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的蹦迪，“军事迪士尼”里的大疆无人机，北高加索的征兵广告，塔吉斯坦的走私可乐。到处都看不见战争的痕迹，到处都是战争的痕迹。
俄乌战争900天后，面临着欧美国家双向关闭领空和超过16500项国际制裁的俄罗斯，依然在2024年上半年迎接了350万国际旅客入境。中国，是最近两年俄罗斯旅游业最主要的客源，每周有162个定期航班在两国之间忙碌穿梭。随着中国国门重新开启，去年有超过40万中国人选择赴俄旅游；而到了2024年上半年，中国游客数量已接近去年总人数的翻倍，达到70万。
决定启动赴俄旅程后，我几乎不费力气就混进了五个俄罗斯旅游微信百人大群，随后半年，每当俄罗斯出现无人机轰炸和飞机失事的新闻，我的旅游群也会随即被消息轰炸。
2024年最触目惊心的两次本土袭击事件，是发生在3月的莫斯科番红花音乐厅恐怖袭击，死亡145人；和6月的达吉斯坦共和国东正教堂和犹太教堂恐怖袭击，死亡20人，受伤44人。两次事件的策划者分别来自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和高加索省分支，隐隐提醒外界，活跃了三十年的北高加索分离势力，又有重新抬头的迹象。
不过，每天过百条群信息中，游客对暴力威胁的恐惧总是很快会被对暴力本身的崇拜所覆盖。
12:05——“妈耶，无人机都打到莫斯科了？！”
17:10——“下周在圣彼得堡坦克和AK射击体验有要组队的吗？目前已有3人可再拼2人。”
17:35——“T-55坦克每人9800卢布 约790人民币；PT-76坦克每人7000卢布 约565人民币；MTLB坦克每人6000卢布 约484人民币，接送往返军事基地，手榴弹套餐，需要的私聊。”
战争的代词
出于一时冲动，我把旅程的起点和终点分别设置在了莫斯科和达吉斯坦。
真正抵达莫斯科后，我才发现，有关战争与武器的讨论，最热烈的地方还是在旅游微信群里。走在莫斯科动辄双向八车道的宽阔街道，不同历史时期交替映衬的精致建筑、营业至午夜11点的鲜花店、随处可见的精品巧克力店和高档酒吧、默默耸立在公园中心的文学巨匠雕塑、融合了极繁主义美学设计和战时庇护所功能的地铁环线，CBD摩天大楼一层的Starbucks已经撤离两年并由本土品牌StarsCoffee无缝衔接……首都居民的生活完全称得上平静惬意。
只有在景点购买门票时，我才能从一长串免票人员的身份列表中，窥见政治与战争留给这座城市的底色：“伟大卫国战争的老兵，被平反的政治迫害受害者，前法西斯集中营的囚犯，切尔诺贝利灾难清理的参与者，特别军事行动参与者及其家属，现役义务兵。”
受到战后国际制裁的压力，俄罗斯经济转向内循环，2023年GDP出人意料地获得3.5%增长，俄罗斯国内旅行人数也在去年激增9000万。在俄罗斯本土旅游网站tripster，光看一日游的文字描述，足以令人心生向往：“水上漂流之旅！导游是2014年奥运会参赛者、国家队教练、北奥塞梯越野车导游司机协会领导者之一，已访问过从美洲到亚洲20个国家。”，“莫斯科红色路线citywalk！导游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图书管理员、俄罗斯最大的关于社会主义历史、共产主义构想和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私人图书馆创建者、莫斯科费边社会主义协会俱乐部主席。他组织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座谈会和讲座，从事相关文献研究工作。”
可惜我不懂俄语，本地导游多数也不懂英语，只能在经过著名景点时，靠自己联想一些莫名其妙的历史注脚。例如，红场中心位置的五星级莫斯科大都会酒店，曾经是列宁在十月革命期间多次发布演讲的舞台。美国作家艾默·托尔斯受此启发，创作了大受欢迎的小说《莫斯科绅士》：苏联掌权后，末代沙皇贵族被判终身监禁在这个奢华酒店里，旁观种种政治运动，最终在1954年胜利逃亡，奔向自由。
