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吕晓宇
志业危机
那段时间，我正好陷入个体危机。看上去，一切都在按照计划顺利进行。牛津政治学硕士毕业，拿到博士奖学金，未来三年生计不用发愁，接下来的夏天准备结婚。偏偏这个时候，我开始失眠。博士前，没体验过失眠或脱发的苦，睡眠一贯很好，挨枕即眠，原本以为多出来几个小时未尝不好，但脑子浑浑噩噩，什么也做不了。夜晚听到教堂整点报像丧钟，一下子，被折腾得心情烦躁。到系里一问，发现多数人睡眠不佳，都在经历“四分之一人生的危机”（quarter-life crisis）。也是这时候，开始痛饮咖啡，撑起研究日常。别说思想独立，连咖啡独立都没法实现，要是咖啡断货，学术就要进入大萧条了。
我清楚这场危机的根源，是对曾经作为信仰的职业学术，产生了不可逆转的怀疑。读博前，我确信走学术道路，倒不是因为路径依赖渴望象牙塔。我清楚地明白，把读书写作当生计是一项罕见的特权。这种特权，不均质地分布在地域和代际。我们上一代人没这样的选择，即便落在知识生产的位置上，也难说是个人自由意志的结果。这一代碰上好时候，加上一连串巧合机遇，才有了可选择的机会。我对这一切从头到尾地清楚，于是秉承“先拿到了再决定心意”的原则。面对还没得到又要艰难得到的东西，太容易发明 “其实那不是真心想要”的借口。
牛津政治学博士生的录取，二十四岁时正式得到，似乎能确信自己对学术的心意了。它揭开“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1]，一清二楚地展现了所谓“知识生产顶端”的图景。在被录取之前，所有的不安，都能找到一个终极出口：或许只是自己所处的小环境有问题，等到了理想环境，这一切就不同了。到了牛津，就没了这样的终极出口，你看到的，可能就是所及范围的最好。然而，青年学者朝不保夕，边缘、游离、绝望之感，不比他们研究的群体少。学术市场僧多粥少，稳定工作昙花一现，大家准备着毕业转行或接受临时合同，没人愿意在对前途无益的事上花时间。理论焦虑，方法焦虑，同行们一会儿补编程建模，一会儿补欧陆新论调。一夜之间，研究都要“跨”和 “混”——跨界，跨学科，混方法。系里教授说，十年前，牛剑或藤校毕业生没发表过论文，尚且能谋到教职，现在则不可想，身为学科期刊的主编，他每月审稿，“就像是在山峰上，拿着机关枪向涌来的论文不停扫射”。
我们正是被打成筛子的这群人。当然，至少还有冲锋的机会，连壮烈牺牲也是要争取的权利。我感到无尽的疲乏无趣，每到晚饭时间，像打卡下班的工人，急匆匆骑车回家，拿起小说来消遣，如果是文学系博士生，恐怕连这个消遣也没有了。体制化的竞争，还不是最烦心的。让我畏惧的是求知欲的与日俱减：“世界”在远去，“参与”在消失。
英国作为异域，曾经提供了活跃思想的阵地和前线。人在他乡，把自己变成他者，感知触觉变得敏锐。可过了四五年，新鲜感消失殆尽，我近乎两三年没写过论文之外的东西了。有一回，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2] 在台上谈英国传统和身份，我便在台下想，现在哪有人来英国是为了它的传统。英国的独特之处，不就在于它是“世界会所”？你要想了解地图上的任意一个国家地区，都能在这儿找到线索。毕竟英国也是收留过马克思和孙中山的地方。与其说道德包容，不如说是满不在乎的精神，管你是哪里人，只要不是来颠覆英国上层阶级的就行。
我想扩大自己研究的地域，追寻全球兴起的民粹主义。系里说，你要不然跑数据，要不然做点与中国相关的。我说，这就是对东亚学者的限制框架。对方说，那你怎么说服别人，你比中东拉美的学生更适合做他们的地区？要不然，你就去做中非或者中国与全球秩序这些“热点”。我一听到“热点”“可发表”“找教职”，头皮就阵阵发麻。系里劝我缩短田野时间，想想三年奖学金后怎么自力更生：别花时间去写社评，那是留给本科毕业的记者的；也别写政策报告，那是留给硕士肄业的分析师的。
总而言之，我原本想的那个待探索的恢宏世界正在坍塌和缩小。
