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申请出国读研的学校的时候，一个面试老师问我，有没有预言过谁能当中国的国家主席，或者习近平会怎么怎么样。
我的艺术家朋友小曹做过一个作品，叫做《我预言了》。具体来说，她从2022年4月1日到2023年4月1日，每天都写了十条关于未来的预言。她把这些预言发在了专门注册的微博和网站上，看哪些会实现、哪些不会，并在网站中把实现了的预言附上了链接。
在那一年里，我经常会在没事的时候点开她的微博看看。我觉得这些预言像是一本公共生活备忘录，让那些塑造了我们的生活但又相当琐碎的事情不会被遗忘。但它们又和真正的现实有着一定的距离，让我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也让许多情绪有了一个出口。
但当项目结束后，我们真的坐下来聊了聊整个创作过程，才发现仅仅一年多过去，许多事情就已经忘记。看到“8月3日新增本土56+378例”这条预言时，我们特意用百度而不是谷歌搜索了一下，才想起了这两个数字是指本土新增的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数量。
从《我预言了》，我们也聊到了她的美院生活。我很好奇她在中央美术学院加入的“社会性艺术工作室”到底是如何教授“社会”的。结果发现，原来美院本身并无法教会你什么是“社会”，但美院的生活本身，就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以下整理自小曹关于《我预言了》的讲述（下文中提到的日期如未注明年份，则在4月1日至12月31日之间的均为2022年，在1月31日到3月31日之间的均为2023年）：
1 “在美院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件挺远离政治的事”
小的时候我家住在宋庄艺术区，所以我经常会去附近的一个艺术书店。书店里有很多关于当代艺术、批判理论的书，我看了之后很喜欢，考大学的时候就考了中央美术学院的实验艺术专业，觉得好像在这里能做些我想做的东西。
我们这个专业在大一大二还不分方向，到了大三才开始选工作室，我在三个选项中选择了“社会性艺术工作室”。不过实际上，这个工作室除了少数和田野调查、口述史相关的课以外，大部分的课都没有让我更接近社会。而且我觉得，在美院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件挺远离政治的事。
我记得有一门课上，我们要画政治讽刺漫画。老师从鲁迅提倡木刻版画讲起，一直讲到我们现在既然要画政治讽刺漫画，就要去看国际上正在发生事情。他教我们画的第一个人是特朗普，以至于后来我们班几乎每个人都会默画特朗普了。他也教过我们怎么画蔡英文，有次他在课上讲了“漫画史就是政治史”，留给我们的创作练习是“集中创作反台独漫画、讽刺香港废青漫画”。
我很不喜欢这个课，但又不能总是玩手机，就还是画了一些看不出来主题的东西交上去，比如一个死尸躺在水面上，身上盖着个美国国旗。到了要交期末作业的时候，我本来是想画直接民主、间接民主有关的，但被老师否决了。那段时间刚好日本内阁通过了将经过处理的放射性废水排入海洋的计划，我就想着要不画一个环保主题的图，比如福岛的废水排到大海里把海面染黑。但老师又说，日本人在这种讽刺漫画里经常是以大腹便便的相扑选手形象出现的，所以建议我画一个相扑选手背对画面往整个地球的海洋里撒尿。我听了后觉得超级恶心，画不下去。我忘了最后是怎么完成的了，但总之就是画得特别粗糙地就交上去了。
