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注：这篇文章提供了了典型的反面教材。明智的，马基雅维利的知识分子，会根据自身地位与处境构筑共同体的标签，包括民族，主义。而不能看透知识分子文宣本质的，反而将他人赋予的标签视为行动前题，当然进退两难，从而可以预见的损害自身利益。将华人与左翼视为前提，才是困境的根源·。重新发明民族与阶级才是出路，跳出所谓的台湾华人左翼，而将自我认知切换为南岛民族全球化受益者，自然海阔天空。
布言
2024年2月出版的台湾《思想》杂志第49期提出了“华人左翼思辨”的话题。编者、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研究员王智明提到选题思路时，专门指出这期专题讨论“华⼈左翼的命题能否在两岸三地与华⼈社群的历史发展和变化中提炼出思想的意义与⾏动的可能”。他论述到，近年来的两岸关系演进、香港的“反修例”和中美冲突背景下，“华人左翼”的想像变得艰难，“国家作为政治⾏动与政治归属的载体，仍然对左翼⾏动发挥著引领的作⽤。因此，华⼈‘左翼’的思考就不能不考虑到华⼈政体的多元存在以及彼此之间的竞合关系。”
在这期专题中，有两篇王智明看来思路差异不大，却“在当前的政治光谱中处于对⽴的位置”的文章——分别是阳明大学⼈社院院长傅大为的《国际左翼与反战》，和中央研究院⺠族学研究所助研究员刘文与自由作家丘琦欣合写的《离散华裔左翼与中国民族主义情结》。其中，傅大为是2023年台湾争议一时的“反战声明”的倡导者之一，主张台湾应同时拒绝中美，不支持“明显会被解读为挑衅行为的军事合作”。而刘、丘则在文中得出和傅大为明显不同的结论，主张用“左独”理念批判汉人文化霸权，思考“如何制造符合台湾独特性的左翼独派论述，⽽不是复制西⽅的反美帝论述”。
在台湾脉络或者说两岸统独脉络中，这两篇文章很容易被解读为“亲中”或“反中”的对垒，或像激起汹涌舆论争议那样，在中国大陆一方高举战争威胁施压的背景下，成为台湾内部“投降绥靖”和“捍卫主权”之间的论辩。但一旦陷入这样的论争，几名作者对左翼运动、思潮的思考理解，与文中展现出的台湾/华人左翼思潮的状况与流露出的困境，就错失了得到更深化讨论的机会，那将是颇为遗憾之事。
本文试图在总结上述困境的基础上，为这方面的讨论增加一些可资著力之处。
美国、中国，谁影响谁？笔者想强调的是一个相反的逻辑顺序：是国际左翼首先得出了“美国问题更重要”的判断，才使得他们将中国视为反美资源的提供者和反美议程的实践者。
在《离散》一文中，刘、丘两位作者批判了一种在美国获得了左翼圈层认可的“离散华裔左翼”论述。在两位作者看来，由中国改革开放后诞生的、以汪晖等学者为代表的“新左派”思潮，在21世纪中国日渐展露出资本主义体系下的霸权意识后，成为了帮助中国政府将大中华民族主义合法化或正义化的工具，从而影响西方，尤其是美国左翼的论述。
这种对美国左翼或者国际左翼的“中国幻想”的批判，这些年已经很多。平心而论，美国左派是否成为中国国家宣传的工具？又或说，美国左派是否在某些方面不假思索为中国政府背书？这一情况当然存在。但和诸多中国自由派、香港社会运动人士对国际左翼的“左胶”批判类似，在谈到“国际左翼”和中国的关系时，许多讨论和批判很快就跌入了“中国中心主义”和“美国中心主义”对垒的中间失语地带。
近年来，作为华人和不同国家左翼学者/运动人士聊天时，笔者时常有这样一种体会：中东、东南亚、拉丁美洲的左翼人士，往往呈现出相当“亲中”的姿态，即他们会为中国政府的许多政策辩护。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辩护在语法上有一个曲折的二段论，那就是当聊到中国的边疆民族问题、内部的人权问题、党/政府施政的问题和未来风险时，这些国际人士往往会先认真肯定问题的存在：“这些事情我都知道”，然而又会给出一个会被讥讽为“whataboutism”的转折——“但难道你要指望美国吗？美国政府难道做得不是更差吗？”他们的此番辩护在语法上不同于中国政府。又不像很多华人期待的那样，把抨击中国的错误做法当作主要工作。
笔者想指出，这种辩护的前提转寰到一个更基本的判断：中国还是美国，才是世界资本主义问题的核心？而他们的答案是美国。关键问题在于，被批判为“亲中”的许多国际左翼论述，其根本的政治关注点并不在于中国，而在于反美。
和一些香港或台湾的左翼论述不同，笔者想强调的是一个相反的逻辑顺序：是国际左翼首先得出了“美国问题更重要”的判断，才使得他们将中国视为反美资源的提供者和反美议程的实践者，这样他们才愿意去复述一部分的中国政府宣传或中国新左派理论，而非他们那么轻易就受到了中国论述的影响。
