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秀丽的报告被打回来了。
那是2018年，26岁的她进入广州一个乡镇政府工作，常会接到上级要求、请他们提供某一项数据。林秀丽发现，辖区内村干部给的数据都是随口估算的，要求他们重新统计、提交真实数据。
在报告上，她诚实地写道：“组织开展党员志愿服务活动0场，共有0个支部参与，0名党员参加服务，共服务0名群众”。结果，领导嫌报告“不好看”，委婉地请她“润色”。
如何报数据，是体制里的重要一课。
2020年初疫情爆发，深圳各社区进行封闭式管理。在街道办事处（简称“街道办”）工作的张念负责招募“青年突击队”，到缺人手的小区或商业区出入口负责测量体温。张念在居民群和共青团员的群里招人，但因为没有提供防护物资和补贴，几周后，常来帮忙的十几个人逐渐不见踪影，“青年突击队”名存实亡。
每周，领导依然要求张念上报人数和完成的工作量。“本周青年突击队人数13，补位测温78人次。”连着几个月，张念都报了一样的数字，领导则回以“收到”、“辛苦了”，照单全收。“她其实也知道我在虚报数字。”张念说。他今年27岁，在街道办工作两年。
“倒逼你作假，你要么撒谎，要么得罪一圈人还干活干得累死。”
刚入职时，领导要求张念两周内把街道辖区内近1000位团员的团费收齐，他煎熬到最后，无计可施，他自己掏了400多元垫上。
注：成为共青团员后，会被编入团支部或一个小组，组织关系即团员对基层团组织的隶属关系。团员从学校毕业后，组织关系一般会转接到新的工作单位，如果所在单位没有团支部，则挂靠在当地街道办。不过，挂靠在街道办的共青团员未必会在本地工作，更换住址、电话也无需向街道办报告，街道办无法和他们保持紧密联系。
“其实没办法完成这个任务。”张念说，刚进体制工作的年轻人，最大的心理压力就来自这类“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听说过不少新来的同事，挂了电话就开始哭。
张念也逐渐意识到，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背后，是上级没有明说的要求——编数据。“倒逼你作假，你要么撒谎，要么得罪一圈人还干活干得累死。”
体制里的工作，自有一套运行法则，加入其中的一些年轻人，在经历了不解、愤怒和试图改变后，亦渐渐成为了法则的一部分。
3334：1
2011年，在深圳房地产相关行业工作一年的欧阳开始备考公务员，同事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在外面闯多好，当公务员限制多，工资也不高。”尽管当时欧阳的月薪只有4000元，但她毕业于重点大学、又有一份前景很好的工作，身边人都觉得，进入政府拿“铁饭碗”并不是最优选择，相反，这多少意味着退出竞争、选择一种更保守的生活。
这样的想法正在现实层面遭遇更多挑战。2020年8月，杭州市余杭区下辖的几个街道办两年前聘用了10名毕业于北大、清华的硕士和博士的消息流出，引起热议。
在中国行政层级体系中（中央-省-市-县-乡），街道和镇属于最低一个级别，也就是说，在街道办和乡镇政府做公务员，如果没有特殊际遇，仕途的顶点大概率不会超过科长一级（注：街道办和乡镇政府的领导职务最高到正科级，广州、深圳的行政级别是副省级，比其他城市高半级，因此镇领导可以是正处级）。因此，名校生参加公务员考试，通常会选择中央、省级等行政级别更高、仕途前景更广阔的单位；而街道办岗位对公务员学历水平要求普遍不高，大专学历、军转干部（注：重新安置工作的退役军官）十分常见。
林秀丽毕业于一所二本学校（注：按大学招生时录取批次划分，二本即第二批次。整体来说，二本的录取分数、教育资源次于一本。），是这个乡镇政府第一批大学生劳务派遣雇员（注：“劳务派遣”又称“人力派遣”或“临时劳动”，是一种临时工制度）。在此之前，这里的岗位没有公开招募，多由本地村民直接任职，学历普遍是中专。而最近两年招募的公务员和事业编制办事员，大部分都是广东省内的名校毕业生。
名校生进入街道办，表明体制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进一步扩大了。《南方周末》的一篇报导引述北京大学发布的就业报告称，选择就业的2822名毕业生中，超过3/4选择进入体制，到民企就业的人数仅为2015年的一半。招收北大毕业生最多的20个单位，只有华为、腾讯两家是民营企业，有8家是省级党委组织部。
