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可成
May 27, 2024
社会新闻事件中总有反反复复的“反转”，我们已经对舆论的快速转向熟悉到厌倦。多数人的意见并不一定总能指向真理，反而可能形成臃肿的石壁。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因为大部分普通民众没有理解复杂世界的能力吗？还是我们根本缺乏一个良性的信息环境，无法让普通人也能获得健康、正常、全面的信息？
在传播学界，政治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与哲学家约翰·杜威曾就舆论问题进行过交锋，前者希望由精英来主导意见和决策，后者认为应该积极让民众介入，创造联结。
对于早已生活在信息废墟的我们来说，了解著名的“李杜辩论”有着紧迫的意义。没有永远明智的民众，同样也不会有一直正确的精英，建立互相信任与互补的传播环境任重道远。
01. “舆论”的重要地位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出生于1889年，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专栏作家。李普曼一生笔耕不辍，留下了诸多作品。其中《舆论》普遍被认为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之作。
舆论之所以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因为它和民主制度的运转息息相关。有一句话叫做“民主不是选主”，也就是说，虽然选举是民主制度的一部分，但它并不是民主制度的全部。
选举要能真正实现民主的效果，还需要许多配套措施，比如要保证选举制度的设计本身是公正的，要让大家在投票的时候不受胁迫等等。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配套措施，就是要让民众知道候选人是谁、他们有什么样的政策主张，什么样的政策对自己是有利的，只有让民众掌握充分而准确的信息，他们才能在投票时做出理智的决策。
反过来，如果民众掌握的信息是有偏误的，如果民众对信息的理解和思考受到了误导，如果民意、舆论是非理性的，那么人们的投票结果就可能有误，最终对民众自身的利益也会造成巨大的伤害，甚至可能会破坏民主制度本身。
所以，民众的知情和理性决策是民主制度健康运转的基本前提，这听上去简单，但实现起来却并不容易。
大约100年前，李普曼就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宣传战而愈发意识到：欺骗、误导民意，似乎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普通人要对公共事务做出明智的决定真的挺难的。
据《李普曼传》记载，1920年春天，李普曼给《大西洋月刊》的编辑写了一封信，里面写道：“我发现舆论是可以被左右的，因此我决定写一篇长文，全面地探讨一下在新的情况下，思想和言论自由是如何表现自己的，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的问题。我的这一想法是逐渐形成的，这是因为我和官方的宣传机器打过一些交道。”
李普曼在年轻时期得到了政要们的赏识，拥有给总统提供决策建议的机会。他也正是在与政府打交道的过程当中，逐渐形成了自己对于民意的悲观看法，他发现民众是很容易被“忽悠”的，民众做出的判断很可能并不是明智的。
1921年，李普曼和妻子去欧洲进行蜜月旅行，他们在德国和意大利见到了令人震惊的混乱局面，见到了议会民主被激进分子破坏，而民众很大程度上没有能够做出明智的判断，没能阻止独裁者的上台。这一切再度加深了李普曼对传统民主政治理论的怀疑。
02. 李普曼为何不信任普通民众？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22年，李普曼的著作《舆论》问世了。在书中，李普曼详细叙述了他对民意感到怀疑的理由。
首先，现代社会过于复杂，而受时间精力所限，民众对世界的了解并不是通过自己直接的一手观察而来，而是要依靠阅读大众媒体的介绍。
李普曼把这种媒体描绘出来的世界称为“拟态环境”，或者可以翻译成“模拟环境”、“伪环境”。李普曼非常富有洞见地指出了，我们以为自己看到的、思考的是真实世界，其实只不过是媒体建构的伪世界。
这有点类似于柏拉图提出的洞穴理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描述了一群生活在洞穴里的囚犯，他们一辈子都不能离开洞穴，腿和身体被链子固定住，所以他们只能看到洞穴的墙壁，看不到洞穴的出口。
在墙壁上，有一些闪动的影子，那是因为洞穴上方有一堆燃烧的篝火，火光照在不同的物品上，把影子投射到了墙壁。所以对囚犯来说，他们一辈子看到的就是这些影子，他们以为影子就是这个世界的全部。
