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注: “棉花”之爭如果刨去國家主義的噱頭，所暴露的僅僅是簡單的全球資本與獨裁政權聯手對於國民的剝削而已。諷刺的是，所謂國家主義者所反對的竟然是外國資本不願（無論被動或是主動）繼續參與對本國勞工的壓榨。

血腥的时尚资本主义：支持棉花，还是支持工人？｜马各庄社论

—— by 郑三妮 马各庄公社

在过去一年里，H&M、Nike等服装品牌遇到了一些小风波，先是被人权组织指责没有与“强迫劳动”划清界限，现在则被中国媒体指责“抵制新疆棉花还赚中国的钱”。如果考虑到这场舆论战背后的国家力量，似乎这些品牌背后的跨国资本是在贸易战的夹缝中可怜地挣扎着。

但是，在国家主义彼此攻讦之间，以H&M服饰公司为代表的时尚资本主义并不值得丝毫同情，毕竟它们之所以赚得脑满肠肥，靠的就是吸食中国等第三世界劳工的血肉。与此同时，在舆论喧哗中完全隐形、却背负着时尚资本主义全部繁华的劳动者，值得我们全部的关注。

不同的商业模式  相似的运作逻辑

我们不妨简单描摹一下这些国际大牌的运作模式。

H&M主打的“快时尚”商业模式，倚赖廉价、快速周转的模式打遍全球低端服装市场。廉价，意味着生产的成本要压到最低；快速周转，意味着生产的速度要提到最快。唯有这样，H&M才能一边以低价优势在市场上攻城掠池，一边积累巨额的利润。为了降低库存成本、提高利润，H&M曾连续多年将滞销衣物送到火电发电厂付之一炬。这种销毁机制本身就是巨大的资源浪费，更何况它也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而Nike、Adidas所主打的“运动时尚”模式，则通过高昂的营销成本来打造可观的产品溢价。每一年他们花费巨资与体育明星、球队、俱乐部进行联名营销，打造从“轻奢”到“日常平价”的产品矩阵，尽管一部分终端产品价格不菲（营销费用也是成本的一部分），它们仍要寻求最低的生产成本和尽量快的周转速度来扩大利润空间。而在时尚季节的更迭期，他们同样必须“妥善”处理过季产品，以防影响源源不断上新的产品的利润。2017年，Nike美国纽约分店被爆出刻意割破库存球鞋再丢进垃圾桶，以避免鞋子被贱卖。

时尚产业中最为光鲜亮丽的Burberry、Gucci、LV等奢侈品大牌，在每年时尚季都一掷千金，聘请设计师设计时髦、新潮的服饰装扮，并以高昂的价格、奢华的营销，销售给有钱人。对于奢侈品企业来说，销毁过季产品以保持品牌价值也是一项传统艺能。2018年，英国时尚奢侈品企业Burberry财报显示，在过去一年的时间中，他们销毁了价值2.5亿的滞销衣物或香水。在营销和设计上不计成本的奢侈品企业，在制造环节却锱铢必较。

2015年，土耳其劳工组织“全球劳工联盟”指出，德国奢侈品集团Hugo Boss AG在土工厂的工人面临长时间加班、没有福利、工资低于贫困线水平等困境。这一现象并不少见，2007年，中国经营报报道，英国奢侈品企业Burberry将产品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制造成本下降一半以上；2016年，美媒Vice报道，Prada、香奈儿、MK等企业供应链极不透明，使社会监督无从置喙；2017年，英媒卫报报道，法国奢侈品集团LVMH偷偷在罗马尼亚建了皮鞋工厂，提供给工人的月薪不足200欧元。在生产环节压榨工人，正是它们提高利润的重要手段。

因此，毫不奇怪，不论终端价格是低是高，不论商业模式存在多少差异，在供应链设计上，这些企业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血汗工厂。在这种工厂里，劳动者只能拿着勉强温饱的生存工资，不分昼夜、毫无休假地从事生产。无论是“快时尚”、“运动时尚”，还是“奢侈时尚”，对于时尚资本主义行业而言，最紧要的问题都是：宁愿走遍全球各地，也要找到可以让劳动者在最野蛮条件下进行生产的社会。

离开旧大陆  寻找新大陆

这样的社会曾经就根植于欧美本土，但对欧美资本家来说，“不幸”的是，由于欧美本国工人和各类企业进行了几个世纪的阶级斗争，由于共产主义革命实实在在的威胁，欧美资本家已经不敢把这般劳动条件强加到本国劳动者头上了。究竟是经历过怎样的历史，才让资本家不敢这么做了呢？这段关于英国棉纺行业的历史记述或许能道明一二。

1844年2月1日，星期四，设菲尔德的索赫车轮工厂被人放一把火烧得精光。四个月内就发生了六起这样的事件，所有这些事件的爆发，都是由于工人对雇主的切齿痛恨所引起的。……1816年即已成立的棉纺工人工会的团结和力量是少有的。它的会员必须宣誓服从多数的决定。罢工时有一个秘密的委员会在活动，这个委员会是大多数会员所不知道的，它可以不受限制地支配工会的款项。委员会规定了刺杀工贼和可恶的厂主以及放火焚烧工厂的奖金。（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工作日”）

在二十世纪中叶，社会的激烈抗争，迫使欧美资产阶级不得不接受以财税制度为中介、向国内劳动者提供“慷慨”福利的制度安排。

但是，资本家并未因此停止剥削，而只是将剥削转向了国外——他们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寻找愿和他们一道“闷声发大财”的“工头”。对于资本家而言，这些新的合作者必须比本国历史上的贵族老爷们更为铁腕，更能“监督”工人“勤奋”工作。很快，世界各国的资本家先是找到了“五五体制”下的日本、港督铁腕统治的港岛，后又找到了军政府统治的南韩、拉玛九世“开明专制”下的泰国。而在二十世纪末尾，资本家们终于“发现”了有史以来最为广袤、最为幅员辽阔的“新大陆”……