那两年我们系里空降过来了一个书记。以前来书记就是来书记，也没什么特别的，但学校有个新规定，就是行政老师也要进课堂教专业课。有次在她的课上，我说我要写一个小说，在这个小说里贯穿某一个材料的前世今生。她刚开始同意了，说挺好的。于是我就写了，写完后还发在了网上。但我研究的材料是纺织品，自然就会提到棉花。她看到后就跟我说，不要写棉花，棉花很敏感（因为“新疆棉”的事），还让我把网上的文章删掉。我听了后是跟她说，好的老师，我删了。但其实我没有删，因为我觉得她也不会去看我那个账号。
“棉花事件”后不久的一天，我们班的班干部说，我们要开始选妇女代表了，每个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我一听说我有被选举权，就想，我能不能被选举呢？而且又不是选人大代表，只是妇女代表。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妇女代表，指的就是人大代表中的妇女代表，我以为妇女代表……就是妇女代表呢！
然后我就跟我身边的所有朋友都说，我要去竞选妇女代表了。在选举规则里，只要有本选区选民10人以上联名推荐，我就可以成为候选人了，所以我就找了十个平时跟我玩儿得好的人来推荐我。
那个时候已经是我大四上学期的期末了，临近毕业论文的答辩日期。在答辩的前一天晚上，那个书记突然叫我第二天早上八点去她办公室一趟。我问她有什么事吗，她就说你来了就知道了。
第二天我很痛苦地起了一大早去找她，发现果然就是因为妇女代表的事。她先是絮絮叨叨地说了很多，比如同学有这个意愿是很好的，但是方式有很多呀，选班干部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参加呢。我说，这个不一样吧，班干部又不是妇女代表。然后她又说，你是个学生，平时会很忙，你之后是不是还要忙毕业的事，忙完毕业是不是还要读研，但当了妇女代表你每隔一段时间还要去开会，你哪有这么多时间呢。我就说，老师，没事的，我又不是真的会选上，我只是想参与一下流程。但她又说，就算只参与流程也有很多事要忙的。
那天的答辩顺序，我被安排在了第一个。所以我跟书记说着说着就意识到，我快要迟到了。然后我就问她，我是不是得赶紧去答辩了。这时她就掏出了一张纸，让我写我要放弃参加选举，再按个手印在上面。
我刚开始还很矜持，说我要考虑一下，她就让我一个人去走廊里考虑了。这时又迎面走来了另一个老师，他平时只是专业课老师，但我毕业之后才知道他其实也是一个副书记。他一见到我就把我劈头盖脸骂了一顿，说这种事情是你可以随便闹着玩的吗，你这样子会让老师们都很难办。我说我只是想行使一下我的被选举权，他就又一下子变得又很嬉皮笑脸，说老师知道的。反正那一整天他们就一直在跟我变脸。
我当时真没有什么反叛的心，就只是秉持着一个轻松的心态，觉得这件事很好玩。而且即使我真的参加了选举，我肯定也选不上，但学校就是连这么一点风险都不愿意承担。
不过最后我还是回去在那张纸上签字了，因为想签完赶紧去答辩。我身边有朋友因为这件事很生气，说我不该签字，应该坚持参加选举。但我实在是不想毕不了业。还好后来的答辩过程还挺顺利的，没有一个老师问我问题。
2 创作与权力
2022年上半年，到了大四的下学期，我开始准备毕业创作。做毕业创作前要先提很多个方案，我有一些方案就是基于以前做过的作品继续发展而成的。我在那之前做过一个和“预言”有关的作品，但那个作品只做了一个星期，预言的周期也很短，今天只预言明天的事，明天只预言后天的事。所以毕业创作的其中一个方案就沿用了“预言”这个概念，把时间周期拉长到一年，从愚人节开始，到愚人节结束。我计划每天写10条，是因为这样看起来很像微博里那种Top 10热搜。
在每个人的很多个方案中，能最终决定做哪个的，其实并不是我们自己，也不是导师组，而是导师组上面的大领导。哪个可以做，哪个不可以，学生和老师都要听这位大领导的。但“大领导”为什么觉得一些作品好、另一些不好，大部分时候并不会明确地解释。对我这个作品，他还稍微多说了两句，大意是觉得有一种“用一个人的力量跟整个世界互动的感觉”。他还说年轻时候也做过一个类似的作品，是用电传真做了一些和他自己有关的事情的预言。