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6年发布的数据，中国共有公务员（拥有国家行政编制）719万人。此后，官方没有再更新数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另一组数据显示，2019年底，“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单位（包括中国共产党机关、国家机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等机构，可看作广义的政府机关单位）的就业人数达1989.8万人，其中除了公务员、事业编制人员，还有大量劳务派遣职员。
注：事业单位指由国家行政机关举办、公共财政支出提供经费的社会服务组织，如学校、医院、报社。事业单位编制人员，工资也由财政拨款，但并非公务员。在国家行政机关内，因为编制数量的限制，除了狭义的“公务员”即国家行政编制人员外，还会有事业单位编制人员，以及没有编制身份的编外人员。
2021年，超过150万人报名国家公务员考试，竞争最激烈的职位有3334人考同一个岗位。除了一直最受青睐的国家公务员考试，从省级公务员考试到街道办岗位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欧阳庆幸自己早做了选择。那时考街道办公务员还很容易，一个岗位只有20、30人竞争。到2020年，深圳一个街道办放出一个科员岗位，有543人同时竞争。
在体制内工作的优渥待遇不言而喻。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中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只有5.3万元，政府机关单位就业人员则为9.4万，接近前者的两倍。
她很少跟体制外的同学谈工作上的烦心事，在他们看来，她做的是一份“钱多又不用996”的工作，抱怨显得矫情。
林秀丽一直强调自己的幸运：“对我们普通大学的毕业生来说，公务员是性价比最高的工作，在民营企业工作很难赚到这么多钱。要是晚两年考，（以现在的竞争激烈程度）我很可能就考不上了。”进入乡镇政府工作前，她在职业中学做了5年老师，月薪5000元左右，工作强度和压力却并不小。如今，她很少跟体制外的同学谈工作上的烦心事，在他们看来，她做的是一份“钱多又不用996”的工作，抱怨显得矫情。
张念是东北人，毕业于北方一所三本大学（第三批录取的本科，分数线通常较低）对外汉语专业，毕业后在当地做过补习老师，一个月工资只有2000多。后来在一家优衣库门店做店员，每天工作到晚上10点，月薪大约4000元。如今在深圳街道办做劳务派遣，每个月工资8000元，对他来说已是收入最高的一份工作。
尽管，劳务派遣的身份，时常令他感到不便。
身份
进入体制，大家做的第一件事是互相识别“身份”。
一个行政机构可以招多少公务员，是地方机构编制委员会在“三定”方案（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人员编制）中确定的，难以更改。张念所在的街道办，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加在一起不足100人，按张念的说法，这100人不可能完成基层需要的工作量，所以还招了300多劳务派遣员工。深圳基层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的年薪在28万元以上，大部分劳务派遣的月薪则在4000-8000元之间，后者的人力成本远远低于前者。
除了领导，张念和其他同事都在同一间大办公室工作，表面上看，公务员和劳务派遣之间也没有明确的上下级关系。但金字塔状的人事结构，才是街道办行事规范指引。
“劳务派遣做的是重复性的劳动，整理文件、统计表格。公务员要写材料，作报告，出外勤去现场解决问题。”张念说，他是三本学校毕业的，而其他同样是90后的公务员同事，基本都毕业于国内名校。他常常被公务员同事催着帮忙扫描文件、打印材料，大家都默认，有编制的同事可以支使雇佣性质的同事，琐碎的、辅助性的工作一概交由他们来做。
一些细微的端倪提醒张念，公务员和劳务派遣之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边界。办公室一个公务员同事休假旅行，在朋友圈发了照片，张念和另一个公务员同事闲聊提起，对方诧异：“你也看得到这条朋友圈？”
做了一年劳务派遣后，林秀丽考上原单位的事业单位编制职员，尽管不是公务员，但也有编制了。她的年薪从不足7万涨到25万元，也觉得自己获得了更多“尊严”。