与跨国资本合作，成为“闷声发大财”的工头——这便是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东亚大小“龙虎”等经济奇迹的真实历史。说到底，资本家抛弃欧美本地工人，转而拥抱东亚工人，并不是因为前者懒惰、后者勤奋，而是因为前者的斗争导致资本家能够吮吸的剩余价值变得越来越少——这无疑与资本所寻求的无限增殖相悖。

然而，在由H&M引发的相互矛盾的抵制声中，我们看到，这种血汗的历史不仅没有被清算，反而得到了变相的承认。在西方抵制H&M的声音中，他们强调，H&M等企业的供应链中没有清除“强迫劳动”；而在中国抵制H&M的声音中，强调的则是“强迫劳动”并不存在。双方就“强迫劳动”和“中国棉花”你来我往，仿佛跨国资本在“自由”市场中就不存在种种强迫。

2016年，香港非政府组织“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SACOM)”曾发布调查报告《大牌企业虚伪社会责任背后的现实：关于ZARA、H&M和GAP中国供应商的调查报告》。我们或许可以从中窥见快时尚产业中那些相对“自由”的劳动者的工作状态：

三大品牌的行为准则中规定，其供应商工厂支付的工资应能满足工人的基本需求。但是，调查显示，工人的工资都是以固定的、微薄的计件工资计算，迫使工人加班加点，能做多少件就做多少件，以维持生计。由于设计的频繁变化，旺季和淡季的不同，工人的工资不稳定。工人最终的工资水平甚至难以维生。

三个品牌还承诺供应商工厂的安全和健康工作条件。然而，在现实中，工人在没有防护用品的情况下，接触到有毒化学品、棉尘和危险粉尘。由于缺乏培训和防护设备，机械的操作并不安全。火灾逃生通道要么狭窄，要么被阻断，工人的健康和安全受到威胁。

1996年，巴基斯坦男孩为Nike缝制足球

这张照片掀起了对Nike的一致谴责

作为中高端运动品牌的Nike也不遑多让。卫报2001年的报道指出：在上面这张照片和越南工厂毒气事件引发的社会谴责下，Nike曾做出六大承诺以改善供应商工人的处境，但三年过后，总部位于旧金山的非政府组织Global Exchange发布报告《Still Waiting For Nike To Do It》称，Nike员工仍在高压的工作环境中辛勤劳作：

在许多Nike工厂，员工被胁迫每周工作长达70小时，如果他们拒绝做额外的工作，就会在其他工人面前受到羞辱或被威胁解雇。

我们可以看到，欧美大牌的发迹史，首先是它们欠下第三世界劳动者血泪债的历史；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可忽视，“自由”资本的横行霸道，离不开第三世界国家统治集团对跨国剥削的无视纵容，甚至积极扶持。

曾经你侬我侬  如今大动肝火

这次舆论闹剧的核心是，国家在敲打试图声称要将供应链撤离中国的跨国资本，即便他们可能从未真的撤离，不过是说些漂亮话来应付公关压力。

首先发起攻击的是共青团中央，紧接着各大官媒纷纷发文“为新疆棉花点赞”。但笔者认为，还是一位网友的评论更赤裸地诠释了他们的意思：

“就算新疆棉花是人肉做的，在这个时候我也要支持它。”

“这个时候”，指美国的国家力量正在施压国内资本，迫使其结束与中国长达数十年的“亲密关系”。我们不妨回到历史去看一看这是一段怎样的“亲密关系”。

早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就有计划地通过扶持棉花出口、获取外汇，用于投资重工业所需要的设施和技术（松村史惠，2011）。当时与中国做生意的西方国家并不指责中国的劳动条件达不到它们的标准。改革开放虽然极大改变了中国的所有制结构，但前一时期所留下的较完整经济体系、较高素质劳动人口以及严格的控制体系，却为中国转型“世界工厂”创造了有利条件。

过去几十年，跨国资本如潮水般涌入中国，从早期“三来一补”的生产方式，从三四百人的小工厂，一步步扩张到20世纪90年代几千人的独资或合资企业。到了本世纪，则终于出现了数万人的代工大厂。在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下，无论是进行绿地投资，还是签署外包生产合同，在国家致力于维持的劳动力低成本低权益的环境下，资本家们赚得盆满钵满。

根据中国产业用纺织品协会的整理：1985年，中国开始允许自营服装出口，纺织品服装对外贸易快速发展。1994年，纺织品服装出口额达到355.5亿美元，占全世界比重为8.6%，跃居世界首位；2000年这一比重上升至14.6%；而入世七年后，世界上超过四分之一（26.1%）的纺织品服装都是中国工人生产的了。

数据来源：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产业经济研究院

转引自：中国产业用纺织品协会

而“世界缝纫机”的背后，中国工人遭遇了什么样的工作条件呢？我们不妨看看2017年，劳工NGO在华坚工厂中观察到的场景。这家工厂中大量产品被贴上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之女Ivanka Trump个人品牌的标签销往美国，终端售价从60美元到150美元不等（约合人民币400～1000元）。

工人被虚假的招工广告骗进工厂，离职拿不到工资，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一个月只有1-2天休息，遇到赶货的时候会加班到第二天早上1:30；早上7:10还要继续上班，一天工作时间达到18小时，强迫的加班时间没有任何工资。迟到早退都会被罚款，工厂不让工人请假，如果工人不上班，一天不但没有工资，还会扣120元人民币……

该组织公开报道了此事并将调查结果致函Ivanka Trump本人，在后者沉默不语的同时，三名曾潜入工厂的组织代表被中国警方以“非法窃听商业机密”为由逮捕。

百度百科介绍，华坚国际是中国最大的女鞋生产企业，其创始人、中国女鞋之父张华荣，现任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委员，2018年入选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

