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选举前夕，我们访问了三位英国选民。他们经历、背景、年龄层各异，但都决定今日“anyone but Tory”。
端传媒英国大选特约记者 孙乐欣 发自伦敦
英国今日（7月4日）举行下议院大选，改选全部650个席位，而保守党的14年执政也很可能在今日告终。我们此前已刊出关于英国政经﹑民生政策的懒人包与梳理现况的数洞栏目，请按此阅读“2024 英国大选”专题系列。端也推出了免费的英国大选新闻信，请按此订阅。
在选举前夕，我们访问了三位英国选民。他们当中有人是学生，有人是新手妈妈，有人是乡村农民——他们经历﹑背景﹑年龄层各异，但都决定今日“投谁都不投保守党”（anyone but Tory）。
Thomas，20岁，华威大学学生
这是我第一次在大选投票。我还没决定投给谁，可能自由民主党吧，但无论如何，我觉得人民注定失败。
如果你在2020年前让我投票，我应该会投保守党，但我不是真的支持或认识他们。小时候我不懂批判思考，只是从身边的人吸收各种保守价值，然后信以为真。
我在一个充斥保守价值的环境长大。我以前是在肯特郡（Kent）的全男文法学校上学的，还用解释吗？（编按：肯特郡为英国第四富有的地区；文法学校有别于公立学校，能自行挑选学生，一般成绩较好）学校风气真的很糟糕，同学时时刻刻都在说带有种族歧视的笑话，越政治不正确，就觉得越好笑，就像改革党领袖法拉奇（Nigel Farage）说的话。主要都是和移民和种族有关的幼稚玩笑，我不仔细说是什么了，因为我现在一定不会说这些话。
除了学校环境，父母也在不知不觉间影响我的政治观。例如爸爸每天看《每日邮报》（Daily Mail），所以我也看；他们常说工党会乱浪费公帑，令国家破产，我没怎么研究政治，所以就相信他们。那时候，我不懂思考，不懂批评，只是觉得他人说的话都很有道理，YouTube 网红的笑话好好笑，然后通通相信了。
至于后来为什么改变……其实我都不太清楚。2020至2021年期间，我跟一些好友闹翻、我交了女朋友、我开始在男女混合的预科学校上课、我在A-level修读政治……这一切让我丢下原有的价值观，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其实我都不知道为何和朋友闹翻，或者是说了一些我现在不会说的话，对他人不好吧。接著我开始拍拖，我女朋友对政治很感兴趣，她叫我看更多新闻，看更多批判性文章，尤其是 Reni Eddo-Lodge 的《为什么我不再和白种人谈论种族？》（Why I’m No Longer Talking to White People About Race），这是一本很好的书。我意识到以前自己多么愚蠢，我之所以与朋友吵架，令他人难过，是因为我没有左翼那种对社会的关怀。我发现我要学会关心别人，关心世界。
谁知道 which comes first, the chicken or the egg？（鸡先还是蛋先），我的性格和政治观是同时改变的，因为两者本来就密不可分。以性侵犯为例，有人会立即指责受害者在晚上外出，令自己陷于险境，但如果你善良一点，有点同理心，就会说是施害者的错。
预科学校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是完全反对单性别教育的。我的预科学校是男女混合，环境多元开放，令我开始接触同温层以外的想法。普遍而言，十多岁女生的思想都比同龄男生偏左，毕竟女生总是面对父权压迫；相反，一个文法学校的男生，会被什么压迫呢？
那时我参加了学校的辩论学会，结识了很多热衷政治的朋友，常常和他们讨论时事。我最记得一场与堕胎有关的辩论，当时有人说什么如果女人不想怀孕，就应该合上她的腿，其他人都很生气，一起反驳他。
我女友是印度裔的，所以我也特别关心与性别和种族相关的议题——哈哈，我现在比她还左。
升大学后，我就参加了学校的 Labour Society。我没有特别支持哪个政党，主要是看他们的政策。我本打算参加自由民主党学会的活动，但他们规模不大，所以我就参与 Labour Society。Labour Society 是学校最大的左翼学会，虽然学会里的人都比一般学生偏左，但他们的价值观都不一样。
喔对了，Labour Society 与工党无关，应该说是支持工人运动的学会。
