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党的问题大概可分为两类。其中之一是面临困难时有缺陷的回应与战略；另一种则是完全自我招致的，近乎不可理喻的政治灾难。
麦克李
随着2024年英国大选落下帷幕。执政十四年的英国保守党收获了意料之中的败北。相比其2019年大选后持有的373席，苏纳克（Rishi Sunak）领导下的保守党这次仅斩获121个议会下院席位，获得总选票份额的24%。这可以说是其有史以来作为英国主要政党最惨的成绩。工党虽然也只获得了34%的选票，但却拿下411席的压倒性多数。
造成这个一边倒结果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英国威斯敏斯特体制下的单一选区多数制（first past the post）毫无疑问对此有着重大影响：这次选举中一个更极端的例子是，尽管自由民主党只收获了总选票的12%左右，但是由于他们在多个竞争性选区成功翻盘保守党，最终拿到72个议席，从2015年联合政府后灾难性的惨败中恢复过来。而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领导的全新右翼民粹政党英国改革党虽然有高达14.2%的选票支持，但其选民分布在保守党和工党的强势选区，无法有意义地转化为下院议席，最终只收获了5个议会席位。
然而选制因素最多只能解释投票份额与席位分布不成比例地对比，无法掩盖保守党在大量选民心中彻底失去信任这一基本事实。在选举当天就走马上任的新首相斯塔默（Keir Starmer）并不是什么魅力型政客，作为一名古板、严肃的前检察官，他介入政坛的时间相对较晚，既没有政绩也没有公共关系上的高光。如果说迄今为止的后科尔宾时代的工党向外界投射出什么最持续一致的信号，那无非就是“我们不是保守党。我们会带来秩序与稳定。”然而单单是这个没什么内容、甚至枯燥乏味的信息就足以带来惊人的选举成功，这反过来更进一步展现出执政末期的保守党政府作为一个整体在选民眼中已经不堪到了什么程度。
保守党“蹉跎的十四年”？
英国选民的印象绝非没有根据。很多人将保守党的这次长期执政描述为“蹉跎的十四年”，从数据来看并非毫无道理。英国的生产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2010年之后暴跌，再也没恢复1980-2000年代初的数字，与美国拉开了越来越大的差距。虽然在金融危机和Covid-19疫情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恢复不如美国强劲、稳健是一个普遍现象，但即便抛开美国不谈，英国的经济增长在G7集团内也属于后进生，不如荷兰、德国、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隐隐有着“意大利化”的趋势。从社会层面，保守党执政末期，英国面临着生活成本提升，愈演愈烈的住房危机，老旧的公用与基础设施，人满为患的监狱，居高不下的儿童贫困率等种种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难题。将责任归到这些年间唯一负责执政的党派，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欢迎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抵达欧盟委员会大楼。
