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与写字楼里，来自职业学校和高等院校的实习生们忙碌在大城市的两端。但两者吊诡的相似性在于，普遍违背《劳动法》的工作时长和劳动报酬。
作者：跳跳蛙
茶拿铁（化名）和矿泉水（化名）是高中以来的好友。由于茶拿铁本科在海外就读，过去的四年里，除寒暑假外，她们相见的机会并不多。但今年春天，她们却住进了北京二环附近的同一栋公寓楼，于是周末的小聚变得热闹起来，到晚饭时间，矿泉水的饭桌上多摆一双碗筷，茶拿铁发消息说：“好，我马上下来。”
她们都在北京的互联网企业里找到了一份实习。
“找实习”的隐形门槛：家庭、学校和既往经验
茶拿铁本科在商学院学习信息系统管理，而矿泉水是英语系学生。目前，茶拿铁隶属某信息科技公司的金融战略分析部门，矿泉水则参与某生活服务平台的国际化业务——从字面上理解，她们的实习岗位和本科所学专业不完全对口；但拿到这份实习，对两人来说，并不非常意外。矿泉水的应聘结果顺利得让她自己都有些惊讶：“简历投过去，第二天约了面试，第三天约了笔试。笔试上午10点发过去，11点我就收到了（消息），说你已经通过了。”
相比许多临近毕业才开始为实习焦头烂额的大学生，她们俩显得从容：回忆起面试，两人都觉得更像是聊天而不是考试。不过，放松的状态并不只源于个人心态——两位受访者都表示，面试官倾向于对过往实习经历发问，以此考察应聘者的能力；而从大二暑假起，这已经是茶拿铁的第五份实习；矿泉水的第一份实习开始得要更早，在大一的暑假。尽管实习总数量比茶拿铁少一份，但她的上一份实习持续了一年多。
不过，如果没有实习经历，在面试环节又将如何应对呢？对此，茶拿铁表示，这样的应聘者，大概难以通过最初的简历筛选关。两人有些无奈地坦言，第一份实习若想进入有一定含金量的公司，大多要靠家庭隐形社会资本助推。茶拿铁曾经的一位同事跟她聊天时提到，面试官问她上一份实习是如何获得的，对方直言不讳表示是“家里提供了一些帮助”。对方家长是商界大佬，和公司的在职员工有一定接触。矿泉水对此表示同意：“挺现实的。”
由于疫情，自2020年夏天毕业后，矿泉水选择将原定的海外留学计划推迟一年。赋闲在家几个月后，决定去互联网企业闯荡的她当机立断，在网上租下了现在北京的住所。人先到达北京，再开始找工作——做出这个有一定风险的决策，一部分因为本科四年在京的生活使她并不像其他“北漂”那样，对这个庞大的都市有某种未知的恐惧；更重要的是，大量的实习、工作机会，以极高的浓度，聚集于北京。
“在简历一片空白的时候，你现有的资源，可能除了家庭就只有学校了。”矿泉水总结道。她所指的“学校”，除了学历的含金量外，更指向学校的地理位置。
矿泉水以自己的另一位好友举例：一次同学聚会聊天时，对方抱怨，自己虽然在离北京不远的天津上学，却很难在天津找到合适的实习。“没有人会在天津开会的”，所以就连报名会议志愿者的机会都极其稀少。
如果在北京上学，更大的优势是，可以住学校宿舍：在京租房的花销将吞噬许多“打工人”收入的一大半甚至更多，对于收入本就比不上正式员工的实习生，这是更残酷的现实。
矿泉水目前的工资只能刚好覆盖租房的费用，而茶拿铁粗略统计自己的收支后也发现，工资与开销比例大约为1:1.5。剩下的空缺，主要是由两人的家庭填补。对孩子的实习选择，她们的父母都表示了支持。作为新一线城市的中产阶层，家长们态度相对开明，除了金钱上的补贴，也有态度上的鼓励。茶拿铁寻找第一份实习的部分动力来自于母亲的建议：“她主张我尽早开始实习，了解行业怎么运作，可能对我之后的发展方向也有一定帮助。”
如果没有疫情，茶拿铁本该在美国就读硕士一年级。现在只能通过网课学习的她，虽然丧失了校园体验，但也有机会一边网课，一边在北京线下实习。隔着太平洋横跨两个时区，担任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角色，平日生活的确非常紧凑。“有时在公司午休，或者没有活的时候，可能就要看一下网课，或者写一下作业；下了班回家，也可能需要补录播的课或者参加小组讨论。”茶拿铁回忆了这几个月以来自己的生活节奏，“但我觉得还好。我周末还是有很多可以自己安排的时间，反正我星期六是不会学习的。”
在2020年这个奇怪的年份里，不少人做出了和她类似的选择。茶拿铁觉得，虽然算不上享受这份忙碌，但相比抱怨，她还是更倾向于调整自己的心态。茶拿铁不太赞同身边一些同学“一边做出了选择，一边又有很多抱怨”的心态，她认为抱怨既耽误时间，又会影响做事状态。