如果这时候给囚犯松绑，让他们到洞穴外看看火光和真实的事物，他们反而会认为，那都是虚假的。他们可能会希望重新回到自己熟悉的位置，认为只有在墙壁上看到的影子才是世界的真相。
在李普曼的理论中，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民众好似这些囚犯，一辈子都只能通过媒体的信息来间接看到世界。而媒体的报道又往往是不全面的、过分简化的，甚至是有误导性的。所以，也许民意一开始就没有一个很坚实的基础。
李普曼怀疑民意的第二个原因是：就算民众得到的信息是全面的、准确的，他们又真的有能力基于这些信息做出理性的分析吗？
这里涉及到一个耳熟能详的概念：刻板印象。刻板印象不是指对某一个具体的个体的印象，而是对一个群体形成的固定印象，比如觉得女人就是感性的，黑人就是会打篮球，上海人就是精致，不论这种印象是赞扬的还是贬低的，它们都是不恰当的以偏概全，因为它们忽略了个体的差异和多元性。
李普曼认为，人们在看待具体的事物的时候，总是容易把它们套到大的类别中去，而人们对这些大的类别的看法又是充满刻板印象的。人们会先入为主地利用脑中的偏见和成见来看世界，用李普曼的话说，“我们不是先看到事物，然后给它们下定义，而是先下定义然后再去看它们。”
基于上述两个原因，李普曼认为，源于启蒙时期的民主理论完全不适用了，因为那个时候的假设是，人对周围世界有直接的经验和理解。可是在复杂的现代社会里，民众在理解世界方面尚且有困难，做出明智的决策更是难上加难了。
在出版《舆论》的三年之后，李普曼又于1925年出版了《幻影公众》（The Phantom Public），“phantom”是幽灵的意思。这本书继续阐述了他对传统民主理念的不满，甚至可以说是幻灭。
从书名中也能看出，他不认为公众是一个能够思考和决定的有机体，而是一团幻影，我们无法指望一团幻影做出明智的决策。
那么，如果依赖民众的传统民主理论行不通了，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李普曼给出的答案基本上可以被理解为：专家治国、精英治国。
他认为，应该有一批受过特殊训练、能够接触准确的信息、头脑中不存在刻板印象等偏见、教条的人，他们专门来了解信息，并且独立判断，达成意见。然后把这些意见交给立法机构和行政部门，以便它们制定和执行科学的决策。
李普曼把普通人称为“局外人”，局外人可以向专家询问有关事实是否得到了充分的考虑，但他自己不能决定什么事实是有关的，甚至不能决定什么应该被充分加以考虑。用李普曼的话说：“在很大程度上，公共利益与舆论完全格格不入。并且，公共利益只能由一个特殊阶级来管理。”
在李普曼看来，新闻业的作用就应该如此，编辑记者应该担任公众的领导者，为大家分析解读各类事务。而为了避免媒体误导、欺骗民众，编辑记者要接受专业教育，要以一套专业的操作守则来行事，保证自己不会去有意误导公众。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新闻业开始追求客观性的规范，追求专业化，而李普曼就是其中一个主要的提倡者，他也因此被视为是整个20世纪美国新闻业理念的奠基人。
03. 杜威如何挑战李普曼的理论
事实上，李普曼本人是一个相当精英主义的人，他对大众的能力评价是很低的。
在他的著作《幻影公众》中，开头第一句话就是：“今天的个体公民就好像坐在后排的聋哑观众，原本应该聚精会神于台上的剧情，却无奈忍不住睡去。”换句话说，在李普曼看来，大众可能只是一群“乌合之众”。
但是，李普曼的这种看法也遭到了非常激烈的批评和反驳。他和另外一位重要的知识分子——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之间进行了一场大辩论。
杜威在许多文章和书籍中都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最重要的一本是在1927年出版的《公众及其问题》。杜威也认识到，民众的确是容易陷入偏见和非理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民主制度确实面临许多肉眼可见的挑战。
但是杜威认为，李普曼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却没能提供恰当的解法。在杜威看来，李普曼设想中的“精英治国”最终会导向灾难性的结果，因为当公民被变成纯粹的看客，精英成为一群不接地气且自利的决策者，民主就不可避免会退化成寡头统治，所谓基于真实信息和理性判断的统治也就不可能实现。
杜威强调，依赖精英并不是出路，要更多发挥民众的作用。民众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原子，人们从来都是彼此联结的。
事实上，当我们说个人的理解力和判断力有限的时候，其实忽略了另一件事，那就是：如果人们的智慧可以彼此联结起来，形成起来的合力其实能在很大程度上做到理解复杂世界、做出明智决定的。
