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国家金融危机以来，韩国国民经济在结构上迅速偏离了长期以来追求的稳定就业制度。韩国人的贫困越来越多地表现为财务困境，这种困境源于个人背负巨额债务，债务来源包括银行、亲友以及最糟糕的私人高利贷者。世界上曾经最积极储蓄的人口仅在十年内就变成了世界上负债最多的人口之一。韩国政府失去了曾经引以为豪的发展型国家的能力，转而忙于制定各种公共计划，以所谓的优惠条件向基层消费者提供贷款。这个日益新自由主义化的国家慷慨提供消费信贷，而不是社会工资。这是当代世界政治经济金融化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韩国为摆脱国家金融危机而采取的紧急措施，最终却将金融问题从银行和工业企业转移到了基层家庭。（封面图片摄影师：Koo Sung Soo）
贫困的金融化：后发展时代韩国的金融危机无产阶级化
Financialization of Poverty: Proletarianiz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Post-Developmental Korea
作者：张庆燮（Chang Kyung-Sup，장경섭，首尔大学社会学系）
译者：陈荣钢
来源：Risking Capitalism, Volume 31, 2016.
导论
韩国经济从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和十年后的全球金融危机中迅速复苏。但在这表面繁荣下，普通韩国民众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个人财务危机，这种危机往往迫使他们诉诸极端方式，包括“因经济原因自杀”。韩国人的贫困越来越多地表现为财务困境，这种困境源于个人背负巨额债务，债务来源包括银行、亲友以及最糟糕的私人高利贷者。也就是说，危机后的韩国陷入了不断恶化的“贫困金融化”进程。矛盾的是，韩国为摆脱1997年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而采取的紧急措施，最终将金融困境从银行和工业企业转移到了普通家庭和个人身上。这是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中所谓“金融化”趋势的关键组成部分。
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前所未有的经济灾难迫使韩国一向强硬的工会同意了一个三方协议（与企业和政府），该协议允许进行全面的裁员，却没有要求支配韩国经济的财阀及其政治行政盟友做出公平的牺牲和让步。在当时失业和就业不足的人员中，大多数并没有重新融入正规部门的稳定工作。业界立即进入下一阶段的重组，将大量依赖劳动力的工业运营转移到海外（中国、越南等地）以降低成本，并积极投身自动化高科技领域以提高全球竞争力。
虽然这种重组取得了巨大成功，甚至让许多韩国公司看起来比日本竞争对手更有前景，但它也使大量且不成比例的韩国民众被结构性地排除在主流经济之外。另一方面，韩国资本市场的激进国际化允许西方金融资本（而非西方工业资本）成为韩国盈利丰厚的公司和银行的主要股东，甚至经常是多数股东，模糊了经济的国家认同。韩国经济的民众基础迅速萎缩，取而代之的是全球金融资本在大舞台上的强势崛起。
在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政治经济形势转变中，韩国政府痴迷于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企业。政府希望，这种新产业政策能够避免国家再次被全球金融体系玩弄，却使失业和就业不足的韩国民众及其家属沦为了这些新兴但规模庞大的私人金融行业的“金主”。由于政府的默许，商业银行、信用卡公司、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和民间借贷机构疯狂追求市场扩张，轻而易举地让曾经世界上最积极的储蓄者在短短十年内变成了世界上负债最重的群体之一。
某种程度上，韩国工人阶级已经被转化成一个新型的社会阶级。他们通过不断恶化的债务服务，在社会再生产资料的获取过程中处于经济和社会上的从属地位，以服从日益金融化的统治阶级利益。社会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之间的阶级关系，越来越诉诸金融操纵和/或垄断市场化社会再生产资料的获取渠道，住房问题尤其突出。金融债务已成为经济上不稳定或过剩人口比例迅速增加的一个普遍阶级特征，这些人经常或长期被剥夺了最基本的社会再生产资料。失业、债务、社会再生产危机（非自愿单身、离婚和分居、低生育率或无生育以及自杀，这些都处于令人震惊的高水平）已经成为结构性交织的阶级问题。
