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制度对一个国家的根本性意义，也许只会随着时间而变得更加明显。
2024年10月14日一大早，我就被同事满是兴奋的短信吵醒：“我们系也接待过诺奖得主啦！”打开新闻，发现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和James Robinson（下简称AJR）三位学者，以表彰他们在理解制度如何促进繁荣方面的贡献。去年春天，James Robinson造访了我任教的南方小城教堂山。系里举办的政治学方法讨论班，请他来讲最近关于伊斯兰世界政治制度的研究。此前虽看过不少他线上的演讲，真人却始终未曾谋面。身着灰衣的他出现在电梯口的瞬间，竟让人恍然有亦真亦幻之感。过去十余年中，关于三位新晋诺奖得主的种种回忆，不由涌上心头。
制度、地理，还是人力资本？
我第一次听到 AJR的名字，是2011年，在北京大学汪丁丁老师的新政治经济学课堂上。彼时我刚从数学系转入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念硕士，对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都充满好奇。第一节课，丁丁老师便提及，美国经济学界当下最为重要的一场论战，便是AJR三人跟哈佛大学的Shleifer和Glaeser之间，关于何种因素决定了长期经济发展的探讨。
AJR上承North以降的制度经济学传统，认为对当权者的制约和对产权的保护乃是繁荣的根源。这种观点自然不算新奇，但如何证明制度和发展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却是让经济学家束手无策的难题。毕竟Lipset早就断言，富裕的国家更有可能采用民主制度来调节社会分歧。而各种混淆变量的存在，也让分离出制度因素的作用变得充满挑战。
AJR的天才之处，是将当时刚发轫于劳动经济学的“可信性革命（Credibility Revolution）”引入了政治经济学领域。他们在2001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名篇中提出，前殖民地国家今天的政治体制，往往是从昔日的殖民宗主继承而来。而殖民者在到达一片土地之后，选择建立怎样的制度，则在很大程度上由当地的自然环境决定。若是气候温和适宜定居，他们会倾向于在此建设家园，并向母国借鉴较为包容的政治制度；反之，若瘴疠肆虐生存不易，他们则会依赖代理人开展攫取性的统治，以最大化地侵吞当地资源。
如果我们认为，历史上自然环境对殖民者的友好程度，只决定一国的政体包容与否，而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无关；那么，至少在前殖民地国家之间，人均收入的差别就可以完全归结于制度的不同。Robinson在采访中提到，Acemoglu曾在MIT与2021年诺奖得主Angrist共同教授劳动经济学课程，并从他那里学到了利用“自然实验”，即社会中演进过程中出现的随机分组，来识别因果关系的技巧。
但是，假设自然环境跟经济发展无关，显然跟Diamond在名著《枪炮、细菌与钢铁》中论述的“地理决定论”相悖。于是，他们三人继而于2004年在《经济学季刊》发文，指出了所谓“命运逆转”的现象，即很多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如北美大陆，在历史上并未出现高度发达的文明，直到大航海时代才后来居上。而中南美地区虽有过印加和阿兹特克这样的大帝国，在近代却被北美远远抛在身后。这正说明，地理的作用远不如制度显著。
在2005年的论文中，他们进一步用这套理论解释了欧洲各国在大航海时代的发展差异，并发现初始制度较为包容的国家，商人阶层能从跨大西洋贸易中获利更多，从而带动本国之后的经济繁荣。在AJR引领的风潮下，用历史数据检验经济理论成为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领域。
当然，反对AJR的声音也始终存在。有学者指出，他们2001年的文章用殖民者的死亡率来近似自然环境的宜居程度。但是，死亡率数据来源各异，未必能够直接比较，而且他们的分析过程有挑选数据的嫌疑。更有力的挑战来自Shleifer和Glaeser。在他们二人看来，殖民者带去新世界的，不仅仅是母国的政治制度，还有自身的人力资本。这两种机制始终同时存在，让我们无法分辨出制度的影响。
作为回应，Acemoglu和Robinson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间完成了一系列工作。首先，他们进行了大量案例和国别研究，在塞拉利昂、博茨瓦纳和大革命之后的德意志地区分别验证了制度的重要性。这些研究最终凝结成了2013年的著作《为什么国家会失败》，他们在其中正式提出了“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的概念，并将其运用于理解历史上多个国家的发展轨迹。包容性制度下，权力由社会各阶层共享，产权得到有效保护，因此普通民众有更强的激励进行创新和投资，经济繁荣随之而来。其次，他们收集了更为详尽的时间序列数据，以期提供更为坚实的统计证据。于2008和2019年发表的两篇论文中，他们基于跨国分析，断言高收入未必会带来民主化，但民主化的确会促进经济增长。
