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PZH, 米泽, Yanagishita
（陈雨桐、陈纯对本文亦有贡献）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阿房宫赋》杜牧
既然是「结构性反思」，我们就首先必须解释何为「结构性」。于是在正式分析概念之前，我们不妨看一个和本次疫情并无直接关系、但非常典型的反例。
根据这样的「分析」，我们看到：错误仅仅在于「部分」个体，只要将这几个特定的人找出来，我们就可以回归和谐。因此，劳资之间就并没有冲突，我们也不需要从制度的层面追问、为何一家私人企业能够运用警方力量随意关押劳动者：我们只需要知道，将这个别的「坏分子」揪出，问题就可以告一段落了。对于这样的「分析」，我们只需要做出这样简单的追问：「这些坏分子间的合谋，是如何可能的？」「他们之间的合作，是如何被制度所允许的？」以及，「为什么涉事企业会有关押劳动者的需求？」
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我们也无意在文中赘述。不过上面的例子侧面展现的，便是本文中即将进行的「结构性批判」的必要性：所谓结构性问题，就是内生于我们当下政治、法律等制度的问题症结，就是我们不断重蹈覆辙的成因。正如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在讲述古时「清君侧」「圣上被身边奸臣蒙蔽」的时候要区分那些被小说和评书浓墨重彩书写的大奸臣形象、和他们背后所代表的每个封建王朝皆有的腐朽不堪、压榨民脂民膏的内在本质，我们此时也应当进行类似的区分：对个人的清算和追责是必要的，但倘若因此便忽视了社会与政治结构中所存在的顽疾，便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表面文章；甚至，这种针对个人的事后清算，只是「弃卒保帅」、化解公众不满的噱头罢了。
因此，只有对上面提到的社会与政治结构进行系统的分析和反思，只有处理了这些深层问题、对出现问题的机制与结构进行调整，才能使「天灾」不会成为「人祸」，才是构建更稳定社会的唯一办法，更只有这样才不会辜负了在近二三十年以来每一次「天灾」中每个凄惨的个体和每个同天灾战斗者的付出和牺牲。
我们知道，根据公开消息，湖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1月17日闭幕；而各级政府部门对疫情进展的信息公开，也从17日、18日才逐渐开始。在这个日期之前，病毒的传播与感染情况都被隐瞒了，湖北省政府也并未采取措施应对。
当然，官方自有自己的说法，即试剂盒在这之前还未下发。但由于缺乏更有力的证据，这一时间上的「巧合」，还是不免使许多人将人大会议与疫情消息封锁的时间联系起来解读，理解为“在会议期间维持舆情和社会稳定”；即，问题不是他们究竟有没有这么做，而是他们有没有这么做的动机、能力和可能性：很遗憾，这一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但若只是将这种消息封闭归因为主政官员的品性败坏、不胜其任、乃至懒政不作为，便是避开了对于更为机制性的深层问题的探讨：毕竟，武汉、湖北都不是什么小地方，官员水平就算不说是平均之上、也须具有一定普遍代表性。倘若严重程度相似的疫情发生在全国的任何地方，当地政府都很有可能采取同样的措施隐瞒疫情；2003 年 SARS 期间，北京市官方和卫健委的不负责任、乃至后续的主管官员被开除，亦能佐证这一点。
从这几天来已经把人压得不堪重负的消息本身暂时离开，让我们仔细审视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逻辑：如果我们所面对的只不过是一场天灾，那为什么在98年的抗洪、03年的非典、08年的地震等一次次举国动员、可歌可泣、付出了无数牺牲的同自然灾害的斗争后，我们平日引以为豪的举国体制仍然一败涂地？除了为灾害中个人的牺牲潸然泪下、为英勇无畏的领导歌功颂德之外，天灾还教会了我们什么？
如果天在之上的人祸只是那几位屈指可数的欺上瞒下、阳奉阴违、尸位素餐的腐败个人所引起的，正如今日不少人早上还在痛骂湖北的腐败官员、晚上便继续为「八方支援」所感动震撼那样，那为什么我们平日歌颂的政府机关却如此轻易便被这零星的几个蛀虫腐蚀到暂时瘫痪了呢？又是一种怎样的机制，亲手一步步考察、选拔、晋升了这些腐朽的坏分子，让他们手中掌握关乎群众生命的大权呢？
倘若问题只出在湖北一省乃至武汉一市，或是只出在红十字会这样体制的一隅，为何一切都如此恰巧、仿佛病毒拥有智能了一般精准地攻破了湖北武汉这最薄弱的一环？为什么在全国和谐稳定的大环境下，还能允许九省通衢之地的腐朽肆意发展、纵容先前早就被口诛笔伐的红十字会继续过着当「土财主」的好日子，并让这种局部溃烂存在直至今日？
以上所有拷问都指向一个核心判断：问题的关键并非个人或局部、而是在于整体，这一体制之中的每个部分、每个机关都并非无辜，而唯一找到解药的办法便是重新审视整个官僚体制的顽疾与弊病。倘若要以中立的论断总结我对这一问题的答案，那么我会说根本原因在于：在这一政治结构中，主政官员的政治生命承受着来自上方的压力和监督，却无须向位于他下方的更接近基层的官员、以及这一结构终点处的被治理者负责，而后者亦尤其缺乏对前者的问责渠道。
我们将这种情况称为官员「问责性 (Accountability)」的缺失。
在这一具体事件中，上述这种单向的负责制导致了他对于政治绩效的极度关切、也因而惧怕在受到瞩目的人大会议的同一时期面临群体性事件或激增的疫情数字，因为稳定与统计数字正是这种绩效的制度中至关重要的判别标准；相反地，他无需接受来自其下方的政府机关的监督，也无需为被这整个结构下的被治理者——即湖北省的民众——负责，因为后者除了参与群体性事件与制造社会不稳定本身、从而使他的上级感到不快之外，并没有对他的政治生命构成威胁的手段。
因此，并非是官员的所谓「无能」导致了我们所见到的结果：因为在这一政治结构下，反而是越理性、越拥有注重绩效这一现代职业官员必备的素养的官员，才越会做出为维护舆情与社会稳定而封锁消息、瞒报实情的决策。因为倘若他需要应对的紧急事件最终可以被控制（像大多数群体性事件与自然灾害那样），对上级负责的行为便是唯一值得为之耗费资源的行为，而对民众负责的行为则不会收获任何绩效上的成果；固然，这一公式在对上级负责的行为与对民众负责的行为是一致的时候并不成立，但当他需要处理的事务涉及到民众的不满与社会不稳定时，这种一致在实践中很少存在。
历史地，在中国古代的基层治理中存在「非正式的问责性」，即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宗族、商帮、宗教组织或秘密结社等「团结组织 (Solidarity group)」的存在，在当代中国的一些农村社会中同样如此：比如，政治学家 Lily L. Tsai 指出，基层政府在做出决策时，倘若忽视了被治理者即民众的诉求，民众便可通过他们参与的这些非正式的问责渠道，对官员进行有组织的、和平却有力的施压：因为这些组织和结社本就是社会与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部分。
而在西欧国家，基层的问责性通常由市政选举（Municipal election）或公民团体（Civil society）实现，民众可以通过支持相互竞争的政党与候选人、或参与公民团体来系统性、有组织地实现对主政官员的监督。比如，法国文学家加缪就描写过，在「奥兰瘟疫」、现实里于法属阿尔及尔爆发的瘟疫中，殖民政府同样因不需要对被统治者、即殖民地的被殖民者负责，而做出了许多不负责任、荒谬乃至反人道的决策，因为殖民地的官僚们只需要让身在巴黎宫殿中的殖民大臣对局势满意便能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了；在英国统治下，1845年至1852年的爱尔兰大饥荒、1899年至1900年的印度大饥荒，在基层治理的层面上都是因同样的原因而起：地方官员们只要能给在伦敦或加尔各答打马球、喝下午茶的贵族老爷们呈上好看的报告，便能保住他们身为职业官僚的薪资了。当然，这种机制同样存在它独有的社会问题，例如选举中资源的浪费、「政党分肥」的腐败现象等，也需要较高的社会发展水平作为前提，因此并不一定适合于中国国情。
但问题的确存在。这种单向的负责制与自下而上的问责性的缺失，在地方政府的每一级官员那里，都是同样严重的：省政府一把手的副手只需对前者负责、市政府的官员只需对省政府负责、区政府的官员只需对市政府负责、街道和具体基层部门的官员只需对区政府负责…这个悬空的金字塔不断向下延伸着、直到民众举头三尺之处为止，而民众却无法触及到这个链条的末端，对每一层级的主政者合法地施加哪怕一点压力。
因此我们看到，当主政者被迫在将消息公之于众而让医疗机构和民众去做好应对疫情的准备，和暂时压制消息并避免采取措施、以在瞩目的会议期间保障自身维稳政绩之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
而在这种最理性的渎职身后，还有一个神圣的联盟在无私地保护着做出令民众愤慨决策的基层官员：同样面临中央政府考核的位于基层与中央之间的广大的「中层机关」，通常而言即省和主要城市的领导班子，总是会倾向于和他们的下层形成利益联盟、采取一致的口径和行动、并在必要时动用手中更高的权力去保护基层官员，因为他们的绩效是共享的，更重要的是一旦基层官员因故落马，他们的顶头上司也免不了因用人不善、监管不力而接受更上级的彻查。
神圣联盟的另一部分则是来自中层机关更上级和检察机关的网开一面：这种对瞒报与谎报的「疏忽」有其维护繁荣稳定形象的考虑，更能激励下级官员贯彻落实上级的意志、并安心地在更重要的绩效指标上投入精力。这个联盟是基层主政官员在社会事件尚未扩大时的保护伞，但更是他们在做出不对再下层民众负责的「理性决策」时的定心丸。
我们当然应当谴责做出如此决定的官员们个人的品行，但更应清楚地意识到，倘若没有为抽象的「人民」二字而去拿自己政治生命冒险的崇高良知，任何层级的官员都会理性地倾向于选择向上、而不是向下负责，更何况他们深知，只要做出了正确理性的对上级负责的决策，他们的上级领导往往还会十分宽容而通情达理——如此的理性与宽容的重担，最终完全落在了无人为其负责的无辜的民众身上。
不可否认，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与主政官员同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为他们肩负起维护社会稳定的主要责任，他们做出的决定倘若是错误而让民众承担后果的，也是在这种压力的逼迫下所做出的。然而，这种压力来源于政治结构，主政官员的理性抉择反而同时是不对民众负责、带来惨痛后果的决定，恰恰是证明我们所做的结构性批判重要且必要的最佳讽刺：稳定和绩效压倒知情权与风险防范在我们的体制下是正确而理性的，正如同资本家倾倒过度生产的牛奶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也是正确而理性的选择那样，恰恰体现了这种体制内在逻辑的荒谬之处。