茶拿铁认为自己是“精力比较充沛的那种人”，不过她也不同意盲目地参加实习。“有的实习可能没有那么多成长性，就不值得这么累，或者牺牲原本用来钻研学习的时间。”本科时她曾经在一家教育机构当老师赚外快，几次课下来，她对内容已非常熟悉，不久后就辞去了这份工作，因为觉得自己“只是在机械地重复”。
在茶拿铁和矿泉水的过往实习经历中，具体选择哪一行业、岗位，都经过了仔细考量。她们希望自己能够在实习中锻炼个人能力，积累有价值的工作经验。
这次为什么选择互联网？茶拿铁觉得，互联网行业前景发展乐观，她也很向往想象中“更年轻、更有活力、更扁平化”的团队氛围。更重要的是，“相比金融行业”，茶拿铁笑着说，“互联网企业给的实际工资要高很多”。“确实，互联网很火”，矿泉水对此表示同意。不过，她选择互联网更多出于挑战自我的尝试：“我觉得做自己擅长的事太久了，要跳出一下舒适圈，探求一下职业发展的可能性。”
在竞争激烈的互联网行业，类似茶拿铁和矿泉水这样履历丰富的实习生，并不少见。茶拿铁回忆自己在公司接触过的同龄人，大多都有一份充实的简历。“但这可能是幸存者偏差？”她这样补充道。意即有实习经验者，更容易找到下一份实习，反之亦然。久而久之，即使只是实习岗位，身边的同事也都多能就既往工作经验侃侃而谈。由于金融、咨询、运营、战略等岗位并不像程序员等职业，有具体的技术能力要求，而更多考察“软实力”，此前的实习经历在应聘过程中，也就显得更为重要了。所以，前仆后继的实习应聘者们，愿意牺牲某个假期的休息时间，或在略有空闲的学期中途，收起校园卡，来到工位。
当然，如果财力更为雄厚，当下在市场上也不乏帮助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的商业机构。这些机构最早从留学中介行业中延伸出来，起初只是作为留学申请的附带性服务，即所谓“背景提升”，利用公司资源为申请人提供实习机会，帮助申请人提升申请成功率。慢慢地，随着留学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一些公司开始专门从事留学背景提升业务，收取高昂的费用，为客户进行职业生涯规划，与求职招聘网站、猎头等职业介绍类公司合作，为客户敲定实习和工作机会。从事这一行近10年的李响（化名）告诉笔者，近几年，互联网产业和金融业是这类公司的大热门，一方面因为这两个行业如今是市场“风口”，实习机会的竞争非常激烈；另一方面，一些头部公司则有“不实习1-2年就基本没有机会成为正式员工”的潜规则。
或是为正式工作铺垫敲门砖，或是为留学申请积累履历，或是为锻炼个人综合素质、拓展行业视野，总之，在学业成绩之外，本应该是帮助学生实现从学校到职场、从学习到工作的顺利过渡的一种制度安排，现已成为公司们节省劳动力成本、精英大学生们全力以赴冲刺的另一条并行轨道。
工厂实习：职校学生痛苦的必修课
在同一国度的另一边，故事截然不同。第二个故事里，主人公们都不必为寻找实习而发愁，因为，早有人高举指挥棒，替他们指出了实习的归宿：工厂。
高职、大专等职业学校的在校学生，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学者陈慧玲2017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显示，高职、大专等中国职业学校学生，大多是来自农村或城市工人阶级家庭的青年，他们因种种原因提前退出了中考、高考等选拔机制，进入职校学习本该以就业为导向的课程。在这些课程中，实习是普遍的必修课。而对于工厂来说，职校学生正是求之不得的廉价劳动力。
在全球工业生产外包的大背景下，供应商被迫相互竞争，压低价格。面对大幅削减的利润率，厂商只能通过进一步压缩劳动力成本来弥补。在中国这一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生产国，富士康等大型生产商时时面临劳动力短缺、农民工工资水涨船高等现实问题；当地政府为吸引和留住大型工厂所创造的GDP价值，便把目光投向了职业学校——职校学生群体，正是一座源源不断的新生劳动力宝库。于是，地方政府、大型工厂与职业学校一拍即合，并冠以“产学一体”的帽子，合理化许多职校把工厂实习列入培养计划的做法。
