押沙龙
yashlMay 26, 2024
今天说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关于纳粹的。
01
我对纳粹史一直很感兴趣，因为在我看来，纳粹的大屠杀不是孤立突发的事件，它人类黑暗面的一个象征，一个深渊，隐藏着某些人性的秘密。所以碰到关于这方面的书，一般都会拿来翻翻。今天这个文章就源于理想国出版的一本书《纳粹医生》。几年前我读过一遍，感觉就像体验了一场噩梦。很长时间里，我都不愿再想起这本书。最近这些天，我偶然又翻读一遍，觉得还是有必要说说这个问题。
说起来，这本书里有一个场景，我记得特别深。
大家都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习惯用毒气室屠杀犹太人，但是毒气室操作起来有些麻烦，适合批量处理，不适合零星杀戮。所以，奥斯维辛还有另一种杀人技术：往心脏注射石碳酸。一开始是注射静脉，后来发现见效太慢，就直接往心脏里打。
纳粹医生就坐在手术室里，犹太人排队在走廊里等。犹太囚犯助手会把他们一个接一个领进去。进去以后，坐在凳子上，往心脏里一针打死。每个人大约花费两分钟。走廊里的犹太人有的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有的则知道。但不管知道不知道，他们都在那里静静等待。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象这个景象，但我确实被这段描写给惊住了。在我看来，这比毒气室还恐怖，比随机枪毙还恐怖，这种井然有序的注射有种比地狱还恐怖的气氛。
一个叫韦斯的犹太人助手，负责守在手术室里抬尸体。一次，他看到门打开，自己父亲走进来了。纳粹医生说：“我要给你打一针抗伤寒的药。”韦斯站在旁边默默地哭。一两分钟以后，他把父亲的尸体抬走了。
第二天，那个医生问韦斯：“你昨天为什么哭？”
韦斯说：“因为那个人是我父亲。”
医生说：“要是你当时告诉我，我会让他活。”
这句话的可信度不好说，可能是医生故意让韦斯难受，不过也可能是真的。但无论如何，后来法官审理奥斯维辛案件的时候，问过韦斯当时不说出来。维斯说：“我害怕说了以后，他会让我也坐在旁边打一针。”
这是怯懦吗？也许是。但未曾体验过地狱的旁观者，恐怕很难评价。比如还有一个事例。奥斯维辛医生数量不够，所以要从犹太囚徒里召一些医生助手。有位荷兰籍犹太人回忆说，他们刚被押运到集中营的时候，德国人喊：“医生出列！”他没有多想，本能地朝前走了一步。然后，他就被推到一小群人里，原地等候。大约一个小时后，有人告诉他们，押运车厢里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妻子、孩子、父母、岳父母、妹妹，全都被送进毒气室杀死了。又过了一小会儿，他成了纳粹医生的助手，为自己的仇人们服务。
那是什么感受呢？他回忆说：“我仍然想活……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还是会朝前走那一步。”
在奥斯维辛，生存成了压倒性的东西。有位曾在奥斯维辛工作过的纳粹说：“你见到的所有幸存者，有一个算一个，都夺取过别人的食物，否则他们不可能幸存。”
他的话里有一种蔑视，但是谁又把这些人推到如此境地的呢？
02
不过，我这篇文章想说的不是幸存者，而是纳粹医生。他们的工作有很多种类，比如有人会拿囚徒做医学实验；有人会负责安排毒气室；也有人负责医疗部门，治疗那些生病的囚徒（如果发现他们短期内无法回到工作岗位上，就打发进毒气室）；而所有的医生都要参与“筛选”，把体弱者、孕妇、老人挑出来，送进毒气室。
他们是医生，都做过希坡克拉底誓言，那么他们怎么去面对这些事情呢？
绝大部分纳粹医生都有强烈不适应期。
他们来到奥斯维辛以后，很快就得参加“筛选”，这是刻意安排的见习实验。有人呕吐，有人震惊得无法行动，有人在“筛选”后酗酒大骂。但是，最终所有人都能适应。整个奥斯维辛，只有一个叫恩斯特的医生完全躲过了“筛选”。他在柏林有人脉，所以走了后门。上司让另一个叫德莫尔特的医生顶替他。
