只是一种幻想——这样宏大的叙事忽略了许多区域的、本地化的冲突和权力运作结构，完全不符合纷繁复杂的实情。
这样的「伪人民叙事」，是将中国历史中的某个固定话语范式强行套用在阿富汗的语境之下，削足适履的产物。比如，许多人将逃离喀布尔的人、以及阿富汗旧政府，称为「买办资产阶级」（显然是在「人民」范畴之外的），不为自己的国家谋取利益：
那么请问，美帝能够通过这些阿富汗买办窃取、剥削到什么样的财富呢？阿富汗消化美国商品的能力屈指可数，阿富汗的矿藏也未经开发。相反，阿富汗政府四分之三的财政收入来自国际捐助，而美国还额外支付整个阿富汗军队的军费。[9]统计显示，自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已经花费了约1400亿美元用于援助阿富汗——这还不算驻阿美军的消费对当地经济的拉动。[10]当然，此处并不在为旧政府或美军辩护：由于政府的腐败和低效，这类援助的很大部分被贪污或浪费了，并使得政府更加软弱、倾向寻租[11]；而且，美军的驻扎和许多鲁莽的军事行动也加剧了冲突的恶性循环，阻碍了和平进程。关于对美政策的严厉批评，可以阅读Astri Suhrke所著的《When More is Less》一书。但是毋庸置疑的是，美国从这一「投资」中获得的利益屈指可数，阿富汗是个使得「宗主国」倒贴无数金钱的「无底洞」。因此，不是外国在不断掠夺阿富汗的财富，而是阿富汗的许多经济项目和无数普通阿富汗人的生计都依赖于外来援助的巨款。
更上一层楼的是，世界粮食计划署（WFP）警告说，阿富汗的粮食短缺正在急剧恶化，很可能酿成人道主义灾难——而粮食一直是国际援助的重要部分。[12]塔利班掌权必将带来国际援助的大规模减少，使得粮食更加紧缺。面临饥荒折磨的普通阿富汗人会不会认为塔利班夺权将带来巨大风险？有能力和运气逃跑的普通人，有多少会不选择逃跑？
美国在阿富汗饱受诟病的政策，不代表想要离开的人一定参与了美军和前政府的恶行、或者是既得利益的「买办」；许多中文网络中的塔利班支持者很可能忘记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不具体研究当地情况的情况下，强行把局势发展塞入自己大脑中固定的「思考范式」之中，难道不是一种新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吗？
因此，这种强行使用中国历史的范畴创造出来的关于「人民」和「人民敌人」的想象，实际上并不符合实际。「阿富汗人民」是谁，仍是一个需要在下文探讨的问题。
2.关于「选择」
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得以进一步分析「人民的选择」中的「选择」所包含的意义。既然「阿富汗人民」这个概念用在这里漏洞百出，一个问题便呼之欲出：「谁选择了塔利班？」我们不能够含糊其辞地说：「历史选择了塔利班」；历史本身没有意志，无法进行选择，这仅仅是一种历史决定论式的修辞手法。那究竟是哪些现实中的行动主体「选择」了塔利班，这种「选择」又是什么样的？而怎样做出的「选择」才是好的、真正有代表性的？
十分常见的说法是：「许多支持塔利班的人实际上是从小受到了愚弄和蛊惑，相信了塔利班的空头支票。因此，他们的’选择’实际上并不真正代表其自身的利益，是被蒙骗的。」这段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塔利班一贯把阿富汗一切问题的根源都推到「异教徒境外侵略者势力」身上，而长期受到这类煽动影响的人很难真正做出好的「选择」。但是，本文不会过度强调这一点，因为「什么是『虚假意识』」的论点本身较为主观、会有不尊重他人自主性的嫌疑。我们仍然需要从其他的角度来阐述这种「选择」的问题所在。
一个政治势力要取得胜利，无论是通过选举还是内战，总需要得到许多团体和个人的支持，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些「支持」是在怎样的规则下转化为政治力量，而这些规则是否能够恰当反映出人民的意愿，才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首先，人民在哪种情况下做出「选择」，是值得赞许的，并使得这个被支持的政治势力得到道义上的合法性的呢？
很多人都能直觉认识到，提供形式的选择并不一定代表存在着一个实质的选择。一个比方是，当一个劫匪拿着刀问受害者是「要钱还是要命」、或者小学老师说「你来上黑板答题好吗？」的时候，我们很难说对方有什么真正的「选择」，虽然他们确实有着一个「选择」的表面形式。
那么，把这个简单的道理放在革命或者内战的环境下，会得出怎样的推论？内战中，「公平普选」等严格意义上的「选择」是没有办法做到的。那么，我们就得着重考虑，某个势力究竟是通过把个体从旧有的、压制性甚至压迫性的结构中解放出来，并且使他们能够相对平等地掌控和监督权力运行来获取支持，还是依托着压迫性的、威权的结构来取得权力。如果我们不注重上述问题，那么所谓的「人民的选择」很可能实际上是「人民没得选择的选择」，或是「地方实权派」的选择。
在这类框架中，权力和政治影响力以非常不平等的方式分配在个体中。毫无权力者可能会给予这类组织一定程度上的默许、甚至合作和参与。比如，许多阿富汗普什图族底层部落民众会给塔利班纳税、寻求他们的保护。但是，他们的这种「合作」不能证明他们做出了真正「选择」，因为这种选择的背景或许是来自传统部落结构的压力，又或许是绝望、走投无路以及塔利班可能的武力威胁。
