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关德意志民族性格的讨论直接影响了战后德国的国家认同建构。在当代德国作家马塞尔·巴耶尔的《卡尔腾堡》中，小说人物卡尔腾堡教授和赫尔曼·冯克在隐喻层面上映射着德意志民族的双重性格，而寒鸦则象征着二战后德国民众对大屠杀的反思。三者共同表征了二战后德国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认同。
关键词：德意志民族性格 国家认同 骑士 忧思者 寒鸦
1513至1514年间，德国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阿尔布雷特·丢勒（Albrecht Dürer）完成了两幅著名的版画《骑士、死神与魔鬼》（Ritter, Tod und Teufel）和《忧郁I》（Melencolia I）。这两幅画作意蕴丰富，“在德意志认同的历史中扮演了一个独特的角色”。手执长矛、横刀立马的骑士不畏死神与魔鬼，坚定勇敢地向密林深处的城堡进发；单手托腮、上身前倾的忧思者则静静地坐在那里，仿佛被什么问题困扰着，目光中满是沉沉的思索。在英国学者尼尔·麦格雷戈（Neil MacGregor）看来，骑士与忧思者已经成为“德国两个矛盾方面的孪生自画像”，前者代表“强有力的行动”，后者则象征“内省的沉思”。
在当代德国作家马塞尔·巴耶尔的小说《卡尔腾堡》中也有两个非常有趣的人物形象。叙述者赫尔曼·冯克（Hermann Funk）虽然顶着德意志民族英雄赫尔曼之名，却并未在现实的世界里一往无前，而是在回忆的密林中跌跌撞撞，在缓缓绵延的忧思中喁喁细语；另一位主人公路德维希·卡尔腾堡（Ludwig Kaltenburg）则如同“一只守候猎物的鹰”，骑着摩托、风驰电掣地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他语调坚定果敢，大谈对“死亡氛围”的认知，正如那穿行于魔鬼、死神与密林包围之中的马背上的骑士。尽管我们不能用一分为二的手法将这两个人物形象与德国的“两个矛盾方面”进行机械对应，但两个人物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特征还是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得以观察德意志民族性格的两极在当代历史文化语境中的变迁。冯克的忧思者形象、卡尔腾堡教授的骑士形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认同相关，是德国反思文化的具体体现。本文一方面依托于德意志民族性格的相关话语，另一方面从小说的语言层面出发，结合认知语言学与文字音乐性等多重视角，观察小说对两位主要人物冯克与卡尔腾堡教授的塑造。此外，小说对民族性格的书写也服务于战后德国构建身份认同的努力，其中必然会牵涉对大屠杀的反思，寒鸦所喻示的大屠杀问题就跻身于冯克与卡尔腾堡教授组成的二元格局之中，形成了骑士、忧思者与寒鸦这一充满隐喻意义的叙事结构。
01 德国的“两个矛盾方面”：骑士与忧思者
在德国历史学者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看来，德意志民族性格的这“两个矛盾方面”可以上溯至日耳曼人对“美丽的南方”的向往。英雄赫尔曼所在的北方，被成片茂密幽深的森林所覆盖，恶劣的生存环境催生了骑士精神，也催生了日耳曼人“浪漫主义的欲望”。在《德国人——一个民族的双重历史》（The Germans: Double History of A Nation, 1941）中，路德维希立志要“摆脱德国人个人的命运，阐述德国民族的性格”，而这种性格就是一种“双重性格”，或曰“德国人灵魂深处的双重性”。路德维希用了许多大同小异的词汇来形容这种“双重性格”，如“雄心勃勃，又时有怀疑；坚信奇迹，又……富于浪漫主义”，“既昏浑幽暗又明快和谐，既实实在在又富于幻想”，“既是战士又是音乐家”，“由信仰和野心交织而产生的两重性”等等，不一而足。在路德维希看来，这一矛盾分裂的性格是德国人的命运，只有音乐才能帮助他们“逃避内心矛盾”、找到自我：“他们的一切本性、仔细掩饰起来的困惑、内心的不安全感和茫然无着，都在音乐中得到解除。”路德维希甚至认为，希特勒之所以能成功攫取政权，其原因恰在于他满足了德国人“两方面的梦想，富于音乐的服从和充满感情的纪律”。路德维希对德国人及德国历史的解读也许有些偏激，毕竟此书成书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对德国人的所作所为深感失望，痛心疾首之下难免言辞过激，但他关于德国人“双重性格”的论断却并未言过其实，他对音乐之于德国人的论述也颇有见地。这种音乐时而是骑士哒哒的马蹄声，时而是忧思者的缓缓思量，这在小说《卡尔腾堡》中都有充分的体现。
