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列斐伏尔认为，资产阶级的都市化进程建构了一个新的社会空间。但都市社会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有着一个历史生成过程。都市化进程不是某种物性现实（城市建筑、机器和财富），而是一个不断吞食世界的关系性空间怪物。这种都市问题式，从本质上看，就是资本将一种特定控制世界的实践推向地平线的生产方式。都市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但它的确使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并且日益占据着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支配性地位。
关键词：列斐伏尔；《都市革命》；都市问题式；回溯-前进分析法
列斐伏尔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一生写下了近 70部论著和大量文章，他早期原创性地提出的“日常生活批判”，实现了异化批判理论从宏观政治经济关系向微观社会生活的转换，并且在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中，实现了观察历史的时间线索向空间生产逻辑的转换。在 1970年的《都市革命》（La révolu-tion urbaine）一书的开始，列斐伏尔提出了我们正在遭遇一个“完全都市化的社会”（l’urbanisation complète de la société）的观点。在他看来，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都市革命”则是有针对性的新型革命策略。对此，本文进行一些初步的理论探讨。
一、空间发展的历史轴线
可以看到，列斐伏尔在《当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一书最后提出的资产阶级社会都市化问题，很快就成为他理论逻辑中爆发出来的一次重要转折，即从日常生活批判向“都市革命”的过渡。因为，这种所谓的都市化进程，正是资产阶级现代性日常生活生成的根源。在列斐伏尔那里，经过 1968年的“红色五月风暴”洗礼之后，这种对都市化的关注愈加强烈起来。这样，他计划中的《日常生活批判》的第三卷则很自然地延迟了。其实，都市—生产关系—社会空间的主题，将突显为列斐伏尔思想中的重大断裂，一种日常生活批判—社会空间关系场境的新的关联性正在被建立起来。无形之中，列斐伏尔开始实质上地走向历史唯物主义。不过，这一切却是无意识地发生的。
列斐伏尔专门交待说，自己不用已经在《当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中批判性地证伪过的“后工业社会、技术社会、丰裕社会、休闲社会以及消费社会”（de société post-industrielle, de société technicienne,de sociétéd’abondance, de loisirs, de consommation）等概念来表征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但也并非将都市社会当作一种已经完成的“即成现实”，他认为，按照不同于演绎归纳的“传导法（transduction）［对可能存在（possi-ble）的对象的反思］ ”，都市社会更多的会是一种将要发生的“趋势、方向和潜在性”（la tendance,l’orientation, la virtualité）。这也就是说，列斐伏尔眼中的都市社会目前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和潜在因素。他还特意说明，都市社会的讨论，并不妨碍自己不久前刚刚提出的关于“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société bureaucratique de con-sommation dirigée）的批判性分析，后者是主体向度中对现代资产阶级消费意识形态的政治分析，而前者则是客观向度中这种新型消费意识形态生成的社会关系场境。这是一个重要的关联性说明。我觉得，列斐伏尔走向历史唯物主义正是从这种观察社会历史进程的客体向度中开始的。
首先是关于都市社会的历史发生线索。依照列斐伏尔的解释，这个都市化进程中的都市，“专指在工业化进程中诞生的社会，它通过工业化进程本身对农业生产的支配和吸收（dominant et r ésorbant）而建立起来”，这是一个基于物质生产条件深刻转化的正确历史定位。因为，城市（ville）并非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东西，西方自古就有希腊城邦、中世纪的城市，这里列斐伏尔所说的都市（urbaine），正是工业化进程支配传统农业生产之后生成的新型城市化关系场境。现在，
农业生产已经转变为工业生产的部门，服从于后者的命令和控制了。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成为最重要的原因和理由，并在各个领土、区域、国家和大陆上全面扩大影响。结果，传统的适于农民生活的组织形式，也就是农村（village）正发生着变化，被更大的单位吸收或征用，被融入到工业及其产品的消费中。人口的集中伴随着生产方式的集中。都市组织（tissu urbain）正在增生、扩张和侵蚀着农业生活的残余。
