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正派社会首先应当是不羞辱人的社会，管辖机构不羞辱被管辖的人民，人民之间也不相互羞辱。这是阿维沙伊·玛格利特在《正派社会》（The Decent Society）当中提出的观点。在这本书中，他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他的社会哲学。他从对各种形式的羞辱所产生的腐蚀作用的分析开始，讨论了如何做一个体面的人，如何建立一个体面的社会。
今天的推送摘自《正派社会》，“尊重的基础”。
作者 Avishai Margalit
译者 王幸华
经常出现在这本书里的“把人当人对待”这句话非常古老，但是这并不使它变得清楚明白。澄清它是试图解释羞辱概念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羞辱某个人通常就是不把他当人对待。但是把人当作非人是什么意思？这真的可能吗？
澄清这个问题的方式是用对比法。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弄清楚对待人类的方式与把他们当作非人对待的、有羞辱能力的方式有什么不同。最后一个限制条件旨在排除把人当作非人但却不羞辱的例子——例如，把他们当作神或者天使对待。
把人当作非人对待有多种方式：（a）把它们当作物对待；（b）把它们当作机器对待；（c）把它们当作动物对待；（d）把它们当作二等人对待（它包括把成人当作小孩对待）。
在历史上还有另一种重要的方式把人从人类共和国中排斥出去——把个体或群体当作散播绝对邪恶和破坏人性的恶魔。16和17世纪席卷欧洲的女巫热潮就是恶魔化在字面上的体现——即，把不幸的人，一般是女人，与恶魔之域相关联。被纳粹恶魔化的犹太人在字面上并未与魔鬼王国联系起来，但是纳粹把邪恶的非人特征和破坏欲望归于犹太“种族”。
恶魔化的坏处在于邪恶的一面。神化把人变成神（就像“法老”一样），也是一种把人从人类共和国中除名的方式。但是神化是把高贵的超人特征归于人身上；恶魔化则是把邪恶的超人特征归于人身上。恶魔化包括羞辱的两个含义之间的张力——从人类共和国中排斥出去和失去控制。恶魔化包括了第一种含义，但不包括第二种含义。相反，它通常伴随着一种世界的阴谋理论。
社会经常恶魔化外来的敌人，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成员或者直接受其支配的人。至今为止我一直把我的讨论限制在这个问题上，即一个社会是否羞辱受其支配的人的问题。我没有讨论这个问题，即一个正派社会是否也必须不羞辱其外来的敌人（例如，在其战争宣传中）。因此，根据我的定义，一个正派社会不可以使用其机构恶魔化受其支配的人。我也愿意在没有附加论证的条件下补充说，一个正派社会必须限制对其外来敌人的羞辱——例如，它必须不通过恶魔化来贬低他们的人性。
我们必须区分好像人是物一样对待他们以及把他们当作物对待。在第一种情况下，“物化者”事实上并不相信所涉及的人是物，只是以这样的方式对待他们。在第二种情况下，“物化者”真的相信被当作物对待的人是一种物。类似地，好像人是机器一样对待他们和把他们当作机器也一定要区别开来，或者好像人是动物一样对待他们以及把他们当作动物对待也一定要区别开来。
人类显然也是物和动物，甚至是机器，但是他们不只是物或只是动物，他们当然也并不只是机器。“把人当作物对待”意味着把他们只当作物对待，其他类别也同样如此。
一个观点可能是，人类可以对待其他人好像他们是物，好像他们是机器，好像他们是动物，但是他们不能——除非在病理情况下——真的把他们当作物，当作机器，甚至当作动物。人不能把其他人当作物，就像人在正常情况下不能看着一只猴子但是把它当作一个活动扳手一样。在严格意义上这并不是一个概念上不可能的说法，但是它也不只是事实上不可能的。
这个说法必须通过另一个区分来加以完善，即对人的长期对待和短期对待之间的区分。在赶火车的匆忙之间，我们可能不会注意到我们是从一个像我们的人那里买的票还是从一个卖票机那里买的票。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认识到我们感谢了一台自动贩售机，我们也会感到尴尬。即使我们把短期从买票所花的时间延长到进行外科手术所花的时间，我们都很可能发现那种可能毫无困难地在字面上被描述为把人当作机器对待的行为。一个外科医生很可能把手术台上的病人当作一个（生理的）机器。医生们在最好的状态，通过监视器关注人体的功能方面，就像空间控制中心的工程师在导弹出现故障时处理导弹一样。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期待外科医生对待手术台上被麻醉的病人的方式与兽医对待他即将进行手术的母牛的态度不一样，我们也期待他们二者的态度都与机械师对待导弹的态度不同。例如假如手术失误的话，这种不同可能会表现出来。