这其中的逻辑顺序是重要的。因为其背后反映出类似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的马基雅维利式（Machiavellian）战略选择问题：什么才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如果把自己代入到许多国际左翼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政经脉络下，我们就会意识到，“第三世界”左翼的反美乃至“亲中”，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用一个或许不恰当的比方来说，当国际左翼批判台湾人对“亲美”没有反思时，台湾知识分子也会回击说：“不亲美的话，谁能够保证台湾的安全和自主呢？”类似地，对诸如非洲、中东、东南亚和东欧等地的左翼来说，考虑到美国在历史上对军人独裁、反共屠杀的支持，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在价格、贸易和人力资源上的汲取，左翼天然反美，是历史事实和政经结构所形成的必然结果。“亲中”倒未必是发自真心，很多时候也许更多是现实政治下寻求大国平衡和拓展资源的理性选择。
因而，如果把对左翼眼中现实世界的主要矛盾称为他们的“中心”的话，那么我们实际上可以认为，国际左翼往往都是“美国中心主义者”，而对中国政府持批判态度的华人左翼则是“中国中心主义者”。耐人寻味的是，正是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资本主义中心之间的关系，和中港台、海外华人社会在两个“中心”之间的特殊性，赋予了华人左翼一种格外困难和尴尬的位置：
这种位置的背景，是“华语世界”在全球资本主义中间的独特位置决定的。
2018年3月29日，美国纽约，中国爱奇艺在纳斯达克上市。摄：Spencer Platt/Getty Images
耐人寻味的是，正是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资本主义中心之间的关系，和中港台、海外华人社会在两个“中心”之间的特殊性，赋予了华人左翼一种格外困难和尴尬的位置。
二战后的国际左翼有一整套关于全球资本主义中心和边缘关系的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来论述新兴独立的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关系。这套理论以意大利学者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和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为代表。他们认为，新兴的独立民族国家如果要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基础上，模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模式实现现代化，是不可能的，这既是因为历史上核心发达国家的崛起依赖于当时全球不平等下的奴隶贸易和对殖民地资源、人力、市场的攫取，也因为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下市场、技术和资本都由核心国家垄断，新兴国家只能够依附于这一核心体系——战后便是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才能生存。他们举出亚洲四小龙的例子，指出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这四个经济体在战后从“亚非拉”第三世界崛起的经验几乎是绝无仅有，而其基础便是以美国体系下的“买办”地位发展依附性质的出口加工业。
从而，“依附理论”的学者们格外强调经济主权——他们甚至认为经济上的自主能力远远比政治上的独立主权重要，因为全球体系下经济上的对外依赖和不平等，很容易使国家成为资本帝国的玩物和牺牲品。也正因如此，“依附理论”一系的学者往往对能够维持经济自主性的威权政体抱有同情。
