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翻译｜David Fernbach、中译｜李丹
前言：本文摘自列斐伏尔的《公社宣言：1871年3月26日》。该文新近被翻译成英语，载于Verso Book。作者指出，围绕巴黎公社的不同元素的结合和交织，创造了一种具有巨大力量的意识形态-政治“综合体”，因为它把情感和义务、梦想和思想、过去和未来结合在了一起。这种意识形态的力量，是一种真正的爆炸性混合物，注定要为最自发的力量开辟道路，它包含着毁灭的种子。这种混合物在实践中经受考验时，必定会爆裂成各种不同的碎片。
“公民们——在祖国处于极度危险的情况下，在权威和中央集权原则被判定为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我们唯一的希望在于法国各公社的爱国力量，这些公社正在通过环境的力量变得自由、自主和有主权。今天，社会进步和革命的命运取决于巴黎不可动摇的抵抗。正是巴黎有责任拯救高卢人种，巴黎有能动性……”
这是1870年10月9日二十个区的中央共和委员会向选民发表的《原则宣言》的开场白。全文把对1792年的回忆和较早的历史参照资料混杂在一起，包括把贵族的起源归于法兰克人、把法国人民的起源归于“高卢人种”的古老理论（圣西门据此试图理解由平民构成的“第三等级”与贵族的斗争，用阶级的概念代替种族的概念）。公社的官方出版物在4月20日和5月2日两期上刊登了Charles Limousin的一篇文章，论述了Étienne Marcel（第三等级的代表，小手工业者的捍卫者）和中世纪的巴黎公社。
公社在1871年4月6日向各省发表讲话时，其宣言的签署人、执行委员会的成员都提到了古老的公社特许权：
“巴黎只渴望建立共和国，恢复公社的特许权，乐于为法国其他公社提供榜样。如果说巴黎公社突破了它的正常限制，那是非常遗憾的，是它对凡尔赛政府挑起的战争状态的反应。巴黎只想退回它的自治中，也充分尊重法国其他公社的平等权利……”
“特许权”这个词恰恰是指古代政权下的公社传统，把从征服种族法兰克人那里夺回的自由扩大到城市资产阶级。
在重新确立了部分历史真相之后，我们现在可以转向分析公社的意识形态。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非常混乱的意识形态-政治综合体，在这个综合体中，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方面交汇在一起，混杂在一起。当然，我们可以辨认出无产阶级及其代表的行动，行动的目的是给公社革命赋予一定的社会和政治内容。但是，这种在项目和意志而不是在实际效率的层面上追求的努力，不应该向我们掩盖其他的思想政治因素。如果只看到它，把它放大，就会歪曲历史真相。通过贬低其他项目和意识形态而使之成为一种绝对，将意味着把过去当作宣传而不是理解它。
有几股意识形态潮流围绕着这一历史核心，并被它照亮。我们可以提蒲鲁东主义潮流、布朗基主义潮流、傅立叶主义潮流，最后是激励第一国际的各种思想，这些思想本身非常复杂。
对蒲鲁东主义者来说，公社和联邦制意味着去中心化。对布朗基主义者来说，它是1792年和1793年的革命公社，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权力集中的共和国的灵感。对最后的傅立叶主义者来说，它是互助村庄（phalanstery，独立的乌托邦社会，500-2000人生活在一起互利合作）的实现，是一个新社会的源泉。对国际主义者来说，它是所有这一切的一点，也是别的什么东西；那些蒲鲁东主义出身的人把它看作是一种普遍的自我管理；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已经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共产主义的简易版本；对其他一些人来说，它又是混乱的无产阶级专政。对所有的人来说，除了新雅各宾派和布朗基派之外，这里我们触及了本质，那就是摧毁现存的国家，并构成一个新的国家。
这些倾向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统一，除了不稳定的妥协之外，永远不会有进一步的发展，一旦公社上台，这种不稳定就会爆发。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妥协，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包含了一些无法准确界定其提议的内容：意识形态本身、神话、乌托邦。这些术语没有贬义。恰恰相反：我们可以评估它们的有效力量和合理性。