韩国政府显然无意像1997年至1998年危机期间那样直接救助陷入财务困境的家庭和个人。当时，政府救助了陷入财务困境的工业企业和银行。相反，韩国政府忙于设计各种金融方案，使这些家庭和个人“负责任地”偿还债务。这种姿态让世人联想到全球债权国和银行对“全球南方”债务国施加的“华盛顿共识”。国家再次干预金融领域（这次主要是消费银行领域），它正在退化为苏珊娜·索德伯格（Susanne Soederberg）所称的“债务福利国家”（the debtfare state），而不是发展型国家或社会民主国家。
经济危机与复苏的社会代价：新自由主义的对话
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和韩国）金融危机促使韩国在产业发展方面进行范式转变，实施经济救助措施，重点放在国内发展信息通信技术（ICT）等新兴高科技行业，以及现有出口行业装配线的离岸化。韩国在这两大工业领域迅速（重新）建立全球竞争力，这让世人羡慕。但在这背后，存在着两种本质上具有风险的现象，使韩国经济在结构上变得脆弱。
第一，彻底放弃产业岗位，或将岗位转移海外，并在新招聘中取消稳定的常规工作（这被称为“劳动力市场灵活就业”或“劳动市场需用化”）；第二，企业融资和股市维持十分依赖全球金融，以至于允许外国人对最赚钱的企业拥有多数或接近多数股权。此后，经济增长和企业业绩与就业之间脱节，使无就业和少就业的经济增长成为日益“去韩国化”的国民经济结构性特征。例如，在2008年第三季度至2009年期间的全球危机时期，韩国两家旗舰企业（外资持股约一半）——三星和现代的净利润分别增长了18.9%和67.4%，但员工人数分别仅增长了0.26%和3.09%。
韩国越来越多的人口失去或缺乏稳定的体面工作，这必然导致整个社会工资收入的停滞甚至下降（这与巨额公司股息和外国投资者获得的金融交易利润的惊人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自世纪之交国家和企业的金融动荡平息后，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几乎停滞不前，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则大幅增加。
如“表1”所示，在2000年至2003年这一最引人注目的时期，后者的年增长率为62.6%，前者仅为0.3%。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六年的1990年至1996年间，家庭和企业的对应增长率分别为6.6%和4.3%。在2008年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及之后，韩国的GDP在2008年第四季度经历了短暂的急剧下降，但增长活力很快就恢复了。然而，家庭收入自那以来一直停滞不前。
无产阶级下层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如“图1”所示，收入低于韩国的法定最低工资的人数和比例也在不断增加（该工资本身远低于与人均GDP相当的国际可比水平）。韩国的官方统计数据在国内外都备受争议，这一数据显示，失业率相对较低，因此经济困难主要集中在贫困人口身上，其中绝大多数是所谓的“非正规雇佣人员”（临时工、兼职人员、派遣工、临时工和在家工作者）。如“图2”所示，他们最近的平均收入仅为正式工人的一半左右。
越来越多普通民众在主流经济体系中被结构性地边缘化，随之而来的贫困绝非韩国独有的现象。不同地区的后工业社会普遍面临着类似的困境。尽管如此，韩国经济重组的社会成本尤其高昂，这与以下几个原因等因素有关。
首先，韩国经济重组的突然性、快速性和强度无与伦比——即使与最近其他东亚经济体的经历相比，也是无与伦比的，更不用说早期的拉丁美洲经济体了。在所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爆发前夕，韩国的企业和工人仍在歌颂经济繁荣，这种繁荣由持续的贸易增长和基于债务的（过度）投资所推动。
从政治上来说，当时在任的总统金泳三（朴正熙多年的政治对手）希望仓促采取即时刺激经济的措施，在发展方面超越朴正熙。韩国经济只用了一个冬天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全球金融界对韩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结构调整和财政紧缩。
韩国政府不会仅仅听命于外部势力。它立即着手进行自己的一套改革，这些改革大多遵循新自由主义，例如由政治协调的劳动力调配、行政命令的产业结构重组、资本市场无限制开放、鼓励海外转移或扩大工业生产等等。韩国经济只用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就恢复了活力，但社会经济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作为解决危机的关键人物，金大中当选总统，并最终得到了华尔街的真诚赞扬，但被严厉批评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首尔的代理人”。韩国的“发展型资本主义”突然失去了社会包容性，使当前和未来大部分国民处于主流工业经济或正规就业体系之外。
