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说明红线到底划在哪里，新闻之外，更广泛的政治审查正以未必可见的方式，“渗入”香港文化界的日常运作⋯⋯」
特约撰稿人 沈诺基 发自香港
国安法实施一年有余，香港文化界风雨交加。
先是去年9月，反修例纪录片《理大围城》被电检处评为III级电影，禁止18岁以下观众入场；再有今年3月，建制媒体砲轰香港艺术发展局（下称艺发局）资助“黄色电影圈”，一并点名不少“黄丝”艺术家、剧团及多位民选委员；而后，《理大围城》在高先电影院的两场放映宣布取消；也是3月，建制派议员指西九文化区M+博物馆有艺术藏品“侮辱国家尊严”，博物馆表示相关作品不会在开幕中展出；到今夏6月，再有以反修例运动为背景的短片《执屋》未能得到电检处的“核准证明书”无法公开放映；至数日前，三名分别代表戏剧、音乐和视觉艺术的民选委员集体向艺发局请辞⋯⋯
民众皆知红线降临，但红线划在何处，却尚无公开而标准的解说。除了新闻中呈现的这些“事件”和响声轰轰的建制“砲轰”，审查（censorship）正以何种民众未必看见的方式“渗入”香港文化界日常运作？藉什么工具、哪些环节将政治审查日常化、常规化、手续化？
当红线的明确位置不被说明，文艺作品和活动的每一次送检与发布，便都充满不确定性。除了完整的封杀，局部的遮蔽和缺失同样可以决定作品的信息和力度。阴影还是“阳”影？我们访问了几位任职非牟利艺术机构、或依靠官方资助的文化工作者，对他们来说，保持作品完整性和避免触动审查机制都成为日常的挣扎，也见证了政治审查制度对香港文化界的无声蔓延。
鬼打墙：艺术活动申请牌照不同以往？
Alice（化名）任职香港一间大型非牟利艺术机构三年，筹办过大大小小多场文艺活动。近来她最苦恼的，是如何向警察解释什么是“声音演出”。对于这种本来就难以定义的艺术表现手法，“他（警察）会问你声音艺术是什么，会用到什么乐器演出，（节目时间）会有多长。”Alice 说。
与公众认知的歌舞或器乐类音乐表演不同，声音演出不一定用到传统意义上的乐器，而是通过声音的制造与编织，与所在空间发生共时性效果。例如叶子和沙石在表演者手上也可以成为发声的工具。声音表演通常又有即兴成分，演出时间也难说准。Alice就此与警方来往数星期，形容对方对艺术“零认知”，她尽力解释，何奈每隔数日却又收到同样的提问，情况就好似“鬼打墙”，毫无进展。
Alice和同事们在筹备的，是一场跨媒体年度公演，她是活动主理人之一。这项活动因要对外界开放，又涉及临时搭建舞台，活动主办方需向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申请临时公众娱乐场所牌照（TPPE）；而为了申请TPPE，主办方需向香港警务处、屋宇署和消防处提交资料和申请相关证明书。然而，Alice发现在警方对什么是“声音演出”取得满意答案之前，活动需要的TPPE无从获批。
和许多国际都会一样，香港每星期也都有大大小小数十或上百场文化活动发生。仅只文化活动据点之一的湾仔富德楼，一栋大厦一日之内就可有不同单位举办讲座、画展、音乐表演等活动。但并非所有人知道的是，绝大部分这些文化活动都受香港政府颁布的《公众娱乐场所条例》规管 。
Alice就什么是“声音演出”与警方来往数星期，形容对方对艺术“零认知”，情况好似“鬼打墙”，毫无进展。而她发现在警方取得满意答案之前，活动需要的TPPE牌照无从获批。
临时公众娱乐场所牌照
