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注：不仅仅是女性，引用文中的一段话：“国家主义并不关心女性，或和女性息息相关的男性，或一个具体的家庭，或一个具体的人，或人类。用Hannah Arendt的话来说，国家主义总是将它的亲密和忠诚第一时间留给执政机构，并总是无法在国家和被原子化的国民之间，给出一个并不摇摇欲坠的平衡。”
我始终坚信关心身边一位失业女工的生活窘境，比关心一场“夺回领土的战争”更迫在燃眉。
王梆
一、绑架
这是一个将国家视为母亲化身，却全然只将母亲当作生育工具粗暴对待的经典例子。
Hidegard Trutz十八岁，拥有种族主义者视为标配的雅利安女性外型：金发碧眼、身体健壮、象征丰沃多产的肥臀。当1935年，纳粹德国暗中筹划名为“生命之泉（Lebensborn）”的实验项目时, Trutz首当其冲，成为该项目的最佳人选。“生命之泉”的目标是大量繁殖血统纯正、智全体健的雅利安人，并将他们培育成极具战斗力和竞争力的人肉战丸，最终实现雅利安人对地球的统治——听起来颇像摩洛哥种植学中的“矩阵栽培术”，在一块矩阵中植入某类强悍植物，让它逐渐“吃掉”其他植物，最终成为矩阵主导。但人非草木，不可能占地播种施肥就能成速生成人（而且纳粹也不可能在当时的技术下完成对雅利安人的克隆），所以批量繁殖人类还是得按部就班，子宫受孕。
传统基督教社会一夫一妻的婚姻机制，由相亲、恋爱到订婚，再到神父念念有词宣布夫妻关系成立，十分耗时，绩效也难以保证，万一遇到精子不争，就等于浪费了一具子宫。因而“生命之泉”要想成功，就必须抛开基督教社会的婚姻伦理，将子宫置入实验室环境，并让身体健壮的未婚女性率先争做小白鼠。规划完毕，纳粹旋即便在德国、挪威、波兰和北欧占领区组建了实验室。
今天，人们在大屠杀博物馆里看到的明信片般优美的建筑或室内照片，其中有不少就拍摄于这类实验室，它们又被称为“生命之家（The Lebensborn homes）”。纳粹总共建立了33个“生命之家”。和日本随军慰安妇简陋、肮脏，单纯为泄欲而附设的工作环境截然不同，这些实验室是为血统高贵的未来雅利安斗士准备的，所以它们看起来洁净、舒适，还有草地、花园和蜜蜂，完全可以和高级疗养院，或维多利亚时代专事收容上流社会女性的精神病院媲美。
怎样才能让Trutz那样的未婚年轻女性置社会伦理于脑后，主动走进实验室，并献出子宫和新生婴儿呢？纳粹在此打出了国家主义的皇牌。Trutz成长的年代，正是国家主义在德国畅行无阻的年代。希特勒青年军(Hitler Youth)是其重要的传声器之一，地毯式搜索着每一个幼小的灵魂。不仅“血统高贵”的雅利安人Trutz满怀热情地加入了“德国女生同盟（League of German Girls，希特勒青年军的女版）”，就连许多“血统低下”的犹太儿童也没能逃出它的强大引力。比如Solomon Perel，一个在大屠杀中东逃西窜，躲避毒气室的犹太男孩，被捕后谎称自己是德国少数族裔，被送至德国布伦瑞克（Braunschweig）一处寄宿学校，很快便成了希特勒青年军的一员。他深受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感召，每天认真佩戴卍字饰和雄鹰胸章，磨刀霍霍，整装待发，期望自己能尽快加入正式的纳粹军队，为国效忠。与此同时，一个从他身体中分裂出去的“自我”，却趁圣诞节学校放假，偷偷跑到贫民窟，不分日夜，孤魂般游走，期望能找到失踪的父母和姐姐。多年以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欧罗巴（Europa, Europa）》中描述这种近乎于“混沌”的精神分裂：“当时我的神经系统迷雾重重，没有任何现实的光束可以将它刺穿。”
爱因斯坦说：“国家主义是生发于婴儿期的一种类似荨麻疹的疾病”。我觉得“婴儿”这个联想非常贴切。婴儿和母体之间的无法切割的连带关系，助长着婴儿对母体的全方位依赖。而国家主义下的国家叙事，尤其热衷将国家与个体的关系切换成母婴式的依存关系。比如法国大革命独裁政治家Robespierre(现代国家主义雏形阶段的早期国家主义者之一)，就很爱用“祖国是所有人民的共同母亲”作其宣传纲领（虽然他在为法国全民男性的选举权奋斗时，从未考虑过作为母亲的女性的选举权）。国家是强大、彪悍、充满保护本能的母亲；个体是混沌、脆弱的婴儿。婴儿离开母亲便无法存活。而元首，国家事务的代理人，则是国家的肉身载体。于是这套概念公式便形成了：个体离开国家，有如婴儿断奶，无法存活；国家离开元首，身无磐石，定无法存活。因此个体对元首意志的拥护，便是对国家形态的拥护。个体的忠心将最终换来国家对个体的保护。这套公式看似十分坚固，却有一个保质期，即爱因斯坦定义的“婴儿期”。所以国家主义出于生存本能，会下意识地压制个体成长。规训、利诱、惩罚、禁锢，信息掌控、排除一切异端，让个体停留在Solomon Perel所描述的那种“迷雾重重”的，混沌的婴儿状态。