小说情节纯属虚构，但现实世界的事情未必不比小说更离奇。1959年，莫斯科大都会酒店入住了一个不到20岁的美国青年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苏联当局对这个选择叛逃美国、加入苏维埃建设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不屑一顾。奥斯瓦尔德独自在大都会酒店的2219房间住了三个月，仍然无法入籍，还被打发到白俄罗斯去打杂。1963年，他不甘平庸生活返回美国，最后在达拉斯用一把步枪射杀了美国史上最受欢迎的总统——约翰·肯尼迪。
在人潮涌动的阿尔巴特商业街，我看到苏联史上最受欢迎的摇滚教父维克多·崔同样英年早逝，他的巨幅画像被喷绘在墙上供人纪念。维克多·崔是朝鲜族裔，祖辈来自朝鲜，他本人在1980年代的正职工作是圣彼得堡锅炉房的挖煤工，靠业余时间创作了具有反叛与革命精神的摇滚歌曲，红遍苏联15个加盟国，甚至拍摄了以自己为主角的电影。维克多·崔肯定预料不到，四十年后俄罗斯年轻人追捧的流行音乐将来自韩国。2024年8月的周末，我在莫斯科市中心的某家夜店门口排了半小时长队才挤进了它的“KPOP之夜”，整整三层楼的空间被年轻男女的酒杯和舞姿填满，金发碧眼的东斯拉夫人们，用韩语齐声大合唱一首又一首来自男团THE BOYZ和女团NEW JEANS的热门歌曲。、
“今晚帅哥不多。”音乐太吵，24岁的莫斯科女孩玛莎凑近我的耳边喊道，“总的来说，莫斯科就没有多少帅哥。”
我条件反射般问她，是因为征兵把很多年轻男性抓走了吗？玛莎露出了诧异的表情，“当然不是！征兵轮不到莫斯科。”她补充解释，在俄罗斯最高法院裁定LGBT运动为“极端主义”以后，来自中国的玄幻修仙和古风耽美近年成为了俄罗斯年轻女生的同性文化平替，现在她心中的帅哥标准是《陈情令》里的古装王一博。
在夜店的角落处，我又有新发现。现场设置了一个民主投票区，顾客可以留下使用过的电子烟空弹，对某个问题进行二选一投票。当晚贴在墙上的问题是：你支持谁当美国总统？
川普10票，哈里斯0票。（我今晚的最大收获：俄罗斯操纵美国大选的证据！）
走出喧嚣热闹的夜店，莫斯科市区唯一能够与战争直接关联的，只有大街小巷随处树立着大写“勇气与英雄，致电117登记”的征兵广告牌。
无论措辞是乌克兰战争还是特别军事行动，莫斯科人并不愿意公开讨论它。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在俄罗斯只要公开说出“要和平，不要战争”即有可能触犯刑法；也因为，提及战争的存在就意味着要围绕更多立场问题进行讨论——战争的性质，输赢，成本，伤亡……为了维持友谊，为了保证安全，为了当日的心情不受影响，人们学会在交谈中使用其他替代词，例如，“西方制裁我们以后”，“新冠疫情以后”，或者挑起眉毛，小声说，“那个以后”，随即平稳滑向下个话题。
作为游客，我最喜欢听到“那个以后”，前面两种代词要么转移焦点，要么时间偏差，只有“那个以后”既突出了事件的排他性，又暗示了事件的禁忌性，我似乎被邀请参与了一次与军方口径相反的讨论。
“那个以后，你们感受怎么样？”我小心翼翼地试探莫斯科人的战争立场。
“哎呀，那个以后，我们去不了欧洲旅行了！欧洲人不欢迎我们！”26岁的女孩史黛拉深叹一口气，“我以前去过西班牙和希腊，如果不是因为那个，我想去北欧旅行！”37岁的尤利娅也感叹，不能去欧洲旅行，成为了这两年最大的遗憾，她曾经每年定期前往阿尔卑斯山滑雪，直到“那个以后”，才不得不把假期安排在国内，我们见面前，她刚刚登顶海拔5642米的欧洲最高峰——厄尔普鲁士峰，位于俄罗斯的北高加索山区。原来，当有75万名俄罗斯军人在前线打仗，包含囚犯在内的60万合同兵入伍，约12万人阵亡，1000平方公里面积被占时……莫斯科人感受到的最大困难，是申根签证。