“我去跟一个有编制的人沟通事情，如果我是编外人员，她不会听我讲话的。但我要是也有编制就不一样了。”林秀丽说，不需要自我介绍，体制内的人一眼就知道你的身份，“编制本身不多，谁来了立马就知道了，那是同一个阶层。”
林秀丽说，在这个“阶层”之中同事关系比较友善，因为大量琐事都交给“编外人员”去做了——“我每周的本职工作是一份材料，我需要什么数据他们都得停下手上的工作找给我，但是没人敢叫我干活。”
与此相比，之前做劳务派遣的工作她总是很疲惫。单位里有一个工作10年左右的编外同事，觉得基层工作没意义，事情完成得很粗糙。她常常嘴快提出工作建议，而这会被同事当成挑衅：“他们辈分观念很重，觉得我多管闲事，但我们的分工就像流水线上的女工，她做不好就会影响到我。”林秀丽考上编制后，这种敌意突然消失了。“他们会把你当成比他高一级别的人”。
不需要自我介绍，体制内的人一眼就知道你的身份。
乡镇政府里和林秀丽同龄的90后，也几乎都在准备考试——劳务派遣希望考上编制，事业编制想要考行政编制，名校毕业的公务员则希望在35岁前通过遴选（注：在职公务员不可以报名参加公务员考试，但可以通过参加遴选考试，跨政府层级、跨工作部门，任职其他岗位）去中央或省里工作。
张念也看到，半只脚踏进体制门槛的人，都拼命想挤进去。一个同为劳务派遣的同事，本科毕业于名校浙江大学，8000元的薪水对他来说“当然太低”，他做这份工作是为了积累考公务员的基层工作经验优势。张念的母亲是石油企业工人，一辈子吃“公家饭”，对他进街道办工作十分欣慰，常常问他，能不能请领导安排一下，“把身份转成公务员”。
林秀丽依然在参加公务员考试，她希望在35岁（公务员考试的年龄限制是18-35周岁）前从乡镇考走，到深圳或上海当公务员，她觉得自己不可能离开体制了，只希望去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做事。但这个愿望渺茫：“现在很多新鲜血液涌进体制，很多地方30岁就瞧不上你了，我还是女生。我要是走不了，只能做自己的思想工作了。”
朋友圈
张念一度小心翼翼，工作、生活类朋友圈开放给同事，涉及观点的朋友圈则对同事不可见。后来大胆了一些，同事可以看见他转发的各种评论：倡导同性婚姻合法化，谈论重庆公交车落水，或批评《民法典》设立离婚冷静期。不过，同事和领导始终只给工作朋友圈点赞，对私人生活和观点没有任何回应。
2019年夏天，香港反修例运动最炽热之际，深圳的餐厅、商铺、出租车上随时可听到市民在讨论此事。张念所在的街道办和香港只有一水之隔，办公室里也有从香港高校毕业的同事，但大家却彷佛此事没发生一样，没有人提起。
“大家在政治上都很敏感。”张念说。同事一起吃饭，没有人讲自己的私事，只讨论段子、明星。有领导一起，话题就变成区长或市长：“之前在哪里履职，他做工作多努力，要多向他学习，讲这种正面的、积极的、表扬的话。”之前一个同事请假结婚，回来给每个人发了喜糖，也只到此为止，没有进一步的寒暄。
不过，同样在深圳一个街道办工作的欧阳说，自己所在的业务部门同事间关系融洽，会聊私事，也会一起吐槽领导。欧阳形容党政办公室为“权力的中心”，每次经过，她都会低着头匆匆走过。“可能每天绕着领导转，党政办的人会比较谨慎，我们是最边缘的部门，感受不到什么官场的氛围。”
她有时抱怨对体制的不满，一些人会警惕地质问她：“你发表这种言论你是想干嘛，注意你的站位！”
香港反修例运动期间，欧阳和同事激烈地讨论一河之隔发生的示威，同事重复着主流舆论场的观点——这是一群受外国势力鼓动的港独分子，而她并不这么认为。
7月，示威运动成为全球的关注焦点，她担心自己出格的言论惹上麻烦，不再和同事讨论此事。“以前我的同事会批判一些，但这两年他们对党国的认同更多了，更加亲近民族主义了。”有时开会，她会看见同事在刷短视频，都是“中国的高科技把美国甩开”之类的内容。
欧阳的爷爷在文革期间被打倒，80年代得到平反，后来又得了癌症，去世的时候很不甘心。欧阳从小听着爷爷的故事长大，跟着父亲看香港的电视新闻，在对“国家”概念有批判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她在朋友圈悼念李文亮、批判北京清除“低端人口”、支持女权运动，从未屏蔽同事，也没有领导为此找她谈话。不过，她是街道办的公务员里最晚晋升职级的，其他同事3、4年就晋升了，她则是到第5年、街道办换了“一把手”才得以晋升。
和欧阳一样，林秀丽跟同在体制内工作的同学交流时，有时会抱怨对体制的不满。一些人会警惕地质问她：“你发表这种言论你是想干嘛，注意你的站位！”她说，体制里的人会天然从政府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这也是公务员考试的答题思路。