我不愿做本国政治，又往人类学的方向走，已成了政治系头疼的“问题学生”，要是再说想公共参与，就明摆着不想好好读博了。政治学理应有公共性，和实践走得近，不用像人类学、社会学，想要介入，还要在前面加上“公共”两字。现实中呢，政治学和实践参与渐行渐远。面对政治学不搞政治的质疑，有学者狡猾地回答，这好比问肿瘤外科手术医生，为什么他们不是肿瘤。
把政治学家比作诊断者，与其说是机智敏锐，不如说是落荒而逃。政治科学不像医学提供治疗方案，不拥有匹配的专业权威。我更反对把面向公众的政治实践作为疾病的比喻。社会学科没办法置身事外，看热闹似的评价社会，幻想着把它治愈。社会，从根本上拒绝成为客体和对象。我们不可避免地身处其中，也就是我们声称要去研究的对象之中。客观中立，不是说独立主体之外有超然规律，对社会来说，客观性在于经久的对话，提出新的现实，要吵架，要反驳，要有摩擦的空间，客观性才能从这样的缝隙里长出来。静默里是没有真理的。
如果不置身事外，那么下一步就要决断观察和介入的边界。青年学者到了这个节点，会被甩来一本书，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含泪一饮再饮的学术鸡汤。里面说，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要在学界找到一席之地，既需要自欺欺人的狂热和必要的灵感，还要明白它和终极关怀无关。介入世界观和政治意见的斗争，最好是去“外面”，到大街和集会上，扮演领袖和先知 [3]。韦伯狠狠地给参与的冲动泼了一盆冷水。可是，韦伯早年卷入政治，加入福音派代表大会，一战前组织左翼政党，巴黎和会时是德国代表团成员，魏玛共和国时是宪法起草委员会的顾问。
我没觉得上了韦伯的当。忠于事实和科学的学者，热情解决公共问题的政客，这样的分裂情有可原。身份越多，扣上的帽子也越多。转换起来，岂能是换顶帽子般容易。要是说，这些帽子下的脑袋是一个，把人作为完整个体来把握，就要冒大的风险。一个领域的失足，另一个领域积累的名望成就也可能随之崩塌。做切割，无非是希望保全一部分自我。20 世纪 50 年代，身在大陆的法学家周鲠生托人带话给胡适，说批判胡适的运动，“对他的思想，不是对他个人”。胡适批注说，“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4]。作为学者，要是把自己行动的后果不计入思想，那思想又谈何是个人的。要是把思想和参与视作整体，任何部分不能分割，那么这些零散的部分，就要一起承担责任，还要回答，到底有没有贯穿始终的一致性。
这样的一致性，不是诞生在当时，而是之后的生产。学者的逻辑，书写的叙事，是后置回想式的。能写下来的，一定是既已过去的事件和念头。看似朝向未来的文本、研究计划或是政策预测，也要追溯文献，解释兴趣、判断的来源和依据，从过去的坟墓里发掘出给到未来的名分。总而言之，要创造出一个“连贯的叙事”，证明这不是心血来潮和空穴来风。随机不被容忍，特别要排除那些没有时间感、突然冒出、不着边际的想法。
那么困扰我的矛盾出现了。一方面，要承认行动和思想的模糊边界，把它们视作整体，一处塌了，另一处也守不住。另一方面，行动、思想的边界消失后，不存在“统一”它们的叙事，不存在对整体的“总结”。它们像是摆脱了物理规律控制的粒子。看上去的连贯一致，只是我们在事后的再加工。习惯后置式书写的人，碰上了不能理论概括也不能简化的对象，就像终极怪兽，擅长用于他者和客体的手段，到了自身都宣告无效了。
差不多是我睡不着又对学术失去耐心的时候，有了去秘鲁参与大选的机会。邀请来得意外。我之后发现，“意外”逐渐成为人生诸多遭遇的共同起点。我没怎么犹豫，接受了邀请，于是有了这本小书。