带我去夜店蹦迪的玛莎，则后悔她的第二外语选择了法语：“高中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欧洲好，学了英语又学法语。现在回想，真是浪费时间，我当时就应该学中文的。”四年前玛莎考上了全俄最高学府之一，她开始上中文家教课，还拥有了一个类似张艺谋早期电影女主角的中文名，春桃。玛莎的大学专业是国际政治治理，她把目光投向中国的制度特色和政商关系，并撰写了两篇课堂论文，《中国的一国两制方案在香港与澳门的应用以及对台湾的启发》和《中国的儒家思想如何影响任正非管理华为》。
我问玛莎，一国两制的方案，对于俄罗斯看待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关系，也会有启发吗？
*2008年俄格战争后，在俄罗斯支持下两地从格鲁吉亚分离，仅极少数国家承认其独立。
玛莎摇摇头：“俄罗斯已经够大了，我们不需要更多的土地。这两个地方不属于俄罗斯，只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缓冲地带。”为了维持这段友谊，我没有继续追问她，为什么国土面积全球第一的俄罗斯，还需要在2022年把顿涅茨克、卢甘茨克、赫尔松州和扎波罗热州的土地写进新宪法。
军事迪士尼
在莫斯科真正能够公开讨论战争的地方，在郊区70公里以外的地方，库宾卡。
从苏联房地产经理飞升至时任国防部长的绍伊古，在2016年耗资200亿卢布，打造了库宾卡爱国者公园。这座被称为“军事版迪士尼”的庞然大物，由世界最大的坦克博物馆、空军博物馆、博览中心和游击村等园区组成，占地面积达到惊人的55平方公里——相当于1.8个澳门的陆地面积。2020年，绍伊古再次耗资60亿卢布，修建了一座专门为国防军荣誉加身的殿堂，俄罗斯武装力量大教堂。它不仅极尽运用奢华与狂野的美学装潢，还开创性地把救世主的慈悲力量与无产阶级的苏维埃海陆空三军融为一体，用爱与和平来保佑战争必胜，颇有魔幻现实主义的气质。目前，这里成为中国游客最喜欢的打卡地之一。
爱国者公园的公共交通极其不便，我向本地朋友、40岁的米哈伊求助。米哈伊同意带我去看爱国者公园里的二战苏军坦克展，但明确拒绝参观武装力量大教堂，他认为那东西根本一文不值。“战争？绍伊古*懂个屁！他就知道盖房子洗钱！”
*对话发生几天后，爱国者公园园长维亚切斯拉夫·艾哈迈多夫因涉嫌贪污罪被捕，他是自今年5月绍伊古下台后第12个被打击的国防机构和军方高层。
驱车两小时后，米哈伊的越野车还是在庞大的爱国者公园里迷路了，我们不得不把车停在96米高的武装力量大教堂面前。他允许我单独进去逛10分钟，自己生着闷气，坚决不肯靠近半步。
军绿色的大教堂，设计细节非比寻常。据说，绍伊古曾经要求，这座教堂的“每一厘米都要意味点什么”。大穹顶的直径为22.43米，中央圆鼓状屋顶的直径为19.45米，圆鼓状屋顶设有8扇窗户……一系列数字综合起来，代表德国法西斯签署无条件投降条约的1945年5月8日22点43分。等我弄清楚这些繁复的理念，早已超过约好的10分钟。
米哈伊第二次生气，是因为我又掏出了《俄罗斯成功收缴北约武器展》的预约票。这是一个特设临时展，用隐晦的名字暗示，里面正在展出俄罗斯从乌克兰战场上运回的870余件战利品。米哈伊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浪费时间在这里，他抬腿走进旁边的餐厅里，待着。
不知为何，在庞大的爱国者公园里，这个展厅是唯一配备了中文讲解器的场所，我得以直接了解俄罗斯军方对于战争合法性的叙述。我看到了来自美国的M777榴弹炮、英国的风暴装甲运输车、德国的地雷狼扫雷车，讲解器补充“但我们的武器更好”；我看到了来自中国的大疆无人机和云轮智能，云轮的碳纤维固定翼Mugin-5 Pro被乌克兰改装成神风敢死队无人机，讲解器补充“中国禁止无人机用于军事目的”；我看到了乌克兰国旗和国徽被印在一块地板上供人踩踏，但讲解器非常努力地尽量避免提及乌克兰，它会说“班徳拉分子”“亚速营纳粹分子”“乌克兰军工联合体”。
