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經濟學獎的得主們對於為何有些國家富裕而有些國家貧窮提供了深入的解釋。現今世界上最富裕的20%國家比最貧窮的20%國家富裕約30倍。此外，儘管最貧窮國家的收入有所增長，但這些國家並未追趕上最富裕國家的步伐，這種貧富差距依然持續存在。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今年的得主們找到了新的、有說服力的證據來解釋這一持久存在的貧富差距——社會制度的差異。
提供這些證據並非易事。社會制度與繁榮之間的關聯並不必然表明制度是導致繁榮的原因。富裕國家與貧窮國家在許多方面存在差異，不僅僅是制度上的差異，因此可能還有其他原因導致了這些國家的繁榮以及它們所擁有的制度形式。也許繁榮反過來影響了一個社會的制度，而不是制度影響了繁榮。為了得出答案，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三位得主——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 和 James A. Robinson —— 採用了一種創新的實證研究方法。他們發現，殖民者在16世紀以後引入或保留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是目前繁榮差異的一個重要解釋。得主們展示了這一過程導致了「命運逆轉」的現象。那些在殖民時相對最富裕的地區，現在反而成為最貧窮的地區。此外，他們利用殖民者的死亡率數據等，發現了這樣的關聯：殖民者的死亡率越高，今天的GDP人均收入就越低。為什麼會這樣？答案在於殖民者死亡率——殖民一個地區的「危險程度」影響了當時建立的制度類型。
得主們還開發了一個創新的理論框架，解釋為何一些社會陷入了得主所稱的「掠奪性制度」陷阱，並且擺脫這一陷阱為何如此困難。然而，他們也展示了變革是可能的，一些國家可以擺脫其繼承的制度，並建立民主和法治。從長遠來看，這些變化也會導致貧困的減少。
我們如何在現今看到這些殖民制度的痕跡？得主們在他們的研究中，使用了位於美國與墨西哥邊界的諾加萊斯（Nogales）這座城市作為例子。
#雙城的故事
諾加萊斯這座城市被一道圍欄分為兩半。站在圍欄旁向北看，看到的是美國亞利桑那州的諾加萊斯。這裡的居民相對富裕，平均壽命較長，大多數孩子都能獲得高中文憑。財產權利受到保護，人們知道他們可以享受投資帶來的大部分收益。自由選舉為居民提供了更換不滿意的政治家的機會。
然而，向南看，看到的是墨西哥索諾拉州的諾加萊斯。儘管這是墨西哥相對富裕的地區，但這裡的居民普遍比北方的居民窮困。組織犯罪使得創業和經營風險極大。即便墨西哥自約20年前民主化以來，去除腐敗政治家的機會有所改善，但仍然存在困難。
為什麼這座同一城市的兩邊生活條件相差如此懸殊？地理位置相同，因此氣候因素相同。兩地居民有相似的血統，歷史上北部地區實際上曾屬於墨西哥，因此城市的長期居民有許多共同的祖先。此外，兩地在文化上也有許多相似之處，人們吃著類似的食物，聽著差不多的音樂。
決定性的區別不在於地理或文化，而是制度。生活在圍欄北側的人生活在美國的經濟體系中，這為他們提供了更大的選擇教育和職業的機會。他們還屬於美國的政治體系，擁有廣泛的政治權利。而南側的居民則不那麼幸運，他們生活在不同的經濟條件下，政治體系也限制了他們影響立法的潛力。今年的得主們證明，這座分裂的諾加萊斯城並非例外，而是具有殖民時代根源的明確模式。
#殖民制度與原住民人口密度
當歐洲人殖民世界的大部分地區時，當地的制度有時發生了劇變，但變化的方式並不相同。在某些殖民地，殖民的目的是剝削當地人口並提取自然資源，以使殖民者受益。而在其他情況下，殖民者為了歐洲定居者的長期利益，建立了包容性的政治和經濟制度。
影響殖民地發展類型的一個重要因素是該地區的原住民人口密度。人口越稠密，預期的抵抗也越大。然而，一旦被擊敗，人口稠密的地區為殖民者提供了廉價勞動力的機會，因此歐洲定居者較少移居這些人口稠密的殖民地。相反，人口較稀少的地區對殖民者的抵抗較少，因此更多的歐洲殖民者移居這些人口較少的地方。
這反過來影響了所發展的政治和經濟制度。當殖民者較少時，他們接管或建立了以剝削本地人為重點的掠奪性制度，這些制度以當地精英的利益為核心，卻損害了更廣泛的人群利益。相反，在殖民者眾多的定居殖民地，他們建立了鼓勵定居者努力工作的包容性經濟制度，並要求分享經濟利益的政治權利。
＃翻轉命運
今年的得主展示了殖民制度的初期差異是解釋今天繁榮巨大差異的重要原因。當初期殖民制度的差異對現今繁榮的影響，得主們將其稱為「翻轉命運」。500年前相對最富裕的殖民地，如今反而成為最貧窮的地區。以城市化作為繁榮的衡量指標，當時阿茲特克帝國統治下的墨西哥比如今的美國和加拿大地區更為繁榮。然而，隨著歐洲殖民者的到來，最貧困、人口最稀少的地區引入了有助於長期繁榮的制度，而最富裕、人口最稠密的地區則建立了掠奪性的制度，這些制度無法促進當地人民的繁榮。
