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y douban 冬至
二月初，上海的疫情控制得当，我又想要回家过年。犹豫几日后，9号上午做了核酸检测，10号一早就出发了。
接近中午，到了徐州东站。妹妹开车接我回家，稍作休息后，我们带上年货，去给嫏（读 láng，即外婆）送节礼。外婆已过八十，住在土坯房里，房间昏暗而拥挤，堆满了她在此生活几十年的旧物。这样的房子都是建在80年代早期及以前，并不多见了。即便有些村子里还有几座，多数也都荒废着。外婆之所以仍住在这里，一是由于她对这房子有感情；二是我的两个舅舅都穷，即便有心也无力。
大舅同样住在土坯房里，他天天喝酒，被大妗子（即舅母）嫌弃抱怨，两人经常吵架。更年轻时，大舅还会开摩托车到各村贩羊赚钱，现在无业在家。大舅家有两个女儿，都已出嫁，来往较少。大表哥游手好闲，每日睡到中午，起来后在附近村里晃悠、赌赌博，他的妻子跑了，留下的孩子跟着大妗子一起生活；二表哥在城里很少回家，听说跟年纪大一些的女人“吃白饭”。
二舅更务实些，种点田，偶尔跟建筑队打零工。他家也有两个儿子，都无稳定工作。父子们很少做家务，烧饭、洗衣、种田、照顾外婆都是二妗子的事。二舅大男子主义，性格倔，对二妗子的言行常常是贬低的。前几年访亲，常听二妗子抱怨生活，觉得自己是这一家人的保姆。前年，二妗子跟别人跑走了，到城里打工。二舅找也找不回来，无奈地接受；后来，表哥表弟联系上了，也没逼迫她回来，他们偶尔会去城里看望。
中午吃饭时，我们和外婆闲聊。她说，这两年最想见的人就是二妗子，以前辛苦她照顾了，说着说着眼泪差些流下来。想到这个大家庭的现状，我心情复杂，一方面觉得这些人于我是至亲，我该做些什么，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做不了什么。
原以为这些只是两个舅舅的特殊情况。回到村里，和父母、村民们聊天才发现，这样的事并不鲜见。越聊越觉得，这几年来，我熟悉的乡镇生活早已发生了巨大变化。
先说说家庭关系的一些情况。离婚率上升，前几年就在网上常常被讨论，但回乡时感受不大，这两三年才真正感受到。我们村不大，只有三十来户，早几年结婚的两个同龄人去年离婚了，人们谈论这类事已不再像以前那么稀奇，感慨的也多是小孩子的可怜。
虽然一些夫妻没正式离婚，但家庭已然破裂。在乡镇，能顺利离婚的夫妻年纪普遍轻一些，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居多，他们离婚后还能再选择合适的对象，重新走入婚姻。而那些年纪更大些的夫妻，四五十岁的居多，通常不太容易成功离婚，双方难以达成一致，多是男方拒绝或一直拖着，这就造成了一些女性从家中逃离。逃离后，她们多数会到城里打工过活，是否正式离婚在当下并不重要了，只要远离原来的家庭生活就足够，她们觉得自己不必待在家里受苦。
为什么有些女性会逃离原来的家庭呢？一方面是经济原因。很多家庭想过上好一些的生活，不能再单纯地依靠务农。粮食的价格相对稳定，种田的收益不高。这几年，很多农户开始大面积种植大蒜，这简直像是赌博，如果某年大蒜行情很好，他们就有可观的收入；如果行情很差，他们基本上赚不到什么钱，白忙了一季。
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性格开放、善于交际、敢于冒险的人，在农村环境中更能想到、接触到赚钱机会，有时倒卖农作物，有时跟别人拉货。那些性格老实、不善变通的人，家境一般都比较拮据。农村人之间爱做比较，所以这些人难免要被轻视和否定。在大的社会环境中受到的贬低和伤害，人可能会在更小的人际范围中将之转化和释放，这就会造成家庭关系的恶化。有些夫妻常常因经济情况互相埋怨和争吵，严重时会发生家暴。
另一方面或许是更为重要，即家庭之中、夫妻之间缺乏情感交流的基础，难以应对性别角色的改变。传统的夫妻关系是与社会性别分工相互匹配的，个体在家庭中的身份是清晰的、单一面向的，所谓女主内、男主外。然而，性别分工在逐渐被打破，一些女性到城镇打工会比在家务农赚到更多钱。智能手机的普及，带来的大量信息，让性别观念也发生了很大改变。
很多农村女性清楚地知道，只要自己愿意付出劳动，她们就可以在当下过上物质并不匮乏的简单生活。这让有些人对自己、对家庭、对情感关系有了不一样的期待和要求。有些人希望两人能齐心协力改善生活，对家庭的未来发展有了更多自主意识。然而，这样的期待和情感诉求不一定能得到良好的回应。有些男性不愿改变，或者是不知怎样改变，宁愿固守在原来的状态里。这自然会让双方的感情出现裂缝。当然，我不想将这种情况简化成一种性别对立。这类情况也有性别上的调换。比如，有男性想改善家里的情况，决定去外面尝试做生意，但妻子并不支持，用照顾孩子、老人等原因进行劝阻。