我曾经去过很多国家的战争博物馆，美国的、伊朗的、以色列的……战争博物馆的宗旨是让参观者恐惧战争、反对战争。但是军事迪士尼的效果不同，无论是琳琅满目的实战武器，装甲车轮胎改造的咖啡桌，还是供儿童驾驶的迷你坦克碰碰车，总能让参观者对征战沙场产生憧憬。
当我从展厅里出来，米哈伊已经等候了一个多小时。他沉默了一会儿，手指着展厅外墙上一张废墟海报，“这个地方叫马里乌波尔，我去年来过。”
突然得知他曾经出现在最惨烈的马里乌波尔前线，我惊呼一声：“你去打仗了？不是说你有哮喘证明，不用被征兵吗？”
“我不是军人。当时俄罗斯已经拿下马里乌波尔，我作为人道主义志愿者，开车送一些应急物资过去，留宿一晚就走了。到处是伤残的平民和小孩，真的太悲惨了。”他边走边说，句子里隐去了很多信息，例如施暴者的国籍，以及受害者的国籍。
我们回到了米哈伊的越野车上，在封闭的私人空间里，他第一次没有使用代词，直接提起俄乌战争。
“我爱俄罗斯！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虽然我也很清楚，我们正在入侵乌克兰的领土……我无能为力，我阻止不了战争。但那些在开战后逃离了祖国的俄罗斯人，我更恨他们，他们放弃了让俄罗斯变好的机会，他们不是真正的爱国者。”
米哈伊怨恨的同胞，开战至今逃离人数超过100万，成为俄罗斯史上最大的外逃潮。但是，如果反战者留在俄罗斯意味着被罚款、被动员、被判刑、或猝死在北极圈内的监狱里……谁又有资格定义谁更爱国？俄罗斯著名独立媒体《新报》总编、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德米特里·穆拉托夫认为，选择外逃的年轻人大多优秀而睿智，因为他们不想杀人和被杀，“A state always calls itself fatherland when it is ready for murder.” 他如此引述瑞士作家迪伦马特的话。
发行了三十年的《新报》在俄乌战争爆发一个月后被关停；《新报》最年轻的战地记者叶莲娜·科斯秋琴科去年疑遭俄情报人员下毒，她流亡欧洲后出版了自传，书名就叫——《我爱俄罗斯》，仿佛与米哈伊的指责彼此对照。
生命价格表
在俄罗斯地图的最南端，横跨在黑海和里海之间的高加索山脉，是欧亚大陆的天然屏障，也是俄国、奥斯曼帝国、波斯帝国的历史要塞。高加索山的北侧城市被俄国命名为Vladikavkaz，字面意思就是“征服高加索”，这里居住着超过80个山地民族，隶属四大语言体系，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各不相同，没有一个民族占据绝对人口优势。莫斯科人和圣彼得堡人并不喜欢北高加索，“你要小心，他们不够俄罗斯。”我不止一次收到善意的提醒，“为什么你不去正常点的地方看看呢？”
但是，在我极其有限的俄国文学阅历里，那些家喻户晓的作家几乎都与北高加索山区颇具渊源：普希金在此地流放，莱蒙托夫在此地决斗，托尔斯泰在此地服役，索尔仁尼琴在此地出生，布尔加科夫在此地弃医从文、由红军队医转型为剧作大师。
俄罗斯文学的悲剧性，也在此地得到延续：从沙皇到斯大林时期失败的民族政策积怨已深，少数民族的抗争与暴动从未停止，民族矛盾在苏联解体后被瞬间点燃，先后进入历时两年的第一次车臣战争（1994-1996），历时十年的第二次车臣战争（1999-2009），历时九年的“北高加索叛乱期”（2009-2017）。极端宗教人员把炸药安在莫斯科的机场和圣彼得堡的地铁，每年发生伤亡的恐怖袭击上百起，高加索武装力量甚至一度输出到叙利亚内战和伊拉克的ISIS基地。
一场又一场流血事件后，普通人对死亡的冲击和恐惧逐渐反应麻木。面对社会秩序的失落，面对道德冲突的困苦，俄罗斯人选择把生活的悲剧内化为不可避免的宿命，然后以无可奈何的姿态把日子继续下去。