因此，我们首先要做的，便是放下那种潜藏在我们文化和话语深处的、对于青天大老爷式的、圣人般的官员的渴望；因为在这种结构性问题之下，哪怕真的诞生了青天大老爷式的人物，大概也只会落得海瑞罢官般的讽刺结尾。
时刻关心武汉疫情的各位，应该已经对于这段时间中出现了多少一开始被定为「谣言」、后来又被发现符合事实的传闻并不陌生：比如 2019年12月31日，武汉警方发文通告「处罚八名造谣者」、因为他们「散播虚假疫情」；然而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新冠病毒疫情散布到了全世界，且人们发现这八个人都是医生。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也无意在此复读这些大家已经无比熟悉的信息。我们想说明的是：这些情况并非个例。类似上文中记叙的对于「造谣者」的惩罚、乃至「辟谣」者后来反被真相「打脸」，并非只是局限于这一事件的情况。我们必须看到，「谣言」的命名之「错误」不只在于其执行（对于谣言的管控「过度」了、忘记了「初心」，我们应该保持「中庸」、不要「过当」等等）；对谣言的限制、消灭和对传谣者的惩罚，是内在于「谣言」这个指认中的。并非是「越轨」「忘记初心」导致了错误：错误正是内在于「初心」的。
01. 谣言和辟谣的逻辑
事实上，早在去年 3 月，我们社就发表过有关「谣言」的文章。在当时我们提出，在一个信息受到垄断的环境中，「谣言」是一种意识形态性的指认：它并非关于什么信息是真实的，而是什么信息有资格被谁言说、乃至被谁言说的信息才能是真实的。或者用大白话说，不是「官方」发布的就都是谣言：
「传谣者」—「辟谣者」的指认本身就已经包含了权力属性，因为它从命名上就已经暗示了从哪些渠道得来的知识形态可以被认定为正确的。「辟谣者」的身份是刚性的，主导知识形态从「辟谣者」那里得到生产，也反过来为「辟谣者」进行奠基。「辟谣者」通过在话语场中将自己和「真理」和主导知识形态重复缝合，从而达到与「真相」的强制性联结。但更重要的是，「真理代言人」的身份给予了「辟谣者」判断哪些描述符合「真相」、哪些不符合的权力，从而控制着「正确」信息的判定传播、流通和合法化。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不妨考察一下我们之前对于「谣言」的常见定义。谣言从字面意义讲，便是虚假的信息。但这一定义本身并没有任何意义：判断任何信息的正误，都需要证实的过程。谣言之所以产生，正是因为有一些人相信这一消息是真实的、且十分重要，因而才会对其进行传播：正如上文所述，许多被称为「谣言」的信息并非是不符合事实的；信息的真伪只有在信息产生之后才可以被判断。(Kapferer 1987 p.14) 事实上，谣言之所以有人相信，正因为谣言经常最终被发现是「真实的」。(胡泳, 2009)
于是大家提出：谣言是「未经证实」的信息。然而只要我们稍微仔细思考，就会发现，信息的证实是极其主观的：因为当别人说「自己证实了某事」，这句话作为一条和被证实的信息一样的信息，还需要我们再找另一个人证实（别人说自己证实了你怎么知道他证没证实，别人给了「事实」依据你怎么能证实不是他编的），那新的一个人的证实、还需要一个人的证实，以此类推。因此，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信息、实则没有多少是经过我们本人「证明」的：我们的日常生活，恰恰是建立在信任和委托他人证实之上的。
法律领域对于证词，有这样一条规范 (Default Rule for Testimony, DR)：面对证词，我们的默认选择便是相信它 (Bach 1984)。比如，
即使我们不知道地铁站是不是在前面路口的左边，路人的证言使我们能够正当地相信地铁站就是在前面路口的左边；即使我们不知道恋人明天是不是要和朋友聚会，恋人的证言使我们能够正当地相信恋人明天是要和朋友聚会；即使我们没有亲眼见过地球是不是围着太阳转的，科学家的证言使我们能正当地相信地球真是围着太阳转的。(Ding, 2018)
再比如，我们在报纸上读到什么信息时，往往认为它是真的，尽管我们并没有「证实」这一点：因为我们相信报纸已经替我们证实了。而「谣言」和其它任何媒介传播的信息一样，在表面上也得到了证实：当信息来到我们身边时，它们恰恰来自朋友、亲戚等等，且往往伴随着直接的目击证词乃至聊天记录：xx 亲眼看到哪里发生了什么事，谁所在的群里真的有人发了怎样的信息。还有什么比目击者更可靠的呢？还需要什么更好的证明呢？
而当人们提出「未经证实的消息就不要发」的时候，我们只需稍动脑筋就可以问出这样的问题：没有媒体报道，又怎么能有舆论压力，怎么能有之后的接近事实呢？
这样的思维，其实也就是我们之前常常看到的媒体「反转」现象的延续：即，正常信息传播中的反复查证、接近真相的机制，在这里反而是受到排斥的；信息之间的互相印证或矛盾不代表不同叙事文本的平等关系，反而是区分「真理」和「谬误」的方法；「真相」并不被视作某种需要通过不懈努力和试错逐步接近的事物，而是被视作某种一元、静止且可以被一次性「彻底」揭示的事物；最终，人们对事件的评价随信息的逐渐明朗而改变不被视作由舆论关注导致的积极现象，反而是对自身判断力的、莫大的「侮辱」。「反转」之前的信息若来自于自媒体则几乎完全不可信，个人也不能对已有的信息作出评价，而只能等待「最终」的结论。
因此，面对这样一种标准，我们只需要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什么叫证实，未经「谁」证实？从什么时候，相信「官方」成为一种义务了？
我们最终发现，无论我们采用何种定义、无论我们讨论的是「谣言」的诞生还是传播，都一定不会是在纯粹话语的层面进行的，而会转移到给出这条信息的具体来源，无论是个体还是机构。正如对于我们当下命名的「谣言」的批判最终会变成对于「造谣者」的惩罚，对于被设定为谣言的反面的「真相」的来源，也是写好了名字的。
因此，仅仅指出下面这一点还不够：官方应「报道」什么是事实，而非宣判什么是「事实」。我们应当看到，这样的「宣判」在「谣言」的指认、在当下的知识 / 权力 (knowledge / power) 结构中，是「报道」的必然后果。我们甚至还可以做出下列推论：对于公权力而言，对「造谣」者进行惩罚、恰恰是符合他们的规范、对于他们而言理应「正确」的：能够命名「谣言」的机构从语义上必须符合两个条件：1. 他们不信这个流传的消息；2. 他们认为这条消息是假的。也就是说，凡是他们不承认的信息就是假消息、谣言；而当公共信息的来源只有唯一的合法渠道的时候，被这种机构认定为虚假的、且非合法来源的信息的发布者当然要受惩罚。
将以上的逻辑和之前论述的有关官僚体制的特点结合起来、我们就不难发现，主政官员越是具有职业官僚的素养，便越会动用他所能调动的一切手段去为了他的绩效服务，而对这种绩效有害的言论，无论其真实性是否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不论其是否发挥了舆论监督的作用，都会予以无情的打击。
一旦当我们审视判定「谣言」的过程，就会发现这个吊诡之处：当一个个体或机构声称自己要对某种说法进行「辟谣」，从语义上来讲，他便已经是正确了的。这是因为，「谣言」就其定义而言便是不符合事实的错误言论，而「辟谣者」作为其反面，就算无法提供充足的「辟谣」证据，从语义上也已经成为了某种「真理」的代言人。这即是在说，辟谣者一旦自称为「辟谣者」，便已经将自己划在了占据真理的一方：而对「真理」的判断标准、对「真理」的代言能力，则是权力关系的体现。因此在我国的语境中，任意信息在官方没有宣判之前都是造谣。
因此：并非是造谣带来了辟谣，而是辟谣创造了造谣。并非是因为首先产生了谣言、随后辟谣才来到这个世界上。从传播上，信息的正误和信息本身指涉的内容没有任何联系，而只和官方的审判有联系。在这里，正常信息传播中的反复查证、接近真相的机制，反而是受到排斥的：一条消息要么全对，要么就是造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在本次疫情中，看到这样「辟谣」「辟辟谣」反复无常的幽默场面。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最终会目睹这样的情景：面对任何信息，人们所应做的唯一正确的事情便是举报它造谣，直到官方确认或否认这一点。然而我们同样会发现，未经官方宣判就指定某信息为「谣言」，同样是在造谣！因此面对任何未经官方审判的信息，相信它和认定它为谣言都是错误的，但前者比后者更错：由于只有举报才能宣判，所以必须得有人冒着自己是造谣的风险去举报；也就是说，真相只能且必须来源于造谣。正是因为对真相和谣言的判定实则来源于同样的权力运作与真理生产机制这一点，我们才会目睹这样的传播学奇观。
遗憾的是，如果情况仅仅如此，我们也不必在此大费周章。在本次事件中，最令我们感到最恐惧的、是「谣言」这一奇特概念被公众接受之后，所引发的公共信任的崩溃、和来自普通网友的敌意。
只要联系我们上文关于「谣言」的论述、并结合我国有关言论方面的「国情」，这种仇恨的来源就昭然若揭了：首先，普遍的「辟谣」话语由于要求官方作为信息的唯一发布方、垄断信息的来源，而向个体施加不成比例的证实责任、导致公共信任缺失。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证明你妈是你妈」的戏剧性回归：证明你的亲人确实死了。接着我们看到，由于受害者的不幸会破坏官方形象、而官方又被（宣传得）等同于国家，故让官方难堪就是让国家难堪、就是让我们难堪：因此，他们必须拒斥一切这种情况为真的可能性（只要对方表述的信息有半点错误，就要骂ta到底），来换取自己的意识形态一致性、维护「官方」形象。在这里，官方不再被视为一个由我们自主决定、为我们服务并可以犯错误的机构，而是被视为一个纯粹外在于群众的超越性力量：它设定着真实与虚假，并且要求着我们的无限认同。因此，对于「官方」的认同成为了对主人的认同：凡是威胁到这一情势的，我们必须将ta开除；凡是私自传播信息的，必无资格和我们享有同一个主人。
我们不难想象对于以上批评的一种常见回应，即「如果我们承认官方有错，就会导致境外势力的批评，从而威胁到祖国的事业」——然而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境外势力」和「境内势力」的绝妙同构：官方一旦犯错就会被境外势力诋毁，因此我们要证明的恰恰是官方不会犯错，凡是能被视为错误的都已经是「不怀好意者」的蓄意抹黑造成的。在这里，我们便能重新理解这样一种陈词滥调了：「官方不完美，但我们还是信任它」。它并不真的承认官方有任何不完美之处，而只是在说：不存在我们不知道、「官方」不承认的不完美，不存在不能使我们更加信仰「官方」的不足之处。
在以上的分析中，我们随处可见这样一种对于动机的揣测：「谣言」的传播者都是「恶意」的，想通过私下编造虚假信息、破坏我们的国家。