一是，我想亲眼看看，政治学讨论了那么久的拉美政治，到底是什么样子。政治学喜欢用拉美国家的例子，大部分国家独立早，19 世纪时已是主权国家，进入了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分类。20 世纪经历了跌宕起伏的政治转型：军人政府，左右意识形态轮替，总统制、议会制之争，依附理论，发展主义，中等收入陷阱，“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遍地都是样本。政治学中为数不多的让我牢记的参考书，就有阿根廷政治学家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5] 的小册子：《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那本书还有一股别样气息。它像送给当权者和反抗者的指导手册，不满足于给现实提供解释，而要以知识分子的姿态，介入当时的政治发展。70 年代，奥唐奈放弃哈佛大学教职，回到阿根廷，他的博士论文因提前发表，不能算毕业作品，多年后才从耶鲁拿到学位。书中袒露一股子热忱，没把拉美仅视作案例，没隐晦自己的立场；与此同时，清醒地拒绝把立场作为预设或沽名钓誉的手段。相比之下，当下政治学，充满把立场包裹在学术语言中的蹩脚，迫不及待地想要引起当权者注意的“现实关怀”。去往拉美，就像是回到政治学的黄金时代，看一眼激起知识爆发的土地，现在的政治情景是怎么样的。
其二，我想结果再糟，也可把拉美之行当作散心。邀我去的是本科期间的好友田麒。我们在想象力自由浮动的时候相识，毕业后没怎么见。大胆的时候，就那么几年，经过了社会一捶，大胆就容易变成圆滑或愤世嫉俗。敢想敢做是有保质期的。我们当时在大学搞社团，觉得没什么做不了，毕业后说要“曲线救国”，这一曲线，就各自歪倒在泥潭般的生活里去了。俾斯麦说，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政治在可能的边界中进行，才能成为现实。但也可以这么理解：政治要创造出可能，把不可想的变成现实。我们那阵子都进入了可能性的衰竭。田麒毕业后游走，东碰西撞，没决定去读书还是在“外面”晃着，在美国大选中做了志愿者，跟着认识的竞选团队转去拉美。我到了才知道，拉美政坛的选举雇用了美国团队做“选举外包”，同来的加州女孩，也是我们同学，会说西语，可待了没多久，就嫌弃地离开了，只剩田麒一人，由摄影师摇身一变成了社交媒体策略顾问，处理照相、修图、海报发布等一系列杂役。
我想他要急迫地抓紧机会，做最后一跳，跳过去看是不是有新的可能。我们早把回国进入政界排除在选项之外，相信新的政治可能在海外，诞生在边缘地带和脆弱环节里。可是现在尝了苦头，无法在各自的圈子直抒胸臆，连吐槽也需要同伴。如果说我们有什么一直以来的共同点，那就是对层级和建制的疏离。况且，田麒是一个好旅伴，不怎么挑，对乱七八糟的事情保持好奇、愿意尝试，我们在苏格兰高地的荒芜中，也总能玩出点花样。他说，你来了喝酒就行，当作你结婚前的最后一个假期，至于工作上公共关系的事，谁不能做？把你的头衔带来就行。
我想也是。
文本的纠缠
在德国过了圣诞，回英国吃火锅过了春节，一转眼就要出发了。
我把博士候选人的资格考准备得差不多了。这意味着，我对课题失去了兴趣，再看不下去文献。落地秘鲁首都利马前，我不清楚到了住哪儿，连田麒的电话也没有，只给他发去了抵达的航班时间。现在想来，真是什么都没准备。仅是查了天气，背了双肩包，连《孤独星球》的旅游册子，也是到了以后从田麒房间顺来的。但是出发的时候，我信心满满，收罗了秘鲁的文献，自认脑子里有了储备，去拉美研究的讲座也能说出一二。
面临学术职业的危机，却没有改变“文本至上”的习惯。了解新事物，首先寻找文本和思想权威，以此作为认识基础。把文本作为中介，是学术训练内化的习惯。直接的经验，是有待总结的碎片。在此之前，它们偏颇且可疑。文本，可以用来质疑经验。反过来，文本的推翻则需要文本，需要另一套语言和规范。即便收集丰富经验的研究，田野之后，也要“回到文本”，想方设法，把经验嵌入到理论框架之中。
文本提供解释，解释带来稳定和安全的感受。在此之中，什么都情有可原。人类学家 E. E. 埃文思-普理查德（Edward Evan Evans-Pritchard）[6] 写到非洲阿赞德人的巫术，举过一个经典例子：夏天，人们在粮仓下乘凉，白蚁侵蚀粮仓，致其倒塌，压死乘凉人。阿赞德人说这是巫术，他问，难道不是因为白蚁倒塌吗？阿赞德人说，没错，但白蚁侵蚀不能解释，为什么恰是那人乘凉时，粮仓垮了。我们称之为科学的系统，也只能解释倒塌的现象，要解释个体遭遇，就要用到“偶然”“运气”“命运”这一系列的词汇了。用铁律道理的解释，没法获得精神上的接受。我们需要解释，去填补信仰体系的“漏洞”。巫术正是对人生无法释怀之事做出回应，文本也像是学术体系的神谕。
