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号是撤资，但“撤资”却从来不是钱的问题。
特约撰稿人 谢达文
对不少人来说，“钱要怎么花”从来都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而同时是道德与政治问题。长期以来，美国许多大学都将募捐而来的资金投入各式投资，再将获利用于支付各种研究、教学、行政费用。而本次加沙战事展开以来，美国多所大学都陆续有学生在校园内设立“加萨团结营地”(Gaza Solidarity Encampment)，抗议美国在以巴冲突中的角色。但近来不少学生团体抗议的对象已不只是以色列或美国政府，更诉求校方必须“撤资”（divestment），要求校方的投资对象选择必须与以色列拉开距离。
截至目前为止，这波抗争并未让任何大学改变资产配置，一些大学校方还让荷枪实弹的警察入驻，甚至展开逮捕，成为美国社会近期各方争论的焦点。但从实际数据来看，这类“抵制、撤资、制裁”的运动（Boycott, Divestment, Sanctions，通常简称BDS运动），真的会对以色列造成威胁吗？
十余年前，被以色列政府指派负责对抗BDS运动、曾在军情单位担任高阶职务的库珀瓦塞（Yossi Kuperwasser）就已经指出：“核心议题不在于他们（BDS运动）是否会杯葛我们，而是在国际论述中，他们能否成功植入‘以色列作为犹太人国家并不正当’的论调”。。而在光谱的另一端，支持BDS运动的以色列籍巴勒斯坦／阿拉伯裔政治人物佐阿比（Haneen Zoabi）也强调，“BDS正在逐渐侵蚀以色列的名声地位”，其中关键在于让更多人相信以色列并非“正常国家”、不是“犯了一些错的民主国家”，而是在根本上不正常、不正当，至今仍以侵害巴勒斯坦人权为运作基础。
在任何议题上都几乎毫无共识的两人，对此却有相同的看法：BDS运动将以色列和种族隔离（Apartheid）体制下的南非放入同一类别，主张以色列整个国家体制有根本的不义。因此，在许多广义上以色列的支持者眼中，BDS运动虽然并不暴力，但却等同于彻底否定以色列存在权利，因此必须强力反制。库珀瓦塞和许多以色列官员都明确表示，这些人就是以色列不折不扣的“敌人”；相对地，在BDS运动的支持者眼中，这则是要促使人们不再自欺欺人，必须看见以色列立国原则牵涉的核心不义。
换言之，对他们两人而言，BDS表面上虽然是关于人们“要把钱花在哪”，但主要的影响力从来就不在经济，而在于道德与政治的层面。
BDS真的能打击以色列经济吗？BDS如果成功，对以色列来说“不可忽视，但并不致命”。
依照过去的研究，这类行动通常可能需要非常全面，才能打击目标国家的贸易活动，换言之，少数几间大学、几间公司根本不可能带来巨大冲击。事实上，经济学家Raul Caruso曾研究美国政府在1960-2000年间对49个不同国家发动的制裁，发现即使以美国经济实力之强，仍只有在动用被他归类为“全面”的制裁手段时，也就是贸易与金融同时封锁下，才会对目标国家的贸易总额有明显的影响；倘若只是“有限”制裁（小规模的金融、出口、文化、旅游限制，包含限制武器或特定科技进出口）或“中等”制裁（范围更广但不至于全面的制裁），历史证据根本不足以证实能够带来任何冲击，目标国家就算被一个重要市场制裁，仍不难找到其他国家替代。
但是，如果能够有效斩断目标国家经济运作所需的资金，则确实可能对该国整体经济有一定的冲击。另一群经济学家研究历史上174起经济制裁，发现如果只阻断贸易，对于目标国家国内生产毛额（GNP）的冲击平均只有0.7%，但如果能阻遏金融层面的往来，冲击就能来到1.7%，而如果双管齐下，发挥的效果还比两者直接加总更大，排除伊拉克的极端个案下就已来到2.9%，加上伊拉克的极端个案后更高达4.2%。当然，这也同样仰赖整个市场、整个国家的集体行动，不可能只靠少数几间大学或几间大学撤资。
