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公明
1896年在柏林附近的小城施特格利茨起步的“候鸟运动”成为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德国青年运动的发端。一位名叫赫尔曼·霍夫曼的大学生带领一群高中生到野外徒步漫游，他们自譬为候鸟，要寻找内心中失去的自然与坦诚。这种充满浪漫色彩的旅行吸引了更多青年，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运动。值得注意的是，候鸟运动所体现的不仅是属于浪漫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思想，而且更有自十九世纪初便开始萌发的“德意志特殊意识”的再次觉醒。在一战之后到魏玛时期，青年身份与“青春激情”在大众传播文化中不断推进和整合了德国青年运动，候鸟运动原先那种温和、浪漫、寻根的精神基调经过战争的残酷洗礼和精神扭曲，越来越被激进的、德意志式的“革命”欲望和姿态所取代。在经过魏玛共和时期的青年“联盟时代”各种思想与力量博弈之后，希特勒青年团的力量全面胜出，德国青年整体进入了一体化的纳粹青年时期。一直以来对德国青年运动与纳粹主义之间的关系有两种相反的认识，一种认为纳粹主义是对青年运动的逆转，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另一种则认为两者之间有密切关系，纳粹青年几乎就是青年运动思想的实现。其实无论是“质变论”还是“发展论”，都不会否认青年运动本身所包含的理想主义追求会存在被政治野心家所利用、所裹挟的危险，如果不是对于理性立场、自由精神和人道主义价值观念有坚定的认识，被反人类的邪恶政治所利用就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因此，在纳粹帝国发动的罪恶战争中，被称作“祖国的花朵”“未来的希望”的德国青少年成为了炮灰。
近日读到德国历史学家古多·克诺普（Guido Knopp）的《战火中的花朵》（Hitlers Kinder，2000），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是该书的第一个译本，原书名就是“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译者相同。这次山西人民社的新版本的译文略有修订，书名也改了，印在封底的这两段话既是对本书内容的概括，也是对原书名和中译新版书名的精彩阐释：“露营、徒步旅行、篝火晚会、漂亮的制服、充满激情的歌曲、成为‘盟誓的集体’的一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德国，数百万少男少女被纳粹以看上去没有恶意，甚至显得蓬勃向上的手段‘诱骗到手’。希特勒政权通过一层层组织，牢牢控制了这一代年轻人，并不断向他们灌输爱国、种族主义、做好战斗准备、服从命令以及自我牺牲的思想，将他们教育成为政权的附属品。‘二战’中，一批批男孩被‘送’给希特勒，‘为元首、为人民、为祖国’战死疆场，‘这既是荣誉也是义务’；女孩们则大多在前线野战医院或者家乡做出自己的贡献。”“基于对时代见证人的一千多次采访，本书全面讲述了德国纳粹系统将少年儿童纳入其意识形态魔掌的机制，以及当时年轻人在战争中的无谓牺牲。这是一代人的遗言，是一份集体备忘录，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印在腰封上的另外两段话则是：“‘青年被一个蔑视人类的政权教育成为它的附属品。’也就开启了这代青年，乃至这个国家的悲剧。”“我们是孩子。/ 我们是炮灰。/ 我们是政权的附属品。/我们是战争的牺牲品与帮凶。/我们是被诱骗、被滥用的一代。”上述这些文字表达了该书的内容和作者的鲜明立场和观点，对广大读者来说是很精炼也很有吸引力的导读。