韩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一直名声欠佳，保障不足，制度缺失，甚至让联合国反复担忧，未能有效缓解贫富差距和社会困境。韩国人珍视的、建立在充分就业基础上的“发展型公民身份”所隐含的社会治理原则与社会民主国家中的“劳动去商品化”（完全依靠市场工资维持生计）截然相反。截至2000年，韩国的基尼系数在经过税收和公共转移支付后，从市场收入的3.8下降到可支配收入的3.4。在所有经合组织国家中，韩国的公共手段对收入不平等的矫正作用微乎其微。
此外，韩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效仿欧陆模式，以稳定的正规就业为前提，而正规就业岗位的快速大量消失只会加剧经济不稳定人群的困境。具体而言，危机之后，片面的结构调整集中于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就业，这种做法不仅没有加强社会保障福利，反而通过削弱福利保障，对那些被降职或陷入非正规工资和非正规部门的工作者产生了额外的贫困效应。
如“表2”所示，大多数非正规雇员被排除在以工作为基础的公共社会保险（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和公司层面雇员福利（退休金、奖金、加班费和带薪假期）之外。他们中的许多人只能享受以居住地为基础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但相比之下，居住地养老金的领取者将面临巨大的劣势。
大多数年轻人也面临同样的命运，因为只有极少数人能找到稳定的正规工作。自1997年至1998年金融危机以来，非正规雇员人数不断增加，他们一直无法公平参与公共社会保险。鉴于这些和其他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问题，韩国的税收和公共转移支付对降低基尼系数的作用微乎其微。此外，由于西方福利国家普遍提供的全面而慷慨的社会服务没有反映在基尼系数中，因此国际非常低估了韩国的严峻形势。
作为金融化贫困的家庭债务
韩国家庭通过尽可能减少消费勉强维持生计，但陷入巨额债务的家庭数量和比例却在迅速增长。这些债务来自银行、信用卡公司、私人放贷者、亲友甚至国家。自1997年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十年间，韩国家庭债务总额几乎翻了两番。尤其在2000年代初期，韩国家庭债务更是激增。由于1997年至1998年危机后韩国家庭平均收入停滞不前，偿还债务的能力急剧恶化。此后，债务与可支配年收入的比率持续恶化，几乎每年都创下历史新高。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韩国危机后经济复苏异常迅速的时期，而这种经济复苏似乎部分得益于韩国人通过借贷维持消费的表象。
韩国的家庭债务负担（相对于可支配收入和金融资产）现在已远远超过大多数发达国家，甚至包括问题重重的美国。其实，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迫使美国家庭减少债务，而韩国家庭的债务却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毫不奇怪，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专家警告这简直就是一个金融定时炸弹，甚至不断引起全球媒体的关心。的确，韩国家庭史无前例的沉重债务负担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既涉及经济层面也涉及社会层面。例如，经合组织除了在成员国年度报告中表达过类似担忧之外，还专门在2014年出版了一份名为“应对韩国高额家庭债务”的特别报告。
毫不意外，最贫困的群体债务负担尤其沉重。一项家庭债务的研究表明，收入排在末尾20%的家庭，他们的债务几乎是年收入的两倍，其他家庭的债务则接近其年收入。此外，最贫困群体的债务服务质量尤其恶劣，因为他们通常被正规银行拒贷，只能依靠高利贷来维持生计。媒体上不断报道与此相关的令人震惊的事件。另一项最近的调查显示，七成大学生背负着某种形式的债务，并为此感到非常压力。由于他们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就业市场前景，即使毕业后，这些债务也可能难以轻松偿还。
在1997年至1998年的危机之前，韩国人曾因自己是工业化国家中储蓄率最高的国家而自豪。然而，仅仅十多年后，他们就变成了这个群体中储蓄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在韩国的政治经济背景下，用于社会保障的公共储蓄资金很少，缺乏私人储蓄就意味着没有生活保障。从历史脉络来看，即使是福利国家的家庭和个人，为了应对不断重复的经济不确定性，也在增加储蓄。韩国人与过去根深蒂固的储蓄文化断裂开来（更准确地说，是与储蓄能力断裂开来），这无疑是一个不祥的趋势。