作为其中一名筹委，我很喜欢 Labour Society。我们的工作很忙碌，但真的能做实事帮助校园里的人。例如我们曾要求学生会以更民主的方式营运，以及和英国大学与学院工会（UCU）争取保障大学教职员退休金。我相信我们可以带来改变的，只是大学学生会太废，有权力的委员根本不愿意肩负责任。
这几年来，我的价值观都是偏左，挺牢固的，但也有一点改变。例如我是“讨论学会”（Discourse Society）的主席，常常和同学深入讨论不同具争议性的议题。有一次我们和素食学会合作，他们提出关于吃肉非常残忍和破坏环境的观点，成功说服了我，然后我就开始蛋奶素饮食了。
学校有不少偏左的学会，它们的会员都很关心时事。但我知道，大学大部分人都是政治冷感的。
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令人很忙很累，榨干我们的时间和精力。人必须为了生活而工作，大学就逼迫大学生尤其是理科系的整天读书，他们每天花十小时读书，两小时煮饭、社交和做运动，怎么再花两小时示威或占领学校大楼呢？毕业后也一样，朝九晚五地工作，下班就照顾小孩。不只是年轻一代政治冷感，所有人都是这样。
而且人都只是喜欢社运成功后的结果，没有人愿意站出来。我参与争取大学教职员退休金时，我只是站在那，增加人数，派派传单。示威大部分时候都很无聊，谁愿意做？
我和学会成员在学校做了那么多，两年了，都没什么改变，所以我挺悲观的。当你看见没有人和你一起努力，真的很难坚持下去。
对于大选，我也没什么希望。
以前我支持工党，不过因为历史上它是最大的左倾政党。但如今工党中间到不行，它的政纲和保守党所差无几，根本不能帮助国家，反而自由民主党更加左倾。最左的是绿党，但似乎他们觉得自己一定不会执政，所以理想化地抛出很多政策，我觉得国家没有那么多钱推行。相较之下，自由民主党比较实际。
可能我会策略性投票吧。保守党颇大机会在我的选区胜出，工党以往做得不错，但现在的工党候选人根本不在这区居住，还不回复我的电邮。所以我不太想投给他。唉，我还没决定投给谁，可能自由民主党吧。
我只是希望执政党确保没人挨饿，没人要露宿街头。
如今我也会和父母讨论时事，不过我们永远无法达成共识。有时这让我压力挺大，但不要紧，我能学会建立更强的论点，我的辩论技巧还能进步呢。
Anita，50多岁，农民，父亲为保守党长期支持者
我们家族的农场在德文郡（Devon），全英格兰最美，最纯净的地区之一。我的祖父母是农民，我的父母也是农民，而我和丈夫在二十多年前读完书后，也回到了德文郡，继承了家里的农场。对我们来说，务农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与土地的联系，也是对社区的承诺。这种生活方式不是每逢假日去行一下山的城市人可以想像的。
在2010年代中期吧，保守党上台几年之后，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我们珍而重之的这种生活方式，正面临著越来越多的威胁。
我的父亲一向是保守党支持者，我的祖辈、邻居、小时候认识的所有朋友，基本上都是保守党的支持者。这是英国农村根深蒂固的传统，因为传统上，保守党是最能代表乡村利益的政党。我们生活在英国人所谓的“rural wall”里头，这个墙绝对比北方的“红墙”（red wall）要更稳固得多。保守党说的话，农民确实觉得特别入耳：他们说要保留传统家庭价值，反对有太多外来人口入侵英国。但其实在我们这里，外来人口不止不是问题，还是我们能够一直生存的基石，只是很多人并不了解。
我和丈夫都不是保守党的支持者，我不认为他们能反映我作为农民的理念。父亲一直以来都只投保守党，我从来都避免和他谈起政治，一来我以往不认为政治有那么重要，二来要一个老人改变他相信了几十年的方式，实在太强人所难了。
但今年，我第一次跟父亲谈了这个话题。我跟他明言，自己不希望他再投保守党，因为我们的农场，甚至我们的整个社区，最终可能被他们的政策毁掉。
那一晚，我们坐在厨房的餐桌旁。我提到了补贴削减的问题。当英国还是欧盟成员时，欧洲共同农业政策（CAP）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支持，这些补贴帮助我们为未来计划，投资新设备，保持农场运转。但脱欧后，保守党政府承诺的新系统推行缓慢，让许多农民在财务上面对太多价格变动带来的不确定性，无法为下一季做预算。简单点来说，以往我们是受到一定保护的，不会说因为一季收成不好而三餐不继，但现在我们会了。而且我们也没钱换设备。例如我认识的另一个农场主，就因为无法为他的牛场购买新的挤奶机器，导致生产效率降低，现在差不多做不下去了。