据英国历史社会学家安东尼·D.史密斯考证，早在十七世纪，人们就对“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等概念表现出了兴趣；到十八世纪中期，这类话语已被广泛接受。滥觞于十八世纪末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思潮也将此类概念纳入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其中最显著的例证当属费希特的名作《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 1808）。在这一民族主义宣言中，费希特勾画了德意志人的特点及其与其他民族的区别。他将马丁·路德当作德意志气质的典范，因为当路德“看到一切不朽的灵魂的拯救正濒临危险”时，他“毫不畏惧、十分认真地迎击地狱中的所有魔鬼”。在这里，虔敬的信仰与勇敢的进击演绎着忧思与行动场景，仿佛是对丢勒的《忧郁I》和《骑士、死神与魔鬼》的文字再现。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勒佩尼斯认为：“民族性格就像身体的皮肤，它或许可以被拉伸……但身体却无法摆脱它。”也就是说，民族性格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东西，它即便有所变化，也不会出现颠覆性改变。借用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的话来说就是民族性格带有一种“灵活的延续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民族性格更像是一种神话，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神话背后的深层结构。以德国的“民族神话”浮士德博士的故事为例，长久以来，人们反复争执浮士德到底是“一个忧郁的多疑者和喜欢冥思苦想的人”，还是“一个敢想敢干……在与超自然力的接触中变得坚强的行动者”。之所以就此争论不休，原因恰在于浮士德身上体现着德国“两个矛盾方面”的永恒交战，正如歌德笔下的浮士德那一声慨叹：“在我的胸中，唉，住着两个灵魂。”从根本上来说浮士德神话是德意志民族性格的演绎，它的长盛不衰确实可感地体现了德意志民族双重性格的在场。
自十八世纪末以来，德意志精神的“两个矛盾方面”伴随着德国历史的起起伏伏，时而骑士占据主导，时而忧思者跃居其上。1789年法国大革命影响深远，许多德国知识分子一度对革命顶礼膜拜，但在德意志，法国大革命代表的思想却更多地体现于精神文化领域，而非社会政治领域，德国浪漫主义文学正是前者的体现。浪漫派代表作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将法国大革命称为“法国民族性格的核心与巅峰”，他的另一句名言则更适于表达德意志“民族性格的核心与巅峰”：“法国大革命、费希特的《知识学》和歌德的《威廉·迈斯特》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潮。谁若是对这样的并置不满意，谁若是觉得静悄悄的、非物质的革命不重要，那他就还没有站到能够对人类历史高瞻远瞩的立场上。”思想与行动同样重要，甚或思重于行。此时的浪漫主义人士似乎仍维持着世界公民的观念，期冀从“人类”的立场看待世界历史的发展。然而，随着拿破仑的入侵，异族统治之下的德意志民族萌发了强烈的爱国情感与民族意识，他们渴望驱逐外敌、实现民族解放。在此背景下，晚期浪漫主义作家受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影响，致力于发掘德意志的民间文化，其中集大成者当属格林兄弟。《格林童话》是德意志民族意识觉醒的代表，体现了当时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埃利亚斯曾指出，与英语、法语中的“文明”（Zivilisation）不同，德语中的“文化”（Kultur）指的是“精神思想、艺术以及宗教方面的内容”。文化由是成为“内省的沉思”的代名词，与战争、革命等“强有力的行动”形成了对照。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格林童话》中的许多故事都发生在茂密幽深的森林里。森林不仅是德意志民族起源的象征，也是拿破仑统治下德意志民族处境的隐喻。在那里，英雄一样的猎手从天而降，拯救柔弱的小红帽于狼口之中。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认为，“德国人民在性格方面的某些确切的变化”就是伴随着这场声势浩大的民族解放运动出现的。这种变化更直接地表现为腓特烈大帝渐趋顶替路德而被看作德意志的“民族伟人”。显然，骑士越来越多地取代了忧思者，在十九世纪德意志民族谋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的道路上一往直前。在强敌环伺之下，德国的统一牵一发而动全身，波及多个国家的利益。当普鲁士最终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以“铁和血”的手段实现了德国统一之后，尚武的精神、骑士的声望也随之达到巅峰。
进入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灵创伤。人们厌倦了穷兵黩武的骑士，不再将其看作“高贵而勇敢的斗士”，而是视其为“与死神和魔鬼为伍的无法无天的强盗”。于是，对“精神王国”的强调再次如期而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翌年，迈内克便号召成立“歌德社团”，其宗旨是“通过嘹亮的声音把伟大的德国精神之最富生气的见证带到听众的心里，——向他们同时提供那永远是最崇高的音乐和诗歌”。对此，勒佩尼斯幽默地评价道：“好的德国取得了胜利，歌德战胜了俾斯麦。”从战后近七十年的历史来看，德国已经成功建构起颇有特点的反思文化，善于反思和“内省”的忧思者自然是这一文化的代言人。看起来，浮士德胸中的一个灵魂“战胜了”另一个：1945年以前，“浮士德神话号召德国人要英勇顽强，坚持到底”；1945年以后，被保留下来的则是神话中“用于自我反省和自我透视”的一面，人们开始担忧“能否长期驾驭自己释放出来的力量，包括技术的力量、科学的力量和资本主义的力量”。