作者为了本书的写作而进行了一千多次采访，采访对象“是那些经历了长期职业生涯后，往往现在才找到勇气和力量进行回忆的人。……在他们的记忆中存留的是恐惧、痛苦、贫困和死亡，但他们也记住了一个年代，在这个年代里，独裁者给人们带来的不仅仅是暴力，而且还有诱骗”（引言，第3页）。“今天，他们来报道那个年代——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看法可能已变得更为成熟一些，但是，将自己的亲身经历、那时的感受讲述给广大读者还是值得的。因此本书完全有意识地容忍了陈述的主观性。它仿佛是集体备忘录，可补充文献档案，又可与其相照，它是历史记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是一代人的遗言，没有人去询问这一代人是否同意，历史就把他们变成了‘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这一代人还活在世上。他们还能够讲一讲，我们还能够从他们的命运中得出教训——为了使我们的孩子们避免这样的命运。”（引言，10页）在采访中，作者也发现有一些人直到今天还讲述着在希特勒青年团和德国少女联盟中的“美好时光”。在当年的希特勒精英学校里（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国家政治教养院、费尔达芬国社党帝国学校等）里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有很多人在战后民主政体下的经济领域、大众传媒以及政治和外交方面飞黄腾达，他们到现在还在毫不知耻地报道他们在希特勒时代的生活，一些人还在大谈要严厉教育的好处（引言，第6页）。
说到“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还要区分的是“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无论在战时还是战后，“这一代”的人生经历、感受和想法都大不相同。塔妮娅·克拉斯尼昂斯基（Tania Crasnianski）的《纳粹的孩子们》（Enfants de Nazis，2016；徐丽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写的就是希姆莱、戈林、赫斯、法郎克、鲍曼、霍斯、施佩尔、门格勒等八个纳粹党和政府、军队高级领导人的孩子们。这群“自己的孩子”在战时仍然过着优裕的生活，在战后的际遇不同，但是都活在沉默之中。当逐渐了解到父辈犯下的滔天罪行，有人深感愧疚，也有人仍然是怀念与崇拜。克拉斯尼昂斯基深入研究了档案资料、书籍、文章和各种访谈，追溯这些“纳粹的孩子”的命运，记录他（她）们的态度与立场。她发现了“纳粹主义的公主”歌德伦·希姆莱——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宝贝女儿，在其小圈子中仍然是备受宠爱甚至是崇拜。从1958年开始，奥地利波希米亚森林中的一个小村镇每年都会接待一群怀念德意志第三帝国的人。来的人都认为当年的武装党卫军只是在尽公民的义务，都赞扬党卫军的牺牲精神。“他们兴致勃勃地回顾德意志民族充满优越感的时代；那时全国团结一致，讲求绝对的自我牺牲，对‘内部敌人’不抱任何人道情操。这个着魔般的小社群一本初衷，致力追求伟大，并服膺党卫军的座右铭：‘我们的荣耀名叫忠诚。’”（12页）他们的优越感其实只是建立在全国人民的奉献与牺牲之上，他们的“伟大”与“荣耀”只是来自对独裁元首的忠诚。
1952年，歌德伦协助创办了“维京青年团”（Wiking-Jugend），其运作模式仿效当年的希特勒青年团，该组织直到1994年才被禁止活动。克拉斯尼昂斯基指出：“歌德伦·希姆莱的特点是她完全无法退一步思考她父亲这个人物所代表的意义，并且持续在纳粹主义意识形态残存势力中扮演积极角色。对她而言，缅怀父亲跟服膺及提倡纳粹思想是同一回事。”（35页）应该说这是对这个代表人物很精准的剖析。或许还应该指出的是，在战后德国无论是去纳粹化或者是没多久就停止去纳粹化的政治氛围中，希特勒作为历史恶魔的形象是无人敢公开否认的，这些人能够做的最多只是把一切罪责推到希特勒身上。但即便是这样，人们仍然有理由担心的是，“希特勒不会回来，但跟当年导致希特勒崛起的时势类似的情况很可能重新上演。过去的教训是否能成为对抗各种极端主义的堡垒？我们希望是如此”（213页）。因此，作者认为“纳粹政权那些顶层要员的名字必须继续为人类的未来敲响警钟，但为此，我们还得妥善保存关于那个时期的知识”（同上）。以“名字”作为“警钟”，这说法在本书中有其特殊语境，就是因为这些孩子们的名字与他们的父辈名字的联系。但是在所有经历过类似纳粹政治那样的历史劫难的社会中，正如作者在全书最后所讲的：“就像这些纳粹小孩永远被父亲的命运纠缠，纳粹的历史在世人的集体记忆中将历久弥新。……那些名字激起的反思将持续引人深思。”（214页）但是作者对于“世人的集体记忆”也有可能是太乐观了。