帝国主义靠着资本垄断和武力入侵前资本主义地区，迫使它们进入整个体系——若考虑到这一点，国家或许也有被逼无奈的成分。然而不管主观上它如何超脱，客观上，它确实扮演了帝国主义的触手末端的角色，更何况，主观的“超脱”或许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说到这里，国家既然和跨国资本曾经是最佳拍档，如今为何突然跳脚，对曾经的盟友反戈一击？究其原因，“皇帝没穿新衣”的事实被昭告天下，这的确是一件令人大动肝火的事情。问题可以存在，但不能被挑明；剥削可以持续，但不能被言说。

曾经爱得那么深，如今才恨得这么真。

唯有终结时尚资本主义

在这次舆论海啸中，总有这样的声音出现：“自愿”或“非自愿”的高强度劳动，让改革开放初期的东部地区农民和今天西部地区的贫困居民们提升了劳动技能，获得了新的就业机会，学会了服从车间生产的纪律，从而能够摆脱懒惰、蒙昧和贫困。这种声音的谬误在于，它将第三世界劳动者整体被迫卷入资本主义秩序的受压迫历史，粉饰为学习劳动技能、脱贫致富的个人英雄史。

首先，主张这种观点的人必须提供充足的事实，论证“第三世界国家联手跨国资本剥削劳动者”这一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提高了工人的技能，有多少工人（而非当地资本家和政客）因此获得了富裕。这里还需要提醒举证者，要记得普遍的技术进步会提高生活水平——资本主义的奴隶比古罗马的奴隶活得舒适，只能表示生产力毕竟是进步了！

而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是：非但没有这方面的实证材料，相反，有充足的实证材料表明，资本主义下，基层劳动者从未摆脱贫困（前面已经谈论很多了），且资本主义下的发展恰恰需要保持基层劳动者的贫困，还需要保持那些剥削劳动者的强制力，而非反之。

其次，困在资本主义的牢笼里思考“贫困”与“脱贫”，难免会认为资本主义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金油，但我们不应该把想象力局限于现状。即便官方媒体报道也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脱贫实践。在西藏，农牧合作社将贫困户和边缘户纳入到“致富共同体”，通过财政支持、技术支持和共享利润的方式，来帮助农牧民脱离贫穷。

一番舆论拉锯过后，无论H&M继续在中国采购原材料，还是将生产基地转向泰国、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其它第三世界国家，它唯独不会做的一件事，是真正地提高当地劳动者的福利，将吃到肚子里的利润吐出来给贫苦疲惫的一线劳动者。

跨国资本们只想把血汗劳动的问题偷换成个别国家的问题，却始终不愿改变其依靠血汗劳动牟利的模式。至于“支持中国棉花”还是“支持孟加拉棉花”，丝毫不影响资本剥削的逻辑。我们目前习以为常的高溢价高浪费、雍容华贵并遍及全球的时尚资本主义，完全建立在残酷的资本剥削的基础上。

倘若你关心“人”胜过关心“棉花”和“时尚”，胜过关心“国家”的胜利与失败，那么你就得承认：要提高一线劳动者待遇，必须将时尚资本主义从劳动者身上长年攫取的利润吐还给他们。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应该仅仅以接受现状为前提束缚我们的想象力：比如，劳动者组织起来的纺织合作社，可能就是颠覆时尚产业后更好保护劳动者的生产形态——当然，想象的前提是参与到反对剥削的抗争中去。

至于别的东拉西扯的内容，就算把所有微信用户都感动得粉嘟嘟了，我也只想说——请看啊，它们竞争对家的股价上天了！//

[1] 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

[2] 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3] Mao’s China and After

[4] 我在富士康

[5] Nike accused of tolerating sweatshops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1/may/20/burhanwazir.theobserver

[6] 销毁全新存货成时尚业常事，博柏利过去五年烧掉1.1亿英镑商品

https://xw.qq.com/cmsid/20180723A1Y0MH00

[7] [Investigative Report] Reality Behind Brands’ CSR Hypocrisy: An Investigative Report on China Suppliers of ZARA, H&M, and GAP

[Investigative Report] Reality Behind Brands’ CSR Hypocrisy: An Investigative Report on China Suppliers of ZARA, H&M, and GAP

[8] 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纺织行业改革开放40年发展成就

http://www.cnita.org.cn/ch/newsdetail.aspx?ids=23_2773

[9] 三名调查员被取保候审

http://www.chinalaborwatch.org/cn/newscast/627

[10] 松村史穗（2011）.1950-1970 年代中國糧棉相剋 以國内棉花生産爲主

https://web.iss.u-tokyo.ac.jp/kyoten/research/ch.7_matsumurashiho.pdf

[11] 时尚头条网：Prada、香奈儿以及爱马仕被爆使用秘密供应链

https://cn.fashionnetwork.com/news/prada–xiang-nai-er-yi-ji-ai-ma-shi-bei-bao-shi-yong-mi-mi-gong-ying-lian,684671.html

[12] 时尚头条网：《卫报》披露：Louis Vuitton 鞋履大部分工序在罗马尼亚的工厂完成

https://cn.fashionnetwork.com/news/–wei-bao—pi-lu–louis-vuitton–xie-lu-da-bu-fen-gong-xu-zai-luo-ma-ni-ya-de-gong-chang-wan-cheng,8411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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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很黑，但不是买另一个大牌就完事了

文 / 古月山涛

这两天，因为新疆棉花的事情，国内互联网都吵翻天了。简单来说，是这么一回事：著名的快时尚集团H&M于2020年3月25日发了个声明，说是“非常关切公民社会组织和媒体指责的新疆强制劳动和歧视少数民族问题”，一旦确认情况属实，就有可能终止和相关供应商的合作。时隔一年之后，2021年3月24日，在微博上发起#HM碰瓷新疆棉花#超话，指出”新疆棉花不吃这一套！请H&M摘掉有色眼镜，立刻停止散步虚假信息！“，这迅速引起网络上引起巨大争议。H&M的声明，现在已经删掉了。

