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率节节下降，民众却觉得愈来愈不安全。“体感犯罪”是哪里来的？
特约撰稿人 谢达文
在极端分裂的美国社会，“犯罪正在恶化”是少有的跨党派共识。
在美国，犯罪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政治议题。以2022年的期中选举为例，共和党的广告预算中，有高达六成主打治安问题，指控各州民主党政治人物面对犯罪议题时不够强硬。其中，佛罗里达州州长、一度与特朗普竞争总统提名权的德桑蒂斯（Ron DeSantis甚至更在选举期间宣称“左派政治人物和索罗斯（George Soros）所支持的检察官”都根本抱持著“支持犯罪的意识形态”（pro-crime ideology；索罗斯为美国犹太裔商人，在右翼阴谋论中被描绘为全球自由派背后的操偶师），正可作为此类论述策略的代表。
并不只有共和党爱谈犯罪议题，民主党许多政治人物也还以颜色，强力反击，包含总统拜登推动枪枝管制时就借用共和党的语汇，不仅批评反对管制的共和党人才真正“对打击犯罪手软”（soft on crime），更强调他的振兴预算中有超过百亿美金用于扩增警力和为警方添购装备，标榜民主党才是警察的后盾。除此之外，从东岸的纽约市长Eric Adams到西岸的西雅图市长Bruce Harrell，许多民主党主流的政治人物也都以打击犯罪为选战主轴。
两党的政治人物之所以都强调自己会严加打击犯罪，是因为民众也都普遍认为犯罪问题相当严峻。2023年10月的一项盖洛普民调显示，被问到“整体而言，您会如何形容美国的犯罪问题？是极端严重、非常严重、中等严重、不太严重，还是完全不严重？”时，民主党选民中有半数、51%回答“非常严重”或“极端严重”，独立选民是稍高的60%，而共和党选民中更有78%的压倒性多数这样认为。而当被询问“与去年相比，美国犯罪更多或是更少”时，更有58%民主党选民、78%独立选民和92%共和党选民认为犯罪又变得更严重了。在政党分歧剧烈的美国，人们对现实的认知也常有巨大差异，“犯罪正在恶化”却是此刻难得的跨党派共识。
但人们都这样想，不代表现实确实是如此。事实上，犯罪议题在美国政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与其说是反映实际治安情况的变化，不如说是展现了一个世界观、一个故事对于人类有多么重要，证明人们对于社会的理解经常受到政治人物的论述所影响，并非总是基于个人实际生活经验，遑论是外在世界的现实情形。
为何我们觉得身边治安不坏，但美国治安却坏透了？
美国人长时间以来都共享这样的信念：犯罪总是濒临失控，状况从未改善，甚至越来越差。
观察2003年至今美国民众认为犯罪问题“非常严重”甚至“极端严重”的比率，20年中只有3年低于50%；换言之，绝大多数时候，美国每两个成年人当中，就会有至少一个认为犯罪问题相当严峻。相对地，认为犯罪可能没那么严重的比率只在2004年来到11%，其他19年都无法突破1成大关──在这方面，美国民众的印象可以说是二十年来如一日。2023年有63%的民众认为美国犯罪问题“非常严重”甚或“极端严重”，这确实是二十年来的新高纪录，不过也符合长期以来的情况，称不上异常。
然而，和同份民调的另一道题目综合考虑，事态却显得有些跷蹊：如果这个数字是反映人们的实际经验，是源于人们对于身边环境的观察，我们就应该预期多数人也会认为自己身处的区域治安堪虑，但资料显示实情并非如此。
事实上，二十年来，一直都只有一成左右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所在区域的犯罪问题“非常”或“极端”严重；换言之，绝大部分认为美国治安正在恶化的民众，明明认为自己所在区域犯罪问题并不真的那么严峻，却相信“那只不过是我这边状况还可以罢了，全国其他地方一定很严重，相差超过一个档次”。当然，这种“自己过得比全国好”的想法并不非常奇怪，在教育、医疗等其他问题上也常有类似的状况，但不论如何，这样的印象既然不是来自他们对身边环境的观察，那又会是来自哪里呢？