但在此，我们又一次瞥见了「谣言」指认中的主观性：动机本身就是一种根本无法通过网络上的寥寥几句话确定、因此极其不利于公共讨论的事情。但我们不应该仅仅指出，揣测动机是一种错误的行为，而应看到在「谣言」-「造谣者」的结构中，他人的「恶劣动机」正是随着他的发言而被生产出来的。并非是作为信息来源的那个个体真的有怎样「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是任意的、未经官方首肯的信息传播，都可以被认定为「谣言」、进而认知为「有意传播错误信息」。并非是信息的发布者真的有怎样十恶不赦的特质；而是这些个体在信息和判定真相的能力被「官方」垄断的情况下，必然被从最为恶劣、最为极端的有罪推定的角度去理解。
那么，这样一种对「居心叵测」的「境外势力」的指认，又是从何处而来的呢？在这里，我们不得不直接复制另一位学者，胡泳先生在此问题上的分析：我们以为，没有比下一段话更精确的了。
凡是出现社会运动就必然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不明真相的群众」和「不可告人的目的」。它们成为执政者处理公共危机时必不可少的话语策略，不是没有理由的。对于国家层面的执政者而言，这里关系到政权的合法性这一致命的问题。现存政治哲学的基础在于设定了一种能够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群体，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政府也就顺理成章地具有了先验的正当性。然而，在实践中，这套正当性推理日益瓦解。政府既难以推行一个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的国家赖以建立其合法性的价值观，又由于现存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仍然是绩效型的而非法律－选举型的，难以确立国家镇压的合法性，只有使用一套 “冷战” 的话语策略才能勉强维系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在这套话语策略之下，任何对于政府的抗议，都会被用一种敌对的思维作出解读。(胡泳, 2009)
在此，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何官方一定要、且能够将自己绑定于「中国」了：对于中国之国家主体性的追求，本身就是为了通过构造「中国例外论」的方式合法化当下政权的追求。因此，它强调所谓「实践」的目的，就是使得没有来自任何其它地区、其它时间的规范或理念能够构成对于官方的批评：毕竟，当它的理论核心就是「不断变化」的，那么就该体系而言它便永远是正确的，除非它自己愿意承认自己犯了错。因此，这样一种创造便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对于社会中其它主体性来源的压抑，比如文化（不仅是传统文化，而且是当下的流行文化）、社会结社和交往：这也是为什么它一定要迫使所有文化产品符合自身的意识形态。对于中国体制的自豪，是对于「除了体制便没有让我们能成为中国人的东西」的恐惧：除了官方之外，我们一无所有。这种压抑是宣传机器的有意选择，是在通过对文化产品进行严格审查、而使它们无法进行任何有意义有创造力的表达导致的。
回到谣言的问题。社会之所以产生了谣言传播的基础，要么是因为当局与官方媒体不愿就民众关心的事项及时发声，要么便是因为他们已经失信于民；而无节制地将不符合主政官员绩效的言论定义为谣言并进行打击，则会进一步损害这种公信力、让之后的谣言更有传播的土壤、并从长远上更不利于降低维护社会稳定的成本。「官方」在疫情早期不负责任的隐瞒最终暴露后，先前被定性为「传播谣言」的八人已然接受了大众的欢呼，而湖北和武汉政府的公信力也一落千丈、被推上风口浪尖——仔细想想，这真的有利于维持社会和谐与长治久安吗？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在27日所刊发的署名文章所说：
试图对一切不完全符合事实的信息都进行法律打击……会让我们对谣言的打击走向法律正义价值的反面，成为削弱政府公信力的反面教材，成为削弱党的群众基础的恶性事件，成为境内外敌对势力攻击我们的无端借口。
因此，因无可选择、甚至强迫带来的「公信力」，并不会导向真正的信任。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这种时候，「辟谣」反而是最不容易接近事实的。即，我们不是在说不存在少数「真正的」境外势力，不存在「真的」想恶意通过散布错误信息、引发混乱的个体，更不是想宣扬什么「后真相时代」的相对主义：而恰恰是想说，在当下的「造谣」「辟谣」话语中，由于大面积的误伤、对「造谣者」而非「事实」本身的执着，对事实和真正的「不怀好意者」的辨认反而变得愈加困难了。
通过以上对谣言的来源和指认的分析，「谣言止于智者」的论调也就不难反驳了：这句话的发明者（前者更甚）其实并不明白谣言是从哪来的。谣言的传播和任何信息的传播都别无二致，完全遵照着构成社会生活的规则，依托着公共信任的基石。而从上面的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出，正是当「辟谣」走向极致、正是当公众质疑着当事人「你怎么证明你妈死了」的时候，公共信任也就彻底瓦解了。
02. 新闻媒体和监督
当然，的确还存在着这样一种更为开明的论调，即「谣言止于信息公开」、「谣言止于真相」；它们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我们还是要指出，它们仍然保留了我们所批判的那种逻辑的基本内核：信息的传播结构并没有发生变化，我们还是需要寄托于官方在信息发布上的仁慈、而没有更成型的机制可以对其进行约束。如果我们改变不了这一信息传播的形态，那么我们只能说，未来仍然是悲观的。
为什么这么说？原因很简单，也的确令人遗憾：所谓信息公开已经远远不是第一次提了，而没有成型机制保障的「经验教训」只是一纸空文。我们不妨看一看 17 年前、非典疫情结束后，人民网的报道。
信息公开，被认为是SARS最重要的「遗产」之一。疫情公开带来的社会情绪稳定，让政府改变观念。建立健全公民知情权基础上的信息公开制度，也成为了共识。SARS五年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公开」成为常态。
……
「之前的疫情，各地想办法捂着、堵着，信息被严格管制。那年4月20日之后，政府和媒体放开了。」3月21日，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周汉华回忆。」(人民网报道)
必须强调，我们今天信息公开的情况就 17 年前已经有了很大进步，正如报道中所提到的，17 年前和 18 年前、乃至 28 年前也有了很大进步一样。
大家担忧信息公开，把其当做『洪水猛兽』，怕一公开就乱了。」周汉华回忆，2003年之前，信息公开还是很敏感的问题。「记得2002年，央视新闻调查做了期特别节目，取名『你有权知道』，结果审片人没看节目，光看这5个字，就给毙了。」周汉华说，上世纪90年代末，他刚接触「信息公开」课题时，名字都不叫「信息公开」，而是「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管理」。(人民网报道)
然而本次疫情开始的时候，仍然有8名「造谣者」被警方通报批评并处罚：更为有意思的是，他们全都是医生。
我们在此看到了和十七年前极其相仿、但在关键之处又极为不同的情况：十年前，正是一名叫蒋彦永的医生绕开了卫生部，运用自己的关系找到了《华尔街日报》和《时代周刊》，才使得关于非典的实际情况大白于天下。我们无意评价他找「西方媒体」的行为，而只是想要指出：如果我们在当时有真正能行使监督权、不被当成「传声筒」、不受如此高压监管的媒体，那么这位医生便不必找西方媒体表述事实情况了；相反，我们完全可以在媒体曝光之后，通过舆论向公权力施压、迫使其对疫情做出回应。对于今年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能有媒体敢于质疑，敢于问「凭什么说『不会人传人』？」、「八个造谣者都是谁、造了什么谣？」那么，疫情的防控，便不必像今天这么被动：毕竟即使是卫健委的「官方」声明，在短短的几天内也是出现了多次值得玩味的自相矛盾的。
只要当对于「真相」的判决权掌握在一个特定机构手中，只要该机构能够自主决定是否信息公开、公开多少，只要我们没有足够有效的机制对其可能的隐瞒进行追责；那么「信息公开」就只能是运动式的口号，无法获得机制性的保障。是的，我们就是要说：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政府的公开透明，需要的是能真正迫使这种公开透明持续存在的机制。我们需要保护调查记者，需要完善的新闻法，需要的是真正能行使监督权、与公权力抗衡的媒体，才能从结构上确保信息不受垄断。
这也就是针对新闻立法、保障新闻媒体的独立性无比重要的原因：不同的政府机构不可能互相否定，但未经审查的媒体之间却可以通过利益互相不交叉的原创调查，通过互相出示证据、对彼此的信息来源进行查证和比较，使我们通过能够逐渐接近真相。而从反方向说，当「谣言」本身的判定和政府官方利益相关时，我们如何能保证官方不会偏向自己呢？毕竟，舆论的稳定性往往和官员的政绩息息相关：当媒体受到「官方」的管控，这不就是「既当球员又当裁判」吗？
当然，我们也在此回到了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经典疑难。一部分人会发出这样的疑惑：这样的举措，难道不会更加导致混乱、乃至人们的不知所措吗？人们鉴别能力这么低，这样的机制不会影响「稳定」吗？
人们「鉴别能力」的低下，如果不是作为错误归因（即以「谣言止于智者」为前提、而大家相信谣言，推导出人们都不是智者）出现，那么在其使用中就只是一种自相矛盾而已——鉴别能力的低下如果属实，那它恰恰是信息被垄断的症状：正是因为人们被迫相信唯一一个权威，正是因为那个权威将自己设定为信息和真相的唯一合法来源，人们才因不需要使用自己的判断力、导致自己失去鉴别信息的能力；而综合性的信息来源和视角可以打破这种垄断；就算无法使得广泛性的、盲目相信某一信源彻底成为不可能，也可以改善之前的情况。
当然，我们不装外宾；我们很了解人们真正会厉声责问些什么：你这样的提议，不还是西方那一套「XX自由」文化霸权吗？
关于「西方xx」这套话术，我们会在后文详细解说；并且讽刺的是，「话语霸权」还恰恰就是一个来自西方（意大利哲学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概念。但在目前，我们发现的恰恰是这样一点：一些看似属于西方价值的东西其实并不那么具有地域性，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一些问题时，所必然面对的结构性诉求。比如我们在上文引用过的、上世纪的法国社会学家 Jean-Noël Kapferer 的《谣言》一书中，就记述了美国在二战期间、为了对抗「谣言」的有趣案例：
