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城市化所带来的人们的生活状态应该是介于“根系式生存”与“漂泊式生存”中间的某种状态。
文｜段弄玉
口述｜白美妃
2014年暑假，作为北京大学人类学专业的博士生，白美妃跟着学校的研究团队来到位于山东半岛中部的山县（化名）。这是出生于苏南县城的她第一次来到一个家乡以外的县城。山县的“乡土气息”令她感到熟悉和亲切，也驱使着她不断返回这里，将它当作自己长期以来的田野点，直到她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
在山县，白美妃结识了一些“砸锅卖铁也要为儿子进城买个楼”的父亲、在县城陪读的“工人妈妈”，还有被父母唤回县城的年轻人。为了保护受访人，她在田野报告中使用了“山县”这个化名，但在生活中，她和这个县城却已长在了一起。她和其中的10多个家庭保持了紧密的联系，长期参与和跟踪了他们在城乡两地的生计与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她不断地将在山县的观察与自己在县城的成长经历相对照，这种并置让她更“自觉”地理解自己从哪里来、为什么会在这里，也帮她看到生活其间的人们更深层的行为逻辑。
以下为白美妃接受本刊采访的讲述。
县城够小，小到人与人之间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县城也够大，这里有一个社会体系必备的所有要素
在异乡和家乡“重逢”
我的家乡在苏南的一个县城，我在那里出生和长大，直到19岁去上海读大学，后来我又到北京继续读书，并留在北京安家和工作。尽管现在我只是在节假日回到家乡短暂居住，但是我对家乡有着强烈的归属感。我家乡的许多人都认为我们县是天底下最好的地方，以前我曾经以为这是乡人的盲目自信，现在我理解了这是县域人特有的“家园感”——在我的田野点山县，我也遇到了它。
山县是位于山东半岛中部的一个县，东距青岛2小时车程，西距济南4小时车程。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山县县域总人口近100万，跨县迁入和迁出的人口都很少。从2005年以后，山县县域内大量农民家庭从周边农村进入县城购置房产，县城总人口从不足20万快速增长至30多万。为了观察县域城镇化的现象，在2014年至2017年，我曾经在山县做人类学的田野调查。
我之所以能够与山县结缘，是我的博士生导师朱晓阳教授引导的结果。在博士入学之初，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可落地的研究主题，朱老师便建议我在2014年的暑假跟随北大社会学系卢晖临教授的课题组去山县看看，以寻找灵感。卢老师的这个课题组当时在做一项关于“基层城镇化”的调研。他们是通过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的一个规划团队的介绍得以进入山县的，后者也曾受邀为山县做未来20年的城市规划方案。
经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团队的引荐，山县体制内的一位朋友A接待了我们。初次见面，A驱车带我们绕着县城转了一圈，并告诉我们：“县城真正的‘闹市区’很小，只有一马路、二马路、三马路。”而几条马路的尽头就是县城郊区的村庄和农田了。为了帮助我们调研，A通过自己的熟人关系，为我们在山县安排了最初的调研点——位于县城的两个“典型的”进城农民聚居的新建小区。
在这两个小区蹲点做问卷和访谈的几天内，我感受到了浓厚的“乡土气息”。虽然来自不同乡镇和村子，小区新居民似乎很快就熟络起来了。闲暇时间，家庭主妇们和带孩子的老人们从各自的单元房带了小凳出来，聚集在某一家的车库门前“唠嗑”，而他们的孩子则在一边尽情地玩耍。我看到一位刚从超市购物回来的女人，热情地将吃的东西塞给路上遇到的别人家的孩子。夏天的傍晚，年轻人下班后还会在小区里支张桌子打打牌。这里的邻里关系几乎就是村庄“熟人社会”的复刻版。