德莫尔特的反应很激烈。第一次“筛选”时吐了一地，第二天上午没能走出房门，因为他患了紧张性精神症，浑身完全僵硬了。他是有医学理想的年轻人，眼前的一切超出了他的想象。等他知道自己是顶替恩斯特的时候，开始破口大骂，说“既然你不愿意去做筛选，那我也不去！”他拒绝上岗。
奥斯维辛的领导就派人做他的思想工作，讲到了国家和职责，讲到日耳曼民族的未来，也讲到了人道主义，“既然这些犹太人注定要死，把他们筛选出来其实更人道”。两周以后，德莫尔特乖乖地进行“筛选”了。
恩斯特不乐意做筛选，德莫尔特不乐意做筛选，但也有乐在其中的——比如著名的恶魔医生门格勒。
门格勒是整个奥斯维辛最出名的魔鬼。读过奥斯维辛历史的人，未必记得住集中营最高长官是谁，但都能记住门格勒。他长得不错，重视仪表，总是一尘不染，很有派头，集中营的囚犯说他有点像克拉克.盖博。大家都在电影上见过那种挺拔英俊的党卫军军官吧？门格勒就是这种形象的典范。
但与此同时，他也是不折不扣的变态狂。对于“筛选”之类的事情，他总是乐在其中，脸上洋溢着笑容。他喜欢充当上帝，充当死神，享受生杀予夺的快感。至于他在医学实验里做的事情，更是骇人听闻。在这里我没法转述那些细节，只举一个例子好了。
他曾经和别的医生产生争执。门格勒断定两个八岁的孪生男孩有肺结核，可是其他医生并没查出迹象。门格勒勃然大怒，当即转身离开。过了大约一个小时后，他回来了，平静地说：“你是对的，没有肺结核。”沉默了一会儿，他接着说：“是的，我把他们俩解剖了。”——他用颈部注射的方法杀死了那两个男孩，然后“趁他们身体还热的时候”，做了解剖。
门格勒有非常诡异的一点，他对受害者有时会显得很好，然后又会转眼把他们弄死。就像被他解剖的这两个孩子，人们都觉得门格勒平时很宠他们。事实上门格勒对很多孩子都挺好。比如，他去见吉普赛孩子（吉普赛人像犹太人一样，也遭到了大规模屠杀）的时候，总是带着糖果和玩具，还会领他们出去转转。那些孩子一见他就会大喊：“门格勒叔叔！门格勒叔叔！”但是门格勒哄他们玩的时候，就会同时做筛选，决定哪些孩子应该送去毒气室。有的孩子藏了起来，门格勒还会搜遍各区找他们，然后开着汽车把他们送去毒气室，一边开车一边告诉他们，要去的地方好极了。
这真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恶魔。他对那些孩子是真心喜欢吗，还是像猫杀死老鼠前的捉弄？门格勒的有些同事认为，他是真心喜欢那些孩子。这么说让人吃惊，但是事情也许确实如此。他喜欢孩子，但是又会毫不在意地杀掉他们。在门格勒心中，这两者一点都不矛盾。
人心就是这么奇怪。
03
奥斯维辛的纳粹医生里，有德莫尔特这样的人，有门格勒这样的人，还有各种各样的人。总的来说，绝大部分纳粹医生跟普通人差不多。自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出版以后，“平庸之恶”渐渐成了老掉牙的话题，而且被很多人诟病。但是，看完《纳粹医生》之后，确实会有这种感觉。
很多医生并不是没有人性。他们大多都经历过强烈的心理排斥，他们喝醉酒的时候也会痛骂“这个该死的地方”，他们偶尔也会做一些小小的善举，而且他们和犹太助手之间，也会有一些比较人性化的关系。
有位囚犯医生就回忆说，管理他的纳粹医生遇到他时，居然会和他握手！这个小小的举动让他极其震惊，几十年后还在感慨说“这真是人性啊”。还有位女犹太医生回忆说，她的上司两次帮助她，托关系把她母亲从死亡名单上撤了下来。而且当囚犯们被迫裸体从纳粹医生面前排队走过时，他“只是紧紧盯着我的眼睛，决不看别的地方”，用这种方式，他努力为对方保留尊严。
还有一位纳粹医生发现某位囚犯助手是医学院校友，他兴奋地向她打听母校的教授、餐馆和小店，长时间地怀旧。当她得了斑疹伤寒的时候，这位纳粹医生把她救了下来，还送给她一件衣服，而且还带来了一副胸罩。这位囚犯助手不是犹太人，而是因为帮助犹太人才进了集中营，纳粹医生听说这件事后，四下努力活动，要帮她重获自由。虽然最后失败了，但这份努力还是让她充满感激。至于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德莫尔特，犹太助手甚至成了他的导师。那位犹太助手是一位名教授，无论岁数还是水平都高出德莫尔特很多。人们回忆说，德莫尔特把他当成了“父亲般的人物”。