02 骑士/科学家：与魔鬼和死神同行
小说《卡尔腾堡》以第一人称叙述者冯克的回忆为情节框架，而处于其回忆中心的便是动物学家卡尔腾堡教授。巴耶尔将卡尔腾堡这一人物形象嵌套在冯克的回忆中，这一叙事结构恰好呼应着当下的反思文化：骑士生活在过去，生活在人们的回忆里，如今他已成为忧思者思绪的一部分。
有关卡尔腾堡教授的骑士形象，我们不妨以少年冯克与这位教授在波兹南的初遇为出发点来讨论，这是两人交往的起点，它奠定了冯克对卡尔腾堡教授的认知，因此十分耐人寻味。卡尔腾堡教授第一次出现在冯克生命中时，后者正在和母亲一起选购手套。在他的叙述中，卡尔腾堡教授一副风风火火的样子：他步履匆匆、“目标明确”地踏上台阶，目光“敏锐”，“他的行为，一旦涉及采取行动，就雷厉风行，一丝不苟”，如同“一只守候猎物的鹰”。此外，冯克还特别提及其脑海中根深蒂固的“骑着摩托车”的教授形象。类似的文字叙述已然为读者勾勒出一幅骑士形象的草图，但叙述者却并未满足于此，而是在语言层面下足了功夫，引导读者一步步描画出一幅复杂的骑士图像。
在卡尔腾堡教授出场前，叙述者的话语多为缓缓的长句，但随着教授的出场，叙述骤然切换为节奏感很强的短句，且每一句都伴随着教授的一个新动作：踏上台阶、上楼、经过、脱帽、停步、伸手、抚摸、微笑，这并非巧合。借助认知诗学学者彼得·斯多克维尔的及物性系统分类理论，卡尔腾堡教授这一连八个动作均属于物质过程。由于物质过程与做某件事情相关，因而文字会表现出比较强烈的动态感。再加上这八个动作是通过四十二个单词、七个小短句迅速完成的，读者仿佛能看到一帧帧画面在眼前闪过，画面上的卡尔腾堡教授一刻不停地做着动作，且动作与动作迅速切换，让人眼花缭乱。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卡尔腾堡教授有两个动作直接作用于冯克和他的母亲——“他把自己的手递给冯克的母亲，然后又伸手去抚摸冯克的脑袋”。按照认知语言学家罗纳德·W.兰艾克（Ronald W. Langacker）的“行为链”理论，在这两个句子中，卡尔腾堡教授是“行为链中的始发参与者”，是“蓄意引发并实施某一行为……［并且］通常是影响到其他实体的某一物理行为”的“施事者”；与之相对，冯克和他的母亲则处于“受事”的地位，是力量作用的客体。在这个初遇的场景中，冯克母子二人始终没有太多动作，尤其缺少可以成为“能量源”的施事动作。少年冯克一直在暗中观察、思索，他的母亲则显得比较被动，被迫与卡尔腾堡教授进行互动。对比之下，卡尔腾堡教授愈加显得全身充满了力量，一个坚定果敢、富有行动力的骑士形象由此呼之欲出。
紧接着，卡尔腾堡教授又连珠炮似地向冯克母子发话——“太凑巧了”，“夫人”，“好啊，我的小子”。与叙述者此前对教授的描述性话语相契合，这三个句子依旧是节奏感比较强的短句。事实上，铿锵有力的短句正是教授的话语风格。从下文来看，卡尔腾堡教授非常偏爱口号式的句子，如“生命即观察”，“你不会那么快摆脱我的”，“我在研究你们”等等。在美国学者乔治·斯坦纳看来，自1871年德国统一后，德语便愈发“普鲁士化”，其标志性特点之一便是“口号与浮夸的陈词滥调”。事实上，德语的“普鲁士化”出现得更早。据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考证，十八世纪下半叶以降，语言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渐趋密切。例如，施莱格尔就曾于1812年时做出判断：“倘若一个民族的语言杂草蔓生、粗鲁不堪，那么这个民族也将野蛮、粗鲁；倘若一个民族被夺去了语言，那么它就会失去其精神与内在独立性的最后支撑，最终不复存在。”在语言意识与民族意识密切相关的背景下，作为德意志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的重要力量的普鲁士，必然会对德语的发展变化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普鲁士以军事立国，其“令人瞩目而深入的军国主义……影响了整个的民间生活”，也自然而然地延伸至语言层面。1871年德国统一后，普鲁士对德语的塑造作用愈发显著。作为后发民族，统一后的德国面临着复杂的欧洲局势，面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挤压和威胁，意欲跻身世界强国之林的德国延续并加强了普鲁士国家机器的军事特征。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语言与尚武精神相互强化，德意志民族俨然一位操着普鲁士军事风格德语的骑士。按照德国语言学家彼得·冯·伯伦茨的观点，十九世纪末以来，德语表现出“简洁与紧凑”的特点，其手段有缩短复合词、构建缩略词、采用含被动意义的形容词替代被动句式等等，这种趋势与德语的“普鲁士化”不乏关联。