从2011年9月到2012年1月，成都富士康工厂中有约7000名职业学校学生（约占工厂总劳动力10%）以实习名义，从事流水线工作。实习时间一般在三个月以上，有的甚至持续两年——尽管高职院校的培养周期，总共也只有三年。这群实习生的年龄在16-18岁之间，他们从事着与普通工人完全相同的工作，日夜轮班，时常加班。
更大的问题在于，学校与工厂为学生安排的实习，往往与他们所学专业毫无联系。在陈慧玲的田野调查报告中，一名17岁受访者的专业是汽车维修，但学校将他送进富士康后，他成为了iPhone的零件组装员。“太累了，实在是浪费时间……我们连汽车维修的核心课程都没有学完，就被送到这里实习。”他这样总结道。
悉尼大学人类学系学者Terry Woronov于2016年发布的一份调查提供了相似的结论。在南京的一所职业学校，整个班级的学生被派遣到一所高校进行为期两周的无薪“实习”，负责为高校行政部门录入数据。老师告诉学生，这是“很好的工作机会”，它将有助于“培养高度的纪律性”：以上两点结论的真实性有待检验，但可以确知的是，这一实习经历难以为学生们的未来就业提供实际帮助。
职校学生们早在进入职业学校之初，就被主流评价体系打上了“不认真读书的坏学生”标签，而在职业学校接受教育——特别是实习——的过程中，“学一技之长”的教育初衷也并未得到很好的实践，学生们在流水线上机械地重复简单动作——相比在补习机构工作时的茶拿铁，他们的工作更为单一；然而与茶拿铁不同，他们对自己的实习，并没有太多决定权。一位学生回忆学校下发实习指令时的情况：“老师告诉我们，省内的每一所职业学校都必须与当地政府合作，将学生送到富士康接受实习。”除非由医院证明健康状况不适合，否则学生们必须迅速收拾行李，前往工厂上岗。
对职业学校的学生来说，如果说经济实力、城乡区隔和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这些都与他们的阶级身份有着紧密的联系——已经让他们所受的教育“输在起跑线上”，在本应该帮助他们提升技能、衔接职场的“实习”中，畸形的“地方政府-资本-学校”合谋却再次挡住了他们阶层跃升的进路。他们在校时进入工厂实习，毕业后，他们可能发现自己熟练掌握的，亦只有工厂流水线所需的技能。
与茶拿铁和矿泉水相比，职校学生“丰富”的实习履历毫无用处，他们的家庭亦对此无能为力，而他们的学校则更多扮演了助推他们进入这一结构性循环的角色。这种系统性的力量，无疑将他们与同辈人的距离拉得更远。
劳动权益保障：立法或执法的缺席，受限的劳工组织能力
工厂与写字楼里，来自职业学校和高等院校的实习生们忙碌在大城市的两端。但两者吊诡的相似性在于，普遍违背《劳动法》的工作时长和劳动报酬。
实际上，早在2007年，教育部与财政部就联合印发了有针对性的《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规定“不得安排学生加班和夜班”，且实习报酬“原则上不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试用期工资标准的80%”。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富士康等许多大型工厂的实习生待遇与规定相距甚远。在富士康，学生们吃住在工厂，受工厂制度严格管理，不得随意请假，否则将影响毕业。除了普遍的昼夜轮岗、加班工作，由于坚持实习学生不是正式雇员（即使他们从事与其他工人相同的工作），实习生们也并未被纳入政府规定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救济、生育保险和养老保险等），于是公司得以节省大量资金。
如果说工厂中的职校实习生受制于学校规定和毕业压力，不得不忍受恶劣的实习期劳动状况，那么“互联网大厂”中的高校实习生们，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近两年，拼多多员工加班猝死、程序员在github上发起“996ICU”等事件引发了公众热议。对严重违背劳动法的不合理加班现象，社交媒体平台上群情沸腾，剑指中国最知名的几家互联网企业。但对于渴望在互联网名企中获得一席之地的实习应聘者而言，加班这件事，他们早有心理准备。
“大家好像都默认加班是不可避免的”，茶拿铁说。
“对，在面试的时候，领导会直接说‘中国互联网的节奏你应该是知道的’——不明说，但是会暗示。因为知道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你要是不接受，可以拒绝这份工作；只要你接受了，那就是默认了。”矿泉水最近在招聘自己岗位的继任者，因此也会参与面试工作，她对这套话语体系已驾轻就熟。