父亲听我说著，但我能看出他眼中的怀疑。保守党一直以来都是商业和经济稳定的代表，不是吗？然而，脱欧后的新贸易协定却讲述了不同的故事。这些协定让更便宜的进口商品涌入市场，而这些商品来自标准较低的国家。我们的英国产品，按照严格的规定精心种植，突然要与低成本和道德标准较低的商品竞争，让我非常心痛。
然后是劳动力短缺的问题。移民限制使我们几乎无法找到依赖已久的季节性工人。这些主要来自欧盟的工人多年来一直是我们劳动力的支柱。现在，作物在田里腐烂，经济损失越来越大。我们试著靠自己，也在英国本土请人来帮忙，但很老实说，农场的活不是人人愿意干的。机械化是一个选择，但投资巨大，而且并非所有农场工作都适用这种解决方案。例如，我们乡里的另一位农民，因为请不到工人，无法及时收割草莓，损失了整整一季的收入。
环保法规又有另一层复杂性。不要误会，我完全支持可持续性。我们需要保护土地，以留给子孙后代。但这些政策的推出方式让人觉得混乱不堪。我们被要求实施新的做法，却没有足够的财政支持或明确的指导。我们愿意尽一份力，但我们需要实际可行的步骤以及不会危及生计的资金。但我们真的甚么都没有，只觉得无从适从，只有压力，但没得到半点好处。
在这些挑战之中，对乡村基础设施投资不足更像是伤口上撒盐。交通网络和电讯愈来愈差，道路没钱维修，我们拿甚么去继续现代化，拿甚么去跟别人竞争？试想想，你连上网都不稳定，怎可能在这个年代经营一个现代化农场？这是一场持续的斗争，影响著从市场访问到新农业技术使用的方方面面。
有一天晚上，我试著向父亲传达这一切。我谈到自由民主党如何提供新的视角，如何为更有针对性的财政支持和不损害本地农民利益的公平贸易协定而努力。我提到了他们在环保政策上的坚定立场，这与我们需要采取的可持续做法一致。自由民主党在支持乡村问题上的记录良好，推动更好的医疗服务。相比保守党，他们更了解我们面临的问题。
我告诉他自由民主党对本地经济的重视。通过推广本地食品生产和消费，他们为我们这样的农民创造更多市场。自由民主党的灵活性和政策响应能力可能改变游戏规则，提供针对农业社区具体需求的解决方案。
尽管我努力说服父亲，但改变他的想法并不容易。他认为保守党是传统价值观和经济稳定的捍卫者。然而，现实却讲述了不同的故事。保守党的政策正在为农民创造一个充满财务不确定性、劳动力短缺和法规负担的敌对环境。这是一个艰难的平衡，我试图尊重他的观点，同时强调他的投票有更广泛的影响。
这片土地养活了我们家族数代人，但对下一代来说会是什么样子呢？他们会继承一个繁荣的农场，还是一个只能在破产边缘挣扎的烂摊子？我们现在做出的选择至关重要。
自由民主党或许不是乡村选民的传统选择，但也许是时候重新思考传统的真正意义。这是坚守不再为我们服务的旧方式，还是适应和寻找确保我们生活方式继续和繁荣的新路径？我希望有一天，我的父亲和我们社区的其他人能看到，支持真正有利于农民的政策，无论政党忠诚度如何，才是最好的方式来尊重我们的传统并保障我们的未来。改变从来不容易，尤其是在一个充满历史和习惯的社区。但随著世界的变化，我们的观点也必须随之演变。如果我们想要保留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愿意接受新思想，并倡导真正支持和维持农业部门的政策。
Chiara，35岁，心理医生与新手妈妈
最近，我和丈夫带著我们10个月大的女儿，刚从 Milton Keynes 搬到伦敦，再次成为了这座城市的居民。
我们刚在伦敦东南部买了一栋房子。虽然第一次成为业主让人兴奋，但同时也带来了无尽的压力。伦敦的房价几乎让我们喘不过气来，加上利率攀升，每月的房贷支出成为我们最大的负担。我是心理医生，丈夫在社福界工作，我们俩都从英国最好的大学毕业，都有硕士学位，收入都在中位数以上——但我们结婚7年多来，房价的飙升远远超过了工资的增长，所以我们花费了多年积蓄，才敢在去年底、女儿出生后不久买下这栋房子。即使是拥有稳定工作的我们，也得精打细算；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根本不敢在伦敦置业，只能搬到更远的地方，或者一直租房子。