对文本的依赖，即是对解释性和确定感的追求。身处危机之中又没法与学术决裂，恐怕也是因为来之不易的确定感。抛弃了解释生活的能力，从高地跌下，跌入认识的深渊黑洞，否定知识系统的根基，比换一个意义符号活下去更难。把每日小说消遣换成秘鲁研究后，我便在不停地积攒如此的稳定感。建立“秘鲁” 标签文件夹，归档文献，换上笔芯（那时候我还手写笔记），笔记纸一张张加进，由薄变厚，文件夹的橡皮筋越绷越紧，重新整理笔记，再次分类归档，增加彩色子标签，这些都是项目初始的兴奋。我尤其享受的是，这些积累无须顾及学术产出，读到自己满意就可停下，也可沿着任何一条线索追下去，进入小径分岔的花园，流连忘返。笔迹结构，只要我一人看懂即可，“私人求知”在量化产出的学术界，算是返祖的特例。
从文本进入一国的政治，首先是了解制度、明面儿上国家的运行，了解行政和立法两大机构，总统是怎么选出来的（见以下笔记）。
下一步是找到政治主体。选举制度的核心是政党，总统议员推举、政治活动开展、政策纲领实施都离不开政党，维系和颠覆体制的也是政党。我到这里就犯了难。固有观念里，通过对主要政党轮流执政历史的梳理，便能勾勒一国的政治发展脉络。到了秘鲁却不是如此，政权更迭像走马灯，政党政治波动剧烈，80 年代获得超过九成票数的主流政党，到了 90 年代仅有百分之七的选票。没有主线，只能回到简单的时间秩序，依照前后顺序，以上台和下台作为节点，罗列出“大事记”。（见以下年表）[7]
我要去的是前总统亚历杭德罗·托莱多的竞选团队。2016 年的选举中，他谋求再次当选。
虽说秘鲁政党时不时蒸发消失，政客却总是在“回归”的路上。几十年间，循环往复，一张张面孔隐去，流亡，过一阵子，再次浮现。线性的时间，往返跳跃的姓名，创造出复杂的时间感。政治更迭频繁，瞬息万变，剧烈波动和颠覆，让人目不暇接；但是变动的幕后，又是熟悉和陈旧的面孔，停滞绵长，似乎一成不变。
到这里，最多只说完了一半的故事。政党政治的另一端，还有作为主体的人民。秘鲁大众，是随波逐流地跟着政治更迭，还是不受其扰地在平行空间暗自生活？一旦脱离了政治精英的话题，英文文献变得稀疏，我把寻找的焦点放在本地的书写者身上。
人类学家胡里奥·科特勒（Julio Cotler）[8] 是当地久负盛名的知识分子，他打过一个流传广泛的比方，秘鲁社会像“无底三角形”（triángulo sinbase），大众碰到压迫，不会形成紧密的联盟，而是选择单独和权力阶层媾和，因此，精英统治经久不衰，民众松散无力。我看到利马的照片时，直观地感受到这样的无力。自 20 世纪 50 年代，农村移民涌入利马，付不起市内房租，在郊区沙漠修棚户区，百分之八十的贫困人口居住于此。这些兴起的贫民窟，被称作利马的“年轻镇区”（Pueblos jóvenes）[9]。棚户区快要触到富人住户的时候，一堵堵墙出现了，随地势蔓延起伏。利马是一座被墙分割的城市，还有能比这景象更不加修辞地表达阶层差距的吗？但是，在看似无望的城市景观中，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10] 发现了寄存的希望。三不管的地带中，居民把土地占为己有，建造社区，活跃地进行商业尝试。不受政府监管的非正式经济（informal economy），在棚户区野蛮生长，撑起全国近一半的就业和百分之三十的生产总值。大众不是统治阶层的附庸，相反，他们是新兴的创业阶层，开拓了另一种平行的生活秩序。
文本带来了情绪，他者的历史经验，开始左右我的情感和立场。与此同时，文本又是自洽的，面对一个现象，文本可以生出多种有效的阐释，把读者从“极端”的走向里拉出来。现实变得复杂，知识体系的漏洞出现，下判断成了困难，那唯一剩下的出路，就是继续陷入文本之中。随着文本深入，研究对象范畴扩大，造成这样的印象：眼下的对象，不过是揭示广阔社会的途径。秘鲁成为一个缩影，一个象征，代表性的案例。透过它，拉美精英政治、经济道路、意识形态风潮，目不暇接的宏大主题，有待一一解开。秘鲁被正名，赋予了特别的意义，有了继续沉迷文本的价值。