当然，更细致的分析肯定可以减轻一些他们的罪责，虽然这并不能挽救他们的选举失败。在造成英国（以及西方发达经济体）目前困境的原因中，很大一部分是所谓“外生冲击”。首先，是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大卫·卡梅伦（David Cameron）与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的“新保守党”正是因为承诺从工党手中挽救英国的财政与金融信誉才得以上台。年轻、高傲、更加拥抱气候政治与社会自由派价值观，这些“诺丁山圈子”（the Notting Hill set）的保守党新血们与同样颇具政策野心的自由民主党领袖尼克·克莱格爵士一拍即合，在2010年组成了战后首个联合政府。他们继承了工党政府遗留下的困难，但本身并不是引发这些困难的源头。其二，就是在2020年席卷全球的疫情。这一史诗级的新传染病大流行对经济活动、社会往来以及商业运作都造成了突然、剧烈且极端的影响，给公共财政施加了巨大压力。第三，就是2022年爆发的俄乌全面冲突。这场二战后最大规模的欧洲陆地战争彻底掀翻了欧洲后冷战时期的经济与能源格局，直接造成大量难民涌入英国和欧盟，能源与化工原材料成本暴涨，让本就捉襟见肘的英国财政更加雪上加霜。
最近15年来这三个巨大的冲击毫无例外都对西方当政的建制派力量造成了巨大冲击，不管他们是中左派还是中右派。而选民们发泄不满的方向也多种多样，并不局限于所谓“民粹右翼”。澳大利亚的自由党莫里森保守政权，同样在后疫情的政治清算中被澳大利亚工党击败。从这个角度来说，似乎把英国保守党放入这个“执政惩罚”（incumbent penalty）的语境中，他们的失败也就不那么特别，并不值得特殊关注。
但这个说法也只是粗心大意的开脱而已，保守党在这十几年中的失脚有很多成分不能归罪于外来挑战的严苛，无法轻易地就这么被放过。带着事后之明看，他们的问题大概可分为两类。其中之一是面临困难和问题时有缺陷的回应与战略——这多少还能用现实政治固有的难度与政客的局限性来带着同情之理解加以看待。另一种则是完全自我招致的，近乎不可理喻的政治灾难。也正是在后一类表演中，保守党彰显了其自身，或许还有当代英国政治的结构性顽疾。
如前所述，卡梅伦联合政府带着修复英国公共财政与金融信心的任务入驻了唐宁街10号。而他和奥斯本所采取的手段就是日后争议不断的“紧缩”。客观来说，任何处理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的执政当局，都必须采取一些痛苦的、不受欢迎的措施。奥斯本至今都认为自己做了必要但不受感激的工作，这也并非毫无道理。保守党的一揽子计划确实有所成效，从2010年到2019年，英国的财政赤字和负债率不断下降，债务总额占GDP比重从工党时期极端的10%下降到不到2%，与此同时，英国的就业市场也开始繁荣，失业率一直维持在低位，在卡梅伦执政的时期，英国的经济增长也十分亮眼，达到年均1.8%左右。
但是，卡梅伦和奥斯本是受到撒切尔神话影响起来的新一代保守派精英的代表。他们对撒切尔主义反对福利国家、行政机关、财政支出、还有减税的推崇与其说是一种政策倾向，更接近于信仰。反映在实际当中，就是联合政府恢复英国财政健康的手段极端依赖于“减支”而非“加税”。在卡梅伦政府的预算中，一些英国公共服务的门面，以及和支持者利益直接相关的部分得到了保留甚至增强——名义上，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的财政资源没有得到缩减，而养老金还获得了与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水平挂钩的增长锁定。这就更让政府把“紧缩”推到了看似没什么关注度，但对民众生活有具体而实际影响的角落。
从大幅减少的地方政府经费，到空虚的道路维修基金；从不断克扣的儿童经济补助，到随时可能崩塌的学校建筑；从人员凋零的警察队伍，再到数量不断减少的地方法院，这一长串公共支出减缩的牺牲品会在未来的岁月（也就是当下和更远的未来）让英国选民饱受折磨。在苏纳克从特拉斯（Elizabeth Truss）手中接管一片废墟中的英国政府时，他面临着如下难题：NHS的长期等待队列已经多达300万人；缺乏公共房屋建设导致房价居高不下；警察无力维持治安；法院判不过来案件，甚至连监狱都人满为患，导致许多轻罪犯直接被开释回家。以“法律与秩序”自居的保守党，一面主张严刑峻法拉长罪犯的刑期，另一面竟然连足够的监室都无法提供，不得不说颇有些讽刺。
