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 | 林子人
今年3月，《我在北京送快递》一书在伦敦书展被企鹅出版社以高价购入英联邦英文版权，迄今已售出美、英、法、德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版权。这本书的责编普照讲述此事时，难掩心中的骄傲。
《我在北京送快递》是他策划编辑的第一本原创作品。许多人称赞普照慧眼识珠，但不是每个人知道，这本书是这位文学编辑即将放弃出版行业时“残存的最后一点牵绊”。2022年对普照和他所在的出版公司浦睿文化来说都是充满危机的一年。因封控停产，公司的出版进度严重滞后。2023年，普照抱着孤注一掷的心情把这本原定于前一年4月上市的书推向市场，“当时公司整体上没有觉得这是一本特别的书，我们没有那么大的预见性。但我脑子里回想的是《人物》的那篇报道《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它对我来说是有回响的。”
在《我在北京送快递》中，作者胡安焉记录了自己在20年里做过的多份工作，包括快递员、夜班拣货工人、便利店店员、保安、自行车销售、服装店导购等。它是2023年最受关注的原创非虚构作品之一，登上了诸多媒体的图书榜单，截至目前，豆瓣上有4.4万人次打分，评分8.1。开卷数据显示，2023年上市至今，该书销量累计5万多册。据普照透露，该书发行量已达12万册。
早在胡安焉和他的首部作品出现在公众视野之前，读者们对“打工人文学”就已不陌生，例如矿工诗人陈年喜、外卖员诗人王计兵、家政工作家范雨素的作品都得到了关注。但近两年一个值得注意的出版现象是，讲述基层工作者生活与工作经历的纪实作品似乎在“异军突起”。除了《我在北京送快递》以外，《我的母亲做保洁》出版三个月加印三次，作者张小满被评选为2023年度刀锋图书奖年度非虚构作者；近日，80后出租车司机黑桃的首部纪实作品《我在上海开出租》出版……
普通劳动者的日常故事为何打动我们？如果基层工作者非虚构写作称得上是一种出版热的话，这一趋势折射出怎样的社会心态？在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采访了多位编辑和书评人，试图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我在XX做XX”
基层非虚构写作热潮初现？
书评人、作家维舟对《我在北京送快递》描述的一个细节印象深刻：深夜做快递包裹分拣工作时往往要忙到汗流浃背，保持着装干净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反正总是要弄脏。“本来大家觉得送快递是一个很简单的工作，现在他把送快递里面的很多东西都掰开了给你看。”他欣赏文字中流露出的作者人格特质，“困境也好，挫败也好，这个人非常平和，对自己的处境是比较接受的。我觉得打动人的可能也是在这个地方，他让很多人看到了普通人的真实处境。”
维舟指出，《我在北京送快递》《我的母亲做保洁》这类非虚构作品的共同特点，是基于作者“打工人”的身份写作而成，有着强烈的真实感和故事性，语言通常比较平实，又因为主旨多为讲述劳动者亲身经历而呈现出“去政治化”的特征。他认为，素人或业余作家的此类非虚构作品涌现是“阶层下沉”的结果：自90年代末高校扩招以来，中国人的教育水平不断提升，但任何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因无法提供足够多匹配高学历的工作岗位而出现一种情况——学历或知识水平不错的人开始投身基层工作岗位，此时，一些基层工作者已获得了自我身份意识，能够发出一些代表所在群体的声音。
劳动者写作在海外不是一个新鲜概念，其中一些优秀作品也已译介到国内，比如美国作家露西亚·柏林（Lucia Berlin）的短篇小说集《清洁女工手册》。普照注意到，或许是因为西方社会整体人文素养水平较高，此类书写蓝领工作的作品通常有较强的知识分子气质，写作者更像是在以体验生活、反思现象的态度面对所从事的工作。
相较而言，“（胡安焉）不是从知识传统出发写作的，他是从自己的个人经验、从读过书后对生活的咀嚼反思中悟出一些‘小哲学’、一些微观的东西。他的写作没有那种哲学或者社会学的框架。”
对于《我在北京送快递》等作品经常被贴上“素人写作”标签，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张吉人并不认同，他认为一个更合适的描述是“life writing”，即生命写作或生活写作。生命写作主要记录个体经验、记忆、观点和情感，很多非虚构写作形式——包括传记、回忆录、日记、书信，甚至是社交媒体上的图片和文字——都可归于此类。“从这个角度来看，‘个体生命经验表达的民主化’早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趋势了。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说过，个体写作是需要时代条件的。面对这种时代趋势，出版业基本上是理解和接纳的态度。”