和其他地方一样，住房问题在韩国尤为突出。人们普遍认为，韩国贫困人群的住房困境不再是房屋供应不足的问题。几十年来，住房供应持续增加，只要房屋和公寓能公平分配，那么就不会有人无房可居。然而，根据韩国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自住房拥有率反而从1980年的58.6%下降到1990年的48.9%。在2000年缓慢上升到54.2%，之后一直维持到2010年。在此期间，所有住房拥有者的比例（包括自住和租赁）都略有上升。由于那些没有房产的人不愿意以过高的价格购买房屋或公寓，或者干脆因为目前和预期的经济困难而无力购买，因此房价也一直停滞不前。
然而，由于多房业主、建筑公司、金融机构甚至政府之间存在默契，人为维持高房价，租金水平也随之与普遍利率挂钩，因此租房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住房相关贷款（用于租赁、购买和投资/投机）占韩国家庭债务的绝大部分。一位韩国知识分子批评家认为，韩国已经成为一个“房地产阶级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采取“发展型自由主义”政策，积极调动民众的创业资源和动机，通过一种韩国式的福利多元主义来提供社会服务，因此韩国社会基本生活资料的商品化程度特别高。医疗、教育、护理和其他许多基本社会服务都被正式归类为非营利性服务，但市场原则实际上支配着这些服务的提供来源。
韩国政府动员私人或民间资源（从而尽量减少公共支出）提供社会服务（所谓的福利多元主义），部分原因在于需要将这些服务的“事实商业化”作为一种激励措施，吸引原本认为社会服务无利可图的民间参与者。社会服务提供者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非常类似于工业企业/企业家和（发展型）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在进入、运营和退出各种社会服务时，必须考虑商业因素。
此外，韩国社会急剧的城市化进程几乎完全剥夺了韩国人获得传统社会服务资源和关系的机会。他们强烈的家族主义也屈从于高度市场化的社会服务，并主要通过金钱交换（包括备受争议的债务担保）来维持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持。
因此，财务债务已经成为经济上不稳定或过剩人口的一个普遍阶级特征，这些人经常或长期缺乏维持基本社会再生产的最基本手段。国家提供的社会服务相对不足（尤其与欧洲福利国家相比），个人社会再生产手段的匮乏意味着，社会再生产的各个方面都存在问题和危机。（家庭）阶级关系越来越多地围绕着社会生产资料展开，围绕经济生产资料的阶级关系则随着海外产业投资和外来劳工的剧增而迅速全球化。大面积失业和猖獗的债务问题伴随着各种社会再生产的危机，例如非自愿单身、离婚和分居、低生育率甚至无生育，以及自杀，这些问题都达到了令人发指的严重程度。
发展惯性？作为产业政策的贫困金融化
韩国普通民众的普遍负债为金融机构开辟了庞大的国内消费金融市场。只要大多数借款人按时偿还利息和本金，金融行业就犹如进入丰收期，获利丰厚。韩国政府或许对此状况心怀矛盾。一方面，1997年至1998年的金融危机让他们认识到，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全球竞争力和体量庞大的金融产业非常重要。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应该意识到这种债务驱动的繁荣建立在普通民众的痛苦之上，是不可持续的。
为了壮大金融业，韩国政府快速建立全球消费市场，并大幅放松了对银行业务的监管。这为各大金融机构提供了可乘之机。从主要银行到专业信用卡公司，再到放高利贷的公司，所有金融机构都利用这种宽松的监管环境，千方百计地接近收入低微、缺乏社会保障的韩国人，发放贷款牟取暴利。韩国的金融业自1997年至1998年危机以来呈现爆炸式增长，但这种增长并不稳定。韩国政府亟需采取措施降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同时保护普通民众的利益。
21世纪初，一场信贷狂潮席卷韩国，始于信用卡行业。大量持卡人违约，使信用卡公司濒临破产。如“表3”所示，在1999年至2000年和2000年至2001年期间，信用卡使用总额 (不包括分期贷款) 不断翻番。2002年达到峰值，是1996年的近10倍，是1990年的50倍。韩国人疯狂使用信用卡并不总是为了购买商品。现金透支数据显示，他们更频繁地将信用卡用作资金来源。因此，信用卡繁荣或隐藏的危机无法维持太久。
2003年，以信用卡为基础的金融泡沫终于破裂，导致近200万人（60%以上的人成为违约者）因信用卡债务违约。信用卡发行商也因此受到打击。截至2003年6月，专业信用卡公司的实际违约率达到25.3%，占公司资产的41.7%！。韩国政府为了避免重蹈1997年1998年的覆辙，忍痛为其纾困。