“乡土中国”的村庄是一种以血缘亲属共同体和街坊邻居共同体构成的“熟人社会”，流动性很小。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李河研究员将之概念化为“根系式生存”状态，并认为现代城市化进程让我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从“根系式生存”到“漂泊式生存”的巨变。回想我自己在19岁时离开家乡县城来到国际化大都市上海读大学时，我肯定是有“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的。这种“文化冲击”其实与从“根系式生存”到“漂泊式生存”的转变有关，只是我当时自己并不能“自觉”到这些，我只知道自己“无所适从”，很迷茫、很困惑。而当我的朋友无意中建议我尝试读人类学的作品，包括《乡土中国》时，那种亲切感和归属感是扑面而来的。很久以后，我才认识到，这些作品的意义是可以让我更“自觉”地理解自己从哪里来，为什么会在这里。
在山县县城两个小区所观察到的邻里关系让我隐隐地意识到：在县域内从周边农村到县城买房安家的人们所经历的生活状态的改变，肯定不同于那些从农村到遥远大都市的人们所经历的生活状态的改变。县域城市化所带来的人们的生活状态应该是介于“根系式生存”与“漂泊式生存”中间的某种状态，或许可以称之为卢晖临教授所谓的“扎根的城市化”。而这中间所涉及的情感结构与我家乡的人们“盲目”地相信自己的县是天底下最好的地方是有关的。或许正是这种情感结构在暗中引导着我下定决心将县域城镇化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
2014年暑假的这次调研为我后来在山县做长期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打开了最初的局面。后来，我通过“滚雪球”的方式在山县结识了越来越多的朋友，并受到了他们的善待。我尝试与其中10多个家庭保持着比较紧密的联系，长期参与和跟踪他们在城乡两地的生计与生活，尤其关注这些家庭的构成、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由乡入城的经历以及家庭决策的过程。后来，我暂时离开了山县，但是我们还通过电话和微信保持着各种联系，直到现在。
县域里的“城乡两栖”生活：从“婚房进城”到“妈妈工人”
我个人认为，在理解城乡流动时，我们经历了一个从现代化范式到家庭研究范式的转型。在现代化的范式下，有个目的论的假设，城乡流动被理解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而在家庭研究范式中，我们将城乡流动看作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理性抉择：农民家庭从他们的农村生活出发，根据家庭再生产的需求和家庭成员的生命历程，因应外部的宏观社会进程的变化。他们也往往会以家庭整体为单位，确定优先事项，形成城乡流动的策略，并据此做出家庭整体安排的调整。
在山县，大规模的农民开始进县城买房发生在2005年以后。从建国初直到20世纪末，我们国家的城市住房建设、分配和管理一直实行单位福利住房制度，90年代末才启动了住房商品化改革。等到2005年前后，面向农民的住房按揭贷款真正试行推开，山县县城才逐渐出现了面向农民家庭开放的住房市场。这构成了农民进城买房的外部机会结构。
而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农民家庭，有着不同的家庭优先级，他们的这一家庭状态与山县县城的机会结构就像齿轮一样卡在了一起，决定了这些家庭当时所做出的策略调整。这些家庭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80后”与“90后”年轻人与他们的“50后”和“60后”父母所构成的家庭，进城买婚房是他们当时的家庭优先事项；另一类家庭是“70后”父母与他们的孩子，送孩子进县城上学是他们当时的家庭优先事项。
