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移居日本的华人，不仅打破了历来美加为上、欧澳次之的华人移居鄙视炼，也与前几代移日华人有著如此大的差异⋯⋯
特约撰稿人 李照兴 发自东京
去年疫情接近尾声时重访东京，感觉上跟四年前最大的不同，是东京的华人群体变得极为显眼。这说的不单只是短期游客，而是包括在这里长期居留的人士。
他们甚至可以说是建造了整整一个比之前成熟得多的“在日华人生活圈”。最富象征意味、同时也不无讽刺的，是某晚在中国著名书店文创品牌“单向空间”位于银座新店的开幕晚会上，笔者碰到朋友说，怎么在这里都见回以前在北京的朋友。于是有了友侪间传颂的那个经典句子：“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东京作望京”。
接下来结识的，不论来自香港、中国大陆以至台湾的“新东京来客”，都越来越多。细谈之下，发觉当中形同一处华人飞地的崛起：人们甚至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不需懂日语，平时和同声同气的华人接触，互通消息或获取资讯时用的也是用各自中文世界流通的社交平台——香港人用WHATSAPP和FACEBOOK，中国大陆客用微信、小红书，台湾人用LINE和FACEBOOK等。中国大陆客尤其习惯用小红书来查阅攻略，依样以微信或支付宝付帐，加上日圆汇率不断创新低，他们更乐于直接用这些第三方支付平台以人民币付费，但能够实现如此的前提，当然是疫情三年过后，日本在电子交易方面也迅速普及。
日本最新入境数据，不断提醒人们这个在日外国人及华人急促增长现象的出现——总体来讲，日本长居外国人已超过300万，而其中2023年增长最多的则是华人。外媒也早早风闻到中国因疫情引发的“润”风潮，纷纷以“RUN”的主题来探索这股新兴目的地为日本的“逃离潮”。
但事实上，这是一趟双向的拉动。面对人口老化，日本的新居留政策显然有吸纳这新一轮移居者（日本还不承认这是移民政策）及其资金的倾向；反过来，基于各种理由近年大增的、想离开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人，也重新认识到日本的便利性、可行性及优势，把日本视为他们新一阶段流动人生的靠站。结果便是：
日本多个城市或区域，特别是东京（有说法是香港乃东京都第二十四区，故此香港人到日本有“返乡下（回家乡）”之说）、大阪、福冈、北海道（亦被戏称中国第二十四个省），先是增多了因投资或聚居形成的华人社区，再催生出整个针对华人的离散文化与生活消费圈，不仅开创了他们新的发展地盘，同时也在重组这些华人的新身份，并冲击著日本固有的、本来甚为僵化的社会及文化构成。对于在日华人乃至日本而言，这都是一个属于“流动”与“改变”的大时代。
华人在日“迷惑行为”
在这大流动的经历中，语言和味蕾似乎是当中最常见的行李。无论去到哪里，对华人而言，吃还是最共通和敏锐的话题，以至观察这一波在日华人潮之开端，也是由中国菜开始。
疫情过后东京重启，其中一个显要的餐饮新潮，就是高档中餐馆兴起。家传七福、新荣记已纷纷开设了东京分店，再加上大大小小大江南北口味的新开中餐店，俨然同时出现一股中餐潮。以至去年光顾这种新店时，得到老板们招呼接待，他们不约而同都会提到：啊！马云就在上个礼拜来过。仿佛马云没来过吃的中菜馆都排不上档次。
当然，“马云就在上个礼拜来过”这句话除了带宣传自夸成份，无论真伪，也著实叙述著更多的情况。新开的中餐馆为何源源不绝？其客群显然比过往的中华料理不是同一回事，也佐证了中餐在日本的消费升级，连带意味著消费人群的改变。再来就是：当传说中的马云都有足够时间“走访”那么多菜馆，那是否意味更多不为人知的来自中国的新富阶层都来往日本当地，且待的日子不短？
