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在官方叙述中，抑或在香港街上，这些关键事物已经被改换了面貌轮廓。
五年前的这天，2019年6月12日，示威者围堵香港立法会，试图阻止《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二读辩论。下午3时47分，警方向前进中的群众施放催泪弹。
五年过后，夏悫道、龙和道上，硝烟一早散去，一些记忆和细节也随之隐匿。驻足于2024年6月12日回望反修例运动，香港历经剧变，许多当时社会热议、耳熟能详的关键词，至今转换了不同说法。这些2019年社会运动中的关键事件、核心群体和重要标志，曾经承载许多深层的脉络和各自的表述。
从运动定性、修例、被捕示威者；721事件、民主派于区选大胜、媒体角色；到《愿荣光归香港》、街道景观到示威游行——不论是在官方叙述中，抑或在香港街上，这些关键事物已经改换了面貌轮廓。端传媒从2019年下半年示威中，选出9个反修例运动关键词，透过整理近年官员演辞、政府文件、法庭判词等等，疏理关键词的叙述和说法如何转变。
1. 运动定性——从暴动、黑暴到港版“颜色革命”
运动定性是2019年反修例运动中的重要关注点，撤回暴动定性亦是示威者的五大诉求之一。从街头运动炽热的2019年至后国安法年代，港府官员对运动的定性经历多重转变。
2019年6月9日，民间人权阵线发起“守护香港反送中”大游行，反对《逃犯条例》修订，103万人上街抗议。当晚政府指抗议正是在《基本法》和《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底下行使言论自由，但坚持二读草案。午夜，示威者在立法会外与警察发生冲突，政府指称示威者是“非法集结”。
6月12日，示威者围堵立法会，警方其后向群众发射催泪弹及布袋弹等，时任特首林郑月娥形容“是公然、有组织地发动暴动”。15日，林郑澄清指政府未有将612冲突判断为“颜色革命”。此后，林郑不时以“示威”、“冲突”、“大规模动乱”、“暴力冲击事件”等相对中性的字眼形容下半年的示威活动。
2020年1月，政府发言人指“发现西方社会一些人正以香港为棋子”；林郑出席世界经济论坛时指称示威有不少外国影响，但没有确凿证据。同年5月，林郑回应国安法草案，指香港亮起了“恐怖主义活动”的警号；时任保安局长李家超指香港成为被“黑暴”阴影笼罩的城市。
政府在2020年8月8日驳斥美国财政部对11名官员的制裁行动时，首次提到2019年6月以来的运动是“反政府动乱”。2021年8月，现任保安局长邓炳强不点名提及黎智英案，指案情会反映“2019年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单纯一些年轻人出来发声，而是有一些主脑人物有心想危害国家安全，是一个有组织性，类似一个颜色革命的犯罪行为。”
2022年1月，林郑回应“洪门宴”事件时也提到运动是大型“黑暴”事件，是反中乱港的人士制造事端，甚至进行近似“颜色革命”的行为，不存在要追究官员个人责任的情况。
李家超在该年7月就任行政长官后，演辞中经常以“黑暴”、“港独”及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形容2019年期间的事件。2023年4月15日为全民国安教育日，李以“黑暴”及港版“颜色革命”形容反修例运动，这两个字词至今经常出现在特首演辞，后者亦不时用于政府驳斥外国的官方声明中。
2023年5月区议会选举改制记者会上，《南华早报》记者发问时提及“2019年示威”，李家超纠正指：“首先，这并非2019年示威。这是黑暴。(First of all, it is not the 2019 protests. It is the black violence. )”
同年8月，邓炳强拍摄“国家安全系列”影片，提到外国势力在回归前已“处心积累”，“非一朝一夕的事”，并早于2003年出现，反《23条》的50万人大游行是“试点”。他指2012年反国教运动、2014年雨伞运动、2016年旺角骚乱均有外部势力介入，2016年后更煽动香港人使用暴力。2019年反修例运动则是“黑暴全面爆发”，外国势力利用其媒体“一步步推向颜色革命”。