这一描述难道不似曾相识吗？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我们所做的选择，真的有那么独特吗？
回到新闻自由。即使是从务实的政策角度讲，自由的信息流通也不仅不会导致社会混乱，反而会增强社会的稳定性。因为信息越受严格审查，「不和谐」的声音就越不容易出现，人们对于「不和谐」声音的阈值就越高。随着对于「不和谐」这一标准的提高，刺耳的评论消失后、温和的批评就刺耳了，在温和的批评消失之后、保持沉默甚至不那么用力的夸赞都会变得可疑起来：因此「不和谐」的声音不可能被消除，但言论的阈值会越来越高，如同一根绷得越来越紧的弦一样，直到绷裂。
至于那些对于西方媒体「双标」的批评，其实根本不伤作为价值的「新闻自由」一丝一毫；相反，对于「双标」的批评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西方国家真的会把新闻自由作为一种价值观去追求。因此，所谓对其双标的批评，恰恰是在说他们的新闻自由仍然做得不够好、仍然有提升的空间、仍然没有做到真正的自由，因此便正是对其所追求的价值观的默认和肯定。此外，目前所有对于西方媒体的批评，几乎全都是针对他们对中国的态度、而非具体哪篇西方媒体针对自己国家（西方国家）的报道的。原因很简单：它们确实做得很好。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国每年发布的针对美国政府的「人权报告」，引用的全都是美国「西方媒体」的新闻源。
此外，「西方媒体」领头人——纽约时报，是会批判美国政府双标的。
进一步讲，对于「双标」的批评隐含的恰恰是一种真正的「崇洋媚外」：言论自由这一价值本身是否正确并不重要；因为只要我们能证明美国和我们实则是「一路货色」（甚至只要有半点不完美契合「新闻自由」之处），我们的行为就自动拥有了合理性：并不是言论自由因此就对或者错，而是言论自由本身的正义性不再重要。这便是一种纯粹的依赖，即美国做了什么，什么就是正确的；因此，我们只要证明美国和自己一样、甚至还不如自己，那么自己便胜利了。
另一种常见的对于信息公开和媒体监督的反驳，便来自于对「引起人们恐慌」的恐慌；尽管我们明明知道在本次疫情一开始的时候，人们的问题不是「过于恐慌」，而是过于不恐慌了。
因此我们会说：信息的充分并不直接导向恐慌；充分了解情况危急但又不知所措，才会导向恐慌。因此，最关心、了解本次疫情情况的志愿者们，并没有多么恐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而在图片这个特定的例子中，他们选择相信那个权威、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下文即将谈到的公民自治组织、市民社会的薄弱，才是使得他们必须相信的原因：否则，他们便确实没有任何可以做出其它选择的互助手段。但须强调的是，这样一种现状本身就是强大的国家机器对市民社会的压缩，导致的问题的一部分。
回到刚才的议题：我们当然不是在说，我们现在就应立即完全放开新闻和言论、甚至达到某某国家水平：我们还有太多问题需要处理。我们所要求的，正是在法律上完善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是要求这一条文不只是一纸空文、而是能起到实际的保护作用的法律律条。我们要做的，正是放弃对这一词语的恐惧，开展对其标准和边界的讨论；最基本的，我们应该意识到目前的模式有着极大的隐患。
毕竟，新闻自由虽然不能「当饭吃」，但在关键时刻、是可以救命的。
武汉红十字会在1月30日自豪地公示，已经收到社会捐款近四亿元，「已拨付指挥部5391.46万元」，并「定向捐赠400万元」——我们害怕哪日也获得被「辟谣」的荣幸，便不在此多加评论。但相信每个看清这些数字单位并能做做简单算术的人，都已然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心知肚明。
一月中旬以来爆出的种种红十字会和慈善组织丑闻，哪怕只拿出一例，也足以让我们发出这样的疑问：这些本职工作是传达同胞的人道主义关怀，且战斗在人类生命与健康一线的组织，为什么却在如此关键的时刻成为了笑柄？而又为什么，为湖北省防疫工作募集款物的重担却落在了那些仓促组建、其成员平均年龄甚至很可能不到18岁的民间自发志愿组织上了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绝非抓出又一个郭美美，因为问题远不止出在红十字会上。更关键的是那些本应分担责任、却悄然淡出公众视线的组织：为什么为缺乏防疫保护的环卫工人募集口罩的是一群学生自发形成的组织、而不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呢？为什么全国各地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志愿组织都是不得不自发形成的、而已经发布了所谓「行动令」的共青团却还在道德高地上用键盘指点江山呢？最重要的是：为什么武汉与湖北省的医院已经绝望到直接向社会各界募集款物、在全国四处行动起来之后还是发出了物资即将用尽的哀号——曾让人引以为傲的「举国体制」，哪去了？
现代社会之中，在理论上拥有主权的民众和实际上行使权力的政府两者之间，存在着连接两者的「联系机关（Linkage institution）」——例如学生参加共青团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普通人阅读人民日报了解时事；这其中最普遍、与民众关系最紧密的则是民间团体（市民社会）。学生参加的学校社团、业余运动爱好者参加的体育协会都属于这一分类。
历史地，在古代和近代中国，这类民众自发形成的民间团体在同自然灾害斗争、推动社会进步两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古代每每黄河泛滥、官府治水，当地的商会都通常会为治水筑堤出钱出力；到了近代中国，正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反映的那样，以工会、农会为核心的民间团体更是让千百万工农觉醒并组织起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在世界范围内，民间团体促进了民众参与到政治中去，并同样经常发挥救济和援助的作用：例如英国的工会大会（TUC）不仅组织了英国各行各业的工人集体发声、保障他们的话语权和对政治的参与，更承担了救助弱势工人的责任；而在不少国家，慈善救济甚至几乎全是由私人拥有的，归属于「民间团体」的慈善组织完成的。对于自然灾害而言，民间团体的作用如同海绵：西欧的不少慈善组织会在平常时期储备食物、药品等物资，而面临灾害时这些物资则可迅速用于救济。由于民间团体具有很强的本地属性，这种资源调度往往比国家机器要及时得多。
另一方面，民间团体在平时也起到了吸收社会不满、消化个体困难的作用，因为社会并非只有「动乱-稳定」的两极状态，哪怕在太平盛世也总有因种种原因产生的社会不满——这时，工会、志愿服务组织、慈善组织等民间团体就起到了吸收来自个人的不满、解决个人的困境，并把那些普遍的个人的不满一起制度化地和平表达的作用：换言之，这些民间团体也是减震弹簧、降低了维持稳定的成本。
但是在我国，出于长久以来的一些政治原因，民间团体的组织程度及规模远不足以实现以上所述的种种功能：出于「稳定」的需要，我们自己曾参加的一场三四百人不足的、毫无政治性质可言的学生活动便能被从校方到派出所的十八道金牌紧急叫停；我们也曾听说几十人规模的读书沙龙等学术活动也能被当地警方以不太充分的政治理由取缔。更不必说那些尝试服务更大群体的民间团体了。
上述提及的几个组织，都属于「非政府公共组织」、或者说「官方非政府组织（GONGO）」它们既不属于政府机关、也不属于民间团体，而是介于两者之间（以下为方便起见，简称其为「公共组织」，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使用的这一概念并不包含政府本身）。然而，本应同样起到服务社会、协助防疫作用的这些公共组织，却由于在其内部渐渐扩散开来的官僚逻辑下与官方组织同样失效了。
增强国家对公共组织的渗透和控制、并在社会上扩张国家控制的公共组织 (Corporatism)，以及将社会中那些较有影响力的精英和民间团体招募进体制 (Cooptation)——这双管齐下的手段，为国家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但也损害了民间团体赖以生存的环境；前一种手段把上文所述的「对上不对下」的单向问责制带入了公共组织，后者则压缩了民间团体发展的空间。
公共组织腐化的过程十分漫长、但逻辑却出奇地简单：以红十字会为例，它拥有一定动员民众的能力、又因其慈善组织的性质容易获得民心；它拥有独立的财务而不受国家财政的约束、又在国际上拥有较高的声望和支持；于是国家对其的忌惮就演化为神经质的敏感，生怕它垄断政治活动、生怕它成为那个无所不能、无处不在的「境外势力」挑战党的领导的马前卒。
出于这种敏感，国家理所当然地试图强化对公共组织的控制 (Corporatism)，也就是对红十字会不断加强党和政府的领导、渗透入红十字会的方方面面，并最终使之官僚化、成为国家领导下的官僚秩序的一部分。而公共组织的职务也不过是这个官僚秩序中被量化为局级、部级的漫长上升阶梯的一部分。
但最终导致了腐败、并使红十字会的丑闻远比地方政府的劣迹严重的，是其问责机制比真正的官僚体制更加僵化而无效：红十字会不仅不用对其理应服务的民众负责，民众也无法对其工作提出制度性的监督；并且，由于其公共慈善组织的性质，甚至连对上级的政府领导机关也不必负多少责任了，来自纪检部门的监督也不如真正的政府机关那样严格。相反，若在地方层面上红十字会的表现过于引人注目、赢得了民众的好感乃至于发动了民众的自觉行动，还可能会因上述那对稳定的神经质敏感，而引起上级领导的猜疑和其与同级地方政府的冲突。如此一来，腐败和不作为无人监管、反而可能得到默许，但做多了好事却可能引起猜疑和矛盾，红十字会当然也就成为了收费的仓库管理员、贪污善心的貔貅、和安放那些因丑闻而无处可去的官员的停尸间。
所以，谴责红十字会及其中某些臭名昭著的个人的罪恶和腐败是没有意义的。是怎样的制度逼迫红十字会腐化而变成了无比平庸的官僚机器？是怎样的动机使尸位素餐、道德沦丧者能坐到红十字会的主管位置上？这些问题才是值得拷问的——否则，一个郭美美倒下了，这个机制还会生产出千千万万个郭美美去继续拼命蚕食人们的爱心。
比上述的控制手段和缓慢的腐化更为致命的，显然是无处不在的对政治的垄断和为了维护这一垄断的、神经过敏式的镇压。「就连鼓励大学生不用一次性筷子以保护环境那样无害的环保活动，也必须小心翼翼地避免涉及政治，以免这些组织起来的人被视为潜在的反对派。其领导者搞不好便会被开除甚至监禁。」包括我们在内的许多学生在国内高中、大学的亲身经历就完全能够证明这一论断。
