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49中学生坠亡，真相扑朔迷离，让很多人感叹：
我们需要深度报道！我们需要负责的公共媒体！
如果能有靠谱媒体及时介入报道，澄清是非，明辨真相，恐怕不会引发那么大的舆论风暴。
想法很美好，但现实很残酷。
我从事多年新闻报道，经历各种突发、深度报道实操。
在我看来，就算有媒体介入，也基本不会有靠谱的接近真相的报道出炉。
首先要澄清的是，这次事件，并不存在媒体完全无法介入的情形，至少最初是这样。
其一，学校所在地成华区，乃至成都，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可以迅速控制其它地方媒体，有新闻采访资质的媒体，都是有官方背景的，地方官员也可以互相不买账的。
其二，此类事件属于地方个案，尚不可能上升到更宏观的层次，其它媒体有空间。
事实上这一次，中央、北京、上海、浙江的媒体都出动了。
那么，为什么我仍然这么悲观呢？
一言以蔽之，在我们社会里，人的利益与单位高度绑架！
任何硬核的报道，触及利益深处的报道，都需要知情人提供关键信息，通常都是来自内部人的爆料，然后记者再通过周边采访去考证、推敲。
没有内部人爆料，报道不可能出炉，媒体就只能跑到现场拍拍周边花絮，搞点不痛不痒的内容。
而内部人爆料分两种。
一种是利益纠纷所致，比如我当记者时，曾接到某市官员私信爆料，针对的是当地另一些官员，原因大家都懂。
第二种是正义感驱使，这种有，但不多。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代表爆料人与原单位、体系、圈子的决裂。
也通常意味着这个人即使离开原单位、原圈子、原体系，他都能获得很好的生存空间，没有后顾之忧。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国新闻报道里，互联网领域的实锤报道很多。
因为大多数爆料人，如公司中层、程序员，他们离开了这个互联网公司，还能去其它行业，还能获得很好的生活。
但在成都49中这个案例里，情况恰恰相反。
先是警方。
早年很多媒体记者和警方内部人关系不错，时常还能通过私下关系，打听、查询到一些信息，这导致很多侵犯隐私权的问题，这几年这个渠道基本断了。
如今，哪怕你想找警察兄弟查查某车祸车牌信息，也是不可能的，留下痕迹，人家一辈子职业生涯就毁了，不干警察了，还可以干嘛呢？生活咋保障呢？
再说校方。
我们的学校，是封闭的单位，是不太流通的内部圈子，属于体制内。职工的利益，甚至他的一生，都是与这个学校利益、领导的利益高度绑定的。
别说学校统一打招呼，就算不打招呼，也不会有内部员工站出来提供充分的信息。
我们在社交媒体上能看到的所谓的内部人爆料，都是通过非正式手段流出的，那不是新闻报道，而且大部分内容都是有利于校方的。
再说家长。
不要看这件事中很多人义愤填膺，涉及孩子嘛，有共情。但真触及到自己利益时，是不会有多少家长愿意给媒体提供信息的。
在我们的教育体系里，家长是万万不能得罪学校的，因为转校很不容易，转到同等水准的学校更不容易。家长利益、孩子的利益，本质上和学校利益也是高度绑定的。
而且从技术层面讲，这种事件中的核心信息，谁能掌握都是一清二楚的，一旦媒体捅出来，倒查起来非常容易的，就更不会有人冒险爆料了。
在这次的新闻实操中，警方、校方、家长、政府，四个最主要的能拿到实锤信息的渠道，几乎都走不通。
相反，我们看近期另一个热门事件——三亚红衣女子坠楼案。这件事记者采访的难度就要小很多，并且已经有大量新闻跟进。
因为这是一个开放的小区，有大量业主可以发声，它们的利益和社区没有绑定关系。
一篇符合新闻专业主义的合格报道，不仅需要当事人一方的爆料，还需要相关利益方的说法，如果相关利益方不愿意说话，这是大概率事件，至少要通过第三方的信息，特别是书面信息、视频信息、录音信息来交叉印证。
以上都没有，报道不可能出炉，仅凭口头爆料出稿，会将媒体编辑记者置于巨大的不确定风险中。
所以，在49中事件中，我从来不指望有什么特别靠谱的客观报道出炉。
这很悲哀，但确实是当代硬核新闻采访的困境。
社会越板结，人与单位的利益绑架越深，新闻突破的空间就越小，客观事实在社交传播中的比重就会越来越小，情绪化的观念就会更多占据舆论空间，稍微不注意，我们就会被这样的情绪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