我自己当时其实并不是有特别强的动力去做这个，主要是出于美学上的考虑。我觉得这个作品在某种程度上还挺套路的，我们每年的毕业展上都会有几件‘出圈’的作品，它们基本都是围绕某个观念，生成海量的素材，再把这些素材都呈现出来。我也不是觉得这种类型的作品不好，只是在那个阶段，我更想尝试的是一些没什么人做过的东西。不过因为疫情，我们很难在学校里做什么材料上的尝试，就确实很难有创新。
确定了方案后，老师们会给我一些具体的建议，比如其中一个就是说让我手写预言，然后在纸面上打勾。但我没有采纳这个建议，首先是因为我的字很丑，其次是我接触到这些新闻的方式也都不是通过手写的，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进行这样一个手工劳动。
之前阻止我写棉花和竞选妇女代表的那个书记，其实是全程都不喜欢我这个作品的。但她没有在公开的场合表达过什么强烈的反对，只是在私下跟我说，她觉得这个项目看起来很像谣言，而且这些内容发在网上后，你不知道别人会说什么，所以会很危险。有次我们在疫情期间上视频课，她说由于我们今年要办的是线上展，所以她请来了一位专家，来给我们讲讲网络安全。结果这个人讲的关于网络安全的内容中，有差不多80%都是关于造谣的后果。
在2022年3月份，我已经开始练习着写一些预言了。在做这个项目之前，我不会特意到网上搜索新闻，只会在社交媒体上顺带着看看。但开始做以后，我差不多每天都会打开百度首页看看旁边的热搜，或者看看Google News里整合的、来自不同媒体的新闻。但是看Google News有一点不好的是，很多媒体我能免费看的文章数量是有限的，就总要换不同的设备看。
刚开始发的那段时间，我写的内容还都挺像真的新闻的。比如2022年4月1日整个项目里的第一条就是“五月底俄罗斯将与全球互联网断开，启用自己的局域网”。当时受俄乌战争的影响，可口可乐、麦当劳等公司陆续暂停了在俄罗斯的业务，迪士尼、索尼和华纳兄弟等好莱坞公司也暂停了在俄罗斯的电影发行，我由此便猜想，会不会俄罗斯以后也像中国一样，主动用一些防火墙之类的。结果这条并没有实现。
那个时候上海的封控也已经开始了，所以我在第一天也写了一条“明日上海一写字楼人员被就地隔离24小时无人支援”。我觉得这种事很可能是发生过的，但因为没有新闻报道，我就也没法说它实现了。
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我还发过很多和上海有关的、很可怕的预言，比如5月2日的“明日上海某市民烫伤后将切除的坏死组织带回家做饭”，5月3日的“五月上旬上海某孕妇分娩后将胎盘留给家人做物资”。5月9日我写了一条“横店将于五月下旬推出‘封控区影棚’，便于拍摄视察图片”，是因为 4 月份上海卫视的新闻中播出的一个“孙春兰在沪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的画面，后来被群众发现是在一个大楼的楼顶摆拍的。这几条都没有实现，但有另一些看起来同样离谱的，最后却实现了，比如4月19日的“四月下旬我国各地纷纷推出卡通核酸贴纸”，4月24日的“庞宽将会在14天的行为表演直播中做核酸检测”，以及4月25日的“上海风暴吹走方舱医院”。
这些关于疫情的预言都没有给我带来什么麻烦，但5月5日的一件事是我没想到的。那天我发了一条“从6月1日起女拳击手将会在中文互联网上被显示为**击手”。当时我的大部分微博都没有什么评论和转发，那条有6个转发、4条评论，已经算是多的了。但第二天我就发现，我发的微博只有我自己能看到了。