原先在物质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农业生产，现在已经成为正在壮大起来的工业生产的附属部门，从属于工业的控制，旧有的乡村生活开始被城市中工业产品的消费关系所渗透和改变，产业生力军和城市人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得胜利，而集中于中心城市，以生成新型的都市化组织构架。这里，出现了一种从历史发展现实出发的历史认识论观念。这当然是与前述人本主义的观念逻辑演绎相异质的。列斐伏尔说，今天的都市化（urbanisation），并非人们可见的物性城市的简单变形，而是“在那些继承了非连续的（discontinues）转变的、旧的都市形式发生爆裂（éclatent）之后，这种都市社会才孕育出来”。可以看到，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中自觉指认的“非连续性”，在这里开始成为重要的方法论构序指向。恰恰是人们“忘记或者忽略了那些把各种都市类型联结起来的诸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 ”。可以看到，这里列斐伏尔已经在强调一种客观发生的无形的社会关系场境，这是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靠近。只是他不能意识到，这当然会是对人本主义逻辑的偏离。列斐伏尔把这个无法直观的都市称之为一种关系性的织物（tissu），或者叫网络式的都市组织（Le tissuurbain）。他告诉我们，这个新型的“‘都市组织’并不仅仅是指城市中的建筑领域，而且指城市对乡村（campagne）实现统治的全部症状。在此意义上，一栋别墅、一条高速公路、一个乡村里的超级市场，都属于都市组织的一部分”。都市不是可见的城市建筑，而是一种城市对乡村的统治关系。我们可以看到的别墅、高速公路和乡村中的超市本身并不是都市，都市是资产阶级通过城市中心实现对乡村的统治的关系网络。这种织物般的网络存在是不能直观的。列斐伏尔进一步指出：
随着全球范围的这一形态（工业化与/或都市化）的一步步展开，大城市的激增带来了中间的产物：郊区、住宅区或工业区、卫星城（bourgades satellites），卫星城又和都市化的城镇（bourgs urbanis és）不大一样。小城市和中等城市成为了大都市（m étropole）的附属和半殖民地。
在都市组织布展的全球进程中，不仅是城市统治乡村，而且是中心大都会统治中小城市，中小城市的半殖民地（semicolonies）性质不是这些城市的物性建筑实存，这还是那个无形的资产阶级支配性的社会关系织物的进一步扩展。
列斐伏尔认为，对都市社会的认识，必须要上升到一种认识论（ épistémologique）的水平。从上述列斐伏尔的分析来看，这是一种正确的历史认识论的维度。这里，都市社会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有着一个历史生成过程。为此，他还讲了一个十分感性的、具体的“从 0 →100％”的空间发展轴线上的历史故事。列斐伏尔说，“这条轴线从左边的毫无都市化（“纯自然”被放逐到“自然力”之中的土地），直到右边的都市化进程完成”。在这里，纯自然（pure nature）是历史开端的 0，而都市化（urbanisation）则是未来走向的 100％。
这条轴线表示我们所指的对象，都市（都市现实），它既是空间的又是时间的：空间的，是因为这一进程在空间中展开，它改造了空间；时间的，是因为它在时间中发展，它一开始只是作为次要的方面，但后来成为实践和历史的主导。这个图示只反映了这段历史的一个方面，对时间的这种划分在某种程度上是抽象的和武断的，是为进一步的操作（周期化）创造条件，它没有绝对的特权，而是与其他划分一样，是一种平等的（相互的）必要性。
这个从“0 →100％”的历史 axe（轴线），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时间轴线，可是它思考的却是空间问题，这个从“纯自然”的零度开始的被改造了的空间，逐步成为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主导（pr édominant）方面。后面，列斐伏尔在此基础之上又给出了一个更复杂的“都市问题式”的图式。
自然存在（物理）上社会历史存在的零度空间的突破，这个已经是社会空间意义上的无，“在最初的阶段，第一批人类组织（采摘者、渔人、猎人，也许还有牧羊人）在空间上打下烙印并为之命名（marqué et nommél’espace），他们在留下痕迹的同时开拓了空间。他们指出了地名，最基本的地方单位。这是后来定居于土地上的农民不断完善和有条不紊地精确化的拓扑学和空间网（Topologie et grille d’espace） ”。请注意这里空间概念的使用，新的“打上烙印并为之命名”的非零度空间，是随着早期人类的实践活动生成的不同于物理空间的拓扑学意义上的社会空间网络。
中世纪的城镇都是伴随着或跟随着农村出现的，耕地、农村以及农村文化慢慢“分泌出城市的现实”，这个新的现实不是指不同于土地和农舍的城市建筑，而是指一种新型的政治支配关系。
占领着该都市中心的通常是精明能干的征服者，他们逐渐变成保护者、开拓者和统治者，也就是一个国家或其雏形的管理者和奠基者。政治城市（ville poli-tique）紧紧地伴随着或跟随着有组织的社会生活、农业以及农村的建立而来。