2024年，在基本法《23条》的立法建议咨询文件中，2019年社会运动同样被形容为“黑暴”、“港版颜色革命”。文件中未有提及“反修例”、“修例风波”等字词。
2.《逃犯条例》修订——修例告一段落，新法出炉
五年前，保安局于2019年2月提出修订《逃犯条例》，建议以“一次性个案方式”处理大陆及台湾当局移交逃犯的要求。另一建议则是改由特首发出证明书启动请求，再由法庭审议，删去立法会原本的审议权力。时任特首林郑月娥指，修例是提供法律基础处理港人陈同佳于台湾犯下的谋杀案，其二是堵塞现行移交逃犯安排的漏洞。
5月，时任保安局长李家超提出将修例草案绕过法案委员会审议，直接在6月12日于大会恢复二读辩论。6月9日103万人上街、6月12日示威者围堵立法会后，6月15日，时任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暂缓”修例，但并未正式宣布“撤回”。历经多次记者会，林郑月娥7月9日称修例工作完全失败，已“寿终正寝”。
直至9月4日，她才透过电视讲话正式撤回修订《逃犯条例》。然而，当时反修例运动已持续近3个月，经历多重转折点并衍生出其他诉求，包括撤回运动“暴动”定性、释放被捕者、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追究警暴，和林郑下台等，撤回修例已难力挽狂澜。
2019年底，路透社一则调查新闻引述北京官员指，修例的真正推手是中纪委，并非如林郑强调是港府主动去做。报导指中纪委最初目标是富豪肖建华，早在20年前，北京就想推动落实《逃犯条例》修订。报道续指，一名大陆高官起初拒绝林郑提出撤例以平息示威的建议。
2020年10月，李家超指陈同佳案的主导权在台方，可参考2016年“石棺藏尸案”的移交安排；前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杨岳桥（现因47人案被还柙）质疑若可参考先例，当年为何要推修例。
林郑离任前后，她几次承认推动修例上政府有不足，但修例为了防止香港变成“逃犯天堂”是正确；又指整场风波反映要加强公众对国家宪法、基本法及国家安全的理解。
李家超在2022年参选特首时，被记者问及修例风波上自己是否有缺失，他指修例初心是希望履行国际责任打击跨境犯罪，相信历史会有公平评价。他又指修例已有结论并且终结，毋须再作讨论，亦未有回应如何跟进陈同佳的情况。陈同佳出狱逾4年，至今仍未赴台自首。
《逃犯条例》修订告一段落，但五年间不少新法出炉，包括《国安法》、《23条》等。
当选特首后，李家超指任内不会再推动逃犯条例修订，现时社会的共识是集中经济发展，“如果说国家安全风险仍然存在，我们就基本法23条立法，做20多年都做不到的事，我认为亦是我首要考虑。”早于2019年，时任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就提到港独活动不断，是因为未完成《23条》。2024年3月，《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落实通过。
港区《国安法》于2020年5月拟定草案，全国人大在6月30日全票通过，并在当晚11时生效。通过前，社会热议其中涉及将港人送大陆受审的条文，前公民党成员陈淑庄当时称，条例是国教科、23条和《逃犯条例》的“三合一版本”。最终港区国安法第55条订明，在涉及外国势力、港府无法执行国安法及国安面临重大威胁三种情况下，可把国安案件移交大陆法院处理。
3. 被捕示威者——狱中“醒悟”、未来培育爱国爱港青年
五年间，警务处回复端传媒指截至2024年3月，“2019年起的‘黑暴’相关的违法事件”中共有10279人被捕。被捕者年龄介乎11岁至87岁，涉及的罪名包括参与暴动、非法集结、伤人、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普通袭击、纵火、刑事毁坏、袭警、阻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