从历史发展来看，这种带有军事风格的德语一直延续至威廉德国和纳粹德国，也塑造了小说主人公，即生于1903年的卡尔腾堡教授的语言风格。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曾这样评价德国免疫学家、190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埃尔利希说话带着军人的语气，这在今天听起来也许有些刺耳，但在威廉德国时代……这是很正常的。”到了纳粹德国时期，德语干脆被语文学家维克多·克莱普勒称为“Hacksätze”——一个很形象的德语词，由动词“砍、劈”（hacken）与名词“句子”（Satz）构成，听起来就好似言语正一刀一刀迎面劈来。生于威廉德国时期的卡尔腾堡教授显然深受这种行伍风格的浸染，其语言特点再度强化了他的骑士形象，只是这样的骑士形象已经沾染了一些“刺耳的”内容，甚至还透露出些许玩世不恭的戏谑感。联想到这位教授应对他人提问时所表现出来的态度，那种语调就如同与浮士德博士如影随形的魔鬼梅菲斯特：“以必要的漫不经心和清晰的声音说：我在搞研究。句号。”
最后，《卡尔腾堡》文字的音响效果也非常吸引人。诚然，小说不若诗歌，语音未必能够发挥决定性作用，但毋庸置疑的是，语音仍是小说形式语言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能够填补文字无法悉数表达出来的隐含意义。当卡尔腾堡教授请求冯克母亲帮他挑选一副手套时，成年冯克忽然取代了少年冯克，从叙述框架外进入叙述框架内，用一系列排比句堆砌起自己对卡尔腾堡教授的印象：“卡尔腾堡教授，我所看见的第一个戴着太阳眼镜的男人；卡尔腾堡教授，他骑着摩托车来看我们；卡尔腾堡教授，我会从他身上一再发现新的秘密；路德维希·卡尔腾堡教授，他对我产生了如此决定性的影响。”此处又是一连串的短句袭来，且皆以“卡尔腾堡教授”为引领词。在德语中，“卡尔腾堡”和“教授”都可算作比较长的单词，两个词的元音又都十分饱满，因此在音响效果上颇具气势与震撼力。排比的修辞格加重了语音上铿锵有力的效果，使整个语段读起来不仅掷地有声，而且整齐划一，从形式上象似地模拟出一种列队进军的感觉。
总体而言，在整部小说中，由于语音、句式、修辞格等文体手段的并用，其文字自然而然地衍生出一种音乐性。在德国媒介间性学者维尔纳·沃尔夫（Werner Wolf）看来，“文字音乐”能够“突出文字能指的（原初的）音响维度，造成音乐在场的效果”，是带来小说音乐化效果的一种方式。在《卡尔腾堡》中，那些关于卡尔腾堡教授的文字洪亮有力，仿佛骑士的马蹄哒哒作响，冲击着读者的耳膜。能指在此处与所指同样重要，文字的音响效果甚至凸显出所指未能言尽之意。在卡尔腾堡教授的骑士形象背后，仿佛有一曲高歌猛进的行军之歌，召唤着他大步向前。这也为小说刻画教授骑士形象的另一面做了铺垫。斯坦纳评价道：“德国人不习惯在语言中寻找意义的任何终极标准，却愿意接受纳粹主义的非人行话。在这些行话背后嗡嗡作响的是瓦格纳式迷狂的大型黑色旋律。”很显然，当语言堕落为“行话”，当音乐演变为“黑色旋律”，骑士的大步向前也将沦为对他人的践踏。
当读者看到这一个个在“卡尔腾堡教授”率领下迎面袭来的句子时，也许会想到冯克在前文中提到的该教授的著作《末日五骑士》，甚至还可能会联想到《圣经·新约》中的末日四骑士。与之相应，仅仅相隔数行文字之后，卡尔腾堡教授的骑士形象便多了一重阴翳。此时，“守候猎物的鹰”豁然升级为“驯鹰者”，他手持“那些粗大的、闪闪发光的器械”，在“鲜血和吼叫”中拉开架势，“目光朝上，伸开手臂……用结实的皮手套操作着一套医疗仪器，那粗壮的电缆通到病人的卧榻上”。叙述者此处的暗示在下文中渐渐清晰起来，动物学家卡尔腾堡在二战期间加入了纳粹组织，试图通过人体实验来验证自己将动物行为学应用于人类的构想，而他的《末日五骑士》则被时人唾弃为“卡尔腾堡的毒气室杰作”。小说几近尾声时，叙述者甚至直接呈现了一幅酷似希特勒的卡尔腾堡肖像——在一次集会中，这位教授直接跳上慕尼黑皇家啤酒馆的桌子，大声发表演讲。由是，骑士不再为正义的目标勇敢前进，而是与死神和魔鬼共舞，这一点正契合了当时德国人对骑士的认知。
有趣的是，卡尔腾堡教授并不是巴耶尔凭空虚构出来的人物，其在现实中的原型是197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康拉德·洛伦茨（Konrad Lorenz）。巴耶尔给出许多零星线索提示读者按图索骥，暗示二者之间有着隐秘的关联：如路德维希·卡尔腾堡的首字母缩写为L. K.，而康拉德·洛伦茨的首字母缩写恰好相反，为K. L.；两人都生于1903年，卒于1989年；两人都是动物学家，研究的领域都是动物行为学；两人都曾加入纳粹并为德军服务；两人都曾被苏联军队俘虏，战后也都继续从事动物行为学研究。与纳粹时期的许多科学家类似，洛伦茨在纳粹时期的所作所为也充满了谜团，而且颇富争议。尽管生前曾多次回击外界的非议，但他曾追随纳粹主义、效力于纳粹政权的事实是无可辩驳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有关德国与奥地利两国科学家在纳粹时期活动的著述并不罕见，如德国物理学家、193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维尔纳·海森伯的夫人伊丽莎白·海森伯所著的《一个非政治家的政治生活——维尔纳·海森伯回忆录》、海森伯的传记《超越不确定性——海森伯、量子物理与原子弹》以及细描纳粹时期化学家的《希特勒手下的化学家——纳粹政权下的科学界画像》等等。总体而言，这类话题的热议实际上凸显了科学家与科学在同时代的话语体系中的重要性。