根据张吉人对国内原创图书市场的观察，这类基层工作者的非虚构写作尚未成气候，“基层工作者的非虚构写作本来就很难，因为阅读和写作是有条件的，比如闲暇。”从图书出版的角度来说，他认为更可行的一种模式是，具备创作能力和出版资源的写作者通过较长时间的“卧底式”或“体验式”生活来书写基层工作的经验和事实。这种模式在国外的非虚构写作中比较常见，比如美国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Babara Ehrenreich）的《我在底层的生活》。张吉人表示，这本书影响了很多后续同一题材的作品，“芭芭拉·艾伦瑞克是个知行合一的创作者，我特别佩服这一点。作家、民权运动者、保洁、餐馆服务员、超市售货员，不同的社会身份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一点也不违和。”
“万有引力”书系负责人、广东人民出版社学术文化出版中心主任施勇告诉界面文化，目前出版社对本土原创作品处于一种非常饥渴的状态，但现实是优秀原创作品的供给非常稀缺，基层工作者非虚构写作能否成为一股出版热还尚待观察。
他坦言，做新人、业余作家的图书其实难度颇大，出版社虽然对此类原创作品有兴趣，但比较慎重，一般会综合考量旗下图书的市场反馈情况，在拥有国民级畅销作品保障稳健现金流的前提之下，给新人、业余作家留出一定空间。2021年夏天，施勇在《读库2103》中读到了《我在北京派快件》和《我在上海开出租》，标题对仗的两篇非虚构作品引起了他的注意。前一篇是胡安焉写的，他与写后一篇的黑桃相识，在豆瓣上帮忙吆喝询问是否有出版社感兴趣。
普照也是在豆瓣上发现胡安焉的。2020年4月，他读到了胡安焉发在豆瓣上的《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之后又被他的《在上海打工的一年》深深打动。“他是一个有写作素质的人，不是那种网上随便写写的人，他的写作干净利落，不露声色地流露出个人风格，这样的写作者其实很难找。”豆瓣关注胡安焉一年后，普照给他发了豆邮，询问是否有出版兴趣，后来便有了《我在北京送快递》这本书。
广东人民出版社今年还将推出另外一部非虚构作品《医院是座动物园》，作者王戈多是某三甲医院的宣传科职员，他将医院15年工作经历中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形成一个个短小、充满戏剧性的故事。这位王戈多正是黑桃引荐给出版社的，施勇提到，社交网络给予普通人公共表达的机会，业余写作者也在慢慢地形成自己的社群，从这个角度而言，“普通人写作其实也是有希望的。”
阅读趣味向内转
小人物认同与情绪价值
维舟指出，一类作品能够引起普遍性的共鸣，需要特定的读者群支撑。根据他的观察，近年来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个明显转变，是人们对普通人的关注和兴趣在增加。“比如历史类读物，以前大家都会关注历史中的大人物，这两年出现了微观史学的兴起，大家就是喜欢小人物。”去年热门动画片《中国奇谭》中的角色“小猪妖”爆火，也反映了这一趋势，“大家觉得我们打工人和这个小猪妖的处境是一样的。如果要说‘打工人文学’能够唤起轰动，首先就在于一大批读者开始自我认同为打工人。”
“历史作品也好，小说、非虚构、动画也好，但凡能把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表述出来，很多人就会觉得获得了一种情感上的满足，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得到这种情感滋养。作品本身是否具有文学性，很多人其实并不怎么在意。”
维舟注意到，中国社会的另一个特点也在助推基层工作者非虚构写作的流行，即中国的很多知识精英也自我认同为“小人物”。在任何一个社会，出版业编辑、高校学者等群体都属于知识精英阶层，但在中国，文化资本并不必然给这些群体带来更优渥的收入，让他们产生处于较高阶层的认同感，“所以就导致整个社会面对较低阶层群体普遍存在同情或共情。”维舟发现，“中产阶层”在中国是一个高度模糊的概念，很少有人主动承认自己是“中产”。“月入2万肯定算是中产阶层了对吧？但很多人会跟你讲我只是个打工人。再问他们，你觉得收入多少算中产？有的人会跟我讲，至少得年薪50万或100万。”在他看来，知识精英或中产的合法性在中国社会实际上处于受质疑的状态。
普照感受到了后疫情时代社会心态的明显转变——中产叙事正在遭遇越来越强的质疑。“大家对‘进步’祛魅之后，就想看看生活还有什么可能性。进步主义的主流思潮溃散后，我们现在处于一种多元、混乱的状态。所以，能从日常生活中看出更多意义或者趣味的人，反倒能吸引人们的关注。”
维舟进一步指出，基层工作者非虚构写作的流行更多不是出于读者对行业内幕的兴趣。他认为，对于快递员、保洁或出租车司机这些职业的好奇，不足以解释这些作品受到的关注，更重要的是此类作品传递的情感力量。“如果把这些书当作消费品的话，它们一定在某种功能上满足了特定读者人群的情感需求，”他说，“中国人喜欢看个人的真实经历，TA经历的悲惨的、戏剧性的磨难。我们经常会看到一句话，‘现实比小说还精彩’或‘小说家都不敢这么写’。你会发现，讲故事对大众就是阅读友好的。”