为了完成作品，我每天都一定要有发布的内容，但我又不知道这个禁言状态会持续多久，就先注册了一个新的微博继续发，叫“我预言了2”。新号里的一些预言是我从生活中想到的。比如当时我住在燕郊，6月1日就写了一条“燕郊经济开发区将于2023年初被划分进北京行政区域”。这条发了之后，微博上IP地址在北京和河北的人都来评论区说我。比如说“醒醒吧，要划过来，在1958年就划过来了，不会等到现在！”还有“28年前我妈就这么说，今年我28了”。
然而这个新号很快也有了麻烦。6月17日，我写了一条“新疆沙漠铁路环线将于明年3月遭到意外毁坏”，结果过了几天，就有警察给我打电话了，还有好多学校老师都因为这个事一起找我。其实在之前不久的5月25日，我也写过一条“中国新疆政府将于六月上旬起诉英国广播公司”，这条也有“新疆”这个关键词，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警察给我打电话。
警察最开始跟我说话还挺客气的，他说网上那个叫“我预言了”的账号是你的吧。我说是呀。然后他跟我提到了那条关于“新疆铁路”的预言，问我能不能告诉他我为什么要发这个。我就说，我是一个美院学生，这是我的毕业创作，我还给他讲了我选择做这个创作的理由，讲得跟答辩似的。我感觉警察可能被我这一串话说得有点懵，他听完后先是说，“你说的这些我会给学校打电话核实的”，然后又说，“你写的这种内容是很敏感的，你说你是在做艺术项目，但在别人看来就是造谣，可能要负一些法律责任”。
警察去找了学校之后，学校证实了这确实是个学生的毕业项目。但学校还是让我写了检讨，虽然也不是检讨我做错了什么，就只是交代一下我做这个事情的动机。我就写，我这些微博都是虚构的，就跟写小说一样，我写这些没有任何目的，都是在输入法上随机打出一些句子，数据也都是乱搜的。
后来警察让我把那条微博删了，我就说，删了不好吧，毕竟我每天都要写十条预言，删一条的话数据就对不上了。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毕业了，所以就有老师跟我说，那你就别做了呗。但我听了就很不高兴，觉得当时明明是你们觉得这个好我才做的，结果现在又让我别做了。我最后的解决方式是，用微博上的编辑功能把那条预言改成了“美国田纳西州南部中央铁路将于明年3月遭到意外毁坏”。警察看了觉得我说的不是新疆的事情，就没再管了。
我刚开始在微博上发预言的时候，只说了这里的内容都是虚构的，没有说这是一个艺术项目。但发生了这个事之后，老师们就一定要让我写清楚，这是个“艺术”。一位在业内非常有影响力的老师还亲自给我写了一段阐释，让我发到微博上，内容包括“最高级的预言者，有可能是世界的演算者，我们以为真实的世界，只是周公的梦”等等。
我后来确实把这段话发到了微博上，但其实我特别不喜欢。因为我觉得这段话和我的作品本身没太大关系，其次是我能特别明显地感受到，那一整段话就是写给可能的审查者看的。比如“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中预言，预言的也必然是关于这个世界的事情”这句，感觉就是在掩饰些什么。
那位老师还让我在写预言的时候多用一些隐喻，这样能让这件事更有艺术性，以及告诉我政治事件要掺杂日常小事，这样会显得更高级。他还很客气地提醒我，调整一下语言风格，“要引向更哲理的层面”。最后他嘱咐我好好做，把一年坚持完，还说他准备带我这件作品参加澳门双年展，他的理由是——澳门是个“赌城”，他觉得和我这件作品有着内在的关联。
3 真实与荒诞的交叠
被警察找完之后，我还是在继续写预言，但预言的风格一下就变得非常超现实，不那么像真的新闻了，和政治事件也不太有关联。比如6月20日的“本周我国境内将会观测到球状闪电”，6月27日的“十月中旬一个肥皂泡因其持续飞行不破裂而受到整个街道的居民关注”。