二十世纪以来，科学家与科学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显得愈发重要，在此意义上，科学家已取代了旧时舞刀弄枪的骑士，成为新时代的骑士。他们不以刀枪棍棒作为自己的武器，而是以科学为手中的利刃，走在时代的最前沿，向远方的城堡进军。然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科学渐渐失去了“纯洁性”，骑士（科学家）成了爱因斯坦口中的“病态罪犯”，他的长矛与利剑也失去了往日的锋芒，沦为粗鄙的“斧头”。与魔鬼缔约的科学家，不仅将自己的灵魂让渡给了魔鬼，同时也将人类的命运让渡给了死神。同为自然科学家的浮士德博士正是以与魔鬼订约的方式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实现了“浮士德式发迹”，也走向了浮士德式的毁灭。斯特恩认为：“一定程度上，是德国科学造成了德国的浩劫……德国科学家们或是犯下了可怕的暴行，或是在亵渎了一切人类尊严的罪行面前保持了沉默。”对科学家和科学的反思不仅事关那段“浩劫”本身，也事关对待那段历史的态度以及对当下的反躬自省。由此来看，小说《卡尔腾堡》塑造的骑士/科学家形象就显得颇有深意。与魔鬼和死神同行是骑士前往城堡的必经之路，同时也是一条危险的道路，稍不留神便会沦为魔鬼和死神借以蹂躏人类的工具。
03 赫尔曼·冯克：头顶骑士之名的忧思者
在巴耶尔看来，名字绝不是信手而为，它带有“一种力量”，“一个名字会引导我走向另一个名字，一个显而易见的名字引导我走向一个遮蔽起来的名字。……名字会为我揭示一些联系，也包括那些隐秘的联系，一个名字可以覆盖另一个名字，伴随另一个名字”。相应地，“赫尔曼·冯克”这个名字也召唤着许多“隐秘的联系”，它们与冯克作为忧思者的隐喻形象产生互动，在对照之中映射着历史与当下。
从词源上来看，“冯克”一词源自Funke，表示“火”，而“赫尔曼”一词则包含了“军队”（Heer）之意。此外，赫尔曼还是日耳曼民族英雄的名字。他率领日耳曼人打败罗马人的条顿堡森林之战是德意志人构建“想象的共同体”中的一场重要战役。十九世纪民族主义思潮风行之时，人们甚至觉得德意志人的历史就是从这场战役开始的，而赫尔曼则光荣地成了“有史可查的第一个德意志人”。这样看来，“赫尔曼·冯克”实在是一个“非常骑士”的名字：以英雄赫尔曼为名，以燎原之火为姓，在这个名字中，仿佛有一支列队进军的骑士如烈火般席卷而来，向前拼搏撕杀。更为有趣的一点是，这个“显而易见的名字”引导我们继续向前，走向另一个被“遮蔽起来的名字”——为人类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这不仅是因为“火”这一意象召唤出隐蔽的关联，更因为普罗米修斯曾一度被拿来与浮士德做对比，成为德意志民族精神的一个参照。例如，曾任歌德学会会长的埃里希·施密特（Erich Schmidt）就认为：“日耳曼精神与希腊的英雄之美结合在一起，从中并未产生出一个忧郁的、瞻前顾后的厄毗米修斯，而是诞生了普罗米修斯，这个真正的男人最喜欢的就是行动，向往轰轰烈烈的生活。”在此意义上，赫尔曼、浮士德与普罗米修斯都是骑士精神的象征，都代表着“火”一样“轰轰烈烈的生活”。然而，有趣的是，在小说《卡尔腾堡》中，“火”却并未点燃“赫尔曼”的“日耳曼精神”，“赫尔曼”与“冯克”的组合也并没有产生拥有“先见之明”的普罗米修斯，而是成了“后见之明”的厄毗米修斯——一位忧思者。
巴耶尔将冯克设定成一位忧思者。冯克在回忆中提到，1945年他来到德累斯顿时年仅11岁，据此推断，冯克应当生于1934年。按照德国文化学者阿莱达·阿斯曼的代际划分，生于1930至1945年间的一代人是“中间的一代人”。他们是“战争中的儿童”，“年少时曾被送往乡村，经历了炮火隆隆的夜晚、逃亡与驱逐、失去父亲等事件，这些都在他们身上打下了印记”。作为这代人中的一员，冯克也曾体验过上述种种创伤。巴耶尔选择这样一位中间一代人物作为回忆主体，从反思文学的视角来看有其深意：与父辈相比，这一代人在二战时仍然年幼，未曾亲手作恶，因此在回忆中不必陷入对个人罪行的辩解、忏悔或是责难；但与后继者相比，他们又仍是战争的亲历者，亲眼目睹了战争的罪恶，亲身经历了战争的恐怖，也因此对战争以及战后的岁月有着更为深刻的认知。
从时间上来看，冯克的忧思时间跨度较长，从纳粹时期一直延伸到当代，但他的回忆始终围绕着战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战争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与事件，他们是历史沉降于个人生活之后最真实的外显。在冯克的回忆性叙述中，读者看到许多杂乱无章的记忆碎片：犹太保姆玛利亚一夜间踪迹全无，父母双亲在盟军空袭中双双殒命，对他来说亦师亦父的卡尔腾堡教授加入了纳粹组织，战后的教授对过去的经历绝口不提，甚至予以否认，等等。历史仿佛是一幅错综复杂又模糊不清的图景，冯克看得见一块块碎片，却看不见碎片间的关联。他无法破解这些碎片背后的意义，无法对某些事件（如德累斯顿大轰炸）、某些人物（如亦正亦邪的卡尔腾堡教授）下一个定断。随着冯克的叙述，读者仿佛能看见他目光迷茫，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一如丢勒画中所表现的那样，寓意着启示的光芒与他虽然仅仅一墙之隔却仍遥不可及。冯克也由此成了一个面向历史的忧思者——对历史进行“内省的沉思”。