男方父母为新婚夫妇准备婚房，这是我们传统汉人社会的父系从夫居制度所规定的。2000年以前，对于有儿子的农民家庭来说，他们通常会在老家盖两间大屋，以作为儿子的婚房。而当“80后”“90后”进入婚龄期时，县城出现了面向农民家庭开放的住房市场，一部分家庭便开始进入县城买房以作为儿子的婚房。
如果说最初几年农民家庭进城买婚房的行为是被未来儿媳妇的彩礼要求所撬动的，那2010年以后的进城买婚房已经成了大多数农民家庭的自觉行动。这和农村父母希望子孙离开农村、进入非农业就业的愿望一致。他们的心愿一方面来自对农业劳作辛苦且收入微薄的体验，另一方面来自对城乡差距与身份地位的认识。刘金玉是山县一个偏远村庄的农民。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去地里做农活，他跟我说：“像你这样上了大学的人，为什么愿意来我们农村，跟我一起去种地？”他还告诉我，“要是你是我的女儿，我肯定无法接受你这个样子。”刘金玉只上过几年小学，一直在乡间耕种，农闲时节就去外地打工。在张北收萝卜，在菏泽收藕，这些他都做过。有一次他在一个水泥厂做工，总弄得浑身都是泥。坐公交车时，人家都离他远远的。我能理解刘金玉为什么无法接受自己的女儿种地。我的爷爷就非常清楚地表达过，他希望我们能跳出农门，不要再当农民。
“80后”创造了进城买婚房的热潮，“70后”则成了村庄中的“最后一班”农民。山县的很多“70后”都在农村种植经济作物或者搞养殖，收入相对可观；他们对村庄生活也有很深的认同感，并没有很大的动力离开村庄、进入县城生活。但我发现，当孩子进入义务教育阶段，尤其是即将进入中学时，许多父母开始考虑送孩子到县城上学。他们感受到县域内城乡教育资源差距扩大，而县城的教育资源对他们开放，因此送孩子到县城上学就成为一种自然的渴望。不少父母相信，只有让孩子上个好学校才能考上大学，未来才能找到好工作和过上好生活。
为了让孩子在县城读书，有的父母选择让孩子进寄宿制学校，也有的选择进县城陪读，甚至进县城买房。后两种方式带来了大量的、不得不围着学龄孩子的需求转的妈妈群体。这些妈妈们如果想找工作的话，也只能找一些时间灵活的工作，因为她们要按点接送孩子上下学、为孩子准备一日三餐、照顾孩子的其他生活需求。因此，我在山县县城看到了许多类似缝纫作坊的加工点，这些产业的共同特征就是“时间灵活”。某种程度上，我相信县城的这些产业的特征与县城的劳动力样态是相互形塑的。
在山县，无论是进县城买婚房的农民家庭，还是送孩子进县城上学的农民家庭，他们都在县域的范围内过着一种“城乡两栖”的生活：许多家庭的不同成员在县城和村庄之间穿梭往返着，互助合作，共同编织着他们的日常。
例如，在那些婚房进城的家庭中，子辈通常会在节假日驱车返回村庄与父辈团聚，也经常在农忙时节回到村庄给予父辈劳力上的支持。而父辈则通常在子辈生育了孩子之后进入县城长住，帮忙照看孩子，同时也频繁地返回村庄。在完成了照看孙辈的任务后，不少父辈又返回了村庄长住。一些父辈也会在进城看病时住在子辈位于县城的公寓房中。可以说，大多数家庭中的父辈都期望在未来失去独立生活能力时能跟着子辈在县城长期居住。我还注意到，在这些分居城乡两地的家庭中，父子两代人通常会在属于自己的居所中给对方预留出专门的房间，方便对方来时居住。正是通过在县城和村庄之间频繁地“穿梭往返”，这些农民家庭得以维持情感上的联络，协作应对“过日子”中所遇到的各种情境与问题。
这种县域内的“城乡两栖”生活与当代交通与通讯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时空经验的变化有关。随着相当多的农村家庭普及了小汽车，县域内的时空经验也被大大地压缩了。在山县，从县城到县里最远的村庄也不过一个小时。在有车的条件下，住在县城的年轻人回老家几乎是“说走就走”。比如一个在县城工作的年轻人就告诉我，结婚之前，他经常在下班后临时起意，开车回到农村的老家，陪父母住一晚，第二日清晨再开车返回县城上班。同样，分居县城和村庄两地的家庭成员，在接到对方以电话所传达的求助需求后，可以相对及时地坐车来到对方的居所，帮忙解决对方的问题。但是，家庭成员之间的这种跨地域的及时应对与合作是有时空限度的。从县城到村庄，或者说县域范围内或许是一个刚刚好的距离。