许多陷入债务危机，要依靠 IMF 借贷度日，从而更深陷入债务（当然，债权人列表中如今加入了中国）的全球第三世界国家经验，在海峡两岸也许是不容易想像的：台湾近年来在全球产业和贸易体系中日渐攀升靠近中心（这点将在后文展开论述）；而中国大陆则作为超级大国和新兴霸权，实现了在美国与国际金融体系面前拥有较大议价权和对抗能力的经济主权。因此，居住在两岸华语世界的大多数论述者，对“反美”议程背后的全球经验和脉络，常常是陌生的。
从而，对中国政府持有批判态度的华人左翼，现实中很难像其他国家的左翼乃至美国本土左翼那样，产生对美国帝国体系形成的压迫感或宰制感的强烈憎恶、反感。以刘、丘二人的文章为例，两人虽然提到要批判美国的帝国霸权，但这一批判也几乎只剩下抽象的概念外壳。
反过来，以反美为目标的国际左翼，也很难想像存在著“美国问题”之外的一个“中国问题”。这里说的，不仅仅是国际左翼很难想像港、台左翼所讨论的中国民族主义问题和战争风险，也在于他们很难共情中国内部提出的左翼问题——户口制度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第二代民族政策”下的强制同化和对少数民族权利的打压与人权剥夺、性别权利问题等等。他们未必不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却不认为这些问题在全球问题中是重要的——换而言之，因为中国的某种“强主权国家”属性，国际左翼无法，也不存在将“中国问题”和“美国问题”结合起来的兴趣与现实感。
受压迫矩阵，反映出“不中不美”论述的困境？笔者认为这里隐藏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何用来比照的是一系列的族群身分。
刘、丘两位学者，也在文章中提到“左独”和中国的关系，两人写道：“在一个离散华裔、香港人、西藏人，新疆人以及台湾人都受到政治压迫的时代，‘左独’的政治和离散左翼的交集，即在于提供这些运动批判汉人文化霸权的思想资源，扩张世界左翼对于‘华人左翼’的理解，以超越单一绝对的民族主义。”
笔者认为这里隐藏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何用来比照的是一系列的族群身分——“香港人、西藏人、新疆人”？为何没有提出中国女性、劳工和性少数？为何没有回族？为何没有哈萨克族、彝族或云南少数民族？为何没有东北下岗工人？是这些人不需要面对政治压迫或汉人文化霸权吗？还是说，在“左独”的视野里，中国大陆具有“左翼”可能性的，仅仅是那些可能获得主权或者高度自治的群体？
在笔者看来，将事实上拥有主权国家国民身分的台湾人放在这一列表中，表示和其他群体一样“都受到政治压迫”，一方面并不是恰当和严谨的类比，另一方面也仍然把视角集中于“大中华”（尽管是逆向的“大中华”）。如果我们要认真思考中国内部的异质性和进步力量的话，这也许并非合适的路径。仅仅是族群问题，我们就理应询问：未来“大中华”的族群平等和族群间正义的动力，是来自反帝国的民族-国家运动吗？还是来自习时代改变民族政策后对此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维护或怀旧？又或是来自于强制同化的制度下新出现的公民民族主义身分，进而导向的身分政治和平等运动？中国大陆之外的“华人左翼”论述恐怕有必要认真讨论这些细节的区别和对未来的想像，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具体的分析彰显“左翼”的成分，否则，“左”的论述恐怕缺乏足够说服力，仅仅显得是“独”的修饰定语。
冒昧归纳的话，笔者猜测两位作者试图提出的，是一种关于中国“新帝国主义”的论述。面对统独问题上的武力威胁，台湾人当然有资格从自身视角出发，认为中国是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从而在主要矛盾的分析上坚持一种“中国中心主义”。可是，尽管此处的问题意识由面对中国出发，其分析的方式却和“美国中心主义者”一样——把中国孤立拿出，作为一个特别的国度、特别的问题和特别的威胁，从而结论中的中国虽然是“反派”，但将其视为“反派”的原因不是因为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中拥有结构性的位置，而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或扩张主义非常可怕”。若结论和分析框架都是后者，那么“左”的分析就其实无足轻重了。