从语言层面来看，冯克甫一出场便为小说带来了一种“内省”的维度。由于这位第一人称叙述者在几乎整个第一章中都处于幕后，读者在开始阅读小说时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误认为这是一部选择性全知视角的小说。这种情况将一直持续到第一章的最后一个单词。此时，叙述者以一个单字成句的“我”陡然登台，向读者宣告此前的描述都是出自其本人之口。文本世界骤然转换，“我”率领着“我”的世界站在读者面前；此前叙述的内容倏然间开始向后倒退，成为“我”的世界的附属物。从认知的角度来看，语言在此发挥了象似性的功能，文本世界的转换强化了“我”作为回忆主体的位置，也强化了卡尔腾堡教授作为“我”的回忆客体的地位。与之相应的是，尽管整个第一章的回忆都是出自“我”之口，但“我”却仿佛是无声的背景板，没人能注意到“我”的声音。几乎被消声的叙述者从一开始就奠定了冯克的回忆状态，这是一种极为符合忧思者状态的沉默的内省。
在这个听起来虽然比较突兀却显得格外有力的“我”之后，第二章的开头再次放低了“我”的声音。事实上，此时叙述者对于自我的描述才让读者真正接触到冯克其人。首先，在这段描述中，读者读到的几乎都是表示关系过程和心理过程的句子，少数关系过程甚至直接省略了动词。由于关系过程和心理过程不带有能改变物理世界状态的动作，因此会赋予文字一种静态感。再加上叙述者多使用复杂嵌套的长句，整段文字便自然地流露出一种安安静静却又绵绵不断的感觉，象似地摹写了思绪在人脑中流动的那种无声无息又无休无止的状态。此外，“我”的形象也与这整体的叙述氛围相匹配。第二章第一段中，直接涉及“我”的句子要么将“我”作为心理过程的对象（如“激情侵袭了我”），要么将“我”作为关系过程所描述的属性的载体（如“我是惊奇的”），要么通过第二虚拟式等手段将“我”拉入情态世界。第二，整个第二段几乎全部发生在意愿情态世界的冥想甚至幻想中。更为有趣的是，这两段的开头分别出现了“我在问自己”和“我似乎成了那些我常常观察的男人中的一员”这样的描述。也就是说，“我”不仅常常“观察”他人，“我”还“问”“自己”、希望“自己”也成为“自己”的观察对象。事实上，叙述者在此处完全不需要“似乎”一词，他一直都处于对自我的发问、观察，即“内省”之中。由此，在多种语言手段的作用下，尽管叙述者从未直接着墨于自我，一个忧思者的形象却已经跃然纸上。
从整部小说来看，除却那些直接与卡尔腾堡教授相关的文字，冯克的叙述大体上都维持着这样一种低声絮语的状态。值得称道的是，巴耶尔在处理冯克的叙述时采用了一种诗性的语言，总体上使文字的节奏向诗歌与音乐靠近。此处仍以第二章的第一段为例，它的开头是这样的：“我在问自己，一个老年男子的激情哪儿去了？那样的激情我本来真的应该感受得到。那一丝的冲动哪儿去了？那一边上下打量着，一边全然无措的样子哪儿去了？”若完全按照德语原文顺序直译便是：“它们在哪儿，一个老年男子的激情，它们本应侵袭我，那一丝的冲动哪儿去了，哪儿，我问自己，全然无措的样子，伴随着打量的目光。”这段文字带有十分明显的诗性节奏，不断重复的“哪儿”（wo）将一丝浅浅的疑惑一次又一次拖长；定冠词die重复出现在句首，配合着这种拖曳的语调，将整个句子的节奏拉慢，读者仿佛能感受到文字背后那种绵绵的腔调。文字的诗性自然而然地呼唤出抑扬顿挫的韵律感，使那种绵绵的腔调有若低低的、缓缓的吟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读者在阅读这段德语原文时，很容易联想到歌德《浮士德》“献词”的开头：“你们又临近了，游移不定的身影，/想当初一度呈现于朦胧的目光。/敢情这次我试着要把你们握紧？/难道我的心仍然倾向那个痴想？”不难看出，这两段文字的结构、节奏都十分类似。两段都以一个代词形式的他者开篇（“它们”/“你们”）；其后是这个他者的内容，均以一个带有复数名词的短语形式出现（“一个老年男子的激情”/“游移不定的身影”）；接着就是以die引导的关系从句（“它们本应侵袭我”/“想当初一度呈现于朦胧的目光”），用以追述这个他者的属性；且两段文字都表现出连续的疑问语气（“那一丝的冲动哪儿去了？那一边上下打量着，一边全然无措的样子哪儿去了？”/“敢情这次我试着要把你们握紧？/难道我的心仍然倾向那个痴想？”）。与《浮士德》的互文性一方面再次强化了表现德国的“两个矛盾方面”的力度，毕竟浮士德胸中的“两个灵魂”一度是德意志民族双重性格的最佳代言人；另一方面，语言文字似乎始终无法弃绝所指的羁绊，小说较之于诗歌更是几乎不可能完全抛却其概念化内容。于是，倘若小说文字想要求得一丝音乐效果，似乎总是要借助向诗性语言的靠近，《卡尔腾堡》开篇的这段文字与《浮士德》之间的互文也许正是这样一种尝试。
在黑格尔看来，“时间就是音乐的一般因素”。倘若音乐是时间性的，那么一定更适合主体在回忆的长河里上下求索，也更适合主体深入自己的内心，去探究内心深处的声音。就冯克作为忧思者而言，当语言带上了一层音乐的色彩，“内省的沉思”也许就能更多地摆脱羁绊，更加贴近纯粹。每当卡尔腾堡教授与冯克处于对话状态时，读者仿佛就能听到两个声部在耳畔歌唱：一个铿锵有力，一个低声絮语，这也许能让我们再次回到路德维希的那段话：“他们的一切本性、仔细掩饰起来的困惑、内心的不安全感和茫然无着，都在音乐中得到消除。”