所以，在2014年，时任以色列财政部长、现为反对党领袖的拉皮德（Yair Lapid）所做出的推估，与过往研究对照可以说是相当合理：当时他宣称，BDS运动如果真的成形，让欧洲等主要市场的企业、代操基金甚至政府有所行动，在“中等强度制裁”的情境下，对于以色列国民生产毛额（GDP）的影响约在1%。而美国智库兰德（RAND Corporation）则分析，如果巴勒斯坦出现大规模的非暴力抵抗，进而引发全球、特别是欧洲响应BDS运动，对以色列GDP的冲击则可能接近到2%，这也是直接奠基于前述研究而来的评估（按：以色列的GDP与GNP相去不远，2022年度的差距不到1%）。
那么，1%至2%的影响是大是小呢？对以色列而言，可以说是“不可忽视，但并不致命”。
按照兰德智库对不同情境的经济冲击推估，撇除有意识的撤资杯葛不谈，巴勒斯坦如果情势不稳，“自然”的投资趋缓对GDP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达到0.6%、1.1%或2.3%（分别对应“若以色列撤离约旦河西岸，但未与国际充分协调”、“若巴勒斯坦人大规模和平抵抗”和“若巴勒斯坦人武装起事”的情境），后两者与前述1%至2%的预估规模大致相当，换言之，BDS与这些情境下的投资损失，在经济冲击上属于相同级别。至于在各情境下巴勒斯坦劳工减少带来的经济冲击，又或者以色列撤离屯垦区所需负担的成本，则明显小于BDS所可能带来的效应。换言之，若和以色列面对的其他可能经济挑战相比，BDS的潜在影响其实并不容忽视。
只不过，以色列的经济成长基本面向来稳健。在这波战争前，以色列2021年和2022年的GDP年度成长率分别为6.5%和9.3%；2023年第四季因为战争的影响，与前一季相比缩水将近两成，但全年通算的成长率却仍保住2%，依旧高于OECD平均的1.7%；至于在疫情冲击下的2020年，以色列的GDP也只有衰退1.5%。就此来说，考虑到以色列经济本身的成长动能，就算真的面对大规模的BDS压力，很可能也只会成长受阻，而不至于面对崩溃的危险。
以色列的产业结构，如何令杯葛撤资难上加难？以色列的产品“隐身”在许多关键商品中。
何况，还有一些专家认为，光是以色列的产业特色，就足以让其他国家更难与之脱钩。所以，相较于其他国家、尤其相较于80年代的南非，要对以色列展开有效的杯葛、撤资和制裁的难度更高，可能的经济效应也更低。
当年的南非是以出口原料（如金属）以及农产品为主要获利来源，而这些商品相对容易替代。相较之下，以色列自建国之初就遭遇杯葛抵制，在产业发展策略上一直都有将此一风险考虑在内，近年来更将大量资源投入研究开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R&D），希望透过高科技让自己难以取代。在世纪之交，以色列对R&D的投资金额就已高达GDP的4%，近年来更已经来到5.5%以上，位居OECD国家之冠，远高于这段时间以来2.1%至2.7%的OECD国家平均。
这样的策略也确实发挥效果，在近二、三十年来，以色列的农业虽然仍相当重要，但最重要、最高价值的出口其实是各式高科技零组件，属于所谓的“中间财”（intermediate goods）：以色列企业制造这些高科技零件，进而承接世界各国制造商（而非消费者）的订单，让属于其他国家的下游厂商制造各种仪器、家电等等。这样的产业型态，让以色列位居世界价值链上非常重要的地位，不仅与各国制造业高度整合，难以轻易替代，而且比起“南非出产的水果”，以色列的产品因为“隐身”在许多关键商品中，也让抵制与杯葛变得相当困难。
就此，可以参考的一项重要指标是所谓的“显示性比较利益”（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白话来说，就是“在这个国家，相较于全世界，‘这类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率是高是低”。如果数值是1，意味著这类产品占该国出口的比重与全世界平均恰好相同，小于1意味著“这类产品占这个国家出口的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显示该类产品并不是该国在出口上“特别具优势”的产业，大于1则意味著比重较高，也就意味著该类产品在该国的出口中相当重要、有相当的优势。