答案显然不会是客观的犯罪率。美国绝大多数民众都不认为自己所在区域的犯罪问题那么严重，反而才比较不让人意外。近年来，美国各项犯罪数据虽然时有波动，尤其疫情期间有些恶化，但整体而言的长期趋势很明显：美国的治安确实有进步，更早已走下90年代初期的犯罪高峰，只是民众从未发现。
从1989年到2022年，盖洛普民调在29个年度询问民众“比起去年，全美国的犯罪是增加还是减少”，相信“正在增加”的民众在其中27年都超过半数、24年超过七成。但是，根据联邦调查局（FBI）的估计，不论是暴力犯罪还是财产犯罪（property crime），发生率（每十万人案件数）的高峰都是1991年前后。除了疫情期间微幅上升外，暴力犯罪发生率在2010年后大约持平；与1991年的高峰相比，2022年的暴力犯罪发生率已经折半，而与2000年相比也已经少了四分之一。
财产犯罪更是持续降低，发生率已经低到只剩1991年的四成、2000年时的一半。即使如此，但只有在90年代后期、也就是克林顿执政期间，误信犯罪仍在攀升的民众比例才一度降低、来到半数之下，但之后却又重新回升，跳回六至七成。美国治安最坏的年代早就已经过去，民众的主观感受却完全相反。有人可能会怀疑，暴力犯罪和财产犯罪都相当多样，民众的感受是否来自“只有比较轻微或不常见的犯罪减少，比较严重或常见的犯罪仍然持续”？
但这样的看法也没有数据支持。截至2022年（2023年数据尚未公开），以“每十万人案件数”为标准，三种主要财产犯罪的发生率都明显下降，就算不以90年代的高峰为标准，改以2000年为基准，入室盗窃（burglary）盛行率减少最多，从每十万人729件下降到270件，幅度超过六成；非入室盗窃下降幅度超过四成，盗车案数量的下跌幅度较低，但也超过三成。而在四种主要暴力犯罪中，近年来只有强暴罪的案件数不减反增，不过，这也未必表示性暴力问题恶化，很有可能是因为人们对性暴力的理解有所增进，MeToo运动唤起受害者和专业人员的意识，才导致通报数增加、犯罪黑数（dark figure；指已发生但未通报警方的罪案）降低。
至于杀人、强盗和加重伤害（aggravated assault）近二十年来多数时候也都至少持平，杀人罪只在晚近两年疫情期间有些恶化，但仍与90年代高峰相差甚远；强盗和加重伤害的案件数也不只脱离90年代高峰而已，即使以2000年为基准，加重伤害发生率的下降幅度也有大约两成，而强盗罪发生率更已经折半。
换言之，如果犯罪是一种疾病，那么，在多数指标上，美国的病情都已有明显改善，而且多数时候，人们平常也没亲身感觉到太严重的症状。尽管如此，美国民众却反而总认为美国的病情正在逐渐恶化－－很明显，我们必须回到人们“主观”看世界的方法，才有办法解释这种现象。
“向犯罪宣战”：两党一起说犯罪猖獗的故事
其实，这一切正反映了故事的力量，足以超越所谓的客观现实：半世纪以来，美国人一直相信自己在和犯罪问题“打仗”，而面对这样抽象的、难以根除的敌人，这场仗似乎从来不曾宣告胜利、也无法宣告胜利，“罪案”对人的威胁感始终无法消退。
如同美国绝大多数的问题，这个故事的起源又和种族有密切关联。60年代之前，黑人民权在两党政治人物之间都各有支持者和反对者，而且南方白人其实是民主党的主要票仓。但在黑人民权运动时期，眼见民主党籍的甘迺迪和詹森（Lyndon B. Johnson）总统愿意支持民权，共和党发现机会，展开“南方策略”（Southern Strategy）抢攻南方白人选票。1964年，属于（以当时的标准而言）极右派的高华德 （Barry Goldwater）赢得共和党内的总统提名，一项主要策略正是诉求重建原有的“秩序”，指称黑人和黑人抗争是颠覆秩序的“乱源”。在这样的策略考量之下，共和党推出一支支广告，将犯罪与激烈抗争的影像剪接在一起，指控民主党纵容“少年犯！犯罪！暴乱！”（Juvenile Delinquency! Crime! Riots!）。也因此，高华德的竞选标语主打“在你心里，你知道他是对的”（In Your Heart You Know He’s Right），希望打动南方白人抛弃民主党，改投支持旧秩序的高华德。