接下来是涉及韩国大量家庭和个人的住房贷款计划。自2002年以来，约60%的所有家庭贷款都与住房有关。住房贷款的增加导致房价水涨船高，更高的房价又反过来允诺更大的贷款额度。这一过程使一些家庭和个人以及所有银行获利，但严重损害了尚未买房的人（没有富裕父母的年轻一代）的利益。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韩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与美国泡沫同时存在。因此，韩国政府竭尽所能抵御美国次贷危机和金融市场危机，这潜在波及了韩国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使之陷入动荡。
然而，在这个令人费解的过程中，韩国银行一直报告着创纪录的收益——主要来自利息收入，直到2008年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三年里，家庭估计支付的利息总额增长了约50%，也就是从2005年的30.4万亿韩元增加到2008年的46.7万亿韩元。然而，这并不是韩国发展型国家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设想的那种金融产业表现。韩国最希望建立先进的投资银行业务。但是，韩国银行非利息收入比例极低，该国的金融业在投资银行能力方面仍然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此外，以前向韩国国内地产提供贷款的职能也严重下降（主要财阀附属企业除外），取而代之的是更安全的消费贷款。
然而，银行业的产权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由此产生了一个更加根本的难题。在1997年至1998年的危机期间，由于没有对韩国银行感兴趣的平民投资者团体，大多数韩国银行要么被国有化，要么变相贱卖给外国人。商业上仍然可行的银行被外国投资者以甩卖的价格收购，独立经营无法维持的银行则不得不被紧急“公共基金”国有化。此后，私人银行的实际所有人（特别是现在拥有大多数韩国银行绝大多数股份的外国股东）对他们银行目前的经营方向感到满意，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可以获得意外的高额股息。
的确，韩国这个发展型国家热切邀请有意涉足国内银行业的外国金融家，原因显而易见。作为发展型国家控制金融的政治经济后果，韩国人根深蒂固不信任国内银行的治理和回避股市的现象，这将进一步导致大多数国内银行由外国资本控股。从新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只要外国投资者对获得股息感到满意，韩国政府就对这种情况持默许态度。然而，从发展角度来看，韩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动机与韩国银行实际外国所有者的主要短期利益严重分歧。
以消费信贷代替社会工资：包容性金融公民权还是流动债务主义？
韩国普通民众贫困的金融化泛滥，即使在政界和技术官僚圈子里也不是什么秘密。在李明博和朴槿惠两届保守派政府提出的政策方案中，都包含了各种形式面向穷人的优惠融资渠道，也提供很多面向金融违约者的法律经济救助。
例如，信用评级较低的人可以申请政府安排的各种小型紧急生计贷款；遭受高利贷困扰的人可以申请政府安排的利率合理的替代贷款；没有违约记录的个体经营者可以申请政府承保的小额商业贷款等。这些政府支配的金融社会保障举措显得相当引人注目，而他们忽视或拒绝工人权利和社会保障的做法却不被人注意。虽然参与这些项目的银行和其他贷款机构享受不同形式的政府担保，但仍像危机前的发展型时期一样，需要适应或忍受复杂的官僚干预。
现行有效的金融救助和支持项目见“表4”。“微笑贷款”（译者注：此为音译，下同）是政府大力推行的微型金融项目，旨在帮助那些被正规银行拒之门外的贫困人群。该项目在中央政府的支配下进行制度设计和资金筹措，运作方式与朴正熙执政时期（韩国高速发展期）的政府金融管理方式非常相似。
据悉，韩国主要财阀和银行被要求捐赠大量启动资金，参与运营微额信贷项目。“阳光贷款” 是政府特别拨款资助的贷款计划，资金来自“国民金融机构”（例如各类合作社、互助基金和储蓄银行）。“阳光贷款”专门面向信用评级较低、收入水平低下的个人、无店铺的自营业者和临时工。“希望种子贷”及其升级版“新希望种子贷”由商业银行提供，最初由政府提供担保，与“阳光贷款”类似，但参与银行拥有更大的自主权。此外，针对大学生，政府推出“安心学费和生活费贷款”项目，该项目允许学生在毕业就业后再归还贷款。除了这些特殊贷款计划以外，政府还为信用违约者提供公开的救助计划。
这些项目本身的申请门槛往往很高，让穷人望而却步，但它们仍然象征着一系列由政治因素支配的金融机会。毫无疑问，这些项目的功能更多在于在意识形态上使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合法化（在这种秩序下，这些本应提供保障的金融项目的受益者反而受到了伤害或被排除在外），而非真正改革金融体系本身。然而，将金融纳入公民身份的政治认识框架之下仍然是一项非常有趣的举措。韩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发展型公民身份”（曾经通过全民参与国家工业化进程和全民就业来实现）正快速且不可逆转地消失，在这种政治经济背景下，这一点就显得更重要了。