而就“中间财”而言，以色列的显示性比较利益经常在1.5以上，甚至有几度破2，最低也都有1.26，意味著“中间财”一直是以色列产业的重点所在，其程度远高于世界各国平均；而就算是其他中间财出口大国相比，如中国、日本、韩国、德国，近二十余年来在此一数据上从未超越以色列。与此相关，也有研究者指出，以色列的出口总额中已有过半是“专门化”的产品，更只有四成是“同质性”（高度容易被其他国家取代）的产品；相较之下，80年代的南非则有超过六成的出口属于“同质性”产品，换言之，杯葛以色列对全球消费市场的冲击，将远大于杯葛当年的南非。这一些数据都恰可佐证，以色列在世界价值链中位居相当关键的地位，因此，即使不谈政治层面，光是在经济层面上，对以色列的BDS（尤其是杯葛与经贸制裁）很难发挥效用。
美国大学撤资学潮，核心争议真的是钱吗？即使是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崩解的直接原因本来也就不是国际杯葛带来的经济冲击本身。普遍认为，南非白人政权之所以被迫让步，最直接的原因仍是国内的各类抗争。
相反地，经济杯葛所发挥的效果是间接的，而且集中在政治层面。一方面，杯葛让英国、美国、爱尔兰等国的抗争者有了一个可以直接推动的诉求，在此一过程中影响西方各国国内的论述，进而对这些国家的政府造成压力。同时，在南非国内，眼见各国民众拒买南非农产品、国际巨星拒绝到南非巡演、南非的音乐家甚至也上不了BBC等外国电视台，加上南非白人热爱的板球、橄榄球国家代表队也被国际封杀，在在都让南非社会无从躲避，所有民众都清楚认知到自己的国家被抵制、被否定、被谴责。在1993年，曼德拉接受《时代》杂志专访，就说这些制裁行动“毫无疑问”有发挥效果，他所强调的也并非经济冲击，而是南非白人们终于意识到“整个国际社群也都反对南非”，让他们必须与黑人展开协商。
这正也是BDS运动的支持者希望达成的成果，同时是以色列及其国际友人真正担忧的结局：在推动经济抵制的过程中，BDS方所提出的论述有机会让以色列在政治上面对前所未有的孤立，并且在公共讨论里普遍被与南非的前例相提并论，被更多人看作根本不义的政权。
所以，BDS运动者抵制的对象既不是所有以色列产品和投资对象，也不是最富有、规模最大的以色列产业，甚至不是最可能因为西方投资人撤资而倒闭的企业。相反地，他们设定的目标经常是他们眼中特别不道德的公司，而且经常并非以色列企业。比如，美国科技公司惠普（Hewlett Packard）就是BDS近期的工作重点，在BDS委员会的官方网页上，一开头就强调惠普旗下企业“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压迫中，扮演多重关键角色”，包含贩卖电脑给以色列军方，并且为以色列警方维护资料中心，还为以色列的户政系统提供伺服器，让以色列能够更有效执行监控与隔离的政策。
当然，BDS只是一套战略、一个广泛的概念，不同行动者的作法可能有极大差异，但通常也都是以政治、道德讯息为核心，而非强调经济影响。在本波美国大学抗议中，不同大学学生的具体诉求有明显的差异，比如耶鲁和康乃尔大学的学生主要诉求停止投资武器制造商，而哥伦比亚和加州柏克莱大学学生的诉求范围更广，包含“协助拆迁巴勒斯坦人聚落”或“承包以色列警方或监狱工程”等的跨国企业也包含在内，但不论如何，“杯葛特定企业”也都只是引子，抗争者实际上是著眼于以色列政府的各种政策。