那H&M做出以上声明的具体依据是什么？其实是来自一个国际非营利组织，叫做“良好棉花倡议”（The Better Cotton Initiative，简称BCI），大金主是耐克、阿迪这种跨国公司。这个非营利组织主要是评估供应商有没有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比如有没有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和土壤、保护自然栖息地、保证“体面劳动”等等。通过它评估的供应商，就相当于被BCI认证。而像H&M，以及这次被网民抵制的阿迪达斯、耐克、宜家之类的跨国巨头，只采用BCI认证的供应商。事实上，从去年3月开始，许多新疆的棉花生产和加工企业已经陆续收到BCI的“终止合作邮件”，理由就是新疆存在“强制劳动和其他践踏人权的行为”（这个声明现在也已经删掉了）。因为BCI不再认证新疆的棉企，所以H&M也有可能停用它们生产和加工的棉花。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互联网上的抵制潮，甚至有人跑到耐克阿迪的销售直播间去辱骂工作人员；以及顶流明星一个个争先恐后地跟BCI认证企业终止合作，不采用BCI认证的企业被疯狂追捧……在这吵吵嚷嚷的舆论背后，我们需要仔细考察更多东西。

真H&M的真正黑幕：血汗工厂

H&M确实很黑——即使经过BCI这样的组织来“敦促”它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它依然很不讲武德。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它的供应商极其恶劣的劳动状况——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随手上网一搜，居然马上就能发现H&M糟糕劳动状况的相关新闻：据英国卫报报道，2021年1月，印度一家H&M供应商工厂的20岁女工Jeyasre Kathiravel，死在了她家附近的农田里。她的主管承认自己绑架并杀害了她。Jeyasre的家人说她生前被这个主管性骚扰和威胁恐吓长达数月。

当地的女工领袖也对媒体表示，死者生前尝试过上报这些事情，但H&M和厂方毫无反应。厂里许多女工也遭遇过类似的性别暴力，但她们要么不知道怎么上报和反抗这些事情，要么担心被打击报复。对此，H&M回复了一堆官话，说什么会派独立的第三方组织去调查此事，从此再无下文。与此同时，这家供应商工厂的老板雇了一堆彪形大汉闯进Jeyasre家，带着50万卢比（约4.5万元人民币），逼她的家人收下这笔钱，签下自己压根没看过的文件。

这也不是H&M第一次因为恶劣的劳动状况而“出名”了。2018年，关注国际制衣工人劳动条件的草根组织“干净衣服行动”（Clean Clothes Campaign，简称CCC）就已经公开H&M的两大罪状：

• 一方面，H&M的高管曾在2013年承诺要让整个供应链共计85万名工人得到“生活工资”，但5年后这个承诺压根一点也没有兑现，85万名工人和他们的家庭依然活在贫困中。
• 另一方面，H&M打击工人的组织，不让工人自己选举代表和资方谈判。

为此，“干净衣服行动”发起了#TurnAroundHM campaign，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去对H&M施压，要求它改善工人的劳动状况。同样是“非营利组织”，不得不说，不靠跨国资本注资的草根组织更有战斗力——BCI唯唯诺诺的事情，CCC就敢硬杠到底。

一句话：H&M确实有黑幕，最大的黑幕是血汗工厂，这才是我们应该抵制它的原因。

如果你支持新疆棉花，就请支持中国劳动人民

但是，这个问题绝对不是通过购买另一个大牌的产品就可以解决的——无论是跨国大牌还是国产大牌。因为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在私有制和一切生产都是为了利润的条件下，没有“真正道德”的消费——无论你是用苹果还是安卓，是穿耐克、阿迪还是李宁、安踏。这些资本要不是依靠各种血汗的劳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资劳动如何才能不是“强制劳动”？），咋可能有今天的风光？

现在大家一窝蜂地去买李宁、安踏，不禁让我想起前段时间舆论对华为和比亚迪的追捧，前者在中美贸易战中成为了“国货之光”，后者在疫情期间改做口罩而获得一片叫好。但是，华为的奋斗者协议和251事件不血汗吗？去年夏天，长沙比亚迪口罩厂工人三月无休，三名工人猝死，一位工友的手被机器压成肉饼，这不血汗吗？如果这些国货品牌不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我们越消费，就越是在给这些国货资本家送钱，让“爱国”变成了他们生意经。

一句话：我们应该抵制所有的血汗工厂，无论它们是外资，还是中资，还是中外合资。

从这个逻辑出发，我们就不仅要支持新疆棉花，更要支持新疆以及全中国的劳动人民。支持，先从了解开始：

比如，新疆棉花90%是机采棉。那么，是什么人在开什么机器采棉呢？怎么采棉呢？新疆的长绒棉质量很好，卖的价格也最高，但它主要还是靠人工采摘。那又是什么人、用什么方式去采摘的呢？这些开机器的棉农、人工采摘的拾花工，他们是新疆本地人吗？如果不是，他们是从哪里来打工的？怎么来的？一个月工资多少？劳动时间多长？劳动强度多大？吃什么？住哪里？他们和家人一起生活吗？生活条件如何？如果出现工伤工亡，怎么办？

比如，早些年，很多山东、河南、甘肃的农妇会在棉花收获的季节去新疆拾棉花。我知道她们曾经要从老家坐绿皮火车硬座去新疆打工。每天起早摸黑，工作十几个小时，手工拾几十甚至上百公斤的棉花，睡的是简陋的大通铺，几个星期甚至一个月才能洗一次澡。现在，新疆棉花已经是大规模机采，这些大姐和阿姨们，都去哪儿了呢？她们现在怎么样？她们还会来新疆拾棉花吗？还是说已经回老家打工，或者去东部沿海地区打工？还是说，已经不用再劳累，可以安心在家享受天伦之乐？