Trutz因其卓越的雅利安外型，成了“德国女生同盟”里的小红人。于是该同盟的负责人便趁热打铁，鼓动她参与“生命之泉”秘密计划：“反正你也不知道毕业后该做些什么，不如去给元首生个孩子吧？”Trutz蠢蠢欲动，她骗父母说去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学习班，拎着行李便出发了。在“生命之家”，她顺利通过所有体检，成了一只合格的小白鼠。截止至1939年，“生命之家”拥有约8000名会员，其中3500名是SS军官。Trutz和其他一群女孩，被带到德国巴伐利亚州的一座城堡实验室。她们用假名与化名而来的纳粹军官们交配，与此同时，实验室给她们投喂美食，为她们放映纳粹电影，并与她们签署了“放弃新生儿抚养权及一切看护权力”的合约。实验室由妇产医生进行监督规划，每一轮交配期都严格控制在受孕期之内，以保证最大绩效。Trutz很快就怀孕了，并在没有提供任何止疼药的情况下，生下了一个男婴。两周的母乳喂养之后，她的孩子便被永久地带走了。这是一个将国家视为母亲化身，却全然只将母亲当作生育工具粗暴对待的经典例子。
Trutz离开实验室后，爱上了一名纳粹军官，并与之结了婚。当她骄傲地向他陈述她为元首生子的光荣事迹时，却没有得到他的赏激。她此后的真实生活无人知晓，或只能在类似《第三帝国的摇篮(Cradles of the Reich)》那样的小说里找到蛛丝马迹。Margaret Atwood说《使女的故事》中的暴行没有一处编造，由此可见一斑。
二、合理化与道德化
当它包含着某项所谓的国家利益（多数时候是统治集团的利益）时，它似乎便可以超越一切法律，一切道德伦理，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以邻为壑，这是国家主义最黑暗之处。
父权制作为人类最早的等级制度，伴随农业社会的出现，一直存活至今，其针对女性的结构性暴力也就一直延续至今。父权统治者们为了掩盖这种结构性暴力，动辄在镇压女性时拉大旗作虎皮，冠以叛国之罪。封建王朝时代，叛国罪的利器是“违背上帝（God）”。比如James一世厌女成性，四处猎杀女巫，大量无辜女性被戴上铁制狗嘴套，屈打成招。吊诡的是，你以为她们犯的是“巫术罪”，死刑判决书上写的却是“最高叛国罪（High treason,即被指控者犯下了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罪行）”。女巫多为江湖郎中，为村民看个病，为贫苦女性熬制避孕或堕胎药汤，她们之中很多连村都没有出过，更别说国了，何来叛国之有？此时“上帝逻辑”就出炉了：“巫术亵渎上帝，亵渎上帝就是亵渎君主，因为君主是上帝指派的；而亵渎君主就是叛国，因为君主是国家的化身。”
不仅施行巫术是叛国，通奸也是叛国。比如亨利八世第二任妻子Anne Boleyn腹中无子，亨利想休妻，便指她与五位男子通奸。1536年五月，Anne Boleyn被斩首，死刑判决书上写的却不是“通奸罪”，而是“最高叛国罪”。背叛国王是“最高叛国”，背叛或试图杀死丈夫、男主人或男管家则是“Petit Treason(小叛国)”。在英国的通用法中，这项1351年设立的罪名直到1828年才被废除。
到了现代国家主义阶段，“上帝”已经不再奏效了。一是因为“上帝已死”，二是因为现代国家主义者们找到了更高的道德至高点。“反殖民”、“反外来入侵”、“收复丧失领土”……谁会质疑这些普世价值观的绝对正义呢？但在这些价值体系之下，针对女性的结构性暴力的根源，即“父权制社会视女性为男性附属品、私有财产和繁衍工具，而非具有独立思想和人格的个体”这一文化盘根，却依然未曾获得彻底的清除。
举一个不容申辩的例子：1945年一月，打着“反纳粹（还有什么比反纳粹更高的正义么？）”口号，一路斩杀纳粹的苏维埃士兵胜利抵达布达佩斯，他们本应解放那座城市，但他们却实施着和纳粹一样的暴行：打家劫舍，四处强奸。将近5000到20万名无辜的匈牙利平民女性成为那场名为“Siege of Budapest（布达佩斯围攻战）”的性暴力受害者，她们被拖到俄军军营附近的树林里，她们之中许多人从未走出那片树林。直到今天，许多国家主义者依然认为，她们的厄运是某种程度的咎由自取，谁叫匈牙利是Axis（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盟国呢？
此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女性不断地在世界范围内争取免于恐惧和不被性侵的权利。1960年代，英国将强奸由“行为不端”改为重罪；1980年代，南非立法为被强奸的女性受害者提供律师；1990年代，女性进入第三波女权运动，Judith Butler出版了女性主义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论述（i.e.迭代的父权）文化对社会行为（i.e.有毒的男性气质）的塑造；千禧年后期，米兔运动破冰而出，女性通过对性侵的控诉夺回对女性身体的自主权……抗争此起彼伏，然而，那头房间里的大象却并未就此消失。