有时候我写得太多了，一条新闻都不想再看了，就会问ChatGPT能不能帮我写。但我发现它特别爱用套路，比如如果我让它给我写一些神奇的新闻，它就会写外星人、恐龙之类的。它还很爱写人工智能，可能因为它自己就是个人工智能。有次我说给我写一些“更具有思考性的荒诞新闻”，它就写，“明年十月，一个小镇突然出现了一道看不见的墙，所有试图穿越墙的人都被强行送回了起点，这道墙让整个小镇陷入了恐慌和不安。”如果我不加“荒诞”这类形容词，只说给我写十条新闻，它就会说我没法写。如果我说让它写预言，它就会说我无法预知未来的事情。它也写过一些稍微好一点的，比如“2023年春运期间，一名旅客因难民列车上的入境广告被拘留”，“一名母亲因儿子吃糖过多而被判刑，成为全球首例‘糖母监禁’案例”，“某研究所开发出一款能让人们发挥‘懒惰’的设备，受到了广泛关注”。
写了一段时间的荒诞新闻后，我因为一直都没有再被找，就又开始写得有点像真正的新闻。11月15日我写了一条“我国的一位前最高官员将无法活过2022年”，是因为在那之前推特上已经有了一点点风言风语，说江泽民病了。这条后来发生了。11月22日，我看到大家都在朋友圈以公众号、截图等方式接力转发一篇叫《十问》的文章，文章内容是对卫健委在疫情中的工作的质问。所以在11月23日，我就写了一条“明天人们将会无法在社交网络中发布连续的十个问号”。这条当时在微博上有10条评论，其中7条的内容都是一连串问号，在我发布的预言里算是热度很高的了。
11月25日，乌鲁木齐火灾发生的第二天，我发的10条预言里有5条都和这起事件明显相关，包括“我国西北某省将会在下周开始实施宵禁”、“某乌姓国家与某乌姓城市将会在12月10日迎来共同的命运”、“一名网络审核员将会在本周末猝死”、“本月某个城市的网民将会在简中互联网中消失一段时间”、“一群鹰将会在十二月上旬在乌市上空久久盘旋，此时地面伴有犬吠”。
11月26号，我看到上海的人们带着白纸走向了乌鲁木齐中路，就又在那天凌晨写了“下周起大爱无疆一词将会无法搜到”、“十二月下旬起在街头散步将会需要执法人员陪同监管”、“十二月下旬上海市的一条路将会在地图上消失”和“A4纸将会禁售一星期”。“A4纸禁售”这条在发布的第二天就已经有了至少600多个转发、100多个点赞和10多个评论。过了两天，网上出现了一条消息，说是晨光文具“为防止不法分子囤积大量A4白纸进行违法颠覆活动”，暂停销售A4白纸了。我刚看到的时候还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但很快晨光就出来辟谣了，说是假消息。
11月27日，我写了一条“某东亚国家的国歌将会在本国的互联网上被封禁”。这是因为我记得疫情封控期间有很多人在唱《国际歌》，我觉得《国际歌》在我们的历史上应该是一个很正面的歌，如果连这首歌都能被封，那国歌也有可能被封。但其实这件事早在2022年4月就已经成真过了，只是我当时没有注意到。
到了11月28日，我又写了“十二月起人们聚一起做同样的事将会面临危险”和“十二月上旬某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的鼻子将会越来越长”。像这种预言，我在写的时候已经知道很难出现那种能证明它实现了的新闻链接了，但就是觉得写起来很好笑。
不过，这一连串操作下来，我的账号一下子变成了“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该用户目前处于禁言状态”，从11月24日到11月28日发布过的预言也都在微博上消失了。于是，我又不得不注册了一个“我预言了3”。
4 艺术家，被架在“那样”一个位置上