临时公众娱乐场所牌照 (Temporary Places of Public Entertainment Licence，简称 TPPE）由香港政府根据1919年实施的《公众娱乐场所条例》发出。根据立法会文件，立法的目的是保障公众人士在公众聚集的娱乐场所中的安全，并曾被多次修订。 在条文中，娱乐场所被定义为“任何临时或永久性的场所、建筑物、架设物或构筑物中可容纳公众的地方”。目前《条例》规管9大类，约20种活动，包括音乐会、歌剧、电影放映、激光投影放映、演讲、故事讲说、展览、运动比赛和卖物会。 发牌机构食物及环境卫生署指，无论活动是否收费，均受《条例》规管，只要活动容许公众入场。无牌经营或使用娱乐场所，最高可判处监禁6个月和25,000元港元的罚款。唯在有效酒牌的场所则不需为“跳舞派对”申请牌照。在政府场地举行的活动亦不受《条例》规管。 领取 TPPE 的费用视乎牌照签发期而定，由不到一个月的1,655元到6到12个月的16,510元不等。若活动涉及临时建筑物，须在开始前42天递交申请，否则申请期为7到18天。 除提交活动场地及临时建筑物的图则，申请人又须向消防处申领消防证明书
该项首订于1919年的香港法例，列出约20项需被规管的“娱乐节目”，包括音乐会、电影放映、演讲、各种展览和运动比赛。简单来说，小型如书店举办的微型座谈会也被包括在内，尽管一般并不觉得这类活动俱有“娱乐”成分。
法例又指，无牌经营或使用娱乐场所均属犯法，最高可判处监禁6个月和25,000元港币的罚款。发牌机构香港食环署则说明，无论举办免费活动还是收费活动，场所都需领牌，而娱乐场所则指“任何临时或永久性的场所、建筑物、架设物或构筑物中可容纳公众的地方”。
Alice和另一位曾多次申领TPPE的业内人士都指，以往各政府部门比较著重硬件上有否达到要求，例如建筑安全、消防和人流管制方面。若活动不涉及临时建筑，需要提交的文件其实不多。但随著香港政治气候剧变，在最近的申领过程中，Alice首次遇到隐身于“娱乐牌”中的内容审查。
上交艺术家真名名单
四月提交申请后，Alice主理活动的TPPE迟迟未能发下。“当初我以为有阻滞是因太迟交表，后来有一天，他们忽然问我，可否提供艺术家名单和真名，”Alice 说，“我就知道，有点不一样。”她指过往政府部门不会要求知道表演者真名，甚至不了解有什么艺术家参与，只会问是什么类型的演出，TPPE的申请书上也并没有要求申请人提交参演人员的个人资料；而今次不仅要求所有参与者名单，也不接受艺名，只能是真名，有别于以往接受乐团名称，今次其中每位成员也都要写清。
Alice听到需提交参与活动的艺术家全名，“当下的反应不是觉得他们要查那些艺术家，而是（此举）要令到策展人恐慌，自我审查”。自去年港区《国安法》生效后，她就预想过早晚会发生这种更具入侵性的审查，自己也只能保持内心平静去面对。
后来，Alice确实按要求交出名字，但她决定不告知艺术家本人曾发生过这样的事。“因我不想让他们觉得自己正在被审查，造成恐慌。”她不认为演出者中有身份特别敏感的人，也不认为他们的作品有直接触及敏感议题，“我也对他们有信心，是不会有问题的。”
Alice同意参与活动的人有知情权，但指由于得到信息有限，就算要通知艺术家本人，也无法向他们说清这审查的对象到底是机构、策展人、还是艺术家。她也担心艺术家知情后，反而可能改变他们的参展作品，变相造成自我审查。
面对来自审查制度的压力和上司的忧虑，Alice说她感到很疲倦，本应该用于筹备活动的时间和体力，却透支在一个和活动内容并不相关的环节上。她认为，将来各机构的职员或会因为这“麻烦”的审查制度，转而选择举办一些相对简单的活动，令文化出产有可能变得单一。比如主题上，“讲讲爱情就安全吧。”Alice说。
她解释说，自己任职的机构对各式计划已有内部审查，尤其当题材涉及政治和身份认同等议题，会更难得到上司的许可去执行。她猜想，作为一名受薪员工——而不是背上个人名声的独立工作者，很多人可能就会放弃一些较有挑战性的题材。“如果我遇到那么多阻滞，老板又给我压力的话，那就算了，”她说，“找个人来唱几首歌就完了，为什么要有概念，要有主题包装这件事？”
最终， Alice 负责的活动在上交艺术家名单后，成功取得牌照并顺利举行，但她认为“已毫无疑问地被影响”。身为一名艺术机构职员，虽未必愿意自我审查，但“如果预见到想做的事，会很大机会过不到（政府审查），我也未必会去做。”而下次活动又是否可以如今次一样，顺利取得相关牌照？Alice说自己也很难预计。