回到《战火中的花朵》，那些“别人的孩子”。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最值得思考的教训就是那一代德国青少年是如何被诱骗和被绑架在希特勒的纳粹战车上的。1926年7月3日，希特勒正式宣布成立“希特勒青年团”，在成立仪式上发表演讲。博尔德·冯·席拉赫是继格鲁伯之后希特勒青年团的第二任领导人，1931年10月席拉赫被任命为纳粹党全国青年领袖。他组织全体团员开展宣传活动，散发传单、散发小册子和广告、大规模游行、在街头高喊纳粹口号、举办欺骗性的集会，目的是动员那些还没有参加青年团的年轻人。所有这些活动的结果是证明了纳粹主义领导下的青年团的巨大力量，证明了“为青年团营造一种力量感和团结感，以表明纳粹的成功是不可抗拒的”的确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1933年6月17日，二十八岁的席拉赫被希特勒任命为德意志帝国青年团的最高领袖。纳粹青年的一体化浪潮从此席卷而来。
同样是长途行走的青年队伍，同样是穿过农村与城市，但是现在的希特勒青年不再是当年的“候鸟”。每年有大约两千名希特勒青年满怀激情地听从帝国青年领袖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召唤：“我们行军到元首那里——如果他希望的话，我们会为他而行军。”1935年9月14日早晨，“阿道夫·希特勒-长途行军”的队伍到达了目的地，来自整个帝国的五万四千名姑娘和小伙子一起来到了纽伦堡体育馆。元首终于来到了青年当中，几万个孩子的喉咙里齐声喊出“希特勒万岁”的欢呼声，随后鼓乐齐鸣，全体人员进行宣誓：“我们是帝国的年轻力量，是唯一的青年团体……”青年领袖席拉赫代表青年赞颂元首：“对您的忠诚就是通向永生的大门。”（12-13页）接受检阅的德国少女联盟的汉内·贝尔-帕格回忆了一个细节：希特勒的检阅大约持续了半个小时，必须一直伸着胳膊致敬是非常吃力的。因此，“每一行里都有两个希特勒青年团团员注意我们的胳膊是否举得够高。每当有一只胳膊累得掉了下去，他们就再把它抬起来”（15页）。
从希特勒青年团的发展过程来看，诱骗是极为重要的第一步。这种诱骗的入口看上去是没有恶意的，也是年轻人难以拒绝的：平等的接纳、集体主义的精神、篝火晚会、野营、冒险经历、激动人心的感受……“在有意识地唤起人们内心的感受以达到控制人们头脑的目的时，孩子是容易争取的对象。在德国，年轻人第一次有了这种感受：他们是重要的。”（引言，第4页）有很多形式和细节都充满了蛊惑性。比如希特勒青年团和少年队的制服，的确让很多青少年有一种自己是这场伟大运动的一分子的感受，能够穿上制服去参加游行，甚至是一年一度的纳粹集体“朝圣”活动，对他们来说是莫大的荣誉。“谁要是终于获准披上这套渴望得到的少年队队服，谁就感觉加入了国家的穿制服的团体——为伟大的事业时刻准备着。”（22页）当穿着制服的孩子们在火把的照耀下高唱《我们誓死忠于希特勒》的歌曲时，那种感觉是恐惧又振奋。此时席拉赫满意地说：“社会各界的千百万群众给元首拜寿送的是礼物，而年轻人送的是他们自己。”（19页）
与诱骗相辅的手段是胁迫。1936年，席拉赫为了实现使所有十岁以上的儿童“自愿”加入少年队或青年团的目标，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根据官方的户籍名册上所有1926年出生的儿童的家庭地址，其父母被要求为孩子报名参加“少年队”或“少女队”。教育部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命令在学校召开家长会，进行宣传和动员。于是小学和中学的老师要用一切手段动员学生，只要有一个学生没有加入，校长就有麻烦。这项工作持续了四周之后，席拉赫在4月19日通过无线电自豪地宣布已经有百分之九十的十岁儿童参加了德国少年队。