这还不是文本的终点。
沉迷文本时，忍不住的关怀是那些和个人身份有关的线索。面向世界的探险中，总有本国族群的碎影孤魂，秘鲁文本开始和个人记忆共振，人物、事件、符号，冲破空间和时间的约束，漫无目的地四处碰撞，意想不到的联系就此裸露出来（见以下笔记）。
翻到秘鲁智利的硝石战争 [11] 时，帕特里西奥·林奇（Patricio Lynch）进入我的视野。1825 年，爱尔兰地主后代林奇出生于智利。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林奇服役英国海军，后回到智利成为军队将领。1879 年，他在硝石战争中组织“林奇远征”，奔袭秘鲁大农场，被解放的农场苦力中有不少华人。他们多在中国东南沿海签约或被贩到秘鲁，1854 年秘鲁废止奴隶制后，华工取代了黑奴成为种植园的主要劳力 [12]。林奇用自己在鸦片战争中学习的中文，劝华人加入智利军队，华工代表金廷·德拉金塔纳（Quintin Quintana）带领 1500 多华人组成“火神营”，随林奇南征北战。
“林奇远征”过去七十七年后，他的远房亲戚切·格瓦拉，加入了另一场武装斗争。古巴革命前，切·格瓦拉骑摩托车环游拉美，和秘鲁医生乌戈·佩塞（Hugo Pesce）在麻风病医院共事一阵。佩塞向他介绍了秘鲁共产党创始人马里亚特吉的思想，切·格瓦拉从此走上革命之路。古巴革命成功六年后，秘鲁年轻人阿维马埃尔·古斯曼（Abimael Guzmán）[13] 在北京接受毛泽东思想的洗礼。之后，他在安第斯山中创立武装运动“光辉道路”，名称取自马里亚特吉的名言，“马列主义将打开革命的光辉道路”。古斯曼领导武装运动一度扩至利马近郊。1992 年，古斯曼被外号是“中国仔”（el chino，秘鲁习惯统称东亚面孔为华人）的总统藤森抓捕。为了保证安全，审判非公开地进行，国际媒体唯一听到的古斯曼讲话是，他在法庭上高呼：秘鲁共产党万岁！伟大的秘鲁人民！人民战争的英雄们永垂不朽！……之后，法庭上的录音就被人为切断了 [14]。
历史记忆一层层，砌砖头，码起来，和祖宅相遇，精神脐带搭成纪念之墙。砖头接连不绝，墙体朝四面伸展，交叉重叠，原本敞亮清晰的记忆，现在成了过往的迷宫，倒插在现实的地基上。陌生的他者，这样通过本文，进入观察者的头脑，从未谋面的对象，有了似曾相识的撞击。文本不再是媒介工具，不是通过它去抵达他者，而是在这里直接遭遇他者。很多时候，它成了认识的终点，以权威的口吻，揭示了业已存在的联结，甚至真正相见之后，不过是确定既有的印象。依赖文本，是因为它为有限的人生时空，提供了无限的事实样本，给广袤的生死未卜的他者，提供了亲切的隔空相遇。
落地利马时，我便是信心满满，好奇，又胸有成竹。秘鲁经过文本，已成为普遍意义的对象，有待揭示一系列政治社会的谜题。它还与我建立了民族国家历史的情感联系。我想跃入水中，让既已打开的知识感性的触角，头发一样伸展，日夜生长，散发出稠密敦实的纠缠。
经验的突袭
博士生不该对自己的头发有不切实际的信心。
到了利马，和托莱多夫妇的第一餐开始，我的文本积累就变得轻盈。我遭遇了“经验的突袭”，像是利马海浪，日夜不停地冲撞礁石，石头还在原处，但裹上了墨绿海草和灰黑牡蛎，没有一处洁净干燥。不仅是经验推翻文本，最为强烈的冲击不是两者的貌合神离，而是彻底的割裂：文本和现场，各自描述不同层面的现实。
一个人可以决定活在文本的现实里。文本化的弱肉强食、因果轮回，具有规范和行动指向，足以解释和支撑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经验的世界，指向不同的现实空间，它反规范、反对解释、不许概括。它包含无数矛盾和混乱，炖在一块，搅在一起。当我们觉得矛盾时，便在用文本秩序，尝试去理解经验。经验本身没有冲突和对抗，这些发生在我们想要去规定和理清它的时刻。
政治的经验世界出其不意地无聊。我和田麒每天最大的感受就是无聊 ——即便日程安排满，喝水时间都少，处理着接连不断的危机和意外，身体和头脑始终处在紧张亢奋的状态，我们还是觉得百无聊赖。通常无聊是因为信息的稀薄、单调和重复。这一回，面对信息的炸裂，每刻都在学习，但是感觉原地踏步，寸步难行，困在处境里，出不来。事件多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它发生时，有那么一刻惊愕，然后觉得，要不然呢，还能怎么样呢，凡事又都说得通。