那些年里，尽管AJR三人在大洋彼岸风头正劲，遥远东方的社会科学学者们，对他们的理论却并不十分感冒。按照AJR的预测，经济增长在中国这样一个攫取性政体中应该难以持续，但事实却显然并非如此。那么，现有理论里到底还缺失了什么因素？是产业政策？社会结构？还是文化传统？怀揣着这一疑问，我走上了赴美求学的道路。
可置信的承诺和民主转型
我的第一站，是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的经济系。这里的学术氛围和我预料的不同，系里大部分人都在研究产业组织、宏观经济和劳动教育这些经典问题，对政治经济学感兴趣的则寥寥无几。当我兴奋地提起AJR的论文时，已经读到博士四年级的室友一脸茫然，表示从未听过这几个人的名字。
心灰意冷之下，我开始探索其他的可能性。经师兄的推荐，我去隔壁政治系选修了Scott Gehlbach教授主讲的政治学形式理论（formal theory）。没想到，在那门课上，我竟又一次与AJR重逢。Scott专攻东欧政治，所著教材中用了一整章来总结Acemoglu和Robinson关于政治转型的理论研究。那时我才明白，之前读过的实证文章，背后有着更深刻的关怀。二人最初的兴趣，是解释所谓“第一波民主化”为何发生，何以成功。
在经典的唯物史观看来，民主制度是新兴资产阶级同地产贵族进行利益斗争之后达成的妥协。Acemoglu和Robinson则问道：如果只是事关利益，那为什么统治者不试图通过再分配来解决争端，反而要允许政治制度的改变？二人指出，威权制度的核心问题，是统治者无法做出可置信的承诺。面对革命的威胁，他们当然有激励做出让步。但只要革命者轻信他们许下的诺言，放下武器，清洗便会随之而来。而民主制度一旦建立，就让整个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均衡，各方都更愿意藉由选票来实现利益分配，不会轻易诉诸武力。新兴阶层藉以动员民众的“实际权力”也由此被转化为受制度保护的“法定权力”。
作为经济增长领域的专家，Acemoglu率先将「理性预期」的思想引入了转型研究。他们理论中刻画的各方势力不再只关注当前收益，还会将未来的各种可能性纳入考量。民主制度下，各方的预期收益都更为稳定，因此即使是统治阶层也愿意让渡一部分当下所得，以换取革命浪潮的彻底平息。相比之下，威权政治中，博弈的结果完全由实际权力决定。即使各方都有妥协的意愿，也因为缺乏可置信的承诺，而只能不断争斗，至死方休。基于以上逻辑，Acemoglu在2003年作出了著名论断：“政治里没有科斯定理”，也就是无法通过谈判让社会达到有效率的均衡状态。
2006年，Acemoglu和Robinson将数篇论文中的见解集结成书，题为《民主和独裁的经济起源》，并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技术进步导致新兴阶层崛起，改变了实际权力的分布。他们在革命风潮涌起，“机遇之窗”打开的时候，会逼迫统治者让渡法定权力，推动政治转型，以巩固自身在新政权下的地位。这样，一国的政治制度就变得更加包容，更有利于长期的经济繁荣。
根据他们的预测，一个社会在不平等程度加剧时，更有可能爆发民主化运动。但现实显然远比这更为复杂。新世纪的前二十年里，俄罗斯的寡头们纸醉金迷未曾停歇，中国的权贵阶层距离普通民众也日渐遥远。然而，民主的曙光却始终未见踪影。革命之火虽然席卷了阿拉伯世界，新的社会均衡却未能形成，经济增长率也并未跟先前有太大差别。美国主导的制度建设并未让阿富汗和伊拉克焕然一新，2008年的金融危机反而暴露了西方国家内部的诸多缺陷。包容性制度，也许并不是万能良药。
超越制度决定论？
再后来，我转到纽约大学攻读政治系博士。不久就听说，Robinson跳槽去了芝加哥大学，从此他跟Acemoglu的合作不再像先前那般频繁。这段时间，Acemoglu和两位博弈理论家Egorov和Sonin一道，将政治学中经典的执政联盟理论推广到了动态情况，试图从人才选拔的角度解释制度和发展之间的关系。
在他们看来，威权统治者最大的担忧，是新鲜血液的涌入会永久打破联盟原有的力量平衡。新势力本身也许不足为惧，但他们会跟联盟中其他成员合作，换取更多自己人在政府中任职，最终导致旧制度彻底垮台。因此，即便知道身边都是庸才，统治者也未必有选贤任能的动机，以防止自己将来地位不稳。在一个不能人尽其才的社会，经济发展自然也受到诸多阻碍。
这一次，中国似乎又成为了反例。2012年之前，中国政府建立了一套不同于民主制度，却又看上去运转良好的政治体系，最高领导层的定期更换和地方官员的唯才是举，带来了持续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长。“中国模式”的特殊性乃至优越性一时间甚嚣尘上。转型研究不再时兴。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威权政体的韧性，或是民主政治的衰败作为课题。Acemoglu的新作虽然仍在顶刊发表，却未能引起如之前一般的关注。再往后，他的研究逐渐转向社交网络和人工智能。
2023年，他和Simon Johnson合写了新书《权力与进步》，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阐述为什么技术进步并不总是带来繁荣和幸福。他们的观点是，制度安排决定了新的技术是否能够惠及普罗大众。只有包容性的制度，才能防止技术被统治者垄断，抑或是成为维系统治的帮凶。而包容性制度的维持，需要更加平等导向的政策制定，和公民社会的广泛参与。