不管怎样，我们讨论的第一步涉及在长期在字面上把人当作物或者机器看待的可能性。我们已经否定了这个可能性，除了当观察者有病理时，比如在自闭症中可能出现的情况，或者当被观察者有病理时，比如在“植物人”的情况下，她永久地失去了意识和认知功能，并且通过医疗设备人工地维持生命。“植物人”的不幸例子可能让我们能把与该设备联系在一起的身体看成是一个无生命的物体而不是一个人，甚至在长期也是如此。或许这只在长期的情况下才是真的，因为当病人一开始进入昏迷状态时她周围的人都在寻找哪怕一丝人性的微光。只有在后来对这种情况的物化观点才出现。
这些病理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对人的人性方面盲目是什么意思。通过在人们对待其他人的长期态度中对人性方面的盲目，我所表达的意思与色盲的字面含义相似。如果某个人通过声称她色盲来宣布一种非种族主义态度，那么她的意思不是她在字面意义上不能分清楚黑白，只是她对待黑人和白人的人性态度不受他们的肤色的影响。但是，我所谈论的是字面上的知觉，而问题在于不能知觉人的人性方面意味着什么。
一个优先的问题是，能看到人的人性方面意味着什么。更精确的说，长期把人看成人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如何看人类？在讨论这个问题后，我们将能够澄清我们如何对待人类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彼此内在相互关联。
……
忽视人和把人看成二等人
……如果贬低者真的能够在字面意义上把其他人看成非人，这在表面看来将会是其他人感到羞辱的一个重要理由。但是事实上贬低者并不一定把其他人看成非人。人类把其他人看成人。这种人性方面不一定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看待方式——即，同情地看待人。看的人性方式意味着在人类心理学的描述下看其他人。它意味着看到人体，特别是脸孔和眼睛，表达心理状态。看到人和看到颜色一样并不是选择的问题。正如有部分或者完全色盲的人，也有人对其他人的人性方面视而不见。在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引人入胜的案例研究中，那个把他的妻子误认为帽子的人在这方面是盲目的。这个人病得不轻。
把人看成非人是罕见的。但是避免看到一个人是容易的。不管它是故意的还是不故意的，这是一个容易的任务。忽视他人不一定意味着为了避免看到自己不想看到的人而将目光移开。忽视他人，除了其他之外，意味着不注意他们：在看但是没有看到。把人看成地面而不是人物是忽视他们的一种方式。以这种方式看人是一种回避，我们有时称之为将人看成物，但是这种情况并不真的算作将人看成物。相反，它是没有看到这个人，或者更确切地说，不注意这个人的情况。丹尼斯·西尔克（Denis Silk）写到“消失粉”，可以这么说，被撒在以色列工作的被占区阿拉伯人身上，一种使他们隐形的粉末：“一个好阿拉伯人必须工作，而不是被看见。”
忽视其他人的存在是反殖民主义羞耻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对土著的羞辱在知觉上表现为看“穿”他，好像他是透明的，而不是看到他。看“穿”某个人是什么意思？一个重要的含义是与把某种道德上错误的东西看成正常的。把某件事看成正常的意味着把它看成理所应当的事。它意味着把事情看成“很好”、安全和稳定。在我们的意识中，它与这个观点混淆在一起，即事情本来就是这样。正常情况允许我们可以不注意细节，把我们周围环境看成熟悉的场景，不需要特别检查，因为我们假定事情本来就是这样。在殖民主义的经验中，对自尊的土著人而言，羞辱的是这个事实，即羞辱的主人把他们的周围环境看成正常的——也就是说，他们在环境中没有看到任何威胁的迹象，而在骄傲的土著人看来，由于主人的压迫，这些环境对他们本应充斥着威胁的信号。骄傲的土著人想要被他们的主人看成一种威胁，并且认为自己在主人的眼里构成了这种威胁。在土著人看来，主人应该受到威胁，并且应该感到威胁。如果他们感觉不到威胁，一切在他们看来都是正常的，那么这就是土著人羞辱无助的证据。
