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少镭
January 24, 2024
小学生都知道，叶公是个假龙粉，代言“口是心非”两千多年。
但其实，先秦典籍里有三个叶公，除了众所周知的成语叶公，还有《论语》叶公、历史叶公。
《论语》中的叶公，作为孔子的对立面存在，衬托孔子的正确。最有名的是这一段：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第十三)
孔子到叶地去见叶公，叶公很得意地对孔子说，我们这儿有很正直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就去告发。孔子说，我们那儿的正直不是这样的，是父亲跟儿子互相为对方隐瞒，正直就在其中。
《论语》有些话还是不错的，至少这一句，今天仍不过时，“亲亲相隐”由伦理影响立法，才有现代法律中“近亲作证豁免权”的出现。
除了被孔子怼，《论语》中叶公还出现了两次：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第七）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悦），远者来。”（子路第十三）
《论语》是语录体，没按时间线编排。《史记·孔子世家》中，关于孔子见叶公，有这样的记载：
孔子自蔡如叶。叶公问政，孔子曰：“政在来远附迩。”他日，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孔子闻之，曰：“由，尔何不对曰‘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这是鲁哀公五年(前490)的事，周游列国的孔子，在卫、曹、宋、陈、蔡备受打击，离开蔡国(今安徽凤台)后，一路往西北到了楚国的叶邑(今河南叶县)。孔子听说，叶邑的邑宰子高治理有方，深得民众好评，如果自己那套治国方略能得到采纳，由叶而楚，辅佐楚王，那么，人生理想就实现了。
这位治叶的楚大夫子高，楚国王室后裔，芈姓，沈氏，名诸梁。按楚国习惯，一邑之宰称公，子高封在叶地，就被称为叶公。
小叶地来了个大公知，叶公也抓住机会向孔子请教为政之道，没想到，孔子只是很酷地撂了六个字：“政在来远附迩（近者悦，远者来）。”执政好坏的判断标准，就看你治下的百姓是否感到快乐幸福，远方的百姓是否愿意前来归化。
可是，这并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就像有人去问武术大师，功夫的秘诀是什么，大师答：“撂倒敌人。”这不废话吗？
别说叶公，孔子的学生也一头雾水。在《孔子家语·辩政》中，子贡就问孔子：
昔者齐君问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节财。”鲁君问政于夫子，子曰：“政在谕臣。”叶公问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悦近而远来。”三者之问一也，而夫子应之不同，然政在异端乎？
之前齐国国君问政于老师，您说执政关键在节约，防止铺张浪费；而鲁君问政，老师则说，为政的关键是了解手下的臣子们；后来叶公问政，老师您给出的答案却是“近悦远来”。都是问政，为什么答案不一样，难道执政还有不同风格吗？
孔子怎么回答的？
孔子曰：“各因其事也。齐君为国，奢乎台榭，淫于苑囿，五官伎乐不解于时，一旦而赐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节财。鲁君有臣三人，内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诸侯之宾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谕臣。夫荆之地广而都狭，民有离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悦近而来远。此三者所以为政殊矣。”
孔子说，我是针对不同国情，开出不同药方。齐君骄奢淫佚，喜欢搞面子工程，喜欢大撒币，我就跟他说为政关键在节财；鲁国三家大夫互相勾结，对内把国君当猴耍，对外到处树敌，我就说为政关键在于了解臣子；楚国疆域广阔，都城狭小，民众都想离开，我就说为政之关键在于近悦远来。
听起来蛮有道理，但还是那个问题，“节财”、“谕臣”，都是切实可行的，可怎么做到“近悦远来”，您得明示啊，总不能拿着唛到街头问群众“你幸不幸福”吧。
叶公之失望可想而知。过了几天，他又忍不住向孔子的学生子路打听，你老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子路一向木讷，可能也看出老师跟叶公之间气氛不是那么融洽，一时竟失语。过后孔子知道了，忙不迭埋怨子路：“你傻呀，你不会跟他说我‘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吗？”
努力学习，拼命工作，性格乐观，心态年轻，这就是孔子给自己立的人设，可惜，叶公知不道。