其实，这类情况的本质或许是：当下的经济现实，让性别因素变得不再像过去那么重要，经济能力的提升，改变了双方的自主意识和权力关系，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他们都要重新探索出更具适应性的互动状态。然而，这对于很多夫妻来说过于困难。原本他们就缺少良好的交流习惯，彼此心意的差异在暗处逐渐放大，最后引发严重的分歧。
智能手机让人际互动更为便利，这让那些难以心意相通的夫妻更容易在其他对象身上获得情感需求的满足。差不多从2018年开始，我每年回家都能听到“某某某在旁边的镇子有个相好的”、“某某被抓包了”。这两年，我妈也常常在电话里给我说我爸在微信上和其他女人聊天，她情绪激动时，哽咽不已，也曾提出过要离婚。可以说，经济的发展和信息的发达，让许多已在婚姻中的男性与女性不得不思考，现在的婚姻对自己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家庭关系之外，更广泛的传统社会关系也受到着巨大挑战。前几年，镇上有人集资到南方放贷，其中少数人赚了很多钱而“衣锦还乡”，让不少人蠢蠢欲动。一些人想跟着做这类生意，通过贷款或借钱凑来本钱去下海，结果可想而知。有些人失败后，回到老家努力挣钱还债，过得很辛苦；有些人成了“老赖”，家里一穷二白，银行或债主找上门也没办法，当初因朋友关系借款或做担保的人就吃了苦头，有些与之绝交或反目成仇。
我爸在镇上认识不少人，也为几个人担保过，后来有人的钱还不上，他们也不回老家了。我爸非常懊恼，成了金融系统失信人，现在不能做高铁和飞机。去年说起这事，他喝着酒有些伤心，对着我感慨道：现在啊，什么人都不能信了。
农村社会的人口流动性变大，传统道德观念对社会结构的稳固作用开始变弱。以往，如果一个人背信弃义，他在整个村镇都会被人诟病和排挤；而今，一个背信弃义的人可以远走他乡，换个地方继续生活。并不是说这些人本来就是为了欺骗朋友，而是人生选项的增多，让一些人更敢于冒险，轻视了糟糕的后果。一旦冒险的生意彻底失败，无论他多么不情愿，他也不得不面临从原先的乡镇环境逃离。
熟人社会逐渐瓦解，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居民生活的差异性在越来越明显。以前，村里人几乎都是种地，劳作内容基本是相同的，种的都是小麦、水稻、大蒜、玉米等等。农忙之余，人们聚在一起谈论庄稼长势、市场价格，对话交流非常自然，因为他们共享着相同的生活经验。
而如今，徐州城正在朝向东边发展，高铁站建在了老城区与我们村镇中间。随着进一步的招商引资，一些机械厂、电子厂、物流中心建在沿路，很多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开始到这边打工。小时候和我一起长大的伙伴，不少都从外地回家或放弃了种植，每天开车半个多小时到这些工厂上班。
工厂里的工作通常很累，又比较机械化，那些不愿过这样生活的人开始钻营其他生意。有些人到镇上开小店铺，有些人借钱买卡车，不定期拉货，有些人在家盖塑料大棚种草莓，有些人养殖家禽牲畜……一个小村子里就有着许多不同的谋生方式，人们见面越来越少，对彼此越来越缺少了解，过节时候聚在一起，也难以进行相对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多是寒暄。
很多春节从外地回来的打工者、或是已在城区生活的人，这几年回村里过年，都说没年味了，鞭炮不让放了，春联贴得也马虎了……其实更主要的是，他们回来之后发现，原本熟悉的人早已不再有多少共同语言，陆续回来得也更少了。
现在的乡镇是一个“似熟非熟”的社会。人们过去一起生活多年，彼此早已熟悉，但近几年，对彼此的了解只限于表面，做什么谋生，在哪里打工，仅此而已，早已难以深入交流。人们开始怀念过去的人情味儿，怀念你知我知的熟悉氛围，但过节时的几句寒暄，根本无法弥合不一样的生活和缺少交流带来的陌生和疏远。
这些大大小小的变化，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这里的人。有些人从中看到了契机，拥抱这种变化；有些人积极调整，让生活保持在“正轨”上；有些人被席卷其中，亦步亦趋；有些人难以适应，自暴自弃……这些情况自然影响了人们的精神状态。这次回家在聊天中多次听到“某某有神经病吧”、“估计是得了抑郁症”之类的说法。这些话可能并不准确或属实，但这些语言表达作为一种信息，似乎暗示着弥漫在村镇之中的迷乱的精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