04 寒鸦与大屠杀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对德国的“两个矛盾方面”的探讨也与二战后德国构建国家认同的努力息息相关。战后德国处于纳粹政权所带来的历史阴影之下，加害者的角色使德国“不得不从民族/国家历史的传统中退出来”，转而将大屠杀记忆与创造经济奇迹作为国家认同的主要焦点。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沿用多尔夫·施特恩贝格尔（Dolf Sternberger）的“宪法爱国主义”，大力主张一种后传统、后民族的认同，也就是将爱国主义建立在“宪法原则和普世价值”而非“民族历史”的基础之上。这种以反省，尤其是对大屠杀的反省为核心弱化民族国家意识的爱国主义模式，是与左派知识分子对德意志民族性的担忧联系在一起的。典型的“宪法爱国者”君特·格拉斯曾极力反对两德迅速统一，主张建立文化邦联，其原因恰在于“对一种几近神话的德意志民族性以及与之相关的特定‘冲动’的担忧”，那是一种德国人的“固有冲动”，必将再次导致历史的浩劫。因此，无论是因循哈贝马斯的观点，还是如阿斯曼等人对其持批判态度，认为这种带有“禁欲”色彩的身份认同根本“不可行”，必须将“国家框架”视为身份认同的基础，问题都将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对民族性这类话语的讨论中。而文学，按照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则是这一“社会能量的文化流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建构国家认同这个角度来看，《卡尔腾堡》中还有一个或者说是一群非常重要的“人物”——寒鸦。小说开篇第一句话便提到，卡尔腾堡教授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光都在“等待着那些寒鸦归来”。然而，教授的寒鸦是不可能归来的，它们早已被尽数“毒死”。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中，寒鸦跻身于卡尔腾堡教授（骑士）与冯克（忧思者）之间，构成了小说的另一个重心，即大屠杀问题。
对洛伦茨有所了解的读者也许会认为，小说中的寒鸦无外乎是对洛伦茨动物学研究的又一戏仿。的确，洛伦茨曾驯养过一批寒鸦，甚至有一只还与卡尔腾堡教授的寒鸦同名，都叫“巧巧”（Tschok）。但是，在这部小说中，寒鸦的叙述地位几乎与卡尔腾堡教授和冯克不相上下。寒鸦的出场甚至远早于叙述者冯克，第一章第一节的内容几乎完全围绕着教授的寒鸦展开。更确切地说，寒鸦的出场甚至要早于卡尔腾堡教授——小说的题词正是以寒鸦为主人公：“哎，不就是只小鸟吗——它也没什么特别的名字。”在整部小说中，“大屠杀”一词共计出现五次，其中一次便与鸟儿相关。其时，冯克忆及“在大屠杀的腥风血雨里”，那些“不知去向”的犹太人留下了许多未及带走的鸟儿。值得注意的是，鸟儿（寒鸦）与大屠杀的关联并不是直到此时才出现，早在第一章第一节中，叙述者就建立起了寒鸦与大屠杀之间的隐秘关联。在谈到寒鸦的生活习性时，卡尔腾堡教授对来访的客人们说：“鸟儿都怕烟。”下文中，当冯克提及鸟儿都怕见集中营时，卡尔腾堡教授再次点头称是：“一点不错。烟雾。它们忍受不了烟雾。”由此，通过烟雾，寒鸦与大屠杀之间建立了初步关联，而寒鸦最终被“毒死”的命运则将这种关联确立了下来。在冯克的叙述中，他并不能确认究竟是谁毒死了教授的寒鸦。卡尔腾堡教授曾提到有市民零零星星地虐杀寒鸦，不知是“愚蠢，还是恶意”，甚至曾有市民将装有寒鸦尸体的“沾满血迹的袋子”直接递到他面前。但寒鸦的大批量死亡始终是个未解之谜。冯克怀疑是教授的司机克劳泽下毒害死了那些寒鸦，讽刺的是，这个下毒的办法是冯克亲口告诉克劳泽的。无论谜底究竟如何，寒鸦无辜受难，甚至被大规模毒杀，这是不争的事实。
小说第一章第一节对寒鸦与大屠杀之关联的暗示还有一些非常耐人寻味的细节。卡尔腾堡教授提到“一只所谓的烟囱寒鸦怎样钻入那筑在一团漆黑中的巢穴里”，“这鸟儿……一头扎进那人造洞穴的入口”。寒鸦在捷克语中被称为“kavka”，这也正是作家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的姓氏。卡夫卡曾亲口说过：“我是一只寒鸦——一只卡夫卡鸟……我是灰色的，像灰烬。一只渴望在石头之间藏身的寒鸦。”“在石头之间”，在“地洞”里，在“一个大大的、被隔离的地窖的最里间”，这些都是卡夫卡渴望藏身的地方；《卡尔腾堡》中提到的“一团漆黑中的巢穴”与“人造洞穴”中不仅栖身着寒鸦，也栖身着那只“卡夫卡鸟”。而“卡夫卡鸟”卡夫卡正出身于犹太家庭，他的许多家人都在大屠杀中失去了生命。J.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在《共同体的焚毁——奥斯维辛前后的小说》（The Conflagration of Community: Fiction before and after Auschwitz, 2011）中，从反思大屠杀的角度对卡夫卡的作品进行了解读，认为其中存在“奥斯维辛先兆”。从这个角度来看，《卡尔腾堡》开篇对于“一头扎进那人造洞穴的入口”的寒鸦的描写，同样在互文的层面预示着寒鸦与大屠杀之间的关联。