我搬到总统家，没人对突然出现的不会西语的中国人，有任何疑问好奇。每日看到的竞选像真人秀，无限逼近和模拟现实，但又有哪里不对劲。真人秀中，我们猜测哪里是表演和剧情设计的，哪里是无法控制的真情流露。竞选过程，我们也这样不断猜测，哪里是真的，哪里是试探表演。计划更谈不上了，没有明晰的工作职责，没有按照步骤的蓝图，众人上去，一顿涂鸦，而后，决定图案的作者和寓意。我们从媒体上得知自己选举阵营的最新消息，还不知道真假，每天会面中，要装作心知肚明和把握十足的样子。荒谬感，在回忆中浮现，处在其中时，一切都被消化。
我们在身份间切换，有空档就去游客街区，混在嬉皮士圈子。我头一回在旅行中发现美食趣味，造出口舌之欢的避难所，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大早，下楼和团队吃早饭，继续竞选的工作。写口号，做海报，拉票活动，和政客见面谈败选后的计划，和媒体见面谈民意调查的数据，周而复始。钱不够时，去找总统，他一边同别人说话，一边掏出沓美元丢来，从来没要过凭证。我们处在“得势的边缘”：不是当地人，又莫名其妙地在权力核心（即使败选，这也毫无疑问是秘鲁的权力阶层），旁听会议没人阻拦，没有权限和准入的质问，但所有人又明白，我们不过是短暂过客，构不成权力威胁。因此我们有了游走的自由。
这样游走的介入来之不易，我们确信自己对当地政治的发展，丝毫没有作用，但多少卷入了他国内政，能做到什么程度，发表怎样的评价，没有依循的惯例。这回到了开始的问题：要如何选择参与。它由书斋困扰，转到现场决断。每时每刻，重新定义参与。这样的参与是抛入式的，一旦进入，就没剩多少选择，不能转过头去，或者停下，批判思维一会儿。
奇怪的是，明明是无关紧要、没法影响结局的决定，却给人十足紧张、不可怠慢的压迫。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参与的结果，对每个人的意义大相径庭。感到的沉重可能是落在他人头上的结局。除了暗杀，竞选已竭尽手段了。之前说参与、输掉竞争，顶多是身败名裂或社会性死亡。第三世界的参与截然不同，要冒着流亡和丧命的风险，有关生和死的问题。2016 年，巴西建筑公司奥德布雷希特（Odebrecht S. A.）行贿案曝光，横扫拉美大陆，巴西、阿根廷、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多国政要涉嫌接受巨额贿赂。秘鲁前任、现任总统无一幸免，托莱多受到指控后流亡海外，我们之后的见面，都发生在他国领土。我无法真正介入生死之局，那是属于当地人的。我是可以随时离开的一群人，离开的可能，也意味着参与的局限，异乡人可在某个时候斩断关联。但是对于当地人来说，即便明面上退出参与，也无法在精神上做出彻底的决裂，托莱多夫妇直到今日给我的问候中，仍然少不了秘鲁的近况。那留给我们这些局外人的参与可能是什么呢？
大选结束后，我和田麒在秘鲁旅游一阵，回到英国，现场算是告一段落。等到我决定把秘鲁经历整理出来，又快过了一年的时间。到了后现场，要去怎么书写曾经抵抗书写的现实？一旦书写开始，重构的叙事迫不及待地要发生，想要去寻找诸事的联系，近乎本能地，去提供条理清晰的解释，一份“系统性”的记录。我在多种文体的形式之间迟疑。直截了当的处理是熟悉的学术框架，把这变成一本关于拉美选举的通识读本。那样的话，我以文献综述开头，展开迷人的文本细节，借此给予秘鲁这个案例足够的位置和重要性，以示在此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可进入更广阔的议题。或者，它可以变成一本旅行文学，格雷厄姆·格林式的消遣小说，展现一个国人在海外政治的冒险。
但这些对于我来说都不太诚实，失去了与现场的亲近，恢复了文本的距离。我想要保持经验世界的不确定性，潦草跳跃，没有头绪，而不是提供一个连贯完整的叙事。忠实记录，可能黏着个人焦虑和危机，展示脆弱和无知。我因学术产生的困扰，也可算更为普遍的“断裂危机”：我们无序任性的生活本质，以及与之对抗的、持续要去梳理和弄清的冲动。