试图准确地观察他人，注意他们的表情变化，从而注意到他们的感觉和情绪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决定——也就是说，一件自愿的事情。因此，忽视他人可能也是自愿的行为，而不仅仅是在极端情况下，比如当一个人为了不看另一个人而把她的头从她身上移开，或者为了避免看到另一个人而用手捂住眼睛。回避也可能采取故意不去看对方细节的方式。在这种尝试被（规范性的）预期的情况下，它的缺席具有把他人看成物的含义。这就是宏伟宫殿中的主人看待他们的奴仆的方式。他们并未仔细看他们。不仔细看奴仆包括不把他们的目光当作任何对于主人行为的障碍或限制。一个人可能在他们在场时通奸——实质上，一个人可能在他们面前做任何事情。奴仆被要求努力使他们的主人能更容易地忽视他们。他们被指望表现出一种空白的表情，缺乏对于正在进行的事情的任何兴趣——也就是说，表现得好像他们什么也没看到，这样他们的目光就不会使任何人尴尬。在电视剧《楼上楼下》中赫德森（Hudson）在贝拉米（Bellamy）家对新来的仆人的指示包括关于仆人必须如何行动的准确的舞台指导：好像他们都只关心他们自己有限的事情，而忽视其他一切，这样主人就可以更容易地忽视他们。
因此忽视人并不严格意味着把他们看成物，而是不完全或不准确地看他们。但尽管人们一般不把他人看成物，但也存在人们把他人看成二等人的情况。把人看成二等人意味着把他们看成蒙受污名的（stigmatized）——也就是说，把他们的一些身体“异常”看成是他们人性的缺陷。这种缺陷并不一定出现于他们的身体的某个部位，也可能存在于某些服饰中。不能忍受极端正统犹太人的人不仅把他们的胡须和侧卷发看成污名（stigma），也把他们的毛边帽子看成污名。同样，长袍和头巾加上亚述人（Assyrian）的胡须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污名。人们永久穿着的显眼服饰就像身体标志一样可以作为污名的标志。视觉并不是唯一可以被用来定义污名的。气味也是把人降低到二等人地位的强有力的工具——从他们的汗味到他们吃的洋葱、大蒜或咖喱的气味。但是我在此只关注视觉，不考虑其他感觉。
污名是该隐（Cain）在人的人性本身烙下的痕迹。一个污名的持有者在他们的周围环境看来是一个标签的持有者，这个标签使他们看起来不那么人性化。尽管其他人继续把他们看成人，他们也被看成蒙受污名的人。欧文·戈夫曼（Erwin Goffman）强调那些蒙受污名的人在社会身份上受到的伤害，但是在我看来最主要的是对他们的人性本身的伤害。蒙受污名者也被看成人，但是却是有严重缺陷的人——换句话说，二等人。这个污名表示严重偏离人的“正常外表”的刻板印象。侏儒、截肢者、脸被烧伤的人、严重的白化病人以及过度肥胖的人只是污名的持有者中的一部分，他们歪曲了我们对他人作为人的看法。当污名占据主导地位时——也就是说，遮蔽了让我们把其他人看成人类的特征，以至于我们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比如他是侏儒的事实——那么我们的视觉就变成把其他人看成二等人。有时会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把侵略的受害者带到一个他们可以被看成非人的国家，比如纳粹集中营中的穆斯林（Muselman）的例子。因此羞辱的眼神并不在于把其他人看成一个物体或者一台机器，而在于把其他人看成二等人。
这种看待人类的方式是可能的，它符合羞辱的中心思想，即把一个人或者一群人从人类共和国中拒绝出去。这个想法将在第8章中有所阐述。这里关注的是拒绝的知觉方面。那些被看成二等人的人有理由——甚至可能有充分的理由——把他们自己看成被羞辱的。最后一个观点提出了一个道德问题。如果把人看成二等人确实与知觉而不是解释有关，那么羞辱者如何能因为不在他们控制之下的东西，即他们看待事物的方式，而被谴责？这难道不等于因为近视眼的缺陷谴责他们吗？
这个问题是令人不安的，即使它更多地属于个体羞辱而不是制度性羞辱的层面。要回答将人看成二等人的不道德问题，就需要澄清“看”和“解释”之间的关系。我在这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属于一个更大的图景，它的轮廓基本上不同于那些被接受的图景。公认的人类行为图景显示，人们无休止地参与决策问题——从最小的决定，比如穿过马路，到最重要的问题，比如选择人生伴侣。所有这些都被看作包括欲望（“功利”）和信念（“主观可能性”）的决定。根据这个观点，我们从来没有停止做决定，我们也一直在评估、权衡和计算。
这个观点认为每一个行为背后都有一个决定，与之相反，我持有一个不同的图景。整体而言，人们并不做决定。相反，他们付出很大努力避免做决定。他们大致按照习惯来行动——也就是说，在标准程序的框架内行动。穿过马路并不是一个需要决定的问题。通常只有当习惯程序坍塌，或者当利害关系特别重大并且需要努力思考时，才需要做决定，作为病理学的一种形式。决定不是规则而是例外。有人几乎终其一生都没有做过决定。他们不知不觉地进行各种行为，包括那些或许在原则上确实需要深思熟虑和决定的重要行为。我的观点不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任何决定，而是这些决定发生的频率远远低于行为者即决策者的图景所让我们相信的频率。