当中2961人已经或正在司法程序，其中2328人须承担法律后果。由是，余下7318人被捕但未被起诉。警方指正依法处理其余案件。
2019年6月15日，修例虽暂缓，但社会不满于政府对待示威者的行动及态度。民阵续于16日发起游行，游行首次提出五大诉求，其中包括要求释放和不检控被捕者。此前一天，梁凌杰于金钟太古广场外堕楼、触发公众情绪，当日游行人数接近200万人。
尽管曾有法律学者如张达明提出，政府可按独立调查结果考虑特赦警察与市民；林郑撤回修例时表示，示威者要求无条件释放被捕者的要求，是法治社会不能接受的。10月，她指愿意研究为未成年被捕者提供支援。2020年，林郑在施政报告提及对18岁以下有悔意而非涉严重罪行的被捕者，警方愿视情况以警司警诫或签保守行为处理，但前提是承认犯错的行为。
继任特首李家超于2022年发表施政报告提出“青年发展蓝图”，要培育青年爱国爱港、让他们对未来抱有盼望，贡献香港、国家以至世界等，社会议论政府是否趋向与年轻人“复和”。李家超则回应，定会帮助已履行法律责任的被捕者改过自新，又引述习近平讲话，只要维系和谐社会、遵守《基本法》等，都是建设香港的积极力量。
2019年10月9日，“旺角骚乱案”梁天琦等三人上诉案在香港高等法院审理，囚车离开法院时数百市民声援。 摄：刘子康/端传媒
不少声音曾建议政府对无足够证据起诉的被捕者设终止调查死线；2023年初，警务处处长萧泽颐指会在2月内，公布未结案案件的处理方式。但至同年5月，当被问及未被起诉的被捕人士的案件安排，李指制订一个“不基于任何证据考虑的时间表”不切实际。
香港警察近年和无线电视推出节目《有法安国》，访问正在服刑的国安法首案被告唐英杰、于荃湾中枪的示威者曾志健（“熊仔饼”），强调他们在狱中的反思和醒悟。
唐英杰被控“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及“恐怖活动罪”。2020年7月1日，他被指在湾仔驾驶插有光时旗帜的电单车，遇上防暴警员后没有停下，导致3名警员受伤。访问中，他背向镜头指自己“谂埋咗一边，思绪被当时社会气氛影响”。他提到出狱时外婆未必仍在人世，“其实我真的在惩罚身边的人。”他又穿起惩教署新开设的“立德学院”的校服，在学院仪式上担任国旗升旗手。
曾志健则于2019年十一示威里中枪、及后被控暴动和袭警，他曾在港匿藏并尝试离港，但最终被捕，判囚47个月。他以黑色剪影和背影出镜受访，指在狱中学会管理情绪，“做事前想清想楚，避免被人煽动和唆摆，最后承受后果的就只有我们和家人。”影片介绍指这是“佢曾经参与2019年社会运动、误信他人、被出卖苦待嘅经历”，“到而家醒悟之后重新出发嘅真情剖白”。
4. 721——由“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到“两派人士打斗”
721元朗白衣人袭击事件，为反修例运动一大关键转折点。
2019年7月21日夜晚，元朗街头和港铁元朗站出现大批手持武器“白衣人”，对在场民众无差别袭击，爆发激烈冲突。然而在冲突发生前和发生期间，已有市民报警求助。警方的到场时间、现场无拘捕的处理方式引起社会争议，促使街头示威急遽升温。
在721事件刚刚发生后，政府官员或建制派对事件基本描述为“施袭事件”。例如，2019年7月22日，时任特首林郑月娥表示，“昨天在元朗事件中的施袭者，他们目无法纪、肆意伤害市民和铁路乘客，行为令人发指，我们是绝不容忍、绝不姑息。”时任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在7月26日则指，“大家都知道在晚上有暴徒在元朗站和街头肆意袭击手无寸铁的市民”、“承认警方处理手法和市民期望有落差”。
“警黑勾结”的质疑不断在社会流传。2019年11月，时任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立法会否认传闻；面对当晚警方用了39分钟才到场的情况，李家超称当晚太多人报案、刻意瘫痪服务，当晚警方三次巡逻现场均无发现有人破坏社会安宁。