出于维稳考虑，克里姆林宫在2010年把车臣、达吉斯坦、印古什、北奥塞梯等共和国联合设为北高加索联邦区。作为第八个联邦区，它无论是GDP总值还是人均GDP均在俄罗斯全境内垫底。当前北高加索联邦区人均月收入只有约300美元，印古什族的小学老师无意得知我正以每天100美元的旅费走访北高加索联邦内的6个共和国、1个边疆区，惊讶地反复确认了三遍。
低收入，伴随着高失业率和高负债率。对于大多数少数民族而言，选择参战的原因，经济收益比爱国主义更合情合理，毕竟军人的基础月薪21万卢布（约2300美元），相当于北高加索人均月薪的7倍。俄罗斯的合同兵收入包含三个部分：地区财政一次性补贴、联邦政府40万卢布签约奖励、基于兵种的基础月薪。在微信群里，游走在俄罗斯各地的中国游客，不时分享彼此最新发现的征兵广告，我们很快感受到，不同地区的生命被赋予了不同的定价。
2024年8月地方补贴行情如下：北高加索的北奥塞梯共和国，提供30万卢布；绍依古的家乡图瓦共和国，提供40万卢布；普京的家乡车里雅宾斯克，提供105万卢布；首都莫斯科，提供190万卢布，是北高加索人的6倍。除此以外，合同兵的每一发子弹，每一步进攻，都被标上了价格——
发动进攻行动时，每天额外收入：8000卢布
发动进攻行动时，每前进1公里：50000卢布
摧毁敌方坦克一架：100000卢布
俘获敌方海马斯系统：1000000卢布
不过，能否拿下美国制造的海马斯兑换奖金是一回事，能否从前线活着回家又是另一回事了。过去两年，俄罗斯国防部对于合同兵的入伍门槛一降再降，我把广告手册的信息简单总结为：有俄罗斯国籍，不是也可以；有服役经验，没有也可以；有犯罪记录不是入伍障碍，年龄上不封顶。
来自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往往配给更差的装备和更少的训练，死亡比例也远高于俄罗斯族的士兵。根据俄罗斯流亡媒体Mediazona、Meduza联合BBC的统计数据，每有1个莫斯科士兵阵亡，就有2个圣彼得堡士兵阵亡，7个达吉斯坦士兵阵亡，17个北奥塞梯士兵阵亡，40个图瓦士兵阵亡。中国游客在微信群里称他们为，填线宝宝。
我在北高加索联邦区只停留了十天时间，却连续在三个城市三次穿错了衣服。
第一次是在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的温泉疗养院过夜。结束了一天的山路奔波，我换上全身黑色的speedo连体泳衣，走进温泉水池。泡在水里聊天的几个卡巴尔达人瞬时安静下来，瞪大了眼睛盯着我。原来，好几个女孩都在泳衣外面套着纯棉的T恤和短裤，泡水后略显臃肿。和她们一起戏水的男性家人，脸色变得不太自然，目光久久地停留在我的泳衣上。
就在我进退两难时，前台的工作人员向着水池飞奔而来，随后她伸出右手，几乎要把我从水里拽出来。“刚刚老板说，疗养院不可以住外国人，在警察过来之前，你必须立刻离开了。还有，卡巴尔达大部分人属于穆斯林，你的衣服非常不合适。”
我只好顶着湿漉漉的头发，提着行李箱，临时跟着司机躲进了附近一家民宿过夜。第二天，司机为了补偿昨夜的安排失误，又带我入住了80公里外的北奥塞梯-阿兰共和国的温泉度假村。
当晚温泉水池里的男性特别多，于是我提前在房间里换上宽松款式的短衣短裤，再走近水池。出乎意料，里面竟坐着很多比基尼女郎，我一下子又成了全场最保守的人。后来我才知道，虽然北奥塞梯大部分人信仰东正教，但能够消费得起温泉度假村的客人，大部分是从莫斯科、圣彼得堡、加里宁格勒等大城市专门过来旅游的时髦家庭，难怪我又穿得不合时宜了。
我通常会尽力避免反复犯同一个错误。等我到达车臣共和国，在入住了“以弗拉基米尔·普京命名的奥林匹克柔道中心”旗下的俱乐部酒店后，为了不再在这个全俄最保守的共和国里穿错泳衣，我果断决定放弃进入女性游泳池。