在第二次炸号之后，我会更多写一些不和某个具体事件相关的、较为隐喻性的内容。比如12月4日的“一名伊朗的前道德警察将会在明年三月出版一本忏悔录”、12月12日的“新冠疫情将会使得人们对阳刚之气避之不及”、12月19日的“春节前夕美籍华人俱乐部因思乡决定集体用棉签按摩嗓子”。在疫情政策逐渐放开期间，有一些事情是很容易预言中的，比如12月16日的“北京的火葬场将会在下周高薪聘请临时工”和12月26日的“许多核酸采样亭将于明年二月下旬转型成为夜市档口”。但12月11日的“含有连花清瘟的电子烟烟弹将会十二月下旬推出”和“本周将会有许多网友把昵称更改为‘黄桃罐头’”没有实现。
到了最后的几个月，我主要写的都是国际上的事了。其中一个原因是，我肯定是暗暗地希望不要再炸号了的，总是这样折腾号很麻烦。同时也是因为，疫情政策放开之后，大家好像就不那么关心中国政治了，我自己跟朋友见面的时候也很少再聊那些事了。
“我预言了”做到最后，我的心态会和刚开始时有很大的不同。刚开始时，我毕竟还是把它当成一个学校的毕业创作，没有那么强的反抗的、叛逆的意思。而且在那个时候，即使是最水深火热的上海，也还没有到最夸张的那个阶段。所以那个时候我对这个作品的兴趣所在，真的就是我说出一句话之后，它有可能成真也有可能无法成真，有一种模糊的概率在里边。我想到过发的时候会遇到审查，但我以为最多也就是因为包含某些关键词而发不出来，那换个词就好了。我没有想到过会炸号，也没有想过要主动地针对这个审查机制搞点什么事情。
但越往后，我就越是被形势所逼。我觉得我本来并没有要怎么样，他们就都已经把我架在了“那样”的一个位置上，于是我的预言风格也就真的越来越关注事件本身了。
我在2020年其实还做过一个作品叫《2020增生》，当时我从网上非常随机地找了一些词语，用AR的手段让这些词语环绕在观看者的周围，这些词语里就包括“吹哨人”、“新发地”、“7例”、“卫健委”等等。那个时候我以为，2020年就已经是很特别的一年了。结果后来发现，原来还有2021、2022、2023……有一种永远都不会结束的感觉。所以“我预言了”做到后面，我越做越不高兴，也会情不自禁地在写的过程中发泄情绪。
而且写了一年之后，我觉得我对自己身边的环境，也没有增加多少了解。我本来以为每天关心世界大事会很利于买基金，但其实并没有。我虽然只买了几千块钱，但亏了之后也是很心疼。
在2023年4月1日项目结束前，我考虑过是就普普通通地结束，还是再搞点什么。但最后也就是普普通通地结束了。结束后我也没有一下子就能休息，因为还要在很长时间里不断地去验证那些预言。
现在这个项目已经结束了一年多，只在线下展览过两次，形式都是我把每一天的预言都用一张A4纸打印出来，然后把这366张纸全部贴在墙上。纸上的字以百度logo的配色为参考，分为了红色和蓝色两种，蓝色的是成真了的预言，红色的是没成真的。场地里的光是红色和白色交替的，开红色灯的时候，就只能看到少数成真的蓝色字，偶尔变成白色光的时候，才能看到没成真的红色字。白灯每次亮的时间长度，刚好就差不多能读完一条。我刚开始也想过，到底还要不要装这个白灯，是不是让大家看看成真的就好了，不要看那些“见不得光”的、敏感的部分了。但后来又觉得，反正写都写了，展示展示也挺好的。
至于之前说要带我这件作品参加澳门双年展的那位老师，后来不仅没有带我参展，甚至连我问他能不能给我写留学申请推荐信的微信消息都没有回。
在平时的生活中，很少有人会跟我很深入、很完整地聊这个作品，至少没有像这次采访这样的。我现在能想起来的唯一一次比较有意思的对话，就是我在申请出国读研的学校的时候，一个面试老师问我，有没有预言过谁能当中国的国家主席，或者习近平会怎么怎么样。我说我可以写类似的隐喻，但我不能直接在网上就这么说，不然在中国会被封禁。然后她就哈哈大笑地说，“I know. I know. I underst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