政治城市（ville politique）不是具体的物性建筑载体，而是城镇政治（神学）中心建立的无形的“构序、布展和权力”（ordre et ordonnance,pouvoir）关系。在中世纪的欧洲，一个城镇的建筑格局通常会是围绕着教堂和广场建立起来的街道和建筑物延伸，它既象征了神性权力中心——一切为了上帝，这也发挥着实际的日常生活控制功能。
列斐伏尔指出，中世纪的“政治城市通常开放、保护和管理一片广阔的区域。它指导着大规模农业工程的建设：排水、灌溉、筑堤、开垦，等等。它统治着一定数量的农村。土地所有权成为君主的至高权力，象征着秩序和效力”。可以看到，列斐伏尔所指认的政治城市，并不是那些城市建筑的物性实在，而是神学与封建宗法制度的统治权力关系，这种统治既表现为对农业生产的直接管理，也维系着土地上凝固不变的封建等级制度。
二、从政治城市到商业城市和工业城市
在封建式的政治城市发展中，也逐步开始出现了异质于土地上农活的“手工业和交换”（artisanat et des échanges），然而，“交换和贸易的场所一开始就打上了异托邦（h étérotopie）的烙印”，常常被排挤到城镇的边缘。这里列斐伏尔所使用的异托邦（h étérotopie）概念，显然不同于福柯。后面，他会专门讨论。列斐伏尔说，“市场和商品（人与物）的整合过程一直持续了数百年”，逐步地，正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带来财富和流动的市场，取代政治城市中的神学—政治集会（教堂和广场）成为社会空间的中心。不难看出，这里列斐伏尔对资产阶级商品—市场经济的历史发生的描述，已经完全没有了那种人学的逻辑演绎，而真的是从社会历史的现实出发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向度。《都市革命》的整本书，几乎是历史唯物主义逐渐占上风的理论构序进程。这是我们需要认真关注的思想方式改变。在列斐伏尔看来：
在这场反对领主、所有者以及其统治者的（阶级）斗争中，它充满生命力地在西方创造了其整个历史本身，市场成为了中心之地。它接替和取代了集会（古希腊广场、古罗马广场）地位。市场周边的地方变得越来越重要，它汇聚了教堂和市政厅（由商业寡头势力所控制）以及象征着自由的钟塔或钟楼。建筑遵循和阐释了这座城市新的理念。都市空间成为物和人汇集的地方，成为交换的场所。
正是资产阶级领导了这场反对封建统治者的斗争，在这种新的历史进程中，列斐伏尔看到了经济的商品交换市场对原有政治关系中心的历史性替代，物性的建筑体现了资产阶级新的都市化理念：一切为了交换。这是从神性向商品经济的过渡，也是从政治城市中慢慢分化出现的商业城市（ville marchande）。依列斐伏尔的判断，大概在 14世纪的西欧，“商业交换成为一种都市的功能，它以一种形式（或多种形态：建筑的和/或都市的）出现，这就给予了都市空间一种新的结构（structure） ”，也是在这时，资产阶级的商品拜物教（f étichisme de la marchandise）“随着商品的统治、逻辑、意识形态、语言以及它的世界而出现”。可以看到，列斐伏尔在讨论商业城市的发生时，并没有着眼于具体的城市规模和建设，而是聚焦于这种新型城镇的关系性场境存在，他集中用功能形态和结构来说明这种特定社会关系存在的建筑术（architecture）的出现。列斐伏尔故弄玄虚地说，“在西欧，某个时刻发生了一件鲜为人知却影响深远的‘大事件’”，这个大事件（ énorme）的本质，是一种历史性的关系颠倒，“在某个时刻，这些关系颠倒了，情况变得完全相反。应当在我们的轴线上记下这种反转，这种异位空间颠倒的时刻”。列斐伏尔认为，“这种意义的颠倒离不开商品贸易以及市场的存在。只有使用嫁接在政治城市之上并发挥自身优势的商业城市，才能对此作出解释”。原来在乡村这一汪洋大海中的孤岛一般的城镇，“不再表现为与农村或乡村的本质相对立的矛盾、怪物、地狱或天堂”，反过来，现在相对于商业城市生成的都市现实来说，乡村“不过是城市的‘环境’、范围、边界”。同时，商业城市操控非神性的世俗文字，通过特有的写作方式 ——可操作性的地图（plan），建立了一个新的城市形象（l’image de la ville）。这是后来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空间再现”的概念的原型。
后来，出现了从商业城市向工业城市的过渡。列斐伏尔说，“紧随其后的是工业资本以及工业城市（ville industrielle）的出现 ”，工业城市的本质是非城市（non-ville），甚至是反城市（anti-ville），这是一个十分难进入的全新构境。在列斐伏尔的独特构序逻辑中，工业的存在恰恰出现在“都市现实不在场或断裂的地方”（absence ou rupture de la réalitéurbaine）。列斐伏尔说：
……工业起先是建立在能量资源（煤、水）、原始材料资源（金属、纺织）以及劳动力资源附近的。当工业走进城市的时候，它为了寻找资本和资本家、市场以及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工业可随处可建，但它早晚要进入已有的城市，或者建立新的城市，一旦有新的利益出现，它也准备好随时离开。