在这种被称为「咨询性的威权政体 (Consultative authoritarian regime)」之下，被纳入官僚结构的红十字会与全国总工会为官僚精神同化；对民间团体自身发展甚至生存空间的压迫又让民间的力量在平常时期无法被组织起来；而等到自然灾害爆发时，这些原本能够动员起民间力量的作为中介的联系机构，全部保持了惊人的低效、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更失去了民众的信任。这种绝望，意味着舆论的话语中一种非理性的对「举国体制」的期待成为必然。
倘若维护稳定的需求能够为这种压制民间团体继而造成恶性后果的政策辩护，那么我们也许有理由接受这一现实；然而威权政体对民间团体的打压反倒提高了维护稳定的成本。这不仅仅是因为先前所说的民间团体「减震弹簧」的作用消失了，更意味着在社会危机的时候，缺乏日常政治参与的、同时缺乏对主政者基于良性沟通的信任、或普特曼所谓的「政治气氛」的民众，更容易产生极端激化的情绪。这种在社会危机时刻的民众迅速激进化，是一种「政治的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sation）」：我们看到，在短短几周之间，社交媒体上大众对地方政府和红十字会等官方组织的批评声音，几乎就超过了过去一年的总和；而也有比平日里多得多的人，开始积极地寻求以不同的形式参与政治生活：或是简单如在公共领域中发表观点；或是参与、组织那些旨在应对灾害的民间团体。
同样在短短几周之内，从深圳到北京、从北美到欧洲，民众自发形成的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动员起成千上万的人为防疫工作出钱出力。这种临时形成的民间团体在支援防疫前线时的种种苦衷，例如因缺乏审查和监督供货方的经验而让大笔善款打了水漂的案例，恰恰证明了平日中民间团体的弱势所带来的副作用，是危急时匆忙动员的民众远无法弥补的三尺冰封。
但这仍然是一种幸运的现象：民众基于朴素人道主义和同胞情感的动员既证明了平常时期民间团体受打压而导致的危机时期政治社会化的激烈程度、以及同样激增的高维稳成本，但也同样反映了：哪怕时至今日，我们的意志仍然没有沉沦。我们仍然在屈服与觉醒的边缘抗争，我们仍然有动员并把自己组织起来的能力——最珍贵的是，我们仍未忘记同理心和对更好社会的想象，也仍未丧失为了这种想象而斗争的决心，这是留给未来的人们最宝贵的财富。
这种政治社会化的现象，提醒我们必须展现出这样一种立场：我们需要恢复到一种不将自己视为局外人的「公共生活」观念中，不再冷漠或犬儒地对政治问题冷眼旁观，不蜷缩在感人肺腑、含情脉脉的「世外桃源」生活之中——道理十分清晰：谁又能保证倘若疫情爆发在我生活的广东或是你生活的上海，我们又能恰巧遇上清明而全能的青天大老爷和父母官、遇上廉洁而高效的红十字会呢？我们试图拷问这一切，根本上只是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办法逃避这一切，即逃避政治和社会。
打开社交媒体、看看在这一两个星期之内组成的学生和校友会组织发布的募捐消息——「回到政治中去！」，我们绝望但又满怀希望地呼喊着。
当目睹了官方组织与民间团体的集体失效时，寄希望于举国体制就成为了自然的现象，因为只能期待举国体制去调动起地方急需的社会资源；然而，举国体制和高屋建瓴的中央决策又怎能察觉到那些只有本地的官方或民间团体才能洞察的、十分本地性的信息呢？日理万机的中央又如何细致入微地考察每个市、县、街道乃至每个医院的需求呢？最终，举国体制在面临这种地方上微观却总体上急剧增加的压力时，不得不向他曾亲手镇压的民间求救。
遗憾的是，举国体制至今仍然没有发挥出那种在我们幻想中的举世瞩目的作用：即便各级政府主管部门都宣称口罩和医疗物资的生产已经被动员起来、物资供应正在紧锣密鼓地安排着，但在湖北省防疫一线的几个主要的医院，仍然绝望地在社交媒体上绕过政府和他们的上级卫健委、直接向公众求援。
在这个举国体制的动员过程中，各级政府机关也笑料频出，仿佛一台维护不善、处处生锈的比我们这代人的年龄还要老的机器。哪怕在我们这代人的生命中，这台机器在03年、08年等等的历史时刻已经一次次地动员过了。
国家并非一个如同人一般如臂使指的实体，正如举国体制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远不是「芝麻开门」那样的咒语；相反，若想要动员起举国体制以从国家层面调度资源、以帮助防疫抗灾一线，便要从北京的党中央、国务院和国家卫健委，到湖北省的省委、省政府和省卫健委，到武汉市的市委、市政府和市卫健委，这样全数层层动员起来。而只要分析了这一层层动员的过程，就会发现为什么对举国体制抱有希望是一种天真的想法了。
举例来说。在我们的中学教育体制之中，一位校长很难了解学校里每个班的状况，而每个班主任又很难完全了解自己班上四五十个学生每人的情况，因此班主任总是依赖于由学生组成的班干部、也就是课代表和纪律委员之类人等，去监督每个学生是否按时交了作业、是否上课开小差等等；在现代国家中，社会发展导致政府需要处理的信息量激增，因而也就形成了类似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层级结构。
我国从中央到地方的结构当然比学校复杂得多，但其主干与关键枝节仍是类似的伞状结构：每一级政府机关都像雨伞一样下辖了若干下属机关。无法对每个地方的实际情况都有所了解的主管机关又将部分权力下放给其麾下的众多下属机关；除此之外，每一级的政府机关还有他们需要为之负责的平行的党的组织。例如市委领导市政府、校党委领导校长办公室，这种体制可以归纳为「党-国机器（Party-State apparatuses）」。在这个伞状结构之下，是理论上应被政府服务的民众、以及民众所生活的各个具体的地区。但是，每一级的主管机关都感到自己难以细致地考察其下一级政府机关所负责的地区和领域——他们也确实缺乏做到这一点的手段——而把相当大一部分处理具体事务的权力下放给了他们的下级。而下级机关又因同样的感受而将一部分具体的权力又下放给下级的下级……直到这个大金字塔的底端，也就是中学之中的校长、教务处、科组长、年级级长之后的直接面对学生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一级。
然而，每一层下级机关在政治系统中的绩效、晋升前景乃至于政治生命，都是由上级决定的，而上级机关也同时拥有一套对下级机关的考察指标。正如上文所讨论的那样：学生无法用制度性的手段迫使他们的班主任做出改变、只能寄希望于班主任善心大发而听进学生的诉求。直接对民众负责的金字塔末端的下级机关也是如此，他们只需要满足上级制定的那一套考核标准，便能够在这一系统中生存下去了。
认真负责的班主任尚有办法去处理学生的诉求、以最适合学生的方式开展教学，因为在班主任和学生之间还有学生的班干部，后者可以为班主任提供他所难以直接取得的关于学生具体需求的信息、也能将班主任的管理政策落实到每个学生身上；而在社会中，「班干部」的角色就是上文所述的「民间团体」，其制度化的诉求表达能够让政府机关听到民众的需求、又能将政府机关的意志向民众具体传达，使认真负责的主管官员也有办法真正为民众的诉求服务。
但是正如我们先前讨论过的那样，民间团体连同公共组织在中国社会中被压制了太久，只剩下那些体育协会式的组织还在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而那些政府机关真正需要的能向上表达诉求、向下传达意志的民间团体，几乎已经消失不见了。主管官员们如同被戳瞎了一只眼睛之后又断掉了一条手臂。
如此一来，在这个高耸入云的金字塔中，每一层政府机关都希望下级去考察具体的情况、做些具体的事情。但每一级政府机关又都眼巴巴地向上级望去、试图揣测上级的旨意。最终到直接面对民众的金字塔底端，已经没有下级可以再给主管官员向下推诿了，他们也早已失去了真正考察民意、为社会服务的办法了，他们唯一剩下的延续政治生命的手段，就是保持平庸、并把过错都推到同僚或民众身上。
这种政策制定的庸俗化并非中国的专利，而是威权体制的普遍现象，但在一个人口规模如此巨大、地方的差异如此多元的泱泱大国中，它就显得更为致命。
舆论记住了汶川地震时的八方支援、非典肆虐时的可歌可泣，但却忘记了当年同样被爆出过的政府层层隐瞒、处置不力、贪污善款、豆腐渣工程，在自我感动之中把当年就已经处处生锈、吱吱作响的举国体制机器捧上了神坛，而让这个机器中的每一层机关都更难在这种潸然泪下的气氛里进行有效的自我反思。
如果举国体制是唯一的希望、还代表了所谓的民族精神，那我们就不应为它做出了什么成就而沾沾自喜，而更应当关注有哪些我们本希望它实现的它却没有实现：火神山医院的「在线监工」真是行之有效，把人们的目光都吸引向了这袭华美的袍子，而忽视了那些更讨人厌的、无处不在的虱子。
官僚结构和举国体制的大金字塔，设计的本意是让党的领导和中央的意志能层层贯彻下去、让权力和资源调度能深入社会的每个角落。然而它今日却已经如同一个高位截瘫的病患那样，除了挥舞着双手、高喊着激动人心的口号之外，再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我们固然可以称赞「战地医院」建造之迅速，但我们不妨扪心自问：用因同样一种系统牺牲的成千上万无辜生命换来的「速度」，真的那么令人欣喜吗？
云监工，就是两千万人（最高人数）通过视频直播观看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建造。这一由官媒进行，为展示「中国速度」和缓解民众因疫情而产生的焦虑的直播活动，却很快演变成一场充满饭圈味道的应援：工地施工的机器设备被萌化、拟人化，而官媒也出奇迅速地下场支持，甚至亲自制作打榜，与真正在劳动的工人的退隐与缺席交织成一幅搞笑又诡异的景象。
云监工过程中，视觉上作为「人」的工人几近于不在场，可见的只有施工机器这些庞然大物。但其实工人并非不在场，只不过他们在没有辨识度的视觉基础之上刻意地不被辨认，成为了自然数那样的纯量，进而成为非存在，如同水消失在水中。与之相对的是有着形形色色绰号的，自身被拟人化的施工机器，它们因为形态上的差别从而给符号的差异化运作留下空间。饭圈逻辑在这里笑剧般地，继「阿中哥哥」之后第二次上演了：施工机器的人格化有如国家的人格化，从来都是作为情感投射的「打call」的第一个步骤，进而是国家主义叙事再生产自身的又一个开始。
但是，机器的人格化，就是人的非人化，机器的运动，仿佛其自身拥有了生命，但是这种生命却是以工人存在的被抹除为代价的——正是工人的操作使机器运动，可如果不用修辞来替换这种事实描述，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无从运作，因为我们的一切观念都以特定视角和立场的预设才成为可能。换句话说，这种「修辞替换描述的方法作为视角和立场的切换，就是在为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展开提供场域/空间。切换视角和转换话语正是它展开的第一个环节。但是它必须隐秘地切换，因为，一旦使话语的转换明朗起来，相当于宣布着它并非客观、必然，而是纯粹的偶然。所以，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运作，一定是以工人的去人格化为前提而赋予机器生命的。在这里，一个典型的异化所产生的颠倒出现了：饭圈粉丝们一边喊着「叉酱加油」，另一边却完全无视工人的存在。价值的来源不是劳动，反而成了生产资料。这岂非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下的典型颠倒？