另一方面，长期缺乏研发投入与产研结合让英国落后于新一轮的产业革命与技术发展；缺乏维护的基础设施与遍地危房、教师缺编的公共学校，从人力和物质资本两方面限制了英国的发展潜力。Covid-19大流行本身或许是个意外，但保守党政府对疫情的应对暴露了长期削减公共开支之下，整个英国的行政机器已经空虚和老朽，难以应对频率越发频繁的大规模突发事件。
苏纳克在作为财政大臣时就曾克服意识形态偏见，力排众议提高公司税。他作为首相时又不情不愿地增加了NHS与公共卫生的投入，并且对低收入群体提供了住房补贴。但是减税和减支的基因是如此顽固地印刻在保守党的政治基因中。以至于当通货膨胀导致更多人迈入税收门槛，在2023年给政府带来了预期之外的一笔财政收入时，苏纳克的肌肉反应就是宣布减少国家保险基金的要求（减税），而非把这笔钱用在极其必要的基础设施投资与公共服务补强之上。
如果说卡梅伦和苏纳克的撒切尔主义，还算是“正常”范围内意识形态纲领导致政策偏差的例子——如果我们极其宽容地使用正常这个词——那么利兹·特拉斯灾难性的迷你财政则更像是漫画中的政治走入现实，变成了真实恐怖秀。她在2022年推出的大规模减税计划没有任何可信的财政来源支撑，完全建立在幻想的“刺激增长”神话之上。国际金融市场对英国国债做出了激烈的反应，如果不是英格兰银行的及时干预，很可能会导致英国金融信誉出现一场毫无来由的自我爆破。特拉斯“还不如卷心菜保质期”长的创纪录首相任期（45天）与她造成的政治喜剧/惊悚剧完全相称。英国选民面对这一政治失策，关心的重点已经不是保守党坚守哪种意识形态、有哪些政策倾向，而是这个党作为群体，是否还有任何严肃执政的能力，是否可以设计、落实任何现实的政策纲领，而不是主动把国家带向冲向悬崖的高速路。
脱欧的灾难后果
对能力、严肃性、还有真诚的质疑，将会贯穿另一个更加庞大和持久的保守党自我施加的政治灾难之上：脱欧公投与脱欧协议。
我们可以合理地将保守党的14年的执政生涯以2016年的脱欧公投为分界线分为前后两段。在这之前，是奥斯本和卡梅伦也许偏执，但却系统、清晰、富有活力的撒切尔主义纲领；在这之后，是英国政治阶级被耗尽的注意力资源与带宽，是混乱与困惑，是保守党内部愈发丑陋的权力倾轧，是脱欧神话与现实之间的事与愿违。
脱欧是个过于复杂和被太多讨论过的话题。笔者无意在这里系统分析这一事件和过程的方方面面。单从保守党政治的角度出发，脱欧对保守党人而言就已经造成了无数两难困境。从传统上来说，保守党是所谓“伦敦城与平民”（city and the mob）的联合。伦敦城的金融精英、商业领袖与传统的保守派贵人的帝国视野与全球主义，与乡村英格兰质朴顽固的本土主义和英格兰民族主义形成虽不完美但也算和谐的联盟。但是脱欧公投以极端粗暴的二选一的方式在英国选民，尤其是保守党选民内部人为制造了要欧洲还是要英国、要“人民”还是要“精英”的非此即彼的断层线。撕裂了保守党政治的生态与团结。
撒切尔夫人或许是一位自豪、张扬的英国爱国者与传统价值观维护者，但她同时也是欧洲共同市场的奠基人之一。根据乔治·奥斯本的说法，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或许从来内心深处并不支持脱欧，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以脱欧作为抓手，在选民中制造分裂和极化，于2019年大选中从工党的传统强势阵地英格兰北部获得席位突破（这些席位在2024年选举中全部被工党收回）。
保守党内“留欧”阵营受到排挤和边缘化导致大量“脱欧”阵营中之前不甚得志的人物纷纷崛起。如果说“留欧”政客的刻板印象是精英的、自由派的、高高在上的，而“脱欧派”政客则走向了反面。他们/她们是民粹的、热情的、随性的，热衷于《每日邮报》由花边新闻和阴谋论思维塑造出的另类世界。