比如，很多有新疆身份证号的朋友，到内地来找工作、住酒店都不太方便。现在这事怎么样了？他们能随意走亲访友，和家人团聚吗？

广大的新疆乃至全中国各族劳动人民，肯定都不能接受西方国家和跨国资本的颐指气使。同时，我们也要警惕，是谁带节奏主动挑拨民族情绪，将现实的中国各族劳动人民当成人肉筹码和新鲜韭菜，一边去和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和精英掰手腕，一边去养肥中国国内的资产阶级和精英——满足他们扩张的需要，同时转移国内社会矛盾的视线，去为“新时代”的伟大蓝图鼓与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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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博小资产阶级会梦见电子棉花吗？

作者：李空、lulu编辑：lulu日前，H&M集团在其官网发布声明拒绝使用来自新疆的棉花作为原料，以“强迫劳动”作为理由，提出“抵制新疆棉花和纺工厂”，继H&M发布了“抵制新疆棉花”的通告之后，阿迪达斯、耐克、优衣库等国外著名品牌公司也被爆出对新疆棉花的抵制通告，此次联合声明一石激起千层浪。耐克官方甚至发布声明明确表示，不仅自己不用新疆棉花，更要求合作的供应商自查不许用新疆的棉花。各大品牌抵制新疆棉花热搜话题爆发后，大量明星宣布与这些品牌解约，各大媒体报道支持新疆棉花，不少网友都自发留言开始抵制H&M、耐克、优衣库等品牌。大V也没有错过这个热点，他们有的以民族主义情绪痛斥中国消费者在抵制洋货的同时依然在大量购买这些品牌，有的分析认为中国的棉花“挑战”了整个西方市场所以遭遇围攻。

BCI及其成员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联合抵制新疆棉花的公司都同为BCI的成员，BCI全名为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是2009年成立于瑞士日内瓦的一家非盈利、多利益方国际性会员组织，目标是在全球推广更好的棉花种植标准及行动。目前该组织在全球拥有超过400名会员组织单位，主要包括棉花种植单位、棉纺织企业和零售品牌，包括海恩斯莫里斯服饰、阿迪达斯、盖璞、宜家家居、李维斯、迅销、新百伦、沃尔玛、开市客和安踏（已宣布退出BCI）等。BCI所称的在全球范围内致力于推广良好棉花，并非只是推广质量更好的棉花，而是指可持续发展棉花，从绿色食品的定义可以知道，可持续棉花是指在生产过程中较少使用化肥和化学杀虫剂的棉花以及再生棉，同时也是质量较高的棉花。不过，BCI的良好棉花还加进了另一个标准，即由劳动者体面劳动所生产的棉花，这一点也主要构成了当下的棉花之争。这起事件我们要重审对棉花生产的三个误解，以澄清当下浑浊的舆论场，仅供国内外棉花爱好者参考阅览。

01 国产棉花真的是因为过于优秀而被“迫害”吗?

事实上，中国本土出产棉花在国际原料市场上竞争力低下而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独占山头。许多人依托广泛传播的农机图片，以及有限的新闻材料得出了结论——中国棉花在威胁外国市场，知乎上部分用户就表达了此类观点，认定西域已经完成了全面自动化，农机好像已经战胜了美国，中国棉显得廉价又实惠。实际上，在2020年，中国的棉花产量占全世界的24%，消费量却是全世界的33%——充分说明中国的棉花消费量世界第一,但生产并不能完全满足庞大的需求。缺口必然是需要从外部进口的，中国进口了印度，美国，澳大利亚等地的棉花，甚至是美国最大的棉花出口国。据海关统计，2020年美棉占我国棉花进口总量的45%，其次是巴西棉和印度棉，分别占比29%和12%。中国的棉花依然与美国存在差距，并不是超越了大部分国家。在耕作模式上，南疆青睐人工采摘，北疆则基于历史因素更多采用国产小型摘棉机。对发展机采棉来说，北疆的情况略好一些，南疆小块地较多，收获模式还不成熟，且没有满足需求的机具，而自主研发的小型采棉机，由于在收获原理上与人工采摘没有大的突破，如果收获原理不进行突破就不会有太大发展空间。所以中国国产的主力机型小型机与外国的大型机依然无法抗衡，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育种上我国在国际上甚至落后于阿根廷，更比不上美国。引用银河期货的报告称：北疆机产棉因天气问题质量低下，无论是长度、强度、马值还是颜色级都变差了很多，特别是北疆棉的质量差。同时美棉即便大量农民转种了玉米，产量下降，但销售情况很好。我国种棉成本相比美国来说依然竞争力薄弱，中国的生产成本约为美国的三倍，成本非常高，没有政府补贴根本不能维持低价销售。

*银河期货显示美棉大量出口到中国在棉花科学期刊的新疆植棉区2019年棉花种业报告中，提出了棉花生产中品种和机械化的困境：“品种‘多、乱’情况依然是棉花生产主要问题”，“地方壁垒和保护主义较严重，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强“，“适宜机采的棉花种质资源匮乏，创新能力不足”，“品种选育方法老套，高效育种技术体系仍不完善”，“急需机采性状优良的高产优质品种”。尤其是能够机产的高质量棉花，报告称“目前生产上采用机采的品种大多为替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机采棉品种，由于机采性状不具备，严重影响着机采棉的采净率、采收率和采收品质。“由于长绒棉的人工采摘费用为3～4元/kg，影响了长绒棉种植效益，因此，长绒棉种植全程机械化势在必行，迫切需要适宜机采的长绒棉品种。”而可以机采的长绒棉，在2020年底刚刚试验成功。

*报告显示中国棉花近两年质量在下降归根结底，我国棉花比不上国际水平，中高端棉高度依赖进口，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弱势环节，这个基本事实是绝大多数爱棉群众所不了解的。