从战后几十年的历史来看，大屠杀在德国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认同中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从联邦德国建立初期对大屠杀的回避态度到将反思大屠杀提升为国家认同的必要组成部分，德国国内对大屠杀的认识和理解也在曲折中前进，并展现出更为丰富的维度，其中便包括关于普通德国人在大屠杀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认知。从国际范围来看，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汉娜·阿伦特便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1982年，美国历史学家劳尔·希尔贝格（Raul Hilberg）进一步关注普通人的罪责问题，指出不能“在道德意识上”将普通民众与真正的刽子手区分开来。1980年代以后，有关普通德国人与大屠杀之间的关系得到进一步研究，其中尤以美国学者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的《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普通德国人与大屠杀》值得一提。戈德哈根认为，德国历史上的反犹主义由来已久，它最终必然导致大屠杀在德国发生，而普通人并不能从这场灾难中得到豁免，因为许多德国人心甘情愿地充当了“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这部著作德译本的出版一石激起千层浪，引燃了一场大规模的历史辩论。总体来看，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戈德哈根的论述不够扎实，观点经不起推敲，但这并没有阻碍普通大众对这部著作的热议。在德国历史学家约恩·吕森（Jörn Rüsen）看来，学者与公众之间的态度差距揭示了“德国人与大屠杀形成认同的关系缺乏历史化”。也就是说，这种认同关系将大屠杀从历史中抽离出来，将其作为一个特殊事件来对待，而这必然导致自我与作恶者之间的严格区分——“不是我们自己有罪，而是他者有罪”。因此，当下的德国“有必要在认识大屠杀方面重新构想德国的认同”，其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要破除这种他者关系，弥合“我们”这一群体性概念中的裂缝。
从这个角度来看，小说《卡尔腾堡》对于寒鸦之死的叙述正是在拷问这样一个问题：诸如无名市民、司机克劳泽、冯克等“普通德国人”，他们在这场浩劫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一方面，事情是否的确如戈德哈根所说的那样，仿佛“通往奥斯维辛的道路是笔直的”，仿佛有一条路一直“从路德延续向希特勒”，德国人对犹太民族持有一种“灭绝心态”？另一方面，在二战结束近八十周年、两德统一已逾三十周年之时，“‘犹太大屠杀’这一事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为新德国形成政治合法性与民族自豪感的文化记忆”？对于这些问题，小说并没有给出明确回应。正如问题本身仍处于争论之中，寒鸦之死也留给读者去探讨和回答。
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小说在隐喻层面上探讨大屠杀，并让一切停留于开放式结局之下，这不仅是要留给读者思考的空间，也不仅是因为大屠杀是语言的边界，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这种叙事策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将大屠杀“工具化”。事实上，在大屠杀与将其“工具化”之间只存在一条模糊的界限。因此，对于大屠杀的书写需要所有叙事主体的共同探索，使其既不被遗忘，也不被利用，而是扎扎实实地被写入德国的国家历史之中。
结语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文没有涉及的小说内容中，冯克的反思还牵涉他的父亲，一位不愿与纳粹为伍但却无能为力的知识分子，他无法挽救家里的犹太保姆，最终在德累斯顿大轰炸中殒命身亡。此外，与冯克的父亲以及卡尔腾堡教授有所往来的纳粹军官马丁·施彭格勒（Martin Spengler）与克努特·西夫丁（Knut Sieverding）都曾参与战争，且在战后都对各自经历三缄其口。冯克的反思自然还关涉自己：一方面，即便战争爆发之时他尚未成年，却也曾在懵懂之中做出过伤害他人的举动；另一方面，在德累斯顿大轰炸中失去了双亲的他同样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总体来看，小说中的人物大多伴有复杂的经历，部分人物甚至同时背负着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双重身份。在受害者角色与普通人罪责碰撞的今天，忧思者要如何理解、如何应对德国人在战时以及战后的复杂表现，这同样也将影响到德国的自我书写。
综上所述，在小说《卡尔腾堡》中，忧思者成为叙事主体。在忧思者的低声絮语中，对战争、大屠杀、人性以及科学的反思一一上演。在框架化的叙事结构之下，骑士的哒哒马蹄声降格为昨日的事件，沦陷在忧思者裹挟着诗性节奏的叙述中。路德维希曾这样说道：“德国人就和浮士德博士一样，永远在寻找和谐的那一瞬间。”从浮士德博士的经历来看，“和谐的那一瞬间”也许永远都可望而不可即，但忧思者对昨日的忧思本身即是今日的“言语行为”，它本身便体现着一种施行的力量。骑士与忧思者的矛盾也许在当下的反思文化中找到了些许“和谐”，而卡尔腾堡教授、冯克则与寒鸦一道，构成了一幅带有复杂隐喻的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