与基于不动产大地的政治城市和商业城市不同，工业本身不是不动产的城市，它并不是固守于原先实在城墙之内，也不是一个城市建筑群落，它是一个流动的社会实践，是创造不同于自然财富的动产 ——社会财富的运动。它往往以“非城市和反城市（anti-ville）征服了城市，渗透到城市之中并使之爆裂，因此使它无限地展开而走向社会的都市化，形成一个能够囊括所有前工业的城市剩余物的都市组织”。工业实践之流走进城市，爆裂原有城市物性的凝固状态，使其处于功能性的关系场境之中。“不断扩张和爆裂的都市现实，在这场运动中失去了它携带的从前时代的特征：组织的总体性、附属、令人振奋的想象以及被伟大的荣耀所掌握和支配的空间。”工业生产抽掉了整个封建专制的存在基础，这就是依存于土地的人对人的依附关系，这使得几个世纪以来支配农业生产和乡村生活的“伟大的荣耀”的神性空间第一次破碎了。列斐伏尔在这里直接借用了物理学的内爆-外爆（implosion-explosion）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工业城市是一个城市，不如说它是一个动态的集合城市（conurbation）。应该说，列斐伏尔这里的讨论，在总体上是正确的。可这里有一个可以讨论的细节，即工业生产作为资产阶级商品交换关系的前提问题。因为，之所以商业城市可以发展起来，现实基础是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已经突破了封建性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的特征，超出直接需要的剩余产品才会走向交换，而此处列斐伏尔所指认的工业资本和工业城市，精准地说，应该是工业革命之后的机器化大生产。这是我们需要注意辨识的地方。
三、资产阶级的都市问题式
更重要的是，与工业生产同体发生的都市化关系中，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经济关系同时布展起来：
这时候，内爆—外爆已经显示出它们的影响。工业生产的增长与商业贸易齐头并进。它从物物交换一直发展到世界市场，从两个人之间的简单交换发展到商品、作品、思想以及人类本身的交换。买与卖、商品与市场、货币与资本之间似乎被扫清了障碍。在这种扩大化的时期，这一进程的影响——也就是都市现实——既是原因，也是目的。
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因为在列斐伏尔这里，资产阶级的都市化进程有两个关键性的支撑点：一是不同于农业生产的工业生产过程，二是工业生产之上发生的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经济关系。相比之下，后者创造的金钱买卖关系和世界市场，生成着这一都市化的原因和目的。在列斐伏尔看来，工业城市预示了都市化全新批判的区域（zone critique），或者一个新的社会空间。这种批判区域（zone critique）不是某种物性现实（城市建筑、机器和财富），而是一个不断吞食世界的关系性空间怪物。列斐伏尔说，这就是都市问题式（problématique urbaine），本质上看，这就是资本将一种特定控制世界的实践推向地平线的生产方式。此处，列斐伏尔使用了阿尔都塞取自马雅克·马丁的问题式概念。他后来曾经解释说，“从哲学的意义上来理解，‘问题式’这个词意味着相互之间有联系的有关问题的总体”。当然，列斐伏尔的都市问题式已经不再是马丁和阿尔都塞的理论生产方式，而是一种客观的新型社会空间生产方式。列斐伏尔分析说：
都市现实能否把自己看作是位于经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之上的一种“上层建筑”？看作是经济增长和生产力的简单结果？与生产相比只是微不足道的、边缘的现实？不！都市现实改变了生产关系，但并不足以改造整个生产关系。它像科学一样成为生产力。空间和空间政治“表现”了社会关系，但也反过来影响了它们。如果都市现实能够自我显现和自我证明它的支配地位，那么它只能通过都市总问题式。
上面这段话是列斐伏尔对自己发现的都市问题式的说明。他认为，这种作为新型的空间和空间政治（espace et la politique de l’espace）在场的都市问题式，不是原来那个历史唯物主义构架中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这种逃逸出传统社会结构的都市化本身，像科学一样，已经成为重要的生产力（force productive），虽然都市化并没有根本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但它的确使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并且，其日益占据着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支配性地位。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断言。这一点，经过《资本主义的幸存》，可以直达后来的《空间的生产》。
列斐伏尔说，可以再“画一条轴线，指出一个有方向的时间”，零度是从自然存在开始的那个起点，都市问题式则是一百度（100%）。然后，再来看都市问题式的历史发生学整体：
都市问题式（La r évolution urbaine）