与此同时，Robinson在芝加哥继续推进着他们之前的实证工作，但视野愈发全球化，也更加强调非制度因素的作用。在非洲，他跟同事们一起研究了刚果历史上的库巴古国，发现中央集权国家的存在推动了族群融合，但也培养出了钻制度空子的社会风气。在巴基斯坦，他通过实验证明，信息公开可以增加民众对政府的信任，降低他们对非政府组织的依赖。在英国，他检验了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如何削弱了天主教会的力量，进而促进了农业发展。跟伊朗学者一起，他探讨了伊斯兰教法如何对统治者的权力产生限制。
不过，Acemoglu和Robinson并未忘记他们学术之旅的起点。2022年，他们在时隔多年后合作了一本新书，题为《自由的窄廊》，其中总结了两人近年来的思想历程，并明确地将「公民社会」纳入到了制度决定论的理论框架之中。他们认为，无论是保障自由还是实现发展，都需要国家和社会的力量达到微妙的平衡。国家能力过强通向暴政，过弱则难以维系政府的权威，引发秩序的崩溃。通向美好社会之路，只是一条狭窄的走廊。威权政体之下，国家和社会也许能在短时间内互相制衡，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但最终，当权者继续执政的欲望会压倒一切，让他们钳制不同声音和任何的潜在挑战者，亲手摧毁发展所必需的脆弱基础。
回到制度决定论？
我已经不太回忆得起Robinson那天演讲的细节，只记得结束之后，听众纷纷排队上前跟他合影留念。想来像我一样，读着AJR一路走来的社会科学家不在少数。因为系里下午还有其他活动，我幸运地获得了陪他午饭的机会。终于，我得以当面向他问出埋藏在心中许久的那些问题。
我问Jim你跟Daron是怎么认识的？他说我当年在LSE面试，作报告的时候台下第一排坐着两个博士生不断发问，后来知道他们一个叫Daron Acemoglu一个叫Thomas Piketty。我说你怎么变成了一个政治学家？他说我第一份工作在澳大利亚，后来我跟Daron的工作被伯克利的政治学家们留意到，于是让我去那边任职。因为政治系还有写书的传统，我们才写了《民主与独裁的经济起源》。我说你现在还认同制度决定论吗？他说我觉得文化因素可能更加根本。你看，我们的理论对中国的预测始终不太成功，可能就是对文化考虑得不够。我说有没有可能你们其实没错，只是过去二三十年太过特殊，全球化让威权国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抵消了攫取性制度的负面影响？当全球化浪潮褪去，民主也许还是最具竞争力的制度。毕竟，当政府不断做出愚蠢的决策之时，民众至少还有个换人的机会？他想了想一下说，这样讲也不无道理。
对于AJR，社会科学家们始终怀有十分复杂的看法。他们提出了一套极富野心的研究议程，试图解释不同社会中繁荣的根源，并在方法论上带来了彻底的革新。如今，基于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已经成了理论学者的常用工具，而在历史事件中寻找自然实验，更成为了无数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习以为常的研究范式。但也一直有人在质疑：我们究竟从AJR那里学到了什么？不错，我们有了更好的工具和更多的证据。但以理论贡献而言，他们似乎并未真正超越North所奠定的基础。他们鼓吹的制度决定论，很多时候也显得过于武断，跟实际情况并不相符。
所幸，AJR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自身的局限。在过去十几年间，他们不断地从各个维度超越了曾经的自己，将更多变量纳入了考察范围。他们提供的答案当然远非完美。但他们提出的问题，打通了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的壁垒，让年轻学者得以用更加普适性的方式，去探索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如今，我们越来越清楚，制度不是唯一的解释变量，民主也远非毫无缺陷。
但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AJR所强调的，包容性制度对一个国家的根本性意义，也许只会随着时间而变得更加明显。正如他们所说，只有制度上的转型，才能让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均衡状态，让自由和繁荣获得稳定的根基。面对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去相信一个救世主式的领袖，去打破制度施加的种种桎梏，推动激进的社会变革，无疑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选项。然而，救世主并不存在，再天才的政治家，也有自身的局限。制度的毁坏，在短时间内未必会影响我们日常的生活。但当自由一步步被侵蚀，生活中的每一秒都处于监控之下，整个国家都被统治者的个人偏好支配之时，我们终将清楚地意识到，缺乏包容性制度保障的繁华盛世，只能是虛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