这样的保守党是一个大多数人陌生的保守党，充满了混乱和冲突。鲍里斯·约翰逊为了获得选举胜利可以承诺各种不切实际、前后矛盾的纲领。他为了争取工党选民把保守党视若珍宝的紧缩原则丢入一旁，然而他所承诺的“向上提升”（leveling up）最终也不是任何坚实的投资和开支计划，而是一堆颇有拉美色彩的一次性的、随意政治奖赏与烟花。
比起严肃地落实执政责任和带领国家前进，约翰逊的保守党似乎更在乎享受权力带来的声望与欢呼。在宣布严格的疫情封锁措施之后，唐宁街10号却宴会不断，这一丑闻引起公众极度愤怒，并最终（和另一件丑闻一起）推动了约翰逊下台。
公众或许从中认识到这就是约翰逊和他的保守党小圈子的行事作风，而非孤立事件。他们的怀疑很可能是对的。当2023年底内政部长苏拉·布雷弗曼关于巴勒斯坦游行的发言终于引起不可挽回的政治谴责，苏纳克也只能当机立断把这位火热的议员开除出内阁，将本来已经退出政治的大卫·卡梅伦请回来临时封为上议院贵族，来让他有资格继续在内阁担任外交大臣。苏纳克或许是一位高高在上、脱离现实的精英分子，或许他缺乏行政部门工作经验的缺陷，让他无法很好的掌握英国公共部门的运作逻辑，但是他在执政晚期陷入“无人可用”的内外交困，也确实反映了脱欧多年以来，保守党内部的人才流失与士气低落。
事已至此，即便是在原则上曾经支持脱欧理想的选民也不得不面对现实。脱欧派所承诺的经济好处全部落空。脱欧带来的流动壁垒和不确定性严重打击了外部投资与英国的制造业机会。试图依赖英联邦国家实现“全球不列颠”贸易共同体的设想也不过是纸上谈兵。由于看护服务的需求随着老龄化加重猛增，外加基础劳动力的短缺，脱欧之后移民数量只增不减。
鲍里斯·约翰逊曾经靠轻浮的竞选承诺叠加“把脱欧做成”（Get Brexit Done）从英国独立党（UKIP）选民那里租借来了信任。但是面对如此脱轨的保守党和所实现的如此惨淡的脱欧现实，这些选民愤怒地收回他们的援手也就不足为奇了：哪怕选民抽象地认同保守党的口头纲领，他们也不再对保守党人落实政策抱有幻想。对比之下，2015年大选中UKIP的的票比率（12.9%）与2024年改革党（14.2%）相比相当稳定。站在这个角度来看，此次保守党大败，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是在偿还约翰逊的无抵押政治贷款。
保守党还有未来么？
这就自然而言引向最后的重大问题：保守党前路何方？前文提到的“城市”与“平民”之间的分裂在原则上并非无法弥合。毕竟英国的选举制度会倾向于让可以彼此容忍的不同利益团体，凝结于有竞争力的一个大党身上。许多右翼保守党人已经在幻想和改革党合并，重塑英国政治右翼的荣光。
然而此次选举暴露了一个更加严重的隐患：民调显示，按照年龄比例划分，只有在65岁以上的群体中保守党的得票数排第一。越是年轻的群体，就越是不会给保守党投票。这是一个全新的现象。不论是在美国激荡的60年代，还是撒切尔主义高歌猛进的时期，政治立场的分野在不同年龄段都差不多是按比例分配的。
如今，随着保守党在年轻人中愈发丧失吸引力，他们越来越需要老年选民的支持。这带来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政治后果。保守党当下的各种政策，不管是扩大养老金支出还是维持房地产价格，都在围绕养老金领取者的利益，巩固他们的选票。老年选民更加担心移民和医护，更看重消费而轻视投资，更看重维持而不在乎增长——这不但与较为年轻的选民的政治关切相反，也不利于推行更加有利于长期社会活力于发展的政策。
也许保守党在短期内可以通过加强力度吸引退休金领取者，利用工党由于执政地位必然会遭遇的幻灭与失望情绪卷土重来——毕竟随着选民的碎片化，这次选举中很多选区的席位获胜票数差距微乎其微。但是，支持者的年龄分布暗示着一个政治阵营的未来。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不出几次大选，我们如今所知道的英国保守党将不再能扮演一支实质性的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