02 国外ngo所指控的强迫劳动真的存在吗？

我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这是大家的共识，但中国的棉花并不像ngo所指控的那样，完全没有现代化的基础，在现代世界具有前现代野蛮的独特性。同时国产棉也并非超越了现代状态，具有解决现代难题的独特性。就像多数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强度与劳工贫苦状况一样，也像一切后发产业所处的竞争地位一样，我国的棉花种植业有着相似的特性，除此之外我国对新疆棉进行的一定的贸易保护和补贴，我国棉产业存在的竞争劣势，劳工状况等等，这都具有一切后发资本主义所具有的特点。西域的劳动并不是他们所宣称的前现代野蛮劳作的问题，而是彻头彻尾的现代问题，就是说，新疆棉的问题是后发资本主义所普遍面对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也是当下无解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勒紧裤腰带式的政治动员在当下没有意义，真正的问题反而是最普通的问题：人海战术在高度的机械化和高技术等级压制的情况下缺乏力量。在对我国生产状况的表述上，国外ngo所操持的是一种东方主义的视角，在东方主义的表述下，东方是欧洲人的欲望客体。即便东方主义视角所表述的对象全部属实，他们依然在维系一个对东方的想象，而并没有真的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也无意于站在这个立场上讨论问题。就像BCI的主旨在于“由劳工体面劳动”生产的棉花，而非过得更好的棉农和纺工。BCI的立场就是企图运用更强大的资本主义治理、更加具有垄断性的高端技术来重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国棉并不属于前现代的强迫劳动，而是从属于现代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的前提反而是自由劳动，让农民因生计从土地上离开，让他们随着市场需求“自由”地前往各个地方成为劳动力后备军。“拾花工”是90年代、00年代的重要时代符号，因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以下简称 “兵团” ) 成为了中国最主要的优质棉花生产基地, 产量约占全国产量的1/ 3。2005 年全国棉花种植面积 506 万公顷, 产量为 570 万吨, 新疆棉花面积为116.25 万公顷, 占了全国棉花总面积的 23%, 棉花产量为 195.70 万吨, 占了全国棉花总产量的 34.3%, 其中兵团的棉花产量是新疆的 1/2 以上( 98 .68万吨) 。所以新疆每年大约需要 100万名拾花工( 其中兵团需要拾花工60多万人) , 而这些季节性拾花工分别来自甘肃、宁夏、陕西、河南、四川、重庆等地, 每到收获棉花的季节, 就会形成浩浩荡荡的“当代麦客” ———拾花工队伍进入新疆兵团。这些农民工分别来自中西部经济社会落后的地区, 进入到新疆地区从事农场农业生产, 形成中国农民工流动的一道独特现象———农民工反梯度转移，这也是80年代以来中国少见的由农业工作导致的跨地域流动。“拾花工”的身份各异，知网上关于“拾花工”最早的一份报道记载：“今年根据内地下岗职工增多的新情况，又在下岗职工较多的城市引进了一批下岗职工。这样既增加了一些贫困地区农民的收入，又减轻了这些省市城镇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压力……今年仅八十九团的一个团场通过师劳动局引进陇西县的拾花工1500名。”

*《就业动态》，2000可见90年代-00年代的新疆棉田同时也是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泄压阀。除此之外，中西部农民甚至在新疆摘棉一个月能抵得上半年的土地劳作收益，这就促成了“拾花”的大规模季节性迁移。

导演周浩在她的纪录片《棉花》中忠实地记录了中国制造的缩影，作为劳动者的棉花工人同时也是受苦者，他们抱着下一代可以不再受苦的愿望，忍受着高强度的劳作。周浩拍摄了种棉工，采棉女工，制衣工，服装交易会职员，其中有一个值得深思的画面：纺织女工在通往新疆的拾花工专用绿皮火车上高唱豫剧《谁说女子不如男》，女性劳动主体的尊严和追逐财富的劳工迁移在这一节节车厢中融合在一起。女性“拾花工”与前三十年所颂扬的“李双双”们进行了语词层面的接轨，盛开在边疆棉田中那些定格的劳动者影像在这个语境中显得意味深长。

03 保卫棉花=保卫祖国？

——消费主义大战民族主义

中国最早的一次近代市民运动实际上就是1905年发生的“抵制美货”运动，在“抵制洋货”这个议题上中国人整整有着近120年的历史。自开埠通商之后，中外贸易为资本家打开便利之门，这也是晚清第一次彻底直面浪潮涌动的世界贸易市场。洋货便利、物美价廉但是有着民族耻辱的印记，在洋货逐渐泛滥之后，这更成为了某种集体性的创伤结构，轻轻一擦洋火、一抹肥皂，涌现出的都是某种屈辱的象征符号。首先抵制洋货的其实是义和团运动，其运动方式是直接的暴力，且因为当时的群众对依靠教堂教会作威作福的利益团体积怨已久，这场抵制洋货的运动虽然粗暴但是也快速蔓延开来。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民间自组织在抵制洋货运动中所居的重要地位，“抵制美货”运动最早起源于上海——资本主义入侵最深重的区域。商会、学界、女界等群体纷纷发表联合演说提倡“抵制美货”，据《南华早报》1905年9月2日报道，广东的抵制运动深入社会下层，甚至赌场的赌徒们也开始抽国产香烟而非先前的美国香烟，摆渡的船妇也拒绝装有美货的箱子上船，一个理发匠也表示不给美国人理发。这场运动的声势之浩大也是空前的，从各地各团体集会演讲、宣传鼓动、电函交驰，到报刊报道、街衢标语、传单流布、街谈巷议，甚至民间人员走街串户、宣导劝说，一时间间“不用美货”之声响彻全国，汇集成一场由商界、学界精英发起倡导，以市民团体为组织龙头，以城镇市民为主体，各地、各界、各阶层民众广泛参与，无论从规模还是声势上都空前浩大的全国性、群众性和平抵抗外侮运动。“抵制美货”也在这个时候成功塑造了中国人的国族身份，在中国与世界的遭遇中塑造起并非一致但有着各种可能性的政治认同与国族认同。

但纵观21世纪的抵制洋货运动，却不尽相同。几乎大部分的洋货，并不是在外国生产，恰好就在中国沿海的代工厂生产——原来被入侵的口岸成为了我们用中国制造“入侵”所有地区消费市场的桥头堡，当下的中国正是处于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边陲位置，而非纯粹的被压迫民族的位置。