公社有一个神话，因为对公社人来说，这个词意味着社会团体——城镇和乡村——以及这些团体中的个人事实上的平等。这是一个神话，因为他们想象着一种新的广泛的社会契约的可能性，缔约双方的自由联系立刻代替了与国家的联系。之所以是神话，是因为他们有意无意地提到了一些历史事实，而这些历史事实的真实内容与这一形象截然不同。
最后，它是神话，因为他们准备为一个神圣的超越形象而牺牲自己：神圣的城市，被革命去掉了神圣的色彩，并重新被奉为自由的象征。它也是乌托邦，因为他们梦想着一种新的生活，是一天天建立起来的，在公社革命的烈火中诞生了热情而纯洁的生活，一天天地实现公社主义的愿望。
最后，它是意识形态，因为社会现实-实践被移植到一个虚幻的表象中，它只保留了其中的一部分，并使之成为一种绝对。共产党人并没有把社会看作是一个由不同层次的关系组成的整体，而是看作是一个实体的总和：地理上的人类社群。
这些不同元素的结合和交织，创造了一种具有巨大力量的意识形态-政治“综合体”，因为它把情感和义务、梦想和思想、过去和未来结合在了一起。这种意识形态的力量，是一种真正的爆炸性混合物，注定要为最自发的力量开辟道路，它包含着毁灭的种子。这种混合物在实践中经受考验时，必定会爆裂成各种不同的碎片。
我们发现，在实践中支持这种意识形态综合体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包括：
- 一场爱国主义和民族反抗运动，反对入侵的外国人，反对他们的帮凶，反对叛变政府的叛徒，反对被认为对战败负责的波拿巴主义（Bonapartist，拿破仑式军事独裁政策或政治体系）的军队和将军们。
- 一场共和派舆论的大型运动，反对农村保守派的凡尔赛议会（13名成员中有12名是支持宪政君主制的奥尔良派）。
- 一场革命的反叛运动，反对寄生国家和属于它的政客。
- 一场革命运动，有着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内容，它混乱地但真诚地反对资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在其当时的发展阶段），即使在社会和政治对手之间也是混乱的。
公社以“法国、共和国、劳动”为座右铭，使这些社会力量一时之间有效地融合在一起。用M.Dommanget（工会主义者、研究法国大革命和工人运动的历史学者）的一个很好的公式来说：“公社既是那件事（the thing）又是集会口号，既是现实又是标志，既是事实又是意识形态”。它既代表着极端主义，又代表着妥协。它既对应于巴黎被围困期间形成的事态，又对应于彻底变革的希望，变革要靠把权力传给人们认识的、选举产生的、可撤销的代表。它把“分散在一个过度兴奋和武装的人民的灵魂中的矛盾的、常常是对立的愿望”汇集在了一起。光是它的名字就足够了……
汇聚和流向公社的舆论潮流，以及支持公社的社会力量，并不符合任何明确的社会招募。虽然公社思想和行动的社会主义内容来自于无产阶级的存在，但其坚定的爱国主义也可以吸引无产者。这个社会招募的问题，未必有天真的社会学所赋予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围绕着一个看似精确而实际上却很模糊的警句，可以实现行动的统一，反对统治资产阶级及其国家，这种统一是无产阶级、手工业者和中小商人之间的，换句话说，在工人阶级与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
很明显，过早地澄清意识形态（在我们正在研究的具体条件下无论如何是不可想象的）会破坏这种统一性，甚至破坏其先决条件。这就很难支持人们经常提出的假设，即有必要建立一个集中的、单一的、具有严格一致的意识形态和理论的政党。
让我们补充一点，国际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在眼前的要求（关于夜班、减少工作日等）和一个普世的共和国的愿景之间摇摆不定。同样，布朗基主义者也在永久的和纯粹的革命行动之间摇摆不定，他们诉诸于1793年的埃贝尔派公社（埃贝尔派是法兰西大革命时期与民粹主义新闻记者雅克·勒内·埃贝尔相关联的激进的革命政治团体）和吉伦特派联邦主义的对手雅各宾派集权主义。
布朗基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都没有明确的国家理论，尽管他们希望打破现存的国家，而主要的倾向是建立一个会消亡的国家。这就是占上风的趋势。它没有政治理论，它在意识形态上没有发展，更不用说在概念上了。而关于国家消亡的理论的完整清晰表述，将由马克思从1871年的经验中做出。因此，这种经验是在巨大的困惑中，从自发的、创造性的生活中获得的。
蒲鲁东主义和联邦原则