该年，警务处处长的邓炳强将事件描述为“两班人”的暴力行为，即有议员（指林卓廷）带一班黑衣人冲入去，令事件愈闹愈大。
警方对元朗事件有两个暴力主体的定性，而后出现在2020年5月监警会发布的报告中：“市民对7月21日事件的观感被误导，包括把元朗站内的事件认定为单方面、无差别的恐怖袭击，而实际上是当时双方都有大量参与者进行集体殴斗引发。”
2020年8月，警方记者会上再次强调，若将721事件描述为“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是“不正当”，警方指事件是“两派人士的冲突”、“打斗势均力敌”，尤其是白衣人被挑衅才令事态恶化。另外，警方将抵达现场的时间“39分钟”修正为“18分钟”。
721事件发生后，拘捕行动亦备受关注。“两派人士的冲突”也落实到拘捕行动中。2020年8月，警方首次拘捕“非白衣人”13人，包括当晚在场的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9月再增加2人。截止2024年3月，警方表示就721事件共拘捕69人。端传媒整理数据显示，分别有14名“白衣人”和8名“非白衣人”被控暴动。
“两派人士的冲突”的描述亦应用在首宗“白衣人”暴动案件中。2021年2月，律政司在开案陈词中表示，“在元朗站大堂，白衣人与黑衣人发生激烈争执……演变成暴力冲突。”法官则指“白衣人”自组武装力量、无差别施袭、放肆的集体私刑引起市民恐慌。
2023年10月首宗“非白衣人”暴动案中，控方指各被告的出现并非巧合、而是有共识在现场集结；被告挑衅白衣人入闸打架、辱骂对方，是在元朗站大堂主动参与暴动。4月，首名非白衣人、42岁男子被判囚33个月。
5. 区议会——从民主派大捷，到完善地区治理的去政治化
2019年11月中旬，在中大、理大冲突后，示威运动来到最激烈动荡的高点。11月末，香港迎来第六届区议会选举。伴随著高涨的社运情绪，是次选举的选民人数创下新高、全港有逾294万人投票，投票率达史上最高71.23%、远超过往四成投票率。是次选举后，民主派在全港逾400个席位中，由27%的比例跃升至81%。这场区议会选举的结果亦牵动原订在翌年举办的立法会选举，民主派人士寄望在2020年立法会选举中取得超过半数议席。
特首林郑月娥回应选举结果时指，政府尊重选举结果、留意到坊间表示选举结果显示市民对社会现状及深层次问题的不满，会聆听意见。中国外交部则将回应重点放在“止暴制乱”，并强调“香港是中国的香港……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
取得绝大多数席位的民主派区议员，上任后通过区议会提出数项与反修例运动相关的诉求，包括要求政府回应“五大诉求”、彻查721、提出催泪烟对社区造成的影响等。相对应的，建制派区议员则提出促查“黑记、黑教师及邪教”。
不过，随著2020年疫情爆发、港区《国安法》急速通过，示威运动渐渐消散，2020年夏天民主派人士举办初选后被大幅拘捕，选举改制很快成为官方整肃反对派的重要一步。
“爱国者治港”是选举改制后的最重要指标。港府先在2021年修例规管公职人员宣誓和取消资格（DQ），并制定“负面清单”作为DQ准则。而现任的区议员必须经过宣誓后“重新入闸”。在9月宣誓前，大量民主派区议员主动请辞、有人因《国安法》案件或已离开香港被免职，而后参与宣誓的人中也有不少人被DQ。最终全港仅有147名区议员有效宣誓。
2023年，政府在反修例运动后举行首届区议会选举。4月，特首李家超主动提及地区行政检讨进入尾声，检讨重点是“去政治化”。他还表示，第六届区议会自2020年开始大量作出违反区议会职能的行为，“特区政府不允许区议会成为港独平台”，要从制度上防止黑白颠倒的乱象再在区议会发生。7月，《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在立法会完成三读。
改制后的区议会，官方设计的两大原则为“爱国者治港”和“行政主导”。重要变化包括：直选席位大幅减少至不到两成，恢复委任制和新增间接选举方法；参选人必须经过资格审查制度；由18区的民政事务专员直接担任区议会主席；强化地区治理架构等。