这种零零星星的故事有很多，它们可以说是在这座地狱里的“人性孤岛”。有了这些孤岛，地狱就不是一片彻底的黑暗海洋。但是，它们的意义被幸存者们夸大了。不管这些纳粹医生闪现过什么人性火花，他们还是凶手，是屠夫。他们筛选，他们杀人，他们做各种各样邪恶的事情。
就像有位叫叔帕的纳粹卫生员，他被公认为“正派人”，对囚犯彬彬有礼，从不打人。当他进来的时候，会说“早上好”，走的时候，会说“再见”。跟集中营的坏蛋比起来，他“简直就是个圣人“。1943年的时候，他和另一个同事被派去杀害120个波兰儿童。做到一半的时候，他从房间里走出来，坚决不再干了。回到营房以后，他整个人崩溃掉了，脸色极度苍白。他找到上司说自己无法下手杀儿童。上司同意了，把他调到了其他岗位。
听上去，这里确实有人性的成分，对吧？可是在战后，法庭经调查发现他参与了至少200起屠杀，被杀掉的人数至少有900人。他确实不情愿，也确实对囚犯友善，但他也确确实实杀了这么多的人。
这些“人性孤岛”对我们能够起到一点抚慰作用，让我们相信黑暗中总有微弱的闪光。但除此之外，它又有什么用处呢？没有勇气作伴的善良，总是泯灭得太快。
04
这里不免说到一个最常见的问题：为什么？纳粹医生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纳粹医生》给出非常复杂繁琐的论证，牵涉到了一系列心理学上的角色转换。这些论证不能说不对，但还是有点太形而上。其实最简单也最根本的理由，就是怯懦。
这倒不是说不去杀人，就会被上司枪毙。没有这样的事情，纳粹德国虽然残暴，但行事逻辑倒不是这个样子。当然环境压力当然还是广泛存在，而且这里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现实因素：呆在奥斯维辛，就不用上东线战场。
这是肉体上的怯懦，但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怯懦，那就是思想上的怯懦。这种怯懦看不见摸不着，但可能起到了更根本性的作用。什么叫思想上的怯懦呢？首先是没有质疑的勇气，然后是没有质疑的能力。没有勇气大家可以理解，就像有位纳粹医生说的，“我们那个时候就不问问题。”服从已经成了习惯，自然也就没了质疑的勇气。
那么什么叫没有质疑的能力呢？简单地说，就是那些纳粹医生即便想反对屠杀，也找不到足够的理由。
在纳粹德国，有三个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人类之间存在着广泛的种族斗争；犹太人是日耳曼人的种族敌人；日耳曼种族利益高于一切。这些观念哪儿来的？当然主要是希特勒的推动，但也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他一个人头上。希特勒是恶魔。但即便是恶魔，没有燃料的话，他也点燃不起这么一大团火焰。
当时，整个欧洲思想界都出了点问题，而德国出的问题最大。大家都知道德国哲学很高级，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这些人也许很了不起，但是他们也给德国人心灵里注入了某些毒素（对于康德是有争议的，为什么要把他放进这个名单里，大家可以参看伯林的《自由及其敌人》一书，我这里采用的是他的说法）。有人争辩说政治是政治，哲学是哲学，不能让德国哲学背这个黑锅。但这个说法不对。德国那套哲学不管在其他方面有多好，在这个问题上绝对起到了坏作用。
那些思想家当然不会赞同希特勒的做法，但是其中有草蛇灰线的影响
总之，德国人渐渐相信有一个抽象的、至高无上的、充满旺盛意志的集体存在。
个人无足轻重，而日耳曼精神长存不朽，个体只有融入它、服从它，才能实现自我。
当时的德国人不对头，这么说也许有点标签化，但不对头就是不对头。
他们和英国人、法国人不一样，和意大利人、东欧人也不一样，他们的思想就是邪门，你可以说这种邪门里有种深刻，但邪门就是邪门，奥斯维辛就是它的证明。
好吧，这个话题有点扯远了。不管怎么说吧，纳粹德国盛行这三个观念，那么如果你接受了它们，你怎么去有理有据地反对奥斯维辛？