从上面这张标有“时空轴”的图示可以得知，都市问题式是一个从历史走来并通过工业和资本主义的逻辑将全部世界吞食的实践。依列斐伏尔的说明，这是“把都市问题式放到整体过程中去解决。画一条轴线，指出一个有方向的时间，通过思想来跨越批判空间而达到彼岸”。具体看，前述图中的零点中那个纯自然（pure nature）的起点被省略了，不过，整个走向都市化的核心并没有变，即“从土地到都市的翻转”（basculement de l’agraire vers l’ urbain），实质上，这是马克思所指认的封建宗法关系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转换，只是列斐伏尔刻意从社会空间的视角，捕捉了一种从自然性地缘乡村到中世纪神性—政治城市，再通过商业城市和工业城市的内爆和外爆，最终走向都市关系网络空间的发展线索。他还专门告诉我们，“都市社会的开端和都市化的形态”都取决于工业化时期的社会的特征 ——新资本主义（n éo-capitaliste）的“经济的或高科技的飞速发展”。这当然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此，埃尔登认为，“尽管列斐伏尔建立了一个从 0到 100的百分比数轴，但这并不是一种狭隘的线性的城市历史的进步过程”，这是对的。可是他又说，这个图示“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代是如何从城镇走向中世纪，然后又从中世纪走向商业城市以及工业城市是如何从商业城市中诞生的”。这还是将列斐伏尔的逻辑图示当成了城市发展的历史描述，而列斐伏尔的用意恰恰是指都市化问题式的复杂历史发生。都市组织不是真的建立一个物性的巨型城市来替代工业城市，它不是城市科学所能面对的认知对象，而是“一种正在进行的社会实践，以及正在形成中的都市实践（pratique urbaine） ”，也因为它是一种非直观的社会空间关系场境，所以它只有在科学的抽象（l’abstraction scientifique）中才能被把握。他还精细地指认说，都市问题式并不是一种已经完成了的东西，目前还是“一种正在进行的社会实践，以及正在形成的都市实践，不管要面对怎样的困难。这种实践在目前是隐蔽的、分散的，它在今天只拥有着现实的一些碎片和一门未来的科学”。这个“未来的科学”（science futures），应该就是列斐伏尔不久后集成的关于社会空间生产的理论。
列斐伏尔指出，他所发明的社会空间构境中的时空轴（l’axe spatio-temporel），可以透视“自然与逻各斯（理性） ”[a nature (la physis) et le logos (la raison)]、城市与乡村（la ville et la campagne）关系的历史性转变。他告诉我们，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理性与自然的关系就发生了改变，特别是在 18世纪末、19世纪初，还出现了“大写的自然拜物教”（le f étichisme de la Nature），当然，这里作为物神的Nature（大写的自然），已经是城市空间中“表现为石头和金属的第二自然，建立在最初的，也就是由土、空气、水和火构成的原始自然之上”。显然，这是对黑格尔“第二自然”概念的挪用。在黑格尔那里，“第二自然”特设性地表征了人所创造的东西反过来成为外部的必然性，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与自然界盲目运动相类似的现象。而在列斐伏尔这里，大写的自然成了城市中的人造自然，他说，“没有园林或公园，没有对自然的模仿，没有迷宫，没有对海洋或森林的再现，没有被痛苦地折磨成奇怪的人形和非人形的树，就没有城市，没有都市空间”。
四、都市问题式的关系场境存在
列斐伏尔特意交待说，他这里的讨论与分析，“从表面上看，我好像在描述和分析城市的起源及其变化与转型这个对象。但是，我的初衷与一个潜在的对象有关，我通常用一个时空轴来描述它”。我认为，列斐伏尔在这里的说明是十分关键的。一是因为，他不是在“城市科学”的层次上讨论作为客体存在的城市，而是从哲学上捕捉一个人们长期以来都忽略的社会关系场境层面上的时空轴。这个时空轴也就是后来的社会空间。显然，列斐伏尔已经意识到自己思想中的重要转变。二是上述关注的都市问题式并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时空轴结果，而是正在发生的历史走向。这是一个虚拟的理论高点，它就像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中所说的解剖猴体的人体。列斐伏尔说：
……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使我们能够理解最明晰易懂的社会，即古代社会和中世纪社会。而不是相反。随着时间和历史性的到来，我们的意识便能理解两种相对立的运动：回溯（régressif）（从潜在到现实，从现实到过去）与前进（pro-gressif）（从过时的和已完成的到预期所能达到那种完成状态，即预示着并形成新事物的运动）。
这就是列斐伏尔那个著名的“回溯—前进”法的发生地。可以看到，列斐伏尔的思考是从马克思《大纲》中那个历史认识论构境中“人体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开始的。关于这个“回溯—前进”法的原创性问题，列斐伏尔在后来的《空间的生产》一书中给予了具体的回应。马克思的“人体是猴体解剖的钥匙”一说，成了列斐伏尔“回溯”逻辑的一部分，即从现实到过去（de l’actuel au pass é），回溯的另一部分是从潜在到现实（du virtuel àl’actuel），他增加了相反的“前进”逻辑进向，即走向新事物的运动。这样，分析历史的方法表征了两种相反的逻辑构序运动：回溯法是发现一种在旧事物中潜在的否定性转化为现实的过程，同时，再从这种现实反向说明历史性的基础；前进法则是从一个完成了的事物重新走向自身被否定和变革的新事物发生的路向，这是历史辩证法中的否定之否定。