最终，2023年12月举办的第七届区议会选举投票率为27.54%，创香港地方选举史上最低，亦低过2021年政改后的立法会选举投票率30.2%。
就选举结果，中港官员纷纷以“高质量选举”“香港特色优质民主”来形容。中联办称，新一届区议会回归《基本法》规定的“非政权性区域组织”。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文指，“彻底终结反中乱港分子及其背后美西方等外部势力通过选举路径夺取特区管治权的图谋”。值得留意的是，今次区选无民主派人士参选，泛民政党民主党、民协未能获得足够提名入闸。
2024年1月1日，新一届区议员在政府总部进行宣誓，李家超提出四点要求，包括必须拥护《基本法》、区议员有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支持和配合政府完成23条立法。
6. 媒体角色——“传媒有责任站在历史中正确的一方”
反修例运动期间，记者在示威现场的采访工作多次受到警方执法影响。综合媒体报导，自2019年6月，穿戴具有明显“press”字样的头盔和反光背心的记者，在现场屡遭警方使用辱骂字眼、用强光照射而难以拍摄、近距离喷射胡椒喷雾，或是记者聚集处被发射催泪弹等。
记者或香港记协等曾数次抗议，并发起游行。警方曾就个别事件作出道歉，但大多时候，警方坚称尊重新闻自由和传媒采访权利，可向警察投诉课投诉。
记者在示威或拘捕现场受到的规管正一点点变化。2020年8月，国安处搜查《苹果日报》大楼，警队采取新措施：不允许传媒接近大楼，只有“没对警方带来阻碍和威胁”的“可信媒体”可进入封锁线内。同年9月，当局修改《警察通例》中的“传媒代表”定义，最大变化是：不再承认只持有香港记协或摄记协证件的人士。港府指修例目的是避免一些人假借采访“鱼目混珠混入人群，刻意阻碍警方的行动”。
2020年，政府因Covid-19实施限聚令，5至10月的示威中，警方多次以封闭线包围记者，若该传媒无登记政府新闻发布系统便不获放行；当中至少39名网媒或学生记者被票控违反限聚令。
示威期间，港府和建制派亦不时批评传媒报道偏颇。据警务处“传媒澄清”资料库，直至《苹果日报》停刊，警方至少93次回应该报关于反修例或示威的报道，至少44次指控其“蓄意针对”、“抺黑”警队、煽动仇警等。
街头运动式微后，运动中的标志性媒体《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而后被指控国安相关罪名。2020年8月，《苹果》创办人黎智英涉勾结外国势力被捕；2021年6月，《苹果》5名高层因同罪被捕。12月，“立场新闻”6名现任或前任高层涉发布煽动刊物被捕，李家超形容苹果、立场假借新闻危害国安。立场案在2022年10月开审时，控方称其为“政治平台”，“推波助澜”反政府。
示威的激烈升级被港府归因为“假新闻”煽动。例如在2021年国安教育日上，邓炳强形容外国势力利用香港媒体和代理人“植入反中思想”，利用不确实的信息动员上街。2021年9月，林郑月娥在新闻界庆祝国庆晚会指少数人假借传媒名义、报道偏颇，甚至捏造假新闻。
在2021及2022年，官员至少17次表明正研究假新闻法。2023年6月，李家超在专访中说，若新闻业自律令问题可控，便毋须立法规管。
后国安法年代，港官为传媒角色蒙上国安色彩。2021年5月，林郑月娥仍说无赋予港台新角色，节目可批评政府，但必须客观持平。到了同年11月，她表示期望传媒“自觉维护国安”；2023年12月港府修订电视电台守则：“恰当地持平”的规定不适用于国民教育、国安法节目。
官员近年亦强调报道“正能量”、“正确”内容。2023年9月，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国庆晚会时致辞，称传媒有责任“站在历史中正确的一方”。同年11月，他称传媒肩负“传播正确价值观”角色，社会需要“正能量报道”。今年5月，李家超更明言传媒不只是记录者，更应担任“参与者、推动者”，弘扬爱国爱港情怀，带来“正向社会氛围”。