两位受访者所在的公司对劳动时间有明面上的要求。矿泉水所在公司是比较标准的“每周5天，每天8小时”制度，茶拿铁公司则要求每日工作7小时，但区分大小周，大周需要上六天班。公司上班时间是在10点，没有要求打卡；不过，她们每周都会遇到加班。少则一两次，多则三四次——大多是因为当日工作还没做完，自己主动选择留下。
“Mentor（导师）其实不会要求，除非有明确指示说当天要完成某项任务”，茶拿铁说。加班的次数并不算少，但时间尚在可接受范围内，不至于到熬夜的程度。矿泉水说她遇到过最极端的情况，是有一次回家后收到任务，临时为一次会议准备资料，大概从晚上九点忙到十点。除此之外，大多数加班的日子结束后，她们还是能获得小半个属于自己的夜晚。
由于不在IT部门，她们不太清楚程序员的加班状况是否更加严重；能确定的是，尽管“已经很忙了，工作量还是比正式员工少很多。”茶拿铁有次听到两位正式员工闲聊，一个人小长假希望去外地找朋友玩，另一个人叹气说“但朋友也不一定有时间”，于是对方调侃道：“你朋友比你还忙啊？谁能比你还忙？”
在入职时，两位受访者都与公司签订了一份书面协议，但当时她们并未太在意这份例行公事的文件，因此现在已记不太清其中的具体内容。作为实习生的她们，在法律上与公司是怎样的关系？公司将对她们承担怎样的义务？她们的哪些权益受到保护？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模糊的。公司为实习生购买了一份商业保险，但她们亦不太确定这份保险覆盖了工作中的哪些方面。
茶拿铁和矿泉水对劳动权益相关内容的模糊了解，背后是我国相关法律对高校实习生权益保障的缺位。尽管工厂里普遍存在违法雇佣实习生的现象，毕竟《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办法》《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 (教职成(2016)3号) 等文件提供了一份法律保障。然而，目前高校学生自主参与实习，无论其实际劳动内容为何，都不在劳动权益相关的法律保障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保障对象是一般劳动者，并不覆盖实习生；而教育部颁行的《高等学校勤工助学管理办法（2018年修订）》仅适用于校内勤工助学或学校推荐到用人单位实习的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地方省份出台了专门针对实习生劳动权益保障的法规，如《江苏省劳动合同条例》第四十二条就规定：“企业不得安排总时间超过十二个月的顶岗实习，不得安排学生顶岗实习每日超过八小时、每周超过四十小时……企业应当按照实习协议为顶岗实习学生办理意外伤害保险……企业应当按照约定的标准直接向顶岗实习学生支付实习报酬，且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企业、学校不得克扣或者拖欠顶岗实习学生的实习报酬。”（ 自2018年8月1日起，江苏省月最低工资标准：一类地区2020元；二类地区1830元；三类地区1620元。非全日制用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一类地区18.5元；二类地区16.5元；三类地区14.5元。见《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全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苏人社发〔2018〕173号））
此外，在近几年一些法院判决里，一些法官认为实习可以构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并最终据此裁决纠纷（如(2018)京03民终2656号；(2020)皖05行终26号；(2017)京03民终8946号等）。这些判决是否能倒逼立法机关完善相关法律，目前还不得而知。