你说杀人不对，杀害儿童不对，那么好，我们应该任由犹太人危害德国种族吗？犹太人不该灭绝吗？日耳曼种族利益不是高于一切吗？你要站在什么立场上呢？只要你赞同那三个观念，你就没有办法正面反对这些逻辑。你最多说：“犹太人当然应该清除，但也要采取更文明的方式啊，可以驱逐他们，也不用斩尽诛绝呀！”要注意，只要你接受那三个观念，这已经是你可能有的最强烈的抗议了。
“虽然…..但是”。可只要有了前面的“虽然”，后面的“但是”就不堪一击。
好几个纳粹医生都使用过这种“虽然…..但是”抗议过，但是很快就被驳得哑口无言。不是因为畏惧住口，而是真的哑口无言。他们觉得自己理亏了，自私了，多愁善感了，逃避责任了，不肯为日耳曼民族献身了。
只要你接受了那套话术，你就根本不可能驳倒对方，而只能把这些事当成“必要的邪恶”。那些纳粹医生基本也都是这么想的。他们也知道这是邪恶的。所以这帮纳粹医生大多都不愿意让妻子儿女探望自己，因为这里的一切确实太可怕了。妻子问起自己的工作时候，他们几乎都异口同声地回答：“我只是负责治疗，不管别的事情。会不会杀人？噢，你怎么会有荒唐的念头！”但是他们也接受了这种邪恶是“必要的”。
有位助手问过纳粹医生一句话：“你不记得自己从医时做过希坡克拉底誓言吗？”那位医生回答说：“我当然记得。我要保存生命，有时就不得不从病体切掉坏东西，犹太人就是人类身上的坏东西。”换而言之，这就是必要的残酷。
如果想要真的在道德上反对屠杀，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否认那三个观念——至少要否定其中的某一个：不，人类没有你死我活的种族斗争；不，犹太人不是日耳曼种族的死敌；不，日耳曼种族的利益不是高于一切。
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否定算不得什么。可是在纳粹德国，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整个大环境都在这么说，书上这么说，学校里这么说，邻居们这么说，所有人都在这么说，哪怕是不那么喜欢希特勒的人也在这么说！这几乎已经刻进了脑海深处，人们怎么可能去否定呢？要想否定它们，就得在思想上另起炉灶，这太考验人们的思想勇气了。拒绝一套思想，有时候比拒绝杀人，需要更大的勇气。
所以他们在杀人时会找到种种托词：也许这件事不太好，但对德国来说它是必要的，再说，我一个人能改变什么呢？说到底，现在是战争年代，而且我只是在服从命令…….等等等等。
在纳粹德国，天主教徒的平均表现往往比较好一点，这也跟他们的信仰支撑有关。对天主教那套东西，大家当然可能不以为然，但是它在黑暗时代确实提供了一种力量。即便他们承认三个观念中的前两个，依然可以理直气壮地在内心深处否认第三个：日耳曼民族当然不是高于一切的，上帝才是高于一切的！这种传统教义就给他们一种道德上的勇气，虽然每个人表现得可能不一样，但是它的影响无疑是存在的。
05
那些纳粹医生当初没有拒绝的勇气，事后也往往没有反思的勇气。
在所有的纳粹医生里，口碑最好的是恩斯特，也就是那位走后门逃脱“筛选”工作的人。所有幸存者都说他的好话。无论是书面记录还是口头讲述，都把他说成一个大好人，简直是“奥斯维辛之光”。他没有去做筛选，他把囚犯当成人看待，他用工作之便救了不少人。
曾经有一阵子，恩斯特也用囚徒做医学实验，因此战后法庭要审判他。结果好多幸存者都出来作证，说他做实验只是个幌子，其实是在用这种办法来挽救病人，否则那些人就要被送去毒气室了。恩斯特还拿实验做借口，搞来大块的肉分给病人呢。幸存者们力挺恩斯特，他最后被无罪开释，平平安安地回老家做了个医生。
这听上去像是个弱化版的辛德勒，对吧？可是《纳粹医生》作者采访他的时候，却大吃一惊。没错，他确实干了那些好事。他自己的描述跟作者的多方取证也对得上，幸存者们的证词也是真实的。
但是，六十多岁的恩斯特不肯去彻底否定奥斯维辛。