如前所述，韩国的家庭债务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既涉及经济层面也涉及社会层面。经合组织近年来尤其表达了强烈的担忧。他们的担忧不仅限于宏观经济风险，还指出了潜在的社会凝聚力威胁。那么，韩国政府制定的上述金融计划是否真正解决了国际社会对韩国的社会层面的担忧？这些计划是否证明了韩国社会公民身份从发展型向金融型的重要转变？换句话说，韩国普通人是否目睹了社会包容性金融公民身份的建立和扩大？
得出确切答案还为时过早，但充足的证据表明，某种债务福利制度正在韩国兴起，这种制度与索德伯格在美国和墨西哥观察到的情况大致相当。韩国最近出现的社会经济困境，例如收入和资产不平等（或两极分化）的恶化、贫困普遍、家庭债务沉重和家庭解体，在新闻媒体和学术研究中经常被拿来与美国进行比较。
同样，美国作为后工业化或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政权，债务福利主义在结构上与类似的社会趋势相互交织，可与韩国进行比较。韩国和美国在以下方面没有显着差异。一方面，国家支配的消费债务向失去工业岗位和就业不足人群的扩张，既是维持国家经济活力的宏观经济手段，也是一种准产业政策，旨在通过行政部门默许的“掠夺式”商业行为来刺激金融行业。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社会政治手段，使经济上脆弱或处于过剩状态的人口继续融入市场资本主义的框架内，成为遵守纪律的“工人—消费者—借贷公民”。
然而，韩国融入债务福利国家主义的过程是一个“游走不定”甚至偶然的过程，发生在1997年至1998年危机之后。正如上文所述，这是一个巨大的悖论，这个进程经常被误认为是发展型国家主义的议程，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必然产物。我们很难找到任何一份韩国政府的政策声明，能条理清晰地阐述金融领域实际参与的基本原理和长期方向。尽管如此，鉴于上述社会经济状况的相似性、美国金融资本主义持续不断的全球金融和制度影响，以及韩国技术官僚和专家习惯采纳或遵循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现代化（或“先进化”）标准，韩国与实行债务福利主义的美国日益趋同，这可能是严峻的长期趋势。
结论
亚洲金融危机和韩国为拯救危机而实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重组措施，使韩国家庭取代工业企业成为负债最多的主体。工业企业则取代家庭成为韩国经济的核心储蓄主体。过去，当工业企业依靠国家控制银行的巨额贷款激进运营时，国家出于发展目的常常会阻止或原谅它们的财务违约。然而，如今当家庭和个人不得不依靠私有化银行（通常外国控股）的巨额贷款维持生计时，他们的财务违约却很难引起公众关注。
不过，由于此类违约者的绝对数量和比例已经在国家经济人口和国家政治选民构成中占有重要部分，因此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根本性的公共问题。即使是李明博和朴槿惠的极度保守政府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因此设计并实施了各种金融准入和救助计划，旨在促进那些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下被牺牲和边缘化的人群的社会和经济融合。
然而，由于没有人（甚至包括李明博和朴槿惠政府内部）期望这些计划能够从根本上缓解劳动抛弃的新自由主义体系带来的社会和经济破坏，因此，在短期内，这些计划对于韩国关键比例的民众来说，大多只是动荡经济时代的一种辩解性政治姿态。但美国的债务福利国家似乎表明，即使韩国没有相应的一致政策范式，韩国也会在经济和社会改革（或恶化）上走长期的新自由主义道路。
综上所述，自从所谓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以来，韩国经济快速转型，导致结构性失业问题日益严重。韩国民众的贫困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深陷债务的陷阱，债务来源包括银行贷款、亲友借贷，以及最糟糕的私人高利贷。这个曾经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仅仅用了十年就变成了负债最多的国家之一。韩国政府失去了曾经引以为傲的发展型国家能力，取而代之的是忙于制定各种面向基层的消费者优惠贷款计划。
这个日益新自由主义化的国家慷慨地提供了消费信贷，而不是社会福利。这是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中金融化进程的另一个重要部分。韩国摆脱国家金融危机的紧急措施最终却变成了“金融危机平民化”的悖论，即把金融困境从银行和工业企业转移到普通民众，尤其是日益脆弱的家庭和个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