所以，很难讲以下的大选记录，是要表达什么明确的东西，它更像日记、随笔、情绪，尽量还原现场，穿插三年间不断和秘鲁政治重遇的片段，以第一视角的描述代替解释。我没有修改前后的文字，以统一叙述风格，个人的断裂和转变，在时间的穿插之间也更为明确。被总结的人生可能是对政治家的赞誉，却是对现场忠诚者的羞辱。
至于秘鲁之行到底有什么触动和改变，我心里也想说，通过这场“游走”，人生顿悟，自此之后困惑消退，目标路径清晰可见。但那都是剧场化的谎话。我从秘鲁回来，还是失眠，还是苦恼学术的意义，秘鲁选举的政治资本也没转化成为职业转机。一切照旧、波澜不惊。只有从现在回看，才能发现接下来的一些决定中，多少有秘鲁的影响。这是在现场不能给的，想要去追溯影响，不得不耐心地等候时间过去。但这可能是我的想法里最迷惑的一点了。是的，我警惕以回溯的方式构建连贯叙事，但想要去明白现场的余震，不得不在事后顺藤摸瓜。现场的影响是多方向的，那种“此次之后，就如何如何”的句式不成立。某一个细小的冲击，会在不经意时，突然冒出来再次袭击，每次的伏击点有所不同，带来的改变，也并非能合并在一面旗帜下。
我至今准备着秘鲁经验随时的再次冲出。
注释：
1. 无知之幕是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提出的思想实验，说的是决定社会制度前，应该确保人们是在无知的幕布后面，对自己的社会处境、身份地位和资源一概不知，如此才能保证设计的制度对每个人是公平的。
2. 罗杰·斯克鲁顿（1944—2020），英国保守主义哲学家，1982—2001 年间担任保守派杂志《索尔兹伯里评论》（The Salisbury Review）编辑。
3.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4. 沈卫威：《自由守望：胡适派文人引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第404页。
5. 吉列尔莫·奥唐奈（1936—2011），阿根廷政治学家，以研究威权政府和民主化闻名，曾在阿根廷、巴西和美国任教，担任国际政治学学会主席，代表作有《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等。
6. E. E. 埃文思-普理查德（1902—1973），英国人类学家，1946—1970 年在牛津大学任社会人类学教授，著有《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努尔人：对一个尼罗特人群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这个例子出自《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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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btree, John, ed. Fractured politics:Peruvian democracy past and present. School of Advanced Study, 2011.
Degregori, Carlos Iván, Steve J. Stern,Nancy Appelbaum, Joanna Drzewieniecki, Héctor Flores, and Eric Hershberg. How difficultit is to be god: Shining Path’s politics of war in Peru, 1980-1999. Universityof Wisconsin Press, 2012