這一「翻轉命運」現象在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在殖民時期之前的幾個世紀裡，得主們研究了城市化程度，發現較富裕的地區在殖民前一直保持相對繁榮。這表明，殖民制度的引入對於貧窮地區的繁榮變化有著深遠影響。此外，如果我們觀察那些未被殖民的地區，則看不到類似的「翻轉命運」現象。
得主們的研究還顯示，這種翻轉主要發生在工業革命時期。例如，在18世紀中葉，現今印度的工業生產高於美國，但自19世紀開始，這一狀況發生了根本性改變，進一步證明了制度差異是導致這一變化的主要原因。技術創新只能在那些建立了促進廣大人口利益的制度的地方得到應用和發展。
＃殖民定居者的死亡率
得主們指出，殖民制度類型的一個最直接解釋是歐洲定居者的人數。定居者越多，建立促進長期經濟增長的經濟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大。他們還展示了另一個影響制度差異的因素，即定居者社區中傳播的疾病嚴重程度。
在北美和南美之間，疾病的致命性差異很大，這種情況在靠近赤道的非洲地區也與南部地區類似。同樣，印度的疾病對英國殖民者的威脅遠大於紐西蘭或澳洲的疾病。殖民時期的死亡率統計資料顯示，疾病傳播的地區往往與當今經濟繁榮程度低、腐敗問題嚴重以及法治薄弱的地區重合。這些地區的低經濟繁榮很大程度上歸因於歐洲殖民者建立或保留的掠奪性制度，這些制度有利於殖民者但損害當地人的長期利益。
＃擺脫陷阱
Acemoglu、Johnson 和 Robinson 發現了一條明確的因果鏈：為了剝削大眾而設立的制度對長期經濟增長有害，而那些建立了基本經濟自由和法治的制度則對繁榮有利。政治和經濟制度往往壽命很長，即便掠奪性的經濟制度為統治精英帶來短期利益，導入更包容的制度、減少剝削和建立法治，將為全體社會帶來長期利益。然而，為何統治精英不願意簡單地改變現有制度呢？
經濟學獎得主們的解釋聚焦於政治權力的爭奪以及統治精英和大眾之間的「承諾問題」。只要政治體系對統治精英有利，民眾就無法相信經濟改革的承諾會被兌現。一個新的政治體系，允許民眾通過自由選舉替換不履行承諾的領導人，才有可能促進經濟制度的改革。然而，統治精英並不相信民眾會在新制度建立後補償他們經濟利益的損失，這導致「承諾問題」的出現，使社會陷入了掠奪性制度、廣泛貧困和富裕精英的陷阱。
然而，經濟學獎得主們還展示了，儘管存在這一問題，民主過渡有時仍會發生。儘管非民主國家的民眾缺乏正式的政治權力，他們仍擁有統治精英最害怕的一個武器——數量上的優勢。民眾可以動員起來，成為一種革命性的威脅。儘管這種威脅可能包括暴力，但事實是，如果這種動員是和平的，革命性威脅可能會更大，因為和平動員允許更多的人參與抗議活動。
當這種威脅最為急迫時，精英面臨兩難局面：他們寧願留在權力之中，並試圖通過承諾經濟改革來安撫民眾。然而，這樣的承諾並不可信，因為民眾知道一旦精英保住權力，局勢穩定後，他們可以迅速恢復到舊的制度。在這種情況下，唯一的選擇可能是精英交出權力，推動民主制度的建立。
經濟學獎得主們的模型用來解釋政治制度形成和變革的條件，並包含三個主要組成部分。第一是關於社會資源如何分配以及誰掌握決策權的衝突（精英或大眾）。第二是民眾有時能夠通過動員和威脅統治精英來行使權力，這表明社會中的權力不僅僅是決策權。第三是「承諾問題」，這意味著唯一的替代方案是精英將決策權移交給民眾。
＃歷史模型應用
這一模型已被用來解釋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西歐的民主化進程。例如，在英國，選舉權的擴大經歷了多次階段性變革，每一次變革之前，社會都經歷了大規模罷工和抗議。英國的精英無法通過社會改革承諾來應對這一革命性威脅，最終不得不分享權力。在瑞典，情況類似，1918年12月的普選權決策是在俄國革命引發的騷亂之後做出的。
這一模型還用來解釋為何有些國家在民主與非民主之間反覆變動，並展示了為何缺乏包容性制度的國家很難實現與擁有包容性制度的國家相同的經濟增長，甚至統治精英有時也會受益於阻止新技術的引入。
Acemoglu、Johnson 和 Robinson 的創新研究為了解影響國家長期經濟繁榮的因素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們的實證研究顯示，殖民時期引入的政治和經濟制度至關重要。他們的理論研究解釋了為何改革掠奪性制度如此困難，同時也指出了制度變革在特定情況下仍然可能發生的條件。這些研究對經濟學和政治學的後續研究產生了決定性影響。他們的見解顯示，推動民主與包容性制度的建立，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