林秀丽还遭遇过一次同事的“举报”。她休假去湖南玩，跟同事透露了自己的行程，恰逢当时北京有新一波疫情，同事就报告给了领导，要求她去做核酸检测，尽管她去的湖南并没有疫情。“只要你离开了这个系统，再回到这个系统之中，他就会质疑你。”
“我本来不应该接受你采访，但我想到自己可能要在这里工作一辈子，我还是想稍微做自己，我想做个人。”谈话中，林秀丽常常在这两种心态间转换。她似乎已接受了这套游戏规则，她的一位刚毕业的同事说：“我觉得我来到体制，我就是一个对创造性没什么渴求的人。”林秀丽补充：“它并不需要你有多强的创造力，它只需要你有服从性。”
改变
年轻、高学历的公务员来到基层，的确改变了一些东西。林秀丽举了几个例子：重点大学会计专业的同事来了，发现之前的财务审计一塌糊涂；辖区内一家工厂发生泄露，化学专业毕业的研究生同事判断气体有毒，要求前去现场的执法人员配上防毒面具；她当过教师，妥善地处理了一起家长上访事件。
不过，林秀丽说，发挥专业所长并不是他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是维持目前的稳定，应对上级的检查，不出什么重大纰漏，政策需要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并没有自己的目标。”
张念不这么想。
他见过同事眼中焕发价值的时刻。疫情爆发初期，他们被通知新年假期取消，回街道办值班。确诊人数迅速增长，几乎没有人请假推脱。“平时你觉得这个人挺势利的，这时又产生了一种很奇怪的氛围，大家身上都有种英雄主义的感觉。”
这种潜规则，用他的话概括——“明面定下的规则都可以随便打破”。
他对这份工作的价值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情感。一方面，他发现的确可以帮“老百姓”解决一些问题。有人跟房东起了租房纠纷，去街道办上访，真的会有人接待、会帮忙解决问题，跟他过往理解的被消声的“上访”很不同。“有群众困难，没钱了，到街道办门口一坐，最后也真的给他想办法了。”
另一方面，他又觉得任何政策的初衷都在执行过程被扭曲了：“比如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它有一套说法，这样做为这个城市好，为市民好。但实际上指导我们做事的不是这些东西，而是哪个级别的领导提了要求，要做到什么标准，什么时候应该完成，不完成会怎么样。”
全国文明城市
“全国文明城市”是中国城市综合类评比中级别最高的头衔，由中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命名。“创文”成功是地方行政主官的重要政绩，有助于仕途升迁。在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城市，各级政府会购买大量外包服务（如增加环卫清洁工人）来实现“创文”目标。
据张念所知，2020“创文”期间，仅团区委请志愿者在马路上指挥交通就花了100万元，大街小巷上随处可见宣传文明城市的大幅广告牌。检查组来临前，社区的人被动员去一户一户敲门，和居民套好“口供”。
张念执着于做出一些改变。
比如，体制里所有命令都是“不可商量”地往下推给基层。他向下传达指令时，会给社区制造一些缓冲空间。“他们定了今天下午下班之前报，其实也就意味着第二天上班之前报也可以。如果周五下班之前报，其实也就是他们想在周一上班就准备好。”张念觉得，任务一层一层往下催，留给社区做事的时间本来就很少，应该尽量帮助他们，而不是互相为难。
林秀丽对这种时间限制的层层下压也有所感受：“市里面给一个月，到了区里面给15天，等区里面反应过来发通知的时候只给7天，到镇里领导只给你3天。 ”
张念好几次提到，这个困境并非不可打破，只要街道办之间团结起来，向区里讨价还价。他说，自己消极抵抗过，的确迫使上级降低了一些要求，“他们还是需要你来干活”。
自下而上推动改变，在欧阳看来是不可能的。前年，在一个区对接各街道办的微信群里，一位隔壁街道办快退休的大姐发了一封公开信，呼吁上级领导取消对街道办业务部门的数量指标考核。欧阳深表赞同，打了一长段话附议。后来，欧阳在大会上被领导批评，告诫她有意见要通过内部渠道表达。
在体制内工作了8年，欧阳承认自己是体制的受益者，有一份安稳的工作和受人尊敬的身份，在深圳这座中国最难落脚的城市买了房子。但她说自己对体制越来越感到悲观。“我不止一次听到处级干部以上的领导在开会的时候说，他的年收入是60万还是70万，他讲这个是想给大家画饼，但是下面坐着的劳务派遣同事，一个月就拿几千块钱，他是看不见他们的。即便是在基层政府，大家对底层的人也关心得很少。我觉得挺无力的。”