俄罗斯以反美帝霸权、反纳粹和收复领土之名对乌克兰发动的侵略战争，自爆发以来，已经出现了过百例经联合国核实的强奸案，第一例发生在战争爆发的第三天。乌克兰女性是这类“军事强奸案”的首要受害者。2023年，以色列、埃塞尔比亚、苏丹、刚果和海地等地都爆出了“作为战略手段”的强奸案。在巴以冲突当中，不仅哈马斯被指控在2023年10月7日发动了针对以色列女性的大面积强奸，以色列士兵也被指控前后发动了多起针对巴勒斯坦女性的强奸。Revital Madar，欧洲大学机构（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的讲师，毕业于耶路撒冷大学的以色列学者在其《以色列的国家性暴力对巴勒斯坦的侵犯:（Israeli State Sexual Violence against Palestinians）》一文中，以1948年以来，以色列军方在巴勒斯坦区域内涉及的性侵和强奸案例（以色列政府一概否定）为证，揭示了那头大象的威力——你似乎看不见它，它却像利维坦一样，无处不在。
当它包含着某项所谓的国家利益（多数时候是统治集团的利益）时，它似乎便可以超越一切法律，一切道德伦理，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以邻为壑，这是国家主义最黑暗之处。这也是文明的进化最迟钝之处，为了保障部族的血亲利益，原始部族社会将女性作为换婚对象，从而开启了物化女性的传统，历经千万年，到了现代国家主义者的手里，这种充满歧视的传统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演变成了某种现代国家的战略手段。
三、压制
我们应该倾听的不是西方，⋯⋯，我们应该倾听的是被压在废墟底下那个求救的人，那个正在受苦的人，那些女人发出的绝望的哀嚎。
即使在和平时期，在尚未被战火殃及的地带，国家主义作为父权制首要保护的意识形态（因为绝大部分名字响亮的国家主义者都是手握政治实权的男性），在父权思想的推波助澜下，也没有闲下来。被“女性不识大局”之类的厌女文化灌输，国家主义者们在女性发展的道路上频频制造路障，压制女性的自由和创造力，以期把女性人格驯化成为国家主义效忠的工具人格。
拿印度国家主义者为例：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印度的国家主义者们在“反殖民”这件事上非常尽力。自力更生、抵制进口的Swadeshi行动、甘地的非暴力抵抗、Subhas Chandra Bose的武装起义等等，都是彼时反殖民运动的高光点，它们为推动印度独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遗憾的是，印度的国家主义者们却没有借此机会提升本国女性地位，让女性也成为重要的反殖力量，不仅如此，他们还将一些女性的进步行为视为对国家的背叛。比如印度女装界推出一种轻薄、凉快的连衣裙，非常适合印度的炎热天气，然而该款还未普及，就立刻招来了彼时国家主义者的通篇谩骂和荡妇羞辱，他们认为女人穿上这种偏西式的裙子便是对殖民者的服从。他们也无法忍受西方对“女童新娘”，“底层女性无需接受教育”，“圣妓（女孩做妓女抚养家人）”等等所谓“印度传统文化”的挑战，因为这些都是“印度的内政”。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同样的话术还在上演。此时，极右印度教（Far-right Hindu）国家主义者正在不断蛊惑女性成为修女和僧人（sadhvis），因为一旦她们获得宗教权力，她们就可以像男性的宗教领袖那样，公共发表讲话，要求全体女性抵制西方价值观，建立一个纯洁的、母性的印度（Mother India）。如果你站起来反对，她们就指责你背叛国家。同样的策略，在此时的伊朗和阿富汗等国亦非常盛行。在伊朗，自2022年九月“伊朗年轻女性违反头巾法烧掉头巾”以来，伊朗国家主义者便频频出现在大街小巷，甚至占据了德黑兰书展。他们当中不乏披着头巾的年长女性，用几张桌子围成一角，端坐在书展之中，桌子上摆满了宣扬保守主义的宣传册子。她们盯着年轻的女性不放，向她们传教授业：“要女性摘掉头巾是西方的一种文化殖民手段，伊朗女性必须站在国家立场，抵制这种文化殖民。”
塔利班夺取阿富汗政权之后，我作为英国一个难民机构的志愿者，前去倾听来自阿富汗女性难民的声音。在一个阿富汗难民女性发起的讲座上，我们得知阿富汗女性的地位自从“阿富汗独立”之后，一夜之间，回到了中世纪。塔利班断绝了阿富汗女性读书、就业、独立就医、独自外出去公园散步和欣赏大自然的一切权利。因为塔利班的这些政策，80%的国民人口陷入极度贫困，举国靠国际援助度日。阿富汗贫困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Poverty）更是节节飙升。
在2023年10月的阿富汗地震之中，我们被告知，许多阿富汗女性因为没有男性陪伴（男眷失踪或死亡）失去了最佳救助时间，卷缩在废墟底下，绝望地离开了人世。最近，塔利班甚至恢复了对通奸妇女施行“石刑”的法律。他们的发言人说道：“西方一定会认为我们无视女性权利，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听西方的呢？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反西方，反殖民。”