后来我们得知，马云有一阵取得东京大学客座教席，曾有段日子较长时间留在日本。而他只是这传说中的“原来谁谁谁也长待日本”名单中的一员，其他常被在日华人碰到的（因往往是一手见证），还有梁朝伟（在上野公园）、陈冠希（在中目黑咖啡店）和郑伊健（在福冈超市）。
而新开的中餐馆除了理论上适合长驻华人的胃口需求，随著来日旅游华人构成的转变，由疫情前的大部份为跟团游，转为近来的高消费人群（因为中国仍未鼓励放开日本团游，故此现在能到日本的都是较有经济实力的自由行为主），这些餐馆也开辟了其他服务这种高消费游客的项目。在一些专门接待这种私人朋友团的设计行程中，除了吃精致粤菜，还会看到有吃熊掌等各种野味的菜单（吃熊掌在日本合法）。
高级中餐馆的兴起只是其中一个讯号，还有其他中档次的选择在增多。譬如说，香港的饮食代表：茶餐厅。当然，移到海外，通常没有正宗这回事。于是，眼见的日本港式茶餐厅，往往是所谓广/港式风味大杂荟，奶茶蛋挞以外，又供应茶楼点心，甚至火锅。
在一所开有经年，但名字不曾在香港出现过的自称港式茶餐厅中，我看到贴著日本饮食杂志的报道剪报，大意是说：这三年来，港式茶餐厅成为日本新潮，齐来带大家了解一下何谓茶餐厅吧。于是，内容就从香港茶餐厅特色及历史讲起，推荐各种奶茶、菠萝包等手本名物之余。
最大的文化震撼，是记者煞有介事指出港式茶餐厅面食选项中，对出前一丁那理直气壮的执著，并附上一句意见：但对日本人而言，在餐馆里指定要点泡面来吃，可真是一种“不思议”行为啊！
显然，一般华人都没有打算脱离对熟悉口胃的追求，寻合味蕾的好吃依然成为在日生存的一种必备智慧与资讯交流。因为好快就会发现，如果真是赶上日本式生活的话，是不会经常外出就餐的，那意味著在日华人就得有一个适合自家口味的食材食物炼，以供宅中做饭之需。所以也不会奇怪，在被日本媒体揭发的众多华人在日“迷惑行为”之中，闹得最大的其中一件，就是日本记者直击有在河边公共土地上开垦种菜的华人。
这些个案可能只是供应给自己家庭，但随著询问他们更多有关“如何在日本吃到中国食材”时，得到的结论往往都是老马识途的朋友立即把微信号扔过来，说直接加群去自己查询吧。进群或加微信后，就发现有各种在日小作坊自制的食材，由土鸡、菜苗、青萝卜到中式腌制食品都有。
在日华人脱口秀：政治禁忌题材却非重点
这些本格食材，都得在社交平台上的私域内交易。相比之下，文化食粮就显眼得多，它尝试满足著两个层面的在日或游日华人文化需求。一个是华人的交谊空间，各式以中文主讲，或中国题材的讲座活动、展览、读书会、音乐分享、中文书买卖等等，构成一个文化消费及社交场域。另一层面则是日本作为一个可承载那些“不方便”在中国大陆发生的文化活动的新兴中心。
2021年7月30日，日本东京，人们在马路经过。摄：Yuichi Yamazaki/Getty Images
更大的社交需求是因为现今到日本的年青华人，和过往的老一辈华人已有重大差异。上一辈到日本多为“揾食（谋生）”或读书，有种挨世界或是钟情日本文化的心态。但今天的90后、00后，读书时往往由家庭供养，租住上20万（约9358人民币、10094港元、41830新台币）日圆每月租金的房子，另再有生活费。
但有趣的是，相比起像我自己一代青年当年对日本文化的深厚兴趣，今天遇到的年青朋友，除了少数的二次元粉丝之外，说不上对日本文化有多强烈的好奇。他们更不会那么快就决定是否往后长期在日本发展生活。那毕业之后若真愿意留日本发展的话，他们便对于要在日本的华人社交圈有所需求，以满足他们工作以外的社交、娱乐、交友目的。