但这个标语并未奏效，高华德的各项主张（特别是关于冷战和小政府）和形象在当时还太过极端，民主党回击“在你心底，你知道他是疯的”（In Your Guts You Know He’s Nuts），高华德最终惨败收场。然而，南方竟有五个州倒戈支持共和党，却也足以让民主党警觉势头不对。胜选后的詹森仍然大力推动民权法案，并展开“大社会”（Great Society）计划扶助黑人与其他少数族裔的穷人，即使如此、或者正是因为如此，他更希望能抵御共和党关于治安的攻击，将扣分题转变为加分题。宣誓就职的前一百天内，他就宣布他不只会“向贫穷宣战”（War on Poverty）而已，更会“向犯罪宣战”（War on Crime），并推出一系列强力执法的政策，包含首次成立联邦机构支援各地警力，连年拨款购置装甲车、AR-15步枪、美军制式步枪M4卡宾枪、直升机等各式装备，预算快速成长29倍。自此，两党不但都强调自己“正视”犯罪问题，认为这是美国当前面对的大敌，更坚持自己才是对此一敌人真正强硬的一方──诚然，60年代的犯罪率确实比先前稍高，但单凭这项变化本身不足以彻底改变公众的世界观，政治人物的论述也是必要的驱动力。
而这样的世界观一旦成形，更多的“证据”又会陆续出现，持续“证实”人们的观点。社会学家费许曼（Mark Fisherman）曾研究一个经典案例：
在1976年年末，纽约在地的三家报社和五间电视台花了整整七周的时间，报导纽约市近来犯罪猖獗，宣称黑人和拉丁裔青年频繁袭击邻近社区的老年白人；而由于全国性媒体跟进报导，隔年民调更显示美国民众有六成认为老人遇袭的情形越来越严重──问题是，根据警方自己的统计，此类案件当时在纽约并无大幅增加，老人被谋杀的案件数甚至比去年同期减少大约两成。但是，媒体从业人员对于（年轻黑人男性）犯罪猖獗的“主题”已经相当熟悉，因此会认为“这类案件是值得报导的新闻”，特别挑出相关事件做成新闻报导，编辑台再进一步并置这些报导，一起登上头版或整点新闻；同时，媒体之间又会互相参考报导，以免有所遗漏，更使得各家媒体的报导走向愈趋接近。以上这些因素加乘，终于使得少数族裔青年袭击老人的犯罪成为读者与观众理解时事的一大主轴。
同时，地方政治人物为了争功诿过，也为了不要看起来像是在“回避问题”、“漠视民怨”，还会继续强化这样的论点，又进一步制造更多的相关论述和新闻事件。在1976年年末，当时正准备竞选连任的纽约市长便立刻出面，一方面将矛头指向法院、特别是少年法院，怪罪司法机构对犯人太过宽容，另一方面也宣布要推动“改革”，并且大幅增加预算，挹注专责处理老人遇害刑案的警察内部单位；纽约州议会也迅速通过法案，取消多项对于少年犯的既有法律保障。在政治人物的推动之下，此类犯罪成为每周议程的重要项目，一波“犯罪潮”的故事因此弄假成真。
不会完结的“打击犯罪”战在全国性议题上，共和党更持续强调“犯罪”这个敌人嚣张猖狂，并明示暗示背后主因是民主党支持社会乱源，只有共和党足够强硬。在1968年的选举中，尼克逊（台译尼克森）改良高华德的策略，以较温和的方式连结犯罪与民权运动，自称要为“沉默大多数”发声，在“犯罪潮”中重建“法律应得的尊敬”，并开始“对毒品宣战”（War on Drugs），并赋予警察更强大的搜查权力。此后因毒品案件而入监的人数因而暴增，刑期也因“最低刑度”（mandatory minimum）等法规设计而比以前更长。这同样也有种族的面向：入监人数中黑人比率明显较高，这除了是因为黑人社群较常被警察拦检、搜索以外，另一大主因是，仅须持有5公克的快克古柯碱（crack cocaine）就会面临长达五年的最低刑期，且不得假释，但如果是持有粉末状古柯碱，重量要达到500公克以上的才会面临相同刑度，然而，快克是黑人较常使用的毒品，粉末则在白人之间较为流行。
这个趋势到了80至90年代不但不见消退，反而越演越烈。列根（台译雷根）更是雷厉风行，在羁押、假释、量刑标准、最低刑度、精神抗辩等各方面都推出加重“处罚”的力道，压缩被告在法律上能获得的保障和空间。而在1988年大选中，老布殊（另译老布希﹑老布什）原先民望低落，反败为胜的一大关键正是说服选民相信民主党籍候选人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是个“与现实脱节”、纵容犯罪的自由派，不断强打杜卡基斯担任麻州州长期间允许在监重刑犯短暂外出（furlough，杜卡基斯确实支持这项政策，但相关法案其实是由共和党籍的前任州长签署），才让一名犯人霍尔顿（William Horton/Willie Horton）有机会再度犯下强暴与抢劫的罪行。