但这种颠倒本身不是目的，它仅仅是指向「武汉加油」乃至「中国加油」的手段。因为在国家主义叙事之下，施工机器的直接指称不是操作它的工人，而是它所产生的「中国速度」，进而指向了既有的大国叙事。这无非是饭圈和国家主义继「出征」之后的又一次交媾。央视新闻等官媒对「云监工」的积极报道，甚至亲自下场制作打榜的行为，都清楚地表明：这二者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互动生态。这个生态，表面上看是主流文化对亚文化的收编，实则不过是更大规模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运作，国家主义叙事再生产的一部分。
01. 异化的条件：意识形态运作的史前史
要阐明这个运作机制，我们必须从这样一个问题开始：「如果施工机器既能指涉操作它的工人，又能指涉中国速度，那么为什么它往往被引向后者而不是前者？」用一句更明了的话说，为什么阶级叙事被民族/国家叙事所取代？这不得不把我们再度引回一个经典的问题上去：究竟是怎样的历史运动造就了意识形态及认同方式的空场，导致国家机器必须全力开动以创造新的叙事呢？
阎云翔在《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中曾简要地重构过这一过程：新中国成立后创造了一种个人对社会制度和国家的组织性依赖，强制力推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得个人从原有的家族、同乡会等传统集体中脱嵌，又再嵌入如生产队、党委这样的新组织之中。这就意味着改革开放对原有制度的瓦解（「松绑」「脱钩」）造就了个体从原有社群的再度脱嵌，这迫使他们不得不寻求新的安全网的庇护，例如家庭与私人关系。
但这个过程却绝不仅仅是简单的从国家主导还原到地方自治或社会互助的过程，因为改革开放恰是国家力量全程主导的自上而下的个体化过程。这种个体化过程的主要策略是阎云翔所分析过的「利益导向」，即国家以经济或政治回报引导个体选择那些对国家有利的行为方式，并在国家已经设定好的边界内发挥自我们控制或自我们管理的能力。这主要表现在：
- 在经济、私人和一些有选择的公共生活中，推动与支持个体崛起，同时防止对政治权力的诉求；
- 根据个体所处社会群体的不同，对其公开诉求加以不同的回应；
- 更倾向于接受孤立个体的诉求行动，但不能容忍个体组织起来的群体性行为，尤其是那些超越了阶层或地理区位的群体性行为。
这样，我们就能从社会学的眼光描述当下中国个体化进程中个人主义的发育不良：由于独立的市民社会的发展被控制，使得个体无法自然地再度嵌入和维护自主身份。从而，虽然在经济和私人关系上，个体仍然可以无顾虑地呈现出独立、灵活且自由的资本主义面相，但他们在政治上却成为马克思笔下「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的「大众」。这些马铃薯是国家机器的有意创造：即以维护稳定的名义粉碎利益共同体的建立，鼓励群体之间的互相敌视和排斥。因为当社会成为松散的、内斗的集合时，任何破坏那个唯一权威的力量都是不可能的。
同时，当阶级叙事随着市场经济发展逐渐退场，但国家力量主导的变革又压缩着市民社会的生长空间时，填补阶级叙事的退场和市民社会的缺席，给这些马铃薯创造新的袋子就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悖论性的：它必须能够构造起一个集合，但是这个集合内的各个元素又必须保持松散与漠不相关。于是，这个袋子必须是一个外延无限大，因而内涵就无限小，从而造成它的终极抽象的概念——这就是民族主义，这就是国家！国家必须空洞，如果不空洞它就不能包含「全体人民」（最广大人民群众，但是也要包括资本家和官僚）。
当然，马铃薯也在呼唤着袋子。因为，就如《雾月十八日》所说的那样，「大众」的利益虽然从根本上同一，但这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共同关系，任何全国性的联系，因为对市民社会的挤压，他们不能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他们也不需要新近形成什么组织，因为他们的利益早已经被别人所代表了，他们也在无限的言说中不断地承认这个代表了。在「代表」之中，他们对自己利益的认识也发生了颠倒，不是他们自下而上地形成利益诉求并诉诸代表，而是自上而下的代表定义了他们的利益诉求：
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02. 爱国观念的发生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作原理
这种定义过程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决不能用玫瑰色描绘「大众」，把他们用道德范畴归为「被欺骗和被隐瞒的无辜个体」。事实上，通过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论述我们发现：虽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作的确不断制造着爱国并不断呼唤阿中哥哥之名的个体，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必须以由暴力机关构成的镇压性国家机器作为后盾，从而获得强制性的保障。而镇压性国家机器又必须通过大众的同意、认同、「真挚情感」（葛兰西语境中的「市民社会」）来获得其运作的合法性。为什么大众要同意镇压性国家机器的存在及其运作？这不过是表明了在最初：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但是在这之后，它必须保证生产关系的不断再生产：
被剥削者的角色需要「高度发达的」「职业的」、「伦理的」、「公民的」、「民族的」和非政治的意识；剥削的当事人的角色需要一种向工人发号施令和对他们讲话的「人际关系」的能力，镇压的当事人的角色需要有发号施令和强迫「无条件」服从的能力，或是玩弄政治领袖的修辞术进行煽动的能力），而职业的意识形态家的角色则需要一种带着尊重（即带着恰如其分的轻蔑、敲诈和煽动）去影响人们意识的能力，以大谈道德、德性、「超越」、民族和法国的世界地位之类的论调。（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所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生产的一切民族主义和爱国叙事，都是为统治阶级借助国家奴役民众而服务的。为了这个目的，它就必然要不断发挥作用。它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挪用和偷换：它挪用人们在灾难中表现出的普世的、同胞之间的人道主义情感，把它挪用为对国家的热爱；它又用国家机器和掌握了这个机器的政权偷换了历史，将人们对历史或文化的认同，指涉到对当前政权和国家机器行动的认同上来。这是一种巧妙的移花接木，因为这种偷换让人们把自己的利益和国家捆绑起来，进而统治阶级就能让他们的利益借国家的名义上升为普遍利益。但偷换与挪用只是意识形态工作的表征，它的真正秘密仅仅在于把个人询唤为主体。
我们必须清楚一点：意识形态不是高悬于天空和世俗基础之外的，有别于我们的实体（例如庸俗化黑格尔的结果：一个支配一切的狡诈的绝对理念，它操纵着历史展开）。恰恰相反，意识形态是通过把我们构成为主体，我们又具体实践着意识形态承认的仪式这一过程发挥作用的。我们在意识形态中行动、言说，意识形态又借助于主体的行动和言说达成它的目标。主体（我们）-意识形态的双重构成与交互作用，成就了意识形态持续不断的工作。正是个人在意识形态的询唤中成为主体，主体的行动和话语才有可能表现为被偷换和挪用，因为意识形态就在它们之中工作。
让我们回到「云监工」来做具体的解说：云监工就是「两千万人（最高人数）通过视频直播观看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建造」，我们不妨对这个句子展开分析：视频直播给予人亲身参与的幻觉，两千万人的数量让人们在隔离在家的窘迫和共同的观看中彼此相连，成为想象的共同体。而光是观看尚不足以制造足够强劲的参与幻觉，所以，饭圈沿用了它们旧日的逻辑：医院的兴建这一国族话语被转换为可供情感投射的「萌化」编码系统，人格化的机器就被赋予了美化冷酷无情的抢修救援行动，掩盖现实的深渊（即疫情造成的民族情感创伤与行政力量对劳动者的支配甚至牺牲）的淫秽功能：
「监工」（这个语词极有趣味）这一描述快速生产着可供认同的共同体成员身份，又在文字上暗示着你正在亲身参与其中；继而，饭圈利用自身原有的强动员力，制造出一幕幕集体操练的景观。
在集体操练之中，事实被偷换成修辞，工人被偷换成机器，主体的行动就这样在意识形态中颠倒了，人的关系被替换成物的关系，物的关系又被替换成符号的关系。所以，工人不见了，机器也不见了，最后只有「呕泥酱」和「叉酱」活在这一排排整齐的未名状物之中：
从人到物，从物再到符号，这是具体的东西逐渐被抽象的过程。这和意识形态的工作是一致的，因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根本任务就是制造并维持一个空洞的马铃薯袋，以便成为没有社会的市民的鸦片。在「云监工」制造出来的「叉酱」之中，意识形态迅速并短暂地闪烁了一下，因为官媒与饭圈的交媾日渐熟练起来了，它甚至快速地为这云端的野合铺好了午餐垫：
03. 制造「国难」：政治的宗教布道
但我们也能在这种行径中看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贫乏：它竟然已经到了需要媚俗才能持续运作的地步了。而这种媚俗是以什么为基础的呢？是制造「国难」。准确地说，是生产「国难」及其一系列叙事。
在这里，我们必须把作为现实的灾难本身和话语中的「国难」区分开来。灾难、瘟疫绝不是人为制造的，它是病毒与官僚科层制共同作用的历史的结果。但「国难」却是被制造出来的，因为国难作为叙事，是被有意编织出来，以便将政治体系的自身弊病转化为偶然的自然惩罚、将官僚集团的责任转化为全体公民的道德义务。彻底的人祸及其导致的大规模牺牲，同样被转化为一曲众志成城、共赴国难，团结民族力量的忠诚赞歌。在这一叙述之中，我们所有人被抽象成符号，向着那同样抽象空洞的「国家」献上作为祭品的自己，在对具体官僚的「问责」、对屏幕高呼的「武汉加油」、对「硬核防疫」的「点赞」、对某种丑恶现象的无能狂怒之中，不断生产着灾难的宗教。