8. 胡里奥·科特勒（1932—2019），秘鲁人类学家和政治学家，秘鲁研究学会主席，代表作为Clases, estado y nación en el Perú（Instituto deEstudios peruanos, 2005），“无底三角形”的比喻出自Cotler, Julio. “Actuales pautas de cambio en la sociedad ruraldel Perú.” Dominación y cambios en el Perú rural（1969）: 60-79。
9. 见 Lloyd, Peter.The“young towns”of Lima: Aspects of urbanization in Peru.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980. Chambers, Bill.“The barriadas of Lima: slums of hope or despair?Problems or solutions?.”Geography 90, no. 3（2005）: 200-224.Peters, Paul A., and Emily H. Skop.“Socio-spatial segregation in metropolitanLima, Peru.”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Geography（2007）: 149-171。
10. 赫尔南多·德·索托（1941—），秘鲁经学家家，自由与民主学会主席，著有 《另一条道路：一位经济学家对法学家、立法者和政府的明智忠告》（华夏出版社，2007）和《资本的秘密》（华夏出版社，2007），藤森执政时期担任经济顾问。
11. 硝石战争，又称南美太平洋战争，是 1879—1883 年间发生在秘鲁、玻利维亚和智利间的战争。冲突起源于三国对于鸟粪和硝石资源的争夺，最终智利战胜秘鲁和玻利维亚的滨海省（Litoral）。玻利维亚自此成为内陆国。
12. 1848 年到 1874 年间约有九万华工在秘鲁，工作环境恶劣，常有被掳掠和受虐待 的情况。1874 年，为了改善华工处境，李鸿章主持签订《中秘查办华工专条》和 《中秘友好通商条约》。详见StewartWatt. Chinese Bondage in Peru: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olie in Peru,1849-1874.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51. Hu-Dehart, Evelyn. “The Chineseof Peru, Cuba, and Mexico.” The Cambridge survey of world migration（1995）: 220-222. McKeown, Adam. Chinese migrant networks and cultural change: Peru, Chicago, andHawaii 1900-1936.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Young, Elliott. AlienNation: Chinese Migration in the Americas from the Coolie Era through World WarII. UNC Press Books, 2014。
13. 阿维马埃尔·古斯曼（1934—），秘鲁“光辉道路”的领导人。“光辉道路”在 1980年的大选中毁坏选票箱，同年召开的中央委员二次会议上宣告要武装斗争，达成秘鲁社会革命。
14. Peru suspends retrial of Shining Pathleader Guzman，Financial Times，5 November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