首先，蒲鲁东主义并不能归结为诸如信贷和互助保险，归结为通过保障工作权和教育权来实现平等，归结为一个字“改革”。这些反而是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们强调蒲鲁东主义的改良主义和唯心主义，当他们表明这些改革的不足之处时，是正确的，当他们只看到改良主义，而忽略了这一更广泛学说的许多其他更本质方面时，则是错误的。其次，不能从蒲鲁东与马克思的哲学纠葛，或他在人生的某些阶段对波拿巴主义的专制原则所作的暂时性让步来界定蒲鲁东主义。
在去中心理论的基础上重建革命党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这些指责的回应，它再次以部分为整体，以偶发事件为本质。蒲鲁东作为个人和哲学家，与蒲鲁东作为政治思想家的影响可能有出入。但在1871年，去中心理论具有革命性的效力；它进入了实践，使人们有可能设想世界的改造。在1871年，实际上，蒲鲁东主义者并不蔑视从阶级斗争中产生的革命行动。甚至把公社某些人（例如Beslay）对法国银行的尊重归结于公社党人的蒲鲁东主义也不确切，因为他们的老师曾明确建议采取相反的措施。
去中心化的概念再次被提上议程，恢复蒲鲁东是必要的。1871年的失败不能证明什么，或者至少不能证明人们有时希望它证明的东西。它既不意味着联邦主义计划的革命性质，也不意味着联邦主义计划的改革性质，也不意味着这个词的贬义的乌托邦性质。如果我们这样解释，公社的失败也损害了马克思主义，更损害了工业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蒲鲁东主义学说作为一项政治计划，其最终目标与马克思主义、圣西门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目标是一致的：国家的终结。只是手段、政策工具和实施阶段根据学说的变化而变化。圣西门预计用技术官僚代替政治家，以对事物的管理来代替对人的制约权力。巴枯宁主义无政府主义者争取立即废除国家。蒲鲁东主义者把银行放在团体和个人的自我管理上。他们跳过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而马克思恰恰把这一时期定义为建立新型国家的时期：实质上是一个国家的枯萎期。
这种目的的部分吻合并不足以解释1871年工人运动中不同倾向之间的妥协，因为目的还不是自觉的。革命计划的自觉恰恰来自1871年的经验和马克思对它的概念阐述。另一方面，这种妥协，也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政治共同阵线的混乱基础，延伸到了作为集中化拥护者的雅各宾派和新雅各宾派。
这种妥协是形势所要求的。在这个具体的框架内，只有蒲鲁东主义学说能够而且确实允许巴黎向各省、工人、农民提出方案。另一方面，公社的伟大思想，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无法拒绝的思想，即由聚集在议会、委员会中的公民直接民主地管理他们的事务，也不能与首先表达这一思想的蒲鲁东主义分开。
布朗基主义者和雅各宾派
布朗基主义者和布朗基本人都不太关心政治理论。他们是行动派、积极分子、无可救药的阴谋家。布朗基充当了布朗基党的领袖，而布朗基党人则围绕着布朗基展开。革命——一个永久的阴谋——力图推翻现有政府，让布朗基和布朗基党上台。该党的领袖负责组织和武装该党。当他写下《关于武装起义的指示》时，他非常认真而深刻地思考了战术问题：起义是一种艺术。他没有进一步思考任何问题，而是不加讨论地接受了积极的少数人的历史作用。当然，他确实想了很多，也写了很多。但是，他总是立即让自己投入到形势中去，投入到政治实践中去，而不往前看。
1869年和1870年，布朗基主义者是和平主义者，勇于反教、反公投、反战。尽管布朗基不是什么理论家，但他在行动中获得了巨大的威望，这是由于他的智慧、他的火眼金睛、他的火焰，但这些也吞噬了一个被监狱过早磨损的虚弱的身体。当他说话时，他是有说服力的。当他写作时，当他抗议对他定罪的荒谬判决和对他的诽谤时，他是雄辩的：
“在监狱里呆了二十五年，当半开的地牢之门在我所剩无几的日子里关闭的一刹那，我再也不想回到我的夜晚而不说出我的想法……我一生都在为正义和权利而斗争，反对不义和特权，为被压迫的多数人而反对压迫的少数人。穷困潦倒的我活了下来，穷困潦倒的我将死去。我相信，没有人比我更有权说不幸的人是我的兄弟……”
驱使布朗基的革命和爱国热情并没有妨碍他在必要时进行深思熟虑的思考和计划。在《祖国危在旦夕》（La Patrie en danger）这份排版仓促、表述经常出错的报纸之后，他发表了一份具体的、非常详细的经济、社会和军事动员计划：把无用的嘴搬出巴黎，在各省征用必要的资源，大规模招募并迅速培训干部，所有这些都附有数字和预算预测。