如同国产车爱好者在抵制日货期间，并没有上升到反资本主义层面，今天的棉花爱好者仍然在围攻一些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中国同胞，而并没有思考究竟什么才算真正的“外资企业”？如果工厂在中国依旧不算，那么整个生产和研发设计环节仅由外国资本投资的算吗？如果算的话，H&M、耐克、阿迪达斯、优衣库等等公司的早该被抵制，而非现在因为原材料之争而开始一种运动口号式的抵制。如果说原材料产地是整个民族产业抵抗外国资本最重要的部分，那么问题又出现了—— H&M 与 NIKE 作为外企使用中国原料，对其本国（瑞典、美国）而言则恰好意味着其使用了外国（中国）原料，因而若按这两家企业自身的民族纯度而言，反而属于“不爱国”的企业，应当遭到瑞典人与美国人抵制。在一个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都无法断绝贸易往来独自生存、发展工业，如若以民族主义抵制外企的标准，仅接受纯粹的国资、国人劳动者、国产原料和国有管理技术，则意味着中国必须停止几乎所有对外贸易（否则国有纯度必然会下降），因此必然导致中国孤立于全球产业链条与贸易体系，反而导致中国经济无以为系、无法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反过来，如果承认经济互通、贸易往来的必要性，则如马克思百余年前所言，资本主义现代经济以其席卷天地的力量摧毁了各民族原本的文化与生产基础，将全部人类文明纳入到一个同质化的普遍经济共同体中，这又意味着，中国必须无条件接受（甚至欢迎）这种普遍性所要求的基本原则——即国外资本、劳动力、原料及管理技术对国内的“入侵”（实际便是破坏中国本土原生的生产基础），眼看着民族尊严遭到损害。

综上，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必然的悖论——如果民族主义者以民族国家的纯粹利益为由抵制外企，则中国必须闭关锁国退出全球经济循环，最终损害自己的现代化成果；而如果中国敞开国门海纳百川，便意味着不可能守住国有经济「纯度」的底线——就算民族主义者试图在两种可能中寻求微妙的平衡，则不仅意味着这一标准的划定将引起新的纷争（究竟资本占比多少才算外资？雇佣几个中国人才算国企？这一标准谁说了算？），更说明民族主义者根本无法守住民族尊严与国家发展这两者中的任何一头。

这又引出了下一个问题：当由民族主义所激发的“抵制外货”激情与消费主义杠上，到底谁会赢？

与抖音、快手直播抵制外货平行发生的，是耐克的新品预订依然强大，耐克的新品一上市就有三十五万人预定。大V公众号甚至发出了“我想撞墙大哭！耐克新鞋预约超34万人，分秒抢光！骨气呐？”的痛苦悲号，狂揽十万加阅读量，文章底部评论也一水的痛恨年轻人没有骨气的中年人话语，但这在消费主义面前只显得苍白无力。为什么“抵制外货”现在都没有行动力，而是沦为短视频平台的财富密码（很多博主通过烧耐克鞋获得关注量和打赏）？这背后有诸多问题，与晚清对比，首先，当下的爱棉人士并没有搞清楚自身意识形态的落脚点，晚清民众在帝国主义强加的压迫下自发地组织起来，自下而上地提出反帝反封建诉求，要求抵制外货仅仅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一个环节，正是这样的运动的网络结构支撑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级力量。不同于晚清时期对帝国主义的反抗，曾经对帝国主义的反抗主体是缔造了市民社会但被市民社会排斥在外的无产阶级，今天的民族主义的主体则是市民社会，他们恰好依赖消费主义用以维系自身阶级的再生产。如果没有消费主义，民族主义想依靠本土的商品击败外来的商品，就成了空想。甚至民族主义式的抵制，也跳不出资本主义的框架——他们购买国产不仅仅是购买了商品，同时他们还购买了优良的公民品质，这个机制和所谓环保主义或是原生态手工商品没什么两样，都是一种对符号的享乐。其次，自发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运动性的民间自组织的缺失，晚清的抵制外货运动是由国货维持会和大量商会、同乡会、学生代表、女界领导组织起来的，其中有着明确的组织架构和目标指向，在当时这是诸多和平抵制运动的一个环节，而现在则缺乏这样一种组织性，更容易演变成一种表演式的、猎巫式的财富密码。而这种组织性的缺乏实际上还是因为运动目标是浮动的能指，我们无法真正进攻外资企业、伤害民族情感的公司的利益链条，因为中国早已被牢牢捆绑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大网中，很难说我们抵制H&M受伤更多的是我们的制造业还是H&M公司，而只要快销品牌一打折，真正受益的还是囤货的微商，因为过半年大家忘记这档子事儿，他们就能赚得盆满钵满。

余记

在整个三月底，所有的声音都在重复一个物——保卫棉花。整个市民社会，都沉浸在对物的狂热之中，保护国产，保护我们的棉花。在这件事之前，爱棉人士恐怕认定纺织品是从商店的仓库里长出来的，而不是来自纺织工厂。无论是出口的还是内需的现代服装，都是从柜台上长出来的，是在网店页面长出来的，是从快递员手中长出来的，而不是一个真正需要采摘收割的农作物。江浙沪的公子和名媛每周都会勤劳地收获那里的崇高化纺织品，他们每晚都在采摘这些商品，只是他们不会腰肌劳损，不用乘坐绿皮火车，更不需要忍耐贫苦。棉花或来自西边或来自右边，来自本土或是进口，但就是不来自劳动，不来自人。我们有幸看见物彻底脱离人的主体性，原先崇高化的棉农，那些坐在农机上的笑脸全部变成了全自动化的西域赛博朋克。资本主义的传声筒宣布：人不见了，人过的很好。当棉农作为一个生产因素时被考察，他依然是人。当他离开生产时，他便不被当作人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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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帕斯东风Radio | 左翼视角下的棉花叙事及其不足