从这个角度上讲，「国难」叙事必须被制造，因为只有在这个叙事之下，通过对「个别黑心商人」、「个别传染病患」（或「武汉人」）、「个别不作为的官僚」、「个别打架的建筑工人」等不洁之物的排除（或收编），才能不断生产出「我们」与「体制」的洁净和健康。
就像我们看到的，在各地民众、政府、酒店与医院合作完成的「硬核防疫」之中，武汉人被集体性的排斥了，成为了21世纪的犹太人与自己国土上的难民。因为，当国难叙事借助疫情灾难所开启的「例外状态」把一切人构筑为共同体，那么，在一俱荣枯的情形之下，人们就必须创造一些例外，因为他们自我们认同为「例内之人」，把国家的利益认同为自己的利益，如同人们抽去了自己的力量创造了上帝，但却又向上帝祈求力量。如果我们的神不答应我们，那么绝不是神的错，是祈求的方式、时间、地点的错误，是女巫的错误，是有罪之我们的错误，但却从来不是上帝的错误。我们必须造出一个偶像，并把它造为全善、全知与全能。我们必须不断拂去它身上的尘埃，以便当我们把自身指认为它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们也能在它中间得到生命。就像霍布斯《利维坦》封面的那个由无数人构成的巨人：
进而在上帝圣言的默许之下，所有人都代天行狩，如同主权者一样行动，维持着对「武汉人」的系统而合法的排斥。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家丑不可外扬」、「错的只是官员/地方，中央是好的」诸如此类行为的发展逻辑：我们是怎么造出一个全善、全知与全能的上帝/第一实体的呢？这个秘密就在于对「官方」的排遗式的不断再定义：就像「没有真正的苏格兰人」一样，没有问题的时候，连学校也是「官方」；出了问题的时候，连省政府、人民日报也不是「官方」。
不断有人丧失作为官方的资格，导致「官方」这个名字的无法证伪。它的无法证伪，仅仅是因为我们在不断丰富它的内涵，剔除它的外延。「人造上帝」和「去除害群之马」实际上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当「官方」这个名字的内涵无限丰富，它的外延就必然坍缩为它本身，它自身继而也就成为了一个独一的实体。在理性神学中，这个独一实体就被指认为上帝。这是一个对于所有人而言都同样危险的异化过程，因为毁灭我们的力量正是我们亲手创造出来的。而反宗教的批判告诉我们，「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们意识和自我们感觉」。换句话说，上帝越是全能，我们就越是无力，越是丧失自己的力量，同时越是依赖于全能的上帝。这就能够解释我们因生活节奏被打乱与生命遭受威胁而产生的焦虑，为什么必须借助国难叙事才能被给予慰藉。它同时带来了恐慌和对恐慌的慰藉，又借机寻找一切重新加固秩序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国难叙事也并不是被孤立地、偶然地生产出来的个例；它以国家主义叙事为背景的同时又再生产了这个背景。它强化这个背景的方式，就是如前文所述的、为这些马铃薯创造一个袋子。
这个袋子是如何做到、让里面的每个个体彼此保持松散与漠不关心的？
我们已经从社会学的角度说明了它的消极运作，即国家机器是如何有意压缩市民社会，造就了那样的一批发育不良的个人。我们继而可以从宗教异化的角度说明它的积极运作。
「国家」的不断被言说，一定指向上帝的被造。一切国民就像神学中的基督徒那样，每个人仅仅是作为抽象的、同质的（因而也就被抹除了差异的）个体，各自与这个上帝发生联系。在奥古斯丁神学中，基督徒将自身收束为一而朝向上帝，恰似我们今天通过自我们规训而成为巩固国家机器和创造上帝的驯顺的个体。既然人们只不过各自与上帝发生联系，那么，他们的彼此联系和发生关系，也就必须以上帝为中介。基督徒的彼此友爱是以共同信仰同一真神为基础的，而国家主义叙事下的人民的彼此和谐，是以「爱国」为基础的。他们自己并不直接发生真实的关系，而是要借助国家才能发生虚假的关系。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没有内涵的空洞的国家往往伴随着外延坍缩为自身的独一权威，辩证法再次无情地在此显现：「抽象的唯灵论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抽象的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唯灵论。」
04. 双重扬弃：批判与武器的合一
所以在这里，我们必须重提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马克思的年代，宗教的批判之后紧跟着政治的批判，因为：
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当人还没有开始围绕自身旋转以前，它总围绕着人而旋转…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们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们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便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尽管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作为宗教的基督教与作为政治的德国是两个东西，对宗教的批判只不过是对政治现实的批判的导引；但他的这一描述，又和我们今天的情况无比贴切。这种同文异读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政治在当下已经成为一种最大的宗教，或宗教的精神从未与政治分离。「信仰」的词义在今天发生的意义分岔，就足以非常充分地说明这一点。但我们绝对不能把自己的批判下降到宗教批判的水平，因为我们并不是在批判宗教，而是在批判意识形态——这是同文异读之谜的解答：因为宗教是最初的意识形态，教会是最早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路德把僧侣变成俗人，却让俗人成为僧侣」无异于暗示着：当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历史背景下发展到一个相当充分的地步时，最充分的意识形态即政治的神学就会诞生。所以，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在内容上仍然是批判的武器。那么它依旧遵循马克思的逻辑：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而意识形态批判的最终目的是造成政治与道德、或者现代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双重扬弃。这个结果能够从我们之前的结论分析地导出：因为我们同时扬弃了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神学，和作为独一真神的现代国家的政治。这种根本扬弃则是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同时工作的结果，而它们同时工作的基础，正是俗人成为僧侣、信仰合为权威这一现实状况。
这篇文章的工作也就在于此：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只能够被分析地分别，却不能被综合地合一，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一体。因为：
对象性的真理是否能够被人的思维所获得，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当在实践中证明（他的思维的）真理性，即（他的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他的思维和此岸性。关于思维的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的争论——这种思维是隔绝于实践的——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此时，马克思不但从正面断言了实践必然作为思维之现实性和力量的证明，也从反面暗示了离开思维的「现实性」或「对象性」的不可能。而造就革命之事实的革命的实践为什么不能离开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为什么它要率先在我们的头脑中发生？为什么我们的批判并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的一部分？这一切的解答应当终结于这样的一段话：
关于环境和教育之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超越于社会之上。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活动或自我们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对于本文，一种常见的批评即是：「即便官方有你说的这么不堪，我们也不能对其『全盘否定』、乃至质疑它合法性的基石。因为目前而言，它的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依然是一致的。对于民主化的诉求、只会引向灾难：难道你看不到中东、俄罗斯等地的前车之鉴吗？况且，你的生活，你的批判，包括你能拥有在这篇文章中指手画脚的自由，不都是拜它的领导，它的工作所赐吗？说句难听的话：你已经不止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而是背信弃义的白眼狼了。」
我们不妨从后一个问题说起。我们用不着拿任何有关天赋人权或自然权利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或「西化思潮」来讨论它，而是引用汪洋在中共广东省第十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来为这些为我们的不满足痛心疾首，因而要好心提醒我们知足的朋友简单地科普一些粗浅的历史唯物论：
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也是建设和享有幸福广东的主体。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权利；造福人民，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切实维护并发挥好人民群众建设幸福广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人民首创，让人民群众大胆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新华网，2012.5.9）