由此，中文书店（及其主催的定期活动）、华语电影、社团活动，便形成了工作以外的重要社交场景。当中最具特色的是笔者发现这里甚至已有一个成熟的脱口秀文化消费市场，有来自中国大陆的聚落或团队，定期在不同游击地点（餐厅、酒吧、会堂、会所等）举办以中文演讲的脱口秀演出，形式大概是一个晚上的演出，大概有四至五位表演者登场。人数少的场次可能只有五十人参加，但也有邀请中国具名气的演出者过江表演，可达300人专场，票价最高7000日圆（约328人民币，353港元，1464新台币）。
在日本用中文讲脱口秀，可想而知是个语言和口味极细分的市场。基于脱口秀本身带有强烈的讽刺挖苦本质，加上去年中国大陆发生了审查及封禁事件（脱口秀IP“笑果”演出被举报），常常令人期望，既然已离开了中国大陆开演，会不会有更多踩界内容。可意外的是，社会新闻甚至是政治议题似乎都不能成为这些演出的重点。更多的只是典型的对在日本可能碰到的文化或语言差异等笑料。它唯一胜过在中国的演出，可能是演出者不需要台上的每句话都先经事前审查，可以容许各种即兴反应。
出国后，雷池仍然不可越？
而这便来到在日华人文化圈需求的另一面：有多少过往“不方便”在中国大陆进行的文化事件，可通过日本这外域性质来完成？脱口秀都未能摆脱那无形的边界，其他文化活动又怎样？
可以说，由离散学者在日本学府内的主题演讲，到李志四月开始、刚刚完成的大阪、名古屋、福冈、仙台、东京五城巡演，一个独特的包容了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文化人与学者的海外华语文化景观和地图，同时在形成。某程度上，它容纳了更广泛的有关华人社会的文化及政治议题讨论，更不用说有些交流人物根本没法踏足中国大陆。由此，一个“不方便”在中国大陆出现的华人文化圈，竟是在日本重组，而且拥有更阔的政治光谱。
一些在日的中文书店空间，基于品牌本身出自中国大陆，难以完全和大陆关系切割，在意识形态上可能仍是倾向于不越雷池半步，小心翼翼不要出现敏感事端，以至于这里无论是选书抑或是活动，都自带有一种难以明晰的限制。甚至出现在活动上的讲话，以及参加者本身都可能有所顾忌，未能尽情。甚至有传闻说如今在日本的华人文化活动，都可能有“监察”人员安坐观众其中。这说法虽然未能得到证实，但那种“出了国之后仍受著某种规范”的担心并非虚设。
庆幸是这种种自设的限制，并没能覆盖整个理应是更自由的空间。在新宿的小巷里，在一间小小的二楼书店 ，仍能找到台湾西门町飞地书店的一个选书架，以至不少中国大陆的独立出版物。在东京大学，华人访问学者还是不定期举办著不同的主题讲座和记录片放映，讨论的话题由香港的传媒生态演变，到最切合此刻的全球华语文化现象检视，不一而足。
李志的巡演正是这背景下近期最轰动的华语艺人演出，不在于参加的人数，而在于李志能勾起的整个在日本年青华人群体的议论。它正是一次“不方便在中国演出，唯有把它放到海外”的演绎；其能量可以在同一时间，横跨关西到东北，并最终以东京新场地7000人作结。不少歌迷，是从中国专门搭飞机到日本观看的，有原本已在日本的，或者来自全球的歌迷。也证明了这个正在壮大的、海外华人文化消费市场于日本的存在。
当今在日华人能够重复20世纪初的历史吗？
因此，再推进另一个说法，是新近的种种在日华人现象，其实有点回复到一百多年前中国与日本的另一次“人材与思想交流”，或者更准确而言，是当年曾出现的中国人“赴日取经”与“流放于外”。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著明治维新后的日渐强大，日本反过来成为了中国读书人、军方学习，以至流亡者的暂时落脚地。