人们作为解释者的图景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误导，因为在我看来，解释似乎是基于决策的特殊行为。我认为，理解是基于习惯而不是决定，而解释是基于假设，基于推理，基于推进证据——简而言之，是基于意识，基于自愿的活动。我们在讨论的问题是，在知觉的背景下“看”和“解释”的对比。这个对比根本不同于用天真“裸”眼看事物与用理智的和解释的眼睛看它们——即在“看”的行为中使用一个人的理智——的对比。视觉，特别是视觉方面，是感觉和思考的结合。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受我们习惯性期待看到的东西的影响。在一个种族主义社会长大的人看到的污名，是“色盲”的人们看不到的。同时，被培养成种族主义者的人也避免看到“色盲”确实看到和注意到的方面。视觉习惯，特别是对各方面的视觉，也由文化和历史所塑造。视觉方面的事实也由社会所影响，在这个社会它发生了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件解释的事情。视觉方面可能也是一种后天的、自动的视觉类型。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视觉方面都是后天的——例如，把人看成人并不是后天的，而是天生的。但是把人看成二等人可能是后天的——例如，纳粹教育可以让人们把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看成二等人。
人们不能直接控制他们所看到的东西。他们可以通过有意识地改变他们正在看的事物的态度来间接地控制。眼睛可以被训练成忽视污名，准确地看到人的人性方面。这不能作为直接决定的结果的事实只意味着它必须间接被完成。
在视觉错觉的情况下，比如水中的棍子看起来断了，我们没有能力，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避免以这种方式看这根棍子。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不相信我们看到的东西。相比之下，把人看成二等人并不是这种知觉错觉。这里我们能改变我们的感觉本身，尽管如前所述，只能间接如此。在把一个人看成羞辱的二等人的例子中，我们必须注意不仅拒绝相信我们的眼睛而且也努力不把其他人在感觉意义上看成二等人。我们需要的是“去污名化”的视觉。
“把人看成一个或者另一个物体”这句话的惯用含义是，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对待人。但在最后两节中我已经尝试从字面上理解这句话——也就是说，在严格意义上使用“看见”这个词。
把人当作二等人对待
我认为羞辱是把一个人从“人类家庭”中拒绝出去——即，把人当作非人对待，或者把人当作好像他们不是人。把人当作好像他们不是人就是把他们当作好像他们是物或动物一样对待。羞辱的仪式或姿态的重要作用来源于这一事实，即羞辱包含针对一个人的“好像”的行为——好像他们是无生命的物体，好像他们是工具，好像他们是野兽。但是这些羞辱态度并不是真实的。真实的拒绝态度是基于把人当成二等人对待，当作人类的低级种类。相比之下，把人从人类共同体中拒绝出去，当作物体或动物，并未表达对待这些人的真实态度。这种态度是好像他们是物体，好像他们是野兽。
这种令人费解的表述方式来源于这一事实，即讨论中的态度不仅是关于其他人的错误信念，也就是一些人不是真正的人的信念。这里的关键词应该是“姿态”，它代表一个比信念更基本的态度。当我说一种态度更基本时，我并不是说它是一种未经反思的反应。如果我们用词语表达“姿态”的内容，那么表达姿态的句子就并不是那些表达信念的句子。表达姿态的句子的作用是为句子提供框架。句子框架构成我们表现世界的规则。说对方有灵魂，不是机器，就是提供了一个表现对方的框架。这使我们能持有关于他人的信念——关于他们想要什么，他们感觉到什么，他们思考什么的信念。表达信念的句子是两极的：我们知道在世界上什么将使这个句子为真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知道这个句子为假意味着什么。一个诸如“她有灵魂”的句子框架不是两极的。我们不知道它为假意味着什么。其他人有灵魂——也就是说，是心理谓词的主语——不是一个假设而是提供了一个框架来代表人类本身。框架句子描述了我们表达对象的方式。持有框架句子是一种态度，它不是决定的结果。这并不意味着持有框架句子是一种不可改变的姿态，而是姿态的改变并不是决定的结果。