这段话能够代表主流话语对于「人民群众」和「党和政府」之间关系的认识。不妨改写康德的一段话来概括这一认知：无人民的领导是空洞的，无领导的人民是盲目的。然而这也只是最为保守的看法，虽然它已经足够驳倒类似「恩赐论」这样的谬论，可这对于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而言显然是不够的：它将人民群众与「领导者」放在平等的地位上，似乎他们不过只是促成同一个结果的两个无差异的必要条件罢了。但事实是什么呢？我们不妨参考毛泽东的相关讨论，因为他的讨论更具实践性：
教科书把群众的斗争只看做重要条件之一的说法，违背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 (四)》）
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作工具，而以为‘我们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各个中央委员，各个领导机关都要有这样的认识。这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毛泽东《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73-374页）
显然，在毛泽东思想的语境之中，「领导」虽然固然有其作用，但它的地位与人民相比绝不是等量齐观的。「领导」的产生源于群众的实践，他们的工作目标又是服务于群众的。极端地说，他们只不过是工具。可见，并不是「领导」恩赐给作为人民群众的我们的自由，恰恰相反：不但在理论上，这自由是我们「追求幸福」的结果，连「领导」的地位也是我们赋予的。不是他们的恩赐允许我们「追求幸福」，而是他们一旦不满足我们的「追求幸福」的愿望，不以「造福人民」的姿态使我们能享有充分的自由、公正和幸福，他们的合法性基石就要受到动摇。换句话说，「恩赐」的说法无异于将整个关系颠倒了过来。而这种颠倒自然也是建立在现实被扭曲的基础之上的。
而「领导」又是如何发挥其作用的呢？照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党纲草案及其说明》的说法：
「俄国社会民主党宣布自己的任务是帮助俄国工人阶级进行这一斗争，方法是提高工人的阶级自觉，促使他们组织起来，指出斗争的任务和目的。」
列宁在此处，指与「不受限制的专制政府及其无需承担责任的官吏」的斗争，而「这个政府依靠土地占有者与资本家的特权和对他们利益的殷勤效劳，使下层阶级处于完全无权地位，从而束缚了工人运动，阻碍了全国人民的进步」。一句话，这个斗争是「俄国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
所以，如果「领导」不是把群众组织起来，而是让他们成为一盘散沙；不是帮助他们进行与官僚制度的斗争，而是让他们处在完全无权地位；不是提高群众的自觉，而是束缚他们的运动。那么，至少在列宁那里，这个「领导」是不符合他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构想的，因而也就是没有存在意义的。
当然，你固然可以通过重新定义「自由」、「幸福」、「公正」这些语词，或者直接挪用二十四字，运用你的解释学来调和「官方真的有你所说的这么不堪」与「它的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仍然是一致的」这对从逻辑上就说不通的矛盾。我们不屑于认真对待或具体反驳这种不可证伪的，因而是自证无力的话语游戏，因为它出场的那一刻，就已经证明了自己同现实的脱节，因而也就表明了它面对着分析了作为现实的结构性问题的我们是何等的贫乏。
最后，我们的诉求会引向「灾难」吗？我们想我们没必要证明「我们不会引向灾难」，反而应该追问「什么是灾难？它究竟是由谁引起的？」这个问题。这就又回到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那个经典的，农民翻身到底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的问题上去了：农民的翻身对地主阶级当然是灾难，而对地主阶级的反动，当然会损害一定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因为在原有的生产关系之中，农民是依附于地主的。
可是，惧怕「灾难」，因而惧怕一切形式的结构性变革，说它们「糟得很」的人，到底是站在什么立场来进行的评价呢？他们那套理论究竟是不是近乎于「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呢？而结构性变革与旧秩序和旧制度相比，又到底是谁更配得上「灾难」的伟大名号呢？
不遑多论，如果有人指责我们的「别有用心」，给予诸如「不爱国」此类的评价和标签，那么我们应当承认：如果「爱国」意味着严格遵守国家的法令（「传染病防治法」），拒绝把真相传递给民众，并任由我们热爱的同胞与国民处在那腐败不堪的国家机器的暴虐之下；意味着我们要将自己和同胞的力量抽空去奉养那个空洞的想象的「国家」，让我们的渺小促成它的「伟大」，那么，我们就拒绝「爱国」。因为这正是国家主义的终极悖论：真正的爱国行为，必须通过对国家法令、连同国家本身的僭越来完成。
但在最后，我们还有一种反驳需要解决：
在灾难面前，我们还是应该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对抗疾病呀！你说的就算都有道理，那也应该等到事后再去说啊！
基于直觉，这个问题就已经不难回答了：如果不在现在清算如黑洞般搁置乃至侵蚀款物的红十字会，又如何让自发出钱出力的好心人相信他们的善心并非肥了某些人的腰包呢？如果不在现在就清算湖北省等防疫一线那些让人贻笑大方的腐败官员，又如何让身处疫区中的患者和未患病的民众戒除恐惧、理性对待疫情呢？
何况，「技术的本质绝不是任何技术性的东西」（海德格尔）。医疗、建设、救灾，作为社会领域的治理「技术」，在被我们以批判加以认知和反思之前，就已经被抛入特定的社会历史场域之中，与现实的社会实践交织纠缠。它也必然是在实践中才能产生和发展。「事后清算」只不过是一种天真的妄想，它以为技术可以与现实的实践相分离，却正好把它变成了一种超验存在，让我们对它的认知从根本上变得不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事后清算」恰恰是阻断了一切清算可能的诡计。恰恰是因为我们需要更高效地运用技术、使之服务于更广大人民的福祉，让技术的力量足以把「众志成城」的观念口号落实到现实的层面，我们才必须在技术的操作之中展开对技术主义的批判。
从资源调度的角度讲，在防疫斗争没有完成之前，举国体制、政府机关就仍一直在运转着，仍有价值以亿万记的物资需要在各地和医疗设施中周转，确实我们难以在这样的危急关头试图挑战整个体制的弊病，但至少要先抓出其中的虱子和蛀虫、让这些机器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只有清算了渎职者与腐败者，才能在眼下让整个政府机关同病毒斗争的努力发挥出最大效用。
从社会心态的角度讲，暂时保护那些理应被清算者、乃至继续审查和封禁爆料出这些丑闻的社交媒体帖子，不仅无益于安抚民心和社会稳定，反而会更加剧民众对政府与公共卫生部门的不信任、激化社会中的非理性和恐慌情绪，而进一步使维持稳定变得困难、让政府的应急政策更难贯彻执行；此时继续封杀对丑闻的爆料、保护那些通过他们不负责任的所作所为给病毒助纣为虐的主政官员，才更让人们感到愤怒和恐惧、也更损害社会稳定。
况且，战斗在一线的医疗工作者也都是活生生的人，因为官僚体系中的种种弊病而物资紧缺、还总是受到来自上级压力的他们，看着「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丑状难道不会感到愤懑和绝望吗？只有清算那些让他们身陷窘境、导致他们付出许多不必要牺牲的主政官员，才真正对得起这些最可敬的医疗工作者、也才能让他们安心战斗。
但这种清算不应、也无法由当局独立完成；自一月初以来通过社交媒体所发生的民众自发的舆论监督，正是对官僚系统和公共组织中的渎职与腐败行为清算的最好武器，只有上级主管机关与民众的监督相结合，才能实现真正有意义的彻查；否则，所谓的「内部整顿」恐怕仍然要契合上文所述的种种官僚机器的逻辑，而又沦为不痛不痒、甚至还进一步侵蚀民众信任的表面文章了。
病毒与腐败、渎职和官僚主义的逻辑结合在一起，成为了凌驾在人民至上的最致命的敌人；但我们仍然握有能够支援直接同病毒战斗的医疗工作者的武器，这种武器就是舆论监督、民间组织和民众的自发行动，只有用这些武器武装起我们的社会和政府机关，才是取得防疫全面胜利的唯一出路。
我们不要把疫情危机及其应对行动重新构建为一种现代社会的内在风险，从而在风险治理的语境之中将对风险的预测和管理视作政府治理的技术目标，从而暗中让渡了自己的权利。因为，风险社会看似超越了阶级话语，将抽象的结构性因素无差别地施加于一切阶层的个体之上，但这只不过是欺骗：因为第一，结构性风险从来不是同质性地产生于系统的每个角落的，而是集中产生于特定集团的人为操作之中；第二，风险的后果也不是同质性地被分摊的，它在特定的权力结构中被二次配置，造成权力者甩锅给无权者，上位者转嫁给下位者的情况。最终我们不但失去了权利，而且获得了灾难。
写作这整篇文章的三个人都只是学生，既还没受过多少科班教育，也没什么社会阅历。你大可以指责我们充满傲气、老气横秋；去痛骂从伏尔泰到马克思的境外势力、从鲁迅到茅盾的「公共知识分子」们，去责备那些和我们同样向往一个光明、自由、解放的未来中国的革命先烈们吧，去抨击从小便教导我们不能对受苦难的人们无动于衷的一切家庭与学校的教育吧。
我们已经等了太久了，我们没有时间再等待了：除了捐赠款物和乖乖呆在家中之外，每个人都能在这场全民的动员中为防疫出一份力，而出力的方式不是去当所谓的「监工」、更不是将防疫一线工作者的辛劳付出「萌化」成不痛不痒的符号，而是到公共领域中去、参与到监督和呼吁改革中去，不在腐朽和不公前沉默、不为皇帝的新衣歌功颂德，看看现实的苦难并为苦难者呐喊、识破潸然泪下的宏大叙事背后的荒谬——发出我们这些无能为力的人的最后的抗议和叹息。而于我们所试图做的努力，可以用《哲学的贫困》中卡尔·马克思用以结尾的那句话同样精准地概括：
……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
「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乔治·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