7.《愿荣光归香港》——反修例歌曲到播“独”禁歌
《愿荣光归香港》（下称《愿荣光》）是反修例运动中连登网民自发创作的歌曲，2019年8月发布后在多个示威游行现场广为传唱，“管弦乐及合唱团版”MV在上载后短时间录得逾100万浏览人次。创作人“T”在2019年9月对《立场新闻》表示，创作原意是“抗争的进行曲”。
早在2019年9月12日，《文汇报》已将《愿荣光》跟港独主张扣上关系，当日头版以“‘独歌’洗脑，煽走‘独路’”为题。不过在10月，时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被问到《愿荣光》是否港独歌，指因处于区选选举期，不适合回答。
直到2020年7月《国安法》落地，港府首度为“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口号定性，称有港独和覆国家政权等含意。而歌词含有光时的《愿荣光》亦被建制派和亲中媒体称为“港独”歌曲。
特首李家超在2021年上任后，官方对《愿荣光》涉及港独的定性趋明显。2022年11月，在韩国仁川的韩国对香港亚洲七人榄球赛，主办方在播放国歌时误播《愿荣光》。港府旋即表示抗议，李家超形容歌曲与“2019年黑暴和港独肆虐有密切关系”。
韩国榄球总会解释因为未收到香港队呈交国歌录音，所以员工下载网上搜寻结果置顶的“香港国歌”。创科局局长孙东其后与Google代表会面，要求当有相关搜寻时，将中国国歌置顶。
一宗与《愿荣光》有关的案件在2023年10月裁决。被告李解新因用二胡在街头演奏《愿荣光》，被指于2021至2022年期间无牌演奏及筹款，被裁定罪成、判囚30日。法官认同《愿荣光》有煽动他人分裂国家、鼓吹港独的意味，又指有关歌曲关乎国安，定罪非打压文化自由，而是因被告漠视法纪。
裁决前，律政司向高等法院申请禁制令，禁止传播《愿荣光》。政府指此举为了维护国安及国歌尊严，又称“言论自由并非绝对”。惟同年7月，高等法院拒绝批出禁令，称《国安法》刑罚比藐视法庭严厉，不信纳禁令有真正阻吓功用等，律政司不服上诉。
律政司禁令申请终在2024年5月胜诉。上诉庭同意禁令或产生“寒蝉效应”，但禁制令涉及的刑事行为构成国安风险，需要马上制止，而相关学术或新闻活动可不受限制。禁令生效后，YouTube 禁止在香港浏览大部分《愿荣光》影片，Apple Music和Spotify等同样无法搜寻《愿荣光》大多数版本。歌曲创作团队Dgx在5月底重新上架“无伴奏合唱版”等，不过相关发行商很快再次下架歌曲。
8. 街上风景——连侬墙、街头涂鸦的消失
连侬墙是香港大型社会运动的标志性街头景象之一，运动支持者会在墙上拼贴便利贴或文宣，声援运动。2019年夏天，连侬墙从金钟政府总部的外墙，延伸至全港18区。
官方处理方法在运动初期较温和，将其视为“环境问题”。据《星岛日报》2019年9月30日报导，消息指多区连侬墙在十一国庆前夕，由食环署进行清洁；食环署回应时表示，“如个别地点引起严重环境卫生问题，署方会适时处理。”
不过，连侬墙附近曾出现政见不同人士的纷争，引起警方重视。2019年8月，一名男子持刀在将军澳清理连侬墙，斩伤3人。警方就案件回应，指连侬墙相对高风险、不时出现争执、打架、袭击等暴力事件。截止12月，共有89人涉及连侬墙的刑事案件被捕。
2020年《国安法》生效后，警方到访多间“黄店”，称文宣和连侬墙违反《国安法》，店舖应自行清墙或留白。建制派也施加压力，要官方尽快清除连侬墙和文宣。2020年10月，民建联周浩鼎指食环署移除街上国旗，却久久不移除连侬墙上“载有煽动仇恨及分裂社会言论的展示品”，有厚此薄彼之嫌。在2019年担任食环署长的刘利群成狙击目标，她在2021年升职、出任食物及卫生局常任秘书长，随即被《大公报》以头版报导，抨击她“纵容贴满黑暴文宣”的连侬墙，但迅速清理爱国标语，质疑她不够爱国。
街头涂鸦亦是示威运动期间常见的景观，但如今在街头巷尾已难见到具有政治口号的涂鸦。据端传媒统计，由2021年至今，近年至少有12宗在公共空间涂鸦案件被定罪或判刑，多被控“刑事毁坏”。当中较大回响的，为艺术家陈劲辉在各区涂鸦“自由”和金钱符号“$”组成的图案，判12个月感化令。陈劲辉称涂鸦为抒发情绪，但法庭指他损坏公共及私人财产。