她指过往政府部门不会要求知道表演者真名，今次不仅要求所有参与者名单，也不接受艺名，只能是真名；有别于以往接受乐团名称，今次其中每位成员也都要写清。
新增加的歌单与歌词审查
随程序微调而来的审查阴影，也困扰著子朗（化名）。作为文化活动专业筹办者，他有著十年筹办香港本地和海外商业演出的经验。去年，他投标了一场面向香港本地年轻人的地区音乐活动，期间被相关政府部门要求提供演出者歌单和歌词，并提出可否将歌词中的粗口部分改成“干净”版本。
“这是我从来未经历过的，”子朗说。
这让他想起自己在新加坡的经验。在新加坡当地举办公开活动，主办者要先向“媒体发展管理局”提交艺人名字，待政府人员进行背景审查。“他们真的会去读歌词，看（艺人的）社交媒体。”如果艺人被政府认为有“不良行为”，就拿不到进入新加坡的工作签证，“所以你很少看到嘻哈艺人在新加坡开演唱会。”
十年来，子朗有过约百次申领TPPE的经验，他提到如Clockenflap般的大型音乐节，在香港可能被盯得更紧，因涉及大量海外和本地参与单位，活动中曾数次为香港听众带来“惊喜”——就如乐队My little airport在2014年11月的演出，身后大屏幕放出“梁振英，屌你”的字句。2017年，英国乐队Massive Attack的表演中又闪现过中港政府人物的头像和新闻标题。
经历过2019年，子朗认为香港政府会对文化活动做更深入的审查，例如事前审查演出者的背景和表演内容，而“娱乐牌”可能是其中有助实现审查功用的环节之一。他提到，相关条例一直给予警察“无上权力”。有别于建筑和消防方面的规定，“娱乐牌”申请书上并未明确列出警方的文书和硬件要求，也没有写出警察在发牌制度中担任的角色。但据子朗的经验，食环署不会未经“咨询”警察而发出牌照。申领过程中，申请者也会收到警员对活动的提问。而由Alice最近的经验看来，政府官员的确对文化活动的内容开始感兴趣了。
“很多事情在内地已经惯了，他们已经掌控一切，反而会没那么敏感，但在香港你不知道怎样的事情会有什么效果，所以会（盯得）更紧。”
端传媒就此向食环署查询警务处在“娱乐牌”申请过程中的法定角色为何，局方未有回应，仅指“本署在审批临时公众娱乐场所牌照申请时，会按既定程序咨询各有关部门（包括警务处）的意见。”唯指若“有关部门”不反对申请，署方才会向申请人发出发牌条件通知书。
在子朗看来，该条例是故意空泛的，让警察可以间接掌控TPPE的发出，又不用详细交代拒绝的理由。去年香港警察成立国安部门，子朗认为此后各种牌照的发出和背景审查，都可能越来越敏感：“会不会国安慢慢凌驾所有牌照的发出呢？”
由入境处负责的工作签证，在2018年就曾成为阻止台湾立法委员林昶佐和他担任主唱的乐团闪灵来港的一环。子朗说，当时入境处指身为乐团主唱的林昶佐“未有‘特殊技能’”，并没有详细解释为何不向他发出工作签证，而又放行其他团员，这令他想起内地对文化活动不透明的审批制度。“他们不会告诉你任何原因，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他说。子朗又提到内地2016年开始的“限韩令”传闻，虽政府没有推出明确的条例，但一段时间内韩国艺人到内地演出变得处处碰壁，“他们永远不会跟你说韩星是不能办演唱会的，总之有韩星就不批。”
子朗认为，这种对政治敏感的审批，加上香港自身的程序主义，可能会带来比内地更严的审查。“很多事情在内地已经惯了，他们已经掌控一切，反而会没那么敏感，但在香港你不知道怎样的事情会有什么效果，所以会（盯得）更紧。”
因“负面影响”取消资助
对 Charlie（化名）来说，香港艺术发展局成立以来的二十多年里，确实有不少艺术团体过了些安逸的日子。在这之前，不少香港早期艺术家以摸著石头过河的方式一边创作，一边靠其他行当维持生计，难以全职投入创作，或展开长远计划。
在Charlie口中，香港在1990年代一些十分活跃的业余团体，如前卫乐队“盒子”和实验剧团“廿豆”，都是工余时间玩音乐、搞剧场。但“好景”难常，随著香港的生活成本上升，这些业余团体往往不能持久经营。“现在（的香港），工作把人消耗得很厉害，理想主义式的聚合在香港很难发生，”他说。