他们的发言人说得没有错——“我们为什么要听西方的呢”？
我们应该倾听的不是西方，不是美国，不是欧洲，不是以色列，不是俄罗斯，不是阿富汗，不是一个抽象的地域或一片由经纬度编织而成的国土，那些海水、草原、土壤和岩层并不发声。我们应该倾听的是被压在废墟底下那个求救的人，那个正在受苦的人，那些女人发出的绝望的哀嚎。
四、她邦
我希望“她邦主义者们”摈弃父权社会的国家叙事，将自身和其他女性从国家主义的樊笼之中解救出来，专注于一个关注女性权益的无国界共同体。
2014年瑞典反种族歧视杂志EXPO和Kvinna till Kvinna基金会联合发布了一项调查研究报告，首要呈现“国家主义对性别平等的影响”。调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聚焦政治动荡，国家主义十分盛行，甚至具有摧毁倾向的巴尔干半岛西部地带，第二部分聚焦欧洲大陆五个十分活跃和成功的国家主义政党。调查焦点是这两个区域的国家主义者们在女性议题上所提供的方针和政策。它的结果并不意外，这些方针和政策无一不在为女性不堪负重的生存境况落井下石。
通过这项报告，我们来看看这些方针政策（在不同社会形态下）的共同之处：保守的性别角色（女性回归家庭）在政策的鼓励下得以固化。
-LGBTQI+的权利被忽视或否定，因为传统的原子家庭结构被定为家庭政策的基石。-性别平等问题被放置到不合比例的次要地位。-家庭政策让女性经济上不得不依赖男性。-堕胎政策只对极少数群体开放。-挑战传统女性角色的性别平权人士将被政治骚扰和嘲笑。-欧洲境内所有的国家主义政党在欧洲大选中无一例外选择保守主义代表。
可见，国家主义并不关心女性，或和女性息息相关的男性，或一个具体的家庭，或一个具体的人，或人类。用Hannah Arendt的话来说，国家主义总是将它的亲密和忠诚第一时间留给执政机构，并总是无法在国家和被原子化的国民之间，给出一个并不摇摇欲坠的平衡。
所以假如我有一张畅通无阻的通行证，可以在各个国家之间自由穿梭，我一定会选择做一个“无国籍的她邦主义者”。就像无国界医生四处开展医疗救援一样，我希望“她邦主义者们”摈弃父权社会的国家叙事，将自身和其他女性从国家主义的樊笼之中解救出来，专注于一个关注女性权益的无国界共同体。道理非常简单，假如我们身边一半的人口，包括我们自己，都只能一直苟活在次等公民的宿命之中，那么所有冠冕堂皇的思想、独立和革命都是空谈。因为独立之后，一切又会打回原样。
做一个“无国籍的她邦主义者”并不等于放弃对原生地、父母和兄弟朋友的关爱，恰恰相反，它应该是一个将关爱具体化的思想和行动进程。我始终坚信关心身边一位失业女工的生活窘境，比关心一场“夺回领土的战争”更迫在燃眉。当然，大部分的俄罗斯军事派会坚决否定我的这一想法；如果我是一个出生在以色列并自称是“女权主义者”的女性，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反对以色列对加沙平民种族灭绝式的轰炸。因为你不能只做一个画地为牢的女权主义者，仿佛所有在你圈地之外的女性不仅没有工作权，甚至都不配拥有生存权。
此刻我身在英国，国家主义穿着种族主义的外衣粉墨登场，并且还绑架了女性主义。很多人都支持Marine Le Pen, 还有人说，你扬言是女性主义者，怎么不去支持女性做党魁的政党呢？这就等于说，“tyrant”这个词，只要变成“tyrantess”，那么就应该得到全体女性的支持，这种逻辑非常可笑。
最近半年来，我们一有机会就会上街游行，反对英国执政党对以色列的支持。因为我们不愿意看到我们（纳税人）的钱被用来购买杀人武器。我身边大部分的英国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皆因英国政府的不作为而倍感羞辱。所谓的国家叙事，在大屠杀这类无法复加的悲剧面前，没有任何力量。
数据和文献出处：
Having Babies for Hitler: The Life of Hildegard Trutz
The Nazi regime encouraged the birth of children deemed “racially valuable” in order to increase Germany’s “Aryan” population.
“Garden Design: Matrix planting is where a single species, or handful of species, dominates the planting, forming a matrix into which other plants are blended.” – Piet Oudolf.