希特勒和席拉赫的确深谙“谁拥有青年，谁就拥有未来”的道理，因此要不遗余力地“从小抓起”。与仪式感、投入感比较起来，思想灌输的“教育”才是更为根本和更重要的。在1936年12月1日公布的《希特勒青年团法》中，希特勒强调“除了在家庭与学校中，希特勒青年团应从德、智、体三方面教育全体德国青年为人民服务并成为人民的一员”（19页）。因此希特勒青年团成为在家庭和学校之外的第三个得到国家正式承认的“教育载体”，任务就是向正在成长的一代人灌输希特勒的思想，培养服从国家权力的工具。作者指出，“希特勒青年团用一种荒谬的世界观毒害了整整一代人的思想。希特勒青年团的头目们大面积地、系统地给他们的未成年的追随者洗了脑，让他们的接班人从小就接受褐色的‘思想意识’。没有一次活动、没有一个营地、没有一次郊游不进行‘世界观教育’，没有一次不用没有任何理智的思想意识信仰内容进行转经筒似的说教。帝国青年领导层根据年龄段制定的学习计划严格遵守阿道夫·希特勒的旨意，把对青少年的蒙蔽上升为纲领：‘民族国家全部教育工作的最高任务就是，本能地、理智地向受教于其中的青年人灌输种族意识和种族感情。’”（28页）这已经说得太清楚、太真实了——“全部教育工作的最高任务”。这种“教育”产生的作用和结果是极为严重和可怕的：“他们常常是觉察不到地坚决支持一种背弃人类社会价值的世界观。‘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从我们的头脑中完全被排除了。’一位时代的见证人回忆道。”（引言，第4页）从头脑中彻底排除了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向学生灌输违反人类文明共同价值的世界观，这是纳粹政治教育所带来的最严重的罪恶，青少年因此而成为希特勒战争的炮灰。
再看看学校里的专业课程。国家政治课的试卷题目是“元首为领导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走向胜利奠定了哪些基础？”这就不用说了；生物试卷上要回答的问题是“哪些事实促使种族学研究人员探讨……德意志民族未来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德语课主要讲授古日耳曼语诗歌、尼采的《权力意志》；拉丁文课把全部时间用在诸如“罗马作家和犹太人问题”之类的课题上；甚至连希腊语课也要以柏拉图的文章论述“对民主的批判加上哲学色彩”（222页）。很显然，所有课堂教学都必须符合纳粹政治教育的要求。
顺带想到的是，德国著名教育学家赫尔曼·基泽克（Hermann Giesecke）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专著《从候鸟运动到希特勒青年团：在政治与教育学之间的青年工作》（Vom Wandervogel bis zur Hitlerjugend.Jugendarbeit zwischen Politik und Pädagogik ） 中，择取自治（Autonomie）、联合（ Bindung）与一体化（Integration）作为关键概念，通过考察青年运动当中政治与教育的关联，为作者所处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联邦共和国青年成长提供启蒙与再教育的参照（梁爽《政治与教育的双重变奏——评〈从候鸟运动到希特勒青年团〉》）。应该说尽管这是一个真正敏感和相当复杂的议题，作者的立场和观点也有待进一步了解，但是无论如何历史的教训是不应被遗忘和被扭曲的。
接下来就是对所有青年团员、少年队员实行全面的控制。希特勒青年团安排的各种活动支配了青少年的几乎全部空闲时间。在希特勒青年团的活动计划上，体育是第一位的必修课，要为未来的战士培养强健的体魄；其次是军训，一位军训负责人说“让德国青年掌握枪杆子就如同掌握笔杆子一样熟练”。除此以外还有合唱团的排练，设立了各种奖章、奖金以鼓励那些在“帝国音乐节”“帝国戏剧节”以及在体育方面或者“帝国职业竞赛”中表现出色的孩子们。希特勒青年团还有通讯队、摩托车队、飞机驾驶队和航海队等组织，对青少年有很大的吸引力。应该说，这些活动的确使“他们积极向上，身体健康，有专业技能，遵守纪律，完全适应独裁统治，不问为什么。”正如一个时事评论员所讲的：“一个受到唯意志论教育的青年只能以极大的热情参加战争，接受尽可能多的任务。”（33页）
在所有的活动过程中，必然也伴随着监视与惩罚。1935年，希特勒青年团成立了一支巡逻勤务队，具有类似警察职能的权限，对所有青年进行监视。“这些年轻的纪监员在各种公开活动上和饭馆里巡逻，他们监管尼古丁和酒精禁令执行情况，检查行为异常的年轻人的身份。遇到对抗行为和反政权的言论时，希特勒青年团巡逻勤务便向警察局和盖世太保报告。”（21页）