而这一结论虽然和傅大为式的“中国很好，不要激怒中国”截然不同，却有著类似的对中国的忽视——把中国视为安静本分的邻居或恐怖的扩张主义者，这两种论述在两岸关系之外有多少可以成立，又和全球左翼关注的资本主义下的不平等和霸权问题有怎样的联系？
尽管刘、丘两位学者多少已经提出了这一问题：“这样倾中的左翼论述的⼀⼤问题是，除了带有对于中国政府当代的权⼒运作模式与1960年代相等的误判，他们也拒绝将当代中国放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脉络下分析，⽽仅仅是将中国的运作逻辑视为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意外’。”但两人所提出的这一问题，难道只是“倾中的左翼论述”的问题吗？笔者认为“华人左翼”的困境，便是视野太容易固定在中国问题或美国问题的视点之中。
其实，在中美走向新冷战，科技竞争和全球地缘政治因此加速变化、崩解的现实中，美国统治世界和中国统治世界，目前看来都愈发不是可完整实现的选项。上世纪末，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曾经预见美国中心的世界体系崩溃后，一种更混乱、更封建的世界系统的出现。这种新的全球体系，和韦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下的民族-国家体系有何异同？在新的浮现出的体系中，作为“帝国”的美国和中国的位置是什么，非帝国的民族国家的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问题，又会和全球资本主义的存续怎样互动？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重视这种对未来的分析。甚至可以说，不光是“华人左翼”，全球左翼的困境和尴尬，也和进行中的这种变化有所关联。
世界体系变迁，台湾政经地位需更新讨论台湾所面对的明显差别是：虽然国际政治上台湾的国家地位未有定数，但在经济上却前所未有地加强了非洲后殖民国家们梦寐以求却不得的“经济主权”。
中国中心和美国中心的两种视角，都无法完整折射当今世界体系的变化。笔者想就此指出的是，从1968年全球的反抗运动开始、在苏联解体后成为某种主流的欧美左翼运动论述，如今也呈现出了失语和颓势。
笔者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无论是“左统”还是“左独”，都没有展现出足够的“左”的一面，对台湾近年来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变化，缺乏用政治经济学加以分析。无论是傅还是刘、丘，都有一部“不亲中也不亲美”的论述，但笔者感到遗憾的是，这些论述虽颇似冷战期间第三世界国家“不结盟运动”，却没有相应的政治经济分析去支撑。
反而，我们在常见的台派和台湾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论述中，能够见到更为“左翼”的政治经济分析。如台湾社会学界长期研究政商关系时提出的“台商模式”对中国大陆在政治经济上的“过度镶嵌”问题（郑志鹏、林宗弘），又如吴介民等人提出警告指台湾经济对中国“单向依赖”。这些论述中反而可以看到“依附理论”的影子，也在民进党执政时代多少得到了国家级别的产业和贸易政策的共鸣。
实际上，我们不妨将台湾和今天世界帝国的关系，对比以冷战中新兴独立的后殖民民族国家和世界市场的关系。“依附理论”大致可以理解为，在世界工业体系中，存在著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边缘国家只能依赖中心国家的技术、市场，在整个工业体系中只能获取总利润的最低的一部分，甚至还要在债务上依赖中心，无法独自实现工业化和经济主权，从而也就不可能真的拥有政治主权。这一论述所举出的经典例子，包括了加纳的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和坦桑尼亚的尼雷尔（Julius Nyerere）所实验的非洲社会主义经济的破灭——前者中止于政变，后者抵抗 IMF 失败无力回天。