In total, the Nazis controlled during the war approximately 33 Lebensborn homes. About 8,000 children were born in Lebensborn homes in Germany, and 25,000 children, elsewhere in Europe, between 8,000 and 12,000 children in Norway alone. Approximately 250 of them were adopted by German parents.
“Europa, Europa,” “and my mental faculties were so befogged that no ray of reality could penetrate. I continued to feel just like one of them.”
Robespierre was a “devoted defender of ‘the people’” (FR&HR 83) but, unfortunately he was not defending women, only men.
He campaigned from the Estates-General onwards for universal male suffrage,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and the rights of the sans-culottes.
Petty treason or petit treason was an offence under the common law of England in which a person killed or otherwise violated the authority of a social superior, other than the king.
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Soviets often took children and entire families under their protection and had a taboo on hurting children,[30] a high number of women and girls were raped,[31][32][a] although estimates vary from 5,000 to 200,000.
Patten said the U.N. has verified more than a hundred cases of rape or sexual assault since the war began in February, and the first cases were reported just three days after Russia launched its full-scale invasion. “Russia’s ‘most hidden crime’ in Ukraine war: Rape of women, girls, men and boys”.
Beyond Male Israeli Soldiers, Palestinian Women, Rape, and WarIsraeli State Sexual Violence against Palestinians
Nationalism and Patriarchy (Part -II)
Far-right Hindu nationalists are giving women prominence to mobilise others, but regressive patriarchal systems are embedded in their ideology
the chance to walk in a park, play a sport, or enjoy nature is being stripped away from Afghanistan’s women and girls.A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report
Nationalism always preserved this initial intimate loyalty to the government and never quite lost its function of preserving a precarious balance between nation and state on one hand, between the nationals of an atomized society on the o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