在这次争议中，我们观察到，当针对西域棉花的指责来袭时，首先迅速响应并占据国内主流的舆论是民族主义的情绪和立场。人人纷纷把BCI组织以及H&M等国际时尚品牌的动作看作是抹黑民族国家的又一次把戏，并掀起了抵制这些时尚品牌的声浪。

相比主流舆论，左翼立场的的声音无疑是微弱的，但很珍贵。它们主要从跨国资本在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中起到的作用进行了一些揭露，并且呼吁劳动者建立起团结去抵制一切剥削的资本，而不是被民族主义立场分化。但我也担忧这种论述会陷入到另一种困境当中去，从而起不到这些论述原本试图达到的目标。本文试图与这些声音形成左翼内部的对话。所以接下来本文先尝试总结一下这些分析涉及到的具体观点：

1、时尚品牌的跨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血汗工厂不断向可以最大程度压榨工人的地区转移，也产生了强迫劳动。这些地区往往就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第三世界国家。

2、第三世界国家的统治集团对来自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持配合、接纳和扶持的态度。（这些国家摇身一变成为新世纪的新兴国家。但基层劳动者未必受益。）

3、跨国资本试图掩盖自己依靠血汗劳动牟利的问题，并把问题转嫁给第三世界国家，认为是这些国家的不人道造成了血汗劳动，从而为自己占据了一个道德制高点。

4、西域的棉花劳动也可以放进这个框架。因而这不是前现代野蛮劳动的问题，而是后发资本主义的问题，是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生产秩序中较低级的一环所产生的问题。

5、以民族主义之名抵制外货，无法撼动跨国资本的利益链条。只有摆脱（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才能结束不平等。以劳动者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消费者道德运动应当抵制一切剥削资本。

6、相比棉花，更应该关心棉花生产中劳动者的待遇。而许多棉花劳动者是从内地季节性前往新疆农村从事采摘的拾花工。（暗示他们不是少民，从而缩小不同民族劳动者的差异）

当然，我承认从与两种主流叙事（BCI与反BCI者各自拥护的叙事）针锋相对的层面来看，这些论述是成功的。实际上，它们同时批判了两种主流叙事，并揭示了其虚伪性。

但最大的问题在于，民族问题同样被新建立起来的批判叙事略去了——如果不将民族简单地等同于中华民族这一主流论述的话，我们就仍然面临很多民族问题。西域少民借由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或跨国资本主义）下的国际分工叙事，被整合进了第三世界无产阶级劳动者的阵营。我理解一方面是由于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已有的左翼论述可能难以继续深入。另一方面，为了获得更多读者的认可，不能做进一步深入。所以这里就有必要指出这种不足，并提出民族与资本的交叉性分析的问题。

（如果说在去年蒙语教学事件中，还有极其零星的少民知识分子站出来发表看法，在今天的舆论场上，却看不到一丁点得到传播的少民声音（顶多是以被辟谣的对象而出现的）。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1、且不论对少民具体劳动状况分析的缺乏，已有的左翼分析对不同民族国家以及政治阵营的力量冲突（甚至被称为“去全球化”）是乏力的。如果资本主义全球化在过去形成的分工秩序是有利于跨国资本的，现在出于什么原因而面临重新调整呢？又是什么原因使得这种调整较多地以民族国家的面目体现出来，而不是靠较为“自发”的市场秩序？重要的是，这种国际之间的竞争又是如何传导到多民族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处理上的。例如，（汉）民族资本和国家如何利用区域差异将少民区域整合进捍卫产业链的战争当中，又如何影响了民族政策和扶贫政策的变化。少民区域在这一过程中充当了什么角色。当然，这些都是推测，在缺乏实地调查的情况下，可能也很难得到足够详细的论述。

2、更大的问题是，既然承认帝国主义基于民族国家对第三世界的剥削，如何看待两种产业转移之间的相似之处？即从内地到西域的产业转移（这里除了棉田的转移，更接近当下的是纺织产业的转移）与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到第三世界的产业转移。两者又有什么区别？一种观点是，前者出于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之间整合的考虑，并不能完全归因于服从市场秩序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分工这一经济因素。甚至这时，片面强调这一因素，就有了忽略另一因素的嫌疑，从而有陷入主流叙事之中去的危险。

3、还有一个危险是，如果自顾自地陷入到对不同民族的劳动者的团结呼吁当中去，我们似乎就忽略了对恰恰相反的现状的分析：不同民族的劳动者并不存在同一的劳动者身份认同。而当我们以血汗劳动为立足点，呼吁主体民族的劳动者摒弃民族主义（但并不呼吁摒弃大汉族主义），并关注西域劳动者本身时，我们仍然是以一种纯粹的阶级叙事为号召的。也就是说，各民族都是跨国资本主义的受害者，但却忽略了不同民族之间并不平衡的关系。客气一点说，我们省略掉了太多步骤。试图在没有逆转主体民族对少民的刻板印象的情况下，在没有让主体民族意识到对少民的影响的情况下达成阶级团结，绝对是不可能的。严重一点说，是不是一些民族也享有他们自己并未意识到的特权？

而这样的刻板印象的历史形成，必须被厘清。例如，从“经济边缘化——财政转移——产业转移”的关系中，少民获得了“缺乏教育的贫困人口——坐吃补贴的懒汉——廉价劳动力”等等“身份”。而从根本上来说，主体民族的社会转型，使得民族身份的识别以及制度（例如区域自治）的社会主义遗产，逐渐演变为人们眼中可能促成分裂危险的隐忧的负资产，因而需要被取代（参见“第二代民族政策”）。但对非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如何产生，我们却不闻不问。就像美国历史上，即便黑人经历了黑奴解放以及两次人口大迁徙来到北方，也并不愿意被整合到白人主导的劳动者运动里，因为民族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4、另外，民族问题也并非光经济因素就可以解释。例如，如果完全出于市场经济的考量，人口的自由流动是符合市场原则的。但西域作为远离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内陆，常年流入人口大于流出人口。当然这是一个常识，但背后都有哪些因素？这里就不展开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