次日清早，我踩着一次性拖鞋，套着能够完全遮住臀部的宽松大帽衫，想低调地溜进车臣健身房转一圈。酒店官网介绍显示，这里的健身房男女分隔，男性客人拥有500平米的高端豪华健身房，女性客人则有一个80平米左右的私密空间，网页宣传照上的女性模特们笑容可掬、身材纤细、戴着厚厚的头巾、身穿长至脚踝的黑色长跑，在跑步机上卖力奔驰。
刷卡，推门，再推开一扇门，路过写着禁止拍照的警示牌，再推开第三扇门，我终于走进了神秘的女子健身房。当场馆内所有人闻声回头望向铁门，我心里一沉：天，怎么又穿错衣服了！
眼前是七、八个身强体壮的车臣女性，穿着紧贴肌肉的彩色运动文胸和短裤，正在各个器械区前汗流浃背地训练。有人染了一头飘逸的金发，有人顶着精致的妆容，有人请了女私教认真调整40KG罗马尼亚硬拉的正确发力姿势。没有头巾或者长袍，每个运动员都长得像美国洛杉矶会员制健身房的海报女郎一样，阳光、自信、时尚、充满力量感。我的拖鞋和帽衫反而显得十分可疑。
尴尬地退出健身房后，我继续留在这座号称为庆祝普京总统七十大寿而开业的柔道中心四处转悠。我很快发现，不仅女性运动员有着惊人的一面，男性运动员似乎也拥有多重身份。电梯口陈列着30多个荣誉柔道运动员的照片和名字，他们都是全国冠军、欧锦赛和世锦赛获奖者，也全都属于“阿赫马特”俱乐部——既是老卡德罗夫的名字，也是乌克兰战场上的车臣特种兵“阿赫马特”军营的名字。在名人堂旁边，则挂着柔道中心老板与普京总统、小卡德罗夫的十多张合影，旁边贴着小卡德罗夫的名言：我们的总统是柔道运动员，所以我们都是柔道运动员！
车臣的运动员，不仅能够帮助小卡德罗夫建立民族威信，也能够成为他的军事武器，外界甚至创作了“sportingwashing”（体育洗白）来形容这种暗度陈仓。小卡德罗夫去年任命了18岁的大儿子艾哈迈德担任车臣体育部副部长、15岁的三儿子亚当担任俄罗斯特种兵大学校董和“阿赫马特营”军队指挥官。我举起手机对照着墙上冠军的名字进行网络搜索：曼苏尔·洛萨诺夫，和其他14名以“政治中立身份”参加欧锦赛的柔道队员，被乌克兰调查记者发现属于俄罗斯军队的现役士兵。
事实上，无论是卡巴尔达、北奥赛梯，还是车臣，都是奔赴乌克兰前线的主要兵源地。2024年8月20日，普京总统在一天之内闪电巡视了这三个共和国，依次约见三国总统进行密谈，被视为回应乌克兰占领库尔斯克地区的新一轮征兵动员。
不过，车臣的格斗类体育俱乐部已有向精锐部队和警队输送人才的选拔流程，而俄罗斯特种兵大学则主要培训从外地或外国招募而来的合同兵。行走在废墟中重建的车臣首都格罗兹尼市中心，我再也没有看见一张面对本地人的征兵广告。所有建筑物和绿化带，都在努力向游客传递另一个主题：LOVE & PEACE。
2006年，小卡德罗夫曾在战后新建的居民区种下了一株玫瑰花，以此宣布启动玫瑰之都行动，“将‘北高加索最美丽城市’这一昔日美誉还给格罗兹尼”。小卡德罗夫的确做到了，十年后，超过15万株玫瑰花、1.8万棵灌木树，500个不同品种的植被，被安置在市中心的花卉公园里，位于卡德罗夫广场、卡德罗夫大街和普京大街的交叉口。
我在夜游格罗兹尼时偶遇大雨，车臣司机态度坚决地表示，我们绝不能错过欣赏花卉公园的美丽。我只好套上冲锋衣，在玫瑰花海和瓢泼大雨中穿行。公园里装置了467座金属结构，隐藏在8万朵悬挂的花朵之中，被设计成车臣国家塔和埃及金字塔形式，最令我震撼的，是由50个心形结构组成的连廊，在黑夜中闪烁着红紫蓝绿的彩光。我和司机一起冒雨穿越了爱情长廊。
像花卉公园这样的视觉奇观，车臣还有很多。为了见证俄罗斯最美丽的清真寺、欧洲全境最大的清真寺、俄罗斯科技含量最高的清真寺……我奔波在三座城市之间，也很快留意到奇观以外的民生设施和经济发展水平非常有限。用手机随手一查，车臣的人均GDP在全俄罗斯联邦75个共和国中排名倒数第二，那些修建各类奇观的巨额经费，从何而来？
司机告诉我，俄罗斯中央财政每年向车臣共和国拨款3000亿卢布（约等于38亿美元），用于交换车臣的稳定和忠诚。