以位处本次风暴中心的哥伦比亚大学为例，抗议学生列出了19间企业，要求校方必须撤资，而他们的论述并不著重对以色列的经济影响，而是强调这些企业“如何协助以色列政府执行危害巴勒斯坦人的政策”。实际上，这些投资没有任何一间是以色列企业，而且所涉及的总金额相当小，抗争者的重点显然不是要在经济上透过撤资重伤以色列经济，而在于传递道德上的讯息。
根据抗议学生从公开报表中整理出的资讯，他们所点名的三间美国科技巨头，即微软、字母（Google母公司）和亚马逊，哥伦比亚大学确实有直接投资，但金额各仅有5.3万到6.9万美金，总金额不足18万美金。至于其他16间跨国企业，哥伦比亚大学更无直接投资，是借由投资指数型基金（ETF）间接触及，所以关联的总金额更少：哥伦比亚大学投入各档ETF的资金本就仅在数万至数十万美金之间，而ETF又以“投资对象高度分散”为特色，每间企业的占比都不高，所以换算后涉及的金额最高不过数千美金，最低可能甚至只有三十美金。
因此，这19间企业加总下来，其实涉及的金额只有18万5千美元左右，从任何标准来说都非常之低，只是这些企业个别估值的零头而已。就算单从校方的角度来看，在2022年年底，哥伦比亚大学这笔基金（在Columbia University Trust U/W E Reussner此一慈善组织名下）所持有的资产总市价也有235万美元，这18万5千美元的占比也根本不到一成，政治、道德上的意义显然远大于财务、经济上的意义。
此外，更进一步观察这19间企业上榜原因，更能发现“只与占领区有关”的其实相当少（主要案例包含 booking.com坚持将屯垦区的旅馆列在“以色列”之下，或者复兴国际旗下的保养品厂商使用西岸内的矿物质作为原料）。相对地，除了军事之外，许多企业上榜的原因是因为与以色列政府更广泛的合作，特别是针对“境内”巴勒斯坦／阿拉伯裔公民的权益，比如日立（Hitachi）和开拓重工（Caterpiller）所出产的机具被用于拆除聚落，或者微软的云端服务也被用于储存人口资料，进而成为以色列政府各种追踪、监控的基础。
这样的目标选择，也恰恰对应BDS运动的主轴：透过一个又一个案例，不断向外界传达“以色列的政策涉及根本的不正义”，而且主张这些不正义并不只关乎眼下是否有战争的问题，也不只发生在约旦河西岸等占领区，更发生在以色列境内，是因为以色列坚持自己是犹太人国家，于是持续把巴勒斯坦／阿拉伯裔公民当作次等公民，与当年的南非属于同一类别。
对于BDS和锡安主义，美国民众所知仍然不多
正是因为此一运动主轴，以色列的国际支持者面对BDS运动才会如临大敌：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以色列支持者如果属于自由派或者中间派，长年的典型立场都是反对屯垦区扩张、反对以色列右翼政权、支持两国方案，但认为以色列的立国原则本身不容质疑，更强力支持以色列作为犹太人国家存续的权利。然而，当BDS的支持者同步指向以色列境内的政策，既质问“如果不支持占领，为什么可以支持执行占领的政府”，还更进一步控诉以色列为了维护犹太人地位而系统性压迫巴勒斯坦／阿拉伯裔公民的人权时，就等同于挑战这样中间或自由派的立场，不仅质疑以色列政府是否可以算是盟友，更质疑以色列作为犹太人国家的正当性。尤其，许多BDS支持者也主张，必须保障海外巴勒斯坦流散社群返回故土的权利，这个诉求如果获得实行，更将降低犹太人在以色列的人口比率，因此也直接危及锡安主义的根本原则。
在这个理路下，美国乃至许多国家内的以色列支持者都积极展开论述和游说，希望全力封阻BDS运动的发展。他们经常强调，如果认为以色列作为犹太人国家不正当，就等于宣称犹太人没有拥有自己国家的权利，因此是反犹太歧视的一种；而面对全世界诸多人权争议，特别抵制以色列也是对犹太人的双重标准，因此也是反犹太主义的体现。