为了在经济压力较低的环境中创作，Charlie 负责的艺团和不少同侪一样，多年来都是靠申请和接受艺发局的资助，由此发展出稳定的行政架构和合作团队。这种由官方发出的恒常资助，在欧洲国家和台湾同样盛行。台湾文化部及所属机构于2019年内对本地团体的经费补助超过74亿新台币（相当于约20亿港币）。在 COVID-19 疫情期间，德、法两国又推透过税务宽免、 失业支援等措施，帮助受影响的艺术家。
Charlie 回顾说，艺发局资助令不少香港艺团能够策划一些没有票房保证，比较前卫、小众的活动和表演，但同时也养活了一些“在温室长大”的团队。“有些（政治）立场比较强的人认为，一旦接受艺发局资助，某程度上你也是被（建制）收编了，在一些事情上，你是不会很激烈的，”他说。
一直以来，受艺发局资助的作品和活动不乏直接回应本地政治情境的活动和作品，然而今年7月，这个不多涉及政治立场的艺界资助常态，因艺发局大会的一个决定忽然结束。
这决定便是今年7月2日，艺发局突然取消对独立电影推广团体“影意志”的资助。原因是影意志发行的影片，包括反修例纪录片《理大围城》，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新闻稿中没有说明何谓“负面影响”，但提到《理大围城》自3月起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和香港亲中报章提倡禁制该片的时机一样。
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艺发局主席王英伟又向媒体表示，影意志发行的影片有“美化暴动”意味，类似的字眼同样曾在亲中媒体上出现。访问中，王英伟没有澄清艺发局会否拒绝资助一切关于反修例运动的作品，只道是否要进行“有危险”的创作由艺术家自行决定。“但如果你要用政府的资助，政府一定会要求你跟从政府规条、规限。”
“所谓‘负面影响’，他们（当权者）也知道在文化上面是不能介定的。这个‘负面影响’可以套用于影意志，也可套用在其他界别上。”
一切都比 Charlie 想像中来得快，来得狠。“很决断，不是警告，而是一下子变成零资助。”他指这是艺发局历史上首次因政治取向取消拨款，而事件反映整个资助架构的规则已经改变。“所谓‘负面影响’，他们（当权者）也知道在文化上面是不能介定的，”他说，“这个‘负面影响’可以套用于影意志，也可套用在其他界别上。”
翻查年报，影意志和艺发局有非常深远的关系。1997年成立的影意志，自2000年起接受艺发局资助，期间十五次获批年度资助，资助额合共超过1000万港元。部分款项用于与百老汇电影中心合办的“香港亚洲电影节”。到2019年，艺发局对影意志的资助期上升到最高的三年，而它的艺术总监崔允信，去年亦受邀成为艺发局电影及媒体艺术界别的审批员。
在影意志近百部发行作品中，以香港政治纪录片流传较广，例如以占领中环运动为题材的《风景》和《乱世备忘》，以及聚焦于本土派指标性人物梁天琦的纪录片《地厚天高》。但当中亦有像香港演员李思捷自导自演的《金国民》这般冷门的作品，和中国导演贾樟柯的金狮奖得奖作品《三峡好人》这般有国际受认性的电影。
这二十多年的关系，却因为《理大围城》一部纪录片结束。
失去资源以后可能自救？
崔允信表示会就艺发局决定上诉，他质疑有参与此决定的审批成员是否都看过《理大围城》，亦要求局方举办一场内部放映会。他又否认亲中媒体有关“美化暴力”的指控。“这是不可能的。如何‘美化暴乱’呢？这是一部纪录片，你是知道（事情）结果的，也没有旁白。”
虽然失去稳定的资金来源，崔允信指走出艺发局架构会让影意志的工作更有弹性。他认为艺发局“已经变了”，不愿再去讨论它的过往和未来。“说这些是没意思的，”他说，“已经去到一个地步，同情等于支持，支持等于暴力，等于你有机会是恐怖分子。”