这种分析已经把我们的讨论从对其他人的姿态转移到了对其他人的句子框架的姿态。让我们回到把其他人当作人对待，而不是对句子的态度。
我的中心论点是，羞辱通常以被羞辱者的人性为前提。羞辱行为把其他人拒绝为非人，但拒绝行为的前提是被拒绝的也是人。这一观点与黑格尔对主奴辩证法的论述非常相似。主人想要对奴隶拥有绝对权力，但是他也想要奴隶承认他的绝对权力。这两种欲望相互冲突。主人的态度在此类似于一支足球队，他们想要决定性地击败对手但是也想要它的胜利被看成一种成就。一场压倒性的胜利降低了赢的价值，因为它证明另一方不是一个有价值的对手。这就是一个人既想要又不想要同时击败他的对手的矛盾所在。一个人想要狠狠地打败他们，以显示自己的决定性优势，但他又不想如此残酷地打败他们，从而使他的优势具有价值。
如果我们根据羞辱和尊重看待主奴关系，那么主人对奴隶的羞辱就是自相矛盾的。受害者必须被当作有意识的人，因此拥有潜在的人类价值，这样才能发生否定他的人性的羞辱行为。羞辱既是为了证明绝对优势，也是为了赢得认可，这在概念上是不可能的。绝对优势只有在面对非人的事物时才能被实现；认可只有从其他人那里才能被获得。
主奴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简单的方法来检验羞辱所基于的假设。例如在古罗马（ancient Rome）和美国南部，奴隶制存在过的种种表现证明不管它多严苛和残酷，这种奴隶制并不是基于奴隶仅仅是一个物体或者一匹驮马的假设。这并不意味着奴隶因为他们的人性而得到更大的怜悯。但是，南方奴隶的孩子在教堂被施洗，显然没有人相信犁和小马被施洗过。当然，奴隶是在奴隶市场被贩卖的，而且潜在的买家也检查他们的牙齿来看他们多健康，就像如果他们考虑买马时会做的一样。奴隶的买卖强调这一事实，即他们被认为具有交换价值，但要求他们成为基督徒则证明了人们不只意识到了他们的人性的微光。
至于古罗马，保罗·韦纳（Paul Veyne）正确地宣称，描述主人如何看待他们的奴隶的方式是，把他们看成天生不成熟因此不能变成成年人的人类。对此的一种表达是这一事实，即在许多语言中，表达一个男性奴隶的术语是“男孩”（拉丁语的“puer”，希伯来圣经的“na’ar”，南方的“boy”）。我把这些语言表达看成流露一种对二等人而不是非人的态度。一方面奴隶被放到心理谓词下被看待，但是另一方面这些谓词是只适合于小孩的谓词。韦纳提到，当普劳图斯（Plautus）想要娱乐他的观众时，他描述了一个在恋爱中的奴隶。把完全的人类感情归于奴隶就像复杂和有激情的爱情故事发生在幼儿园，对于他的听众而言其古怪同样令我们震惊。在我们的文化中成年人不会把小孩当作二等人；但像对小孩一样对待奴隶或者“土著人”被正确地看成把他们当作二等人对待。它意味着像对小孩一样对待他们，这些小孩永远不会长大，也不会对他们的行为负责。或许相似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对待唐氏综合征患者的态度。这些人在很多人看来似乎是二等人，被他们的污名化的“蒙古人”外表贴上了标签。这种外表与人们对唐氏综合征患者可能永远不会长大的看法有关。
Shmuel Dresner, ‘Benjamin’ (1982)
我坚持认为，即使残忍的恐怖场景也透漏出这一事实，即当权者非常清楚他们在与人类打交道。日本战俘劳改营以其可怕残暴著称，但是据报道在其中一个可怕的劳改营中，指挥官带着被奴役的战俘到山上看樱花。他觉得这一奇妙的景象不能不让任何人知道，尽管他可能受到指控。纳粹宣传经常把犹太人比作老鼠：老鼠毒害水井，而犹太人被看作是“文化毒药”。然而文化的毒药不可能是老鼠，尽管纳粹宣传把二者等同起来。就连极端种族主义者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也在波兹南（Posnan）党卫军指挥官前的著名演说中被迫承认，杀死集中营中的人不同于杀死老鼠。因此，与仅仅杀死老鼠相比，杀人者压抑他们对这些可怜人的自然感情的努力要“英勇”得多。劳改营和死亡集中营中受害者遭受的极端残忍——特别是在那里发生的羞辱——之所以那样发生是因为牵涉到人类。动物不会以同样的方式被虐待。首先，动物没有谴责的双眼。
因此基本观点是这样的：羞辱的关键概念是从人类共和国中拒绝出去。但是这种拒绝并不是基于被拒绝的人只是一个物体或者一个动物的信念或态度。这种拒绝由按照好像这个人是一个物体或者一个动物来行动组成。这种拒绝通常包括把人当作二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