孔子见叶公，就这一次。《史记·孔子世家》没载最有名的关于“直”的争论。常理判断，它应该发生在叶公问政之前：孔子刚抵达叶地，叶公热情接待，孔子肯定会对叶公治叶吹捧一番，毕竟他就是听说叶公的政声才来的。得到孔子的肯定，叶公也很高兴，就对孔子说，我的政绩虽然还有上升空间，但至少，我治下的百姓会大义灭亲。没想到，孔子一点面子都不给，直接就怼上了。
三言两语，不欢而散，孔子再次自荐失败，灰溜溜离开叶地，走回头路回蔡国，接下来就是陈蔡绝粮，险象环生。可以想象，孔子师徒，对叶公粉转路，路转黑，于是，才有了黑化叶公的“好龙”故事。
现在可以见到的“叶公好龙”出处，是西汉刘向的《新序·杂事五》：
子张见鲁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礼，托仆夫而去曰：“臣闻君好士，故不远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尘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见君，七日而君不礼，君之好士也，有似叶公子高之好龙也。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夫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拖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今臣闻君好士，不远千里之外以见君，七日不礼，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诗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托而去。”
子张，孔门学霸，陈国人。这事应该发生在孔子死后，子张听说鲁哀公求贤，跋涉千里来到鲁国。没想到，哀公把他晾在一边，七天都不见他。子张无限哀怨，离走时托下人去告诉哀公，说您口口声声号称喜欢人才，却把不远千里而来的我冷落了七日，这就跟叶公好龙一样……最后我把《诗经》一句送给您：“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我永远永远都不会原谅你的。
《新序》中的这一段，不是刘向的原创，有一说法，他是抄申不害的《申子》的。但《申子》现在已佚失，不可考。而且申不害是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想不出他有什么理由讽刺是他前辈的叶公。而宋代的《太平御览·人事部·嗜好》中，则明明白白指出，这故事最早来自《庄子》：
《庄子》曰：子张见鲁哀公，哀公不礼。曰：”臣闻君好士，不远千里以见公。今见公之好士也，有似叶公子高之好龙。叶公好龙，室中雕文，画以为龙，於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於牖，拖尾於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神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也。今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也。”（《新序》同）
最后还注明“《新序》同”。但《庄子》也是被删掉了很多的，现存的《庄子》也没有这一篇。
其实，《申子》还是《庄子》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故事最早是子张讲出来的，用来讽刺鲁哀公，说他就跟叶公好龙一样“好士”，实际上却不把“士”当回事，太无礼了。
子张为什么要编这故事？
当年孔子见叶公，子张当然也跟着，叶公不给孔子机会，害得师徒们差点死在陈蔡之间，能无怨言吗？春秋战国的臭文人，本就擅长造成语的反，寓言故事张口就来，再加上叶公在叶邑兴修水利，施工图把水路画得像龙一样，据说还发明了“水龙头”，不明觉厉的百姓，说他“好龙”，这些都是现成的好素材。
那么，历史上的叶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否如一些为他翻案的人说的一样，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史记·楚世家》只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史记·伍子胥列传》倒是提了叶公几句，但最详细的记载，还得看《左传》。
楚惠王十年(前479)，楚国发生了叛乱，危急关头，叶公力挽狂澜，拯救了楚国。
叛乱发起者白公胜，楚国前太子建的儿子，也即是楚平王的孙子，原名熊胜。楚平王霸占了太子建的未婚妻，随便找个女子嫁给他，后来又被蛊惑，想杀了他，太子建只好流亡到了郑国。因为这件事，他的老师伍奢被杀，儿子伍子胥逃出生天，投奔在郑国的太子建，不料，太子建被晋国忽悠，竟想跟晋国里应外合灭了郑国，事情败露，被郑人杀了，伍子胥只好带着太子建的儿子熊胜逃到了吴国。
十几年后伍子胥率吴军攻入楚都，掘墓鞭尸，后来申包胥哭秦庭，哭来了秦兵帮忙复国。在这个过程中，年纪很小的熊胜应该没有参与，一直呆在吴国。
等到楚惠王(昭王儿子)上位，楚相子西觉得，熊胜毕竟是王孙，若不是楚平王太过分，现在楚王就是他，一直呆在异国他乡也挺惨的，就想召他回来。叶公忠告子西说，我听说熊胜长大后很狡诈，又心怀不轨，召回来会成为祸害的(《左传·哀公十六年》)。子西不听，把熊胜召回，封为大夫，让他呆在楚吴边境白邑(今河南息县东)，号白公。从此，熊胜就被称为白公胜。