一个组织表面上获得的「支持」、以及它能够动员起来的政治势力和人数的多寡，并不能直接决定它是否「更好」，更能够反映「人民的意愿或利益」。有时，通过动员许多传统的社会结构、以及通过压制许多人的政治参与，一个组织能够获得很强的政治力量。但是，在判断某个组织是否反映「人民的意志」时，必须考虑到以下问题：「社会中是否有哪类成员比起其他成员有着大得多的政治影响力？」「这一组织和群众之间有哪些中间人？他们怎么运用权力来掌握群众？」等等。只考虑这一组织取得的政治力量大小，或是它的战士平均是穷是富，都无法直接判定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意愿。
那么回到塔利班，他们是如何获得支持的呢？
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同时从教权和宗族方向入手，来鼓动阿富汗境内最为庞大的普什图族的支持。塔利班的领袖（多是普什图人）和许多特定的普什图部落领袖都有着宗族或者姻亲联系。[13]同时，苏联入侵后对普什图世俗长老权威的摧毁，使得后苏联时代受过宗教教育的宗教领袖获得了极大的社会权力——宗教教育需要熟练掌握阿拉伯语和教法，因此他们多数也来自较为富有的乡村家庭。这些人也是塔利班的紧密盟友。[14]因此，塔利班很容易就能通过宗族和教权的制度来进行动员，而这些有着强烈阶级化和威权化的制度很难说能够平等地反映一般无权民众的意愿和偏好。
而从民族角度来讲，塔利班得到多数人民「选择」的观点也说不通。直到近五年，塔利班的主要活动区也仅仅是在南方普什图区域（普什图人占人口不到一半），在其他民族区域（北方）获得的支持十分微弱。即使是近期在阿富汗的高歌猛进，也主要归功于腐败透顶的政府军的自行崩溃，而不是塔利班在阿富汗北方享有的民众支持。许多本地军阀在和政府离心离德的情况下选择默许塔利班胜利，甚至自己加入塔利班以换取安全。[15]而许多被抛弃的民众只好逃亡喀布尔露宿街头，或者留下来听天由命。因此，塔利班在相关区域的掌权能并不一定能反映这些群体的意愿。
同时，一个经常被忽略却至关重要的因素是，普什图部落传统中女性的政治和社会选择权是非常低的。一位阿富汗裔研究者评论道，男性在家庭中享有权威和决策权，而僵化的性别角色使得女性在公共领域几乎扮演不了什么角色[16]。普什图「人民」中的整整一半的发言权和「选择」被边缘化、被无视了。少数的部族领袖握有比普通部族男性大得多的权力，而男性又握有比普通女性大得多的权力。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案例是：Asia Foundation今年年初的一份阿富汗民调显示，女性公民对塔利班参政的联合政府有着比男性同胞大得多的顾虑和恐惧[17]：
无论是前政府方面还是塔利班方面，执政者和参与谈判的代表团中，女性的声音寥寥无几，政治影响力非常有限。在前政府中至少还有一些女性成员，而塔利班领导层则清一色是男性。一个把「人民」中的整整半数不由分说排除出政治议程的组织，最后竟然被称作是「人民的选择」，使人不禁怀疑，在中国各色「塔利班人民的老朋友」的心目中，女性是不是从一开始就被看作是「二等人民」。
除此之外，塔利班很大一部分资金来自国际宗教保守势力的捐助和支持，特别是来自海湾国家的组织，甚至沙特阿拉伯官方[18]；巴基斯坦宗教势力给塔利班提供训练、资金和交通，也早已是公开的秘密。[19]在阿富汗作战的塔利班部队中，有许多来自基地组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等极端组织的成员，许多人来自中亚、车臣等地区。[20]没有这些阴暗的国际联系，塔利班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
塔利班的胜利与其说是仰赖于「广大」人民的支持，不如说是他们有限的支持者非常坚定，而他们的敌人则在军事和政治上非常涣散。阿富汗人中的大多数并无能力干预发生的政治事件、也并没有对塔利班有主动的向往。是战争的结果强加于他们之上，而许多人只能在混乱的局势中寻找一种可以带来安全的选项，无论是和塔利班合作，还是冒险逃离这个国家。
那么，按照中国一贯的政治术语，对一个依靠宗族势力和教权、男权结构来发动支持者，靠暴力威慑潜在的不合作者，并且靠着贩毒网络和国际恐怖主义网络来获取资金的组织，能够被称为什么呢？只能说是实至名归的「反动派」。我们确实可以说阿富汗旧政府是「失道寡助」，但塔利班绝对称不上是「人民的选择」。
某些人或许会说，自己愿意承认这类依托压迫性结构取得胜利的组织的合法性——这种观点可以从一个政治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论述，或者从一个「谋求和平稳定」的角度来考虑。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它确实是一个融贯的政治态度，但是，采用这类逻辑的人需要认识到，这种逻辑和「人民」观念是不相容的。根据前文中对「人民」概念的描述，「人民」是一个非常现代的概念——它指的要么是一个民族共同体平等个体的集合，要么是社会中的劳动阶级平等个体的集合。也就是说，无论「人民」这个概念的外延如何（也就是「人民」包含或排除了哪些人），它作为政治决断的主体，内部的每个个体都应当是平等的，应当享有同等话语权和决断权。但是我们看到，塔利班从中汲取政治力量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却完全和「平等」是背道而驰的。
结语
如果承认「塔利班是人民的选择」，就会出现一个两难的境况：
一种情况是，认同教权和宗族首脑（权力和财富的拥有者）是「人民领袖」，是代表了「人民的声音」（如此类推，建国前中国的会道门教主、宗族头目、青帮大佬等人物也可以被称为「人民领袖」）；而被边缘化和忽略的女性和其他民族（即使是穷人）占有较低的话语权则是活该。这种看法显然是非常荒谬的。