布朗基主义者从1792-1793年的记忆和革命公社中获得灵感。熟悉布朗基的人有时称他为“老人”，有时称他为“公社之父”。当以他为中心的革命阵营想要传播他的政治思想时，他们通过恢复埃贝尔派的记忆来进行。
布朗基主义运动最初主要由波希米亚知识分子和学生组成，但它逐渐变得无产阶级化。一些布朗基主义者利用公开会议在工人中进行招募，强调1848年和1852年的失败。在布朗基派的演讲和著作中，经济和社会的要求与政治愿望联系在一起。Victor Jaclard是未来的国民警卫队指挥官，他宣称自己既是布朗基的门徒，又是一个“理性的共产主义者”。
Émile Duval（布朗基主义积极分子）在1869年的一次公开会议上坚持认为，有必要镇压“封建主义的残余，它不再被称为贵族，而是资产阶级……我们要实现工资平等，每样东西的价值都要以生产它的时间为基础……我们要实行自然法则，要平等；我们要压制继承权、个人财产和资本，这些东西在劳动中是不能存在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布朗基的支持者的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能量刺激了那些（我们将看到的）否认政治行动的重要性而只注重经济改革和要求的国际主义者。
除了政治方案外，布朗基和他的追随者的特征是炽热而耀眼的爱国主义。在巴黎被围困期间，这种爱国主义在报纸上爆发出呐喊和呼吁：“祖国危在旦夕！”在那里，他日复一日地以强烈的明晰性谴责对国家的威胁和来自叛国、懦弱和混乱统治的危险。
布朗基和布朗基主义者的纯粹爱国主义使他们成为其他倾向之间的一种联系。蒲鲁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国际主义者等这些倾向都或多或少地制定了一些方案。在这一点上，他们各不相同，但在围攻期间，他们都分享了布朗基派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的激情多于理性。这种近乎宗教式的爱国主义，除了祖国的神圣性之外，别无其他基础，它将激励国民警卫队中央委员会的绝大多数成员，他们由小资产阶级组成，希望与普鲁士人作战，保卫共和国，并将其转变为真正的民主国家。
历史的讽刺将赋予这个中央委员会一个它并不寻求的革命角色；它拿到权力的起初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它赶紧把这个权力交给了选举产生的机构——巴黎市政府，而巴黎市政府本身将转变为共和国的政府：公社。
在这种混乱中，布朗基主义者表现出了自己最好的一面。他们表现了出作为行动者的素质，精力充沛，意志坚定。但是然后，他们面对着一个既成事实，他们在没有纲领或主要政治思想的情况下上台执政了，并被剥夺了他们的领袖，他们将被证明是令人失望的。他们会助长公社的分裂。在1793年的记忆中，他们成功地强行任命了一个公共安全委员会，这证实了革命力量的无力。
无政府主义
我们需要在这里区分自发性和意识形态。人们可以说，自发性是无政府主义的。它对应于一种本能的、消极的、因而具有强大破坏力的对现有体制的推动，但没有一个确切的目标。要靠政治理论把自己嫁接到它身上，使它具有明确性和目的性，而不破坏它。这正是列宁从公社的经验中明白的道理。公社是自发诞生的。自发性，既是必要的，也是不充分的，它很容易被“自发”粉碎；如果没有政治组织的指导，它就会飘向改良主义或反动的立场。不过，它还是不应该被蔑视或压制，因为它包含着基本的冲动，没有这种冲动，任何革命理论都无法进入群众，成为一种政治力量。
1870年和1871年，巴黎人民自发地起来反对官僚和军事国家，反对常备军，反对既定的警察、司法、税收和财政机构。他们从这些方面吃了太多的苦头，不能不恨他们。“只有镇压这些，我们才会立即开始新的生活，永远庆祝自由”——巴黎人民没有也不可能在政治思想上走得更远。在我们看来，这种自发性的意义和新的现实太丰富了，不能因此而受到指责。
无政府主义者们、斯蒂尔纳（Max Stirner，德国无政府主义哲学家）和巴枯宁的门徒加入了第一国际。他们为第一国际争取到了里昂和马赛这两个省级大城市的工人阶级精英和工会协会的支持。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无政府主义只在这两个城市得到了加强。它与非常强烈的去中心主义倾向结合在一起，随着“中部联盟”的建立，这种倾向几乎达到了分离主义的程度。在里昂，正统派（Legitimists）出版了一份报纸，标题为《去中心化》。