据人社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目前，“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如果公司选择与实习生签订合同，则后续发生的纠纷可参照《民法总则》《合同法》等其他规定解决；但公司是否与实习生签订正式合同，往往不是实习生能够左右的决定。
茶拿铁和矿泉水所在的互联网企业，确有主动与实习生签订合同；虽然两位受访者已记不太清具体内容，但到目前为止，所幸她们并未遭遇实际的劳资纠纷。印象中，她们也未曾听到身边正式员工的维权先例。不过，对不合理劳动时间的讨论（如加班），倒还不至于是公司内部的禁忌话题。员工们更多自嘲式地互相吐槽，而避免涉及“如果需要维权，应该怎么办”等更为沉重的讨论。
由于工作涉及国际化业务，矿泉水对部分其他国家劳工权益保障相关情况有一定了解。相比成熟的工会系统，她认为目前国内的NGO/学生组织缺乏影响实际决策的能力，而期待个体劳动者“挺身而出”进行维权，也并不现实：“一个个体，要做成这件事，真的是非常困难的。”茶拿铁表示，虽然“996ICU”运动似乎暂时受阻了，但“它使得原本对996已经很麻木的这群人，对工作制度产生了一些思考。”至于这样的思考在现实层面是否会有更多影响，她觉得目前还很难判断，“但是能有一些思考也是好的。”
在这一方面，工厂里的维权运动更为成熟。2012年10月5日，郑州富士康，一条极大增加了工人负担的产品控制新规曾引发超过3000名工人集体抗议和罢工。此后，一名曾在太原富士康工作过两年的高中毕业生在网上公开发布了一封致富士康CEO的公开信，控诉工厂内的剥削境况。信的结尾写道：“即使您是老板，我是工人，我也有权在平等的基础上与您交谈。” 不少实习生也曾积极参与工人运动：2010年5月至6月间，实习生们在佛山的本田汽配厂发起罢工，并最终争取到了可观的加薪。
在工厂内从事半强迫劳动的职校学生，除了有限的薪水，无法从这份“实习”中获取更多的有益经验。或许正因为他们对公司没有期待，才能更没有后顾之忧地投入维权活动。而互联网大厂中的大学生们，虽然在选择实习时掌握了更多的自主权，却也更顾虑重重。参与维权运动，会给上司带来怎样的印象？是否会因此丢掉实习？是否会在履历上留下记录？参与了运动，又能改变什么？他们不得不面对更多的现实质问。
回归生活：对抗规训，或与自我和解
至于实习是否带来了符合自己期待的收获，两位受访者没有给出很明确的态度。回忆入职前对这份实习的想象，她们都认为实际体验与其有一定差异。
入职当天，矿泉水办完手续后步行穿过公司大楼的许多区域，那个场景对第一次加入互联网企业的她来说，产生了巨大冲击。“尤其是我看到有100多个工位那么（排布）在一层一层楼的时候，我自己还是觉得有点不太舒适。”
密集而整齐划一的工位，与流水线工厂有着微妙的相似之处。作为个体，人往往难以适应这种强烈的统一和有序。陈慧玲（2017）采访的一位职校老师也提到，有些学生在抵达富士康工厂后的第一周情绪低落，不愿上班：“我要求学生们控制他们的情绪。冷静。想想看如果你离开了，你的家长不会失望吗？周四晚上，我去学生宿舍里问他们的感受，他们说‘没有很糟。’到了周五，他们说‘还好。’他们渐渐地熟悉了工作节奏，最后，我再问他们想不想离开，他们说‘不想。’”
在富士康实习七个月后，一批学生返回学校。但仅仅过了三个月，学校开始为他们安排更多的实习机会——仍然是工厂，另一间工厂。
茶拿铁和矿泉水的实习也接近尾声。她们期待着，除了在简历中再加上一栏之外，实习所锻炼的软技能可以帮助她们未来找到心仪的正式工作。
她们在北京度过了二十岁出头时一个新鲜的春天。
茶拿铁决定在下个学期短暂gap，她已经开始接受一所证券公司的实习面试，生活平稳向前。
矿泉水觉得，对她来说，“（北京）这座城市没有他人所说的那么‘锋利’。”在谈及北京生活的挑战时，茶拿铁说“最大的挑战就是有的时候打不到车了。”说完她们俩都笑了。
一刻停顿后，矿泉水认真地补充道：“也可能因为我自己不是那种特别正式的北漂”，这是她第一次独立地在北京以工作的方式生活，“比如以前我都不知道猪肉多少钱。”
茶拿铁深有同感，花自己挣的钱之后，有些什么东西改变了。每年夏天，她都会准时守候某视频平台的选秀节目，这次，开始实习的她本来期待着像粉丝群里其他上班族那样，用自己的薪水为爱豆出一份力；然而算了算拿到手的实习工资和每月在北京的花销后，她右滑关闭了不断催促大家“打钱”的粉丝群聊天窗口——“根本燃不起来了，我只觉得他们吵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