再下一步就是把德国青年绑架在纳粹战车上，也可以说是为纳粹战争作出的巨大贡献：“假如没有希特勒青年团坚持不懈的全方位的投入，德国的经济和社会早就崩溃了。青年们通过他们的投入对战争的延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900万廉价劳动力大军填补了在前线服役的男子留下的空缺。希特勒儿童作为传令兵穿梭于城市之间，参加收割，辅助对空防御，充当前线通讯兵，投递食品配给票，分发宣传资料。女孩子为多子女家庭做家务劳动，在红十字会或者行政机关帮忙；男孩子则在燃烧的城市中充当消防队，或者在‘武装军事训练营’里进行被召入德国国防军之前的最后的军事训练。”（引言，第7-8页）由于被纳粹的政治意识形态和一体化组织体制所俘虏和控制，大多数青少年是满怀激情地主动投身于纳粹帝国的政治与军事行动之中。
最后结果是在1921年至1925年出生的人当中，三分之一多的人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或者死在国内的战场上。“他们的坟墓宣告着被诱骗的一代人的迷途，希特勒骗取了他们这一代人的青春。有些人甚至既是牺牲者，同时也是案犯。”“活了下来的人在战争过后才知道，他们要为之牺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祖国。”（同上，第8页）这是纳粹战火中的青春之殇，同样的悲剧在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不断上演。
多年前读过英国作家乔恩·萨维奇的《青春无羁：狂飙时代的社会运动（1875-1945）》（章艳等译，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这是一部独特的透过青年运动的视角来观看世界的独特的西方亚文化史，书中也谈到了德国青年从二十世纪初的青年运动到纳粹帝国时期的希特勒青年团的演变。萨维奇一针见血地指出：“纳粹德国是第一个把大众控制的原理应用到青年人身上的国家，这和它创造一个全新社会的要求相一致，它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在其制度中给青年人以特权的国家。确实，对很多青年人来说，这种政策提供了以前难以想象的自由。但是，由于陶醉在这种革命里，他们没能注意到这种浮士德契约的另一面：看似自由其实是奴役，最终他们会被捆绑着封上嘴巴送人复杂无情的战争机器中。”（265页）说得非常准确，那个年代的德国青年表明上拥有了青春的特权和自由，实际上却落入了被纳粹帝国政治利用和奴役的深渊。作者也谈到了纳粹帝国时期的青年组织“白玫瑰”的悲壮反抗，1943年2月“白玫瑰”的一份传单直指问题的核心：“以德国青年的名义，我们要求阿道夫·希特勒的政府归还我们的自由，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他用最可鄙的方式骗走了我们的自由。”（416页）“白玫瑰”的青年领导人汉斯和索菲在学校散发传单的时候被捕，在被执行死刑前留下了遗嘱：索菲潦草地写下了“自由”二字；汉斯写下了引自歌德的一句话：“坚决反对一切专制。”（417页）虽然“白玫瑰”并没能马上对当时的纳粹德国产生影响，但是他们对纳粹暴政的揭露是有预见性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择手段地镇压所有自由表达的国家。希特勒青年团、冲锋队、党卫队试图在我们最有前途的年轻岁月中毒害我们、改变我们、控制我们。”（418页）萨维奇说得非常深刻，“在一个不择手段地镇压所有自由表达的国家”中成长的青少年，不可能有精神成长、人生选择的自由，以“希特勒青年团”的体制很快就实施了对青年的毒害、改变与控制，完成了从自由到奴役的变化过程。
关于纳粹战火中的青春之殇，克诺普在《战火中的花朵》中讲了一个细节：“每当我们征召一批年轻新兵来部队时，我总是说：‘把你们的履历给我详细地写下来。’因为我们必须假设，大多数人可能活不到第二天的中午。把这么年轻的人送到前线部队里来，这是非常荒唐的，这样做简直就是犯罪。这根本用不着什么辩解。”那么为什么还要把这些青年送到战场上去呢？“‘人们总得做点儿什么吧，至少可以让人感到还有一点儿防御能力。’许多指挥官觉得不得不这么做，因此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天还有数以千计的童子军死在战场上。”（366-367页）
就为了“总得做点儿什么”，真是太残酷、太恐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