他口口声声说那个恶魔医生门格勒是个天大的好人，他从没见过如此正派的人物了。门格勒是个好同事、好领导、好士兵，也是个好医生。门格勒把毒气室、实验室都炸毁了，想要销毁罪证，恩斯特说这是正确的。一个好的德国人，怎么会愿意把德国不好的东西展现给外界呢？这是对德意志民族的忠诚。至于门格勒干的那些丧心病狂的事情呢？大规模筛选，随心所欲的杀人，挖空心思的实验……恩斯特含糊地解释说：“这要放在奥斯维辛那个大环境下去看。”
关于奥斯维辛，恩斯特说这件事情很复杂。它确实有点邪恶，但是大家应该考虑考虑当时的种族意识呀。当时大家都觉得应该把犹太人消灭掉呀。但到底该不该消灭犹太人呢？恩斯特认为这是善良人们应该去沉思的一个严肃问题，要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和“理性的讨论”。他进一步解释说，当时人们有理想，相信纳粹道路是天赐之福，而犹太人是根本之恶。现在看来，这个想法可能“有点过头”了，但是——这里面毕竟有一种理想主义，毕竟有一点正确的东西。说到底，纳粹也有自己的优点呀。可你再看看现在的德国年轻人！他们缺乏理想，缺乏献身精神。这样下去，社会成什么样子了？一点都没有凝聚性。
恩斯特的言论真是让人震惊。
幸存者心目中的大好人，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难道他当初的善良都是伪装出来的？这倒也不是。恩斯特确实是个善良的人，但是他无法摆脱“奥斯维辛时代”的烙印。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比如他可能没彻底摆脱当年的洗脑，或者他思想和行为存在撕裂等等。但是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就是他不愿意否定自我。
彻底否定奥斯维辛，彻底否定纳粹德国，彻底否定反犹主义，就等于否定了当年的自我。否定了当年的自我，就等于说自己前半生活在一场大错误里。这是让人难以接受的。不管在我们看来，反犹主义是多么可恶，纳粹德国是多么邪恶，但是对于恩斯特来说，那总是和他的青春时代联系在一起的。在他脑子里，三四十年代一定跟活力、荷尔蒙、爱情、友谊、运动、张狂、滚烫的热血有关。他肯定快乐过，甚至肯定幸福过。如果把那些日子说成一片漆黑，那么他怎么解释自己的青春呢？他又怎么解释自己的快乐和幸福呢？
他忍不住去为纳粹辩护，为魔鬼医生门格勒辩护，甚至为灭绝犹太人辩护，但说到底，他是在当年的自己辩护。
德国青年里就有人说，“没有希望把那一代人救回来了”。这话有些偏激，但里面也不无道理，那一代德国人和黑暗世界纠缠得太深，以至于很难去做切割。当然，他们大部分不会像恩斯特这样公然辩护。大部分时候，他们都保持沉默。
06
这篇文章写得有点太长了，过于考验读者耐心了，那么就在这一节结束吧。
我不知道该怎么准确描述自己的感受。纳粹德国的出现是极端事件，奥斯维辛的出现也是极端事件，就像是魔鬼策划的恶毒实验。但是，那些纳粹医生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他们就是普通人。他们被推到了一个极端的环境里，就去努力适应这个环境，变成屠夫。等这个极端环境消失了，他们可能又会变成普通人的样子。就连那个恶魔医生门格勒，也会消融在日常生活里，可能性格略微有点古怪，但不会让人联想到邪恶（他潜伏在南美洲的后半生就相当平庸）。说到底，在大家身边说不定就有这样的人物，只是他们没有碰到门格勒的环境而已。
但正因为这一点，才更让人觉得恐怖。
这些纳粹医生差不多都犹豫过，咒骂过，抵触过，但最后他们都顺从地去杀人了。他们当然是一步步走到这个境地的，就像当年他们都为反犹主义鼓掌过。可是，当他们被带到奥斯维辛的时候，他们震惊了。有位医生回忆说：“每个人都听希特勒说过，犹太人必须被消灭。每个人都听到了，可是没人相信这会变成真的……然后，我的天啊！一个人习惯以为不过是宣传废话的东西，现在忽然变成了完全的、彻底的、整个的真实了！而且在操作上很具体。这是最让人震惊的……”
看，他们以为是说说而已！
当然他们就震惊了。震惊之后，他们就乖乖拿上皮鞭和针头，去干那些反人类的恶事。
这么多医生里，没有一个真的去抗争过。一个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