涂鸦案件中判囚最重之一，为2021年初外卖速递员在葵涌广场男厕内涂鸦“黑警死全家”的案件，被告两项刑事损坏罪罪成，判监6个月。法官指，在人流密集的商场写上“黑警”可能激发他人情绪，又引述案例，指“装修”带有仇视等，与伤害对方人身、即俗称“私了”无异，须从严处理。
9. 示威与游行——人数限制、衣饰识别，“小心被骑劫”
大量游行、集会横跨超过半年的反修例运动。据“香港01”统计，由6月9日至9月初，全港共发生至少41场较大型的游行集会。2019年后，官员虽称市民有权利自由示威游行，但自由非无限制，并多次强调市民要提防“被骑劫”。
自2020年后，香港的游行、集会数字大幅下跌。《明报》在2022年分析警方提供数字，自1997年起，香港每年均录得约或逾千宗须通知警方的公众活动，惟2020年急剧跌至129宗，当中约三分之一遭警方反对；2021年仅录得9宗须通知公众活动，1宗获不反对通知书。
历年分别由支联会、民阵举办的六四晚会、七一游行是重要指标。但从2020年开始，香港再无成功举办六四晚会和七一游行。2020年的六四，警方以疫情为由禁止。同年七一，《国安法》开始实施，当日为警方首次拒绝批准七一游行，不过仍有大批民众走上街头，最终有370人被捕、10人违反《国安法》。
2021年支联会曾申请六四晚会，但被警方以防疫为由拒绝。前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呼吁市民参加六四集会，被控“煽惑非法集结”被捕、而后罪成；支联会被控国安罪、而后解散。 2022年至2024年无人申请六四晚会。就七一游行，2021年民阵并无申请游行，有民间团体接手申请游行，但被拒绝。此后再无七一游行申请。
2023年被李家超称为香港进入“由治及兴”的新阶段，政府全力“拼经济”。同年4月，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来港，指“游行不是表达利益诉求的唯一的方式。”李家超认同表达意见方法多元，政府部门每天收到电邮、信件传来的意见。他又说，公众活动的组织者有责任，考虑被骑劫的问题“是负责任做法。”
2022年12月取消限聚令后，根据《集志社》报导，警方在2023年上半年就136个“须通知”（即超过50人的公众集会和超过30人的公众游行）的游行集会发出不反对通知书，有8成属宗教或筹款活动。
曾有团体申请游行获批，但最终取消。2023年3月，香港妇女劳工协会曾成功获批游行不反对通知书，预计参与人数100人，但最终刹停；协会指有支持该会的团体或市民遭到压力和警告。保安局长邓炳强后来提起“有人企图骑劫”女工游行，大会临时取消是“很负责任。”
有游行在申请期间取消。4月26日“香港五一游行2023（申请中）”Facebook专页发帖，指游行申请人、前职工盟主席黄迺元“无故失去踪影”；另一申请人、前职工盟干事杜振豪而后表示，黄迺元“已恢复人身自由”并已取消游行申请，不过受限于《国安法》第63条，无法透露详情。港九劳工社团联会亦以“担心容易被骑劫渗透”而取消五一游行申请。
综合最近获批准游行的详情，除了要以衣饰识别游行集会参加者、人数设限外，警方亦施加国安条款，要求主办方确保符合《国安法》等法例，不会不利国家安全。
2023年3月26日，将军澳私人屋苑都会駅业主委员会发起游行，反对将军澳132区填海等。但警方订新守则，将游行人数控制100人内，并要求参加者戴挂印有号码的颈牌，禁止蒙面等。游行申请人认为挂颈牌极具侮辱性，如“犹太人戴臂章”。
该年七一前夕，李家超表示，曾有两年的七一被骑劫，并警告如有人利用这个机会“骑劫或者制造不良气氛或进行破坏性活动”，政府会追究责任。在7月一个访问，他指市民的自由权利受《基本法》保障，但行使它们时不要忘记“2019年有黑暴、有港版颜色革命。”若市民汲取2019年的“教训”而不行使这权利，他认为“是对的，社会共识似乎是要拼经济、拼发展，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