所以杜威提出，应该让民众成为更主动的角色，在民众当中通过对话和交流，建立起广泛的联结，这才是真正的智慧来源。 而在这一过程中，媒体需要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就是要提供自由开放的对话平台，促进这种交流和联结的发生。
媒体不应该是李普曼所言的领导者，不是自上而下的灌输者、说教者，而应该是一个促进合作的系统，记者是为这样的联结去创造条件、提供服务的，而不是自以为聪明的精英。 在李普曼的理念中，民众的角色是非常被动的，只需要等待接受精英处理好的信息。而在杜威的理念中，只有让民众真正地成为主动的参与者，而非被动的看客，民主制度才能健康地运转起来。
总体而言，李普曼和杜威的根本分歧在于：李普曼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民众，而杜威则希望从民众当中去寻找解法。
04. 用“李杜辩论”来理解网络舆论
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的基本运行模式还是“李普曼式”的，即由一小群媒体精英来采访和写作，然后单向地传播给受众。但是Web 2.0使得所有人都可以在互联网发布内容，发声和参与的门槛基本不存在了，这似乎为“杜威式”的理想提供了一种可能。
民众通过互联网的讨论，的确能逐步形成一些共识，不仅是彼此之间不断学习进步，这些舆论压力也能推动一些更好的政策的出台。比如说近几年来，关于“反家暴”“防治性骚扰“方面的政策，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互联网上的舆论推动。
早期BBS年代，在天涯、凯迪、西祠胡同之类的论坛上，有非常多智慧的闪光以及有质量的交流，杜威的理论迸发出了它的生命力。
但如今再谈起网络舆论，可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便是一系列负面的词汇：情绪化、非理性、容易煽动、容易被“带节奏”，李普曼的“幽灵”似乎又重新出现在了网络空间。
其实，“李杜辩论”给我们最大的启发，就是从来没有所谓的救世主，我们既不能指望民众永远明智，也不能期待精英一直正确。
在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当中，最重要的是，每种角色都能各司其职，虽然大家都有弱点和局限，但也都有能发挥作用的地方。
更具体一点说：我们同时需要“李普曼式”的精英和“杜威式”的民众。“李普曼式”的精英会相对见多识广，有着高于常人的理解能力和判断能力。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他们做出的判断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判断，而不是受到任何机构或者个人的压力。
在李普曼的设想中，精英们绝对不是和政府或者大企业打成一片、沆瀣一气的。恰恰相反，精英需要在手握权势的人做出错误的决策时，及时站起来表达不同意见。如果将自己的专业判断置于权势的影响之下，那么精英就会失去意义，这也绝不是李普曼理想中的样子。
所以，我们需要那些有见识的精英“大V”，尤其需要他们保持真正的独立性，为自己在网络上发表的意见负责，而不是成为某些利益的代言人。
而“杜威式”的民众，是指作为个体，他们会犯错误。但当大家可以更好地对话、沟通，就会产生许多智慧。所以我们要设计更好的参与机制，让更多高质量的对话可以发生，而不是让垃圾内容充斥网络，让人们没有兴趣参与对话。
即便是在网络舆论如此糟糕的当下，我们依然能从微博的帖子和评论区，能从一些播客节目和视频节目当中，看到来自民众的智慧，看到令人激动的对话和联结，它们的质量和意义远胜过一两个媒体精英的说教。
如今的网络舆论存在一些缺陷，精英不独立、不负责，而民众则缺乏联结，缺乏发生有意义对话的场合和机制。
个体或许可以从身边的小环境开始，尝试进行杜威式的沟通交流，不管大环境如何吵闹，自己先主动进行“明亮的对话”。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选择关注那些真正独立和负责任的、李普曼式的精英。另外，我们也需要更好的社会环境来让两者更好地发挥优势、扬长避短。
在如今的环境中，重提李普曼和杜威的辩论，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在舆论生态系统中其实都是一边消费内容，一边转发和扩散内容，很多人还会同时生产内容。
当我们对网络舆论感到失望的时候，我们自己又都是网络舆论的一部分，它不是一件我们能完全作壁上观的事情，也不是一件我们能完全脱清干系的事情。
在改变的道路上，个人的力量虽然微小，但是就像杜威提醒我们的：人从来都是社会性的动物，当一些微小的力量形成联结和共振，也就有了改变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