如叶公所料，白公胜一直想为父报仇。太子建是郑国人杀的，他便一再向子西请求带兵讨伐郑国，等到子西终于同意了，还没出兵，晋国攻打郑国，郑国向楚国求救，楚国派子西出兵救郑，子西跟郑国结盟，逼退晋军。这下子，白公胜觉得再次受骗，怒了，暗中集结死士，准备干一票大的。
两年后，也就是楚惠王十年，吴国又一次进攻楚国，被白公胜击退，白公胜趁机申请回楚都献俘，楚惠王同意了。没想到，献俘的时候，白公胜发动突然袭击，杀了楚相子西和另一大夫子期，挟持楚惠王，准备另立楚王。
这时候，叶公出场了，听说白公胜叛乱，亲率大军，奔袭五六百里，直扑楚都。白公胜的死士全面溃败，白公胜眼看大势已去，逃到山上，上吊自杀。
叶公找不到白公胜的尸体，觉得这次平叛还欠一个完美的句号，就抓了名叫石乞的白公胜死党，逼他说出白公胜死在哪里。石乞不肯说，叶公威胁他，不说我就把你煮了。石乞也硬气，梗着脖子说，造反这种买卖，赢了就是高官厚禄，输了就死得很惨，烹就烹吧。
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因为权斗而同室操戈的事多了去，根本就没有谁对谁错之分，但像石乞这样，主子死后还这么忠心的，着实少见。历史上有一些这样的例子，因为忠诚感人，得到对手的宽宥甚至嘉奖，但叶公可是提倡大义灭亲的，最恨石乞这种为了私人忠义而顽固不化的人，真的就把石乞活活煮死了。
连从宽砍头都不肯，真的有够狠。可见，十一年前孔子对他说的“亲亲相隐”一点也影响不了他。
巧的是，就在叶公平叛前几个月，孔子在鲁国死去，他在九泉之下是否会为叶公的残忍而愤怒，不得而知，但奉行仁义之道的孔门弟子听到这样的事，会作何感想？怨恨之上，又多了层愤怒，也是常情。所以，编排他“好龙”，或者故意传播他“好龙”的谣言，都是很有可能的事。
至于“其父攘羊，而子证之”这种大义灭亲的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引发了争论。
战国后期成书，杂合百家的《吕氏春秋》，写到这个故事，剧情有了变化：
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谒之上，上执而将诛之。直躬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荆王闻之，乃不诛也。孔子闻之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一父而载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如无信。”
在这里，“直躬”是那个举报父亲者的名字。因为楚国法律很严苛，偷羊是死刑，直躬就请求替父受死，这在当时法律也是允许的。即将行刑时，直躬对监斩的说：“我举报父亲，这难道不是对国家忠诚吗？替父受死，不就是孝吗？把我这样一个忠孝两全的人杀了，这国还有谁是不能杀的？”监斩官上报楚王，楚王被感动，判他无罪。孔子听说了，却说：“奇了怪了，这么干算什么忠诚？他就是坑了爹，然后占尽各种好处，这样的忠诚，还不如不忠诚。”
在这里，孔子的价值观还是成为主流，他认为直躬举报父亲本来就是错的，后来还给自己加戏，不过是为了博取流量，这样的人算什么忠诚。
到了战国末期，法家的《韩非子》中，剧本再次被改编：
楚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举报父亲的人，被令尹杀了，理由是，这种人虽然忠君爱国，却很不孝，所以非杀不可。由此看来，忠君之臣却成了不孝之子。而鲁国有人上阵打仗，屡战屡逃，孔子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他说我家中父亲年迈，我死了就没人养他了。孔子觉得这是大孝子，便推举他做了官。由此看来，这样的孝子，却是君国之叛臣。可是，楚国令尹杀了举报父亲的人，楚国的坏人坏事就再也没人举报了；孔子奖赏逃兵，鲁国人一上阵就想投降或逃跑。可见，上层和底层的利益是如此矛盾冲突，当君主的，如果赞成这种自私自利的行为，又想求得国家繁荣富强，肯定没戏。
一句话，就是《商君书》中说的，“章善则过匿，任奸则罪诛”。表彰好人好事，民众的罪过就会被掩盖；重用奸滑之人，民众的罪过就会得到惩罚。商鞅、韩非虽然比叶公晚一百多年，其思想却一脉相承，把“大义灭亲”直接写入法律还不够，还通过改编剧本向君主支招：一定要心狠手辣，鼓励举报，鼓励大义灭亲，才能强国。
从叶公到商鞅、韩非，不难看出，这些法家所好的“龙”，其实就是弱民、愚民、辱民、贫民、疲民的“一条龙服务”。秦国接受了这一条龙服务，灭了六国，此后王朝更迭，都觉得这“一条龙”好使，所以，以法家为理论基础的秦制，能盛行两千多年。
而儒家虽落败，却擅长精神胜利法，包括但不限于，给叶公这种人编段子，让人以为，法家都这么颟顸可笑。
这就是“叶公好龙”背后故事透出的历史真相：法狠，儒滑。两千多年秦制，所谓的“外儒内法”，其实就是外滑内狠，百姓，自然也就被煎得外焦里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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