在这个城市里，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核心对工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里昂和马赛，无政府主义的领导人都是一流的组织者——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矛盾，我们发现在工人运动的历史上直到今天都是如此，特别是在西班牙，都能找到这种矛盾。也许他们知道如何通过公开反对任何权威来获得个人权威，其程度就像那些试图以权威学说的名义强加于人的领导人一样强烈。如马赛的Bastelica和里昂的Albert Richard。他们的意识形态是非常混乱的。似乎可以发现布朗基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痕迹，以及纯粹的无政府个人主义。
马克思了解且不喜欢这些折衷主义，因为它们很混乱，他甚至指责某些法国工人领袖是“斯蒂尔纳化的蒲鲁东主义”。他们的意识形态被归结为纯粹的消极性。但是，消极的东西——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必先于和预示着“积极的”东西。
巴枯宁在阴影中，在他避难的瑞士激动不安。他吹响了愤怒的号角，他在几乎绝对的状态下结合了普罗米修斯、浮士德、泰坦尼克和恶魔般的灵感。像布朗基一样，他总是不停地谋划，但总是隐蔽的，看不见的。他试图释放激情。他试图摧毁国家、帝国、共和国、社会。一切，而且是立即的。他所准备的革命将是一场启示录，时间和历史的终结，立即被宣布。一个宏大而幼稚的梦。
历史的讽刺是，正是无政府主义激进分子发起了第一次起义运动：1870年9月28日在里昂，然后在11月和12月；1870年底在马赛。这些运动是不成熟的，而且无论如何可能注定要失败，它们在巴黎崛起之前就崩溃了。但是，我们不应过快地指责无政府主义者的冒险主义、宗派主义或脱离群众。我们已经见到并将再次见到的各省公社，恰恰表明了去中心方案可能的有效性。而恰恰是在那些受到专制中央主义威胁的地区：法国的西南部和东南部。
在我看来，巴黎公社自发的政治天才，就是代表首都人民打破了传统的国家集权主义，提出了一个去中心的方案。这个方案不能不混杂着最多样的倾向：自治、分离主义、反动。但后者在混乱中很容易被区分开来。
国际主义者
第一国际在几年内成为一个群众组织，并从改良主义走向革命。在这一蜕变中，马克思在1864年写的《成立宣言》发挥了无可争议的作用。第一国际于是成为马克思思想与蒲鲁东、无政府主义者和巴枯宁学说对抗的场所。
第一国际的转变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立场的对抗；研究其最有天赋和最活跃的人物瓦林（Varlin）、阿西（Assi）、马卢（Malou）的行动；以及关注其实际干预：罢工、示威、审判。在行动过程中，在审判和压倒第一国际的镇压中，人们发生了变化，直到第一国际解散。第一批领导人——例如背叛公社的托兰（Tolain）——被新的人所取代。一个普遍的现象，第一国际干部的更新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然而，我们不能把公社前夕工人运动中的新情况归结为代际差异。
第一国际使得1848年以前的秘密会社无法生存，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和社会学事实。其原因不仅在于领导人的行动或政治意识形态，而且基本上在于实践：在于工人阶级的斗争，在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于它插入正在缓慢但肯定地改变的社会（历史）意识之中。我们可以和学者Charles Rihs一起说，在公社前夕，有一套观点正在传播，而且这些观点正在成为普遍的观点：“劳动工具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团结、阶级平权，总之，社会正义”。
人民和工人阶级没有彻底消除哲学和政治理想主义的一切痕迹，而是保留了正义观念所包含的天真和行动的可能性，他们逐渐获得了一种新的认识，即关于可能性的认识。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是可能的，即使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并没有出现清晰明确的情况。这些新的因素丰富了人民和无产阶级的自发性，正是这种自发性赋予了意识形态以及现有的制度形式和政治工具、包括公社的传统以内容。
“1863年，国际主义者通过学习来维护自己的解放愿望；1870年，他们向社会宣战”。1869年，在9月6日至12日召开的巴塞尔代表大会上，革命者的胜利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巴枯宁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同蒲鲁东主义启发的改良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消灭了“互助社会主义”（我们应当避免把它同联邦原则相混淆）。巴塞尔代表大会以54票赞成、4票反对、13票弃权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社会有权废除土地和劳动工具的私有制，并将其变为集体财产。