“站着说话不腰疼。”张念对欧阳的态度表达出不屑，“她以一种很悲悯的心态去看待其他人，但是不愿意做任何改变。你要真觉得不好，就从这退出。你享受优渥的待遇，还表现一种很愤怒的态度，我就觉得很虚伪。”
张念曾尝试联合其他街道办给上级施压，但呼吁了几次，没有人答应。
他是办公室里唯一一个没有报名公务员考试的劳务派遣。他说工作两年逐渐摸清了基层体制内工作的潜规则，也越来越失望。这种潜规则，用他的话概括——“明面定下的规则都可以随便打破”。
打不破的，是枱面下的规则，以及它们留在人身上的痕迹。
被改变
张念办公室新来的公务员，一个跟他年纪相仿的归国留学生，受科长所托重建街道办里的公章使用制度——先由部门领导和分管签字，后拿到党政办盖章。新制度确立后，一个辈分高、资历老的公务员同事循旧例拿了一份文件请她盖章，说之后再补上签字，被留学生同事严辞拒绝了——按程序走。
“把这个大哥给得罪了，他有很多机会为难新来的同事。”张念说，几个月后，挫败的新同事也学会了向哪些人要求规则，给哪些人行方便——关系亲近的可以违反规则，不亲近但得罪不起的，请示自己领导。
尽管张念每天都加班到8、9点，但他觉得只有20%的时间是在做实事，80%的时间都是应对工作中这种人际关系。
有太多类似的东西需要“学”了。谈到被打回来的报告，林秀丽说自己后来“学乖了”。“把市里面的政策一读，把区里面要干的活都捋出来了，我就知道他需要什么样的数据了，超过多少的数据可能会是异常，低于多少的数据就会被检测到，我报个中庸的数永远没问题。”她看起来很柔弱，但讲话语速很快，连珠炮发式的，“这是浪费我的青春，我不愿意干这种弄虚作假的活。”
后来，每当有报数据的任务下来，她就摆明态度：不要找我，找我我就较真，报真数据，到时你还得改。她拒绝了自己厌恶的任务，自然有别的同事承担。“这是我的生存之道。”
疫情期间，有一周张念没报数字，领导打电话过来：小张啊，青年突击队这周的数据，你在微信上给我报一下。
“一定要留下记录，这个数字是由我报给她的，她才可以撇清责任。”张念总结道。
在中国体制里，这被称为“痕迹管理”。2013年，习近平在共产党的纪律会议上用“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民间谚语要求从严治理党和政府内部的不良风气。在党政机构内部，这演变为每一件工作都必须留下可供追溯的文字、图片和档案纪录。张念说，他去餐厅贴“光盘行动”的宣传标语，辖区内几千个餐厅，每一个都必须拍照做台账，之后会有一队人去检查，检查的人也需要拍照，做“台账的台账”。
“我们在体制里干活，不是个人意志的体现，是集体意志的体现。”
共产党内部对此新兴的党政机关绩效考核手段有不少批评声音。2018年，《湖南日报》一篇评论引用了“一位基层干部”不堪其扰的抱怨：“过去一年，光领导讲话内部通报发了100多期，各类会议纪要发了八九十期，这还不算各种综合汇报、专题汇报、调研简报……特别是今年以来，领导开口就要有记录，开会就要出纪要，调研就要有微信，会议就要有传达，‘凡事留痕’已然成了常态。”
像张念、林秀丽一样的基层工作人员，一方面受其所累，另一方面也迅速学会了用形式主义来确保自己不必担责。
“我现在说话都是一个口径——接哪位领导的话，有这样的安排。从来不说是我说的，而是领导说的，哪怕里面有半句是我说的。如果他反馈说做不来，我就说那我帮你汇报一下领导。”刚进政府工作的时候，林秀丽还没学会这么说话，因此得罪了不少同事，“他们会觉得这个任务是我派给他们的”。
工作快3年，林秀丽总结道：“我们在体制里干活，不是个人意志的体现，是集体意志的体现。”
经过两年“搏斗”，张念已习惯了随时扑面而来的诸如“全区人都在等你一个人”的威胁性话语，也更能化解随之而来的心理压力。他可以分辨出哪些是硬性任务，哪些是虚张声势，是另一个人急着交差的焦虑——“如果交代得比较笼统，基本属于吓唬人；如果他说几号几点之前要达到多少，而以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那大概是真的。我也会去打听一下其他街道的情况”。
不久前，街道办招了一个新的劳务派遣员小红接替张念负责的部分工作，交接期间，张念教小红：“要让对接工作的人以文字的形式确认自己说过的话。如果他打电话过来沟通而不是发微信，说明有问题，一定要自己整理他说的话，在微信发给他，请他确认，固定证据，以免过后推诿责任。”
几天后，张念的领导发消息给他，严厉训斥道：“不需要你教给她这些，领导的命令只需要执行！”
应受访者要求，林秀丽、张念、欧阳、小红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