家庭再生产：在县城成家，意味着什么？
结婚生子后，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了这种家庭再生产的逻辑。我接触到一些从大城市回到山县的年轻人，发现成家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年轻人成家之前，他们会有一种对城市生活方式的追求，选择也会很个体化，看起来和传统很不一样。但是一旦他们成家了，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状态就完全发生了变化。那些在大城市打工的人也会因为这种状态的变化回到县城来。
比如我在山县县城遇到一个年轻人陈硕，他曾经在济南上大学，读会计专业，毕业后留在济南的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从事的工作能用上所学的专业，陈硕觉得很好。但是陈硕的父亲陈顺德就跟儿子商量，让他放弃济南的工作，回山县另找工作。陈顺德认为，他就一个儿子，如果让陈硕留在济南工作，距离山县4个小时的车程，父子两代人很难在日常生活层面互助合作，这个儿子就相当于白养了。
尽管不是很情愿，陈硕还是听从了父亲的建议，回到山县县城找了一个机械厂做会计。不久，陈顺德就给儿子在山县县城买了一套房子。在后续的两三年间，陈硕很快结了婚，有了孩子，至此，陈顺德觉得自己“这辈子的任务完成了”。事实上，陈硕回山县后最初几年的事业发展并不顺利，因为一个县城的私营工厂并不需要太“专业”的会计——私营机械厂的老板始终觉得只有工人才是真正给企业做贡献的人，愿意给他们支付高工资，而“会计”的岗位并不直接给企业做出贡献，只是为了应付工商行政管理要求才设置的，因而不情愿给“会计”的岗位支付高工资。这让陈硕觉得自己的工作价值得不到肯定，很是“憋屈”。
陈硕不太可能搬到济南或者更远的地方——他已经在山县成家了，他父亲也希望儿子能留在身边。三年后，陈硕从这家工厂辞职，开始计划着参加当年的注册会计师的考试，未来去山县所在的地级市找一份“专业”的财会方面的工作。如果顺利的话，他还考虑把妻子和孩子一起接到那里生活。对于这个折中的选择，他的父亲也觉得可以接受。
陈硕的境遇代表了县城不少年轻人可能会遇到的矛盾情境。他们过往所接受的教育经历告诉他们对职业发展、事业成功的追求是实现个人价值的路径，但县城的工作机会是极其有限的。其实，一些围着学龄期孩子转、不得不进入缝纫作坊工作的年轻妈妈们也曾向我抱怨，她们的工作实在是太单调和没有意义。
不过，我也在县城遇到了一些积极寻求职业发展的“陪读妈妈”。比如说，我在山县的幼儿园结识了一位老师，她和丈夫原来在山县所属的地级市打工，但因为她丈夫全家都在山县，公公婆婆便一定要他们回来，觉得都在一起生活可以互相照应。这位老师和丈夫顺从了公婆的意思回了山县，并在县城买房安家。孩子要上幼儿园时，她选择了去幼儿园当幼师，这样就可以在不耽误接送和照看孩子的条件下，寻求自己的职业生涯。凭着这份工作经历，她后面又进入了当地的一个公立小学当代课教师。
我感到自己在山县遇到的大多数同龄人就像我的兄弟姐妹。我们有着极其相似的生命历程和相近的价值追求，也在相同的家庭生命阶段遇到了极其相似的问题，只不过他们的解决方案是在县域的范围内完成的，而我的解决方案则是在老家和大都市之间完成。一方面，他们的经历构成了我借以反思自己经历的镜像；另一方面，将两者并置对照，或许可以帮助我看到背后更普遍的模式。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4年第28期 应受访人要求，文中刘金玉、陈硕、陈顺德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