这次投票并没有使第一国际变得同质或“单一”，更没有使它的法国支部及其地方支部变得单一。事实上，布朗基主义者蜂拥而至；蒲鲁东主义者仍然存在，甚至以“联邦原则”的名义巩固了他们的影响；巴枯宁主义者继续他们的公开行动和秘密活动。至于作为经济和政治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其影响并没有占上风。也许只有瓦林感觉到了经济、社会和政治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要求政治革命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关系。直到1870年，他仍然高估了纯粹和简单的宣传的优点。
无论是他还是马克思在巴黎的其他通讯员Sérailler和Frankel，都不会在这方面的认识上有什么进展。法国工人运动几乎没有任何理论上的知音。只有当工人们进入行动的时候，他们才发现正在做自己喜欢做且擅长的事情。正如恩格斯在1870年5月18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在那里，他们是主人”。
在革命时期，特别是在3月18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国际主义者的个人行动和第一国际作为一个协会的行动之间的对比。这难道不是第一国际效率低下之谜的秘密吗？作为个人，国际主义者以迅速、快捷和权威的方式行动。他们出现在需要他们的地方，在当地，在地方或中央委员会以及公社本身。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意见”在人民中传播。
至于整个第一国际，它在普世共和国（欧洲或全球）计划、公社主义或公社主义计划以及经济和社会需求之间摇摆不定。它在纯粹的、简单的共和主义和通过贸易（严格的经济）组织工人阶级之间摇摆不定。我们所掌握的文件（可能是不完整的第一国际总理事会会议记录）似乎表明了这些不确定因素，部分原因是该组织缺乏同质性，部分原因是缺乏政治理论。在被围困的最剧烈时期，国际主义者主要关心的是改组自己，制定新的章程和出版报纸。面包师的夜班工作有时比政治革命更让他们感兴趣，抽象的国际主义比法国的形势更让他们感兴趣，他们并不总是正确地认识到这一点。
3月1日，国际的激进分子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警卫队及其中央委员会的群众组织的。3月23日，当国民警卫队中央委员会有效地夺取政权时，布朗基派领导的行动比国际主义者领导的行动多（虽然他们合作了），联邦委员会仍在犹豫是否要完全投入；即使投入，也是为了选举和选举产生的公社，而不是为了革命组织、武装人民和中央委员会。但另一方面，就个人而言，有几个国际主义者是地方委员会的领导人，指挥各营，给中央委员会本身以革命的动力，起草或签署海报和宣言。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研究第一国际及其活动的历史学家的困惑。
在阅读了这些文件之后，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得出一个关于第一国际和国际主义者的结论。他们为使巴黎运动及其直接派别（中央委员会，然后是公社）、思想和体制形式（民选的市政宣布自己是共和政府）具有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和无产阶级的内容作出了贡献。但他们没有领导社会力量，没有准备或指导运动。
第一国际困惑地试图以政党的身份进行干预，但没有成功。它与其说是一个政治组织，不如说是一个运动，它只是含糊地概述了一个政党的活动。唯有联邦制的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政治项目，尽管可以说蒲鲁东主义者有非政治性和改革主义的特点。1870-1871年，蒲鲁东受到了各方的赞誉。两位特别客观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提出了这一意见，我们认为我们已经说明了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