在分析基层工作者非虚构写作热的成因时，施勇也频频提及“情感”一词。根据他的观察，在社会整体氛围改变的影响下，中国读者在阅读趣味上出现了向内转向的趋势，人们对宏大叙事、外部世界的关切正在让位于对当下、对自己的关注，这直接导致了出版选题结构的变化。在他看来，几年前在中文图书市场爆火的《人类简史》放在今天出版的话传播效应可能不会那么强，“那个社会氛围已经不存在，人类发展的规律、整体世界的趋势，这些知识价值对读者改变现状没有帮助。我可能明天就要被裁员降薪，我上有老下有小，思考这些宏观问题干什么呢？”
施勇注意到，中国读者阅读趣味的转变其实早在2018年就已经出现。他仍记得，2017年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英国历史学家罗杰·克劳利（Roger Crowley）的“地中海史诗三部曲”，成为当年的畅销书。一个从事旅游自媒体的大学同学告诉施勇，她也买了这套书，因为要去土耳其旅游，希望提早了解一些当地历史。这种对外部世界的向往已然式微，连带效应是世界史书籍销量的下降。施勇说，身为出版从业者，这两年也发现自己不太读得下去世界史书籍了。
在他看来，如今有销量保证的书往往是那些与个体命运息息相关、能让读者从中看到自己的作品。“现在情绪价值可能比知识价值更重要，因为知识已经很难改变什么东西了，或者说改变所需的时间很长，我等不及了。那起码这本书得撩拨一下我的心弦，让我获得心理上的满足。”
基层工作者的故事火了
然后呢？
普照和施勇都告诉界面文化，他们并没有刻意地往基层工作者非虚构写作的方向做出版规划，无论是《我在北京送快递》还是《我在上海开出租》，它们的出版和市场反响都有不小的偶然性。
施勇表示，“我在XX做XX”类作品的流量其实在2023年已经被《我在北京送快递》和《我的母亲做保洁》这两本书消耗得差不多了，往后如果要继续出版这类作品，一定要给读者提供一些新的东西，要么是新鲜的角度，要么是新鲜的语言。“基层工作者非虚构写作或者‘打工人文学’能不能形成一个趋势，主要还是看作品本身的质量如何，有没有足够多的人写出足够数量的优秀作品，”他说，“我们很需要更多各个行业的一线从业者提起笔来书写行业故事，通过这些故事让读者看到整个社会的变迁。”
在维舟看来，如果说基层工作者非虚构写作已经形成了一股风潮，那它一定与社会心态的变化有关。要判断这股风潮是否会持续，需要看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此类作品的市场供给是否在增加，写作模式是否能持续翻新，给予读者新鲜感；第二，社会心态是否再次发生调整，让读者可能失去与“小人物”和“打工人”的情感共鸣。
施勇认为，出版热点极少是出版从业者精心规划的结果，一部作品能不能成功其实就是“赌”，这也正是他所说的出版社需要有国民级畅销老书的意义——这能保证这家出版机构还能“留在牌桌上”，继续去“赌”下一批新锐作家的作品。“当然，图书编辑不是盲目选书的，TA肯定有某种直觉，辨别出一部书稿的独特意义。但整体而言，做一本书和风投没有两样，可能只有10%甚至5%的书是‘成功的’，剩下大量的书可能会成为‘炮灰’。”
作为出版社编辑部门管理者，他看重挖掘素人或业余作家的另外一个重要理由是，在这个热情特别稀缺的时代，激励编辑更长久地保持工作热情。“素人作者需要编辑投入的精力非常多，但只要磨合得顺畅，可能性也会更多，给编辑带来的成就感也更大。名家作品有荣誉，自带流量，但成熟作家可能会让编辑失去热情，而热情一旦被损耗了，重燃是非常困难的。”
在忙碌于《我在北京送快递》一书编辑和营销的过程中，普照找回了刚入行时“所有热情都投注在这个世界上”的状态。如今想来，他庆幸能在自己对编辑职业最迷茫的时候发现了胡安焉，与这位和自己同样有着“讨好型人格”的写作新人共同成长。
普照常常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他对编辑工作和出版行业的感悟。他曾写过一个得到行业前辈认同的观察：
“在读者的阅读趣味里，所谓的‘白人性’早就失效了，‘东亚性’也已经失效，现在好像只有‘眼前’。前两年项飙谈到大家在失去‘附近性’，但突然之间附近性成了唯一可做的内容。个人附近之外更大空间里发生的事情不确定性太强了，以至于人们索性不去面对，而是选择在更近的地方建设周围，这是一种很本能的、整个人群的反应。至少在原创书方面，现在就得做离读者最近的东西，以更细微的眼光、尽可能不一样的角度去打量我们现在的生活。”
在胡安焉这本书之后，他也明确了自己接下来的工作方向——纯粹的自叙传式非虚构，或如埃尔诺作品那样介于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自小说”。“我希望作者是袒露自己、书写自己、在现场的，而不是书写别人，转述他人的故事。我找不到热情去做这样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