在怀孕以前，我在半公营机构工作当了超过7年的心理医生，所以深知经济紧缩对普通家庭的影响。这些年来，特别是在公营医疗系统中，我亲眼目睹了资源的匮乏和工作环境的恶化。你会发现自己的工作负担愈来愈重，不该我做的事情现在也得我来做了；然后我要负责的病人愈来愈多，留给每位病人的时间愈来愈少。医疗预算的缩减，影响的不止是 NHS 等候时间，还有社区服务的每一个环节，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压力愈来愈大，但需要服务的人得到的服务却愈来愈少。每一次说起这个，我都在想，还有比不断紧缩更愚蠢的政策吗？为甚么明知道 nothing works 但依然不愿意投放更多资源在公共服务上？
在日常工作中，我需要处理大量的病人；而由于资源有限，我们无法给每个病人提供充分的关注和治疗。长期下来，确实很容易感到无奈、挫败，觉得自己的工作毫无价值。频繁的加班和不稳定的工作时间也让我的身心疲惫不堪，有时觉得对家人、朋友都有内疚感，因为我既没时间陪伴他们，但也没足够时间留给自己的病人。
后来我和丈夫希望趁还年轻尝试怀孕，扩大我们的家庭，所以我下定决心离开了自己非常热爱的、半公营机构的工作。我在生产后回到职场，但投入了私营机构。我想像不到，如果自己像以前那样工作，到底一周有多少时间能见到女儿？有了孩子之后，我的重心的确变了一点，这是很现实的。
现在丈夫还是在社福界工作，他的压力也很大。很老实说，我和他应该总有一个人要转入私营机构，我们才会有比较像样的家庭生活。我不认为这是正常的。英国以前一直是以提供全面公营服务为荣的国家，但现在搞成这样，是谁的错？
我认为是保守党，但我的父母却完全不认同。
我的父母是坚定的保守党支持者，他们深信保守党的政策能够保护这个国家，特别是在移民问题上。有时我觉得这是世代的问题。我的父母成长在60年代，那是英国战后重建的时代。他们经历了童年的物资短缺和社会动荡，对于稳定和安全有著强烈的渴望。他们认为保守党的政策在经济和国防上都能给予保障，特别是在移民问题上，他们坚信保守党的强硬立场能保护英国的边境和文化完整。尤其是我爸，他因为还在军队服役过，对于“爱国”有著很深的情结。我也“爱国”，但我们对于国家的想像似乎太不同了。
有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父母最近大概在甚么小报上，看到说英国愈来愈多的土耳其理发店是“文化入侵”的一种，应该严厉打击。我实在不知该笑还是该哭，忍不住跟他们说，如果真的有文化入侵，大概也是我们入侵别人的更多。不过我丈夫有一次半开玩笑地带我爸去了一家土耳其理发店，他试过之后对理发师的手艺赞不绝口，似乎忘了自己的“文化入侵论”。
但我也知道很难说服他们。他们深信“small boats”（难民小船）问题是英国的首要问题，难民涌入会威胁到我们的生活，挤占公共资源，增加社会负担，甚至可能带来安全隐患。这跟我的生活经验实在差太远了。我在工作中接触过许多来自不同背景的人，这让我更能理解和同情那些寻求庇护的难民。他们逃离战乱和贫困，只希望在这里找到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很多难民都经历了极大的痛苦和创伤，他们需要的是帮助和支持，而不是排斥和歧视。
而且，即便是从一个最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英国有大量的工种本来就是在依赖难民和移民人口。尤其在医疗界，很多移民在做本土英国人不愿意做的工作，例如老人的长期照护。
无论是在医疗、教育还是环境保护上，保守党的政策都缺乏长远考虑。疫情期间，我们医疗系统的脆弱暴露无遗，资源分配不均让我们这些前线工作者深感无力。教育经费的削减也让我担心孩子未来的教育质量。但每一次我跟父母说起这个话题，他们都不以为然。有时候我妈好像被我说服了一点点，可是我回自己家之后，她又再从电视或小报中看到各种抹黑难民的消息——我能说服她多少次呢？
作为一个母亲，我希望孩子能在一个包容、公正的社会中成长。所以这次选举，我希望能够用选票拉下一个无视普通民众需求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