他们当中，包含有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等五四文人。那时年轻的鲁迅，1902年二十岁到日本留学，后合力开办《浙江潮》月刊输出新思潮。也有些如清朝末年的新军或清兵官员，到日本受训学习日方/西方军事知识。有些则如孙中山，他1897年经横滨，受侨民要求开设给华人子女读书的学校，后来才有了日本第一所华侨学府大同学校。1898年梁启超在中国的戊戌维新失败，事后流亡到日本。
日本正是这样曾经收纳和启发过数代华人思想家或作家，并且还包括一些只为了追求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华人。现在图景，是一个多世纪前的重复吗？新一波在日华人圈，他们会一如先辈那样去改变“母体”中国的文化政治？抑或他们可能走得更远，灵根自植在他方，落地生根，忘记过去？
“在日华人在重复历史”，这个不无浪漫的比喻，还需要更多事实的补充和这批人的心态描述。对于个体家庭而言，现实是，流亡他乡在异地致力推动中国改革并非主流心态。反而，选择日本，更像是因地制宜的方案。这股移日潮当中，很多华人没有真正把长住日本作为首要决定，更多可能是边走边瞧。
除了资金的转移流出，他们的工作关系看来没有真正离开中国，他们在中国能赚钱的机会和实际收入，依然普遍比在日本高。这意味著他们还需要跟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以至于曾听过其中一位东京新来客的答案，是这样充满实战式的洞察力：因为日本时差比中国只是快一小时。不像在欧美，这让他可在日本处理中国会议无误，甚至有种早著先机的优势——因为一般会比中国时区更早起身。
这种新来者，可说是中产或小老板级，年龄正值四十多、五十岁，有十岁上下的子女，过往在中国拥有较高生活条件，但又未至于可以全退休或经济自由，得在新的国度延续生计。他们正是刻下到日本的新崛起阶层，连带引出更多相关的服务需求及产业，即如最基本的房产置购——华人对于高层住宅大厦，即日本所说的塔楼，实属情有独钟，完全承托了日本这方面的楼市；对于住惯中产屋苑小区的华人而言，他们未必习惯住进日本常见的“一户建”。如果是一家人搬过去，又涉及到子女就学等等。
种种具体在地生活需求，自然形成了供应链及产业。面向华人服务的日渐成熟，自然又会正向延展去吸引更多人作出移居选择。这解释了越来越多华人选择日本的另一原因，就是过往日本给人的不方便感，现在障碍正在减少。如今，通过社交媒体或各种网上私域，可以方便找到熟练日文的华人帮忙处理各式事宜，大至申办政府手续，小至买演唱会票。其中最新的服务，是在银座购物时，立即能找到附近拿著旅行护照的华人过来帮忙即场店里退税（长期居留人士不能享退税优惠）。又或者借用一个日本手机号码去进行各式登记（日本不少服务需要日本当地手机号码才能完成）。
以前有一个出国华人鄙视炼的说法，当中认为最有钱的人会选择移到美加，其次是欧洲澳大利亚，日本可能排到较后，仅好过去东南亚。但现在，移居的动机和阶层构成都改变了，相比起过往连根拔起离乡背井的心态，现在更多是离远的观望，财产的保存。
日本和新加坡基于地缘、时区、语文，和文化上与华人社会的亲近，正在成为这不太远的新远方目的地之所在。单以生活成本、品质和生活多样性来考虑，日本肯定优于新加坡。但全球现实是各国都在这疫后新时代开端，另种全球化来临之前（当中可能指不包括中国的全球化），努力吸纳人材和资本，鼓吹一种全球的流动性。而日本未来的问题正是：它一方面要吸纳这更多的外来人和资本，但另一方面这些新来社区和群体的增长，亦势必给日本社会与文化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反过来，这又可会改变散溢在日本乃至全球的华人文化与社会，缔造一种新的流动华人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