这波攻势在美国政治史和种族关系史上同样出名，批评者质疑老布殊阵营刻意挑动部分选民对“黑人罪犯”的恐惧，除了放大罪犯照片以外，更故意以听起来更像黑人的Willie、而非在白人世界也常见的William称呼霍尔顿，即使霍尔顿本人根本不曾使用过Willie这个名字。老布殊是否有意煽动种族冲突至今仍有争议，但单就结果论，这波宣传不仅成功重伤杜卡基斯，也确实成为许多人对于种族冲突记忆的重要一环。
而对此，民主党的领袖们则也知道，比起否认此一叙事，选举上更有效的策略是与共和党竞争，显得自己才是真正强硬的一方。1992年，代表民主党重新拿下白宫的克林顿牢牢记取杜卡基斯的教训，甫上任便推出更多更强硬的政策对抗犯罪此一“大敌”，最具指标性的一系列政策是修改法律，更让留有某些特定前科的罪犯即使在出狱之后，也都再也不能取得各种政府的资源扶助，在公共住房、大学补贴、社会福利甚至食物救济都包含在内，“一失足”就将被终身排除。
是犯罪率上升，还是只是讨厌在位者？
单就政党政治的角度来说，克林顿这一系列铁腕的政策确实“成功”──不管这样的政策对于防制犯罪到底是否真的有效，又对弱势群体带来多大的冲击，在政治上，这一系列政策等于向公众发出“我们真的很强硬”的讯息。先前提到，在绝大多数时间，美国大多数的民众都相信犯罪正在增加，但在这样的共识之上，美国民众对于犯罪议题的看法仍受到政党影响，在近三十年来，唯有克林顿能够克服此一魔咒，连敌对政党的支持者都可能相信治安正在好转，或至少没有变差。
将两党支持者分开观察可以发现，“是否支持执政党”能够影响不少人对于犯罪的观感──虽然治安相关的权责大部分其实都属于地方政府，与白宫、与联邦政府未必真的有关。对民主党支持者而言，随著小布殊和特朗普两位共和党总统在位越久，眼看他们眼中无能的总统在位，就会有越多人认为“美国犯罪正在增加”，即使实情未必如此。而共和党支持者对于现实的理解同样受到政党影响，尤其在奥巴马才刚上任那一年，认为犯罪正在增加的共和党支持者更直接跳升14%，即使当年根本没有所谓的犯罪潮可言。如同先前所说，从1991年的高峰之后、除了疫情期间之外，暴力和财产犯罪的发生率要不下降、要不维持平盘，但两党几乎随时都有多数支持者相信犯罪愈趋严重，而从这组数据更可以看出，即使对于那些“回答正确”的人们来说，与其说他们是正确认知事实，“是否支持当前执政党”可能才真正有决定性的影响。
除了白宫在位者之外，还有另一项因素对于共和党支持者相当重要：Black Lives Matter。2015年和2020年这两个年分，认为“犯罪正在增加”的民主党支持者并未比前一年多，但在共和党支持者方面，却在2015年跳升7%、2020年更大幅增加27%，这样的认知差异，恰好与两波Black Lives Matter的大规模抗争重合。与民权运动时期相似，在亲近共和党的选民眼中，黑人的强力抗争经常带来“社会秩序崩坏”的联想，在亲近民主党的选民眼中则较少如此。站在Black Lives Matter后的高峰之上，在拜登执政的2021和2022年，共和党支持者更不会相信犯罪正在降低，更有高达89%和95%的共和党支持者相信犯罪正在增加。
综观三十年来的民意发展，唯一能让敌对政党中相当数量的选民也相信“治安没有变差”的总统只有克林顿一人，执政八年以后，误信犯罪增加的民主党支持者从85%下降到42%，而共和党支持者也从93%下降至54%，幅度都在四成左右，近乎折半，是至今没有任何总统能够达成的“成就”。
但即使已经如此，却仍是有四至五成的民众误信犯罪愈趋严重。何况，克林顿的铁腕政策能有这样的效果，其实也反过来证明，要质疑美国民众犯罪猖獗的“常识”很困难，要顺应这项“常识”、释放“我们真的很强硬”的讯息则容易得多。数十年来，正是在这样“对犯罪宣战”的两党共识之下，“‘战争’尚未胜利，美国犯罪仍旧猖狂”这样的世界观更加稳固，已经成为绝大多数美国人理解自己的方式之一，不论外在世界如何变化，都已经难以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