在美国，他们的论述和游说在政府层级有相当的斩获。举例而言，2019年美国参众两院都以悬殊的票数通过决议（74票对19票；398票对17票），宣示反对抵制以色列的运动。近期，在2023年12月，美国众议院更以311票赞成、14票反对的悬殊票数通过决议，表达“反锡安主义即是反犹主义”的立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天也有92位民主党议员投下弃权票（present；即仅纪录出席），犹太裔的众议员如Jerry Nadler、Daniel Goldman和Jamie Raskin都呼吁同仁投下弃权票，表示这项决议只是无谓口水战，而Nadler在议场发言时就主张，犹太社群内部就有反锡安主义的传统，虽然“多数”反锡安主义者确实可能涉及反犹主义，但两者仍不能画上等号。
至于在州政府层级，不论是倡议巴勒斯坦权益的组织Palestine Legal，还是在各州推动反BDS法案的右翼组织ALEC，提供的数据都相同：在美国50州中，已有38州通过某种形式的反BDS立法、行政命令或决议。具体而言，这些立法经常获得跨党派支持，在议会常以悬殊的票数差距通过，其中最常见的形式是“以抵制对抗抵制”，假使一间企业或一笔基金抵制以色列，州政府就有义务与该间企业或该笔基金切断关系，不能再提供政府采购合约。
然而，虽然在政府层级反BDS方显然大有斩获，但在一般民众之间，至少在这波战争之前，真正关心此一议题的人其实并不那么多。
2022年，皮尤中心所执行的民调显示，有高达84%的美国民众自承“完全没听过”或“没什么听过”BDS运动，听过“一些”或“很多”的人其实极为小众。总体而言，只有5%的民众不但自认听过一些或很多，而且支持BDS，但也只有6%反对，另有4%不支持不反对或者不确定，相距都不远。换言之，虽然BDS论争中的各方，都知道真正的重点是论述、是道德讯息，然而在大众意见中，各方的进展都仍然有限，仍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同样地，对于让BDS成为重大争议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就是锡安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关联，美国民众在战争前夕普遍也都没有太多想法。
马里兰大学所执行的民调显示，在2023年9月至10月，不分党派都有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民众表示“不知道”反锡安主义（anti-Zionism）是否算是一种反犹主义（anti-Semitism）。这个数据相当合理，因为同份民调也显示，不分政党也都有约六成的民众自承对锡安主义“不熟悉”。换言之，一般民众其实未必在这个问题上花过太多心思。
那么，有想法的人又是怎么看呢？全体选民内有15%认为反锡安主义就是反犹，21%则认为并非如此，大约是四比六，由后者小幅领先。倘若区分政党观察，民主党选民有12%认为反锡安主义就是反犹，认为不是的人则多达24%，等于在有想法的人当中各占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明显由认为“不是”的那方居多；至于共和党选民则是19%对上16%，虽然认为“是”的那方小幅领先，但差距相对较小。截至战前，即使在政党歧见巨大的美国，人们对此一议题的看法仍并未因为政治倾向而天差地别，且绝大多数人的想法都并不明确。
而这也正是这波校园抗议和相关公众讨论的重要之处：对各方而言，BDS真正的重点都不在于促成或防堵各种经贸行动，而在于论述，在于道德讯息。然而，很多美国民众可能是在最近才首次听说相关议题，那么，经过这波辩论，美国民众会有多少人开始花心思思考这个议题，进而有明确的想法？他们会选择正方还是反方？又是否会有明确的政党分歧？同时，他们会多在乎这件事情？是否将对政治人物或其他各界人士带来压力？这些问题都仍未可知，仍有许多不同的发展可能，是接下来一大观察重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