崔允信又指王英伟的发言令人误解影意志的行为是犯法，甚至和影意志合作也变成违法的事。原定在7月10日于饶宗颐文化馆举办的一场“香港短片马拉松”放映会，因为场地“经慎重考虑，认为有关活动并不适宜在本馆进行”被取消。三月原定在高先电影院的《理大围城》放映，又因场地“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截停。
Charlie 认为对香港的当权者来说，有些团体比个体艺术家更有打压的价值。“封杀艾未未这个人可能更有阻吓力，但我们没有那么大名的艺术家，所以有些曝光率大于艺术家的团体，我想他们会先被封杀。”若这些团体失去资源，或者解散，艺术家可能变成“单打独斗”，在创作以外要花更多时间在行政工作上。
他负责的艺团会继续申领艺发局的资助，但完成手头上的计划后，Charlie 说有些比较敏感的提案可能要叫停，或是在实行前先作调整。除了是减低审查上的风险，Charlie 说这也是一个机会去反思艺术作为一种抵抗的手段和方法。
“之前我认为不谈当下发生的事，就不算是对社会有贡献，我看到这个压力对年青的创作人太大，结果大家很多时候做了一些同质性的作品，”他说。Charlie 期待这一泼冷水会成为年轻艺术家成长的契机，推动他们找到更多回应时局的方法。
谈到依靠资助去推动本地独立电影，崔允信形容当前局面是荒谬的，因为找不到戏院愿意放的电影往往可能就是最卖座、最鼓动人心的作品。“以前做独立电影，因为题材或拍摄方法比较晦涩也好，比较实验也好，观众比较难以理解，其实很难发展，”他说，“现在终于有机会做到（自资营运），有些电影可以靠自己生存，你又打压。”
“如果你容许这些戏上映，我可能真的可以脱离（资助架构），”崔允信说。
后记：擦边球是文化的救命稻草？
“艺术文化讲述的是生活，要偷偷摸摸的说出来是没有意思的。你只是和同一个圈的人在玩，你这样就满足了吗？”
审查和禁制因时局变成香港近月常见的新闻题材之前，就不存在吗？
并非如此，港英政府在1953年实施的《电影检查规例》，就成为了本港电影审查制度的基础。根据立法会文件，由1965年到1974年，共有357部电影被当时的影视及娱乐事务管理处禁止在香港上映。除大部分被视为“有伤风化”、“鼓吹犯罪及暴力罪行”的电影，也有以中国青年于文革期间逃亡到香港为题材的《再见中国》等政治敏感作品被禁止公开放映。Charlie 亦指，当时港英政府对剧场也有一定的审查，只是停留于施压层面，没去到明刀明枪的禁制。
随著香港回归，后这些文化审查和禁制的“工具”也转手，而政治审查亦一度消失在公众的视线范围之内。但人们当记得，三年前流亡英国的异见作家马建来港之时，曾一度被取消在中环大馆的演讲。马健认为当年事件显示“言论自由在香港被终结了”；对今日的香港，他也认为“今天，国安法在香港公开执行，有关文学艺术资金申请已经进入政治审查，凡是对中国共产党稍有质疑的项目都会列入‘负面’影响，和中国大陆的政治审查己经无缝接轨。”
谈及在香港做艺术的前景，受访者们不约而同提起“打擦边球”的概念，意思是在作品中用婉转的手段表达敏感信息，意图避过官方的审查。这种在禁忌边缘寻找表达空间的做法，同样常见于内地媒体身上。
子朗和 Charlie 都认为，目前对香港艺术表达的限制反而会推动创作者去找新的方式去说他们要说的话。“从文化进步的角度去看，我不觉得完全是坏事，大家会开始动脑筋，思考如何置入信息 ，如何‘明就明’（编注：明白者自能明白），如何用不同渠道和方式发布（作品），”子朗说。他认为，不可以公开展示的东西，自然会流入网络世界，“越禁越旺”。
但 Alice 认为这只是耍小聪明，并不是一种有持久性的做法。“艺术文化讲述的是生活，要偷偷摸摸的说出来是没有意思的。”她认为用擦边球等方式去表达意见，最后只有同温层的人会懂。“你只是和同一个圈的人在玩，你这样就满足了吗？”
她计划在不久将来离开香港，继续进行艺术创作。
“我真的看不到将来，好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