稳定，体现在来自车臣反叛组织恐怖袭击的逐年减少。我在格罗兹尼的街头遇到很多身穿防弹夹克、手持自动步枪的壮汉警察，他们更像车臣近卫军，直接效忠小卡德罗夫，而不是莫斯科。他们乘坐的警车全部为梅赛德斯-奔驰E450。
忠诚，则更加可视化一些，在机场、商场、加油站、博物馆和其他所有地方，三位伟人的巨幅画像随时向所有人投以深情的凝视：老卡德罗夫，小卡德罗夫，和普京总统。
小卡德罗夫对于如何花钱，有自己的想法。他早就成立了庞大的卡德罗夫公共基金会，由自己的母亲担任基金会主席。该基金会宣称不接受任何国家资金，而是通过自己的方式筹钱，包括通过商业盈利和接受地方公务员“自愿捐出月薪的10%”。在2019年筹集了超过9000万美元捐款后，它成为俄罗斯最大的慈善基金会之一。
在卡德罗夫基金会的官网上写着，善款致力于帮助有需要的残疾人、退伍军人、病患，以及资助麦加朝觐者。在小卡德罗夫的Telegram个人频道上，他却骄傲地宣布：“自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基金会为战士们采购了包括169辆装甲汽车在内的超过1560辆专用汽车、4392架无人机、350件夜视仪、500件热像仪、约30400件通信设备、161件反无人机设备……16430名志愿者在打击乌克兰纳粹分子前，通过俄罗斯特种兵大学接受了高质量训练，基金会为志愿者提供作战装备，报销所有交通费，并在培训期间提供食宿。”
可乐联合国
在俄罗斯旅游微信群里，除了讨论最新战况和组队军事体验营，还有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如何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在SWIFT被封锁之后，进入俄罗斯的境外游客都需要重新学习使用“俄国特供版”手机应用。例如预定酒店需要Ostrovok，打车地图需要Yandex，社交聊天需要VK，买火车票需要tutu，办银行卡需要MIR系统……在中文社交网络小红书上，和“俄罗斯旅行必备APP”相关的笔记有60000多条。
根据基辅经济学院的统计数据，截止2024年9月，有423家跨国企业选择把在俄业务进行清算或终止。麦当劳和肯德基是最早宣布终止俄罗斯业务的品牌。接手它们资产的俄罗斯本土快餐公司，快速推出了相似度99%的品牌形象和菜单。除了一个破绽——在假麦当劳里，喝不到真可乐。
可口可乐公司于2022年退出俄罗斯市场后，经过多轮股权切割和厂房易手，人们现在可以在俄罗斯所有超市买到由原可口可乐公司工厂生产，现俄罗斯本土品牌Multon持股，名为Dobry Cola的俄罗斯可乐。它已成为俄罗斯最受欢迎的碳酸饮料之一。
说实话，缺少了可口可乐特供的“神秘配方糖浆”，Dobry可乐喝起来真不过瘾。
倒也无须担心，俄罗斯的餐饮寡头很乐意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
我在达吉斯坦公路沿线的加油站，开启了一段可乐寻宝之旅。这里是俄罗斯的最南部，与多个国家领土相邻。每家加油站便利店的冰箱里都码着整整齐齐的原装可乐，把瓶身一转，它们的出生地却能跨越山河万里，来自五湖四海。我开始和司机玩一个无聊的小游戏，各自摸一瓶可乐或百事，看谁更快猜出原产地。猜出答案并不容易，它们也许来自阿联酋、土耳其、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伊朗或者中国。我不止一次摸到来自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工厂生产的百事可乐。
财经媒体the Bell的记者从俄罗斯信贷局的数据中发现，各国供应商为进口原装可口可乐到俄罗斯递交了100多份符合性声明，以确保可乐的通关身份已被洗白，例如Foodmall公司的报关单来自阿塞拜疆，Technologies公司的报关单来自伊朗，Digoods公司的报关单来自中国。进口可乐的营销利润，几乎全部流入俄罗斯餐饮寡头的银行账户。