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列斐伏尔在这里已经开始明确地使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性概念 ——生产方式（mode de production），以及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剩余价值（plus-value）概念。当然，这是一种有保留的批判性使用。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指认列斐伏尔后来在《空间的生产》中建构了他自己的晚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向，即在 1968年“红色五月风暴”之后，仍然坚持从生产方式透视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第一，他认为，依生产方式来划分历史形态的不同质性是对的，但是，过去人们在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概念时，主要是从异质性的生产方式线性发展时间的线索去思考的，其中忽略的方面，恰恰是生产方式空间方面的不同点，
……每种生产方式已经“生产出”（不是任何普通意义上的事物，而是指一种享有特权的作品）一种类型的城市（type de ville），这种城市使最抽象的社会关系——法律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 ——成为感性的（sensibles），以一种在外界环境上直接清晰可见的方式“表达”其生产方式。时间的这种不连续性不能过于突出，以至于使连续性变得不可理解。在城市中也存在一种相对连续的积累过程：知识、技术、物、人、财富、货币和资本的积累。
在列斐伏尔看来，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对生产方式本质的认识，集中在每一种生产方式中包含的最抽象的社会关系（rapports sociaux les plus abstraits）上，这些非直观的社会关系恰恰是在不同时期的城市空间生成的感性的社会生活关系空间。他这里的表述中有不精确的地方，一是远古原始部族的游牧生活中一定是没有定居的城市生活的，二是知识、技术和资本的积累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现代城市中的事情。
第二，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在自己的经济学研究中科学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剩余价值的赋型和它的实现与分配”（la formation de la plus-value, sa r éalisa-tion, sa répartition）。这里列斐伏尔使用的“剩余价值的赋型”（la formation de la plusvalue）中，赋型（formation）一词是精准的，在马克思那里，剩余价值不是一个在流通领域中贱买贵卖的现成物，而是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赋型价值的无偿占有。但是，马克思应该没有关注商业城市、工业城市和都市化实践在剩余价值生产赋型、实现和分配中的重要作用。在列斐伏尔看来，
建立于城市之中的商业和银行系统一直是剩余价值实现的一种组织机构。在财富分配方面，那些控制城市的力量也试图保留绝大部分的这种剩余价值（比它们投资获得的平均利润要多）。对剩余价值的赋型、实现和分配这三方面而言，都市中心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这表现为都市中心性的一个方面。都市中心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然而它的这种根本性还没有得到认识（未被察觉到）。这与认为过去的城市和当代的都市中心仅仅是上层建筑，而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无关的认识相矛盾。
列斐伏尔还是在强调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城市化和都市化实践在剩余价值生产赋型、市场实现和分配中的重要地位。这恐怕确实是马克思当时没有直接关注的方面。然而，“都市中心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这一理论断言，只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产物，而且，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还谈不到什么“城市和当代的都市中心仅仅是上层建筑而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无关的认识”。（注释从略）