台湾所面对的明显差别是：虽然国际政治上台湾的国家地位未有定数，但在经济上却前所未有地加强了非洲后殖民国家们梦寐以求却不得的“经济主权”，从1980年代至今，台湾已经明显出现了从世界体系的“半边缘”身分向中心趋进的势头。如果说2000年代的台湾代工厂占苹果公司供应链的利润、代表著台湾以外包制造为主的产业在世界上的地位的话，那么2020年代台积电在苹果供应链中的位置（占成本比重可达到超过15%）和“护国神山”的称谓，已经可以多少说明，台湾在全球经济中的议价权和重要性正在因为产业升级而拥有“质变”的潜力。这种经济和产业影响力正在成为经济主权的核心——正如印度学者在讨论台海危机时已经会强调，台海不能出现战争，是因为台湾的供应链地位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至关重要。
事实上，如果对比恩克鲁玛和尼雷尔对“国家独立”的理解，台湾相对于全球帝国的经济主权能力几乎是少有他者可比。连蔡英文也试图提出，中国大陆对台湾晶片和高科技产业的依赖已经远超台湾传统产业对中国的依赖。事到如今，台湾的经济状况和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已经使得“单向依赖”和“过度镶嵌”的理论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反而左翼这时候可以提问：大量引入外劳工人，国民的多个基本再生产环节（医疗、养老）中都存在著大量的外劳的今天，台湾在全球资本体系中的位置又是什么？会不会已经是帝国的核心部分了？左翼对这一位置的反应应该是什么？“新南向”仅仅限于一个民族主义或者“抗中”议程吗？站在左翼立场讨论一条“既不中国也不美国”的路线的话，那么这些变化背景就应该是思考的基础，而非被排除在外的不相干的干扰项目。
左翼经典论述失语，华人左翼可以提出什么？笔者相信，历史感和现实感这两种思考方式，是左翼思想能够给人启发的必不可少的要素，也和公平、正义、自由、解放这些原则相连结。
笔者倾向于认为，对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疏远，和美国学院左翼的“后冷战时代”身分有一定的关联。而华人世界的学院左翼，除了在中国大陆接受正统党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在东南亚和共产主义国际运动有关又或是台湾的“左统”与香港的“老左”外，其他都可以算是冷战后在欧美社会脉络下生长出来的左翼运动的论述的接受者和消费者。
后冷战时代左翼的鲜明底色，来自苏联作为20世纪最重要左翼实验的失败。从振奋人心的十月革命到变成“社会帝国主义”和极权国家，最终解体的苏联，自此很难被后世的左翼视为同路人或前辈，但也因此，后冷战时代的左翼蜕变为某种改良主义运动或社会改革运动。而苏联所代表的、基于政治经济学和阶级分析的左翼运动/乌托邦建设，则因为其带有的“危险”和“历史失败”的属性，而成为新一代左派所极力避免，乃至有所忌讳谈起的历史。傅大为文章中的这句判断其实颇为玩味地体现出了他所置身的左翼运动的脉络：“国际左翼的强项，不在传统学术左派的大理论建构与复杂的分析方法，而在更具现实感的时势与当代历史分析，综合各种文献与证据，能够快速与社运结合的战斗性论述。”
但社运模式在21世纪“历史终结已经终结”的状态下还能否继续扮演重要角色？我们目前没有定论，但看起来，后冷战时代社运左翼的存在危机，已经纷至沓来：在各种地缘政治危机面前，民族国家的边界在不断强化，重视国家机器的主权能力的论述在很多地方成为主流，视社会运动为“递刀子”或“削弱国家”的声音时而有之。而有核国家参与的大规模战争等新局面，已经让社会运动所能够达成的目标显得越来越渺小。
中美对峙格局的形成或许还将加速这一危机的爆发：冷战时期的毛主义中国仍然是“不美国也不苏联”的第三种号召力，而且排开许多争议，它仍然启发了从欧洲到拉丁美洲的许多左翼社会运动。但当前的中美对峙下，“不美国也不中国”的号召力是什么？它会是一种左翼思想吗？它存在著一个在中国美国之外的中心吗？
笔者相信，历史感和现实感这两种思考方式，是左翼思想能够给人启发的必不可少的要素，也和公平、正义、自由、解放这些原则相连结；而超越历史感和超越现实感则是几个世纪以来左翼思潮给人以吸引力和希望的要求：超越历史感意味著不束缚于历史的禁忌和惯性，不成为历史想像的仆人和信徒；超越现实感意味著在现实中提出可行的未来想像。
对“华人左翼”而言，如要贡献对当今世界有益的思考和变革资源的话，如上的这些方向怕是既会让人痛苦，却也难以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