另一种情况是，承认「反动派」（也就是依托压迫性结构取得胜利的组织）也可以是「人民的选择」，而不去考虑到底谁在通过什么方式进行选择，或者普通百姓在哪种条件下选择。既然「反动派」获得权力的方式是凭借着压迫性、阶层性的社会结构并将其进一步巩固，那么「人民」的内部不同成员的平等其实不可能存在——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基本的平等都缺席时，「人民」本身都无法形成。那么，而「人民的选择」这个概念就会丧失其应有的「道义优越性」，而沦为「在某个（可能是反动的）社会中以任何方式最终组织起最大政治势力的、获得胜利的那个团体」的代名词。简单来说，就是「赢家」。
因此，根据上述这种想法继续推理，就能得出如下推论：一个势力之所以「应该赢」，就是因为它是「人民的选择」。那怎么判断这个势力是「人民的选择」呢？因为它组织更高效、更能驾驭一个地区现存的各类（可能是「反动」的）社会结构、因此更能「赢」。归根结底，真是一个完美的结构：一个组织最有能力赢，所以它就该赢，所以它赢就是正当的，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因此也是「进步」的。
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几经扭曲之后，居然能够为最为传统的「成王败寇主义」和利益优先的现实政治作辩护，这无疑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我们以列宁的一句引言结尾。虽然塔利班实际上通过鸦片、矿产贩卖，实际上和全球资本主义结构已经紧密连接，但是这一句话仍然对许多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实则却是「秩序党人」的群体却非常适用：
我们应当支持的不是任何一种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并不支持反动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并不支持反动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起义。
——《列宁全集》第28卷
感谢茶包、CC、LHY和Flùr na h-Alba的宝贵帮助！
注释与参考文献：
[2] risk-indexes.com/wp-content/uploads/2020/11/Brochure_GCI_EN_2020.pdf
[3] Scott Atran. A Question of Honour: Why the Taliban Fight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10, 38, pp.341-361.
[4] 参见Ahmed Rashid所著的《Taliban》第九章；塔利班曾于2000年禁止过罂粟种植，但之后撤销了这一决定。
[5] 比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7] https://nypost.com/2021/08/13/taliban-capture-three-more-provincial-capitals-in-afghanistan/
[9]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24/world/asia/afghanistan-us-aid-cut.html
[10] https://www.sigar.mil/pdf/quarterlyreports/2021-01-30qr.pdf
[11] https://mp.weixin.qq.com/s/4HV9R-tAjmgzIayXf6Ro3g
[13] Scott Atran. A Question of Honour: Why the Taliban Fight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10, 38, pp.341-361.
[14] 参见 [美] 塔米姆·安萨利《无规则游戏》
[15] https://www.nytimes.com/2021/08/13/world/asia/afghanistan-rapid-military-collapse.html
[16] Women, patriarchy, and Traditional Methods: A postcolonial feminist critique of Pashtun Jirga；In book: Routledge Handbook of Feminist Peace Research (pp.89-98)
[18] https://www.nytimes.com/2016/12/06/world/asia/saudi-arabia-afghanistan.html
[19] https://www.dw.com/en/pakistan-taliban-donations-recruitment-on-the-rise/a-57703423
[20] https://asiatimes.com/2021/08/taliban-wont-readily-cut-ties-with-anti-china-et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