除了应对来自外部的“经济脱钩”，俄罗斯也在持续加强内部的“信息脱钩”。人们使用Facebook和Whatsapp被视为违法，使用Youtube需要忍受时快时慢的加载等待，使用Instagram的体验相对复杂——我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至少还能打开，在北高加索地区即便连上付费VPN也毫无反应。
36岁的圣彼得堡青年安德鲁，对我说：“俄罗斯正在伊朗化。那些在伊朗打不开的网站，在我们这里也打不开。”我试图安慰他，至少俄罗斯还能用Gmail。“哈，这个bug估计很快也得处理掉。”
“自从纳瓦尔尼去世以后，我不再看新闻了，没那个必要。官方的正面新闻不可信，国外的负面消息也未必是真的，可能是境外势力渗透。”安德鲁埋怨纳瓦尔尼当年被投毒后仍然返回俄罗斯，令许多对政治改革抱有希望的人幻灭，“俄美两国换囚刚刚释放了伊利亚·亚辛，结果他还说什么要赖在监狱里不走？！又是一个想当殉道者的自大狂。亚辛最好学会闭嘴，在欧洲安静地呆着。某些人的寿命不会太长，亚辛完全等得起。”
安德鲁的想法，代表着大多数沉默的异见者，主动选择与战争相关信息脱钩，默默等待奇迹发生。尽管他的父亲来自乌克兰首都基辅，但开战至今，家人从未联系过乌克兰的亲属。
而少数没有学会闭嘴，坚持发出不动听声音的个人和机构，很快付出了代价。
从2022年3月至2024年7月，有超过400名记者和媒体机构在报道俄乌战争后被俄罗斯贴上了“外国代理人”或“不受欢迎组织”的标签，面临刑事指控和社会污名化，数量远远超过这项法律在2012年颁布后十年来的总和。这些媒体被隔离到一种真空状态，不再被普通俄罗斯人所接触。
除了新闻媒体，关注战后环境影响的30多家在俄环保组织也同样面临着或已经发生了危机。国际环保机构绿色和平，在2022年7月进入了曾被俄军控制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高污染区进行调查，并公布了不同于国际原子能机构观点的第三方核辐射数据；2023年4月，绿色和平再次发布《天然气公司如何利用乌克兰战争》调查报告；一个月后，俄罗斯总检察长宣布该组织“对宪法秩序和安全基础构成了威胁”。自1989年苏联时期开始从事西伯利亚森林和贝加尔湖保护活动的绿色和平俄罗斯办公室，在当日就地解散，网站信息全部清空。世界自然基金会俄罗斯办公室，很快也被列为“不受欢迎组织”，全球最大的两家环保机构，匆匆结束了在俄罗斯数十年的工作。
未来何在
“老实说，我不太关心你说的这样、那样的国际机构。”
从俄罗斯回国后不久，我在北京遇到了一个来自俄罗斯远东地区海参崴的游客沃伦。我想请沃伦喝一瓶中国制造的可乐，他却问我能不能帮他用微信小程序点喜茶。
“总动员后我就跑了。先跑到格鲁吉亚，然后是塞尔维亚，再后来我拿到了申根，把东欧国家去个遍，可乐真没少喝！来到中国，最重要的任务是喝饱珍珠奶茶，比欧洲便宜太多了！”
我们终于可以坐在中国的火锅店里大声聊战争了，但他口中的“战争”，却有着另一个时间起点——2014年的顿巴斯战争。沃伦的前女友，一个来自乌克兰顿涅茨克州的女孩，早在那时已经被改写了命运。沃伦的父亲是亲欧的基辅人，女孩的父母则是亲俄的顿巴斯人，“这么跟你说吧，我们两家的关系，就像罗密欧家和朱丽叶家。”
前女友与顿巴斯父母闹翻了，随后以乌克兰难民的身份独自进入欧洲，暂居在波兰。沃伦则揣着俄罗斯护照，为躲避兵役而在欧亚大陆之间流浪。他无所谓战争会以何种方式结束，俄乌边境线将向西移动还是向东移动，“如果说，世界让我来调停战争，我会让顿涅斯克州的人自己公投，让他们决定是跟着乌克兰走，还是俄罗斯走。”
我说，顿涅斯克的确在2022年9月公投了呀，99%的人选择了俄罗斯。他眨眨眼，“那都是俄罗斯搞的，能算数吗？我要搞的是真公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